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5年第2期 >> 正文

民族旅游与文化传统的选择性重构

——西藏拉萨市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个案分析

刘志扬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西藏的一个农民业余藏戏团个案,阐述民族文化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和手段而加以利用,如何作为资本在商品经济的市场中被包装、展示和消费。作者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分析游客和旅游地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跟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联。其结论是,在旅游观光情境中展示的文化传统是基于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在游客对藏族文化传统的诠释体系中,通过藏族精英分子有选择性的重构完成的。

一、前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业已把世界各地的人们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已经基本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和“纯粹”的传统文化,当人类学研究者在某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时,经常会面对由于人口的流动,特别是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兴盛而出现的人潮,他们必然要把旅游观光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

  国际旅游学者联合会(AIEST)将旅游业定义为由访问者的旅行和在某地逗留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和现象的综合,这样的逗留不是与他们的任何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①因此,作为旅游消费者,游客的概念同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联系在一起。首先,需要在定居地以外的地方做暂时逗留的旅行;其次,前往旅游目的地寻求空间的转换是为了求得身心的愉悦和休息。与那些人类历史上伴随着痛苦、悲伤、颠沛流离,寻找存身之地的迁徙不同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是一种追求方便、舒适、内心快乐的旅程②。正如人类学家尼尔森所言,旅游观光是一种人们离开日常熟知的环境,外出追求某种神圣之旅的行为③。

  对于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认为是“旅游观光的一种变种,旅游目的地居民在社会文化上属于非主体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地域由于自然生态与文化上的独特性、差异性而被贴上了旅游的标签”。④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M. Bruner)也对民族旅游做出了与埃里克科恩相似的界定,把民族旅游界定为是从外国或本国的旅游者在旅游中可以观察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不仅被认为有明显的身份特征、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通常被贴上种种种族、少数民族、原始的、乡下农民的标签。⑤台湾学者谢世忠认为,民族旅游就是指到一个与自己文化、种族、语言或风俗习惯相异的社区或展示点参观他们,民族旅游除了看物看风景,更是把看人当作最重要的目的。⑥而丹尼逊·纳什(Dennison Nash)则更进一步地把绝大部分的旅游当作是现代都市力量(工业化资本社会)向未开发或正在开发中的地区进行掠夺的一种帝国主义形式。以上学者的观点,往往将游客和目的地原住民之间产生的社会权力关系引入分析框架之中。同时也说明了民族旅游与以下几个概念密切相关,作为消费者的游客,大多来自于现代化都市;而旅游目的地则位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主体民族相比较,在人口数量上处于少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同时,文化和自然景观上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在同游客定居地的比较上)。

  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性产业之一。最近几十年间,亚太国家大多把旅游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旅游收入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前一、二位⑦。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追求,旅游热逐渐升温。据统计,1984年国内游客人数达到2亿人次,而到了1999年已增加到7.19亿人次,15年内增加了3.5倍。2002年,我国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三大市场全面快速增长,国际国内旅游业总收入达5566亿元,比上年增长11.43%,高出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3个多百分点。其中国内旅游人数达8.78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3878亿元,比上年增长10.11%。⑧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总体增长速度,已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旅游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得各民族地区对发展旅游业重要性的认识普遍提高,纷纷将旅游业确定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或优势产业。2000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增速超过40%的共有六个省区,全部在民族地区。⑨

  旅游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不同种族、民族、文化之间的日益频繁的接触,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社会边界的模糊,造成了在全球化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尤其是作为旅游目的地,与现代化都市中心相对的处于政治、经济边缘地区文化的变迁。民族旅游的发展对于旅游目的地社会造成的文化上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为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的“断裂”(fragmentation)、商品化(commoditization)以及“语言的混杂”(creolisation)。但是,旅游的冲击和影响并不是造成文化变迁的唯一变量,其它重要变量还包括诸如工业化、都市化、环境污染、贫困、战争、移民等。罗杰·桑杰克(Roger Sanjek)指出,旅游业的兴盛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正在经历着一个持续不断的“重构”过程,这是一个跨越社会边界的扩散、融合的过程。⑩这种重构是有选择性的、有意识的动态的文化的再生产过程,是在游客(guest)和旅游目的地居民(host)的互动中构建和达成的。这种事例在民族旅游区已经屡见不鲜,如作为云南大理白族传统待客方式的“三道茶”,被宣传为“源于南诏国”。而实际上“三道茶”一词的出现,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由当地文化人创造出的一个新词。三道茶能够普及,归功于富有商业头脑的汉族商人,他们以白族的习惯为基础,成功地将三道茶以白族传统文化的标签推向旅游市场,而且进一步向着边品茶边欣赏白族歌舞表演的形式发展。如今,大理盆地的白族农民也开始积极地把三道茶作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推向市场。{11}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是世界最为著名的旅游景区之一,巴厘以其迤逦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旅游业已经成为巴厘的支柱性产业。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巴厘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艺术和舞蹈,便在旅游产业的利润的吸引下,重新进行了加工和包装。现在经常向游客们展示和表演的著名的kecak舞,就是在三十年代由一个当时居住在巴厘岛,名叫瓦尔特斯佩思的德国艺术家与他的当地合作者一起编排而成的舞蹈。{12}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旅游目的地政府和居民也会对已经推出的旅游项目进行增删,如泰国南部普吉岛的“华人素食节”最初是以素食和华人巫师表演的节目作为吸引游客的两大卖点,但是由于巫师的表演中有大量自我摧残的内容,引起了一些外国游客的反感。于是泰国旅游当局只好把巫师表演中的一些可能招致反感的内容去除,突出素食内容,以便不至于吓走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收益的游客。{13}在民族旅游过程中,外来的游客(guest)和当地居民(host)在经济力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对等的地位,对旅游目的地的优劣的评判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游客,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所要展示的“文化传统”的选择。作为民族文化消费者的游客的需求和期望,以及他们对当地“民族文化传统”的诠释和表述决定着当地人如何表述、选择和重构自己的文化传统。

  本文通过对西藏拉萨市郊区农村的一个农民业余藏戏团个案的描述和分析,阐述民族文化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和手段而加以利用,民族文化如何作为资本在商品经济的市场中被包装、展示和消费。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探讨和论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在民族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和旅游地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跟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联,以及在此背景下藏族精英分子对文化传统的有选择性重构的动机和意义。得出的结论是,在旅游观光情境中展示的文化传统是基于满足西藏文化的“消费者”——游客的消费需求,在游客对藏族文化传统的诠释体系中,通过旅游地民族精英分子有选择性的重构完成的。

二、个案:格龙与娘热乡民间艺术团{14}

  娘热乡(nyanze)位于西藏拉萨市北郊的城乡结合带,拉萨河下游宽谷盆地,海拔约3900米,距拉萨市中心9公里。2002年以前,娘热乡下辖吉苏、仁钦菜、林卡、巴如、格如、加尔西、巴尔库7个村民委员会,其中6个村为农业村,1个半农半牧村(七村格如村)。到2002年,全乡总人口2122人,533户。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这里是寺院和旧西藏噶厦政府的庄园。乡境内有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寺庙之一的色拉寺{15}以及色拉寺的属寺帕崩卡、桑丘寺、格日寺等。

  娘热乡民间艺术团成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8月。当时全国上下正处于一种百废待兴,努力恢复和重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禁止的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的状态,娘热乡的18个农民在公社的支持下自发组织起来为群众表演藏戏(a-ce-lha-mo),以活跃沉闷已久的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娘热谷地世俗社会历史上并没有演出藏戏的传统,虽然以前在每年藏历7月的夏季节时,色拉寺僧人都要在寺院内表演宗教题材的藏戏,当时僧人表演藏戏,完全是一种非经济性的宗教文化活动,不具有世俗的、功利性的目的。成立初期的藏戏队队员们并不会表演,只是熟悉藏戏中的各种人物和故事情节而已。出于鼓励和支持“新生事物”的考虑,当时的公社革委会出面聘请了拉萨市藏戏老艺人手把手地向队员们传授表演技巧。在第二年的望果节{16}上,藏戏队首次亮相,为乡民们表演了藏戏《朗萨姑娘》等传统剧目。此后因为缺少必要的维持正常经营的经费,同时演藏戏耽误农活儿,占用休息时间,又没有什么报酬,藏戏队队员们的热情逐渐降温,藏戏队的各种活动基本停顿,沉寂了一段时期。直到1991年现任团长格龙接手后才使藏戏队的生命得以延续,并出现转机。

  格龙于1950年出生在娘热一村(现名),自幼便有艺术天赋;1972年至1977年在部队服役期间成为连队的文艺骨干,学会了识简谱、拉二胡、吹笛子、跳民间舞等,同时还在部队的夜校中学习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汉语水平。5年的部队生活为格龙今后在艺术舞台上大展拳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部队退伍后,他先后在西藏地质系统的单位从事过会计、管理员等工作。家在娘热一村的格龙(其妻子曾任娘热乡党委副书记,退休后担任娘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因此格龙一家一直住在娘热一村),自藏戏队成立之日起,便一直关注着它的发展,经常观看演出,并不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参加剧目的编排。

  1991年格龙退休后,乡政府和藏戏队的队员们便请格龙来专职管理濒临解散的藏戏队。在这里,格龙的艺术和经营才能在得到充分发挥。他在保留传统藏戏剧目的同时,又自己着手编排了一些活泼欢快的藏族民间音乐舞蹈,把队伍扩大到24人,把以前无偿演出变为有偿演出,藏戏队和演员们逐渐开始朝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变。每年的农闲季节,格龙就带领藏戏队到拉萨周边的堆龙德庆、墨竹工大、达孜、林周等县,甚至更远的林芝、那曲、阿里等地区的农村牧区为农牧民演出,演出的场地主要在露天场所,每场收入600—700元。通过演出,娘热乡藏戏队渐渐有了名气,创出了品牌,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从1993年开始,有一些拉萨市的旅游定点餐馆请格龙和他的藏戏队为客人们表演节目。到1998年,拉萨饭店等一些星级宾馆也来和格龙接洽演出事宜。藏戏队的演出场所逐渐固定在了拉萨,免去了队员们四处颠簸、远离家乡的劳苦。他们也从以往的等待节假日演出,到如今的专做旅游生意,与拉萨市的各酒店、各娱乐场所、各度假村签订演出合同,临时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甚至参加私人举办的结婚典礼等来增加经济收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格龙队藏戏队完成了改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将“娘热乡藏戏队”更名为“娘热乡民间艺术团”。名称的更改也标志着该团体从以前单一表演藏戏剧目发展到以藏戏为主,兼有各种藏族民间音乐舞蹈的多元取向,极大地丰富了表演内容,增加了表演形式,迎合了市场中的消费者对“民族文化”消费的需求。在1987 年由拉萨市文化局举办的“拉萨市藏戏和唱腔(兰木达)文艺调演”中,该艺术团获得了集体组织一等奖。2002年,北京的一家演出公司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了3个月的藏戏和藏族民间舞蹈,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娘热乡藏戏队的名声大振。更让团员们引以自豪的是,经中央外宣办和文化部同意,“五国世界电影网络组织”专程到拉萨来拍摄他们演出的藏戏《白玛雯波》,在国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02年9月召开的全区文化工作会议上,该艺术团获得“全区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的称号。2003年,他们还分别参加了自治区和拉萨市电视台主办的“藏历新年晚会”;曾随西藏自治区“心连心艺术团”赴达孜县和曲水县演出。2003年3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礼堂,该艺术团参与了《欢聚北京》的演出活动,为京城观众表演了《扎西雪巴》、堆谐和牦牛舞。并且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国庆节等拉萨市较大的节庆活动,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都会请民间艺术团去罗布林卡等地与专业演出团体同台献艺。

  现在的民间艺术团经过专业文艺团体的指导和训练,已经可以表演《诺桑王子》(chos-rgyal-nor-bzang)、《卓娃桑姆》、《苏吉尼玛》(gzugs-kyi-nyi-ma)、《白玛文巴》(pad-ma-vod-vbar)、《文成公主》(a-lca-rgya-z)、《朗萨雯蚌》(snang-sa-vod-vbum)、《顿月顿珠》(don-yod-don-grub)、《智美更登》(dri-med-kun-ldan)等传统的八大藏戏,还能表演《堆谐》、《朗玛》、《羌姆》及具有现代气息的小品等,并增加了诸如鼓舞、神舞、锅庄舞{17}、牧舞、谐钦{18}、工布舞(西藏林芝一带的舞蹈)等藏区各地的民间舞蹈和音乐。这些取借自各地的民间舞蹈音乐,都是格龙自己或聘请专业人员编排的。为了能迎合市场需求,保证节目质量,格龙还积极与自治区群艺馆、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藏剧团等艺术团体联系,聘请指导老师对演员们进行艺术指导或者采取送出去培训等形式,对团里的演员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格龙告诉我:“过去演出时,没有正规的藏戏演出服装和道具,演员穿着五花八门,仅象征性地戴一张羊皮面具。现在的演出服装和道具都是专门的厂家为我们定做的。”团里另外还新添了扬琴、六弦琴、小号、鼓、笛子等乐器。在两年前新盖的两层楼房中,还有了宽敞明亮的排练厅。

  现在民间艺术团的成员都是专职演职人员,由娘热乡当地的藏族农民子弟组成。目前已经扩大到64人,演员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14岁,平均年龄22岁。一年演出700多场次,全团2002年总收入42.5万元,演员平均年收入6500元,骨干演员年收入12000元。固定资产从零累积到现在的300余万元,团里拥有两辆丰田越野汽车、一辆三厢夏利轿车,同时还把临街的10间铺面用于对外出租,藏戏团院内还设有一个小型旅馆,并有奶牛基地一座,预制厂一个,青稞酒制作作坊一个,另外正在筹建一个养猪场,收入已是颇为可观了。

三、分析:民族旅游与传统文化的市场化

  娘热乡民间艺术团的发展、兴盛是与西藏旅游热同步展开的。观赏他们表演的“西藏歌舞”的是那些前来西藏旅游观光的中外游客。据有关资料统计,2003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85万人次,比2002年增长了23.9%,实现利润0.34亿元,增长9.6%,其中仅拉萨市就接待海内外游客41万人(次){19}。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3年,西藏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360万人次,年均增长31%。其中,接待海外旅游者105万人次,年均增长29.7%;接待国内旅游者255万人次,年均增长31.7%。旅游直接收入28亿元,年均增长38.9%。“九五”期末,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区当年GDP的6%左右。{20}

  2004年度,拉萨市共接待中外游客48万人次,同比增长23%;实现旅游总收入5.9亿元,同比增长29%;旅游总收入占全市GDP的7.87%,比2003年上升了0.7%。{21}娘热乡境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是大部分前来拉萨观光旅游的游客们必到的景点,也是藏区各地到拉萨朝圣的香客们进香、朝佛的圣地。

  对于中外游客来说,西藏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特质,而又因交通不便形成相对封闭地理环境的奇观。西藏皑皑的雪山、巍峨的珠穆朗玛峰、奔流的江河等雄奇的自然景观,高原缺氧的生存环境,喇嘛庙、经幡、玛尼堆、朝佛磕长头的虔诚信徒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天葬、水葬、秃鹫等丧葬习俗,这些表征化、符号化、虚拟化的西藏印象,满足了无数未曾到达此地的中外游客的视觉和心理需要。对于天性浪漫的文学家和摄影家来说,西藏更是一座“灵感的源泉”,经过他们的修饰和加工后,赋予了青藏高原之外的人们无穷的想象力。每年有无数的游客蜂拥到此,通过旅游、摄影、摄像、购买具有浓郁民族地方色彩的物品(服装、刀具、饰物)、拜见活佛、观赏民族歌舞等等方式,来“消费”西藏文化。也就是说,国内外游客来西藏旅游的目的是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差异之上,文化差异是游客们的“兴趣”所在,人们对于与他们现实生活相隔遥远或知之甚少的民族和地区总是抱有一种想要认识和了解的强烈愿望。通过旅游观光进入实地亲眼目睹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成为满足他们愿望的一种最好的方式{22}。游客们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千里迢迢地来到拉萨就是为了体验各种奇异的场景和风情。大多数来西藏旅游观光的游客由于受时间、环境等的限制,无法如专家学者那样从容地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但又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地点中更多地观察和了解,因此西藏歌舞作为民俗风情的集中展示满足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由于国内外媒体长期的意向性引导,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呈现给世人最为鲜活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便是热情奔放、能歌善舞,民族歌舞作为少数民族最为显著的外在化的符号象征,成为内地汉族认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窗口和路径,同时也形成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理解的一种思维定势。对于大多数前来西藏观光旅游的内地游客而言,他们乐于并希望从民族歌舞这一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征的侧面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他们对西藏以及藏民族的概念早已通过西藏歌舞、影视图像和各种传媒宣传工具根植于他们的记忆深处。根据我对前往西藏旅游观光的游客们(以在内地大城市工作的汉族人为主)的调查访谈,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西藏歌舞形成对西藏和藏民族的直观认识。但是,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真实生活中的藏族之间,他们所理解、认识的西藏、藏族、藏族传统文化是否有着一个客观、统一的标准呢?台湾学者谢世忠在对台湾“山胞”(高山族)的旅游研究中发现,在台湾山地旅游的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对学者、政府、游客、原住民等要素起着共同作用的客观的“山地文化”,每个要素之间对于“山地文化”都有不同的想象、虚拟和诠释。山地文化只是一个依据人的经验、想象和现实目的而决定的表述系统。是一组组依照主观认知与诠释而存在的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贯通的抽象概念。{23}循此思路,在以下的描述中,我们将看到,在西藏旅游观光的情境下,也不存在统一标准、客观存在的“西藏文化”;国家话语体系、外来的游客、当地藏族居民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认知和诠释。

  根据我在西藏数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和田野经验,真实生活中的娘热乡藏族农民并非像主流媒体长期宣传和内地大城市人们所认定的那样能歌善舞,随时随地在开心歌唱和舞蹈。娘热谷地并非歌舞之乡,当地各种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人生礼仪中也基本没有歌舞的出现。但是由于内地来拉萨观光旅游的非藏族族群的人们虚拟和想象了藏族天生擅长歌舞的民族特征,他们也很容易陶醉在热情奔放、略带原始野性的西藏歌舞之中。他们有着要求看到具体、实在、真切、“没有经过加工”的当地西藏歌舞的愿望,尤其是当地“藏族农民”表演的西藏歌舞更是被他们想象为原汁原味、未经过人工雕饰、自然天成的、真实的西藏传统文化的象征和精髓,而对其青睐有加。游客们的这种消费心态和消费需求刺激了当地少数民族精英分子对民族文化进行有选择性的重构。正是在潜力巨大的旅游市场消费需求的刺激下,具有敏感商业头脑和经营才能的格龙成功地借助游客对藏族文化虚拟的想象和诠释,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将民族文化传统转化为商品在旅游市场进行出售。

  游客们对于西藏民族观光旅游也有着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在体验“真实”的异文化风情同时,要求表演场所能够提供舒适整洁的环境、高质量的音响设备、良好的服务;甚至对演员们的相貌、服装也有较高的要求。有一次我在罗布林卡观看歌舞演出时,轮到一位年岁较大的藏族女演员演唱民间歌曲,我身后的一位内地游客小声抱怨,“怎么让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上台演出?!”也就是说,游客们并不希望看到与他们想象之中“美”的东西不相符的“丑”的成分,他们也乐意接受经过商业化包装过的具有藏族民俗内容的节目,只要是这种人为商业包装的痕迹不太出格,符合他们对藏族文化传统的想象标准,他们都能够接受并欣赏。为了迎合游客和市场对西藏歌舞的消费需求,格龙将藏戏团和节目内容进行了一番精心变通和包装,剔出了一些不符合游客审美取向的“丑陋”的成分,刻意夸大和突出民族歌舞中“美”的成分。

  为了迎合游客们对这种歌舞的消费需求,格龙的民间艺术团里的演员挑选的都是身材高挑、面容俊秀的青年男女,尽管演员们的社会身份和户籍本上标明的是农民,但从工作性质来说,都已经是专职的演职人员,并不依靠农业生产为谋生手段,商业性演出是他们的主业;这些演员们从小便接受了专业化的训练,具有专业演职人员的素质。演出服装也是专门在拉萨市民族服装厂订制的专业服装。但是善于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扩大社会影响和市场份额的格龙,先后接受过《西藏日报》、《拉萨晚报》、《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南方周末》等多家区内外影响较大的新闻媒体的采访,他宣称:“民间艺术团的演员们没有受到过任何专业训练,台上是演员,台下做农活,(民间艺术团)是由40多名‘泥腿子’自发组成的,平时演员们除偶尔进行排练外,更多的时候是耕作、务农”。{24}通过媒体的宣传,扩大了艺术团的知名度,建立了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市场品牌。由藏族农民演员表演的民间歌舞,使得游客们相信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藏族歌舞。每次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上台演出之前,主持人往往会向好奇的观众做诸如此类的介绍,“以下由全部是农民演员组成的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为大家进行表演……”,如此这样的开场白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先声夺人的效果,得到国内外观众们热情的掌声。格龙及其64人规模的民间艺术团随着西藏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以他们特有的“农民演员”、“正宗西藏民间传统歌舞”的标签赢得了市场的追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得观众将艺术团与正宗、真实、传统、原汁原味、民族文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并给予了这些作为藏族传统文化消费者的游客以充分的想象空间。2003年9月,我在对格龙和他的民间艺术团进行访谈期间,他们的演出活动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天晚上都要去三星级的拉萨饭店、西藏宾馆以及疯牛餐厅(一个中档的藏式餐馆,经营藏餐和西餐)、拉萨巅峰大酒店等中高档娱乐场所演出,每场演出一个小时,收入可达600元。

  为了拓展“客源市场”和增加经济效益,格龙团长对表演内容进行了变更,改变了单一的藏戏表演形式。在表演内容和形式上,按照不同的场景和政治、商业需求也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原本作为“主业”的重头戏——藏戏,由于节奏缓慢、在对剧情的理解上需要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等原因,对非藏族的游客不能构成足够的吸引力;相对于藏族消费者来说,同样也面临着与京剧以及豫剧、秦腔、评剧等地方戏曲同样的尴尬处境,即缓慢的节奏和剧情展开已经对以追求快节奏和现代感的年轻一代为消费主体的本民族客人也不再构成足够的吸引力。按照拉萨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年轻的部门经理卓玛的说法,“现在我们藏族年轻人没有多少人会耐着性子观看又唱又枯燥的藏戏。对藏族年轻一代来说,藏戏既难听懂,又不好理解其中的内容(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知识)。”但是藏戏作为藏族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因此藏戏成为在重大民族节日场合下由政府相关部门安排的表演剧目,如每年的林卡节在罗布林卡的表演,藏历8月的雪顿节的表演,成为国家对外展示的窗口。在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健全和完善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对市场的导向性介入具有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主导思想的日喀则“珠峰文化节”、山南“亚砻文化节”、林芝地区的“杜鹃花节”、那曲地区的“赛马节”等各种人造节日让人目不暇接,西藏传统的民间和宗教节日——雪顿节、林卡节、望果节等也无不带有政府介入民间生活的痕迹。西藏各级政府把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作为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通过民间艺术团展示改革开放后西藏农村新面貌、西藏各民族的和谐共生,以及西藏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的成就。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与政府之间实现了双赢:政府希望得到的是政绩的展示,民间艺术团则希望通过政府的话语权和政治上的绝对权威获得政策层面的支持,以及扩大知名度,提升自身的形象。

  在商业性质的场合,民间艺术团表演的剧目大多是极具观赏性和视觉冲击的藏族歌舞,偶尔出现的藏戏也是掐头去尾、被“肢解”了的短暂的片断。格龙在商业性演出中,对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改变,加入了一些“现代”的成分,没有过多地顾及本地文化的整体性和原生性,利用人为的手段有选择地把一些藏区各地具有强烈观赏效果的“歌舞资源”组合在一起,服从于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引进了更加欢快、节奏感强,动作激烈、视觉刺激效果强烈的锅庄舞、牧舞、工布舞等其它藏区的民间舞蹈,以及流行于藏区各地的藏族词曲作家创作的现代流行歌曲,如《青海湖》、《心中的太阳》、《圣地拉萨》等,这些大多并非拉萨当地的民间歌舞,而是格龙通过自学和聘请专业文艺团体的导演编排后加到演出节目单之上的。受到港台流行音乐影响的以上西藏歌舞和流行音乐用藏汉两种语言演唱出来,迎合了外地人(西藏以外的游客对藏族传统民间文化的消费需求)和本地人(当地藏族居民尤其是作为娱乐场所常客的年轻人,更多地喜欢具有现代感的歌舞)不同的观赏需求。

  藏族农民演员的身份、西藏歌舞原始野性的雄浑粗犷、色彩绚丽的藏袍这些看似代表了西藏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部分,与极具现代感的电子琴、吉他、高分贝音响设备以及装饰豪华舒适的表演场所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充分满足了游客们在观赏真实、具体的民族风情的同时,又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物质生活所提供的舒适和便利。

  从娘热乡民间艺术团的成立至今,也已完成了从面向基层、面向农牧民的消费群体到面向非本民族为主的游客的转变;从表演剧目的内容上看,从单纯的藏戏到传统、现代民族歌舞并举;在表演的空间上,从乡村、牧区简陋的空地转移到拥有高档音响设备、装饰豪华的室内演出场所。

  格龙团长这样总结艺术团的成功经验:不要只把藏戏、藏族民间歌舞当作一种文化事业,要把它们与经济结合起来。格龙和他的民间艺术团正是在对藏族传统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了有选择的重构之后,以现代的手段通过宣传、包装、营销,以文化展示的方式推向市场,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选择性重构和表述,为当地农民开拓出一条增收、致富的门路。

四、小结

  埃里克·科恩通过对东南亚民族旅游个案的分析研究,认为旅游观光将会对作为旅游目的地、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三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第一阶段是旅游从外部直接向少数民族社区“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渗透。此后,随着当地旅游业的成熟,转入第二阶段;在此期间,社区中出现一种远离社区中人们日常生活的“旅游圈”(tourist sphere),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之中的当地居民把自己“真实生活”搬上舞台,穿上“民族”服装,展示给游客看,而在家里他们却穿普通城市服装。他们表演各种仪式,表演时间和场所却不符合这一仪式的本来的举行时间和地点,由此出现了与他们实际的日常生活隔绝的“舞台化”的旅游圈,旅游圈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距离越来越远。第三阶段则是旅游业成为了当地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旅游圈”和他们日常生活分离的现象便会消失,因旅游业的需要而产生的“旅游文化”(touristic culture)融入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文化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25}依据以上埃里克·科恩关于民族旅游发展轨迹的模式,我们可以把西藏拉萨市娘热乡的旅游观光的发展归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部分当地居民参与其中,“旅游文化”与人们真实生活场景相分离的阶段。通过对于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个案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将民族文化作为商品经过包装和重构推向市场,是由民族精英分子根据消费市场的需求完成的,在民族精英分子有意识的主导下,部分当地村民参与的一种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展示。这种创造遵循商品市场的规律,是在没有触动当地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参加民间艺术团的当地农村的个人和家庭,其余的大部分村民仅仅是旁观者,他们也并没有从剧团的成功中分享到任何直接的经济利益。在选择性重构过程中,文化传统的展示、消费和构筑以取悦游客为主要手段,民族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原生性遭遇到一定程度的肢解和剪裁,并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名义下,在旅游目的地和游客的双重互动中不断被重构和创新。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创新是在文化的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中进行的,藏族歌舞的消费者——游客参与了与旅游相关的文化的创新和重构的过程,他们的偏好和需求的反馈,直接影响和促使藏族精英分子有选择地对民族文化的元素做出有选择性的重构和组合。例如选择长相漂亮的男女青年做演员,以迎合游客的审美标准。

  同时,文化元素的采借具有超地域性的特征,如工布舞、康巴旋子等非西藏原生歌舞的借用;强化了不同地域间的同一名称之间的文化认同,如原本流行于康巴文化中的锅庄舞等已经被具有地域优越感的拉萨地区的藏族所认同,拉萨各喇嘛厅(有藏族歌舞表演的娱乐场所)中以藏族为主的顾客参与的锅庄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旅游光不仅是单纯的旅游所带来的正面的经济效应和生态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的二元论,同时还有基于超地域文化认同的文化传统的重构的意义。

  通过选择性重构的民族旅游文化是伴随着族际社会间互动的旅游观光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可以预计,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在今后还将不断被发展和创造。


【注释】

①斯洛博丹·翁科维奇:《旅游经济学》,达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页。 ②山下晋司、船曳建夫编:《文化人类学キーワート》,有斐阁株式会社,2001年4月,第192页。 ③Graburn, Nelson H. H. “Tourism: The Sacred Journey” In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Valene L. Smith ed., p.21-3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④埃里克·科恩:“东南亚的民族旅游”,载杨慧、陈志明、张展鸿主编:《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爱德华·布鲁纳:“民族旅游:一个族群,三种场景”,载杨慧、陈志明、张展鸿主编:《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谢世忠:《山胞观光:当代山地文化展现的人类学诠释》,(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第6页。 ⑦转引自,Shinji Yamashita, Kadin H. Din, J. S. Eades: Tour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Oceania, p13, Bibliography: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1997. ⑧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网:“2002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情况”,2004年,http://www.cnta.gov.cn/32-lydy/2002/2002zsr.htm。 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关于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建议”,2004年,http://www.ctnews.com.cn/gb/dybg/jkfzmzdqlycy.htm。 ⑩Shinji Yamashita, Kadin H. Din, J. S. Eades: Tour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Oceania, p14, Bibliography: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1997. {11}横山广子:“观光を中心とす经济发展と文化——云南省大理盆地の场合”,载横山广子编:《少数民族の文化と动态:东アジアの视点》,(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50,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非卖品),2004年,第194—198页。 {12}Picard, Michel:“Cultural Tourism in Bali: Culture Performance as Tourist Attraction”,In Michael Hitchcock, Vitor T. King, and Michael J.G. Parnwell (eds.), Tourism in South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Indonesia, pp37-74, 1993. {13}埃里克·科恩:“东南亚的民族旅游”,载杨慧、陈志明、张展鸿主编:《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14}个案材料来源于2003年秋季作者对格龙和娘热乡民间艺术团演员的访谈。 {15}其他三座寺庙为拉萨市北郊的哲蚌寺、达孜县的甘丹寺以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16}望果节,西藏农村预祝丰收的节日,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历时1—3天,于秋收前选择吉日举行。届时村中的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或手拿青稞穗,或背负经书,打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抬着用青稞、麦穗扎成的系着哈达的丰收塔,敲锣打鼓,唱着颂歌,绕行于田间地头;然后全村人聚会在一起喝酥油茶、青稞酒,预祝丰收吉祥。节日一过,便开始了紧张的秋收季节。 {17}“锅庄”,是因最早围着火塘举行而得名,主要流行于康巴藏族文化区。跳锅庄,人数不限,不要伴奏,也不要化装。地点在院子里、大门口、广场上甚至火塘边都可以。跳时,分甲乙两队,大家排列成行,手拉着手,臂连着臂,跟着领舞,围成圆圈,且歌且舞,顿地为节,由左而右,分班唱和。 {18}“谐钦”,藏语意为大歌,是藏族一种古老的大型仪仗歌舞。在旧西藏的时代,平时是不能随便演出的,要在比较隆重的喜庆节日里表演。 {19}李国勇(西藏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关于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03年1月11日在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西藏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 {20}国家旅游局赴藏调研考察团:“关于西藏旅游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001年,全文登载于中国旅游网,http://www.cnta.gov.cn/32-lydy/2j/3-9.asp。 {21}“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拉萨旅游业基本实现‘淡季不淡’”,2004年12月30日,新华网。 {22}周星:“旅游产业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示”,载横山广子编:《中国に民族文化おける民族文化の动态と国家をめぐる》,(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20,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非卖品),2001年。 {23} 谢世忠:《山胞观光:当代山地文化展现的人类学诠释》自序,(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 {24}http://www.unn.com.cn/GB/channel450/451/1356/200108/22/96753.html。 {25}埃里克·科恩:“东南亚的民族旅游”,载杨慧、陈志明、张展鸿主编:《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