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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村建设试验在兰考

何慧丽

【内容提要】 本文对兰考的新乡村建设进行了总结,认为其着眼点在于以县域为试点范围,组建以村庄层面为单元的合作组织,以逐渐改善村庄治理、提高农民福利;着力点在于进行纵横资源整合,以“外发”力量的介入促进合作的“内生”力量的发育和壮大。具体而言,新乡村建设是农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全方位的建设;需借助既有的宗教、亲族、体制等村庄资源,以旧合作促生新合作;突破口在于文艺队和老人协会;统购统销和资金互助则是经济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广的事项。

  我于2003年8月始,借着中国农业大学与开封市“校市共建”的机会,来到兰考挂职副县长。因为主要负责农业,而农业又与农村、农民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号称“三农”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在人多资源少的条件制约下,由于追求工业化、城市化而造成的城乡差距拉大、农民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乡村日趋凋敝的问题。

  基于此,我希望通过外部资源的激发和带动,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渐进地改善村庄治理,探索出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内源性机制;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小康的可行性之路。换言之,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分散性小农组织起来,不但能以规模化的方式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大市场,使农民在可以互助合作的领域进行增收或节支;而且可以使被市场经济所消蚀的村庄重新增强凝聚力,使广大村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活出一种精神,活出人的自信和尊严,这是缓解“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在兰考进行新乡村建设的目标所在。

一、概 况

  在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的理论指导下,借鉴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经验,以及当前新乡村建设的既有资源,在知识分子、大学生、所选村子的村民、以及一些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的探索,我们在兰考县六个乡的六个村庄组建了五支农民文艺队、四个合作社、两个老人协会。分别是:城关乡陈寨村合作社、文艺队;架子乡贺村合作社、文艺队;阎楼乡大李西村老人协会;三义寨乡南马庄合作社、文艺队;仪封乡胡寨村合作社、文艺队、老人协会;许河乡蔡姜楼村文艺队。任何农民组织的成立过程都是极其艰难的,但这一正在进行的新乡村建设实践已经初有成效。

  陈寨村文艺队是一支由该村20余名妇女组成的以打腰鼓为主,兼有健美操、戏曲、快板、舞蹈等节目的高水平的文艺组织,该组织能一口气演出1个多小时不重复的节目。自从村里组建了文艺队,部分妇女们培养了健康的生活方式,身体得到了锻炼,精神得到了愉悦,也对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农村平民文化氛围的营造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2004年该文艺队在城、乡共演出30余场,闻名全县,并于2005年1月31日下午做为惟一一支农民的演出队伍登上了兰考县春节联欢会的舞台。陈寨村文艺队还于2005年7月15日和7月16日到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演出,被誉为是近三十年来少有的一场源于生活实践的人民文艺演出。文艺队培养了村民的自信心和合作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于2004年4月在该村成立了以文艺队队员为主体的陈寨村经济发展协会,并于2004年10月中旬请了美国、荷兰专家、开封市委党校的教师、新乡村建设的志愿者、兰考县的兄弟合作社社长等同志们为他们做了培训,将协会改造为合作社,选举出了合作社理事、监事领导班子。该合作社现有社员32名,资金互助金近2万元。该合作社下设蔬菜果林业小组、养猪业小组、资金互助中心,其中,养猪业小组已集股建成一个猪饲料销售点,成为郑州富象饲料厂的兰考销售点。

  大李西村老人协会正式成立于2004年7月2日,是在县妇联、乡政府的支持下,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参与下成立的。成立之前我通过为他们发放大学生捐献的衣物等方式多次开了动员会和通气会。老人协会作为一个真正属于老年人、服务于老年人的民间组织,目的是使村里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维护老年人的生存权、享受权和发展权。老人协会所干的事项主要是协助村委、村支部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致有六项: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给老年人提供一个相互关心、交流的机会和场所;定期开展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如看戏、唱戏(歌)、跳舞等;节假日为老人进行文艺表演并发放慰问礼品,弘扬尊老的传统美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性事务,如对村里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每天排班清扫村里道路;尽可能地开发一些能赢利的福利性事业(如手工艺品等),造福、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等等。现在,在赵凤兰、周正礼等协会领导的得力带领下,一切运作都非常喜人。大学生等志愿者在北京为他们卖十二生肖等手工艺品的资金达五千余元。现在老人协会的会员达150名。赵凤兰大娘也因其事迹突出而被推荐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老人们都认为,老人协会让他们找到了靠山,找到了娘家,让他们身朗气顺,能多活几年。

  贺村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9月1日。在成立之前,河南大学乡建志愿者已经多次在贺村进行支农支教,成立信息咨询中心,并物色到了有奉献精神的经济能人王德显。王德显在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农民合作发展经济的经验之后,就着手筹备该村的合作社成立工作,细致深入地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8月27日始,我们聚集了来自北京的专家教授、山东省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河南大学“三农”社团的大学生志愿者、兰考县本地农民精英,举办了四天融开发本村的经济、文化、社会性潜力为一体的“贺村发展合作社培训交流会议”,成立了有50户贺村村民参与的“贺村合作社”,海选出了理事会和监事会等领导机构。自合作社成立一年来,下设信息咨询中心和图书室、资金互助小组、种植业小组、养殖业小组;贺村合作社干了很多事,诸如无偿修好村中三公里左右的路面;为社员们统一翻地、种麦、购销化肥等农资。另外,伴随着合作社发展的,是村里成立了一支由40余名妇女形成的文艺队,文艺队已编唱了很多源于生活现实的文艺作品。现在,该社已经扩大到88户的规模,资金互助底金达到7万余元,运作半年来,已有效解决了20余户农民的资金紧缺问题。

  南马庄于2004年9月16日成立了由75户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在贺村举办合作社培训交流会议时,南马庄支书曾选四名村民去贺村参加培训。在南马庄合作社成立后,我们于国庆节期间让河南大学乡建志愿者组队去给村民深入宣传合作社的有关知识。随后合作社在统一购买猪仔、赊购麦种为部分社员带来实惠。2004年12月10日——14日,在兰考县扶贫办的资助下,我们请了中国银监会吉林四平分会的姜柏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开封市委党校的李永成,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学生、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兰考兄弟合作社骨干,在南马庄进行了合作社文化知识培训和核心项目——资金互助的培训。期间,合作社社员入股2万余元,再加上温铁军教授等的入股资金,共集3万余元,现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已有效解决了24户社员的资金紧缺问题。南马庄合作社也因正在搞“无公害大米种植”项目已被农业部指定为“农业部农民合作组织试点”。成立了合作社之后,南马庄也成立了技术水平较高的腰鼓队和秧歌队,作为弘扬合作社文化的主力军。南马庄合作社有望在资金互助、无公害水稻的种植、食用菌种植、文化建设方面做出可观成绩。

  蔡姜楼村是挨着山东曹县、河南商丘市的一个“三不管”的村子,全村500多口人平时就剩下不到100口人,全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其他的人都在外面当老板或者打工。村两委工作瘫痪。人心涣散,村里的路、水利设施都年久失修,宗教兴盛。我们希望能在这样的村子建立一支文艺队,既让妇女老人们生活得愉快些,也让在外打工的人对家里的事安心,同时还可以凝聚人心,让村庄有些生气、健康向上之气。在该村建立文艺队的方式是群众运动法。先是我与我的两个学生在2004年住到该村调研挑选了3个合适的带头人;一个月后让这3个人去南马庄村看村民演出;然后让大李西村的文艺队直接进村进行表演带宣传发动了40余名村民报名参与,大李西村的文艺队连着教了七天,并帮他们买好了鼓、衣服等用品。后来利用合作社培训的机会让他们去演出实践;在差不多的基础上再提高队员的表演水平。社会效果显著。

  胡寨村是挨着民权县的一个边村,贫穷落后,土壤沙化严重。该村经济能人王继伟,早在2000年就自发地带着几十户人一起搞统一品种的农业、蔬菜种植,具有一定的组织农民的经验。在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的基础上,在兰考其他兄弟合作社的协助下,胡寨村合作社于2005年1月26日正式选举出理事、监事,并开了成立大会。现在,在南马庄文艺队的带动下,在志愿者衡老师的指导下,在村两委的支持和合作社干部的发动、组织下,村里已成立了文艺队、老人协会。合作社的骨干力量也多次外出去河北、吉林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合作社的经验,现在也正开展一系列蔬菜瓜果种植、生猪养殖项目。

二、着眼点

  兰考新乡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通盘筹划的问题,也就是着眼点在哪儿的问题。着眼点在于:以县域为试点范围进行合理挑选,形成以村庄层面为统筹单元的合作组织,以此为载体逐渐改善村庄治理,提高农民生活福利。

  兰考县地处河南省东北部,北依黄河,东邻京九铁路中心城市商丘,北连山东菏泽地区,西通开封、郑州。现辖16个乡(镇),428个行政村,74.2万人口,总面积1094平方公里。兰考县至今仍然是要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打工收入占一半以上。县是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的一个完备的社会生态系统,兰考这样的中西部农业大县的乡村建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我作为兰考县协管“三农”事务的副县长,要搞乡村建设的综合性试点,需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种种机会在全县范围里物色有一定乡建基础的村子,如有参与乡建的愿望,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条件的村两委成员,村积极分子,等等;二是这些村子最好在地理区位、村庄性质、村民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有所区别。这样,就可以在联系、比较之中推进乡建的工作。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六个村子进入我们的视野——

  城关乡陈寨村人口1000余人,土地900余亩,位居县城近郊,一条省道将其分为两半。该村从事小商小贩的农民很多,养殖业也颇具规模,人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阎楼乡大李西村位于兰考县城的东北25公里处,人口约1634人,耕地约1500亩,因有86家加工板材的而成为兰考县的4个小康村之一,但是内部差距较大,除了大约有10%的户年人纯收入在万元以上之外,普通人家处于兰考县农村的中等水平。架子乡贺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人口2800余人,土地3450亩,位于兰考通向山东曹县的大路一边,西至兰考县城21公里,交通便利,但因为土地沙化严重,水利不畅,村里除了少数在路旁做生意较为富裕之外,大部分村民都较为贫穷,人均收入在1500元左右。三义寨乡南马庄位于兰考县西部,人口近3000人,农田3000余亩,与开封县毗邻,离兰考县10公里左右,北邻310国道,交通方便,因处于黄河的三义寨提水大坝附近,可以灌溉农田,盛产水稻,人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仪封乡胡寨村是位于兰考县东南部与商丘市民权县交界处的偏僻小村;许河乡蔡姜楼村是位于兰考县东部与山东省曹县几近接壤的偏僻小村。

  总之,从这六个村子的地理分布看,有挨近县城的,也有边远的村庄(处于县与县、市与市、省与省交界处),有离县城较远的普通村庄,也有离县城很远的村庄。从实际的资源条件、状况看,有生意机会较多的村庄(陈寨),有结构尚未调整好的传统农业区(贺村、胡寨),有优质水稻等资源优势的村庄(南马庄),有泡桐树资源丰富成为农村经济中心的加工业发达的村庄(大李西村),有青壮劳力均外出打工或当老板的近乎空壳的村庄(蔡姜楼),等等。

  这些村子是怎么被选出来的?老实地说,是在行动中事实关联的结果,不是通过严格的抽样方法选定的。因为我有个想做事的目的,所以,这些村庄都是这样进入我的视野范围的:陈寨村是2003年8月《开封日报》刊登了记者对我想在兰考搞小康村试验的采访后,当时在陈寨村驻村工作的开封市财政局许可同志与陈寨村村支书郭宪启一再要求我把陈寨村做为试点;大李西村是县政协副主席秦君芝应我想找一支乡村文艺队的要求推荐的;贺村是河南大学三农学子2003年国庆节来兰考支农调研时架子乡党委书记张祖金安排的;南马庄、胡寨是县农业局能源办主任张栋合引荐的,当时我说要在村里搞协会或合作社的试验,张主任发现南马庄的支书张砚斌年轻有为想干事,胡寨的王继伟自己在村里搞种植协会已有多年的经验,认为这两人也许可以成为力量;蔡姜楼村的选择,是因为该村的在京企业家蔡普选捐了一万元钱给我,当然首先要在他的村子里做事才对。

  新乡村建设的基本单元——村庄有了之后,那么,在村庄里做什么呢?我将之归结为:形成以村庄层面为统筹单元的一些合作组织,以此为载体逐渐改善村庄治理,提高农民生活福利。

  因为以村庄层面为合作的统筹单元,目的不只在于让一部分农民通过合作的生产、流通、分配方式富裕起来,而在于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村庄是农民祖辈生存繁衍的基本单元,是农民从事生活、生产的基本单元。让农民合作起来,我们要的不是强强联合的那一群人,而是生活、生产在地理上、心理上密切相关的一群人的联合。因为这种联合不只是可以致富,而且有共享水利、教育、医疗等公共品需求,以及安全、团结的文化心理需求的满足。总之,我们希望在村庄层面上寻找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的合作机会和空间。因为不能强制,所以需要通过引导和教育的方式,先使一部分农民自觉自愿地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合作,希望最终达成的是一个村庄整体的合作和真正的自治。这样,避免小农经济在市场浪潮中所遭致的破产和严重的两极分化,避免村庄的人与人关系的隔膜和恶化,促进村庄资源的整合利用,培育保护村庄的秩序和乡村的一种精神。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搞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以此试着用某种组织和制度的创新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合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社会资本,有效地启动农村社会发展。

  所以,这样的以村庄为基本单元的乡村建设必然是“以村民生计为本”的,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必然是“以合作组织为纲”的,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以“合作”之纲提领“村民的生活福利”之要,改善村庄治理;必然是“大众文化为根”的,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文艺为形式,以形成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为根基。

三、着力点

  兰考新乡村建设,还要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着力点在哪儿的问题。着力点在于:进行纵横资源整合,以“外发”力量的介入促进合作的“内生”力量的发育和壮大;在有理念的“外发内生”的行动中达成农民合作。

  1、关于外发力量。

  外发力量介入的必要性。市场经济的过度化,使得农业利润极低,农民能进城打工的都出去了,农民合作的心理文化、经济基础、合作人群等方面都遭受到了强烈的消蚀。试着在一个村庄范围内让农民组建合作组织,以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解决起来不划算的事情,如果在启始阶段没有“外发”力量的介入,恐怕很难。如果通过种种外在力量作用的方式,从一定程度上调动起农民的内生力量,培养农民合作的经验和习惯,发展满足农民某些方面需求的合作组织,这倒是可能的一种尝试。

  四种力量的整合介入。是指以温铁军为首的高校教师等知识分子;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的同学为首的大学生;以县政协副主席秦君芝、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衡生喜为首的当地县、乡、村体制中部分干部和市民志愿者;以山东农民马宜昌、大李西村农民赵凤兰为首的外地或外村的农民精英,这四种从主流结构中游离出来的社会行动者在互动中整合介入村庄进行乡村建设。这种游离首先是指空间的游离,他们都从原有的活动空间移到了要搞乡村建设的村庄;然后是指所扮演角色的创造性实践,如这些人在原来社会结构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必然会附着一定的资源,他们到村庄去,各自发挥主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带来一些人、财、物、制度、理念、培训机会等资源,这些资源与村庄固有的有利于合作的因子进行充分的结合和互动,解决了农民合作的内源性机制发育的成本问题,大力地促成了农民的合作。而我则处于一种“结构洞”的地位。我是一个承担多重角色的社会行动者,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是乡村建设的志愿者,是县政府副县长,又是农民出身,我的位置的多元化使我把这四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资源在村庄聚集的生成机制。

  以贺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和文艺队的形成为例。首先是与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同学近一年在该村的支农支教的行动感化了村民、取得村民的信任分不开;其次,我们在2004年8月底在贺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合作培训,其间,开封市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建办”给了资助,大学生作为协作者,县政协副主席秦君芝等体制内干部为积极参与者,山东农民马宜昌、周长青、史存义也前来为贺村村民介绍合作经验,以天津科技大学的教师刘相波为首的知识分子为合作章程制度培训主讲,以大李西村农民赵凤兰、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衡生喜为主的志愿者在贺村发动文艺队……这些外来者纷纷聚在贺村,为贺村合作社的发展献计献策献力;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来到贺村,与兰考县县委书记一起为贺村合作社揭牌,并发表关于合作社要搞好学习、要选好项目、要与党、政府搞好关系的演讲;后来,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为合作社进行资金互助项目入股了5万元;而中国农业大学则为贺村送去了一台电脑、三百余册农用科技图书;乡党委为合作社争取了购置办公设备的费用。可以说,贺村合作社的成立和运作,离不开以大学生、高校知识分子、一些体制内干部和城里志愿者、农民精英为主的各方力量的参与式互动。

  横向资源整合尤其重要。乡村建设其实就是纵横资源的整合,这里的纵向资源,是指向村里汇聚的乡、县、城里的人、财、物;这里的横向资源,是指农村里相互间的资源整合状况。在近两年的乡村建设中,我们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农民与农民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传、帮、带,是在专家、学者和政府的指导下农民与农民间的互相学习和启发,是横向资源的普遍整合。

  在兰考乡建过程中,陈寨村文艺队是我们组建的第一支农民自助文化组织。在成立大李西村老人协会时,就把他们带到了大李西村进行表演庆贺。他们去不只是起到了庆贺的效果,而且起到了和大李西村文艺队相互切磋技艺提高表演水平的效果。此后,每每哪个村要成立合作组织,有重大事件,其他村的文艺队必要去进行文艺表演的。在贺村合作社成立后,紧接着是南马庄合作社要成立,除了县、乡去人进行指导之外,贺村、胡寨的农民合作骨干都去了。我们还利用在南马庄进行农民合作培训会议的机会,利用陈寨合作社、胡寨合作社成立的机会,兄弟合作社除了来进行庆贺、学习、讲课并指导选举之外,还在一起进行合作的经验和教训的交流,开合作社之间的联席会议。在农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中,他们相互借鉴办公室的置办模式,相互参考进行项目运作的操作办法,甚至相互之间进行统购统销活动。如在南马庄的合作社培训交流会期间,陈寨的社员在吃饭时相中了南马庄的大米,就为社员办了一件好事,他们一起到南马庄买了两吨大米,回去后不到两小时就抢发一空,每斤比市场价低一角钱;再如各合作社在交流中深感学习的重要性,就相继成立了图书室,培训人员学会电脑信息查询。明显地,农民的表征示范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农民教育农民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

  非经济理性行动逻辑的红军路线的作用。现在社会的主流是市场经济理性逻辑在起作用,人们干什么事情,几乎都要计较划不划得来,尤其是经济甚或就是金钱的计较。但是,在乡村建设这个事上,如果外界的四种力量来到村庄,也要计较利害得失,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

  按照现在主流的行动逻辑,我们大学生进了村子进行支农支教活动,是一种村庄智力投资,你村两委或者村民不管他们吃和住?县、乡干部来指导工作,你村庄不管一顿饭?外地的专家学者来传送合作社之经宝,你村庄不给报销路费,不给讲课费?当然都是要管的。我们看到大量的例子,就是外边来人进村美其名曰搞扶贫,农民基本上是赔了功夫赔了钱,结果,来人的扶贫效果却要么得很久以后才能体现,要么会成为空头许诺。

  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我们的外来力量介入村庄的底线就是“红军路线”。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村庄的所有花销都要自己垫,不添农民和村两委一丝经济负担。吃住在农民家里都要给钱,租借的被子也要给钱;二是尽量与群众打成一片,尽量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民化”的行动中建立与农民的深厚感情。我们希望在不增添农民和村两委负担的基础上,能为农民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基本上参与兰考乡村建设的同志们都是认同这一理念和做法的。

  当然平时的一些较为重大的活动,如河南大学的“唱响新乡村”演出团要来演出;四次大的合作社成立和培训会议;平时的联席会议;农民文艺队进行村庄之间的演出路费……除了政府给予我的补助垫支外,兰考企业家蔡普选捐了一万元;中国农业大学与开封市共建办资助了5000元;兰考县扶贫办资助了5000元。在工作中,我们发扬了节俭、团结、奉献的工作作风,做到了尽可能的低成本、高实效。正是这种红军路线的非经济理性行动,起到了巨大的群众动员力的作用。其实,作为我们这些比农民收入高的非农民,这样做并不难。

  农民是最明白的,当你把心掏给他们的时候,当他们被感动的时候,当参与此事的人们作为一个全面的人所具有的情感、理想、自信、团结力被调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些入股啦、讨论项目操作啦、到哪儿去搞办公室啦等实际操作问题都会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2、内生力量的培育和壮大。

  内生力量是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发力量是变化发展的条件。只有内生力量和外发力量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形成“中和”作用,农民合作才有可能达成。这里的外力,是上述所说的一种综合的外发力量;这里的内力,主要指一个村庄范围内的各种有利于合作的因子,包括农民内在的合作欲求,因地制宜的合作资源条件,村两委中有利于合作的方面,村里的宗教、家族、村庄历史沉淀等资源的借用,也包括经过种种外力作用而被内化了的能力、价值,内力主要体现在村庄中的人身上。内生力量的培育和壮大过程,其实就是在当前农民需要合作但又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借助政府资源、高校资源、社会民间组织资源等“外力”对村庄内部各种有利于合作的“内力”进行激发,在“外力”的推动和转化过程中合作社“内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内生力量的培育和壮大,必会形成有效的农民合作管理和运作模式,增强合作组织的自主的可持续的发展。

  以南马庄合作社为例。其组建和运作过程,首先是“内生”力量在“外发”力量的主导下不断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一种以政府资源、高校资源、民间组织资源为主的诱发机制。通过这样的诱发机制对南马庄一切有利于合作的内部动员力、凝聚力的激发和培养过程,既是正规“赋权”、形成舆论导向的过程,也是主要干部的合作能力得到锻炼、合作硬软件配备的过程。无疑,这期间,强大的外力推动不只是具体事项上的,而主要是合作的信念、技术、文化、制度、环境上的。

  大的推动有两种方式:“引进来”和“走出去”。

  “引进来”主要包括2004年国庆节,县文化馆、政协的文艺爱好者,还有中原油田的退休工人老衡,再加上陈寨的腰鼓队,南马庄旧有的腰鼓队,河南大学“三农”合唱团,在南马庄搞了一次“欢度国庆,共建乡村”的大型文艺汇演,这是外界力量主导的对南马庄合作社社员和广大群众第一次大规模的乡建文化教育;2004年11月19日中国农业大学校党委书记瞿振元一行来到南马庄考察指导合作社工作,直接催生了合作社的办公条件和具体发展规划,催生了在原来基础上大大提高了水平的文艺队;2004年12月10日—14日在南马庄举行的“兰考县科技扶贫和合作社培训交流会议”,规范了合作社制度;催生了社员的入股行为,启动了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项目;等等。

  至于“走出去”,主要有四次外出培训、考察:一是3月中旬我带着合作社独立监事长、村支书张砚斌等3位合作社骨干去刘庄考察集体管理的经验;二是4月中旬由合作社理事范振宇、付玉平参与的在北京东坝由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办的全国农民自助组织建设的培训;三是5月下旬由社长周孟奇等三人参与的由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主办的合作社交流培训会议;四是8月初由理事付玉平参加的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办的在吉林梨树的考察交流会议。张、范、付、周等人走出去的行动,开阔了乡建视野,丰富了合作的具体经验,坚定了发展合作社的信心,他们的意志承受力、实际应对力越来越强了。

  其次,是“内力”为主导,借用“外力”促进村庄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内力”的主导作用下,合作社蹒跚走步。这是发展的开始,也是问题的开始,如出现了制度化学习和会议开展的困难;合作社维持和发展的成本付出的困难,等等。但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和转化作用,南马庄合作社在干部们继续付出的日常运作中自主的内力渐强,值得强调的是几个相互支持的行动者(内力)所组成的行动结构——

  村支书张砚斌是合作社的独立监事长,因为他的支书地位、他经济条件相对优越、他最不受家里人制约、对外会较好地为人处事、具有干一番事业的行动策略和霸气……他的作用其实是个对外联络、应付外界各种影响的作用,在关键的大事上也是个拍板决策者。理事长周孟奇人缘好,为人处事谨慎,干事考虑细致周全,教师经历使他具备了说讲、写作才能,他也是村里经济能人,对一些具体事务的市场信息把握得较好。周是日常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者,一些具体事务的执行者,他是个协调型领导。理事付玉平,生产队长的经历和年轻的优势,使他自始至终都是合作社运作过程中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具体负责了社里的资金互助项目,对这个项目的“资格股、流动股、社会公共股”等的把握是最到位的。理事范振宇,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会计,工作经验丰富,是无公害大米协会的会长,也是合作社关键问题上出主意、有办法的一个人。此人干事清白,意志坚定,心里明亮,文字功底深厚,是项目书的起草者,也是每次会议的记录整理者。根据既有的合作社条文规定,他作为村委会的干部不应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以及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发展的需要,是后来经全体社员大会一致通过增补为理事的。理事周永利,经济条件最优越,人最老实,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可以垫负必要的成本支出。监事长赵森炎,腿残,干事踏实,细致,负责合作社图书室工作和对理事的监督工作。

  正是这几个关键人物的配合,构成了有效的行动结构,一方面接受、汲取有利于以合作为核心要务的全面乡建的外力的嵌入和渗透,促成他们与部分农民的需求相嫁接;另一方面,有力抵制村庄内部和外部的不利于合作、乡建的心理和行为。正是他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的能动作用,至今,已在资金互助上将学来的办法加以灵活性改造解决了24户小额资金短缺问题;也已在无公害大米项目上经过积极申报申请到了农业部的农民合作社专项扶助资金10万元,并在统一购置优良稻种、无公害的农药、化肥、统一进行技术服务等方面做出实在的行动。而且,他们积极争取美国留学生志愿者来到南马庄进行支教活动,有8位农民因此学会了操作电脑;小学生有很多已会用英语进行简单对话;现在,他们又在积极运作垃圾分类、组建老人协会等方面的乡村建设活动。这样的“内力”说明:合作社组织的发展,制度、规范结构重要,但人的行动结构作用更重要,不能生搬硬套合作社的国际原则等规定的村两委不能担任合作社的主要干部等等条文。

  总之,在外力和内力的互动中,在农民合作的行动之中,生成了合作所要求的一套制度、办法;生成了使这套制度、办法起作用的达成农民合作之目的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干部,也生成了能实际服务于农民的项目,生成了基于村庄层面上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物品,所以,新乡村建设中的合作不只是个静态的组织和制度,而是“外发内生”的行动所促成的一连串的事件现象的积累,是个实践的过程。

四、具体经验

  近两年来的兰考乡建试验,着眼点和着力点解决了如何筹划、怎么干的问题,下面再归纳几条具体经验,以说明实际上干什么事可行、有效的问题。

  1、新乡村建设就村庄层面上讲,是农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全方位的建设,全方位的合作。

  农民合作社是一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是把市场行为内部化,农民互帮互助、共沾利益、共担风险的方式。合作社可以有如下类别:购销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生产型合作社;可以是专业型的,也可以是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我们倾向于在村庄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因为农民还大多数是兼业化小农,他们不仅耕种着土地,种植着各种粮食作物,而且绝大部分家里还搞着养殖业,养些猪、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结合农民这种兼业化经营的特点,合作社要尽可能为社员提供综合服务,所以,合作社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综合服务形式,有资金互助服务,有以图书借阅、电脑查寻、电视放映、专家技术人员讲座等形式的信息服务,各种植、养殖小组的内部技术互助(如统一防疫)和农资统一购销服务等等。

  而且,我们深深感到,无论什么样的合作社,在实际运作中都应该伴有文化、培训、服务社区等非经济功能。

  从完整的意义上讲,合作社是一个人群共同体,具有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合作的经济与合作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合作的经济就没有合作的文化,反之亦然。“奉献、劳动、参与、团结”的合作理念,以及地方传统戏、大众化的秧歌、群体腰鼓、群体表演唱,等等平民化的集体文艺,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人既“经世”又“济用”,大家聚在一起开心了,精神世界丰富了,身体健康了,本身就是“经济”。总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在劳动人民那儿,二者是一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发育农民合作社时必然产生农民文艺队的原因。

  同时,因为合作社实质是群体的自治动员机制的表达,所以当前由于农业税全免等而导致的村两委的功能转变也是与合作社一致的。甚至,在中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村社的地理状况和制度沿袭下,一个少则不到千人,多则3000人的村子,支书、村长等村两委班子如果一心地想干群众的事,那就必然是协调、服务等合作上的事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兰考合作组织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

  我们希望一个村庄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等组织的干部能够交叉任职,相辅相成,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将来会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农民的全面性合作是进行村庄建设、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的核心任务。

  2、新乡村建设,需借助既有的宗教、亲族、体制、职业等村庄资源,以旧合作促生新合作。

  因为是要发育村庄层面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合作,不是只要发育纯粹的赢利的合作社,所以,要合理利用、引导村庄既有的有利于各方面合作的资源。村庄里的合作,之所以要考虑宗教、亲族、体制、职业等既有合作资源,是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农民曾有的合作团体,利用和引导这些资源可以降低合作成本,使新型的合作因为与旧组织是支持的关系而非隔膜关系从而平稳实现。

  如我们所发育的文艺队基本上是既利用了信教、信佛的旧有动员力,又舍弃其门户之见和迷信沉渣,并且调动了文革时期的文艺积极分子的力量,再加上一些加入合作组织的普通社员的参与,在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衡生喜等志愿者的教练下而形成的健康的大众化的新组织,这样的新组织有文艺创作的宗旨,即弘扬“合作、参与、奉献、劳动”的新型文化;有其现实使命,即为新型合作社、为新乡村建设营造文化氛围,重建社会公共舆论,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好人好事新风尚。

  又如,我们在发育合作社时,充分调动了村庄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资源和村两委中的干部资源、学校里的教师资源、村里的兽医、人医等特殊职业人员,在体制里当过干部的离退休人员的力量。象贺村的合作社每每重大事情需要协商,就要召开由理事、监事、小组长、热心社员、独立监事长和顾问组成的多方联席会议,其中,理事、监事是大家选的;小组长是根据家族、住的远近、生产状况而推举的;热心社员是一些有某专长(如行医)积极分子;独立监事长是村支书;顾问一般是村里年长的有过合作经验的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干部,以及小学教师。

  3、新乡村建设的突破口在于文艺队和老人协会。

  因为当前市场化已经过度,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基础上能够发挥合作效益的领域不多,非经济领域的能够充实农民闲暇的合作可以多搞。兰考的乡村建设经验之一就是农民文艺队和老人协会的成功,这种农民自助组织是真正的低成本、低风险、高实效的。

  文艺队和老人协会可大面积进行推广,问题在于原本不多的成本谁来付。

  兰考的五支文艺队的成立,是因为一是有老衡这样的以组建文艺队为事业的志愿者,他不要工资,不吃农民饭,以看到农民的快乐为最大幸福;二是农民们在文艺中满足了作为一个文化人的需求,愉悦了身心,体验到了“以人为本”的快乐,他们自筹资金购买演出服、乐器等;三是我给教练一点交通费、农民演员一点补助,也有村里、县里给点补助,等等。据估算,2000元就可以建立一支20余人组成的文艺队,包括教练费用、乐器费用,等等。而老人协会的成本则是这样的:大李西村老人协会的经费,一是外来者的少量捐赠,如我在老人协会成立时捐了1000元,其他学者曾捐了1000余元;二是大学生帮他们卖十二生肖等手工艺品赚了一些钱;此外,老人协会会长赵凤兰自己较富裕,必要的时候可以自己垫支。其实,每个100余人的老人协会每年只需开支3000元左右就可以让会员们得到极大的福利感。无论如何,文艺队和老人协会是能够以较小的代价使成员们获得极大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感的。文艺队在欢迎外来人时的主人翁式的自信,老人在过节时哪怕得到一束几毛钱的鲜花和几元钱的点心,都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满足。

  如果想组建经济合作社,则文艺队和老人协会是很好的突破口。

  陈寨村作为兰考乡村建设的第一个村子,我由于经验缺乏,怎么也没法让该村经济协会成立和正常运转起来。当我转为先成立文艺队时,当村里经济能人捐款、村支书设法为文艺队买好乐器时,老衡出现了,老衡和文艺队队员的努力之下的教学和实践演习,促成了兰考县最有名的陈寨村文艺队的出现。文艺队的表演经验增强了队员的合作习惯,形成了陈寨合作社的文化、社会资本,于是,终于在刘平均、刘金梅等人的努力下,在我从外面请的大学生志愿者、外国专家的参与指导下成立了以文艺队队员为主体的陈寨村合作社。

  胡寨村的王继伟本来不想成立文艺队和老人协会,他认为搞合作社就是要赚钱,其他的与合作社无关。结果合作社成立后的两个月里他的工作怎么也难有实质的推动,因为人心太散,互不信任。后来,就由一个理事专门负责搞文艺和老人协会,由老衡去教,当文艺队和老人协会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合作社的养猪业、种植业也在宣传、发动、组织方面不那么难了。现在,他深深感到文艺队和老人协会在扭转村风村貌、再造农村精神、营造合作气氛、增进农民团结和协作方面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4、经济合作社的经验在于:若要搞生产型、经营型合作社,一定要因地制宜慎重行之;若要推广,则可以是统购统销和资金互助的项目。

  若要搞生产型、经营型合作社,一定要慎重,根据既有的生产资源条件因地制宜。陈寨合作社的主要项目是作为郑州富象饲料厂的兰考经销点,经营猪饲料,那是因为靠近县城,附近养殖业发达,有统一使用猪饲料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市场需求。而南马庄合作社的主要项目是无公害大米,是因为该村所在的三义寨乡用黄河水灌溉方便,有三万亩优质水稻田,生产无公害大米非合作社不能规模统一经营。胡寨合作社的前身是胡寨种植协会,协会进行规模性的胡萝卜、南瓜等种植、统销活动已有经验。

  现在日常的大宗工农产品几乎都大量过剩,农村中农业生产、加工的利润空间实在太小;农村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主要向城市流动,在城里被组合,被消费,农村大多剩下了老人、妇女、儿童以及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农村去城里讨生活的人。让这些被剩下的农村人在难有效益的农村产业中进行赢利式合作,当然太难,风险也太大;再说,在市场网络高度扩张弥漫的社会,小商小贩们的网点无时无处不在,而且这些大公司、大资本们的触角与他们上司的关系通过种种方式已很坚强、很持久。民众们的合作除非与不合作的民众作为供销价格竞争的敌人,否则至少从表面上、短期上看,他们很难与个体户们竞争的过,一方面是因为竞争的口子由于小商贩与大资本的强力联结和合作而难以打开;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合作的内部舆论实在是难以控制,随时都会因为农民缺乏合作的习惯和心理而被小商贩们所利用,从而扼杀合作。

  所以,除非在促成农民合作的四种力量的示范下,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民间的各种非赢利组织、高校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以“资源下移、高位嫁接、一体运作”的方式促成各式各样的农民合作,尤其是政府得放开农村一些能够赢利的垄断领域,否则,农民生产领域的合作、加工、流通等领域的合作不具有普遍性,不容乐观。

  但是,由于大公司与分散的个体农户的交易成本太高,如果在营造信任、合作文化的前提下,以村庄为单元对农民的消费权和出卖权进行垄断,以一个合作行动单位对接公司,对接大市场,进行统购或统销,则是有效的,对于交易双方是双赢的,这是可以推广的。兰考的合作社均有统一购置农药、化肥、种子、仔猪等功能;今年年底,南马庄合作社就要发挥统一销售无公害大米的功能。

  此外,由于农村资金需求市场广阔,供需比例严重失调,资金短缺日益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民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数量非常有限,一旦涉及较大数额的投资支出,单家独户就没有能力解决。针对这样的现实,农民在自己入股的基础上,在外界个人或者组织的社会公共股的资助下,形成资金互助基金,在农村开展村庄范围里的小额资金互助,是可行的,可以使农民“闲散资金得利用,紧缺资金得方便”。

  资金互助合作社作为农民内部衍生出来的合作金融组织具有适合农民信贷需求的鲜明特点,有利于挤压具有高风险、破坏性大的非法金融在农村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探索建立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新型金融体系。

  陈寨、贺村、南马庄三个合作社都在吸收社员股金的基础上,汲取吉林市四平银监会职员姜柏林的资金互助方案的经验,并结合本社实际情况,根据“风险—报酬”规律逐步建立了社员内部的资金互助机制。它们大力提倡短期小额借贷,最长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超期罚款,流动性强;监管严密,安全性高;半年以内利率低于银行利率,半年以上持平或稍高。

  就现在来看,三个合作社中,南马庄的贷给社员的资金有24笔;贺村合作社贷给社员的资金有20笔;陈寨的有3笔钱。凡贷款到期的均按时归还了。因为规章制度保障了项目的整体风险,担保人保障了个人风险,资金互助项目个人涉及的金额较小,以及村庄里“熟人社会”的社会公共舆论的制约作用,资金互助的风险不大。资金互助项目可以在制度健全的条件下作为一条经验进行推广。

结 语

  如果说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得到政府重视,已成为国家的“十一五”重要规划之一;也引起一些“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的共识,成为当前最热的理论研讨领域之一;那么,现在,新乡村建设的经验事实层面的试验则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现实中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必会为相关的政策制度的制订和贯彻、为专家学者的理论验证提供行动支持、经验支持。 

  由于城乡差距所造成的势差,以及当前的个体主义、物质消费主义的主导性力量,农民的广泛性、持久性合作的动力机制尚缺,所以,以经济合作社、文艺队、老人协会为组织载体的兰考乡村建设的长远如何我也不得而知,现在也很难说两年来的试验意味着已经成功,而冀望于总结几条万灵妙药般的经验进行普世性的推广更是不敢当。我希望国家动员更多的知识分子、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到“开发农民潜力,建设美好家园”的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中来。


责任编辑: 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