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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研究:主位意识与具体进路

吴理财

    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一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案例”来检验西方某一范式是否具有普适性,其目的在于与西方学术界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把“中国”或“中国农村”纳入“全球化”标准谱系之中;另一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材料”来论证某一“话语”是否具有正当性,其目的在于推销(或反对)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虽然他们说的也是中国农村,但是其真正的“关怀”、旨趣却在农村之外(准确而言应是“农村之上”)。一言以蔽之,这两种研究其实都不是以研究中国农村为主要目的;问题之严重性尚不仅如此,应该承认这两种研究趋向中(就现今而言)聚结了一大批研究精英,他们对中国农村研究方向的牵引作用不可小觑。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时候提出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以中国农村为主位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倡导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首先必须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或者说是进行“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这样说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排斥西方社会科学某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要它对中国农村富有解释力,拿来一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它又极力反对那种表面上似乎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实则意欲与西方进行“对话”。

简单地说,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的着眼点在“中国农村”,研究的落脚点仍然是“中国农村”。 

    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是要研究中国农村的“真问题”。它反对将中国农村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或“形而上”)进行讨论;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农村研究“品味”不够,将它提升到“形而上”来讨论,才有“阳春白雪”之感,他们害怕人家讥笑为“下里巴人”。可是,事实却是,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农村研究,对于解决中国农村的“真问题”毫无裨益,在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中,中国农村的“真问题”实际上被遮蔽、湮没了。胡适之当年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反对宏观视野的关照,恰好相反它认为放宽中国农村研究的视野是必要的,但是,其关怀点必须(也应该)落在中国农村本身。 

  目前,真正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多见。以农村政策研究为例,许多农村政策研究(或农村政治研究)是以“政策”为“中心”,而不是以“农村”为“主位”,它们要么为国家政策寻求“事实”根据,以证明某一政策在农村社会的合适性;要么关注一个政策在农村地区“实践”的结果(或“后果”),是否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而几乎不去关心农村政策制定、执行及其“变异”的社会基础性因素。当然,一个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自上而下的各个层级的政府基于各种利益要求(包括地方的和自身的各种利益要求)也会对“政策”本身加以“改造”,以致有“大政策”与“小政策”、“国家政策”与“土政策”之别。从“大政策”到“小政策”(或者从“国家政策”到“土政策”)的变化过程,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但是,对于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的解释仅仅局限于政府(或韦伯意义上的“官僚”)本身是不够的,它还有着更深的社会性背景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忽略了这个“背后”因素的作用,单从“政府”(或“官僚”)本身寻找原因,很快就会落入“‘政府’(或‘官僚’)也是‘经济人’”的解释“陷阱”之中,而对于一个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缺乏应有的理论思考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思考能力的贫乏,使中国农村政治的一些研究极容易患上意识形态化的毛病;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思考能力的贫乏,使某些农村政策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酿成了历次的政策之祸。

  贺雪峰等人主张“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相关研究参见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第四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则与之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同一个国家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不同“实践”的社会原因,其核心内容依然是要回答“什么是”中国农村,或者中国农村“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研究的落脚点是中国农村社会本身(的性质),而不是所谓的“农村政策”;“农村政策”只是他们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个切入点、一个独到视角而已;“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实践以及实践的不同后果,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同性质。这是一个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

  在目前的中国农村研究中,还活跃着一大批热情的“乡村建设”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带着某种先在的“理念”、“知识”或“技术”来改造“落后”的乡村。显然,在他们眼里,中国农村是应予改造的“客体”;中国农村问题之解决,被简化为是否愿意引进“先进的”技术或制度。于是,各种形式的“文化下乡”、“送法下乡”、“民主下乡”或“制度下乡”纷至沓来,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类似的“下乡”活动就持续不断。最后,“乡”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乡”,“乡”似乎又依然是原来的那个“乡”!“乡下”是踩在脚下的,始终难以抬起头来。说到底,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没有建立自觉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根本没有把中国农村当作“主位”来研究。与其说他们是研究者,毋宁说他们是“建设者”。不过,这些“建设者”的旨趣并非完全相同,有的是要为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有的是为了保持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的以国家建设为己任,有的以发展民主为使命;有的“布道”,有的“注经”;有国家行为,也有民间活动……他们怀抱着各种理想、信念、道德主义情怀进入中国农村,是“拯救”中国农村吗?

  由此看来,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任重而道远。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才刚刚开始,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来。

  那么,如何以中国农村为主位进行研究呢?这又是一个需要大家很好讨论的问题。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必须落实到一些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来。就目前而言,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似乎要注意以下三个面向的田野工作:

  第一个研究面向是关于农村事件的研究。这个面向的研究,比较容易展开。通过对一个农村事件的描述、分析,就会给人一种生动的场景画面。在这个面向的研究中,有村庄选举事件的研究,有关于农民上访的研究,有关于农民纠纷的研究,有关于农村政策实践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运用“事件—过程”分析方法,可能比较有效。但是,在这类研究中,往往过多地展现农村精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精英)的身影,而普通的农民群众大多被描画为无知的、无力的或无能的“小农”。这是否就是中国农民的形象呢?

  第二个研究面向是关于农民日常生活的研究。这个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当前做得很不够。人类学的一些研究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中国农村研究,可以直接汲取人类学研究的现有资源,把它自觉地应用到我们的农村研究中来,尽快充实这个面向的研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类学者是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马林诺斯基在给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有一句代表性的话,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在他眼中,显然是把“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与非洲或澳洲的某些土著人、部落等量齐观了。虽然,关于中国农村的许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某个村庄,然而它的“关怀”却是宏大的,试图丰富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认识。这些人类学研究,也不是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尽管如此,人类学精致的社区研究方法、技术乃至理论框架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我想应该是这种日常的农村。如果说事件中的农村,是一种异态甚至说是一种病态的农村的话,这种日常的农村就是一种常态的农村。研究异态的农村固然重要,研究常态的农村似乎更加重要。显然,农村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常态的中国农村实际,而不是异态的中国农村状况。对于日常的农村研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三个研究面向是关于农村地方史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海外的汉学家应该说做得很出色;国内的研究,在近些年也有相当的进展。如果说前面两个面向的研究是“横截面”的话,那么,农村地方史研究就是纵向的,它会增强中国农村研究的历史深度,因此这个面向的研究不但必要而且十分有价值。

  对于中国农村地方史的研究,也有一点值得警惕,即容易将地方史的叙述纳入一个“大话语”或“大传统”之中,从而湮没了它的“地方性”,或者他们认为,这种“地方性”是不足道的东西,将之视为一种与主文化相对的“亚文化”甚或“反文化”。与西方“对话”的中国地方史研究者的“大话语”大多是“现代性”(或现代化)话语;而“意识形态化”的地方史研究者,则将“地方”置于“一个以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其实质仍然是以政治(或国家)为中心展开表述的,而不是真正地进行“地方”史的研究。这所以会如此,与其“主位意识”之阙如不无关系。细细看来,当前有关中国农村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学科研究,都亟待建立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意识。

  总之,要想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上述三个面向的研究缺一不可,很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之所以在这里说是三个“面向”的研究,是因为它们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分得开的。例如,“事件中”的农村既有它异态的方面,也反映了它常态特征。总之,只有综合这三个面向的研究,才能切实推进中国农村研究。

  针对这三个研究面向,我想谈谈自己对于具体研究技术的一点粗浅的想法,企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种研究技术,我认为还是加强学科间的互动交流,直接从中汲取对方研究的“营养”或智慧。在这个方面除了私人式的交流以外,还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交流形式、交流机制和交流平台。例如,多学科的合作研究、科际的研讨,等等。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光从哪一个学科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它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协作研究。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相信每个学科都会找到一致的兴趣点;如果真正建立了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意识,学科之间几乎不存在互动交流、合作研究的障碍。

  另一种研究技术,我认为是在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中,无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以及史学意义上的社会考察,发现(或者发明)一些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关键词”。例如,贺雪峰在关中调查发现的“户族”关键词,对于理解关中农村就很有解释力。其实许多有解释力的著作,都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关键词”来表述、阐释的。例如,费老在《乡土中国》中运用的“差序格局”关键词、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关键词,都富有解释力。西方的著名研究也是这样,例如,施坚雅的“基层市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黄宗智的“过密化”与“第三领域”等关键词,给人以启迪。发现、发明、借用这些具有丰富解释力的“关键词”,对于解读中国农村,十分有帮助。

  过去的农村研究技术运用最多的还是访谈和观察,不过,应该承认这种研究技术有其局限性。在今后的农村研究中,可以有条件地采取“实验”、问卷调查等方法。“实验”,可以使研究者比较容易进入农村社会“内部”,但是研究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使自己身陷其中;问卷调查当然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但是,它比较容易获取“面上”的信息,对于形成整体性认识有一定的好处;而且,它便于数据化分析,对于比较研究不无助益。现今的研究基本上是多种研究技术的综合运用。

  此外,我认为在广泛的、丰富的个案式研究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开展类型学研究,十分必要,它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理解中国社会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外国人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总想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或者中国农村);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则试图从差异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或中国农村社会比较统一的认识。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