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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

林聚任 刘翠霞

【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本文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出发,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最后,笔者通过调查资料尝试着对社会学界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以期能对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社会资本是当前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概念。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社会资本分析从求职就业、企业创新到社区建设、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等各种现象和问题。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解也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或称关系网络,或称信任和互惠规范,或公民精神和美德,总之是各抒己见,在各自的研究视阈中展开了有理有据的解释。无论对于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社会资本都发挥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积极效用。正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学术魅力和解释效力,笔者从社会资本入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分析山东省当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与关系的某些基本状况。

  长久以来,农村已经被贴上一打厚厚的双重标签:或者是令人向往的传统、纯朴、温情脉脉、充满诗意的田园,或者是落后、愚昧、狭隘、鬼魅般的地狱。一边是诗意地栖居,一边是负重而行,始终难以逃脱现代化过程中的“他者”命运。农村成为与城市对立的想象中的“理想类型”,关于农村的话语依赖于对城市的理解。真实的农村生活到底怎样?也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追问,笔者希望通过对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调查能够了解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调查采用了立意抽样的方式,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和一部分本科生担任定额调查任务。尽管调查并非严格的随机抽样,但由于样本分布较广,容量较大,数据的代表性还是比较好的。调查分两次进行,分别在2003年和2004年1—2月份进行。由于第二次调查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因此对资料的分析主要以第二次调查的499份样本数据为准,以总体995份调查数据作为参照,如果不作说明,就是指499份样本的数据。调查对象年龄限定在30岁至70岁,因为相对来说,这部分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成熟且较为稳定。此外,还穿插了一定的访谈方法,访谈的对象都是年纪稍大的较有代表性的农村居民。在调查的499位对象中,男性占56.7%,女性占42.5%。一般说来,由于社会角色、观念的差异,男性拒绝调查的几率要小于女性。调查对象的最小年龄为23岁,最大年龄为73岁,平均年龄为42.64岁,基本上是中年以上结婚有配偶的人。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偏低,小学以下的占26.8%,初中36%,高中中专21.2%,大专以上3.6%。被调查者大多属于农业户口(86.2%)并无行政职务(91.0%)。运用探索性分析,去掉极端值,调查对象的平均年收入为5533.06元,标准差为5340.05。调查对象的最低收入为100元,最高收入为55000元,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主要收入来源仍以农业为主,其中靠纯农业生产和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占66%,职业也主要是以纯务农为主(43.9%)。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操作化及研究假设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测量也就相对困难和复杂。这里,我们借鉴Stone 和Hughes 对社会资本测量的总结①,从人们在公民美德、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同行为及态度表现入手,将对社会资本的调查分为几个相互联系的有机部分,便于调查分析。

  (一) 社会风气观:社会风气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集体生活的精神面貌。在良好的社会风气下,社会成员之间互惠互助,生活其乐融融。而且,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具有强烈的集体责任感,社团活动丰富多彩,社会公正和谐,充满向前发展的蓬勃朝气。因而,良好的社会风气本身就是公民美德的表现,也就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反之,则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发展动力,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或混乱不堪。这里,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农村居民对当前中国社会风气——如当前社会的公共道德、集体责任感、人际关系、信任度等——在改革开放前后变化的看法,期望能反映出当前社会资本的大体面相。 

  (二) 公共参与:公共参与是一种民主精神、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它能反映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能有效解决“搭便车”等集体行动难题。如梁启超所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正是公共参与的精神和行为将整个社会整合凝聚在一起。国外许多社会资本研究学者都极其重视公共参与,将之视为社会资本最有生命力和启发性的方面。毋庸置疑,公共参与含于社会资本内容本身。这部分我们主要调查了解被调查者对选举、集体活动、志愿活动、民间团体等的参与情况,看看山东农村居民的社会参与度到底如何,也可以当作测量公民美德的试金石。

  (三) 处世之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处世之道,从圣哲先人到乡野匹夫,无一不言应当如何为人处事,中庸、诚信、和为贵、礼尚往来等等,在今天人们仍然奉为圭臬,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这些盛世良言已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可以说,正是这些处世之道使中国社会绵延至今如此这般地前进着,其正如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给社会成员提供公认有效的沟通交往规范,减少了摩擦,缓解了冲突。显然,处世之道也表现出社会资本的特性。但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亘古流传的处世之道在当今是怎样体现出来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处世之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社会资本对社会生活和发展有何影响?针对此,我们主要调查他们对一些俗语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态度,比如处事原则、经营偏好、合作偏好、夫妻关系、晚年生活寄托等等,看看其中到底有多少传统性因素,多少现代性因素。

  (四) 信任安全感: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许多学者那里,干脆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一个信任度高的社会,其社会成员安全感也较强,容易相互合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囚徒困境,从而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一个信任危机横行的社会,人心惶惶,所有社会成员都难免小心翼翼而患上“强迫症”,进而社会便失去发展的动力。一个社会的信任度水平既反映了该社会成员的社会安全感状况,同时也暗示着该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状。这部分我们主要调查了解被调查者的上当受骗情况、社会信任度、对不同对象的信任度差异等。

  (五) 关系网络: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应有部分。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就将社会资本直接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中国是关系、伦理本位的国家,关系网的重要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人们对于关系网的认识、选择、动员能直接反映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情况,从而最为形象、直观地体现出总体的社会资本面貌。在对这部分的调查中,我们主要了解被调查者对血缘、地缘、业缘等不同关系网络的利用、被调查者近些年关系网范围的变化,等等,从而分析农村居民关系网络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当然,上述概念的操作化并不能囊括社会资本的全部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调查的权宜之计。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关联,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为了便于更好地深入分析,笔者又以“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为表征将每个部分分为相应的两种倾向。借用帕森斯模式变量的分析思路,即传统社会是情感性、扩散性、特殊性、先赋性、集体(家族)取向的,而现代社会是情感中立性、专一性、普遍性、自致性、自我取向,也将农村社会资本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这种分类可能会打乱原有的传统现代观,但为了调查需要,必须借鉴一种公认的分类标准,否则我们是很难区分中国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有许多现代性因子的,尤其是许多小传统是相当功利理性的。具体总结如下:

  当然,这些划分都是相对的。任何概念框架的建构无一不服务于现实和研究需要,没有无懈可击的概念,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懈”尽量减少,让认识和分析更加透彻。

  针对上述概念的操作化及研究框架的拟定,笔者根据经验和已有知识,针对山东农村提出下列五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之一:转型期,社会变化快,竞争激烈。一方面,社会价值体系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社会风气会有较大波动和下滑;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面临的社会和心理压力较大,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怀旧情绪,因而对当前社会风气深表不满。

  研究假设之二:由于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气候的影响,中国人自主意识淡薄,缺乏现代公民精神,社会参与率相当低。

  研究假设之三: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各项制度规范不健全,传统的以偏重于情感义务的处世之道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间也透露出向讲求原则和利益的现代性处世之道转变的趋向。

  研究假设之四:中国的信任格局基本上呈现家人—亲属—熟人—陌生人的“差序”形态,而总体上整个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研究假设之五:关系网络是中国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发挥着无所不能的作用,在利益的驱动下,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成员的关系网络日趋从封闭内向走向开放外向。

  总起来看,中国社会资本呈现出“没有现代公民美德的发达社会资本”的悖论景象③: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社会资本存量丰富;另一方面,又缺乏与现代民主平等精神等相关的公民美德,社会资本相对匮乏。也就是说,对于个体④发挥重要功能的社会资本在达致公民社会⑤诉求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应该说,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这种悖论景观都存在着,只不过在农村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山东省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其农村社会资本状况如何?这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的社会资本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基本分析和研究结果

  由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量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关于社会资本的统计方法除了相当困难复杂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外,其它一些高级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路径分析等要应用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在变量层次上可能达不到它们所要求的高度。因此,笔者对问卷调查的变量和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变换和赋值,以求能运用更多、更高层次的统计方法进行详细分析,从而更好地精确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然,变换也可能会掩盖许多细节性的关键问题,笔者尽力做到不遗漏,使分析更加全面。

  (一)社会风气观 

  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风气都会有一个总体的评价,或好或坏,相应地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就往往会呈现出两种倾向:乐观或悲观。通过调查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公共道德秩序、人际关系、信任度、干群关系、家庭关系、集体责任感、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等方面的看法,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隐忧情绪,对社会精神文明生活所持的悲观焦虑倾向大于乐观倾向。根据相应的百分比计算得出:悲观倾向度为0.450,而乐观倾向度为0.349。在调查中,笔者曾经针对这一问题临时询问了许多调查对象为什么感觉公共道德秩序下降,被调查者几乎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怀旧”情结。“咱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这人心哪,跟以前没法比。”“以前都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有多少人黑天半夜的就到生产队去偷偷干活,第二天早上经常会发现一大片的麦地已经收割完,成捆成捆地扎在那了。”“叫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就是傻里吧唧的。”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成员尽管生活清苦,却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可以说除了生产力落后,那就是中国农民心中所向往的大同社会⑥。这种大同社会的弊端在“文革”十年间开始暴露出来,但在普通社会成员还未来得及完全意识到和抛弃那些社会弊端、摒除文革的消极后果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人文精神的忽略,前后对比,社会成员难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而且,不同的城乡发展战略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城乡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陷入无尽的困惑与焦虑中。如果把社会焦虑指数看作是悲观倾向值与乐观倾向值的商,那么当前山东省被调查者的社会焦虑指数为1.289,是比较高的。社会焦虑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给整个社会的发展、秩序的安定带来隐患。这无疑应当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尽管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焦虑,调查中却发现有两点例外:一是被调查者认为人们对集体公共事情的关心程度“提高了”的比例高于“下降了”的比例,分别为46.9%和39.1%。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农村居民随着现代发达的交通传媒技术的影响,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视野也逐渐开阔。但另一方面,却极有可能是一种“逆关心”,因为乡镇和村集体总是巧立各种名目,进行摊派乱收费。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不得不关心集体事务,其极端形式就可能是上访。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坦言“不关心不行啊,要不就没法好好过日子了”。二是认为父母子女等家庭关系“和睦融洽了”的比例远远高于“矛盾冲突多了”的比例,分别为49.3%和13.6%。不可否认,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的宣传,现代中国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夫妻关系日益向平等化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改革开放转型时期,面对激烈残酷的社会竞争,家庭作为避风港湾所发挥的精神慰藉功能,无疑使家庭关系变得更为情感化。而对于年轻的父母子女来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子女数量减少,更容易加深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沟通,故而家庭关系更为和睦融洽。这些作为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因此,第一个研究假设是基本成立的,农村居民对于当前社会风气总体上隐忧多于乐观,不同程度地带有一种怀旧情结。但其中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成员对于集体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的提高,以及家庭中父母子女关系的更为融洽却又向我们隐约展示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美好前景。

  (二)公共参与

  根据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观点,农民由于生存条件、生活方式限制,天生带有狭隘性,自主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参与率低,农村社团性组织较少,即使有也相当不规范。在调查中我们的确找到了与这些观点相符的数据,当问及“您所在的单位是否经常组织集体活动”时,只有16.8%的被调查者回答“经常”,“偶尔”组织的也仅占40.9%,而回答“从不”组织的竟高达32.1%。相应地,当问及“您是否经常参加本单位所组织的活动”时,接近3/4的人“从不参加”或只是“偶尔参加”。而76.4%的被调查者对当地所谓的民间组织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参加了。但是还未来得及庆贺调查数据与已有理论观点的契合,将两个问题联系到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单位或社区很少组织集体活动,农村居民怎么可能会有高的集体活动参与率呢?而且,调查中进一步发现,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其实是很高的,在问及“您对当地公共事务的态度”时,有81.6%的被调查者回答“积极参与,认为应由当地人共同协商决定”或者“想参与,但缺乏参与的正当渠道和条件”。可以说,农村居民在很大意义上是“被迫性不参与”,而非真正的不想参与。在笔者负责的调查中,这一问题引出许多被调查者的话匣子,由于当时调查的村里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许多村民正谋划着上访。其中一位在村里颇有些威望的大爷说,“村里要做啥大事情,当然得跟所有社员知会一声,我们大伙举手表决才行,可村里干啥事都不说,社员们还蒙在鼓里,咱北山那一大片地就全给卖了,这怎么成?……可话又说回来,咱要去上访吧,就得多召集些人,可咱村胆小怕事得多,真正要去恐怕没几人。”笔者顺便问及“村领导不是村里人共同选举出来的吗?”“什么选举,形式而已,镇领导早就拟好人选了。”其中就透露出被调查者参与集体事务的许多愤慨和无奈,而所谓的选举就只能成为“被迫应付性参与”了。从表二获得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问题的端倪,被调查者的参选率是很高,但参与地方决策、提建议的比例远远小于其它参与比例。通过相应计算得出,被调查者的公共参与度为0.355,其实这很可能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只能反映参与行动,而反映不出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仅凭一些表面数据和行为,我们并不能说被调查者的社会参与意识低。可以说,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是农村有待挖掘的潜在社会资本,一旦其力量发挥出来,必定会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而这关键是要社会与政府的有效引导,并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真正关心其利益。

  当然,说他们的参与意识较强,并不是说所有农民的参与意识都一样,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的参与意识与其文化程度有着显著的相关,如表三所示:

  可见,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社会参与意识越强烈,由此教育的作用可见一斑。应该说,文化程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载体,对社会资本的各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加强农村社会的教育力度,完善农村教育设施,对于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假设二是需要修正的,社会参与率低其实只是在行为上的外部表现,而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其实是很高的。长久以来学者对于农民的参与意识是误解了,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社会能够提供的参与途径和条件不充分、不安全。

  (三)处世之道 

  社会资本最终都要体现于人们的处世交往态度和行为中。可以说,处世之道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连接的结果,既反映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积淀,也折射出当时当地人们的利益、情感需求和取向,是一种处于中介环节的社会资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山东省被调查者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传统倾向度为0.481,而现代倾向度为0.473,二者相差微小,可见至少就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农民就是传统的。尽管他们还不能完全称得上是现代农民,但至少可称为新型农民,既不因循守旧,也不会引领潮流,这也正符合中国农民的“中庸”特性。比如,在调查中发现,半数稍强(55.7%)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人处事的首要原则”是情义和信赖,而41.5%的则选择了利益和原则;对于“找人办事请客送礼是否正常”的回答,也是基本持平的,分别为49.9%和45.7%。中国农民永远不会是最落后的,也不会是最先进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中的大部分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和“缓冲带”。这一点应是学界慎重考虑的,所谓“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机能究竟在当前中国能发挥到何种程度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致同意中国是关系伦理本位的国家,在处世之道上注重人伦,但这种观点是在与国外的横向比较上得出的,而不是在中国内部的纵向比较上得出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对关系的态度,中国是较为重视关系的功用的。调查中同意“要办事,靠关系”的人占67.3%,证实了中国人对关系的注重。但就中国内部而言,关系的功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居于首位的是个人能力。在对山东省农村的调查中,发现56.1%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决定能否找到合适工作的最主要因素,而选择“有无关系”和“家庭条件”的总计才占37.3%。另外,被调查者中有86.4%的人同意“亲兄弟,明算账”,可见关系和利益是区分清楚的,不会被混为一谈。所以当我们再次提及“中国是关系本位的国家”时应当考虑其参照点。对比纵然能厘清自己,却也会误入他者的陷阱,对于农村的看法,我们的学者也常常在与城市的对比中“失真”。当然,重新审视“对比”,这并未能解决全部问题,处世之道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随世事而动。农村当前所处的特殊环境,必然使农村居民的价值观矛盾冲突不断,作为一种生活需要,处世之道中包杂着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是难免的,这便是农民生存所需要的一种“无奈的圆滑”。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69.7%的被调查者更喜欢独立做事或经营。中国是家天下的国家,向来带有家族主义倾向。为什么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喜欢独立经营呢?当询问喜欢独立做事的被调查者原因时,他们大都说:“合伙经营一般干不长久,相互猜来猜去,明明关系很好的两家人很可能最后不欢而散,还是自己干得劲。”看来,其中既有理智,也有无奈,而怕伤和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喜欢独立做事并不一定表明不重感情,相反可能是因为害怕太重感情而误事或合伙经营伤感情。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社会存在着的信任危机:“不怕外人骗,就怕熟人欺”。尽管喜欢独立做事经营的占多数,但当被问及“在工作或生意方面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及“遇到问题时的求助首选对象”时,还是分别有79.1%和72.1%的人选择了“本家人”和“亲戚”。这明显表现出一种千百年来积淀的家族主义情感。有学者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归结为“无机群体意识”⑦,是比较贴切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又会看到,被调查者对“本家人”和“亲戚”的依赖性,是与他们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的(见表四)。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职业以务农为主,这也决定了他们与业缘关系的同学、同事等的交往是有限的,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越高,对“业缘关系”的依赖性越强。

  在处理养老问题上,被调查者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尽管“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的人仍占到了61.1%,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年龄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年龄越大,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的可能性越大,而年龄越小,则倾向于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自己或政府组织(见表五)。这暗示出在未来社会,养老将走出家庭,迈向社会。这也说明当前中国的“孝文化”已经发生了嬗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日渐退出生活舞台。尽管现今在生育问题上仍留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但人们已经不太重视生男孩与养老之间的关系了。有被调查者说:“男孩女孩其实都一样,不过生男孩不会断了祖上的根,好像活着奔头劲儿也大。”“是不是也因为男孩将来可以为自己养老?”笔者顺便问。“养老?不太指望他们下一辈养老了,再说了,将来我老了,但凡能动,也不会去麻烦儿女,实在动不了,才会让他们照料照料,到时说不定女儿更贴心,比媳妇好。”所谓的生男孩已然成为沉淀进中国人思想中的集体无意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另外在夫妻关系上,农村居民的认识也出乎预料:有47.6%的人不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而赞同的占47.4%,基本上持平;认为家庭中的重大事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的占67.5%。总体上说来,夫妻关系是向着平等方向发展的,反映了社会性别意识的增强,而这也是衡量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现象是对我们“想象中的农村”的极大反驳。夫妻关系的平等化有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能够扩展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可见,农村居民的处世之道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相应地,其社会资本也并不能以传统或现代简而概之。也即是说,农村居民的现实生活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交互融合的趋势,在情感义务和利益理性之间随势摇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他们也在不断调整着自身的行为观念,以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

  (四)信任安全感 

  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一种基本纽带,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本体安全感和幸福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不仅是市场经济运转的保障,也是社会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底线。当然,我们这里所言及的信任更多的是指涉人际信任,而非系统/制度信任。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中国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系基础上的低信任度国家,是一种特殊性的信任,对家族以外的人信任度极低。通过调查,我们的确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对与自身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较高的信任度,而对与自身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信任度较低,血缘成为是否信任的第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是否熟悉。总之,信任是建立在看得见的基础之上的。从下列表六中还可以看到,社会成员对领导的信任度仅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这反映出农村政治生活中干群关系是相当紧张的,为什么农村工作难以开展?当地有位敢于直言的中学教师说,“领导没有威信,不体察民情,天天就知道吃吃喝喝,琢磨着怎么往上爬,哪管咱老百姓的死活,自己什么都不懂,没什么能力,就知道瞎指挥别人。现在的村民也不是以前了,谁摆他个谱儿?”个中原因,一语道破。

  另外,主成分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可以将对九种关系的信任度提取为两个公因子:家庭成员、亲戚、同学在F2上的因子负载高,可称为“情感因子”,反映的是特殊信任。而领导、一般朋友、生意伙伴、不熟悉的人在F1上的因子负载高,可称为“功利因子”,反映的是普遍信任。而同事和邻居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载量相差无几,会因时因势变动,既可以反映特殊信任也可以反映普遍信任。其中可见,亲密的共同生活对于信任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家庭成员、亲戚还是同学都有着亲密交往的场域,因而信任度较高。(见下表七)

  这足以证明,农村居民信任的基本格局还是差序性的,但这并不表明单纯的血缘关系会直接导致信任,频繁的交往和共同的生活产生的情感才能促成高信任度。因为在调查中,80.4%的被调查者与亲属的交往更多地是出于“情感”,出于“义务”的仅占11%,也就是说,假如与亲属没有相互交往基础上形成的亲密情感,信任也不会产生。

  但从表六中也会发现,农村居民对于与自身有地缘、业缘关系的人的平均信任分值并非很低,对于领导和一般朋友也是处于半信任状态,只有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相当低。因此,信任的“差序格局”状态并不代表整个社会总体信任度低。比如,调查中,当问及“目前大多数人都是可信的吗”时,回答“是”的比例占到51.5%。这表明,山东农村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度是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其生存的社会所持的一种基本信念,既然大多数人都是可信任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充满希望的。这一调查结果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福山所谓的高信任度或低信任度国家的说法。其实,早就有数据表明中国并非像福山所说的是“低信任度国家”。1990年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 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调查中,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高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名第四;1996年新一轮世界价值调查涵盖47个国家和地区,结果有50%的中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信任度仍是相对较高的。而到1998年,美国、香港、大陆三地学者在中国四个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深圳)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其中深圳的社会信任度仅为16.8%。⑧这似乎表明,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度正在下降,而不是本来就低。当然1998年的调查涉及的四个城市基本上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其代表性是有问题的。如果1998年的数据能够推广到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而我们调查的数据足以代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城市呢?或者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信任度越低?理论上是解释得通的,但由于对信任的理解分类不同,实际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一般说来,正是由于中国系统/制度信任度低,才导致人际信任度相对较高,这从上述农村居民对于领导的信任平均分仅为5.21可以部分反映出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也同样发现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行政职务等后天性因素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相关,而与年龄、性别等先天属性基本无关,也就是说高学历、党员、干部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可见社会信任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心理学所强调的单纯的人格内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信任度的形成。

  此外,在调查中也发现,被调查者中遇到过上当受骗情况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占58.9%,曾被熟人坑骗过的占36.5%。还有69.7%的人更喜欢独立做事或经营。这些无一不是中国信任危机的表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杀熟”现象,这也是当前中国学术界讨论颇多的一个话题,此次调查中得出的杀熟比例是较高的。而就此听到的被调查者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买东西最好别买熟人的,不好意思砍价。”因为当地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集贸市场,每五天赶一次集,乡里乡亲“打照面”的机会多,其中买卖关系自然也产生了。由于相互熟识,地点人员相对固定,较易形成长久的买卖关系,其中坑蒙拐骗行为相对较少。据乡亲们介绍经验,一般不会去特别熟悉的亲戚朋友那里买东西,尤其不会去买“半生不熟”的熟人的东西,其中有尴尬心理,也有戒备心理。以往的研究似乎仅仅注意到“代理人角色”对“委托人角色”的杀熟,也就是被信任者利用施与信任者对其的信任损害施与信任者的利益的行为,不妨称之为“恶意杀熟”。当然我们这里的统计也是基于此意义上的,但通过一些简短的谈话、村民的独立经营偏好以及对集市交易场景的观察。笔者发现,也存在着另一种“委托人角色”对“代理人角色”的杀熟,也就是使自身行为与人际信任无涉,避免“被宰、被出卖”的风险,也避免被人误会“宰人、出卖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善意杀熟”。这两种杀熟很有些类似于“内举不避亲”和“大义灭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杀熟在当前环境下成本代价小,并不足以威胁到杀熟者。对前一种杀熟行为而言,由于生活空间扩展,流动性高,完全可以在杀熟后实现居住地的空间转移;对后一种杀熟行为而言,既可以规避前一种杀熟风险,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伤和气。这两种杀熟都有一定的滋生土壤,并非普遍化的现象,可以说是藏于风平浪静的差序信任格局之下的潜流。

  总之,尽管大部分农村居民都有上当受骗的经历,被熟人坑骗过的也占三分之一强,但其总体社会信任度还是相对较高的。而且,目前的人际信任基本上还是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其中杀熟现象日益显露,另外制度信任可能较低。这就部分推翻了我们原来的假设。

  (五)关系网络 

  格兰诺维特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交往是否频繁等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后来的许多学者也都乐意运用这种关系两分法,解释一些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每个社会都有强关系和弱关系,其社会成员一般对于强关系的重视都会大于弱关系,因而,这样的关系两分法只注重了关系的横向静态性,而且分析范围也仅局限于微观层面。要用之解释较为宏观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态,似乎略显片面。因而这里,为了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的更为形象全面的特征,我们将社会关系网络按照交往倾向的不同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在理想状态下,内向型关系网络注重情感、内心体验、稳定性,反映的是一种封闭性心态,而外向型关系网络则注重理性、功利、流动性,反映的是一种开放性心态。当然,两种类型总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通过调查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是趋于内向型的,由统计分析得出其封闭度为0.579,而开放度为0.380。这明显是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山东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乡,人们之间的交往仍以儒家倡导的“礼”、“情”为核心,重脸面,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格氛围,进而使社会关系网呈现出内向性。调查中有一系列具体数据可以反映这种封闭形态:80.4%的被调查者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是出于情感,58.9%的被调查者平时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戚邻居,81.6%的人认为“人品好、性格相投”是最重要的交友条件,85.2%的人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避免关系“内卷化”、“家族化”带来的诸多不利,山东农村居民的关系网的外向性也逐渐凸显出来:60.7%的被调查者现在的交往圈子比前些年扩大了,与常有往来的亲朋好友的空间距离延伸了,而且46.1%的人认为对自己工作生活帮助最大的关系网是开放性的朋友熟人网络,与选择血亲网络的比例基本相同。此外,40.1%的人平时的请客吃饭带有了很强的功利色彩,主要为了求助或感谢。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56.9%的人主要通过正式组织、传媒等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生产、工作、生活信息,从亲朋好友那里获得信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农村居民的需要,这应该可以作为农村现代性的又一个佐证。

  这里,文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倾向性也有显著性影响。比如:

  可见,文化程度越高,对血亲性的关系网络的依赖性就越小,而对业缘性关系网络的利用率较高,其关系网络更偏向于外向,教育对于塑造现代性的作用不可小觑。

尽管农村居民的关系网倾向有着外向化、开放化的趋势。但就目前而言,关系网还是内向性的,家族意识、老乡意识、圈子意识较浓,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通过调查对原有研究假设的更深入的说明。

三、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为了能够更好地、更为直观地反映出社会资本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笔者对问卷中不同问题的答案进行赋值,答案倾向于“现代”的被赋予的分值高,反之则低。然后对每一份问卷中反映同一方面的问题的分值加总起来,于是每个被调查者便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值。这些值范围在0—100之间,取值越接近100,社会资本越趋近于现代,反之则越趋近传统。为了能够更好地对调查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笔者将这五个值合计起来进行平均得到每个被调查者的社会资本值。这样,将一份问卷中有关社会资本的问题简化为一个变量,即社会资本指数,就大大方便了对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的分析,也有利于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作用程度。这样,每一个调查对象的乐观指数、参与指数、理性指数、信任度、外向指数,就分别代表了其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表现、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关系网络性质,而将这五个值合并起来进行相应的计算,便可以得到每个调查对象的社会资本指数。统计后,基本的情况如下表九所示。

  从这些数据来看,这几个指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乐观指数与参与指数,可以说是公民美德;第二类是理性指数和外向指数,基本上与关系网络相关;第三类是信任度,是唯一超过50的指数值⑨。从偏度值来看,这些指数的分布形状除了信任度左偏态外,其余都是右偏态的,也就是说,与正态分布相比,指数取值是偏小的,平均值小于正态分布的均值,其中参与指数与乐观指数是最偏的,其分布形状与正态分布的差异也最大。这就表明,山东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还是偏向于传统性的。而从峰度值来看,则不同程度的都比正态分布平顶,也就是说这些指数值的分布不太集中,相对比较分散,每个指数的取值范围较宽,相应地,差距拉得较大。但这些偏度与峰度的绝对值都不是很大,基本上围绕在0周围,还是基本服从正态分布的。因而,总的说来,山东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尽管偏向于传统,但却具有很强的向现代型社会资本转向的趋势,本身处于一种过渡时期。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尽管关系网偏内向。但大多数人认为“要办事,靠关系”,而且不遗余力地拉关系,这有可能扩展关系网,并使人感觉关系网是外向的。但这种扩展其实是一种假相,并非真正的现代性的体现,也并非公民美德的外在表现,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关系本位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畸变。是以关系人情作为筹码,为自身拓展更多更好的门路,以感性的交往换取理性的利益。这样,在处世之道上发生变化也是在所难免的了。此外,由于相关制度的匮乏和不力,社会农村居民的参与度较低。但从调查来看,如果社会能够提供有效的参与途径和条件,积极引导,农村居民的参与热情其实会很高的。但是,农村居民由于对当前社会环境和风气深表不满,怀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这就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资本的良性建构。而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并不低,这可以说是社会安全感、本体安全感的一道重要防线,表明我们的社会总体上还是令人感觉温暖舒适的,具有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

  (一) 社会资本与调查对象属性的关系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政治面貌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党员与非党员的社会资本指数的平均值相差最大;其次是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资本越丰富;再次是行政职务,干部和群众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差距也很明显;再就是职业,从事非农职业和居家务农的社会成员社会资本指数的平均值也相差10个以上百分点;性别对社会资本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社会资本均值差距并非很大,但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此外发现,在本次调查中年龄对社会资本的总体影响并不显著(见表十)。这些数据突出地反映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作为一个政治大国,政治身份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质量影响巨大。一般说来,干部必须是党员,因而行政职务和政治面貌其实是相通的。按照通常的理解,前面笔者也已经提及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程度对行政职务有较大的决定作用,以此推论,也就是说,控制了教育程度后,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身份社会资本取值应当相差不大,但通过列表分析,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条件下,干部和群众的社会资本指数间的差距还是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而,尽管可能对社会资本的某一方面的影响达不到显著水平,但政治身份对个体总社会资本的作用还是首要的。可以说,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作为干部和党员,由于拥有相对雄厚的政治资本,其在为人处事、关系网规模、社会参与性、对社会环境的认识上都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和现代的特性,这也更有利于他们自身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正如资本有增值属性,社会资本也有一个自身循环增值的过程。

  (二)社会资本与经济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信息和信心

  社会资本究竟是个体或社会发展的结果还是原因?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在这里有意将社会资本与收入和生活满意度联系起来,看看社会资本对它们是否有明显作用,通过回归分析,结果是肯定的。但严格来说,二者只与社会资本的某些方面的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⑩ 

  可见,经济收入与参与指数、理性指数和外向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社会参与度越高,处事态度越理性,关系网络越趋于开放,经济收入就越高,这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可能的促进作用。其中,社会参与与经济收入的相关系数最大,这可以解释为,社会参与度越高,获得的对生存与生活有利的信息就会越多,从而能够扩大增加经济收入的渠道。而在处世态度上的理性则会跳出小关系圈子的感情藩篱,寻求、建构更宽广的关系网络,最终的解释点也是落在信息上。对此,我们能够推断: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便在于“信息”。对于个体来讲,社会资本能够提供大量的有用信息,为个体实现经济利益提供更加游刃有余的广阔空间;对于社会而言,社会资本能够使信息资源迅速流通,并得到合理配置,使社会更为公平和谐地发展进步。但是,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的信息贡献完全有可能相冲突,当个体更多地注重社会资本的信息获取而社会缺乏相应的有效调节和引导时,社会资本过多地集中于某一群体、某一区域,会出现分布的失衡状态,社会的公平机制便会遭到破坏,便会出现前一章提到的“没有公民美德的发达社会资本”的悖论,进而社会容易产生结构紧张。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生活满意度与乐观指数、参与指数和理性指数呈现明显相关关系。社会成员对社会风气越是持乐观态度,越喜欢参与公共活动,在价值观上越为理性,对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对社会环境表示乐观,便不会对生活感到失落,不会怨天尤人;乐于参与社会活动,表明其生活多姿多彩,愿意与他人交往,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去展现自己并服务社会;理性的价值观使人对待问题更加冷静,能够做出理智的判断,眼光长远,不囿于当时当地,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样的一些人,其生活满意度高就是自然的了。通过这样的一番比较分析,社会资本对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其立足点就可以落在“信心”上了。同样,对个体而言,社会资本能够提供给个体充足的信心和豁达的胸襟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和危机;对社会而言,社会资本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同心协力,互惠合作,信心百倍地投入社会的舞台中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整个社会呈现出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在个体和社会层次上的冲突表现很微弱,基本上是相洽的。

  通过上述两种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社会参与和处世之道作为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满意度评价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关系网络的开放性则对经济收入有较大影响,对社会风气的态度则深深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公民美德能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态度,而关系网络则仅对于经济生活具有较大意义。这其中,信任度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对生活态度都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这与福山的信任理论——信任度与社会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是不相符的。一方面,可能是笔者设计的关于信任度的问题太少且不合理,另一方面可能说明福山的信任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我们已经对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有了大体的了解: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来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而隐藏着的容易被人忽视的“暗流”却往往是许多现代生活价值观已经渗透到农村,其中有些可能是原本就根深蒂固地就存在着的,崇尚个人能力,而不是简单地靠走关系达成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并不排除对其他关系的信任,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并不薄弱,之所以出现参与热情低的现象,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参与途径与保证。通过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了先前关于农村的种种“想象”和既定认知存在的问题,这里笔者仅简单修正之。

  (一)对悖论的修正

  从对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的调查,可以发现农村居民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在向现代化迈进了。但由于制度因素、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致使他们的行为仍然在传统性内兜圈子。显然,这些行为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异,可以说是农村居民面对社会环境的现代化而选择的权宜之计。奥格本曾经提及“文化堕距”,似乎文化、思想观念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行为的变化先于观念改变之前。但通过这次调查和访谈,使笔者感到这种说法即使有一定道理,也在某些方面是值得商榷的。难道这其中就没有“行为堕距”或“制度堕距”吗?农村居民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或者说是乐于接受现代性观念,但是碍于环境变化快和制度不完善,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在行为上不得不趋于保守,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圆滑变通。因而,笔者以为,所谓“没有公民美德的社会资本”之悖论,恰当的理解应是“公民美德未被诱导出来、未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故而,空谈公民美德是无用的,这里的公民美德必须真正渗透到行为理念中。殊不知,西方现今所津津乐道的“公民美德”的种种行为是在几百年的现代化中孕育培养出来的,而公民美德自早期的古希腊哲学中就有相关的思想论述了。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是要有漫长的磨合期的,通常我们说的“知难行易”,其实是一种科学至上的知识决定论,现实中也不乏“知易行难”的事例。而公民美德要真正孕育出来,进而付诸行动,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诱导因素,给社会成员一个良好的制度支点,他们能够建构起优良的社会资本,迅速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这里笔者强调社会和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应该发挥导向作用,而并非许多西方学者言之凿凿的“国家政府干预是对社会资本最具毁灭性的力量”{11},其中教育的作用尤其重要,教育不仅能够让人理解什么是公民美德,尤其还能让这种美德付诸实践。这也是悖论的一种解决之道。总之,以公民美德为行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才能真正有利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即使是关系网络最终也必须能归结为公民美德,才能真正发挥效力,否则,社会资本就会变成“罪恶之源”,成为人类社会自造的陷阱,而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当然,中国社会资本的建构也无法脱离关系网络,因为伦理社会是中国人社会行动的既定场域,离开这一点,公民美德的培育也只能是奢谈。因而,在中国,社会资本的依托点只能在关系和伦理中,一切妄图抛弃这一传统而单纯构建所谓现代社会资本的行为都将意味着背叛和失败。

  (二)对差序格局的修正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形象阐释,“我们的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这种说法长久以来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用它解释了诸多社会现象。但是通过调查,却发现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基础是“人伦”,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基础显然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在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影响下,农村居民的处世之道也渐渐脱离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人伦义务让位于利益,于是便出现了养老观念变化以及“杀熟”行为日益增多等现象。尽管差序格局在诸多领域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随着教育的普及,社会流动的加剧,差序格局已跳出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藩篱,延伸范围已经大大扩散,业缘关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原来引致差序格局的“石头”已不再囿于个人的家庭或家族角色,而包容了更多个人所属的教育和职业类别,差序格局的背景“水”也变成了波澜壮阔的海水,而非平静安宁的湖水。因此,当前农村差序格局发生变化也就在所难免、不足为怪了。而社会资本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对关系网络、信任、互惠规范的工具性利用,还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公民精神,都必然导致差序格局发生一定的变形。

  (三)对理性的修正

  我们常常言及农民的行为观念日趋理性化,而在大多数学者那里,受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影响,这里的理性是专指“工具理性”的。也像诸多批判大师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工具理性甚嚣尘上,价值理性趋于虚无。而通过调查和访谈,我们却发现在当前就社会资本而言,除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有一个重要的运作机制——“风险理性”在农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它在动机、目标、判断标准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风险理性之于社会资本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在调查访谈中曾问及被调查者为什么“要办事靠关系”,“没关系不成啊,没关系再能干也办不成事,再说了,有关系心里踏实,否则恐怕背不住就把好机会掉了。”“人当然首先得有能力,但光有能力不行,什么政策、规定根本不可靠,有关系才是保险的。”这样一些说法,无形中透露出社会成员的一种风险防范心态,也就是往往从最坏处着眼思考问题,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整个社会的规范、制度、政策也是在这样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考虑下制定出来的。因而,中国的制度规范往往程序性差,是粗略的,强调社会各主体责任伦理的承担,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劝戒性。其解决风险之道也是向内用力的,从而对社会成员的要求就更偏重于遵循有序的伦理,使之各安其位、各谋其事。所以,社会资本之于中国,在根本上其实就是一种风险规避策略的结果,其可能不求最好的,但却力求避免最坏的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符的。

  当然,我们的调查由于只限于山东省农村,难以代表整个中国的社会资本情况。但笔者以为,择点而带面,我们调查所作的分析和所得到的结论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不能完全反映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至少也是中国社会资本现状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期望这能对有关的学术发展和现实实践有绵薄之力罢。

  *本文是山东省2003年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建设诚信山东研究——对农村社会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号03BFJ06)最终成果的一部分,特此说明并致谢。也感谢参与调查的山东大学社会学系2001—2003级诸多研究生同学。


【注释】

①Wendy Stone & Jody Hughes(2002):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Towards a Standardized Approach”, http://www.aes.asn.au. ②这里笔者用“理性”表征现代社会资本在处世之道上的特征,完全是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含义,更多地与工具或目的理性相关。与文章最后“对理性的修正”中所谈及的理性并不完全相同,这是需要注意的。 ③这里,借鉴了黄宗智在《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中的见解,中国社会学网,2005-03-18。他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悖论社会,比如“没有发展的增长”等等。 ④这里的“个体”并非指单纯的个人,也可能是团体或群体等等。 ⑤笔者之所以用“公民社会”而非学术界通用的“市民社会”,是因为向来以为“市民社会”容易把农民排除在外,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构建出市民社会。 ⑥有许多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普通人称为政治玩偶,笔者以为不妥,我们不能否认,那个时代的确存在着一种高尚的信仰。 ⑦张景芬:“社会资本与中国人的合作意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5期,第59—61页。 ⑧中国人力资源网:《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http://www.hr.com.cn,2004-12-14 ⑨运用聚类分析法,与我们的分类稍有差异,即将参与指数、理性指数和外向指数归为一类,剩下的乐观指数和信任度各为一类。因为考虑到上述均值、偏度和峰度值,笔者放弃了这样的计算机统计分析结果,而较为直观地进行了如此分类。 ⑩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社会资本某些指数高,经济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就高。因为这期间有相互作用影响的循环效应,故而这种因果关系很可能是颠倒的,其方向并不明朗。我们做回归分析也只是研究的某种需要。社会资本本身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任何概念理论都是相对的,我们只能针对某一方面做片面的、暂时性的研究。 {11}Sophie Ponthieux: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view”, 10th CAN Conference - Paris, 21-23 January 2004. {12}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0页。 {13}参见顾忠华:《风险、文明化与社会资本》,http://tsa.sinica.edu.tw/Inform/file1/2003meeting,其中他对目的(工具)理性和风险理性作的区别启发了笔者。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