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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和政治

——以下塘村修祠为例

郭巍青 黄 岩

【内容提要】 无论是国家的进入或退出,抑或是宗族的复兴或消亡,在理解乡村政治的过程中,作者强调以乡村日常生活为分析起点,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还原事件中的权力真相。作者还认为,乡村政治就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乡村政治既是精英政治,更是生活的政治,是实践中的政治;了解农村政治必须要有充分的“现场”意识,进行更多“深度描写”。

一、前言

  在研究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国家与宗族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广泛关注的“草根民主”为例,积极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和人民公社的崩溃,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态和权力结构,它给乡村治理留下了一个空白地带,自1949年后受到严格控制的宗族或家族势力迅速填补空间。①

  消极者认为,即使是陷于市场转型的痛苦泥淖中,乡村社会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无政治状态”,在告别了集体化和计划管制下的高度革命化和高度政治化时代后,乡村中国正在回归从前的“无政治状态”②。这种无政治化当然并不意味着农村并不存在宗族活动、派性斗争和利益纠葛,而只是说,作为“他者”的学者对农村的生活表现出过于热情的关注和过于乐观的评说,这些外来者总是带着一些先验的理论假设,在走马观花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根据或答案。他们要么是一种理想主义者,要么是自恋者。在消极者看来,三年一次的村委选举在更多的村民看来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收费的人”,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仍然只是部分乡村干部的权力操练场。

  作为一种分析概念,从历史来看,国家与宗族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持久的张力,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学界的观察也总是令人迷乱。王沪宁认为宗族复兴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现代化的潜流,如乡村基层组织的涣散、社会秩序的局部松垮、文化教育的落后。③也有学者指出,宗族功能释放并没有如王所担心的那么可怕,它的社会整合力在市场转型前完全被政治组织的整合力所消解。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市场转型中的经济组织及经济精英已经成功补充了政治整合力下降的趋势,而文化精英则在乡村社会衰败为完全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象征。谢岳从精英转换的角度来说明农村的宗族问题其实早已不是一个问题。④宗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无法转型的,既然它早在30年前被政治组织的整合所淘汰,它同样也无法在市场转型中找到“重建”⑤。谢岳的结论无法解释中国农村的庙宇和宗族活动的兴起。而且根据戴利朝的个案观察,即使是在1949—1978年间,宗族活动一直具有延续性,在江西农村,一些村庄的宗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互动存在。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斗争中的双方捍卫的并不一定是宗族利益。而王朔柏和陈意新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开始瓦解,其关键原因在于“民工潮”的兴起加快了农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⑥王朔柏的结论是经济体制的变迁带来了宗族力量消退。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退出和村民自治的实施意味着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的退出,对于中国集体化时期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西方学者提供了两条路径解释。其一是极权主义时代的“总体性控制”,这是西方学者用来对共产主义国家的一种普遍解释,高度政治化导致国家权力深入个体生活的全部空间,类似奥威尔的《1984》中的那位无所不能的“老大哥”和无处不在的“电幕”。另一种分析路径是国家现代化范式,它把这种国家对村庄单向度施加权力从而推毁村落固有的传统视为可与西欧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相类比的过程的一部分。⑦吉登斯指出,现代国家同以往国家形态的不同,它能更突出地渗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民族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以往暴力明显使用转变为行政权力的普遍使用,这种行政权力的“弥漫”使得地方性社区从以往较为自立的区位走向全民社会行政细胞化。⑧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迅速地用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政治结构。强化社区权力,以基层选举和社区自治取代传统的乡绅伦理自治或国家的暴力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近年来成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定律或公式,从而得到了学界的肯定。⑨

  无论是国家的退出或进入,抑或是宗族的复兴或消失,其分析的起点还是从农村复杂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开始。这种结构和功能上的复杂化不仅仅是指作为权力运行主体的复杂,我们更要挖掘权力的生成环境和演进规律,理解乡绅中国、革命中国或者现代中国的历时性权力变迁,首先必须强化观察者的“在场”意识。

  何为权力?汉语语境下的“权力”指的是“人群关系中特定的影响力,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⑩。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反映的是权力拥有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与控制优势。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抗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权力的产生和运用体现的是一定的利益关系和交换关系。丹尼斯·朗说,权力的基础包括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个人资源包括财富、声望、专长等,集体资源通过动员将个人资源集中起来支持共同目标。{11}加尔布雷思把权力的基础总结为人格、财富和组织,三者在不同的时代扮演不同的角色。政治学者将其分类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等,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

  在国家和宗族的分析框架下,精英论是无法回避的,本文作者并不反对精英分析方法,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农村社会并不完全是由精英控制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的背景下,大至村委会选举小至邻里伴嘴,其背后一定蕴藏着复杂的历史或心理因素。其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或文化精英等之间的此消彼长并无清晰的界线,即使是文革期间,乡村文化或民间权威的影响还存在,共产党希望用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消除传统和埋葬历史,结果导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传统的复兴。

  本文作者意图通过下塘村{12}围绕着祠堂修复发生的各种日常生活的故事来展示这种生活中的政治,通过解构这些蕴藏丰富权力转换的事件来还原事件中的权力。在琐细的日常生活叙述背后努力去挖掘隐藏其后的一些变量,如时间的安排、空间的格局、基本的关系网络。阐释人类学把这种乡村生活中的关系 / 事件或过程 / 事件理解为符号和象征或话语(discourse)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由案件、关系、物件、活动、空间单位、宗教仪式以及言语等组成。对这些符号或话语进行解构不仅要强调理解者对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马林诺夫斯基),而且更应进行“深度描写”(thick discription)(吉尔兹),通过描写来进行阐释。当然,吉尔兹认为,这种“深度描写”必须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context)中进行。而且,“阐释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13}。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用的分析,来寻找乡村变迁的历程与轨迹。因为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经验性和实用性{14},这种自在的生活表露、实用的生活技巧和经验性的生存策略在不断地重复和演化,构成乡村社会的一个又一个“事件”。

  下塘村共有两个祠堂,分属两个家族。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时期,它们一直被作为生产队的生产用房,下塘村共分为三个生产队。2004年修复的只是其中的一座即排坊祠。如果把这次祠堂的修复看作是“民间仪式的复兴”或“民间记忆的重现”或“传统的再造”的话,那它的确来得晚了一些。1995年,下塘村与周围四个黄姓村一起隆重的修谱是在争吵中结束的;再往前,就应该是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初的“狮子会”(武术表演)和“出龙”(舞龙)时的热闹了。如今,代表下塘村的两大武术流派的狮子会早就停下来了,正月的舞龙表演也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和游戏化了,参加的都是些少年,而且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到镇上或市里去,因为那里可以收到更多的利是或红包。这次,祠堂修复首先要解决的是两起挤占祠堂公用地的问题。 

二、历史记忆与权威颠覆

  村民黄爱军(英秀的三儿子)在1992年扩建厨房时,把墙基向右移了约0.5米(一堵墙的宽度,见图中A处实线,虚线为祠堂院墙旧址)。祠堂原本附有一个长方型院落,因为这堵墙的右移,两尊新买的石狮摆放起来就显得较逼仄。爱军夫妇在外打工,母亲英秀帮其看家。诗宝来找英秀商量这堵墙的事,以下是诗宝和英秀当时谈话的大概内容:

  诗宝:爱军的这堵墙修得要不得,狮子买回来不好摆,要移移这墙。

  英秀:这是他们后生的事,我做不了主。

  诗宝:他要是回不来,集体帮他拆了就得了。

  英秀:他打工没得功夫回来,集体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吧。

  诗宝:这是集体的事,是全村人的事,你们占了集体的地,肯定是要还原的。

  英秀:爱农(英秀二儿子——注)捐的两千元还不够这堵墙吗?

  诗宝:又不是你一家出了钱,集体也不少这两千元块钱。

  随后就是英秀的怒骂,从上午骂到下午,从祠堂前骂到诗宝家门口。

  结局是:爱军的墙没有拆成!

  强大的集体(宗族)带着强烈的正义和公道(爱军确实占用祠堂的地)何以拆不了区区一堵墙?一个年过六旬的村妇、来自外省的女子何以如此恶骂一个宗族长老、退休的公社干部?在下塘村人看来一直温谦恭顺的英秀又何以如此的愤怒和激烈?事件的逻辑看上去很简单,爱军拆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有争议也只是由谁来掏钱的事。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如此呢?

  拆房在农村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与城市不一样的是,农村土地相对丰富。城市拆迁是以政府规划条文和行政命令为力量的,纠纷也大多是为补偿和安置费用问题而引发的,在拆与不拆之间,个体是很难与政府对抗的。但是在农村,这更多是关乎面子和尊严,关乎一个家庭在村里现在和将来的地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下塘村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派性斗争是村庄生活的重要部分。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诗宝和其弟——大队革委会主任诗范为一派,以大队书记诗和为另一派。最终,在村内拥有较高声誉的诗和因男女作风问题被诗宝派拉下马。在政治时代,它往往成为斗争的利器,对这种道德错误的惩诫是有较大操作空间的,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男女关系本身,而是在政治上是否有强力的庇护关系{15}。进入八十年代,两派斗争以双方在村内开武馆收徒授艺而继续。这种对抗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逐渐消退,农村经济衰败和民工潮兴起,农村青年纷纷外出打工。

  诗宝显然对自己的角色有着过高的估量,他曾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是村里长辈和县上有名的武师,他还是负责祠堂修复的班子成员之一。按照加尔布雷思的理论,诗宝集人格、财产和组织资源于一体,他最有能力将这些个人资源如财富、声望和政治遗产转化为权力基础。爱军占了祠堂的地,诗宝是在为家族争取公道;其次,这也是对自己权威的再提升和再检验的机会;而且,英秀是外地女子(从江苏苏北逃荒过来),男人忠厚软弱,三个儿子都带着媳妇在外打工谋生。

  英秀的行动自有一番逻辑。她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因为丈夫软弱和外来者身份,在下塘村“讨生活”(这是英秀接受访谈说的原话),三十多年中,她受尽欺凌。英秀丈夫曾做过社办干部,后遭排挤回村小学教过几年书,但最终没保到退休工资,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让儿子“接班”(顶替)工作。在革命时代她无法在下塘村“站队”,不能寻找任何一派的庇护。尽管老二爱农对捐出两千元保持低调(村内最高额捐款),但其母英秀还是非常张扬的。英秀的行动也是有底线的。占地固然不对,但捐了两千元钱就不能拆房,这是第一道底线。儿子不在家就不能拆,这是她的第二道底线。但在诗宝称即使爱军不在家也要拆房时,英秀的第二道底线也被触动。在她理解中,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欺侮,于是,积压在内心三十余年的怨恨迸发出来了。她希望这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战争,即使是输掉了这场战争,她也不用再像从前那样谨小慎微地“站队”,那样小心翼翼地忧虑下一代在下塘村的生活。在谩骂声中,英秀一再强调,儿子不在家就拆房无异于抢劫;为什么当初建房时没有一个好汉出来制止;两千元难道不值一堵墙?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场过去的记忆和今天的精英共同酿造的事件。在下塘这个相对缺少传统记忆的村庄,利益纠葛更多是在集体生活中累积的,也许诗宝与英秀本无直接冲突,但政治时代造成的恐惧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挥之不去。没有外部力量的冲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这些集体时代累积的矛盾很容易被长期化,子孙相传。

  这场“下塘村十年未有过的恶骂”导致诗宝有三天没有去祠堂工地,这被看作是诗宝退却的信号。英秀骂道,“没有谁选你来张罗(修祠堂)这事”,“没有你这祠堂可能修得更好”,彻底击退了诗宝。众口难调,祠堂修得再好,也总是有闲言碎语的。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名誉,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名誉孰重孰轻?这也是诗宝和他的家庭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的原因。

  在分析英秀和诗宝的行动逻辑时,我们借用何高潮的“选择结构”理论{16}来解释。何高潮认为,选择结构即是一个集合体的客观结构与主观选择之间的一种中间变量,是集体在进行选择时所应遵从的规律与秩序,所有的选择都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都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策略。它必须考虑复杂的客观要素或制约条件。也即是说,它建立在选择者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特点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又建立在自己对社区合作者或外界力量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策略行为能力的了解基础上。

三、宗族利益与精英妥协

  贵云是部队转业干部,在县域内一家特大型国有煤炭矿务局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扩建旧宅时挤占了祠堂右角(见布局图中B处,当时院墙已经倒塌),到2004年时,老宅已在荒芜中。对贵云的工作是由村支部书记统发来开展的,他头晚拜访了贵云的大哥生根,第二天带上村主任美周、县国有林场场长诗洋和生根一起前往三十公里外的贵云家。诗洋参加这次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专车,他也是下塘村的一位活跃的精英人物。

  贵云在当地最好的酒店接待了来自家乡的干部,统发他们一再坚持这是受乡亲委托,是“没办法推脱的事”。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谈判,在推杯把盏中,在热情与谨慎的试探中,贵云亮出的底牌让统发措手不及:拆老宅支持家乡建设决没问题,但请求地方干部帮忙在村内解决一块宅基地,理由是告老还乡总要有个落脚处。统发的回应是:只要本人在任期内,应该不成问题。

  结局是:贵云的老宅没拆成!

  所有的谈判都是一场交易和妥协,谈判意味着双方地位是对等的,这种交易和妥协又都是基于当时的主观选择条件和客观背景而开展的。双方的选择是对即时即地必须作出决断的具体事件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可取性的一系列的判断,而且任何一方在面临重大选择时把握了选择结构,他就能够对其他参与主体产生影响,并掌握选择的主动权和领导权{17}。

  从谈判双方来看,贵云同意拆房但提出附加条件也在情理中,但这是统发事先没有料想到的。统发没有退路只有被动应承,按照政策规定,贵云户口不在本地,是不能在村内申请宅基地的。因此,统发也提出了一个“附加变量”:自己须有可能长的任期。这其实隐含着另一个表述或陷阱:如果我不在任期内,批地不成的责任不在我。

  继续的表述就是:如果一旦动手拆房,统发用什么来担保贵云的地一定能批下来?没有担保,贵云又何以可能同意拆房?统发难道会动用自己几十年在下塘村累积的个人信誉来担保一件存在风险的事?他又何必为了集体的利益拿自己的信誉来担保呢?如果地批不下来,这将把这种纯粹贵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转化为自己与贵云的冲突,集体的风险为何要转化为自己的风险?

  对信息的占有优势也影响了统发他们的谈判主动权,贵云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包括英秀故事的效应)。统发他们头晚去生根家造成了自己的被动,因为他们先亮出了底牌。在统发走后,生根与贵云及其他几个在外地工作的兄弟进行了紧急电话决策。

  统发他们可以事先不和生根沟通吗?答案是否定的。生根在本村生活,回避生根是对生根的不尊重,而且统发他们希望获得生根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天统发他们坚持要生根陪同的原因。对于比贵云更熟悉下塘村地方生活知识的生根来说,第二天的行动已经是一出布置好的戏,导演就是他自己。

  能够与如此高规格的对手谈判对于贵云是一种荣耀,地方精英亲自上门反映了乡亲对自己的尊重。为什么不是由村内长老出面呢?这不仅仅是因为老者行动不方便,而是说在下塘村,宗族权威实在已经受到严重的消蚀。如果没有修祠,传统下的威严、字辈中的等级也只是祭祠时的礼节和酒桌上的客气而已。分田之后,曾被严禁的村内婚甚至异辈婚让老人们唏嘘不已。

  统发和贵云之间表达了相互的尊重,而且他们一直有着共同的利益点,因为他们所依托的外部资源有重合和互用之处。他们本身是一定权力的持有者。每到年末,统发都要以行政村的名义杀牛宰羊给下塘在外地工作的精英们送去“慰问”,这些网络在“老乡”和“战友”的关系下越编越宽,越织越密。

  不规则的院落、将就置放的石狮以及周围一幢高过一幢的现代化的私宅还是让新修的祠堂少了当年的霸气和威严。这种挤压不仅仅是因为时间造成的侵蚀和自然的风化。其实,对于下塘村民来说,这更是一种现代性带来的挤压所造成的焦虑。

四、传统的捍卫与传统的消蚀

  1995年的修谱是由各房各支具体执行的,但帐目管理混乱和大吃大喝事件给下塘村民心中留下了许多不愉快。因此,这次修祠下塘村成立了两套“班子”,一套由四大房支的长辈构成,负责管理现金和支出;另一套由三个村小组的组长和一位小学老师组成,负责集资和劝募,联系外界。凡下塘血亲男丁,无论户籍和出生地,每丁六十元;捐款数额不限。村内任何人为修祠出工出力均不得领取任何报酬,所有的工作均为义务。尽管工程是承包给外地工程队的,但还是有些杂事需要打理,每天仍有一些村民到工地帮忙。这种行为是无法用理性来计算的,它可以理解为乡民对重建传统的一种自在的内心的渴望,也可以理解为村民对这种传统仪式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的一种虔诚和尊敬。如吉登斯言,后传统社会也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坚持和恢复传统的压力。

  仍然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先摆到台面上来,比如,外姓户是否要交钱,交多少;如果有人不交又如何办;如何激励村内村外快捐多捐;可否接受外姓赞助(这还真一个是问题!)等等。下塘村共有10余户外姓,他们均为入赘者或入赘者后代,他们可以任意选择本姓还是黄姓。1995年修谱时对入谱者身份表现得比较宽容,只要愿意在下塘入籍,交钱份额是平等的。在赣中农村,村庄姓氏比较单一,大多一村一姓,方言中常称“一个村”为“一个姓”。

  一般而言,凡涉及宗族利益的活动,外姓户是会尽量回避的(或者安排懂事的孩子去旁听)。而这次,在议事会现场,当一位站在外围的村民提出是否外姓人应该多出份钱时,现场陷入一段沉默。祠堂较窄,除了里圈一盏昏暗的电灯下聚着几个主事者外,其他村民都是三五一群分散在祠堂的各角落。现场无法判断这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提议。

  “现场”是颇值玩味的,主事者一般聚在后厅,普通村民或蹲或立于侧厅和前厅。这种布局在过去意味着等级,隐含着尊卑。空间代表着一种权力结构,空间的分布向我们透露着真实的权力秘密{18}。这些尊卑和等级或消散或浓缩,无论是传统的消散抑或是阶级的浓缩,都曾经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鲜活。因此,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罢,核心也好,外层也罢,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解读。这其中透着智慧,散发着幽光,在寻找着历史的足迹,洞察着个体心路。

  短暂的沉默背后是个复杂的心理考验,外姓者在下塘村的数目、分布、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村民脑海中不断地回放和闪现;他们的家庭传统、为人处世、经济实力、社会声望和人物网络被迅速地检验和度量。最后还是诗和打破了沉默,他表示既然我们的祖先都接受了他们,轮到我们这辈就没有理由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修谱本身就是为了团结。他的发言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笔者访问了一些外姓者,他们对此事的表述惊人的一致:如果要多交钱,他们就可能一分也不交,因为这不是过去时代了。“过去时代”被笔者理解为人民公社那种必须“站队”的时代,那个政治时代村民都必须谨慎地生活。

  诗和的仗言与他过去的权威密切相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曾是村书记,在地方颇有声望。这次果断的行动可以说是他的“权威剩余”的溢出。尽管下塘村的精英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关乎对村庄和宗族传统的捍卫上,前辈的权威仍然可以起一些作用。毕竟在1981年分田时,下塘附近一些村庄发生了排挤外姓者事件,但下塘人没有做出出格的事,外姓户也都选择了留在下塘继续生活而不是搬回老家。

  摊派的部分没有太多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经济困难者也都想方设法地筹到了款。但在爱农捐出两千元后,荷山街上的外地人华文出现了,他提出愿意捐出五千元,条件是下塘人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捐款者的石刻榜上,而且他希望成为最高捐款者,如果有人愿意跟他竞争的话。

  华文的祖父的兄长入赘下塘,但也没有留下后代,因此他与下塘没有任何血亲关系。华文在荷山街做生意。下塘村离荷山街不到一公里,在“小城镇化”政策鼓励下,下塘村民已经有十几户在荷山街上建房,其中包括所有的村干部。华文的行动逻辑就是寻求在荷山街上的保护,对此他并不回避。

  结局是:华文的名字上了榜!

  下塘村不乏经济成功者,为何没人愿意跟华文出来拼高低呢?村民普遍的回答是:谁会如此傻啊?爱农告诉笔者说,不是不愿多出钱,只是不能与他争,他不是下塘人,要争也与下塘人争。负责劝募的小学教师小林发着牢骚:要不是华文的五千块,可能捐款还不是这个数,肯定有人与爱农拼一拼的。

  爱农的低调完全被其母英秀的张扬所淹没。生活的富足和二儿子那耸立在镇上的四层小洋楼早已不是她的“地位的表达”{19}。在今天的英秀看来,“地位表达”已经不是指食物和衣着的重大差别,而是各种象征意义的仪式的展现,仪式中的表现即是一种有序的地位竞争。

  然而,对一些村民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事。为了维护下塘村的宗族利益和尊严,民国时期,下塘与邻姓吴村发生了多次规模很大的宗族械斗。至今,先民们的英勇故事还是下塘百姓津津乐道的谈兴。但是,今天,在涉及下塘人的尊严和面子的大事前,他们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了。

  现代性的后果首先就是对传统的前所未有的颠覆,它不仅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力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吞蚀。在现代性面前,下塘村民已经逐渐忘掉传统的价值。这又何止是下塘人的悲伤,自1949年以来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等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在三十余年的时间中制造了村民对集体生活的冷漠,对政治生活的恐惧。行政力量对民间社会的过度嵌入引起了村民对“国家”、“精英”等力量的警觉。1995年修谱引发了沉寂多年的门派斗争和大吃大喝、帐目不清等事件,再次勾起了村民对历史的不安记忆,这进一步瓦解了宗族的内聚力和认同感。

  爱农的两千元仍然被一些“固执”的村民看作是下塘人捐款的最高数额,华文的目标显然已经实现了,至少在荷山街上,人们已经逐渐把他与下塘村联系起来,正如他所说的,排坊祠他也“有份”。从“无份”到“有份”,空间在这里联结,时间在这里重续,华文的家族记忆在这里开始重新记录。

五、小结

  无论是激烈的谩骂还是智巧的诉求抑或是精心的计算,英秀、贵云和华文争得的不仅仅是一堵墙、一角院或一方榜。在梦幻般的变迁中,后现代的空间策略表达的是对自我尊重的寻找和权力转换的理解,在这里,空间不仅仅看作是“自然和中立”的背景和容器,正如沙皮罗所言,分割不同行为领域的空间实践,它使地点具有某种意义和价值{20}。在空间的争夺中,英秀完成了对诗宝的颠覆,贵云化解了与宗族的裂痕,爱农获得了家族未有过的敬重,华文赢得了庇护。

  与诗宝 / 英秀事件中的行动策略不同的是,贵云案中的一方代表的是国家力量,统发、美周和诗洋都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下塘村的村民选举几乎连形式上都没有进行过)。既然民间权威复兴是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渗透的文化反应,“国家”又如何在这场复兴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王铭铭在对美法村祭祠建成仪仗式上观察到,念祭文的是一位女处长,司仪的是镇干部,抱祖先牌位是依据财富、官位、教育程度。这种安排表现出非正式权威中心对社会等级的承认,这种民间权威与韦伯的科层化的权威不同。{21}萧凤霞在对华南地区民间宗教仪式大规模复兴进行考察后认为,许多地方的仪式由党政干部(村)来组织,官方势力对地方仪式的介入更可被视为一项深思熟虑的争夺权力资源的举动,持续的政治运动造成民众生活苦难,以及对村政掌握者的不信任。萧的观察也是对下塘村故事的一种解释。

  于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已有的分析视角多从静态出发,或者只从组织结构出发,而不是着力于关注那些无时无刻地起作用但又十分微妙而丰富的本土因素。哈贝马斯十分强调“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西方发育的特殊背景,如市场成熟和王权衰落等,在那里,“社会”或“民间”在对付“国家”或“官府”的过程中已经成长起一种对抗力量和自己独立的“公共空间”,对立的双方都是相对独立的自主存在。问题是,从乡村伦理自治到保甲制再到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这种演进却是以民间自主性的逐渐失去为代价的;另外,在晚近的两百年中,中国的乡绅、地主和官僚的结盟构成了中国封建时代民间对抗皇权之间的缓冲带,有学者甚至认为这营造了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点与西方也完全不同{22}。

  同时,在解析“权力”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给权力划界,各种性质的权力可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盟,也可能导致冲突和分化。其次,我们必须把权力这种分析工具尽量地化约为生活或行为方式的一部分,即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变迁或权力运行规律。正如福柯所定义的“权力并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而是一种生活实践”{23}。学者孙立平和李猛将此归纳为一种关系 / 事件或过程 / 事件理论,即通过对作为权力关系的事件去展现事件的权力关系{24}。但是,诚如学者陈春声的提醒,当我们致力于或陶醉于“用普通人的观点看待普通人的历史”时,当我们使用“乡村”、“本地”之类词语来形容某座庙宇、某类看法和某个传统的归属或性质时,我们要保持某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官方 / 民间、国家 / 社会、精英 / 大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时,首先要警觉的是“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份”和“无份”之间的差异,这其中,我们往往赋予“民间”、“大众”、“乡村”等更多宗教意味的“正统性”意义{25},它无益于我们对乡村社会的客观理解。

  哈贝马斯曾经说过,社会体系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地方化。当我们试图诠释下塘村的社会变迁演进历程时,通过对一些具体个案的分解,我们能够对某些已有的社会科学所生成的概念或范式提出反思或总结。借助于“深度描写”,我们可以检验社会科学所作出的许多理论假设。英秀的故事希望表达的是,在“描写”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把个人的、经验的和情感的一些事件放在生活的大领域来审视。个案分析的功能并不在于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规范进行论证,而更在于挑战传统观念。

  修祠在下塘村人来说是个“大”事件,它包含着丰富的过程和情节,也包含着下塘悠久的历史观念、政治意识和礼仪知识等等。祠堂的重建也是下塘村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组过程。村民鲜活的日常故事让我们观察到了现代性是如何被嵌入和扩展进村落文化中的。祠堂作为一种现实中的空间被争夺,也被作为一种虚拟的空间遭受现代性的挤压。在分析这些村民日常生活故事时,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幻想一定能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寻找到所谓普遍性“共识”,也不要企图通过它们去构建什么宏大理论或新的知识体系。

  下塘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和政治运作的故事也让我们观察到,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地方社会,要想在公共目标或个人利益上取得合法性权威都必须依赖于一个“文化网络”来实现,这种文化网络也即是杜赞奇所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它包括中国乡村中所有的组织和相互关系,也包括各种在动态中交互作用的等级和非等级组织{26}。发生在下塘村修祠活动中的鲜活的故事只是当下急剧变迁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方法论上,本文主张深刻的“在场”意识和“深度描写”手法,唯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乡村权力政治,理解乡村生活。


【注释】

①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②吴毅:“无政治村庄”,《浙江学刊》,2002第1期。 ③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宗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谢岳:“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⑤关于宗族“重建”或“复兴”概念可参见,戴利朝:“转型时期农村宗族及其嬗变——以20世纪下半叶江西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⑥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⑦应星:“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 ⑧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转引自朱健刚:“国家、权力与街区空间——当代中国街区权力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第2—3期。 ⑨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 ⑩《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11}丹尼斯·朗:《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本文所用地名、人名均已作了技术处理。 {13}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14}阿格妮斯·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 {15}应星:“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 {16}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同上。 {18}郭巍青:“选举与公共空间——2003年‘深圳竞选’的一种解读”,《中大政治学评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Shapiro, Michael J, Reading the Postmodern Polity: Political Theory as Textual practice,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86-7. {21}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7年。 {22}转引自,应星:“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 {23}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 {24}李猛、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联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辑,鹭江出版社,1999年。 {25}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村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 {2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