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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

唐利平

【内容提要】 通婚圈是伴随着两性婚姻关系的缔结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圈子,通婚圈形成的社会基础源于婚姻是超个人和超家庭的事情。婚姻的本质是文化的、社会性的制度,婚姻的缔结不是生理本能的驱使,而是“文化引诱的结果”,直接受到各种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和制约。这赋予了通婚圈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由此颇受学界关注。人类学在研究亲属制度、宗族和村落时,通婚圈研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社会学中,通婚圈是婚姻家庭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者主要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变迁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同一个主题,不同的研究旨趣,通婚圈研究呈现出独立而又相互交叉的形态。本文旨在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两种视野,对相关的通婚圈研究进行梳理,进而对这一题域今后的研究走向进行初步探讨。

一、人类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

  通婚圈的研究在人类学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法国人类学尤为重视对通婚的考察。稍微对西欧人类学发展史有所了解都会知道,法国人类学向来关注“社会构成原理”,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纽带如何形成等问题。他们认为两性之间的交往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机制,不同群体的结合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而群体结合的最初纽带正在于两性之间的通婚行为和关系。法国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印尼通婚状况的考察指出,人类的通婚圈存在着某种结构,一个区域内往往存在着几个通婚集团,其中某一集团总向另一集团提供婚配对象,而其他集团又为该集团提供婚配对象。由此可见,列维·斯特劳斯实际上把人们择偶范围和规律加以结构化,也就是说,择偶受到通婚结构的决定,人们所能选择的,仅仅是在结构范围之内的选择而整体的框架是不变的。列维·斯特劳斯对亲属制度、通婚圈的研究,最终走到对思维和人类交往的研究,发展出一个思维结构的普遍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对过去50年人类学产生最大影响的理论之一。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于1949年前后在我国四川进行了实地考察,提出著名的市场体系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社区除了具有满足农民交换产品需求的基本经济职能外,还具有满足社会交往的社会职能。“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为了说明市场圈等同于社交圈,他指出通婚圈与基层初级市场是一致的,人们往往从初级市场圈内寻娶媳妇,初级市场所在地是通婚圈的中心,他还描述了媒婆是如何在集市上完成婚姻介绍的。另一位美国学者杜赞奇(Duara,Prasenjit)根据对满铁调查资料(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根据1940~1942年间对中国河北和山东两省调查编写的六卷本《中国惯性调查报告》)分析认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通婚现象,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通婚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但通婚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和市场圈重合。他认为,通婚圈和市场圈一样,都是文化网络中的组成部分,通婚圈内的姻亲关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结起来从而为文化网络提供粘合作用。作为独立于市场之外而作用的粘合纽带,通婚圈内亲戚和其他关系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并帮助我们理解在乡村市场体系削弱或瘫痪之际人们是如何相互联络的。

  追随大师足迹,延续人类学学术传统,如今通婚圈已经成为人类学者田野研究考察的基本主题之一。例如人类学者王铭铭对福建村落考察时,就对当地的通婚圈进行了研究。王铭铭在对福建晋江县塘东村和安溪县美法村的调查中,通过对族谱(一般而言,族谱不仅记载族中的世系,对婚入和婚出的女性人口也有详细的记载)的分析,发现该地区的通婚圈呈以下特点:婚入和婚出的地域范围完全对称,这证明通婚是家族之间女性人口的交换和社区之间的互相交流形式;与相邻异姓家族的通婚比率较高(未出现同姓成婚的记录);通婚地域的地理分布大约与人文经济区域对称,和地域轮祭圈的范围一致,并且也是家族对外关系史的发展结果。他的研究证明了通婚圈与祭祀圈、市场圈等是一致的。

  近年来,村落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关注,他们以村落为视角来看待人类和社会、社会本性、中国人的特质以及我国现代化发展等等。村落研究不能忽视对通婚圈的考察。村落研究需要有超越村落的视野,即研究村落之间的关系。而通婚关系是村落之间建立稳定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通婚关系,形成一种超村落的联网,这一联网制度化以后可以转变为超村落的地域,这个基于通婚关系所建立的地方共同体就是“通婚圈”。在通婚圈内,村落与村落之间形成较稳定互通有无的关系,通婚圈是村落之间交往建立联系最重要的社会网络。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

  人类学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静态结构性视角,把通婚圈看作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稳定性、地域性的基本交往空间。而社会学更多关注通婚圈的变迁,主要采取的是动态的视角来研究通婚圈。社会学研究者普遍预存的一个假设: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婚姻家庭结构的变迁,作为反映通婚距离的通婚圈也会发生变迁。由此,研究者围绕通婚圈的变迁态势、影响通婚圈变迁的因素以及通婚圈变迁带来的社会后果等展开研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和农村都经历着结构性的变迁。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每年几千万的农民流动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交通、通讯等条件都是今非昔比,毫无疑问,当今农民的社会活动空间也会随之拓宽。一些关注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研究者自觉对通婚圈的变迁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农村通婚圈的变迁。关于农村通婚圈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圈缩小,内卷化。研究者邱泽奇和丁浩1988年对湖北省麻城市王福店乡三个村356对已婚夫妇的婚嫁距离(女方娘家和婆家的距离)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婚嫁距离在7.5公里以内的占绝大多数,其中5公里以下的近60%;在近距离通婚中村内婚又占绝大比例;近距离通婚随年龄组的下降而渐有加强,即通婚圈呈缩小趋势。吴重庆通过对福建东南沿海的莆田孙村不同阶段的通婚(包括婚入和婚出)情况的调查得出结论,通婚圈呈明显的缩小趋势。通婚的平均距离由解放前的6.2公里变为解放后1982年以前的4.2公里再变为现在的2.5公里,呈明显递减趋势。另一名研究者新山对鲁中山区康村现有婚入妇女的婚嫁距离的调查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通婚圈快速内卷。同吴重庆一样,他也将通婚圈的变迁分为三阶段进行比较,解放前的2.8公里到解放后至1981年前的3.3公里再到1982年后的1.9公里。此外,他通过研究还指出康村的通婚村减少,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

  第二种观点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圈变化不大。由雷洁琼组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课题组于1987年至1988年对全国六个省市的2799位农村居民进行调查,调查了户主与其配偶婚前双方家庭距离,调查结果显示,近距离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1/5的婚姻发生在1里之内,3/5的通婚发生在1—5里之内,各年龄组的通婚圈大致相同,表明通婚圈范围变化不大。

  第三种观点是农村通婚圈呈扩大趋势。王金玲根据浙江省内各地区县的调查数据,对浙江省1980年代异地联姻现象进行研究。浙江省农村外来媳妇至1990年底人数达到十几万,异地联姻在1986年后逐渐形成高潮,通婚圈急剧扩大。史清华通过2000年对浙江省3个村的平均婚嫁距离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代变迁,平均婚嫁距离呈典型“U”型分布,通婚圈有扩大趋势。

  对通婚圈变迁态势的研究结果超出了所谓的“常识”。如此矛盾的结果看似令人难以信服,其实这是由于各研究者的调查时间不同,调查点选择不同,甚至调查的角度有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除了雷洁琼组织的课题组是较大范围内的随机抽样调查,其他或者是小规模的非随机抽样的实地调查,具有典型性但不足以推论总体;或者根据地区的各种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结果也仅代表地区的现状。当然,中国农村之广大,情况之复杂,通婚圈的规模和变迁存在差异是可能的,没有必要强调一种模式或一种趋势。已有的研究结果所勾勒出来的中国农村的通婚圈的状况是:农村通婚圈总体比较狭小,通婚圈发生着变化,但变化不是一个方向的,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样,也经历着“转型”。

  对通婚圈变迁的研究除了状况的描述外,对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也是社会学对通婚圈研究的一个部分。研究者认为影响通婚圈变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对通婚圈产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对通婚圈影响的结果不同。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方式变更,市场的卷入,村落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的均质状态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这导致经济相对富裕农村的姑娘不愿远嫁,不愿嫁到经济条件差的地方。曹锦清等人对浙北乡村的婚嫁距离研究发现,在较富裕的村庄内,同村婚嫁比例在增高。另一位研究者霍宏伟对山东某村庄的通婚圈考察时,也发现大村、富村的女孩不外嫁是导致通婚圈狭小的重要原因。人口迁移理论中的“推拉理论”认为,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好是产生推力和拉力的重要因素,大量的远嫁姑娘和外来媳妇的出现就是经济落后与发达的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结果。女性远嫁是通婚圈扩大的一个表现,但对落后地区的男性来讲,通婚圈是缩小,甚至被排除在通婚圈之外,造成了“婚姻剥夺”。

  另一方面的影响因素是社会政策的影响。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每个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自主同外界交往寻求支持和帮助,近距离通婚则为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和合作创造了现实条件。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农村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农民子女数减少,农村户均人口递减,这样近距离通婚才可能实现家庭养老,即近距离通婚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一种选择结果。所以,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一部分男女选择近距离通婚的原因,而且,这种影响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影响效果不同的是来自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有利于通婚圈的扩大。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国家对户籍管理制度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如1984年开始允许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就业,使户口和就业实现了分离;1985年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代替了户口簿的部分作用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人口的自由外出和流动,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大使得对通婚对象选择的空间也增大,有利于通婚圈的扩大。可见,不同的社会政策对通婚圈的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伴随着通婚圈的变迁,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学也逐渐开始对与通婚圈变迁相连的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比如对“外来媳妇”现象的研究。19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对农村妇女远嫁现象开始进行探讨。研究者主要考察了远嫁的途径、原因,婚后适应情况以及农村妇女远嫁对迁出地、迁入地和远嫁者本人的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是专门对“外来媳妇”的研究。谭琳等人对江苏省张家港地区的“外来媳妇”的生活经历与“本地媳妇”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外来媳妇”的婚姻特征、生活遭遇和感受以及融合的策略,研究者认为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很多外来媳妇对她们在张家港的婚姻以及和睦的家庭生活还是感到比较满意,她们自身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外来媳妇在大城市和经济特区会越来越多,研究者建议外来媳妇主动寻找策略,积极融入到家庭和社区中去。通婚圈缩小带来的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通婚圈缩小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对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构成威胁,使农村社区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中,容易导致宗族势力的膨胀,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

三、两种视野的比较:差异与融合

  同一事物或现象,从不同角度观察解读,总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结果,通婚圈也不例外。如前所述,通婚圈负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本文主要审视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种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这两种视野的差异植根于不同的学术传统或学科背景。在此,笔者不准备全面追溯基于学科背景的差异,而是紧紧围绕通婚圈研究这一主题对两种视野的差异作一简单比较。

  首先,研究对象层次不同。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作为整体的族群、社区或者文化共同体,他们最擅长的是对“小地方”或“微型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人类学者在对通婚圈考察时,目光也是锁定在族群、部落、宗族、村落等群体的交往上,因此可以将人类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层次大体上归结为社区群体层次。而社会学对通婚圈研究的对象层次显得不如人类学那么集中,研究者或者在宏观层面探讨通婚圈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流动的关系,或者从微观层面具体探讨通婚圈对个体婚姻家庭的直接影响,这可能与社会学一直存在宏观——微观的二元分析层次有关。

  第二,研究取向不同。人类学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静态结构性视角,把通婚圈看作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稳定性、地域性的基本交往空间,这个空间和祭祀圈、市场圈、人文圈有着密切关系。而社会学更多关注通婚圈的变迁,主要采取的是动态的视角来研究通婚圈。社会学研究者普遍预存的一个假设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婚姻家庭结构的变迁,作为反映通婚距离的通婚圈也会发生变迁。由此,研究者围绕通婚圈的变迁态势、影响通婚圈变迁的因素以及通婚圈变迁带来的社会后果等展开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不同。人类学对通婚圈研究采取“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深入实地,即研究者一定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且要在其中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参与到当地人的社会生活。研究者通常采用参与观察、访谈以及收集当地现有的文献等方法来收集资料,依靠自身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来理解其所得到的各种印象、感觉以及其它资料,并在归纳概括的基础上建立其对这些现象的理论解释。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研究深入详细,理论建构潜力比较大。在人类学对通婚圈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它的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特别是早期人类学围绕通婚圈研究做出了不少理论贡献。而社会学对通婚圈的研究更多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具体来讲问卷调查比较普遍。这种方法对概念操作化、问卷设计、抽样、具体调查以及统计分析都有严格要求,而且结论和方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以问卷设计中的概念操作化为例,通婚圈研究最基本的概念就是“通婚圈”,相关研究显示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操作化方式,例如:有的是以一个地区婚入婚出女性的婚嫁距离作为考察通婚圈的大小的指标,有的是以一个地区婚入女性的婚嫁距离作为通婚圈的测量指标,有的是以一个地区婚出女性的婚嫁距离作为通婚圈的测量指标。应该说这几种测量指标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结论的理解需要考虑测量指标的差异。总的来讲社会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优点在于可以推论总体,描述整体的态势,缺点是相对表面化,不够深入。

  尽管上面罗列了两种视野在通婚圈研究上的一些差异,但通婚圈作为一个 “问题域”本身没有学科差别,不同视角的解读是研究者赋予并建构的。无论是戴着“人类学”眼镜还是“社会学”眼镜,或者其它“某某学”的眼镜来看通婚圈,至少说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研究旨趣上表现了对通婚圈的共同关怀。事实上,通婚圈研究也需要不同视野的参与,共享一切成熟或不成熟的观点、视角、方法以及诠释模式,在不断对话、争辩或融合中发掘更深入的研究境地。

参考文献:

1、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326—332页。

2、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载《社会》,2002年第12期。

3、雷洁琼等:《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42—147页。

4、邱泽奇、丁浩:“农村婚嫁流动”,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

5、史清华:“浙江省农户家庭婚姻、生育及期望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6、谭琳等:“‘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7、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184—191页。

8、王金玲:“浙江农民异地联姻新特点”,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

9、吴重庆:“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莆田孙村通婚地域调查”,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10、新山:“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载《人口学刊》,2000年第1期。

11、游正林:“农村妇女远嫁现象研究——河北省香河县外来妇女情况调查”,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

12、[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法]列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