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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伦理基础、冲突与协调

袁 征

【内容提要】 学术机构和学者渴望学术自由。但什么是学术自由?为什么学术机构和学者应该享有学术自由?我们对这些问题实际上还缺乏清楚的认识。另外,不同个人的学术自由、学术机构的自由和个人的学术自由有可能互相冲突。不加以合理的限制,学术自由难以实现。本文试图从教育哲学和教育法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假设一位大学教师希望使用某种教材,但学校不同意,学校是不是侵犯了教师的学术自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有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或者说,学校本身有没有学术自由?于是我们面临一连串难以回答的问题。有的文章引述一些国家(例如德国)的做法来呼吁学术自由,但有些国家这样做就一定合理吗?很显然,学术自由需要认真的伦理论证。许多学者长期怀着学术自由的梦想,却不知道学术自由的确切含义。本文试图分别探讨学者、学生和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一、教师和学者的学术自由

  现在,大家都知道教师和学者应当享有学术自由。但为什么他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和法律界实际上还缺乏清楚的认识。许多人把学术自由看作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几十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一直以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学术自由。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观点:“我们这个民族坚定不移地保护学术自由。这不但对有关的教师,而且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学术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特别保护的对象。宪法绝不允许任何法律用正统理论控制学校的课堂。‘没有任何地方比我们的学校更需要对宪法承认的自由加以警觉的保护。’课堂是‘各种观点的公共市场’。我们民族的前途依靠这样的领袖:他们得到的训练是广泛接触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这样的交锋‘是通过多种派别的争辩,而不是通过任何一种正统的选择去发现真理’。”{1}

  这段文字铿锵有力,广为流传。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但承认人民有言论自由,而且禁止政府提出正统理论,所以公立学校不能因为学术观点惩罚教师和学者。这使学术自由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保护。但是,抛开美国的具体情况,抽象地说,言论自由是任何人都享有的道德权利。它只要求别人承担不加干涉的消极义务,并不要求任何人承担提供帮助的积极责任。例如,在不严重干扰他人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到公园或者街头宣传自己的观点,但别人没有必要为他发表言论提供扩音器或者其他帮助。一家公司可以开除一个批评它产品的雇员,只要不干涉他在离开之后继续提出批评,公司就没有压制言论自由。但学者的学术自由不是这样。它是学者得到学术机构提供生活和工作条件,可以在任何适当的场合不受束缚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利。言论自由是不受干涉的消极权利。学术自由不但是不受干涉的消极权利,而且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得到支持的积极权利。如果学校因为学术观点开除一个教师,它就破坏了学术自由,尽管教师仍然保留了到街头宣传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

  另外,言论自由指一个人可以不受干涉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并不意味着别人要听取他的意见。别人完全可以不听他的演说,不读他的文章。而在学校里,特别是在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学生一般不能不听教师的观点,不读教师指定的材料。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学者已经发现言论自由的理由不足以支持学术自由。我们必须为学术自由寻求更合理的依据。

  教师和学者的工作是创造和传播优秀知识。而创造新知识就是得到前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观点,就是否定或者超越已有的认识。跟随和模仿一定不是创造,人云亦云一定不是创造。创造性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一定是新奇的,创造性的观点一定与众不同。人类的知识在不断更新。因此,学者和教师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研究,并且诚实地发表自己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德沃金指出:“学者就是为此,而且仅仅是为此而存在的。”{2}除非这个世界不需要学者,不然就要承认他们的学术自由。否定学术自由就是否定整个学术界。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学术自由的根本基础。普通权利(general rights)是因为拥有者是人或者具有某种特征就自然具有的权利。{3}这些权利是他们存在和正常发展不可缺少的需要。例如,在现代社会,得不到教育,人就不能正常发展。因此,受教育权是国际公认的人权。{4}同样,没有学术自由,学者就失去了必须具备的特征,学术界和教育界就不可能正常发展。因此,学者和教师应当享有学术自由。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1915年的宣言指出:教授是“被任命者(appointees),在任何合理的意义上都绝不是管理者的雇员(employees)。……在教师的思想和言论独立方面,教授和管理者的关系相当于联邦法官和任命他们的总统的关系。”{5}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是总统任命的,但他们工作却不受总统控制。他们薪金和工作经费来自人民交纳的税款,他们工作的特点要求他们对人民负责。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者也是这样。这些学校的领导并不是学校的所有者,而只是人民授权的管理者。在经过能力和资格审查,被任命到学术岗位之后,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者与管理者的关系绝对不同于私立机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信仰,公立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学者也是人民,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应当受到任何限制,除非这些观点直接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他们应当追求学术创新,那就是说他们应当努力超越和否定已有的观点,其中可能包括管理者所持的观点。因此,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应当受到管理者的干涉。

  顾名思义,学术自由只是学术活动的自由,并不是学者任何行动和言论的自由。作为公民,一个教师享有言论自由,在不直接侵犯别人权利的前提下,可以在街头和公园发表任何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他只有表达与本课程有关言论的自由。{6}假如教师在数学课把很多时间花在与数学完全无关的话题上,这样的言论就不属于学术自由的范围,教师的行为就很可能侵犯了学生学习数学的权利。学生是为了学习特定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到课堂上来的。课堂不同于其他公众场所,听众往往不能随意离开。另外,学校为教师提供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是为了教师研究和讲授他自己专业的知识。毫无疑问,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其他教育目的,有时教师会运用一些特别的教学方法或者讲述一些专业知识以外的事情。这些为课程服务的行为,和表达因为专业研究导致的联想,也属于学术自由的范围。否则,课堂教学就有可能变为单调无味的折磨。

  教师和学者常常在课堂之外从事学术活动。他们在课间跟学生讨论,在学校内外进行研究和调查,发表文章,出版书籍,进行讲演和接受采访。只要是从事他们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工作,他们就应当享有学术自由。但如果言论和行动与学者本人的学术研究完全无关,例如一位音乐教授评论公共交通的收费,那么,他就享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美国大学教授协会1915年的宣言认为学术自由包括三个方面,即“探索和研究的自由、在大学和学院讲授时的自由、校外言论和行动的自由”。{7}最后这个方面的讲法显然过于宽泛。需要注意的是,学者的研究方向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少学者会以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研究相近专业的课题。越多不同的观察角度越能促进人类知识的发展。在课堂之外,在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工作以后,学者和教师研究课题的转换一般不与他人的权利相冲突,因而不应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判断教师和学者的活动和言论属于学术自由还是一般的公民自由,就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以学术方法进行的研究,他们的言论是否表达这种研究得到的观点。

  总而言之,学术自由必须与教师、学者的学术工作相关。教师有权按照学术标准给学生的作业和考试评分,其他人不应当加以干涉。但如果教师根据个人好恶或者个人私利评分,那就不是学术行为,就不能以学术自由为理由寻求保护。{8}教师可以在课堂里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但如果他使用不适当的表达方式,例如使用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语言,就可能会给学生造成伤害。一般来说,这些不适当的表达方式是非学术性的,学术观点根本就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因此,这种伤害他人的言行不属于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教师和学者研究学术问题和传播学术观点的自由,它并不允许有意地直接损害别人的权利。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学术批评不是侵犯别人的权利,学术创新必须是对已有观点的批评,被批评者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行辩护和反批评。第二,教师和学者的表达可能会有无意的失误。德沃金提出用“反事实的检验”(the counterfactual test)来分辨有意伤害和无意失误:如果某些话事实上给听众造成了伤害,那么,想一想如果那位教师或学者认为他的话不伤害人,他还会不会讲那样的话。如果他还会那样讲,那就是无意的失误。如果他知道他的话不伤害人就不讲了,那就是有意攻击。很显然,要是黑人听了只会觉得好玩,种族主义者就不会喊“黑鬼”(nigger)了。{9}这里的关键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伤害(即以伤害为直接目的的做法)不是学术行为,不在学术自由的范围之内。但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失误,不允许失误就是不允许行动。如果是为了学术目的,无意失误一般应当得到谅解。

  要是合理的权利互相冲突,那么其中一种(或者一些)权利就应当受到限制,否则所有权利都难以实现。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是创造新的知识,而中小学的主要工作是传播已有的知识。中小学生入学,是行使他们的受教育权,学习现代公民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知识。这使中小学教师在课堂讲授方面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中小学教师在讲授了规定的教学内容之后,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得到人民的授权,选择少年儿童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然而任何人都无权决定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和应该相信什么。{10}另外,中小学生年龄小,生理和智力发展还不成熟,有受到特别保护的权利。因此,教师不应在课堂讲授不适合他们年龄和理解能力的内容。因为教育对象不同,中小学教师在教学中学术自由的程度低于高等学校的教师。但在教学工作之外,中小学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发表论文和对成年听众进行讲演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二、学生的学术自由

  学生有没有学术自由?少数学者认为有,多数学者认为没有。一篇美国的论文说:“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德国,学生都没有学术自由。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学生是到学校学习,而不是创造新知识的。即使是为了写学位论文做研究的研究生,他们的课题和研究方法也要得到教授的许可并时常受到检查。”{11}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判决书写道:“美国大学中学术自由的必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学术不可能在怀疑和不信任的环境中繁荣。教师和学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探索、研究和评论,以获得新的进展和新的知识。否则,我们的文明将停止发展,并且灭亡。”{12}198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另一份判决书指出:学术自由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独立的、不受约束的思想交流。”{13}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的法律。很显然,美国法律承认和保护学生的学术自由。

  的确,学生是到学校学习的。正确的知识,或者说真理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人最多只能知道当时还没有证据说明一种知识是错误的,但永远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现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14}因为过去的学习和不断的思考和研究,教师掌握了较多的专业知识。但即使最优秀的专家也不能肯定已有的知识和自己的看法就是真理。学生对专业研究的情况了解较少,需要教师传播知识。但因为观察角度不同,甚至因为某种偶然的原因,学生也有可能发现过去没有发现的错误。讨论者的年龄和资历与知识的正确和错误无关。学术观点的真伪,只能以学术标准进行检验。因此,教师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学生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所有观点都用学术方法进行审查。教师不是真理的化身,学生不应盲目服从。

  个人的思考完全不影响别人,所以别人根本没有理由加以干涉。教师可以自由思考,学生也可以自由思考。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真正的交流必须是所有参加者都能够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只有教师一方有表达的自由,而学生一方却没有,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交流。事实上,即使仅仅是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应当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指导,学生的认识正确与否需要教师加以判断。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比较容易提出理由支持或者否定某种观点或研究方法。学生不是要服从教师本人,而是要遵守学术标准。如果发生争论,只有学术证据才能够真正加以解决。因此,教师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学生也有提出证据的权利。谁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就按谁的意见作决定。如果学生提出充分证据说明教师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教师仍然固执己见,那么他就是不遵守学术规则。仗势欺人不属于学术自由。教师的指导是帮助学生遵循学术规则,教师的检查是看学生有没有违反学术要求。要是学生认为自己的观点更符合专业标准,他当然应该诚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教师有指导和检查的责任并不说明学生没有对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和评论的自由。

  学校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发展适应和建设自由民主社会以及参与学术研究的能力。这就要求学校鼓励学生勇敢地进行思考和诚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盲目地服从教师、盲目地服从权威不是民主社会公民和学术研究人才应有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学校和教师也应该尊重学生的学术自由。当然,因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所以学校一般没有义务专门为学生的研究提供资金和条件。尊重学生学术自由主要是不压制他们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和评论。与教师和学者的学术自由不同,学生的学术自由是一种消极权利。

  一本法学著作认为学生没有学术自由,因为学生没有权利决定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15}它讲的是中小学生。在欧美国家的高等院校,学生可以对自己学习的课程进行许多选择。即使是必修科目,学生也可以选择安排在不同学期、不同钟点,由不同教师讲授,使用不同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课程。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因为年龄较小,他们很可能不清楚自己需要学习什么知识和怎样进行学习。如果由他们自己决定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许多少年儿童可能会学不到他们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因此,对他们学习的要求往往是强制性的。这是为了防止由于他们年少无知而丧失应有的受教育权。到他们学完了中小学课程,有能力作出合理的决定之后,他们在学习方面就应该可以进行多种自由选择。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高等院校的学生还是中小学的少年儿童,对于学术问题都有独立思考和进行评论的权利。这是学生学术自由的基本内涵。

  课堂教学是一种集体活动,需要对个人行为加以协调。如果在课堂里,一个学生想在什么时候发表评论就在什么时候发表评论,想讲多长就讲多长,那么,他发表评论的自由就很可能会损害其他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因此,教师作为课堂的管理者,需要对学生发言的时间加以控制。这种控制不应当是对学生学术观点的压制。学生可以诚实地发表自己的独特意见,但教师应该努力使不同观点的交锋有利于全班同学的学习,至少不让这样的交锋严重影响知识讲授的进程。

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自由

  17世纪末,现代大学在欧洲诞生。现代大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承认大学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16}

  高等学校是人类知识更新的先锋,要超越和否定已有的理论,提供前所未有的知识。任何外部力量对这些学校学术活动的干涉都可能阻碍这项使命。另外,学生进入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都是行使自己受教育的权利。{17}学校应该按照学生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教育服务。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和社会经历都不可能与别人完全相同,不同的学生可能有很不相同的需要。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的统一规定很难适应这些不同的要求,学校应该有灵活决定教学工作的自由。公立学校是用人民的税款,并且应该是根据人民的需要开办的。人民需要追求新的认识和传播已有的知识,因而建立了这些学校。而不论是知识创新还是知识传播,都需要学术自由。民主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应当尊重学校的学术自由。

  美国最高法院1978年的判决指出:大学的学术自由就是它可以“根据学术理由自己决定谁可以讲授、什么可以讲授、如何进行讲授和谁可以被录取入学。”{18}这就是说,大学的学术自由包括学校自己决定教学人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招生标准四个方面。

  学校的学术自由与教师、学者和学生个人权利的关系比较复杂。它可以保护教师、学者和学生的学术自由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但它本身也可能与教师、学者和学生的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

  学校教育是延续一段时间的知识传授过程,学校需要把这个过程组织成一个连续的系统。这种协调的需要使学校应该具有决定教学人事安排和课程的权利。当然,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可以委托学院、系或者教师组成的委员会作出这些决定。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学校的行为,教师作为个人应当遵守有关安排。如果教师在这些方面可以自由行动,学校的教学就难以成为一个协调的系统。私立学校可能是办学者个人或者私人组织传播某种观点的机构,更需要通过人事和课程安排使整个教学过程协调一致。

  高等院校要超越已有的认识,因而它们讲授的课程应当由学校自己决定。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育要传授少年儿童正常发展所需的基础知识。少年儿童必须学习这些知识,他们入学是强制性的。如果中小学不开设有关课程,那就损害了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因此,政府或者人民选举的教育管理机构有权要求提供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包括这个程度的私立学校)讲授读、写、算等基本课程,并且检查这些课程的教学情况。{19}那就是说,为了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设课程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中小学在讲授规定的科目之外,可以开设其他课程,以更好地适应学生和本地居民的需要,建立自己的办学特色,与其他学校进行竞争。在传授少年儿童发展必需的基础知识之外,私立中小学有讲授其他课程,传播办学者选择的观点的自由。

  教学内容除了课程之外,还包括教材和教师讲授的言论。在公立高等教育中,一般原则是,学校可以委托专家讨论决定必修课的教材和一些应当讲授的内容,而选修课的教材和讲授内容则由任课教师决定。原因是必修课是比较重要的基础科目,即使任课教师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有些本专业原有的基本理论也是学生应当掌握的。另外,任何教师都无法完全肯定自己的观点准确无误,而必修课是学生不得不学习的科目。因此,如果必修课不讲本学科普遍接受的理论,只讲教师的个人观点,那是不合适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个原则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但是,高等学校是知识创新的中心。在介绍了指定的基础理论之后,教师可以对过去的知识加以评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让学生进行选择。而选修课则可以成为介绍本专业研究新进展或者教师本人独特见解的论坛。学生可以听取某些新奇的理论,也可以选择其他课程。

  因为个人和私人组织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所以私立学校可以是传播某种特定观点的机构。私立高等院校可以规定全部课程必须讲授符合某种标准的观点,不得讨论违反这些观点的理论。{20}私立中小学可以规定除了政府或教育管理机构指定教学内容之外,所有课程都坚持某种理论。当然,如果私立学校宽容各种意见,给教师和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那是很值得赞许的。事实上,现在美国所有主要的私立高等院校都给予教师学术自由,将美国教授协会1940年学术自由声明提出的原则写入校规、聘任合同和工作手册。{21}但是,这是办学者自愿放弃权利的行动。个人有思想和信仰自由,办学是一种结社行为,讲授是言论表达。如果个人或私人组织希望发展和宣传某种理论,或者跟其他具有影响的学派进行思想竞争,他们当然可以开办学校,并且把它组织成统一高效的理论队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佛教学院提供工作和生活条件让教师宣传反对佛教的观点。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私人开办的研究机构。

  当然,私立学校、私立研究机构和教师、学者及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私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有约束力的就是契约。如果学校和研究机构不允许教师、学者和学生坚持不同观点,那么,教师、学者和学生(或他们的监护人)可以在合同上保留脱离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权利。

  一门课程的教学方法涉及与其他课程的配合,也涉及学校的教学资源。因为这两个原因,学校有决定教学方法的权利。然而最了解课程内容和学生情况的是教师。为了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当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教学方法。另外,教学方式必须与学生的理解能力相适应。于是,与其他课程相配合、合理使用学校的教学资源和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成为运用教学方法的三点主要限制。一般来说,学校可以提出原则性的要求,让教师在上述限制的范围内灵活选择教学方式。

  公立高等学术研究机构一般是政府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开办的。例如一个历史名城可能为研究本地历史建立一个研究所。因此,政府可以决定这些机构的研究课题。但是,政府和研究机构应当尽可能尊重学者自己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因为选题本身可能就是重要的创造。优秀的学者能够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比解决这些问题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在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一些学者提出的奇异猜想和难题,即使没有研究结果和答案,本身已经是重要的学术贡献。政府和研究机构往往提出一些实际工作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些问题可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只有学者个人才有可能提出最为新奇的研究设想,确定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研究项目。靠完成命题作文是很难成为大师的。另外,虽然政府有权决定公立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却无权决定研究结果。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学者发现客观事实是怎么样,研究结论就必须是怎么样,否则就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浪费人民的资金。

  为了协调学校、研究机构、教师、学者和学生的学术自由,公立或者私立学校和研究机构应当根据前面讨论的原则,把对教师、学者和学生的要求写入书面文件,并使有关个人都知道。在到学校、研究机构工作和学习之前,教师、学者和学生(或他们的监护人)应该认真考虑这些要求,如果不同意,就选择别的学校和机构。于是,这些书面文件就成为学校、研究机构和教师、学者及学生都要遵守的契约。只要不违反明文规定,个人的学术自由就不应受到干涉。{22}

四、结束语

  学术自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包括教师和学者研究学术问题、传播学术观点的自由,学生对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和评论的自由,以及学校决定教学事务的自由。

  面对那么多的自由,有些人可能感到不安。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因而人们的需要和想法总是有所不同。我们不允许以侵犯别人权利为直接目的的言行。但如果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差异不损害别人,我们为什么要担忧?差异和多样是正常的,对此感到不安却是不正常的。有些人,往往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担心不同观点的自由传播会影响人们认识真理。可是,如果不允许人们自由提出批评,怎么能够知道某种理论没有我们看不到的错误?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密尔(John Mill)就指出:只有在别人能够完全自由地批驳和反对我们的观点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23}

  但是,如果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种看法,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限制少数人传播他们的观点呢?这牵涉到民主与自由的问题。民主是人民作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一个认识正确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事实,跟有多少人同意并没有关系。有些人主张“学术民主”,有些人赞扬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很民主”,这些都是根本错误的。要是在地理课里,班上多数人认为巴黎在英国,教师就说这个认识正确,那就是民主。很显然,在学术讨论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工具,却不是判断真理的方法。民主决策符合多数人的愿望,能够防止少数人侵犯多数人的权利,因而是决定重要公共事务必须遵守的原则。以民主方式作出的决定一般与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一致,但学术创新却必须超越多数人的认识。因此,我们万万不要混淆学术自由和所谓“学术民主”。

  热爱自由是人的天性。但是,机构和组织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以及不同个人的自由却可能互相冲突。要是人人都随意行动,结果很可能是只有冲突而没有自由。因此,对于自由的研究绝不是充满激情地呼喊“谁也别管咱们”,而是仔细思考不同自由的合理性和它们应该怎样互相协调。这必然要讨论怎样对不同的自由加以合理的限制。因此,认真进行这样的研究,使人民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不但是充分实现社会自由的需要,也是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信孚教育集团的资助,特致谢意。) 



【注释】

{1}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 385 U.S. 589 (1967). {2}Ronald Dworkin, “We Nee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cademic Freedom,” Louis Menand (e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181-198. {3}William A.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2. {4}袁征:《论受教育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 {5}Donald J Weidner,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Obligation to Earn It,” Journal of Law and Education, Vol.32, No. 4 (Oct 2003), pp.445-468. {6}Cass R. Sunstein, “Academic Freedom and Law: Liberalism, Speech Codes, and Related Problems,” Louis Menand (e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pp.93-118. {7}Stacy E. Smith, “Who Owns Academic Freedom?: The Standard for Academic Free Speech at Public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59, No.1 (Winter 2002), pp.299-361. {8}Kevin A. Rosenfield, “Brown v. Armenti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of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in Grading their Student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97, No.3 (Spring 2003), pp.1471-1508. {9}Ronald Dworkin, “We Nee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cademic Freedom,” Louis Menand (e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pp.181-198. {10}Emil J. Haller and Kenneth A. Strike, 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ocial, Leg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Longman, 1986, p.50. {11}Ronald B. Standler,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SA. http://www.rbs2.com/afree.htm {12}Sweezy v. New Hampshire, 354 U.S. 234 (1957). {13}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 Ewing, 474 U.S. 214 (1985). {14}这里讲的是作为知识的陈述。一些不提供知识的句子,特别是否定性的陈述,例如“沙发不是小鸟”,肯定是正确的。 {15}Louis Fischer, David Schimmel, Cynthia Kelly, Teachers and the Law, White Plains: Longman, 1995, p.179. {16}David M. Rabban, “Academic Freedom,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al?” Academe, Vol.87, No. 6 (Nov/Dec 2001), pp.16-21. {17}袁征:《论受教育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 {18}Regents of the Univ. of California v. Bakke, 438 U.S. 265 (1978). {19}Michael Imber and Tyll van Geel, Education Law, Boston: McGraw-Hill, 1993, pp.50-54, 80. {20}Cass R. Sunstein, “Academic Freedom and Law: Liberalism, Speech Codes, and Related Problems,” Louis Menand (e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pp.93-118. {21}Stacy E. Smith, “Who Owns Academic Freedom?: The Standard for Academic Free Speech at Public Universities,”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59, No.1 (Winter 2002), pp.299-361. {22}Kevin A. Rosenfield, “Brown v. Armenti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of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in Grading their Student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97, No.3 (Spring 2003), pp.1471-1508. {23}John S. Mill, On Liberty, Chicago: Henry Regneray Company, 1955, pp.28-29.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