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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

——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

吴 毅 贺雪峰 罗兴佐 董磊明 吴理财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一文的回应,梳理出“华中乡土研究派”从村民自治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理路,回应了应文所质疑的所谓“反西方”和“反理论”诸问题。指出当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应该提倡以经验研究激发学术灵感,以问题研究带动社会透视,以学理积累服务农村发展,并进而亮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三农”问题为指向,乡村治理为内容,农村发展为目的和问题主位、村治主位、中国主位的学术主张。

 近读《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应星撰“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一文,应文以仝志辉著《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为靶的,展开对他所称华中“乡土派”的我们的学术批评,其言词之犀利,见解之深刻,足以引起我们的群体自省。我们欢迎如应星这样的批评性文字,因为它们定能推动村治研究的深入,怀着同样的想法,我们也对应文作一回应,并进一步梳理我们关于村治研究的学术理路与主张。

  应文认为,华中“乡土派”将村民自治的研究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从村庄自治的外生价值转向内生机制,进而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讨论村庄治理。这是其首肯于我们之处,同时也是置疑我们的开端。然而,我们认为,无论首肯还是置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问题本身的一种严重误判,为了消除误判,首先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学术发展理路进行梳理就十分必要,随着梳理的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就自融其中了。①

  依应文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构成当下中国农村政治与社会研究的“乡土派”,而依我们自己看,还是在做村治研究。村治即乡村治理,而非村民自治,我们试图以乡村治理为平台和主线,通过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变化及特质,研究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施的过程、机制和结果来理解中国农村,由此为中国农村及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说明和实践方案。

  不过,追根溯源,我们这个研究群体的形成倒的确与村民自治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老一辈从事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如张厚安、辛秋水先生就转变研究取向,深入农村调研,在国内最早开始当时尚不为人所关注的基层草根性民主的村民自治研究,并参与村民自治制度有关法律文件的起草,由此形成日后国内村民自治研究之滥觞。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徐勇、项继权等又承接张厚安先生的研究,并加以拓展,将村民自治研究扩展为村级治理研究。②可以说,正是张、徐等人的研究直接构成我们这个群体进入农村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也的确是沿着张、徐等人的研究路数走过来的。由此,应文所言的在村民自治框架内讨论村庄治理问题,的确是看到了我们研究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但是,却可能受制于某种知识和价值取向的“区隔”(布迪厄语),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之后我们研究的转向。③

  研究论域的重构发生在1997—1999年,其间又大体形成两个既有联系又存在张力的路向:一是由湖北“黄梅实验”给吴毅等人的刺激而引发他们研究方向的整体转移,二是贺雪峰、仝志辉等人通过村委会选举观察而开始的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透视的自觉。

  “黄梅实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政府支持下,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进行的一场村治改革的社会实验,其目的是力图将当时我们关于村民自治的知识和理论运用于实际,以实践由张厚安所倡导的“理论务农”和“理论支农”的主张,实验持续两年之久(1996—1998)。客观地讲,这场实验未达到它的预期目标,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之处。但是,它却给每一个亲历这场实验的人以深刻启发,吴毅等人正是通过这场实验,认识到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外生性制度与中国乡土社会的隔膜和农村研究者对农村知识的欠缺,他们也正是因此而开始有意识地告别那种“泛意识形态的农村政治研究”(吴毅,2005),逐步转向对村庄政治与治理的理解和阐释(吴毅,2002,第十四章结语部分)。

  与此大体同一时期,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1999年,全国大规模开展的村委会选举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从事选举实地观察和体验农村政治的机会,日后构成我们这个群体的几乎所有研究者此时都参与了村委会选举的观察,我们先后在数十个村观察选举,驻村时间长则一月,短则一周,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内蒙古等省区。为了理解村委会选举,我们对一些村庄做了多次返回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发表和出版了一批论著。

  在这些著述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偏爱“遭遇”一词。的确如应星所言,“村民自治虽然最初源于个别村庄自身的创造,但它由于种种原因迅速被体制所接纳后,是自上而下地由政府将其赋予大多数村庄的,因此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乡土社会中的一个外生变量。”(应星,2005,第210页)因此,选举之于村庄和村庄之于选举就相当于两个独立之物的相互碰撞和遭遇。一方面,选举之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村无异于一枚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它所激起的波澜势必搅动原有的村庄日常政治逻辑,从而依选举事件的展开而激活和牵扯出日常乡村生活中长期层累的种种关系和矛盾网络,让人们有幸清晰地观察到在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中所难以集中展现出来的戏剧性乡村政治场景,并依此路径去进一步探讨村庄政治的隐秘机制以及其背后呈现出来的流动的社会关系。④而另一方面,选举制度之进入村庄场域也同样面临着另外一种情景的遭遇,它使观察者不仅有机会体验新制度进入所必然要发生的理论与经验的互融问题,而且也能体验同一制度在不同乡村场域中的各种演绎历程,以及由此所再生产的既不同于原有乡村政治游戏规则也不同于选举规程的新乡村政治机制。也正是通过这种双向遭遇,作为一种集体性自觉,我们意识到了村民自治的理念和结构作为一种建构之物在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之时却可能无法容纳村庄内生发展的复杂需求,从而在衍生出连接宏观政治的需求机制时却可能与微观的村庄发展形成两张皮。因此,但凡真正有村委会选举观察经历的研究者,都难免不去思考这一问题,并力图寻找解决这一困惑的路径,即通过对村委会选举及村民自治的民主化想象而进入到对乡村社会本身的理解之中,力图寻找村民自治在村庄社会内部生存和发展的依据;也都难免不仅想知道村委会选举在乡村社会如何展开,更希望理解村委会选举为何会这般地而不是那般地在乡村社会展开。由此,村委会换届选举观察就历史地成为中国政治学界一批村民自治研究者改变研究视域,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切口、路径和策略。

  正是沿寻这样一个方向的发展,才最终有了2001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湖北荆门联合举办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由对农村政治性焦点事件的关注转向对非仪式化的平静乡村日常生活情态的理解的主张,而从企业改制、宗族文化、村政兴衰等角度讨论村庄治理等内容,也取代村民自治成为这一时期我们新的研究主题,⑤这次会议的综述最终以“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为题,发表在2002年第1期的《社会学研究》上。应该说,我们的这一转向与孙立平在此前后提出以“事件—过程”视角研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主张是互为呼应的,尽管我们主要是通过具体研究的“实践”,而非方法的“解说”来践履自己的主张的。也正是在此前后,我们开始将作为村民自治简称的“村治”赋予“乡村治理”的新意,并将“村治研究”称作“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我们试图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农村进行深入调研,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状况及其区域性差异,从而理解诸如村民自治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及其后果。⑥随后,诸如农民负担、农村组织、乡村财政、税费改革、乡村历史及由此构成的乡村类型等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内容都在此一时期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一系列转向标志着我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框架的再造,正是这种转向和再造,才产生了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和贺雪峰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两书,而仝志辉所著《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虽然仍取材于村民自治问题,但从研究目的到叙事策略则自觉地区别于此前的同类著作。

  在此种转换中,吴毅等人试图对村庄社会变迁进行深度理解,而贺雪峰等人试图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进一步转向“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吴毅等人所遵循的是吉尔兹倡导的“深描”的人类学取向,其研究旨趣着意于理解与阐释影响、支配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运行及其深层机制的“地方性知识”,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验,并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最终为学理性操作提供较为可靠的经验平台。贺雪峰等人在大量的农村调研中,则逐步感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提法作为一项操作方案的模糊性,于是,进一步提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切入路径,力图透过自上而下、自外向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乡村社会的进入差异来理解乡村社会本身,并进而去探讨政策制定的问题,即“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农村是什么及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如何实践”这一问题(贺雪峰,2004,第321页)。2003年7月,我们在湖北京山农村举办首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同年12月,在湖北荆门农村召开小型研讨会,专门研讨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可能性。2004年9月,我们又举办第二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邀请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探讨多学科理解农村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服务于这一研究转向,自2003年开始,我们逐步分区域、分专题展开调研,研究专题涉及到乡村水利、农村调解、农村医疗、农村老年人保障、乡镇体制等诸多领域,同时将调研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口密集的大西部地区,试图以此来理解“80%农村的80%现象”。

  可见,历史地看,最初作为政治问题研习者的我们的确是由村民自治进入村庄政治研究领域的,但这是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路径所决定的,而非可以人为预设的,也非如应星所说的那样,简单化的“从传统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联”(应星,2005,第215页)。回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学术状况,在当时那种既缺乏深厚学理积淀,又缺乏足够真问题意识的情况下,村民自治作为继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农村制度创新,无论其是肇端于底层草根社会,还是得益于上层体制或知识界的推进,它至少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学术重心下沉,将研究视角瞄准现实社会世界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村民自治的探讨,本身并不是一个假问题(当然,一厢情愿地去阐释和建构村民自治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关系则是另一码事),也绝非应星所暗示的那样是对村庄政治的误读和对村庄治理研究的局限,而是在别离了理想主义的启蒙高歌之后一种朴实的问题回归。正是在这样一种问题回归中,人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感悟、发掘和建构解释和包容能力都相对更强的村庄治理的问题性场域,也才有可能像后来者(包括应星)所倡导的那样,进而去寻求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研究和海外中国乡村研究这一优秀学术传统的接续,并沐浴其所提供的“更高妙的灵感”(应星,2005,第21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并不存在着应星所说的究竟应该是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讨论村庄治理问题,还是在村庄治理的框架内讨论村民自治问题这一结构主义的二元分立,毋宁说,正是通过村民自治研究的实践,政治学术界才得以“重新发现”农村,并逐步完成当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政治研究场域的构造。因此,我们也以为,应星在批评我们的研究定位和研究框架时,本来应该多一些对于学术史和行动过程本身的考察,而少一些非此即彼的、局外的“应然”苛责才好。

  有了以上对我们这个研究群体学术进路的自我陈述,就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回应应星接下来对我们的批评了。

  1、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

  应文认为仝著“只把选举放回到了村庄的关系网络中去,却并没有显现出选举对村庄政治的内在意义。作者只告诉了我们谁来治理的问题,却没有告诉我们治理什么及如何来治理的问题”(应星,2005,第214页)。应星问道,“如果脱离了村庄面临的治理目标去关注选举,那作者如何能够真正体现出乡土派的学术转向?”(应星,2005,第214页)这是对仝志辉本人的批评,我们不再在本文展开讨论。不过,应文转而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同意乡土派那种坚持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来讨论村庄治理问题的逻辑”(应星,2005,第215页),他还说,不应该像乡土派那样“在预设了村民自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的前提下来讨论村庄治理问题,而应该是在村庄治理的框架内来面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复杂性。”(应星,2005,第216页)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并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了。

  有了前文的铺垫,人们不难发现应星对我们的批评完全失准。的确,诚如应文注解中指出,早在1999年,贺雪峰就认为,“关于乡村政治讨论的主题不应该是是否实行村民自治,而应该是如何实行村民自治”(贺雪峰,1999)。但这句话本身有一定语境和针对性,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贺雪峰即说:“开宗明义,针对当前出现的对村民自治的疑虑,笔者试图指出,在国家已经过十年试行而正式颁布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现在,最为重要的争论不再应该集中于是否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政策判断上(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再就此一政策发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应集中注意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上,针对中国农村的村庄实际,设计出富于政治技巧的村治装置”(贺雪峰,1999)。显然,贺文在这里所针对的是政策争论,而非学术讨论,因而,贺文以及我们这个学术群体此后也并没有“坚持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来讨论村庄治理问题”,更未“预设了村民自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来讨论乡村治理问题,而是以为必须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考察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实践,借此去理解制度的运作机制与绩效,同时认识乡土中国。举例来说,吴毅1998年用半年时间考察川东双村一百年政治的变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对村庄政治史的考察,来理解当前村庄政治运作的基础,或者说将村民自治安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村治历程中去定位与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看到村民自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其实主要只是反映了自上而下的民政部门的政策追求,而非其它部门的追求,而且各个权力部门的政策追求也存在张力,从而得出“总体上的国家与村庄关系和中国传统的村治逻辑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宏观的层面上决定和左右了村治的常态特征,这是我们在评价村民自治的制度绩效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大的问题”(吴毅,2002,第218页)的结论。而董磊明2001年通过对苏北农村的调查,也认为村民自治本质上不过是浮在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董磊明,2004)。贺雪峰在2002年则指出:“在低度社会关联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竟然可能出现的一种理论上的结果,是村庄治理陷于瘫痪状态与赢利经纪的交替循环。细心观察当前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若干地区已有了这种循环的苗头”(贺雪峰,2003,第212页)。

  可见,我们研究的重点,并非是选举及村民自治制度文本,而是乡村治理的日常过程,更不是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去讨论乡村治理,恰好相反,当我们在讨论村民自治时,正是如应星本人所提倡的那样,“是在村庄治理的框架内来面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贺雪峰和仝志辉才会意识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使国家为让乡村社会渡过难关所设计的政策安排落了空,……相反,在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尽管国家的政策安排中存在着大量让乡村干部以短期行为来谋取私利的机会,具有高社会关联度的村庄却可能以一致行动进行有力抵制。”“虽然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为了获得村庄秩序而安排的,但村庄秩序的保持事实上与民主的关系不是很大,反而是与村庄社会关联度这一村庄内在的性质关系很大”(贺雪峰、仝志辉,2002)。

  关于村民自治的绩效,我们有着比应星更为清醒的认识。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村民自治在很多地区其实都无法实现政策预定的治理目标,在有些地方,它的作用甚至反而如一根插入水中的棍子,将旧有的村庄矛盾搅动起来,造成新的严重问题。村民自治的目的本来在于提供新的村庄秩序,解决村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但是,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相当一部分村庄,它可能反而破坏了既有的村庄秩序,并使公共物品的供给陷入困境。以至于在我们的内部讨论中,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在宏观和中观治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目前普遍性的村治秩序之所以得以维持,也许不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文本的到位,而恰恰可能在于它的不到位,因为它的到位将难免不会引发乡村关系的矛盾,影响国家目标的达成。⑦以上认识并非要从价值层面和政治操作上否定村民自治,而是注意到任何制度都存在与上、下、左、右各种既定制度与关系的接洽,其绩效不可能孤立地评判。我们力图通过整体的观察与研究,揭示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与村庄社会内部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评价乡村治理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也才有可能真正帮助这一制度的完善。

  但十分可惜的是,应星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本来在他展开批评之前有责任注意到的被批评对象公开发表过的大量学术言论,对此,我们除了表示遗憾之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2、“反西方”与“反理论”问题

  应星认为,乡土派“本能地拒绝西方理论,希望直接面向田野创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细究起来,他们所倡导的野性的思维表现了反西化和反理论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趋向”(应星,2005,第218页)。针对反西化,应星接下来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社会本身来理解中国社会,要实现‘中国中心观’的范式转移,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尽抛西方的有色眼镜来铸造自己的眼镜?”(应星,2005,第218页)针对反理论,应星又说,中国社会理论建设“更大的阻碍更可能来自另一个因素:朴素的经验主义”,“我这里说的朴素的经验主义,是指那种以为进入田野可以不受多少理论传统的熏陶,以为经验直觉可以无须与任何理论传统辩驳、融汇就可以直接上升为新理论的思维取向。”(应星,2005,第219页)因此,他暗示乡土派所谓“野性的思维”有落入朴素经验主义陷阱的危险,并进而一锤定音:“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祗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应星,2005,第220页),因此,“野性的思维”之严重有碍于社会事实的观察和分析,至此便盖棺定论了。应星的这些思想非常精彩,语言更是充满了文学之美与理性之力,⑧但是否有针对性,还不能在匆忙之间就下结论。

  我们究竟是怎样做的,田野研究的作品早已经摆在那里,相信批评者在展开批评之前应该了然于胸,否则批评将失去依凭,这里还是来看看我们到底是如何陈述自己理论主张的。就是在应星所引“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中,我们说,“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深受并且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强调村治研究中野性的思维,就是要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精华的同时,刻意注意突破西方社会科学对村治研究的局限,不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更不受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形成的带有霸权色彩的学术教条的限制,而大胆提出关于村治的新见解。”我们指出,“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要不要戴上来自西方的有色眼镜,而在于不能让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预设垄断了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试图以前述三点共识来建构的对村治的理解,⑨只是一副有色眼镜所能看到的东西。这幅有色眼镜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在于它看到的现实更为清晰,而在于它可以看到当前越来越具有优势地位的来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有色眼镜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与其竞争。相互竞争的诸多有色眼镜较为容易看清村治的本来面貌。”“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戴有有色眼镜,村治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都戴有有色眼镜,而在于不能戴上同一幅有色眼镜。”(徐勇等,2001)

  话本身说得并不模糊,我们并非要尽抛西方的有色眼镜来铸造自己的眼镜,甚至不认为西方的有色眼镜不能看中国的乡村社会,而是说不能只用西方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乡村社会。我们有志立足于中国现实,在吸取西方的和中国乡土研究经典的基础之上打造我们自己的有色眼镜,这也许会被视为轻狂或无视学术传统,也许会因为能力和精力(当然也不排除偏好)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遗漏诸多西学文献(例如被认为遗漏了或不懂福柯),但这难道不是每一个学人所怀抱的梦想以及难逃的困境?因此,反西学的帽子也就权当只是一个友善的警醒。试想,如果有谁敢于尽抛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文化积累,包括在它的影响和改造下所形成的中国新传统文化,又何以进行那怕是最为基本的生活,更不要说思考和写作。这是一个常理,无需在此不证自明的问题上制造出讨论。

  既有理论是前进的阶梯,根本不存在应星所说的我们“基本上只是想要自己的理论”(应星,2005,第219页)的“反理论”倾向。在2004年9月我们举办的第二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吴毅在总结乡村政治研究的发展时,坦承“通过借鉴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不仅丰富了政治学者对于中国乡村政治的想象力,也丰富了他们的表达语汇,扩大了他们的研究视角,对政治的社会基础的重视,本身就促成了政治社会学的成熟。又如,通过借助于人类学,政治学者不仅学会了农村研究的主位关怀,更为重要的还掌握了一种新的研究文本的表达方式,……一些学者正是通过拟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寻找和构筑起与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系。而通过借鉴历史学,也正在使当代乡村政治的研究显示出更加纵深的视野”(吴毅,2005)。吴理财在发言中则指出:“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排斥西方社会科学某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要它对中国农村富有解释力,拿来一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它又极力反对那种表面上似乎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实则意欲与西方进行对话”。“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光从哪一个学科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它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协作研究”(吴理财,2005)。

  列举以上我们公开发表的文字是想表明,我们并非反对西方社会科学,更无应星所说的反理论倾向,而是认为应该以中国及中国农村为主位,来借鉴与吸收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已有的中国学术知识)。我们必须而且不得不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定西方社会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也不认为只有西方的学术才是理论,⑩而是要在保持对既有学术充分警惕和反思的立场上,借以用作铸造我们眼镜的材料。正是因为“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我们才愈加留心那些用来发现、整合与评判经验的知识的来源和对症性。田野研究不在于是否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在于这种想象力究竟从何而来,是将现存的话语嵌入灰色、朦胧的经验现象而使之适合于某种学术秩序的整合,以称作知识和发现,并作为标尺去剪裁新的观察对象,还是在生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义理逻辑之中(这本身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着一定的先在之理)去寻找对于现存理论的碰撞和激荡,以建构出那再无需以诸如“封建社会”和“市民社会”之类的传统和现代表述来呈现的“中国经验”,的确会考量每一个中国学人“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优劣。

  这种观点其实早已经不是应星给我们定义的那种反西方和反理论的“野性的思维”,而是一种相当西化甚至于后现代意义上的“野性的思维”(非欲一定要搭上后现代这班车,实在是不敢再被视为反西方甚至是无理论,不得不寻找中式思维的西式表达),即如布迪厄得之于阿尔及利亚田野考察那样一类有悖于“文明社会”理论预设的观物方式,反观性地运用于法国这样一类发达社会那样的“野性的思维”(朱国华,2004,第22页)。毕竟,正是西方理论大家告诉我们,西方理论也仍然是一种需要作出自省和反观的“地方性知识”,否则,它何至于也需要通过“远方的他乡”来寻求自身的定位和排序?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贺雪峰才忧思“以学术关怀作为切入点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本身的不成熟,而不能不以西方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范式基础和对话目标,其结果,以学术关怀为切入点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因为缺乏整体关怀,在强势的西方话语下就很难不会消融(失)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中”。因此,“如何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有益的社会科学,或者说如何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让西方社会科学有助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问题,的确不是那些以追求中国之物对应西方之词的田野研究所可以完成的任务”(贺雪峰,2005)。也因此,“野性的思维”就不失为一副疗病的方剂,并且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似无矛盾。试想,如果只允许人们遵循某种既定的学术传统和知识等级秩序,而不得另辟蹊径,缺少了对于冲击既存理论规范的野性燥动,“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否会始终思如泉涌?而如马克思、韦伯和福柯等社会学大师又何以诞生?而反观当下中国学术界相对于西方的整体性失语,除了其自身建构不足外,是否也与野性思维之缺失有关?

  当然,因时间、精力与视野的局限,我们将主要精力置于理解当下中国农村,从而决定了我们的基本学术指向可能更多是实践与行动的,而非单纯对话或知识生产性质的。当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需要概括的现象,或可以建立的判断,我们就“大胆假设”,有些假设可能错了,或失之于浅薄,被人指正,这是好事而非坏事。我们也意识到,由于我们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整体性地阅读和理解中国乡村,而非整体性地研习西学,因此,当我们在陶醉于自己对中国乡村的体悟时,完全可能对已经相当成熟与博大的西学(甚至中学)出现片断和破碎式理解,甚至于孤陋寡闻,出现某种“朴素经验主义”倾向,但那毕竟是一个能力与程度的问题,也是学术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不足,而非价值与立场的问题,更不会因为一旦“落入”陷阱就永远不再重新跋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以为应星的诸多批评,无论是针对仝著还是我们,都不啻是很好的一课,足以让我们用很长一段时间去咀嚼和消化。

  不过,透过应星率性的批评,倒的确让我们不得不担心另一个问题,即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生态下立基于本土的学术研究可能遭遇的生存困境。随着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西学术的重新贯通,西风再起,大量西学经典被引介到国内,同时,“海归”学者也逐渐在中国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占据愈益强势的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不仅表现为他们通过著述和授课引进西学,浇灌久已干渴的中国学术园地,成为传播真经的新唐僧,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在将西方学术规范与评价机制移植国内,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社会科学所作的贡献。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海归”和精通西学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掌握了确立学术话语、建构学术问题、制定学术规范和裁判学术作品的文化权力(或曰文化资本)。一般地讲,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好事而非坏事,因为必须承认,如自然科学一样,中国社会科学整体性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这里暂且不讨论人文艺术学科),因此,无论是引介还是移植都将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很好作用。而问题只是在于,当学界不是在某一具体的学术活动中对“中学”的落后做实证和知识社会学的辨析,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和等级评价定势,未经阅读就做出评判时,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本土研究潜意识的价值和知识屏蔽就是这种反向发展的典型表现。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富有智慧的大脑主要在思索一些看似“中土”实则“西域”的问题,其阅读旨趣基本指向他们心目中的“想象的异邦”,连最为经验化的中国农村研究,所引调查文献也大多来自海外学者的中国田野作业(因为据说比国内学者做得更深入、更准确)。如果这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偏好,似无问题,毕竟,在中国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中的主体选择性将愈益被突出,然而,在学术研究的话语、问题、规范和评价机制都越来越强调与国际学术(西方学术)接轨的大背景下,精英的偏好势必容易导致在知识界编织出一张影响力越来越大,具有特殊筛选功能的知识过滤之网,这样一张过滤网在尽可能多(有时甚至是良莠不辨)地吸纳西方知识的同时,却又十分易于将那些立基于本土的研究本能性地淘汰出局,使其成为不入学术规范和传统法眼的“存在之无”,进而,关于什么是学术和什么是理论这一系列次级问题便都依此证成自身的存在逻辑。本土研究不仅会因为自身的不成熟,也有可能因为知识的权力化过滤而被逐出理论殿堂与阅读视界。于是,一些以上视下的评论性文字便以此逻辑而产生,呜呼!

  于是,关于反西化、反理论以及经验现象与理论的关系这样几个应星向我们提出的十分严肃、事关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经过思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连我们自己都惊诧不已。

  前文是我们对应星批评的对应性回应,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正面阐述我们关于当下中国农村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算是对上述讨论的一个推进。

  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学者的研究必有偏好,这种偏好或指向学科,或指向问题,从社会科学的价值定位来看,又或指向理解,或指向行动。在我们内部,这两种偏好都有反映,并且彼此之间构成一定张力,一些人偏重于理解和解释,似乎对纯粹的社会改造“缺少兴趣”,而另一些人更侧重于行动,甚至还亲自操作社会实验,然而,在试图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一点上,我们却又形成“合谋”,并因此形成共同的话语场域。这种话语场域主要不是通过追求对话以寻求价值,而是偏重以经验研究来激发理论;主要不是通过学科建构寻求发展;而是着意于问题透视以理解社会;主要不是以追赶世界先进学术为指归,而是以服务中国建设为目的。因此,在研究上,我们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三农”问题为指向,以乡村治理为内容,以农村发展为目的。或者说,我们是问题主位、村治主位、中国主位。这便是我们与社会学或政治学领域的其他学术共同体可能存在的一个区别,也是我们向一切学科的一切知识敞开怀抱的原因。

  既然构成特定的话语场域,就一定或者说不得不以该话语场域所标定的主导语词为框架,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并以此种话语构成与其他学科和学术群体沟通与交流的平台,这样一来,韦伯也好,福柯也好,都只是工具性语词,而非中心性霸权话语。知识在任何人那里都有等级秩序,因此不能避免被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我们这里也一样,排除对错与解释力大小等因素,知识的等级秩序直接与使用者的价值关怀和研究旨趣相关,所以,知识的级序标准本身就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以我们所追求的研究目的来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只能要求我们对不同知识做出一种二难取舍,那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并且非常极端地说,宁可不要福柯,却不能不要梁漱溟,宁可不知道一个海外学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却不能不去认真对待李昌平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分析。这可能是我们的短处,但是,既然我们想要得到整体性地体悟当下中国农村的长处,也就只能去承受由此而生的短处,这就好像专事西学者在得其精髓的同时,却不能不使自己关于当下中国农村的知识处于相对破碎和片断化一样。学术必有短处,否则何以专业?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长处是什么,该占领话语高地的时候就当仁不让地占领话语高地,该管好自己嘴巴的时候就管好自己的嘴巴。我们不在乎无知,却非常在乎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不在乎讨论福柯时失语,却非常在乎以为自己什么都敢说且什么都能说对(尤其在政治与社会问题这样一类专业门槛不甚明显的公共领域)。因此,重要的不是知道多少,而是对中国农村知道多深,不是到处都敢发言,而是在农村研究这一话语领地之中能够发言,不是到处都不犯错误,而是在理解中国农村的过程中尽可能少犯常识性错误,并因此而形成我们的话语特权和对外交流的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不是“理论的上家”(供给方),而是“理论的下家”(接受方),是一群以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性理解为追求的“实用主义者”。

  如此定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下一部分相当精到的以中国农村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学理性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乡村的经验研究破碎性地嵌入到具有相对完整性因而也就具有强势整合性的纯学理研究之中(如以西方学术为规范和市场的海外中国农村研究),这在极大地丰富和再生产学理知识的同时,却也有可能使时下以解读“三农”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陷入相对的知识贫乏,虽然学术的原始起点源自现实,但一经发展和积累便必然形成自身的路径依赖和话语沉积,从而相对地疏离于现实需要。因此,人们就比较地不容易看到上述学术生产与解决中国农村现实问题之间的结合点——相对现实化的问题还得依靠相对现实化的研究去构筑理论的基石,这不知道是否是宏大关怀与现实需要的脱节,但至少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科学的分离。而反观我们的政策研究(以政治学为例),实在不敢恭维,它们或者是建立在那些早就应该割除,但却仍然未被割除的理想主义泛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其研究特征是连“是什么”和“为什么”这类最基本问题都还未搞清楚,却已经开出了“怎么办”的药方,以至于陷入一种不断制造“假问题”的链条之中(关于中国民主化自下而上的路径依赖设计可算是一个例证);或者为既存的行政话语支配,以至于只能成为在既定框架之内寻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案的匠人式疗救。上述状况造成从学理研究到政策研究的连接缺位,即在学术知识生产和行政话语支配的应用性政策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一块被人为遗漏的学术空间(或者也可以视为学术与政策转换的桥梁)。当人们尚未能够就此自觉之时,就诚如应星所言,社会需要“纵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而如吾辈,一方面身居京城学术中央的边陲地带(地理和学术级序上的),另一方面却又随时在贴身体察转型期社会中的种种“三农”阵痛(这两者是否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和我们在后一场域中转弱为强的相对优势?),空间的劣优转换赋予我们机遇,因此,我们给自己确立了去“抢夺”这块中间地带的学术使命(社会科学界最优秀的头脑不去“抢夺”,或者说他们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言说),并因此而构筑起我们的学术话语权。中国是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由此决定了这一中间地带的宽广度与学术话语的优势度。9亿农民居住在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文化传统、聚居结构、种植结构、生态环境及气候条件均差异极大的非均衡的中国农村,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处境,进而如何理解不同区域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实践着的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的社会大转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能够形成相对独立(当然也是绝对开放)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性场域。

  以理解中国农村为目标的研究需要大量学者的投入,也因此足以形成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原始问题应该主要是来自中国乡村的——即由理论与经验所碰撞出来的“田野的灵感”,而非大洋彼岸的——包括以其理论裁剪出来的“中国经验”;知识的终极产品主要是内销的,而不是为出口而出口的。因此,在这里,言说可以相对独立地被言说,话语可以相对独立地被理解、沟通和转换,学术语词的能指与所指则在实践中相延成习,并由此形成它们的关系结构、行动逻辑与技术路线。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壮大无疑有助于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形成学术积累机制,影响学术评价机制,占领公共话语场域高地。故而,我们自觉地充当瞄准这一学术机遇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在对上和对外吸收知识的同时,又形成对政策研究的学理输出,为乡村建设寻找出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疑是介于当下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如果可以称派,此为“立派”之基。

  关怀决定方法与表述。在加深理解中国农村政治社会的运作特征及其机制上,我们赞同应星有关质性研究中深度阐释优先的主张,更赞赏他本人的实践,{11}然而,如果我们转换研究目的,欲将纯粹的质性理解上升为概率性归纳,并直接为政策输出服务,我们还能够轻易否认千村万户式调查的意义吗?设想,如果没有大量的村庄调查,如何在不同区域和类型的村庄中寻求到关于村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认识?又怎样去把握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特性?不从方法论上分析,仅就操作的可行性看,绝大多数研究者也更有条件和机会进行从数量中积累质性认识的村庄观察,而不那么有机会(包括运气)像应星那样对某一个足够完整和复杂的事件进行从历史到现实的全程研究,况且,考虑到研究目的差异,也未必一定有必要都这样做。所以,仅仅就质性研究而言,也不宜轻易否定以量为基础的田野调查,而是要形式服从内容,类型学的优劣取决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心平气和地讲,二十年来数量化村庄调查对于理解村庄仍然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你没有意义并不等于对其他人没有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只承认一种路径与标准,拒斥其他,就等于是拒斥学术本身。总之,理解中国农村的目标决定了研究方式、调查样本数量的选择以及文本表述方式的多元化,我们不仅需要深度质性调查,也坚持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将“田野的灵感”建立在一定数量化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定调查数量的积累和对不同区域农村的观察体验,不可能认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农村社会的多种复杂面相,也更无以完成衔接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使命。

  作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我们有自己的话语空间,也因此而形成一定的话语屏障,也因此,当我们在选择、吮吸和筛选其他话语的同时,也为其他话语所选择和筛选(如果也有可能被吮吸的话),我们在误读其他话语的同时也为其他话语所误读。这是一种无法完全避免的现实,却不应该成为彼此之间拒绝沟通和批评的理由,因此,我们十分感谢应星,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他者之言去清理和反观自身的机会,也有幸让我们遭遇了一次不同话语的碰撞,只不过,我们希望这也仍然是双向而非单向的。

  *除本文作者外,曹锦清、李昌平、冯小双、吴重庆、仝志辉、孙秋云、李远行、卢晖临、萧楼、王敬尧、胡宜、王习明、何慧丽、吴淼、徐晓军、谭同学、丁卫、刘岳、陈柏峰等人也以自己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为本文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应星,2005,“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2000,《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毅,2005,“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开放时代》第2期。

吴毅,2002,“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立平,2000,“‘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辑,鹭江出版社。

吴毅,2001,“去政治化的村庄生活:对川东肖村的观察”,湖北荆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董磊明,2001,“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湖北荆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罗兴佐,2001,“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调查”,湖北荆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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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双,2002,“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学研究》第1期。

贺雪峰,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仝志辉,2004,《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贺雪峰,2004,“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学习与探索》第5期,又见《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贺雪峰,1999,“村民自治的功能及其合理性”,《社会主义研究》第6期。

董磊明,2004,“乡村关系、税费改革与村民自治——来自苏北地区的调查”,见王庆五、董磊明,《治理方式的变革与江苏农村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贺雪峰、仝志辉,2002,“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吴毅,2004,“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系”,《探索与争鸣》第9期。

徐勇、吴毅、贺雪峰、仝志辉、董磊明,2001,“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第1期。

吴理财,2005,“中国农村研究:主体意识与具体进路”,《开放时代》第2期。

朱国华,2004,《权力的文化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贺雪峰,2005,“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开放时代》第2期。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



【注释】

①应星的批评从大的方面看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对仝志辉著作的具体批评,二是对仝所在的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批评,后者又主要涉及到农村政治的基本研究框架、如何对待理论传统和西方理论这样三个问题(应星,2005),本文的回应主要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而将对仝著的具体批评留给仝本人去作答。 ②参见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人的相关论著(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2000,导论部分)。 ③关于我们研究的转向,参见吴毅相关论文(吴毅,2005)。 ④参见孙立平在过程与事件中分析社会关系的论述(孙立平,2000)。 ⑤参见吴毅、董磊明、罗兴佐和吴理财等人提交湖北荆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吴毅,2001;董磊明,2001;罗兴佐,2001;吴理财,2001)。 ⑥参见冯小双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的综述(冯小双,2002)。 ⑦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说的问题,恕不在此展开,简略的分析可参见吴毅相关论文(吴毅,2004)。 ⑧虽然不是没有毛病,例如没有区分“西化”与“西方”的语义,以至于我们本可以据此反诘是否而且也应该反“西化”。 ⑨三点共识指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参见原文(徐勇等,2001)。 ⑩如果有人敢说西方学术不是理论,定然引起国内学界的轩然大波,但若有人说中国传统学术不是理论,大概就不会发生学术地震。君不见在号召莘莘学子饱读西学之时,有谁在力倡读一读中国传统学术,以作为认识当下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学术前提?不要说别的,只说如果在某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时没有几个外文文献,别人不说,作者自己也定然会觉得心虚理亏,技不如人。 {11}参见应星相关论著(应星,2001)。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