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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职业、阶层和关系网

边燕杰、Ronald Breiger、Deborah Davis、Joseph Galaskiewicz

【内容提要】 自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推动了混和经济模式的出现,侵蚀着再分配经济时代的社会等级结构的制度基础,也为一种新的阶层结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本文依据1998年中国津、沪、汉、深四市400户家庭的社会交往资料,分析春节拜年行为,测量各社会阶层间的社会纽带的强度和异质性。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同时存在两个社会分化的维度,即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分化和工作组织中的政治权力导致的分化。与市场决定论相反,中国社会分层的根本逻辑是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影响和双重变迁。

 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转型,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前,社会分层的体制以高度政治化为特征:它以国家的经济再分配权力为基础,把家庭或个人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身份团体;而且身份一旦划定,阶层间很难实现代际和代内流动(Whyte,1975;Kraus,1981;Whyte and Parish,1984;Davis,1985;Walder,1986)。1978年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身份等级体制的制度基础(Bian,2002),同时推动着一种基于市场差异的新社会分层机制的形成(Davis,1995)。随着新体制逐渐成形,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分辨出各职业团体形成一些稳定的行为方式和资源积累模式,并由此来分析社会结构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再分配经济体制下(Szelenyi,1978),政治权力和地位决定着人们满足物质利益的特权(Walder,1985),这使得国家干部既不同于工人(李强,1995),也有别于企业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Davis,2000)。因此,改革开放早期的研究者推测,更多的市场交换和产权的私有化将削弱干部的特权和利益(Nee,1989)。基于现有的相关经验数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人发现干部享有的经济报偿在下降,但也有人发现对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回报维持不变(相关评论见Nee and Mathews,1996;Nee and Cao,2000;Bian,2002)。本文并不打算讨论市场转型中干部的地位及其回报问题,而试图分析市场化和私有化是如何塑造不同职业阶层的社会网络。我们讨论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学问题:社会网络与阶层形成之间的关系。

一、相关理论

  有关社会阶层和社会网络的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观,既各有特色,又互为补充。虽然存在多种定义,社会阶层的实质问题涉及的是不同社会地位在人口中的分布。这是一个“地位结构观”,即把社会看成由一个个互不关联的群体所组成的结构,这些群体有着各自的利益,掌握着不同的资源。地位结构观认为,产权、权威和专业技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否拥有这些资源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Wright,1997)。相反,“关系结构观”侧重于不同团体和个人之间形成的网络,它虽然也是以不同地位的阶层分类为基础,但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模式,即群体内部不同地位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群体之间、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社会网络分析注重资源运用的动态过程,这是社会分层的关键机制之一。我们从地位和关系两个角度分析相关的结构变迁。

  (一)地位分析

  在改革前,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相对简单。最上层是一个由“国家干部”组成的少数阶层,他们占据着地位优越的各类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职务,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或城市劳动力的20%。这些人不但所得到的各种报酬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Walder,1995),而且能够获得培训的机会,并有可能被提拔为党政部门的领导(大约占2%)(Zhou,2001)。相比之下,能够从工人提拔到权力部门成为国家干部的寥寥无几(Bian,1994:140-41)。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政府不再垄断城市经济的关键资源,也不再支配社会分配体系。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城市阶层结构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相比,已经变得更为复杂,等级界线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Bian,2002;So,2003)。于是,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个激烈争论:市场化改革是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分层体系?具体而言,干部阶层与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原有的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是否已经大为削弱?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报酬差距是否大为增加?

  例如,许多学者发现,过去及现在的干部和国企经营管理者在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过程”(process of embourgeoisement)后,仍然是个特权阶层(So,2003)。Nee and Lian (1994)的“机会主义模型”(opportunism model)讨论了“资产阶级化过程”的一些特点,政府和企业干部为在新兴市场中抓住各种经商机会而放弃自己原有的政治地位。So (2003)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中国改革的起点,干部阶层占据关键地位,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Oi (1992)强调,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社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变成了公司,地方官员或从“内部”大干资本主义(Walder,1994),或利用手中的政治和社会资本(Goodman,1996)造就“网络资本主义”(Boisot & Child,1996)。在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十年里出现了“非正式的私有化”、机构名称改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体制,大量国有资产和利润被转移到干部个人手中(Nee,1992;Nee & Su,1998;Ding,2000a,2000b;Duckett,2001)。最近国家推行的产权改革,就允许经济管理干部成为改制后国有企业的股东(张宛丽,2000)。

  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与国家干部之间的庇护关系(clientelist relations),是同一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它在确保干部利益的同时,把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边缘化(Wank,1999)。1997年,全国共有200万家注册的私营企业,雇用了1.2亿工人(SSB,1998:49)。但是这些工商雇主政治上软弱,对建立民主政治不感兴趣,也缺少政治独立性和感召力(Pearson,1997)。党的领导人主张吸收包括私营老板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入党,但富裕的企业家似乎满足于Wank(1999)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所观察到的那种“共生庇护关系”(symbiotic clientelism),他们既不太可能变成资产阶级化的干部阶层(So,2003)的一员,也不会把自身变成一个领导阶层(李路路,1995)。企业家未来有可能在政治上逐渐上被接纳,但是鉴于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我们预期他们仍将是一个不同于干部的阶层。

  地位分析还表明,“知识分子”(包括专业人士、文化精英和技术人员等)的阶层身份一直是模糊不清的(Kraus,1981)。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这些人的职业被归为国家干部,他们残存的独立性也随之丧失(Davis,2000a)。在1966—1976年的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贬为毛泽东所说的“臭老九”,名列九种另类之末。邓小平在1979年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工人阶级”身份,他们才得以扬眉吐气。有了这个标签,知识分子在改革时代又成了“革命”阶级(黄平,1993)。虽然文凭重新吃香,但只有经过政治筛选后,它才能带来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权势(Walder,1995;Walder et al,2000)。黄平(1993)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已分化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在国有部门工作。但是,这种体制界线并不意味着,“体制外”知识分子就是具有独立阶层身份的“自由文化人”。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拥有“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国企中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与西方的“中产阶级”类似,被视为“准中产阶级”(李强,2001)。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动摇了这种优越地位,体力劳动者开始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已经分化为四个群体:在国企就业并拥有长期合同的人(1998年为7000万),国企和私企中的农民工(6000万),国企的下岗工人(3000万),在私企中领取日工资的工人(1200万人)(张宛丽,2000:30)。当国有资产变成了官员和经理获取个人利润的工具时(Lin & Zhang,1999;Li,2000),无依无靠的体力劳动者觉得自己真正成了“无产者”。在下岗工人、退休工人和“农民工”中出现了城市新贫民阶层(张宛丽,2000),随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劳动者的反抗成了一个十分敏感而严重的问题(Chan,1996)。

  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制度身份上十分独特,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阶层地位。他们没有城市永久居民的身份,被城里人称为“农民工”;他们无法进入由当地城市居民把持的主流劳动力市场,只能从事繁重、报酬很低和临时性的工作,艰苦的生活条件往往超乎想象(Pun,1999)。但是有些农民工也是小业主,他们在服务行业经营家庭企业,或在建筑公司当工头,从农民工同乡身上赚取收入。在获得了经营技能和资本后,他们有可能回到家乡开办自己的企业,或是融入当地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Ma,2001)。总的来说,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农民工归为一个阶层,在确定其的阶层归属时,必须考虑到其具体的职业和就业状况。

  (二)关系分析

  地位分析从物质报酬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确定阶层地位的高下和归属。但是很多理论家和研究者,如Giddens(1980)、Wright and Cho (1992)、Erickson (1996,2001)和Portes (2000)等,主张以更宽广的视野进行阶层分析。“关系分析”把研究视野不仅仅囿于社会地位本身,而是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网络,探索各种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正如Portes(2000: 259)所说:

  阶层归属的确定,不是简单地依据某种等级体系的高低,而是要从社会群体之间相互的关系出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地位的高低只是表象,而非定义阶层之根本所在。

  任何形式的社会交往都可以被用来进行这种分析。社会网络的研究者通常以“朋友网”(Laumann,1973;Fischer,1974)、“讨论网”(Burt,1984;Marsden,1987)或“社会支持网”(van der Poel,1993)为研究对象。本文关注的则是“春节拜年网”。在中国,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按照文化传统,人们与密切相关的人相互拜年。这一习俗给社会学家提供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对拜年者的各种关系类型和职业间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强度做出评估(边燕杰和李煜,2001)。我们利用1998年春节交往资料中拜年双方的职业数据,不仅对职业阶层内部和它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强度与差异进行了评估,也对这些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

  阶层之间社会交往不像阶层内部交往那样紧密,而且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形态也各不相同。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这种差别直接反映着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网络分析法不仅评估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还要确定哪些社会阶层处于社会核心位置,哪些阶层处于边缘或孤立的位置(Wright,1997)。简言之,通过分析各种社会阶层间的交往,能够进而勾勒出社会结构的全景。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可以设想三种抽象的交往模式。第一种是“阶层隔离模式”:一个阶层的成员只同本阶层的人交往,导致阶层之间严重的社会隔离。这种模式存在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严格按照社会阶层的界线进行分配,使阶层之间的交往不能产生任何收益甚至有害。比如,在“文革”期间可看到这种情形:当时属于“红五类”的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人和烈属)因为害怕受牵连而不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交往(Whyte and Parish,1984)。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迅速转型的动荡环境中,这种政治化的阶层隔离有可能被新的隔离机制所取代,比如利益相同的职业团体结成联盟,以确保外人无法侵占他们的资源和特权。这种结盟所导致的阶层隔离结构被称为社会断裂(孙立平,2002)。

  第二和第三种交往模式是“阶层互渗模式”和“梯次交往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阶层间的交往均多于阶层隔离这一极端模式,但两者各具有不同的交往形态。在阶层互渗模式中,阶层间交往的可能性并不比阶层内交往少,而且对所交往的阶层没有特指性,即阶层间交往不为自身阶层归属所限制;在梯次交往模式中,交往更可能发生在地位接近的毗邻阶层的成员之间,但不太可能发生在社会地位差距较大的阶层之间。阶层互渗模式意味着社会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使一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很不平等的,但这一阶层地位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不同阶层成员间的社会交往。阶层间的梯次交往模式意味两种状态:一是“阶层化网络”的形成,即阶层的资源占有差别影响了其社会交往的对象;二是“网络造就阶层”的过程,即社会网络决定着个人获得资源的机会,进而决定其阶层地位。费孝通(Fei Xiaotong,1949/1992)和Fried (1969)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中国社会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最近,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以新的形式丰富了社会阶层研究。争论的焦点是,社会阶层的研究导向应是现实的(往往是微观的)还是理论的(往往是宏观的)。Grusky、Weeden、S■rensen(2000:303)站在现实导向的立场上认为,具体职业的高度制度化是一个确认无疑的事实,而且对各职业类别已经有相当成熟完善的研究,他们为此指责那些无视职业研究成就的分析家们“就像封建时代的学者,忽视农奴、领主和神职人员这些‘粗浅的分类’,醉心于揭示一般人看不到的、隐晦的或潜在的结构”。处于争论另一方的Portes(2000:257)则反驳说,“把‘阶层’等同于职业,就像把孩子混同于洗澡水一样可笑”。在他看来,“阶层是理论构建出来的,旨在对社会现象作出结构性的解释,并对重要的长期趋势作出预测”(Portes,2000: 257,黑体字为原文所有)。Portes主张,在进行经验分析之前,首先应建构出“‘真正的’阶层结构”,然后才能把阶层的概念有效地用于对各种现象的分析(Portes,2000:257)。

  解决这场争论非本文之目的,但是我们希望演示一种能把理论和现实导向的阶层分析要素加以整合的研究路径。首先,我们在下一节要提出一些理论导向的假设,它们各自对应一种有关中国城市“真正的”阶层结构,同时也包括相应阶层交往模式的假说。然后我们通过对13种职业类别的家庭户之间的拜年活动频率的比较,以模型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

二、研究假设

  由于对中国城市居民如何形成社会交往的研究很少,我们的假设只能建立在以西方社会为基础的现有学术成果上,因此这些假设只能是探索性的。在研究社会交往机制时我们很容易考虑到情感因素的作用极其持续性。譬如,甲乙之间在某地形成的友谊,当一方迁移到另一地时会继续存在;一个人与同事或亲友间的友谊,在他改变职业或结婚后仍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强调,资源拥有状况和共同利益也能产生社会联系。人们与跟自己相似的人交朋友,或与有相似地位的亲戚保持密切关系。我们的预期是,这两种原因都会对社会交往产生重要影响:共同的资源和利益导致阶层内的情感联系,而阶层之间的资源和人情交换也导致情感联系。

  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我们对正在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观察,我们就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模式提出四种假设,作为我们数据分析的指导。

  假设1:无阶级社会的假设。我们经验研究的分析起点是,假设毛泽东时代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职业仅仅是工作上的分工,并没有区分社会阶层的意义。换言之,“文革”期间消除阶层差别的过程(Parish,1984)一直持续至今。这个假设暗示,虽然改革时代出现了以产权、权力和技能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但这并未导致各职业团体间形成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如这一假说为真,则春节拜年活动的模式应与户主的职业无关。

  假设2: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分化的假设。对于改革时代而言,无阶级假设可能并不现实。许多研究者指出(Bian,2002),产权、职位权威和专业技能的资源拥有的不同,导致了在权力、社会声望和经济报酬的不平等分配,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拥有的这类资源大大少于非体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后者从改革中获益甚多。因此Chan(1995)和Whyte(1995)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日益陷入焦虑、被剥夺和孤立的状况,他们与社会日渐疏离,导致社会不安定和反政府活动的发生。有理由认为,这种资源和疏离感方面的差别,可以转化为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更大的社会距离。如果此假说为真,则城市家庭拜年活动中存在着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的模式不同,且体力与非体力阶层间存在交往隔离。

  假如3:二元精英的假设。非体力劳动的白领职业可能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阶层,他们的拜年活动存在内部分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表明,专业技能虽然能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但这并不带来对资产的控制权或管理权(Wright,1997)。在中国,技能和权力是十分不同的资源:拥有技能和声望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非常不同于行政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精英集体。后者不但拥有社会声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政治、行政和管理的权力,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专业人士得不到的物质好处(Walder,1995;Walder et al,2000)。二元精英模式意味着,专业人士(如科研人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等)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与体力劳动者或其它非体力劳动者相比,他们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拜年模式。

  假设4:经理阶层联盟的假设。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力量得以不断壮大的阶层。他们最初受益于国有部门的管理改革(Naughton,1995),“非正式的私有化”逐渐使他们在企业经营上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Ding,2000a,2000b)。1998年后的改制认可了管理阶层对企业资产(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的控制权和得益权(Lin,2001)。这些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导致了一个扩大的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的出现,由工商企业中的三种关键人物组成:(1)掌握着企业管理权和决策权的总经理,(2)负责企业财务并管理账目的会计师,(3)为企业开拓商业机会的营销经理。这三种人在企业内外相互依赖,这不仅是为了工作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市场风险,降低转型期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Lin,2001)。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三种人既有共同的阶层利益,也有形成相互信任和保护关系以便自卫的倾向。如果这一判断为真,则我们假设,以这些人为户主的家庭之间的拜年活动,应大大多于他们跟另一些白领或蓝领阶层的家庭之间的拜年活动。

  这最后一项假设预期,在以下四个阶层中间会出现不同层次的拜年活动:经理阶层(总经理、会计师、营销经理)、行政官员阶层(干部、司法人员、警察及雇员)、专业技术人员(除前面两类之外的所有白领工人)、工人阶层(从事体力劳动的全体蓝领工人)。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对涉及产权归属——阶层划分的另一基本要素——提出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

三、数据和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一项为期一年的调查,该项目是要揭示从市场化改革中得益不同的各阶层,其各自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状况。具体而言,我们获得了400个家庭的数据,它们的户主有干部、国企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工,全都居住在四个最大的城市(上海、深圳、天津和武汉),每个城市各有100个家庭的样本。为了在每种职业中得到足够的样本数,我们采用了配额抽样法。对比总体人口的职业分布,干部、国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样本比例偏高,而工人、服务业员工和农民工略低。为了避免主观性,我们首先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居委会,然后根据居委会登记的户主职业类别随机抽取各职业阶层的家庭。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分职业人口数据,我们样本中的户主的职业,占这四个城市全部职业从业人员的80%,占中国城市全部职业从业人员的88%,见表一。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分析结论或许可以反映中国城市的一般状况。

  从1998年1月到1999年1月,调查人员对每个家庭做了四次入户调查,各次调查的间隔时间大约为三个月。除了对夫妻分别进行60—90分钟的面访外,还请他们记录每天社会交往的材料:第一份记录的是1998年春节的情况,第二份记录的是1998年5月的情况。本文利用了记录春节六天(从除夕到正月初五)交往的材料。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评估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强度,但是中国的家庭,无论收入的多寡,多少都参与了春节期间的交往和拜年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在对社会交往机制和模式的初步研究时,拜年行为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焦点。

  中国城市就像农村一样,社交聚会和登门拜访是个人和家庭培养、维持或中断社会联系的重要时刻(Yang,1994;Yan,1996)。例如,应人之邀参加婚礼、葬礼、生日聚会或宴会,标志着你是其社会关系网的一员(Bian,2001)。在塑造交往模式的许多重要时刻中,农历新年是全国各地最普遍的节庆。自1949年以来,政府就规定城市劳动者放一周长假。传统的庆祝活动是从除夕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每天都举办传统庆祝活动或宴会。近年来电话拜年渐趋流行,但在社会网络的核心成员间,相互登门拜访仍是重要的社交活动。虽然并非每个来客都是网络的核心成员,但从我们大量的观察发现,来客中肯定包括网络的核心成员:关系密切的亲友在春节期间不相互拜年是说不过去的(边燕杰和李煜,2001)。因此,春节期间社会交往,是以事件为基础的、测量社会关系网的核心成员、及其强度和构成的重要手段。它不同于对邻里之间的偶然交往或聚会的调查,譬如Gould(1993)研究巴黎时利用的材料。①在我们的样本中,每个家庭平均接待17个客人和收到20次电话问候,其中44%是亲属,25%是朋友,20%是同事,8%是邻居,3%其他关系。②

  在记录拜年者的职业阶层时,我们使用了以职业为基础的地位法(position generator),这是为测量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结构而发明的(Lin and Dumin,1986)。就像对职业声望的调查一样,这种测量也只能纳入少数职业类型,但它们应该能从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或掌握资源的角度覆盖大部分职业。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初步选出20种在职业声望上高低不同、且有代表性的职业。同时为了方便比较,被选取的职业基本限于其声望已经有一定研究积累的职业(Lin and Xie,1988;Bian,1996)。访问中,我们要求受访家庭确认他们的拜年交往者中是否属于20种职业类别中的任何一种,有7种职业类型的记录人数过少,于是被并入相似职业类别,由此得到表1中的13种职业。③这些选定的职业虽然不代表全部城市职业,但它们涵盖了城市职业的80%和作为我们样本来源的四个城市中88%的职业(见表1)。而且,这些职业体现出各阶层在权力和专业技能上的分化形态。因为资料的限制,我们没有、也无法为这份职业清单补充上是否拥有产权这一因素。

  户主的职业被归纳成这13种职业类型,由此产生了一个13对13的职业交往矩阵,分别代表被访者家庭的职业和拜年交往者个人或家庭的职业状况。这个矩阵便是我们本文加以分析和说明的数据。④

四、模型与分析

  我们的模型基于下面这一列联表,它以职业作为分析单位,列联表共13×13个方格,内容是13种职业间各自春节交往的频数,详见表2。

  为评估我们的各项研究假设在多大程度上与表2的观察值相符,即研究假设是否符合社会现实,我们采用了与Goodman列联表同质性评估时所用的建模策略(Goodman,1981)。即,每一方格内的期望频数(F)分解成5个部分:

  ■, 其中

  ■ 当 ■ 阶层 ■,且     (1)

  ■ 当 ■ 分表 s ■

  式中 ■ 是利用模型估计出的各方格期望频数,⑤下标字母i 和 j分别指被访者职业(行)和拜年者职业(列)。k和l指分别指被访者阶层和拜年者阶层,u代表有待估计的参数。当所有的 ■ 和 ■ 项为0时,那么式(1)将简化为完全独立模型,含义是阶层间交往完全不受职业归属和职业间界限的影响。如果 ■ 项为0 ,同时 ■ 对项的每个职业的k分别估计(D代表对角线效应,即阶层 / 职业内的拜年交往),此时式(1)将简化为半独立模型,含义是除了职业内高交往的可能性外,各职业之间的交往可能性均等。■ 项代表非对角线各项的交互效应,代表着各个职业群体可能存在的特殊交往模式。在表3中,我们提供了估计 ■ 和 ■ 参数的一个实例,它与我们的假设4——即企业管理者联盟——有关。⑥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两个职业被归为同一阶层的话,那么我们设定他们与其他职业或阶层的交往呈现相同的模式。反映在模型中,式(1)的 ■ 项的差异仅存在于阶层间的职业交往上,而对于属于同一阶层的职业,他们的 ■ 项相同。这是Goodman(1981)同质性模型(相关评论见Wasserman and Faust,1994)的一个应用。Breiger and Mohr(2004)指出,同质性模型实际上就是网络研究中“结构等价”概念的数学模型(相关评论见Wasserman and Faust,1994)。这正符合我们研究的需要,为我们前面讨论的阶层和网络关系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手段。我们的每一个研究假设,都可以通过比较特定模型(Fij)的期望频数在多大程度上与表2的观察值相一致而加以评估:如果模型的期望值不同于观察值,那么说明该模型与社会现实不符,也就并非是“真”模型,故而该模型所代表的研究假设不成立。

  常规的流动表分析技术,首先把同职业者间的关系与非同职业间、非阶层间(在表3中,同阶层以实线单元格表示)的关系加以区分,前者的相关数据处于列联表的对角线上,后者位于对角线的上下两边。我们也采用了这一分析策略,先研究相同职业者之间的关系(见下面第一部分的分析和表4),然后研究所设定的阶层结构下,职业间交往的整体模式(见下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和表5)。

  (一)对假设的初步检验:阶层对职业内部的拜年交往的影响

  对研究假设1——无阶级假设——的检验见表4第1行。假设1暗示,不同地位和职业的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交往不受阶层影响,即阶层间的交往频率无差别。这就是统计意义上的独立模型(模型第1行)。结果表明,这一模型显然不符合我们的观察数据(p = 0.02;表4第1行)。

  独立模型可以通过加入对角线效应得以改进,这一改进,仍然假设职业间的交往是无障碍的,但认为:相比之下,职业内交往的可能性更高。这是Marsden(1981)在把对数线性模型用于社会网络数据时所说的“近亲优势锁定”(constant inbreeding)模型。我们可以把这一模型具体表述为:

  式(1)令 ■,且 ■     (2)

  即假设拜年活动有同职业和非同职业的区分,但这一偏好在不同职业之间没有差别(■是个常数,不随职业或阶层变化而变化)。表4表明,这种所谓的近亲交往优势模型与数据相符(第2行),并且使独立模型得到很大改进(第7行),常数 ■ 的估计值为0.457,其e为底的指数幂为1.58。表4第2行的模型意味着,春节拜年更有可能发生在相同职业者之间,其概率高出不同职业者间58%。

  我们现在把社会阶层的区分引入模型。表4第3—6行模型的特征可以表述为:

  式(1)令 ■       (3)

  我们的研究假设2认为,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发生了隔离。首先,我们定义表1中的10—13这四种职业为体力劳动职业,表1中的1—9为非体力劳动职业。其次,在式(3)的设定下,研究假设2就转化为,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内部交往要高于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一假设的适当性由表4第3行得到验证,而且比原模型有显著的改进(见表4第8行)。因此我们认为,假设2比假设1更接近真实。第3行模型的■参数估计值(采用指数幂形式表示)是(表中未提供):体力劳动阶层为2.46,非体力劳动阶层为1.40;这意味着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拜年概率,是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拜年概率的2.46倍,而非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拜年概率,是非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拜年概率的1.4倍。这说明,体力和非体力阶层的划分是有效的,对拜年概率有显著影响(p = 0.003; 表4第8行)。

  研究假设3认为,白领阶层分化为两个精英团体,一为专业技术精英(表2中的3—6类职业),另一为以政治和管理权为基础的管理精英(1、2、7、8、9类职业)。就春节拜年模式的职业差异而论,这一模型在表4第4行不但得到验证,而且对此前模型有显著的改进(见表4第9行)。四种专业技术人员的同阶层拜年倾向比其他白领职业的阶层为高(■的估计值:1.93对1.20)。同时,以此一模型估算出的体力劳动阶层内交往的估计值为2.47,与前面的模型所作出的估计基本无差异。

  研究假设4认为企业管理阶层(2、7类职业)既不同于行政官员(1、8、9类职业),也不同于专业技术人员(3—6类职业)和工人(10—13类职业)。在式(3)的设定下,这一假设符合我们的观察数据(表4第5行),但它对假设3的模型没有显著的改进(p = 0.35;表4第10 行)。

  表4的第1、2行是我们的阶层归属对同职业者拜年影响模式(表4的3、4、5)的基准模型,而第6行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比较。仍然是在式(3)的设定下,假设13种职业中的每一个都独立构成一个阶层,模型即转化为所谓的半独立模型。虽然这一模型与我们观察数据相符合(表3第6行),但它并不比我们第5行模型或任何一个阶层模型更优(p = 0.412;第11行),模型没有显著改进,相反多耗费了自由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阶层归属对于城市家庭的职业内拜年行为有重要影响。至此,我们所得到的最可靠模型,是基于研究假设3的模型(表4第4行),它涉及区分的阶层是体力劳动者、专业人士和行政/经济管理人员。

  (二)对假设的进一步检验:阶层归属对同、异阶层拜年的影响

  现在再回到式(1)的最一般形式,在考虑同职业者间的拜年偏好的前提下(表4),讨论各职业间拜年行为的模式及其阶层差别(表5)。 

  对研究假设1已经做过检验(见表4第2行),说明该假设不符合现实。表5的前3行在式(1)框架下,对我们的另一些阶层假设进行了检验。这些模型都与观察数据相符。有关体力劳动阶层和非体力劳动职业相互分离的研究假设2(表5第1行),使研究假设1的模型得到显著改进(表5第4行)。有关二元精英的研究假设3(表5第2行)亦对基于研究假设2的模型有显著改进(p = 0.042; 第5行)。有关经济管理阶层的研究假设4(第3行)也比研究假设3的模型更优(p = 0.054; 第6行),虽然这个p值(以及第5行的p值)正好处在0.05的边缘水平上。

  至此,对于接近现实的三个假说(研究假设2-4),我们分别有两次模型检验:表4的模型3-5考虑了阶层内交往的强度受到阶层归属的影响,而表5的模型1-3不仅包含阶层内交往的阶层差异,还纳入阶层归属对阶层间交往的作用。表5的C区,我们对这两类模型的检验分别做了比较,每一次比较所得出的结果都十分清晰:阶层归属对拜年活动的影响,不仅存在于阶层内交往强度的不同(表4,即对角线效应),而且表现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模式上(表五,即阶层间的交互效应)。

  (三)研究发现小结

  统计分析帮助我们发现了什么?总的说,职业阶层对拜年活动及其频率起着重大作用。我们的四个假设既相互关联,也层层递进。每个假设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职业间交往模式的理解。职业本身对交往有重大影响(表4第2行),因为交往更可能发生在同职业的家庭之间。但是阶层也有重要意义。无论同职业者(表4第3—5行)之间的互访,还是跨职业的交往(表5),阶层的影响都存在。体力劳动者与其他各类职业之间的相互隔离情况相当明显(我们的研究假设2)。在非体力劳动者中,各职业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互隔离(p = 0.042;表5第5行),如专业人士与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之间交往甚少(我们的假设3)。行政精英(干部、司法工作者、警察和政府办事员)和经济管理精英(经理、会计师和营销经理)之间存在界限但不太显著(我们的假设4;表5第6行)。由此我们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在改革中的中国城市,专业技能和管理权力对阶层的形成作用甚大。

  不妨以研究假设4的模型(表5第3行)中参数 ■ 和 ■ 估计值(表3)的意义为例对此做一说明。体力劳动者(表3中10-13类职业)同职业者间拜年的概率是社会一般水平——即式(1)中控制了边缘分布后的u——的2.36倍(=e0.859)。同时,他们给同阶层中另一些职业的家庭拜年的概率是社会平均水平的1.50倍(= e0.408)。与此相似,假设4中的另一些阶层,也更多地在同一个阶层内进行拜年活动(虽然经济管理阶层的这种行为倾向不强)。除了两个重要的例外(下面将给予讨论),表3中的春节拜年模式表现出流动表分析的研究者所熟知的“马鞍”模式:在对角线上的强度先是减少,然后又增加;在对角线以外,任何方向的强度都在逐渐削弱。可见这一模型意味着一种阶层交往的等级化趋势,依次为行政官员(1、8、9类职业)、经济管理(2、7类职业)、专业技术人员(第3—6类职业)和体力劳动者(10—13类职业)。

  如上所说,这一“马鞍”模式有两个例外。工人有给经理拜年的倾向(e0.041= 1.04),经理也有给专业技术人员拜年的倾向(e0.133 = 1.14)。前一种情况是由“关系”的纵向性质决定的:下级利用春节这一重要时机向其上司表达敬意(边燕杰和李煜,2001)。后一种情况反映着“关系”的纵向性质的另一个侧面:老板慰问自己的专业精英,尽管后者并无权势,但其工作对管理者颇为重要,他们在社会上倍受尊重,利用春节慰问和关怀他们,是最佳时机。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哪个阶层的个人和家庭,都倾向于同本阶层的人相互拜年。总之,阶层在春节的拜年活动中的意义非同小可。基于我们在“关系分析”一节中的观点,我们发现“职业阶层相互隔绝”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也看到一些阶层间“互渗模式”的事例(如工人去经理家拜年,经理慰问专业技术人员)和阶层间“梯次交往”的事例(如上述“马鞍”模式)。

五、结论

  对拜年活动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分层机制。加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使城市社会沿着两条轴线分化:一是在私有化的经济转型中取得成功而导致的分化,二是由于工作单位的政治权力导致的分化。有人强调市场交换是造成阶层等级化的主动力,但是在我们看到的社会分层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建议,应当采用同时兼顾多种社会分层机制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假设存在着单一的等级结构。

  具体说来,数据分析的结果支持三个结论。第一,户主为体力劳动者的家庭,其社会交往是在较为狭小的社会空间内进行的。这些家庭成员的拜年活动,主要是与同样从事体力劳动的家庭和个人中进行的,他们不太可能跨出阶层界线,跟户主为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或干部的家庭交往。因此我们得到的结果表明,经过20年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之后,城市体力劳动者不但报酬下降,而且在社会交往中日益受到孤立。第二,在非体力劳动者为户主的家庭中,政府干部、法律工作者、警官、行政办事人员等,也有着独特的职业交往模式。这些家庭在春节期间偏向于相互登门拜访,而去其它阶层家庭中拜年的可能性则小得多。最后,我们发现,在户主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庭与户主是经理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这表明在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仍起着阶层隔离的作用。

  这些结果与以往对改革后差距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已不仅仅是阶层间收入的差异,而是关注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对分割社会网络的作用,尤其是揭示了原来位居“准中产阶级”的体力劳动者(李强,2001)日益孤立的社会处境。国有产业工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拥有铁饭碗和可观的单位福利(Walder,1986)。由于终身就业制度和单位住房分配制度,他们与工作单位里的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保持着日常的来往(Blau, Ruan, and Ardelt,1991)。然而到了1998年,就业和住房的基本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企的铁饭碗消失了,大多数就业机会来自私营企业,大多数新建住房也都商品化了(Davis,2003)。我们的研究揭示,体制转型有可能限制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的交往,而市场化和私有化亦可能导致工人同富人及当权者之间的社会隔离。

  这些交往模式的另一层含义是,行政精英整体作为一个阶层出现。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在阶层内交往的偏好。这一发现意味着,干部阶层虽然仍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占有核心地位,但是从关系分析的角度看,他们并不处于社会交往的中心地位,在联系城市不同职业阶层方面不起关键作用。

  最后,如果将城市社会视为一张撒开的人际网络,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管理精英处在这个网络的核心位置。与干部相比,经理更有可能同知识分子——工程师、教师、医生护士、大学教授和体制内科研人员——交往。他们也表现出更多地接受工人拜年,更多地给专业技术人员拜年。因此,他们不仅有较高的收入和权威,而且在社会网络方面也享有优势。

  由于我们的样本量有限,研究结论肯定是探索性的。只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全部城市人口以及春节拜年之外的社会交往。我们也需要利用其它网络测量的手段,比较和评估阶层地位的影响作用。比如,对婚配的阶层分布和对代际流动的分析,也许能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研究假设。最后,我们需要对关系分析法加以扩充,除了不同职业者的权力和技能差别外,对产权拥有的差别也应包括在内。本文根据这400户家庭所提出的阶层交往模式的假设及其检验、分析,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译 / 伊 洪;校 / 李 煜、边燕杰)

  *原文(英文稿)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四十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2004年1月6—7日)的宣读论文。早先的版本曾提交以下会议:2003年2月12—16日墨西哥坎昆的桑贝尔特社会网络分析国际会议;2003年8月15—19日亚特兰大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为本文所分析的调查提供了资助。我们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和Social Forces主编所作的评论,感谢李煜先生在数据整理上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Chinese Occupational Prestig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1 (2):161-86.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266-85.

  2001.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Pp. 275-295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Bur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91-116.

  Deborah Davis, and Shaoguang Wang, 2002. “New Year Celebration and Urban Networks in a Relational Society: Greeting, Gift, and Banquet Exchanges in Four Chinese Citie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aheim, California, August 18-21.

边燕杰和李煜,2001,“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评论》第2期,第1—18页。

Blau, Peter M., Danqing Ruan, and Monika Ardelt, 1991. “Interpersonal Choice and Networks”, Social Forces 69: 1037-62.

Boisot, Max and John Child, 1996.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600-24.

Breiger, Ronald L., 1981.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578-611.

Breiger, Ronald L., and John W. Mohr, 2004. “Institutional Logics from the Aggregation of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the Analysis of Counted Data”, Computational &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10:17-43.

Burt, Ronald S.,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293-339.

Chan, Anita, 1996.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China”, Pp. 163-87 in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sing Asia, edited by G. Rodan. London: Routledge.

Davis, Deborah S., 1985.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1 (April):177-201.

  1995. “Inequalities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Nineties”, China Review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1-25.

  2000. “Social Class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Training, Hiring, and Promoting Urban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after 1949”, Modern China 26:251-75.

  2003. “From Welfare Benefit to Capitalized Asset”, pp. 183-196 in Chinese Urban Housing Reform, edited by Ray Forrest and James Lee. London: Routledge.

Ding, Xueliang. 2000a. “Systematic Irregularity and Spontaneous Proper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63:655-76.

  2000b. “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China Journal 43:1-28.

Duckett, James, 2001.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Chinese Style”, World Development 29:23-37.

Erickson, Bonnie H., 1996. “Culture, Class, and Conn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217-251.

Erickson, Bonnie H., 2001. “Good Networks and Good Jobs: The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to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Pp. 127-158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Fei, Xiaotong, [1949] 1992.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ied, Morton H., 1969 [1953].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Giddens, Anthony, 1980.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nd ed. London: Hutchinson.

Goodman, David SG., 199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rty-State, Capitalist Revolution and New Entrepreneurs”, Pp. 225-42 in The New Rich in Asia, edited by Richard Robison and David S.G. Goodman. London: Routledge. 

Goodman, Leo A., 1981.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Certain Categories in a Cross-Classification Tabl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in an Occupational Mobility T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612-650.

  1996. “A Single General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Reconciliation and Synthesis of Some Methods of Pearson, Yule, and Fisher, and Also Some Methods of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nd Associ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1: 408-428.

Gould, Roger V., 1993. “Trade Cohesion, Class Unity, and Urban Insurrection: Artisanal Activism in the Paris Commu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721-754.

Greenacre, Michael J. “Clustering the Rows and Columns of a Contingency Table”, Journal of Classification 5:39-51.

Grusky, David B., Kim A. Weeden, and Jesper B. S■rensen, 2000. “The Case for Realism in Class Analysis”, Pp. 291-305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Diane E. Davis.

Hout, Michael, 1983. Mobility Tabl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Hout, Michael., 1989. Following in Father’s Footsteps: Social Mobility in Ire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黄平,1993,“知识分子在漂泊中求归宿”,《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2期,第113—121页。

Kraus, Richard C., 1981.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李路路,1995,“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46—58页。

李强,2001,“市场转型与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边燕杰等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41—64页。

Lin, Nan, and Mary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365-86.

Lin, Yimin, 2000.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608-13.

  2001. Markets, Firms, an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Yimin, and Zhanxin Zhang, 1999. Backyard Profit Centers: The Private Assets of Public Agencies”, Pp. 203-25 in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edited by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陆学艺,1989,“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14页。

Ma, Zhongdong, 2001. “Urban Labo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237-55.

Marsden, Peter V., 1981. “Models and Methods for Characterizing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Groups”, Social Networks 3: 1-27.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22-31.

Nee, Victor, and Peng Lian, 1994.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 Socialism”, Theory & Society 23:253-96.

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hews, 1996.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401-35. 

Nee, Victor, and Siji Su, 1998.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Robust Economic Performance: Public-Sector Industrial Growth in China”, Pp. 167-87 u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Light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edited by J Henders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Nee, Victor, and Yang Cao, 1999.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 799-834. 

Oi, 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99-126.

Portes, Alejandro, 2000. “The Resilient Importance of Class: A Nominalist Interpretation”, Pp. 249-84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Diane E. Davis.

Pearson, Margaret M., 1997. China’s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n, Ngai,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42:1-19. 

秦言,1999,《中国中产阶级》,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So, Alvin Y., 2003.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lasse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3:363-76.

孙立平,2002,“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当代中国研究》第3期,第1—20页。

SSB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China), 1998.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SSB Press.

Szelén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63-87.

Van der Poel, Mart G. M.,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5:49-70.

Walder, Andrew G., 1985.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s: China and Soviet Un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 101-17.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Evolving Property Right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Pp. 3-18 in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edited by David S.G. Goodman, B Hoop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09-28.

Wank, David L.,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yte, Martin King, 1975.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65:684-711.

  1999. “The Changing Role of Workers”, pp. 173-196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ited by M Goldman, R. MacFarquh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right, Eric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Donmoon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weden, and Norwa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85-102.

Yan, Yunxiang,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Mayfair Mei-hui,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张宛丽,2000,“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第1期,第24—39页。

Zhou, Xueguang, 2001. “Political Dynamics and Bureaucratic Career Patter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4”,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036-62.



【注释】

①我们充分理解,在春节的社会交往中年轻人会给亲戚中的长辈拜年,同事中的下属会给上司拜年,地位较低的朋友会给地位高的朋友拜年,相反的情况则较为少见。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亲朋好友和其他关系的拜年交往,揭示职业相同者和职业不同者之间、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的交往偏好。春节拜年活动意味着在拜年者和受访家庭之间存在着一个关系网络。 ②我们的目的是揭示春节拜年模式中包含的职业和阶层界线。既然同事在拜年者中只占1/5,认为工作单位而不是职业或阶层才是社会交往主要机制的观点,充其量只能部分正确。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这20%的同事是否现在属于同一个工作单位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验证这种观点。 ③合并的职业类型及其在表1中的序号是:(2)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3)科研人员、大学教师;(4)中小学教师;(6)医生护士;(7)营销经理和会计师;(8)司法工作者、警察;(12)厨师和饭店餐馆服务员。 ④在采用户主的职业作为分析对象时,我们作出如下假设:受访家庭的成员具有职业和阶层的同质性。我们以丈夫作为分析单位,对这一假设做了检验,发现评估结果与表2—5中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由于有不少妻子是家庭主妇,但这一职业没有进入地位法测量,所以我们没有把妻子作为分析单位。 ⑤对数线性模型的估计方法参见Hout, 1983, pp. 72-76。 ⑥表3所列参数是由表5第3行的模型估计得出。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