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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

卢晖临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较大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讨论社区研究,探讨社区研究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定位,梳理社区研究受到的批评,分析它内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它未来发展的方向。

 1939年,费孝通发表《江村经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亲撰序言,称誉其为“人类学理论和实地调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86:1)。不久前,费先生驾鹤西去,在他为我们留下的等身著作中,最耀眼的无疑仍然是《江村经济》。1920、19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曾经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各类研究文章。但是,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试图去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时候,往往发现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仍然是《江村经济》这本小书。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最重要的注脚。《江村经济》是体现费孝通社区研究(社区分析)方法的代表作,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区研究方法的力量。

  本文将在一个较大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讨论社区研究,探讨社区研究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定位,梳理社区研究受到的批评,分析它内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试着探讨它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社区研究的兴起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社区研究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研究实践,但是,要明确地指认出一个开端,却并不容易。大体上,可以将一批人类学社会学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田野工作”成果视作社区研究的开山之作。1922年,马林诺斯基发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该书首开“参与观察”方法的先河,并将它运用到原始岛屿居民的研究中。1929年,林顿夫妇合作发表《中镇》(Middletown: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该书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不同阶级的人早晨几点钟起床,哪种阶级的太太烤面包,哪种买面包,谁拥有汽车,如何使用,多少人去电影院,学校里教些什么,谁去教堂,牧师在教堂里说些什么,有多少女人结婚,夫妻为何离婚。这是一幅社区居民建立家庭,维持生计,教育后代,参与宗教和社区活动的全景图画。同时代的雷德菲尔德(Redfield)的《提波兰:一个墨西哥村庄》(Tepoztlan, A Mexican village),沃纳(W. Warner)的《扬基城》(Yankee city)。都具有类似的特征。这些早期的研究和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以致常常被人们称作“功能主义社区研究”。其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认为,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即“功能”。最早的社区研究,往往采用一种整体主义(holistic)的方法,对一个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进行详细的描述,意在分析全盘的文化形态。

  在中国,最早的社区研究可以追溯到葛学溥(Daniel Kulp)在广东凤凰村的家族调查,其研究成果《凤凰村》发表于1925年。不过,由于作者只是一个“业余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大。1930年代之后,留学欧美的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先后发表以单个的中国村庄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作品。一时间,社区研究蔚然成风,影响之大,波及海内外,被马林诺斯基称誉为“社会学中国学派”( 《江村经济》序言)。

  在费孝通看来,社区研究可以很好地达到分析“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的目的: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费孝通:1985:94)

  考察“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需要从单个的社区分析开始。但是,单个的社区如何和总体联系起来呢?在更早期的人类学中,小的社会单位基本上被看作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完整单元。在费孝通那里,社区研究则是和比较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费将单个社区研究的意义主要定位在建立“地方类型”的贡献上,通过精心的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社区可以作为一种“类型”的代表,通过积累众多的“类型”,可以达到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形态的目标。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论述: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于是产生了‘格式’的概念。”(费孝通:1985:94-95)

  在1938年发表在《社会学界》的一篇文章中,费思(R. Firth)用“微观社会学”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学(社区研究)对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贡献。六年以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迄今为止,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工作,都属于我称作微观社会学的范围-----即研究大群体中的小群体或者单位;研究各种关系如何在小的地域、个人层次上运作……我认为,社会人类学家最有价值的贡献仍旧在于这一微观社会学领域”。(转引自Freedman 1979:388)。

  马林诺斯基也好,费思也好,费孝通也好,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理解小的社区研究对于认识总体社会的价值问题。用Malinowski为费孝通《江村经济》所作序言中的话来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林诺斯基相信,通过对众多小型社会单位研究的耐心归纳,将出现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画。他预言,费孝通等人的努力,“将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全面画面”。(《江村经济》序言)

二、社区研究的问题

  在1962年纪念马林诺斯基的演讲中,弗里德曼(M.Freedman)针对被称作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费孝通、吴文藻等人的研究,提出了他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批评(Freedman. 1963. 引自Freedman 1979)。弗里德曼认为,即使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不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中断,仍得以在1950年代之后继续其社区研究,也不可能离马林诺斯基预言的美好前景更近一些。在弗里德曼看来,那种以为通过社区研究可以提供总体社会图画的信念,是 “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1979:383),是将传统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移植到复杂社会的时候错误地将对总体性的把握也移植了过来。“假如中国没有归服共产主义,他们也许今天还在堆积地方社区的样本;在中国的民族志地图上,也许会增加更多面旗帜,但是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可能不会比他们十年以前更接近马林诺斯基的评价”(1979:383)。

  格尔兹(C. Geertz)在1973年发表的“深描”一文中,批评人类学者为沟通微观民族志的“地方性知识”和宏大的民族景观的普遍真理而建立的两种模型,其中一种就是“琼斯维尔即美国”式的“缩影”模型:“认为可以在所谓‘典型的’小镇或村庄中找到民族社会、文明、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简化现象的精髓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无意义的谬见。我们在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小镇或乡村的生活”(格尔兹:1999)。

  弗里德曼和格尔兹的批评虽然有其不同的出发点,但针对的都是小社会单位(或者小社会单位的“堆积”)作为总体社会“缩影”的观点。这是从方法论角度对社区研究的批评。

  针对社区研究的另外一类批评,着眼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社区本身的变化,这就是有名的“大众社会论”(mass society)。其核心论断是:超出社区范围的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化和中央集权化等宏大力量所带来的垂直整合在社区中不断增强,破坏了社区中原有的水平整合,这些宏观进程产生的社会组织变化剥夺了农村社区决策的独立性,并将它们融入大众社会中(Vidich & Bensman 1958,Stein 1960,Gallaher & Padfield 1980)。这样一来,地方社区不再掌握它们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命运,因此,通过研究地方社会关系本身能够获得的解释力就严重受限。在这种认识下,研究兴趣自然转移到区域、全国以及国际层次。宏大的制度结构成为高于一切的关心点。

  对社区研究的第三类批评,主要是自学科规范角度。瑞泽尔(Ritzer 1998)用“麦当劳化”( McDonaldization)来总结过往几十年社会学的主流趋势,即“可计算性、可预测性、讲求效率、以及通过非人为技术取代人为技术而获得的对反复无常的控制”。以这种主流趋势来关照社区研究,批评者会发现社区研究的核心概念总是难以操作化,可计算性无从谈起;以定量化达致可预测性之途也不可行,社区研究成果总是被人们指责为“印象主义的”(Kent:1981:137)和“特殊主义的”(Stacey: 1969:138);在大规模定量研究中盛行的团队作业方式,在社区研究中实施起来倍觉困难;社区研究几乎完全依靠研究者的观察和访问,非人为技术(譬如计算机的使用)几乎是空白。“麦当劳化”的四个方面,无一适用于社区研究。卡兹(Jack Katz 1983)在他对“分析式田野工作”的讨论中,提出了所谓的4R,即实证科学的四个准则。第一,社会学家必须避免影响和歪曲他们研究的世界。这是杜绝反应性的原则(the injunction against reactivity)。第二,外在的世界无限的复杂,所以我们需要选择资料的标准。这是效度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liability)。第三,选择规则应该清晰地表述,以便研究同一现象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是可重复性/信度原则(replicability)。第四,必须保证研究对象是典型的,这是代表性原则(representativeness)。衡诸这些准则,同样可以说社区研究无一达标。

三、社区研究的新生

  以上批评,分别触及到传统社区研究内在的不同方面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象所有成功的科学方法或者范式一样,社区研究在经历了其创生之后的风靡一时之后,不可避免地在1970年代步入衰落。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中理论方法的兴衰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线历程,长期失宠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往往能够在新的知识环境中获得“复兴”。譬如叙述之后有“新叙述”,功能理论之后有“新功能理论”。社区研究也不例外,进入1980年代,学者们观察到所谓的“社区社会学”的复兴,就是明证。功能主义在1960年代的衰败,是社区研究随后萧条的部分原因,1980年代“复兴”的社区研究有意识地划清和功能主义的界限,抛弃了功能主义的很多信念,譬如有机体比喻蕴涵的各个部分协调运作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复兴的社区研究是一次“新生”。但是,必须承认,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共享的“整体主义”信念直到今天也为很多研究者坚持。这一信念,用列维-斯特劳思(Levi-Strauss)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美以及宗教-----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而且,如果不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面都无法被理解。”(Levi-Strauss 1967: 358)。邓普塞(K. Dempsey)明确地将这一信念和社区研究联系起来:“为了理解一种特定的制度---家庭、宗教、老化、阶级关系,等----必须在作为一个总体的社区情景中去研究它”(Dempsey. 1990:10)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整体主义信念,成为社区研究复兴的最重要的基础。

  重提社区研究,当然不是要恢复它曾“一度拥有的宏伟的涵盖一切的视野和明显的万能应用性”,而是要“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借用格尔兹语)。获得新生的社区研究目前势头强劲,它被作为一种方法,用来研究任何社会学关心的问题。社区已经成为一个检验各种各样人类特征的假设和命题的试验场,而不是对宏观社会进行概括的“样本”。不过,对传统社区研究的批评言犹在耳,新生的社区研究如要更健康地发展,必须正面回应这些批评,适当地处理社区研究内在的问题。下文结合研究者们的相关论述,作这样的一个尝试。

   “大众社会论”正确地指出了社区与外在宏大世界的日趋增强的联系。外在力量对社区的影响,使得“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越来越成为梦想,使得离开对宏大制度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社区生活。来自外部世界的垂直整合不断加强,这是社区研究必须正面的现代社会变迁事实。不过,“大众社会论”所预言的社区内部的水平整合必然同时削弱未必成立,美国乡村城市化的经验就提供了很多反证(Richard 1978: 569)。

  至于学科规范方面的批评,需要超出既有的规范才可以回应。晚近社会学“麦当劳化”碰到的问题,恰恰可以通过社区研究予以部分的化解。社区研究诸多不符合“麦当劳化”社会学的特征,在其复兴过程中演化为一种 “抵抗麦当劳化”的努力(Smart:1999)。具体而言,可以将这种抵抗麦当劳化的努力总结为以下四点(Grow:2000):第一,社区研究能够将社会学的论述置放于一个具体的地点,增添了标准的麦当劳化社会学论点所缺乏的另外一种维度;第二,社区研究能够在与更广大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将个人定位,说明宏观趋势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这也正是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和瑞泽尔所称的“艺术创造性”(1998:44)着力之处;第三,通过强调情境(context),社区研究促进了对社会关系的全盘把握,是对日益狭窄的专门化趋势的反动;第四,通过运用一种削弱研究者/读者之间距离的叙述风格,社区研究呈现成果的方式使人容易接近,同时又不失其分析的锐利。

  最棘手的挑战还是来自弗里德曼和格尔兹。假如社区研究不满足于只是将研究结论局限在单个社区中,就必须作出方法论上的说明。迄今为止,社区研究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里,我想到了“扩展的个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这一肇始于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研究方法(Gluckman, Max. 1958,Van Velsen, Jaap. 1967),经由布洛维(Michael Buraway,1991,1998)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扩展的个案方法毫不掩饰自己沟通微观和宏观、独特和一般的学术野心,但是它的做法和传统社区研究不同。如前所述,弗思将传统社区研究称作“微观社会学”,它是一种建立宏观社会学之微观基础的努力。扩展的个案方法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它将社会处境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从有关国家、经济、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广大的结构所形塑,用布洛维的话来说,它试图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在我看来,在处理微观(部分)和宏观(整体)的关系上,扩展的个案方法和传统社区研究虽然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却有融合和相互借鉴的可能。格尔兹曾经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方法:“我们通过那些成就(actualize)整体的部分看待整体,通过推动(motivate)部分的整体看待部分,这样往返来回于这二者之间,我们经由一种持续的知识活动,试图使得它们彼此成为对方的说明。”(转引自Buraway 1991)。通过关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时时在一方的观照下考察另外一方,是走向融合的一个可能选择。

  社区研究更大的生命力在于和制度分析的结合。从表面上看,制度分析的兴起与社区研究的衰落似乎是一个此长彼消的过程。但是,制度分析的最近发展及其碰到的问题,为应用和拓展社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受涂尔干(E. Durkheim)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制度对个体和群体行动的影响一直为制度研究所强调,而社会行动者如何理解制度,根据他们自己的方案决定如何调动制度,当某个行动牵涉到不同的制度时如何做出协调,诸如此类的需要往往被忽略,制度化过程更是一个被忽略的方面。新制度主义范式的理论核心“限制中的选择”(Nee 1998),力图解决的正是这些被忽略的问题。晚近十多年中,关于制度概念达成的一个初步共识,即由过去的决定社会实践形式和内容的限制,拓展为包括一系列规则和受这些规则影响的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依赖(Isabelle 2000),就充分地考虑到“选择”的一面。而所谓“选择”,强调的是行动逃脱结构限制而开放的多种可能性,其微妙精细之处,最适合用社区研究方法去揭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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