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5年第5期 >> 正文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的亚洲主义思考

小森阳一 陈多友

 陈多友(以下简称“陈”):小森先生,我记得2003年7月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7月24日,在你的研究室,我们就全球化问题进行了交流。当时我们交谈的内容至今仍记忆犹新。你指出,全球化思潮不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同时它还涉及到政治、外交、军事、文化、话语、价值等诸多层面。简单说来,全球化指的是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它指的是人类组织在规模上的变化或变革,这些组织把相距遥远的社会联结起来,并扩大了权力关系在世界各地区和各大洲的影响。但不应该把全球化视为预示着一个和谐的全球社会的到来,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普遍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各种文化和文明都将日益趋同。因为不仅日趋增强的内在联系产生了新的敌意与冲突,而且它还能够激起反动的政治和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其原因在于,全球化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均衡性不可能导致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如今时间过去了一年零八个月,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待全球化问题,你的看法有什么改变没有?

  小森阳一(以下简称“小森”):是的,我也还记得当时我们谈话的要点。虽然时间和我们谈话的空间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本人对全球化思潮的态度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我想,你今天提出这个老话题的用意可能是想让我呼应这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注释,谈谈我本人对全球地域化的看法。

  陈:没错。我们的这次大会吸引了许多对此问题兴味盎然的同好,其中不少学者还是中日两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也有一些重要学者以及学术机构的领袖本来想借此机会就全球地域化问题跟你交换一下看法,却因故没有能够来到现场。但是,他们都愿意了解一下你对这个时代命题的新见解。可以吗?

  小森:好的。首先,我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全球化,从西雅图到达沃斯,从曼谷到热那亚,反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区分。反全球化包括两个向度:一是反对全球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就是国际化或区域一体化。这种声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了;二是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全球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进程。它既可能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在一些人眼里它又是价值观的、规范性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利益对全球化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作为一种运动,反全球运动的成分十分复杂。如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恰恰是发达国家工会中的某些人士。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反对全球化,落后的第三世界也反对全球化。这就需要梳理,在复杂的反全球化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同群体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和推动力量。其次,我觉得可以把“9·11”事件理解为当代的一个转折点。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工程与带有全球激进意味的伊斯兰教气息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相碰撞的时期。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是对全球化的强有力挑战。针对如此情势,美国及其扈从试图通过“无限制的反恐战争”强化其由来已久的“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学”战略。换言之,也即进一步以政治高压和军事暴力的手段强制推行以美国为主导的、以全球亲缘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运动。美国及其扈从的如此战略转向导致国际政治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为此,被称为全球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开始出现,并日益动员起来。反资本主义运动代表了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到社会民主主义者领导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它已经发展成为对公司推动和国家支持的全球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动力量。反资本主义运动配合地方和全球性活动,利用直接抗争、跨国活动,引起世界对人和生态安全的关注。最近几年来,全球和地区的主要机构的首脑会议,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家、八国集团、欧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首脑会谈,都遭到群众的街头抗议。除了群众抗议外,只关注单一问题的运动,也在变革全球机构的规划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陈:也就是说,新的社会运动和反资本主义的抗议的结合,成为了全球渐进变革的关键力量,在为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政治的重要辩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吗?

  小森:是这样。上述那些运动可以利用国际公众舆论,可以利用八国集团内部的分裂以及八国集团领导者与公众之间的分裂,在促进政治规划的过程中也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反资本主义运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出现了分裂,他们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根据全球资本家的要求,对超国家力量施行结构性约束;加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也必然要采取相应的制控措施。因此,方方面面的力量也在制约着重大变化或结构性变化的前景。所以,在许多激进思想家看来,某些全球性危机极有可能引发这样的变化,比如,一场严峻的金融冲击、经济衰退、战争、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扩大,或是生态灾难,从而致使现行的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地应付。在这种情形下,比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更为进步的规划和选择也许可以获得战略影响,但这必须依赖于全球社会力量的特殊的历史组合。既然经济危机和贫困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地方性病症,正如所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都潜藏着地方性病症那样,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就内在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的联合体的矛盾中。根据如此逻辑推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就其当前的形式来说最终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其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断产生政治对抗性的反应。有学者指出,正是占优势的秩序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成为变革的发动机,并或许最终改变甚至摧毁这个体系,开辟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陈:但是,在你所说的“后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必然的过程还会继续。可以说就现实而言,它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你可以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它的特征吗?

  小森:这个一时有些难度。不过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归纳:1、这场新运动反映了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在全球推行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努力已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为统治阶级事实上是在取消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这一长时段的“繁荣”期中对工人做出的所有让步;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而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不安和关注;3、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攻击主要的指向是帝国主义经济论坛等;4、这一运动客观上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化,是与富裕的北美、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利益相冲突的;5、像一般的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中也有两种趋势:团结在激进的、有觉悟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周围的自发的阶级斗争趋势和由工会官僚所领导的阶级合作主义趋势。

  陈: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以资本的无限扩张为特征的,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全世界各个角落,那么,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它究竟对世界经济以及政治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小森:在全球化论者的文献中的,有三个方面的趋势获得了普遍认同;社会经济组织的传统模式的转变、地方性原则的转变、权力的转变。通过消除加诸社会交往模式之上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跨国社会组织形式,如全球生产网络、恐怖分子网络和管制体系。同时,它使个别地区适应不了全球的条件或发展,如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所表明的。在转变社会交往和组织的背景及条件的同时,全球化还包括地方性与社会、经济、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定位。说简单点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日益跨越区域和国家的边界,一种直接的挑战便出现在支撑现代国家的地方性原则面前,这一原则预设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在一个排他的、划定的国家疆界之内是直接统一的。但全球化打破了这种统一性,以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与国家的地方性边界密不可分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和地域正在变得无关紧要,毋宁说,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它们被重新改造和重新划定了,例如出现了新的全球地区和全球都市。

  陈:是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由于流动资本重新部署着世界经济中的职业和生产,贸易强化了国际竞争压力,全球金融限制了国家的福利和现分配能力,所以全球化是决定全球不平等制度的首要因果机制。由于生产和金融的一体化,全球劳动力日益划分为阶段胜利者和失败者;全球国家及其内部的边缘化、排外主义和贫困也在不断增长;由于福利制度的无能为力,或者政治家不愿意承担保护大多数弱者的成员,国家的团结受到损害;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两极分化和地方排外主义不断加强。在批评家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对贫困和社会排外主义的全球化是完全有责任的。正如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全球化的普遍发展加剧了洲内和州际之间的不平等及其危险性。

  小森:我跟你有相似的看法。在热那亚、巴塞罗那、西雅图和达沃斯的抗议者看来,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由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精英分子治理的工程——全球政治。它只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政治,主要通过正式机构和非正式的全球治理精英组织推动和组织着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和国际清算银行。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下,全球经济管理的机构是全球自由治理的广泛体系的核心,它使世界和人民屈从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公司资本主义的要求。最近5年来,全球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制度化。多边协议、全球和地区机构、政权、超政府的政治系统和政府首脑会议组成的密集网络纷纷卷入了全球政治之中,它们对从全球金融到全球动植物的几乎所有的跨国活动和世界事务进行调控和干涉。这种不断发展的全球治理的联合体远不是具有最终合法权威和强制性权力的世界政府,这种联合体只不过是粗糙的政府间有限协作的系统。联合体由大量正式的跨国机构和地区组织构成,而联合国既是包括政府官员、技术官僚、公司代表、压力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国政权和跨国政治系统的核心,也是联合体各机构和组织的核心。作为全球理事会来运转的七国集团的活动,以及联合国的一系列全球优先权力都为这种联合体规定了一定的政治方向。然而,大体上说,全球治理的联合体缺乏某种和民族政府相关或至少与强大的民族政府目标相关的集中协调的政治规划。

  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形容目前的全球化形势: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下,全球资源配置日益失去平衡,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越来越贫困?所以如此全球化是一种贫困的全球化。

  小森:是的。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缺乏人们理解的政府的传统特征。其决策的权限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对国家内部重大的和微小事项的干涉尤其不断增加,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对贸易争端作出处理或裁决。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不管有什么局限和缺陷,都是一个竞技场,在里面,正发生着获取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斗争。斗争的直接后果是贫困的全球化的出现。这不仅威胁和侵蚀着人类的安全,而且消弱了全球化的过程本身。

  因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把世界和国家分割为富裕和贫困、开放和排外、有权与无权的两极,从而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当下分裂,并在其他事情上也表现了这种分裂,致使国家衰退,跨国恐怖主义发展,原教旨主义、跨国组织的犯罪活动和伦理或宗教冲突的兴起。所以,进而言之,除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被驯服,否则,在日益强化的贫困、排外、无权和不平等的刺激下,冲突将涌入到全球后“和平地区”,一种新的野蛮将会出现。

  陈:你认为世界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如此有可能出现的“新的野蛮”呢?

  小森:这些问题的解决客观上需要一个能够调控全球市场的、改革的和更为健全的全球治理体制。以前那个赞同自由化、不干预和自由贸易的“华盛顿共识”将不得不让位给2002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财政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关于金融发展的“蒙特利尔共识”。就优先性而言,全球市场的需要必须让位给人类安全和发展。正如布雷顿森林大会创建的有益于社会民主的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框架那样,全球化论者认为,不能超出当代政治的想象,为治理全球化设计出一个全球新政,从而创立一个更公平、人性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全球化整个世界出现了结构性分化?

  小森:可以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转型——从两极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有的学者把它总结为三种趋势:地区和全球性国际制度和组织的持续和迅猛的增长;跨国社会运动以及非政府地域组织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决策程序、政策和行动的不满;深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不满之中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复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在全球层次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但传统的治理方式局限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治理是超越传统治理理论的新课题,原有治理理论面对新现实的攻击。全球治理理应引起全人类的深入思考。根据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这种结构性分化与其说是全球化的结果,不如说是帝国主义继续发展的结果。我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术语。它可以和另一个具有巨大叙述价值和解释力的词语即“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由于经济活动已经变得日益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的中心地带,其结果是限制或阻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机会。不过,即使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带,其发展在今天也是不平衡的。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自由治理机构的监控下,这种国际经济活动模式加强了历史潮流上占优势地位的依附性结构,并强化了不平等和贫困。其结果是,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受益很不均衡,都流向了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并且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在加速扩大。事实上,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而不是所谓的“全球化”必须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负责。只要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全球不平等就会继续延续下去。

  陈:按照你前面的分析,对于全球化问题,人们的见解可谓见仁见智。但是,我发现在中国大陆,似乎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西欧化、现代化;2,霸权秩序;3,市场统一、相互依存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全球化是指欧美现代化扩展的过程,即非西方世界被西方世界同化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是欧美世界的科学技术、产业技术、统治机构、文化和观念等,在非西方世界的自发愿望下,或者作为西方世界单方面强行施加影响的结果,转移到非西方世界的过程。从这一观点出发,有学者指出:现代属于西方世界、传统属于非西方世界。在亚洲等地区展开的与全球化的对抗正是对抗西方化的现代翻版。第二,全球化意味着霸权秩序。就其实质而言,全球化不是什么西方化、现代化,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没有加入根据美国的理念和利益而建成的国际机构、没有参与在这一机制下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国家被纳入这一机构以及世界市场的过程。第三,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急速统一及其对各国的影响。从广义上说,全球化是物资、人员及货币超越国境流动这一相互依存状况不断进展的过程。

  小森:是的,对于全球化问题,众说纷纭。但是,人们却忽视了现实社会中实际上出现了什么现象,这一地区的社会是如何应对这一来自外界的全球化冲击的等问题。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各个地区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影响进行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尤其需要注意研究过程中,不是把全球化与当地社会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全球化现象或概念与接受方的社会文化演变现象或概念综合起来加以考虑。

  陈:还有,关于全球化的对策问题,人们常常以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对抗,或者是服从。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既不是对霸权的服从,也不是超越国家的世界。虽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决定权最终归于各国政府,但在即使协调也难以应付的极度膨胀的资本市场面前,各国表现出混乱和无奈。根本不是什么对抗或者服从的问题。

  小森:围绕全球化使经济市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出现了持有不同观点的三种人:全球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和非全球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和反全球主义者都把全球化看作是现实,而非全球化主义者则认为全球化不是什么新事物。在认为全球化是现实这部分人中间,又可根据其对全球化的认识分为肯定派与否定派,肯定全球化的人称为全球主义者,而否定全球化的人则被为反全球化主义者。其特点在于,大多数全球主义者强调国家的控制能力,非全球主义者则重视市场的力量,而反全球主义者对社会的应对寄予厚望。我认为,对于亚洲而言,全球化具有现代化、西方化延续的侧面,从历史的角度看非全球主义者的主张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陈: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出现以后,影响到西欧,也波及到世界各地。这样一个共识,即所谓的现代化,或者走向现代性的现代化包含四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有学者主张:从正面表述所谓的个人主义,即包括个人的自主、独立和尊严。那么,全球化和现代化有何不同呢?

  小森:正如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全球化与现代化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粘合,难分难离。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涉及我们对全球本质的所握。全球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现代性的一种世界性扩张,将现代性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学者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沃·贝克、罗伯逊等。吉登斯认为“时空的伸展”是使得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人类活动能够稳定地组织起来,这是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时空的伸展”大大地延伸了社会关系的距离,使得复杂的全球关系网络得以形成。因此,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之强化,这些关系以如此方式将相距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一地发生的事情受到千百里以外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地方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沿着与塑造它们的伸延关系相反的方向运动。地方性的变迁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社会联系跨越时空的旁向伸展。于是,他断言:全球化是世界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即市场经济、监督、军事秩序和工业主义的扩张。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的自由、民主、理性、市场经济制度等,也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与现代性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在20世纪50、60年代讨论现代化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很多文化、地域、制度、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差异都会消解掉。可是,进入全球化后,情况大有不同,即全球化加强了认同意识;全球化还加深了根源性。因此,全球化导致了地域化。全球化和地域性的加强是一个同时的过程。因此最近二三十年全球化的出现,使得在西方即美国和西欧等发展最快的国家,特别是以西欧为主的根源意识渐强,而其他地方更不在话下。而所谓根源意识,指的是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或者阶级乃至信仰,这些都是根源性。

  陈:是的,全球化强化了地域文化的根源性。以中国为例,从宏观论学说来看,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走向一条似乎没有选择余地的发展道路,经历了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这个一脉相承的过程。对中国现阶段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亟待努力。所以很多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示推崇,对批评改革开放,批评市场经济,批评加入世贸组织,批评进入全球化的态度,则不能容忍。然而,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现代性或现代化,正如新左派一再强调的,确实有代价的问题。现代化的实现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代价,而且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代价。这个沉重的代价必须立足于国际社群的宏观视域方能窥见一斑。我们要把中国摆在整个国际视野之中,我们向往充分的全球化,可是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峻。特别是生活在赤贫状况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生态环保的破坏非常严重,另外还有资源的匮乏和消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小森:所以西方以启蒙心态为代表的现代性在世界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表现所造成的困境也遭到很多批判,中国大陆的新左翼,从正义和资本分配的问题以及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文明给人类世界所造成的困境,正因为如此,从西化到现代化,从现代化到全球化,不是一个连续体,实际上其中有非常大的跳跃。西化和现代化最大的不同,是地域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差别,如把地域观念看成时间观念,就可以说从西方地域所发展出来的这一套转化世界的模式,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发展。

  我们还得考虑有不同的现代性的问题。其实这一提法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在西方还存在颇大争议。东亚社会,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的沿海,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多多少少都含有现代性的文明,不管自身以什么为标志,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等都是现代性的要因,因此可以说都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各自所体现的生命形态跟西方在很多地方不同。换句话说,受西方的影响,但具体形态各异,所以现代性和西化、现代化都不尽相同。

  总而言之,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出各自的威力。

  陈:在全球化面前,各国表现出来的是混乱和无奈,根本不是什么对抗或者服从的问题。最好的做法或许正是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应该充分意识到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自所显出的威力,致力于地域化或者说本土化文化建设,以便更为主动地为世界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事实上,中国十分希望和世界其他国家,与邻国特别是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最近,中国希望和日本、韩国一起参加东盟组织,相关的组织工作早已进入国家立法高度。马哈蒂尔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如果是这样在东亚就完全可以形成一种足以解构全球化思潮的地域化语境。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和韩国迫于美国的压力没能加入。

  小森:有人说,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是各个地区掀起对抗运动、而最终又不得不把它作为大势而加以接受的妖怪。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看做是统合进展的同时,反统合、分化、重组的反作用也迅速扩大,这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广义的全球化包含着世界统合的力量越大就越会引起反统合和分化的矛盾。把当今社会的变化称之为“复合型的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引起了国民国家、社会结构的重组。把全球化描绘为在多元层次性中发生脱领域化和再领域化、同一性和差异性间多重相互抗衡的现象。

  但是,只强调国家在现代化、西欧化到全球化的过程中的应对能力、控制能力是不够的。当前,国家通过放松监管来与市场协调,创造出风险社会,从而给予社会以很大的权利与负担。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冲击,或许亚洲社会只能采取反全球主义者的立场了。

  陈:您所说的“反全球主义者的立场”,从学理上应该怎样理解呢?

  小森:大多数人都笼统地把全球化当作是接受方社会由于受到外来压力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在学理上有必要将“广义的全球化”分为来自外界的“狭义的”全球化和与之对抗的“历史文化演变”这样两个侧面,再进一步考察两者间的对立关系。这也是探讨全球化问题的理论需要。在亚洲区域研究中,应该弄清楚接受方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上述两者的对抗关系,并应用区域研究的主要手段,进行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这样一来,既可满足上述的理论要求,又可丰富全球化理论本身。

  陈:就此,日本的学者还有什么其他代表性的见解呢?

  小森:据我的研究,日本的反全球主义阵营也存在两种重要的主张。这两种主张都基于全球化的危机意识、强调对抗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但其内容正好相反,一种主张,提倡依据“市民民族主义”来达到国民认同意识的复苏,另一种则主张依据市民社会的全球主义来限制全球的市场膨胀。

  前者提倡的“市民民族主义”意在通过诉诸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感到不安的“中间阶层”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再定义来塑造根植于国民国家的国民精神。他们强调进行国家利益再定义后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主张应该更加清楚地确定国家界限。其核心就是主张强化个人的民族认同意识。这一构想清楚地体现了一种抗衡美国霸权秩序的观点。

  后者的构想则是,把相对国家“自主性”很强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型民主主义之间的相克看做是冷战后的对立基轴,主张用市民社会和基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市民国家”的全球性连带关系来限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虽然提出了市民社会的全球主义,但并不是把个人的认同意识一下子提高到全球的层面,而是提倡市民社会方面对国家施加压力,将市民公共性渗透到国家中去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全球主义者而是反全球主义者。这一构想体现了重视相互依存的状况对市民意识的影响。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从反全球主义者的危机感出发的,但对民族认同意识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见解。前者接近于非全球主义者,后者则倾向于全球主义。两者之间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对立。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他们一方面都把全球化看做是巨大的外来压力,表示要与之全面对抗;而另一方面又提出,如果对策不奏效惟有全面屈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都接近于败北主义。

  陈:那么,你怎样评价他们的全球化观呢?

  小森:我认为,如果要利用区域研究的方法、确切地搞清楚亚洲各地正发生着全球化进程的实际状况,把“全球化”作为分析的概念和框架则过于抽象和难以恰到好处。因此我提议,改用“历史文化演变”为新的分析框架,并把它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对区域社会进行分析。一方面,全球化对接受方来说是“历史文化”演变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接受方社会不仅仅是全球化现象,或者说是“历史文化”演变。当前,亚洲研究工作者对亚洲地区正发生着思想文化巨变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历史文化演变是接受方社会发生的现象,在对这一现象进行实证分析时,把“历史文化演变”作为分析要领应该是可能的。

  陈:那你认为面对如此时代命题,作为亚洲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现实策略呢?

  小森:今天的亚洲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如人员的国际流动、民族关系的变化、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及其社会效应、信息情报的渗透及其影响、都市化和居住环境的变化、生活文化的改观和意识的变化,全球化对家庭、教育、劳动等的影响、宗教对历史文化演变的反应、民族传统对社会文化演变的反映等等。这些都是各个区域研究的课题,但仅仅做个案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课题相互联系起来进行概括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探究作为在以上各个侧面变化的集约现象的“国民国家的变化”。而且为了整体性应对各种变化,需要我们去发掘文化多样性的概念以及为了维持文化多样性而建立的文化管理方法。

  陈:是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多样性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化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问题;追求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成为各种地域文化形式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研究全球化与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探求先进文化建设之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亨廷顿一篇《文明的冲突》引发全球震惊,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实体。如果不带偏见,亨廷顿的分析至少在现象层面上是有道理的。至于更深层的冲突由何而起,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整合与发展。

  小森: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温情脉脉的文化整合的背后,价值的冲突却在以暴力冲突的方式展开着,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表现形式也异彩纷呈。政治、经济、文化的纷争,其核心是价值冲突,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以武装侵犯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表达西方的价值理念。东方主义与亚洲价值观念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也直接影响到其民族利益的表达。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困境,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这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现实的价值选择和主导价值的确定急需理论、研究为之开辟道路。有人质疑: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宣传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然而许多战争都恰恰是用这些宗教的名义进行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解释似乎是,竞争促使人们力求比邻居过得好一些,尽管神灵要求人们帮助邻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再也没有比表现在我们所运用的那套价值观上更强烈了。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各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含义?世界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种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

  陈:是的。另外,作为一对尖锐的矛盾,表面看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似乎势不两立。客观地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国家首当其冲,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而追根溯源,民族国家则又是全球化的产物,看来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又一悖论。

  小森:我赞同你的看法。全球性经济造成了国家的政治机构以及国家的经济控制政策与必须控制的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根本性背离。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主权的地缘经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国家政府管理控制企业的时代结束了。全球化的本性是不尊重国家主权,甚至要求摧毁一切国家主权而建立无国界经济乃至无国界政治,而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又要维护和伸张国家主权,这就构成一对矛盾。虽然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全球化的推动力却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问题、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国家的职能问题、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已经变得非常敏感。

  陈:亚洲主义或许是解构全球化的很好策略。但是这条道路实在很漫长。它再生和崛起不应该被内耗制约。但事实上,内耗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最危险的内耗之一就是中日关系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汉字圈文明,在经历过一系列近现代战争以后,终于应该认识到这么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普遍问题:很明显东亚一定要携手走向现代文明,而且我们要进入的蓝色海洋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进入之后,还要碰到多种问题,日本、台湾、韩国、东盟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与大陆的具体情况大有不同,但一定要进入海洋,是不容选择的。只有通过文明对话才能解决如此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要跟周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

  小森:我理解你的对话观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策略。在哈贝马斯那里,被称作“交往行为理论”。它不同于目的论的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而是导向社会主体间相互理解的活动,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它是这样构局的:种种理解行为把不同参与者的行为计划联结起来,并把指向目的行为同相互作用这种联系衔接在一起;这些理解行为在它们那方面却不能归结为目的论活动。理解过程以一种意见一致为目标,这种一致依赖于以合理推动的方式对一种意见内容表示同意。一方的意见不能强加于另一方,不能通过处置方式施加于对方;明白可见地通过外在干预产生的东西,不能算作达成意见一致。意见一致是基于共同的信念。这些信念的产生可以按照对一种建言表态的模式来分析。只有当对方接受其中包含的提议,一方的语言行为才达到成功。

  可见,交往行为是相互理解的行为;它以达致共识为目标,为规定。否则就不是相互理解的行为,而是相互误解的行为。这种理解是以其合理性为基础,而以另一方表示同意为完成。理解过程则是语言过程,即是一种交谈和对话。所以亚洲内部也要走出文化客观主义,抛弃文化中心主义,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实践“交往理性”指导之下的“文化对话主义”。对话绝不能消除分歧;同样,东西方文化对话也不能削平或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非强制性的形式,换言之,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

  陈:交往行为是相互理解的行为,我们应该抛弃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行“文化对话”。不过,话题一旦转换到中日两国互相间的文化关系层面上来,好象问题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两国之间自从1972年恢复邦交以后度过了一段“蜜月”。可是,到了近几年,我们似乎突然彼此陌生了,总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两国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认识问题上总是存在着重大差异。这是否真地应验了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我们两国掉进了“文明冲突”的陷阱呢?

  小森:我知道你内心并非真的这样想。在考察历史认识问题时,首先必须慎重考虑的就是言说语境不同的问题。历史认识被作为问题提起时,在日本包含着如何认识殖民地统治、侵略战争责任的意思。然而,在日中韩三国的人们看待历史认识问题时,这个问题所处的言说语境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围绕着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责任问题,中韩的反日情绪几乎达成了全民一致,但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温度差,以及日本在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责任上的国民情绪的分裂状况,都说明这个问题在三个国家中的不同言说语境。

  陈:那么,首先,在您看来,中日韩三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总体上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呢?

  小森:首先在日本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看来,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等历史认识问题与战争问题、安保问题、基地问题、宪法问题、天皇制问题等决定日本未来方向的重要问题都有直接的关联。他们认识到,这不单纯是日本自身的问题,还涉及日本与其所处的东亚的近邻之间的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因而也是日本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重大时代课题。与此相对,极端的日本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则从相反的立场出发。虽然他们也同样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自己应该肩负的任务,但是,其言行方式截然不同于前者,显然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日本国内的这种分裂状况形成对照的是,在韩国,几乎在所有的知识分子看来,日韩或者说东亚的历史认识问题是关系到自身的自我认同的核心问题。而在中国,重要课题则是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涵盖着全球贫富差距、人口过剩、经济难民等诸多问题,以及亚洲的现代化、日中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圈对抗关系的问题。对于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来说,上述问题没有一个是可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中国内部的问题,即通过他们自身的背景和脉络,使问题世界化。这样,在中国的背景中,历史认识问题就与日本以及韩国大为不同。你们认为日本谢罪是不容置疑的,无须争论,只是看日本如何付诸行动。而所谓的“日本自身的问题”对日本来说也许是现在时,但对中国来说却不一定是现在时。也就是说,从政策取向来看,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当前的紧要课题。

  陈:是的。在中国,谢罪问题从根本上说原本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从抗击日本侵略,到最终赢得解放的现代史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所以谢罪问题不可能成为双方存有争议的根本性的历史认识问题。

  小森:也就是说,只有当你们认为日本人是否谢罪关系到日本人是否正视历史、是否承认侵略历史的时候,这个问题才会成为历史认识问题。但是,这归根结底也只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而不直接成为相互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历史学者就历史认识问题共同讨论时,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双方是在背景不同的情况下进行共同讨论的。总之,这样的共同研究即使有共识,也没有形成共同的言说语境。

  共同的言说语境必须是某一背景里的文化主体和另一个背景里的另一个文化主体之间经过摩擦和冲突,寻求一个扬弃摩擦和冲突的话语空间。它的机能作用是使双方主体间的对话得以成立。如果我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营造的共同理性是以共同的言说语境为目标,那么就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平台,使视农业问题为重要课题的中国的言说语境和视历史认识问题为重要课题的日本的言说语境之间的对话得以成立。

  陈:但是,问题是形成历史认识的言说语境,不是意图鲜明的意识形态的言说语境,也不是过去已盖棺论定的历史的言说语境,而是流动着平凡而又生动的感情的现在日常生活的话语空间。

  小森:是的,战后的左翼就是在这样一个言说语境里展开反核和反战和平运动的。与此同时,日本主义者和保守政治家及历史修正主义者,也巧妙地利用这种流动的生活情感和时而产生的共感作用来构筑自己的意识形态。战争记忆在兼作痛苦和悲惨记忆的同时,与忍受了痛苦和悲惨并从中坚持了过来的拼搏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时,它虽与反战和和平只是一纸之隔,但却趋向美化战争。小泉首相关于日本战后的繁荣受惠于战死者的发言,和石原慎太郎们的反华言行,都发自这个危险的言说语境。

  陈: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奇怪的是,施害的记忆,例如侵略中国的记忆却没有从正面进入这个语境。侵略中国的施害的记忆仅仅在出征中国大陆的士兵及其家属间私下共有着,而大多数国民对这种施害的记忆并没有实际的体验,只不过是一种传闻知识罢了。所以让中国人气愤的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施害和谢罪意识没有达到上述拼搏和受害感情那样的浓度和广度。在国民感情的共有语境里,关于日美战争的记忆是占压倒性的,这才是日本的战争记忆语境。

  小森:在日本,战争记忆和施害记忆时而是相连,时而又是不相连的。有一点可以确切地说,西尾斡二写的《国民的历史》仅以战争记忆为依据,创作了与欧美孤军奋战的日本近代史。而反对他的历史学家则一味以中日战争等施害记忆为依据。由于两者间的对立缘于身处不同语境,所以,其情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被害与施害的单纯的二元对立。其中还隐约可见崇拜欧美或对抗欧美,以及蔑视亚洲等明治以来的国民感情的结构。这就暗示了如果历史认识问题自始至终只是单纯地探求日本施害与受害的事实,就无法深入到真正的历史深层。

  陈:这样看来,真正必要的是,我们应该对导致历史认识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分裂的这两个言说语境之间的落差进行历史的洞察。

  小森:但是,当我们讨论这个落差时,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正确评价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的活动。他们在日本身为少数派,为了将日本人作为施害者必须谢罪的认识推向全国,进行着艰难的斗争。但是,能够对此做出评价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受害国的国民。遗憾的是,日本知识分子立论的方法和论争的焦点与日本的脉络结合得越紧密,在外界看来就越显得内向。虽然对于两国之间的龃龉,中国知识界也有相应的责任和原因,但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我们日本人不能满足于没有与对方联系起来的这种片面的良心活动。实际上,日本人本身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日本的媒介不论是反战还是厌战,总之在制作反对战争节目或编辑相关专题时,可以说绝大多数是从战争受害者角度出发的。即使偶尔出现施害场景,也几乎没有残酷的画面。

  陈:这是日本人的战争记忆语境中最令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不满之处。这是日本的内向自我使然吧?那么,当历史修正主义者片面地立足于战争记忆语境来推广他们带有偏向性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时,如何历史地明辨两个言说语境之间的关系和形态呢?因为它们导致了日本人在历史上的复杂性和分裂。

  小森:一般说来,在谈及对战争中的暴虐行为负责时,追究施害者的暴虐行为、向受害者谢罪、进行补偿和防止再犯等责任全部应当由当事者和相关者来承担,也就是说,应该从政治上将它作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由国家或政府来承担,因此,这个政治责任应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而不仅限于历史学家。

  陈:但是在现实中,就拿南京大屠杀来说,历史修正主义者们设置了中日双方在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这样的舞台,利用它将责任问题偷换成历史认识问题,以回避政治上的责任。

  小森:因此,许多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都积极地参与他们的斗争,历史研究者们作为记忆的责任者和记述的责任者把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承担起来。而且,历史修正主义者还在以记录事实时的可靠性为借口,把政治问题偷换成历史认识问题,仿佛历史认识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面对这种现状,历史研究者们的另一个责任就是剖析被置换了的问题,并将其阴谋公诸于世。记录的责任、对事实的探究等也只有在这种剖析的前提下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相反,如果幻想通过正确叙述“事实”来瓦解他们的政治意图,即不对历史修正主义者偷换概念的阴谋进行揭露而仅仅通过具体考证来与他们对抗,这恐怕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陈:总之,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责任问题。

  小森:因此,日本政府的公开谢罪,应该与历史认识问题分开来,早日付诸行动。同时我们还必须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探讨生成历史认识问题的言说语境的历史,深入考察问题的根源所在。接着我们应该将这个言说语境置于流动并激烈变化着的历史潮流中,确定言说语境的历史相位,然后尽快开始对历史潮流本身进行考察,以洞察世界,甚至共同重新书写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历史。

  陈:是的,如果能够从亚洲主义的高度正面看待历史问题,相信中日之间、东亚各国之间乃至整个亚洲都会形成共同的言说语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与合作。而且这种对话与合作还不只是文化层面的,在经济层面也可以实现共生、双赢。毕竟中国大陆同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展阶段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文化上关系密切,而且在经济发展方面保持着强烈的互补性。尤其是与日本之间。近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正在增加,但其出口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与日本的竞争并不激烈。认清了中日两国经济是处于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双方而言应当是双赢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为日本出口增长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给日本经济创造更大的市场,促进中日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小森:此言得之,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洲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亚洲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还会为这些国家的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比如日本就可以更加集中资源开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中国的各个行业在技术上主要依靠技术引进,没有多少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主要是加工性企业。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化政策,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得以提高的同时,为了弥补中国国内生产的减少,中国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得以扩大。中国的出口越多,进口量就越大。在这样一种贸易模式下,中国外贸的增长无疑将会有利于其他亚洲国家。另外,中国经济的强劲对于亚洲的稳定也至关重要。正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中国顶住压力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了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避免竞相贬值该国货币,对这些国家经济的早日恢复做出了贡献。

  陈:总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你赢我输”、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是应该放弃的。现在真正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各国如何在改善国内经济体制和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利用全球经济、地区经济和别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加速自己的经济增长。中国尤其应该这样做,需要这样做。而亚洲其他国家也应该这样做。

  小森:是的,亚洲内部的团结尤其重要,只有立足于亚洲地区的本土化、地域化,我们才能合理配置各种文化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自主发展,和谐共生,创造辉煌。

  陈:话题谈到这里我想请你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有人主张以“亚洲主义”彻底解构西方亲缘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思潮,你的总体评价如何?

  小森:“放眼全球,立足本地”应该是全球化语境下亚洲主义者牢记不忘的口号。无论全球化进程有多快,普及程度有多高,我们都必须从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经济安全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从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中清醒过来的人们,看到了全球化狰狞的另一方面。相对于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经济安全更为基础。我们既要构筑防火墙,又要建设防波堤。基础性的经济安全将保证国家在全球化的漩涡中心不至沉没,也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我们在热情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忘记全球化与经济安全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东亚的有识之士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从战略高度酝酿地区合作的策略。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即将在日本京都举行。届时据说中国外长将出席会议。会议重点是就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等问题进行讨论。这表明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东亚已初步形成以东盟为核心、逐次向外延伸的合作体系。10+3作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增强了东亚国家的整体意识。通过10+3合作,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认同感和凝聚力上升,团结、互助、共赢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0+3堪称本地区最为成功、最富活力的合作机制之一。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保持10+3合作势头符合各方利益。我们应该继续推动10+3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以实现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 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