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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谈自由教育

王双洪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施特劳斯关于自由教育的论述。施特劳斯将文化作为自由教育得以实施的条件和最终达到的目标,并且认为自由教育与现代民主制相辅相成,现代民主制保证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而现代民主制之产生和运行也需要自由教育。自由教育必须研读经典。

 熟悉美国学界掌故的人可能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施特劳斯的高足布鲁姆曾经以《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所谓的美国知识精英纷纷出面评判和讨论,抨击甚至谩骂者不占少数。有人讲,该书是对施特劳斯思想最为通俗的发挥,虽然不无偏颇,但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弟子对老师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布鲁姆所引起的反响,亦可以说是对施特劳斯提出问题的应验和反弹——问题紧张、积聚到一定浓度时,就要以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布鲁姆戳到美国政制和现状痛处的相对主义、自由教育等问题,早在1950年代,就被施特劳斯在那次看似温和却切中肯綮的讲演《什么是自由教育》中道出了。我们不得不叹服,施特劳斯这位游走于古典学问中的老先生,目光之锐利和深远,言语之精准与节制。施特劳斯从不直接对现实说三道四,只专心阅读和解释经典,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给现代民主和教育下的诊断,并不仅仅属于某个时代和某个民族,今天读来依然有切身之感。

  1959年6月6日,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的大学学院“成人自由教育基本计划”第十届毕业典礼上致词,题目是“什么是自由教育”。{1}在一开始,施特劳斯就提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文化之于自由教育的重要性。

  施特劳斯曾经在自己小范围的研讨课上明确表示过对作为现代概念的“文化”的轻视,但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中,他为什么不但使用“文化”一词,还把文化作为自由教育得以实施的条件和最终达到的目标呢?是他观念有变,还是前后矛盾?

  其实,注意一下“文化”一词出现的语境,以及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不同,我们就会发现,施特劳斯对待“文化”的态度并不矛盾。首先,他轻视“文化”这一概念是在自己“小范围”的研讨课上,属于私下里的言说;重新解释并应用“文化”一词,是在公共场合演讲。施特劳斯曾经表示过,“哲学和科学必须维持在小范围内,哲学家和科学家必须尊重社会所信赖的意见。尊重这些意见与真正接受这些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哲学家和科学家……既能使他们向一小部分人展示自己认定的真理,又不危及大多数人绝对信奉的那种社会所仰赖的意见”。{2}这虽然是施特劳斯对古典作家写作艺术的论述、总结,但他本人也深谙此道,懂得保持哲学与信仰之间的张力,避免不合时宜地让大多数人了解某种观念或带来混乱和无谓论争,保证“城邦”的正常秩序。在“什么是自由教育”的演讲中,他也没有忘记对作为现代概念的“文化”表示自己的不屑与轻蔑,只不过态度温和而克制:

  文化现在不再是绝对的,而已经成为相对的……于是,我们就用不着犹豫谈论所谓的“郊区文化”或“少年帮文化”……换句话说,任何疯人院之外的人都可以称作有文化的人,因为,他参与了某一文化。

  明白了施特劳斯对作为现代概念和原初意义的“文化”所做的区分,我们不难发现,他在研讨课和公共演讲中不同说法的初衷所在。在论述自由教育的过程中,施特劳斯对“文化”重新做出了解释,与时下的文化概念形成鲜明对照。他首先强调“文化”一词的动词意味,文化是“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自由教育中的“文化”含义就是从以上意义派生出来,用我们古人的语言可以解释为“以文化之”,以美好、智慧、有文采的事物来培养、教化(人),大概包括三个意义维度,如果简练一些表达,就是“文化”、“文”和“化”。首先,“文化”指对心灵的培育——文化,以文化之;其次,还包含培育得以实施的前提,指伟大的心灵及其留下的杰作——文;再次包括文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唤醒个体内在的自由和卓越——化。

  时下的“文化”概念则显得过于狭隘和庞杂。说其狭隘,是因为文化不再像原初意义那样是一个泛称,足以涵盖所有伟大心灵的智慧和德性。当下的“文化”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看似含义不同,但指的不过是“某一人群中共同的行为方式”而已。比如说,可能指的是“西方文化”,也可能指“东方文化”,或者“非洲土著文化”。说时下文化概念庞杂,是因为文化含义脱离、失去了原初意义中指涉“人类心灵”的内核的部分,似乎一切可以归为一类的人或事物后面都可以缀以“文化”一词,例如,作者文中提到的“郊区文化”、“少年帮文化”。如果联想到我们的语境,还有“酒文化”、“茶文化”、“吃文化”、“穿文化”等等。当下的文化概念已经成为一个什么都想装、什么都能装的筐子。如果这些指涉可以称为文化的话,那么,和施特劳斯解释的文化概念相比,当下文化的特点是只有广度和宽度,而施特劳斯的“文化”特点是其深度和厚度,这是同一概念在使用上的重要差别。

  文化在现代民主多元而自由的园子里“成长”,枝枝蔓蔓掩住了其原初意义上的高贵与单纯。“自由教育与现代民主制相辅相成”是颇有深意的一句话。它暗含着施特劳斯本人对现代民主制的看法。现代民主制保证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自由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实施需要民主制作为前提,这个道理对每一个生活在现代民主制中的成员来讲是个常识,不难理解。但是,现代民主制为何需要自由教育?又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呢?在施特劳斯的许多文章中,自由民主制的危机和教育问题都是相伴出现的。吉尔丁说过,“施特劳斯罕有不经反思教育问题而谈论自由民主制的危机”。{3}施特劳斯这次演讲的重心不在民主制的危机,而在自由教育,所以,吉尔丁的那句话反过来说也照样成立,施特劳斯是要通过反思现代民主制的危机来谈论自由教育问题。现代民主制追求的是自由与平等,而不是德行与智慧;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意义十分不明确,因为,这意味着对邪恶和善良都要讲究自由。

  关于自由的价值,卢梭也曾谈到过,自由之于人,恰如甘美的醇酒,对有些人是回味无穷的佳酿,对体质虚弱或者不适应的人来讲,也许会损害了他们的身体,或者导致他们毫无节制地沉醉。所以,当自由平等慷慨大方地许诺要把统治的权利赋予大众时,大众却在民主制的指导和训练下,成了“除体育杂志和滑稽剧之外什么也不看”的一群人,他们陶醉于大众文化而不自知。大众所追随的价值观念纷繁错杂且变化频仍,看似丰富多元,实则单调乏味。柏拉图《理想国》中对民主制度下人们性格的描述放在现代民主制度身上似乎依然恰切:

  这种制度中……的人物性格,各色各样,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而一般群众也或许会因为这个缘故而断定,它是最美的,就象女人和小孩一见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美是一样的。{4}

  大众只能看到事物表面的现象,他们需要正确引导,不能统治自己的生活,在当下的民主制度中,大众既缺乏统治的能力——德行和智慧,又缺乏统治需要的精神——投入公共事业的精神,这种民主最终还是要受治于一个高于大众的所谓精英阶层,该阶层追求的不是唤醒大众之公共精神,让大众实现对自己的统治,而是追求民主制度的平稳运作,需要的恰恰是那些陶醉于大众文化迅速更迭的新鲜事物而不自知、忘了思考的大众。施特劳斯对大众的价值观念以及大众文化的态度,流露出他本人对现代民主制的看法,或者毋宁说,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民主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民主制度与现代民主制之间不能划等号,二者内涵迥异。原初意义上的民主制是一种理想的民主政体,是“其中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年人富有德性和智慧”,“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相形之下,现存民主制度显得平庸并且可疑,“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对于原初意义上的民主而言,现存的民主制度就是柏拉图自然洞穴之下人为挖掘的又一个洞穴,“今天的我们正处于第二个洞穴之中,它比苏格拉底所关注的那些幸运而无知的人们所处的洞穴更要幽深”。{5}所以,施特劳斯指出,“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是一架阶梯,凭借这架阶梯,我们可以努力从大众民主上升至原初意义上的民主”。

  早在30年代,施特劳斯就表达过自由教育的先声,他说,“我们需要一些希腊人所不需要的预备性教诲,需要通过阅读的学习”。{6}所谓阅读,是手段而不是最后的目的,阅读是为了寻找能够在自由教育中胜任的老师。恐怕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活跃在大学课堂上,指导学生们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的教授们并不是真正的老师,虽然他们的的确确教授知识给学生们。在施特劳斯的意义上,面对古代伟大心灵的智慧,大学教师只不过是较有经验的学生,堪称真正老师的人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即古代的伟大心灵,后来每个时代的迷路者,都要返回到他们那里寻求启示,发现路标。施特劳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深谙伟大心灵智慧与德行不可企及,充满敬畏地自谦自己不过是个学者,要依赖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来言说与思考。当今的“哲学家”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划分和管理而加诸于人的廉价头衔而已。

  我们无法和古人交谈,接受他们的点拨,听他们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同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是否还能产生施特劳斯所说的能够胜任老师角色的“伟大心灵”,即使产生,又能有几人足够幸运,可以和他们在课堂上、在现实中相遇?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庆幸的是,伟大心灵的言说是向我们敞开的,我们还可以和那些心灵在他们的智慧结晶——伟大的书中相遇。

  现代民主社会中,时间会赋予人们一种后来居上的盲目自信,许多现代人一厢情愿认为,自己比伟大的心灵更有智慧。似乎被科学技术裹挟着在现代化之路上迅跑的现代人,在心性和智慧上就一定超过了古人,这是接受启蒙人被大写之后所获得的信心。我们不必强求要在古人今人之间分出高低上下,在当下的解释学语境中,让有些人以尽量接近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已属不易。对于自信得有些狂妄的现代人来讲,这是个没镜子的世界,他们无法用自己的眼睛看清自身的处境,只有借助古人的眼睛才能返观自身。施特劳斯提出了一条重要的阅读或者说解释原则,即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古代人,而是要用古代人的眼睛来看我们。我们和古人的相遇,只有抱持着“敬畏”的态度,去“专注温良地倾听”,伟大心灵才会真正地敞开,让我们听到他们最真实的声音。

  研读伟大的书,必然会产生如何理解、如何解释伟大思想的问题,自由教育“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许多生命已经、并仍将消耗在对这些注释的写作中”,我们应该“以恰当的注意来研读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杰作”。对于“恰当的注意”,施特劳斯没有多置一词,只是提醒我们,最伟大的心灵们在最重要的主题上并不告诉我们相同的东西。

  显然,这里强调的还是解释方法,要以文本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理解文本,采取close reading的方法,阅读者(解释者)的目光在字里行间停留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文本中矛盾之处,在看似矛盾的地方,才能真正发现作者真正想告诉你的东西。也许作者所处的时代不是一个可以放开喉咙畅所欲言的时代,也许作者想在同一篇文章中告诉不同读者相异的东西。施特劳斯发现了“隐微写作”,看出了文本中的矛盾在伟大的心灵那里是有意为之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发掘作者隐藏的微言大义。{7}

  伟大的心灵如何向我们言说呢?他们如何发挥作为教师的作用?

  施特劳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而是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例子来说明。怪不得有人会说,施特劳斯总是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伟大思想家的面具之下:他通过注释经典,让伟大的心灵直接发言。在施特劳斯那里,也许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怎么做、怎么说,要比他本人直接讲授道理更能恢复听众(读者)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恰当理解。他引证了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说那几段论述几乎谈到了与他所讲主题相关的所有应被提及的事情:

  就像别人被一匹良马、一条好狗或一只灵鸟取悦那样,我(苏格拉底)自己则因好朋友们而获得更高的快乐……古代的贤人们通过将它们写进书中而遗留下来的财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开启它并穿行其中,而且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好东西,我们就把它挑出来,并当作一次丰盛的收获,倘若我们因此而能相互促益的话。

  当我(色诺芬)听到这些时,对我来说,不仅苏格拉底受到祝佑,他还将那些倾听他谈话的人引向了完美的高贵气质。

  我已经理解的部分是卓越而高贵的;我相信我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同样如此;但为了理解这本著作,一个人肯定需要成为某种专门的潜水者。

  施特劳斯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为自己代言。他所言不差,苏格拉底短短的一段话包含了他本人想要说明的几乎所有道理。首先,自由教育是通过研读伟大的书来完成的,苏格拉底在阅读中获得的愉悦,丝毫不逊于别人在物质满足中得到的享乐;其次,苏格拉底对待伟大的书和古代贤人的态度在言词中也有流露,在第三段引文中,苏格拉底面对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充满谦卑,认为不管已经理解还是尚未理解的,伟大的著作都卓越而高贵,这种态度即是施特劳斯所说的“敬畏”和“倾听”。并且,为了完全理解古人的书,要有人成为“专门的潜水者”,深入文本,寻找、发掘作者隐藏的深意,这也正是施特劳斯提倡的解释方法。第三,苏格拉底不仅自己在古代贤人的书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财富,并且和朋友们分享,此处的古代贤人便是苏格拉底面对的伟大心灵。

  文中的引用部分省略了两句话,“如果我知道什么好的事情,我就传授给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我所认为会使他们在德性方面有所增长的任何其他教师”。{8}在此,施特劳斯借苏格拉底和色诺芬所要说明的是:伟大的心灵不仅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德性和高贵,并且能够因其与古代贤人对共同事物的关注——他们之间的共通感而成为我们认识其他伟大心灵的中介。施特劳斯的古典学问运用极为圆熟,仅短短几段引文就涵盖了自己想要说明的道理。

  他提出“自由教育通过何种道路和方式唤醒我们身上人的卓越”的问题,但不做答,同样还是举古人例子作为问题的参照。在柏拉图那里,最高意义上的教育就是哲学,“哲学是对智慧的探求,或关于最重要、最高或最整全的事物的知识的探求”。哲人是做这种探求的“最高水平”的人,但即使哲人也无法获得整全的德行和幸福,因为,那种智慧不是属人的。哲人只追求真理,而不占有真理。

  柏拉图对话录中只有较高者和较低者之间、从来没有最高水平心灵之间的对话,即使采取对话的形式,伟大心灵也只是独白。要促成伟大心灵之间的对话,我们必须做出努力,把诸多伟大心灵历时性发生的言说,放进我们共时性的视野,并且发现伟大心灵在重大问题上并不一致后,还要做一项更加难以胜任的工作,那就是怀着敬畏之心在伟大心灵的对话间做出裁决。唯有如此,得到古人的智慧的引导从洞穴之中上升。

  在柏拉图的时代,伟大的心灵相信完全理性的社会是可能的,当下的社会,已经失去了可以称作权威的传统,不相信绝对的价值和真理存在,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因人、因时、因地做出调整、让步与妥协,人们只能自己盲目地寻找并且不断地变幻方向。这个时代不可能产生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在不相信完全理性、不相信传统权威力量、无法产生哲人、无法获得最高形式的教育的语境中,我们只能热爱哲学,靠近哲人,学习哲学思考,通过倾听伟大哲人或者说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实现自由教育。

  施特劳斯本人就是自由教育的践行者,他带领着弟子们研读圣贤之作,通过注释古书和伟大心灵的对话。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和思考,这是他生活的核心和乐趣。其弟子布鲁姆回忆,“他在任何组织中都不活跃,不在任何权威机构中任职,除了理解和帮助那些也有可能像他那样行事的人之外,再也没有野心”。{9}施特劳斯显然不是什么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但让人有点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人在芝加哥大学期间,除“什么是自由教育”这场之外,还做过多场演讲,据说,施特劳斯在前往克莱尔蒙特人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教书之前,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大学露面,就是在成人教育中心演讲。以施特劳斯理解古人的方式大概就能理解他本人做法的初衷,他认为,柏拉图《理想国》和《法义》是教育的典范,苏格拉底和那个雅典人都是要影响和引导资质较好的年轻人,城邦未来的立法者。柏拉图写作的所有对话篇都可以看作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教育在其最高意义上就是哲学。在此意义上,施特劳斯所践行的自由教育就是他的政治哲学,二者做的是相同的事情——探索并告诉人们通往美好生活的方向。


【注释】

{1}中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5: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北京华夏版2004。 {2}施特劳斯:“何谓政治哲学”,引自《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 {3}吉尔丁:《自由教育与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见《经典与解释5: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前揭。 {4}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页332,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5}Leo Strauss,“Review of Julius Ebbinghaus's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 ”,见《德国文学报》(Deutche Literaturzeitung)第52期(1931年12月27日)2453栏,转引自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页288。 {6}同上。 {7}关于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详见坎特:“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2003,99页。 {8}该处引文为笔者所引,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六章,吴永泉译本,页37-3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以上前两段引文为施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的引用,也出自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9}布鲁姆: “纪念施特劳斯”,见氏著:《巨人与侏儒》,秦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4。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