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5年第1期 >> 正文

在参与式时代谈建构“性别主体”的困境

朱晓阳

 以女权主义为背景的性别分析在发展 / 反贫困中的受挫,并没有使大多数操作者转向思考其方法论基础是与他们 / 她们想帮助的人们的生活世界的“真理”相左的,而操作者们在总结教训时往往一叶障目,因此总结出的经验和如何改进的策略也不得要领。

  我经常觉得发展 / 反贫困业的处境就像古时候的一个蠢人。这个人有两样好东西:一把好矛和一只好盾……我不用朝下说,读者都会自己结束这个故事。

  我这一回盯上的是性别分析。发展 / 反贫困项目如今之强调性别意识就像强调参与式一样。如果用一句时下流行的美国式提法来说,这也是一个牵涉“政治正确”的问题。什么是政治正确?换句话讲便是“在政治上与正确路线保持一致”。这样讲近乎于将性别意识看作“发展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性别意识虽然强调的是“两性”,但其实屁股总坐在“女性”一边,经常不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妇女与发展”话语的“与时俱进”形式而已。①

  现而今如同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说的“参与式膨胀”,任何项目都得与参与式挂上才能“活”。性别分析也不例外,性别分析与参与式似乎成了二而一的东西,互为前提:“参与式性别评估”,“性别意识的参与式发展”等等。使用参与式的性别问题专家们好像觉得是将天下的两种好东西都搞到手了一样,所谓“美美与共”了。②

  问题是两样好东西之间会不会有什么矛盾呢?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矛盾已经在发展 / 反贫困的实践中以日常形式发生,并且经常在困惑着对参与式持严肃态度的实践者们。在这篇文章中我愿意就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针对性别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可以说这是关于参与式内在困境反思的继续。

让我们从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开始

  2002年在四川阆中作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时,我们设计的小额信贷中长期评估问卷中有几个测定妇女参与项目的问题。我们的性别分析指标的设置从“性别计划”倡导者的眼睛里看去可能属于很粗糙、很不够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是带着性别意识走向田野去的。

  我们在进行这一评估调查的分析时也是遵循着国际“规范”进行的,因此除以上直接针对妇女的参与机会这样的问题外,我们将研究报告中使用的可能涉及性别问题的变量都分别与性别变量做过相关分析。

  关于妇女参与小额信贷服务社的情况,我们发现以下结果:

  我在评估报告的初稿中写道:“被访问的社员中有41名是妇女。她们对贷款的机会是否平等的回答几乎高度一致。这样的测量设置存在着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将在今后改进这一指标,寻找更准确而又可操作的量度妇女参与的指标。”

  除此之外,其他与性别有关的发现又如何呢?例如,我们在做数据分析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经济地位提升感”和“逾期还款出现的可能性”方面存在着差别。总的来说,穷人中的男人更可能感到加入服务社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地位的提高,男人也比妇女更可能出现逾期不还的现象等等。

  我们其实对这些“发现”也没有多少信心。其原因在于:首先,虽然被访问的对象被分为男女两性,但是如何能断定被访问者就是支配贷款的人呢?其次,被访问者所作的回答往往是代表其“家庭”这一整体,而不是“个人”。而我们根据在晴隆和阆中的实地考察发现,当地从事农业和家庭养殖业的多半是妇女和老人,因为男人大多数都出外打工去了。这样是否可以说是妇女实际上更可能支配贷款的使用呢?也未必如此。总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一个“性别与发展”框架,并依此进行抽取性的实证调查,就很难理解现实中的模糊的和流动的两性关系的实质。③我们当然想在今后寻找更准确而又可操作的量度性别与参与的指标,但是这是否能成功,我们也是没有信心的。

  我自己早些年替一家外国援助机构在青海作农村社区调查时,听到同一个项目设计队的妇女专家(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称之为“性别问题专家”)—— 一个华裔老太太抱怨说:为什么非要让农村妇女分清楚哪些钱属于她们自己的,哪些钱属于丈夫的。“人家说我们是一个家庭,家庭内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队长是一个老好人,他也不清楚该如何去搞妇女与发展。他琢磨很长时间后,自认为将问题想透了,于是将中方的工作人员招来,对他们说:“我和我的太太确实有一个共同的存折,但是我从很小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存折。”中方的人员都笑了起来。

  队长这番话的意思表达得不太清楚,但是他的目的确实清楚,即妇女应该有她自己的存折,她借来的钱应该由她自己来支配。几年以后我再回到同一个地区做调查时,听到这个前几年以妇女为目标的小额信贷项目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型信贷项目而已。贷款对象并没有只限于妇女,妇女贷款并没有只归她自己用;男人贷来款也一样,并不清楚钱只属于他自己。还贷款当然是全家人——在此是夫妻俩人一起找钱来还。所以从“妇女与发展”或“性别与发展”的目标来说:这是一个失败!妇女的地位没有改变,解放无从谈起。如何区分两性中到底谁使用项目资源,其实还只是比较小的问题。因为从性别与发展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区分“使用权”和“支配权”。于是社会性别分析中使用较多的框架一般都会用类似如下的“使用与支配图表”来区分不同性别对资源使用与分配的不同。

  以上分析框架的使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以前比较普遍,后来则被参与式性别与发展倡导者批评为“没有明确指出女人与男人亲自参与分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是外部专家式的调查框架,不符合参与式的原则。于是便有人将参与式引入这一框架的运用。但是发现:

  一些使用者成功地以参与式方法运用了这些模式,如与社区成员一起填写这些表格并与他们一块讨论结果。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对引出性别问题行之有效。其他的使用者则反映他们发现与社区合作运用这些表格并不容易。他们主要指出,很难向有关社群说明使用权与支配权二者的区别。④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些人使用这种框架对“引出”,即抽取出社区成员没有意识到的性别问题很有用?但即使如此,“其他”人发现要让社区成员“参与”分清使用权和支配权则是困难的,因为“很难”向他们说清楚二者的区别。我怀疑并不是说不清楚“区别”,而是因为在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知识中并不存在这些区别。因此一旦表面放弃“实证调查”的指标变量抽取方法,而代之以社区成员“参与发现”为主时,问题就变成:很难从社区成员嘴里“撬出”外来人关注的那些性别分析指标。

  这一关于性别分析困境的检讨并没有意识到框架运用层面之下的方法论基础问题。我们在以后将指出引入“参与式”不仅无助于解决其“引导”困难的问题,相反更加陷入了方法论的困境。

  以下是另一个个案。在此案中,社会性别分析是按照参与式的要求进行的。以下表格便是参与式评估中所使用的有关性别决策的表格及填写的结果。表格仍然是很寻常的性别评估框架表,即性别分析者熟悉的那种框架。在这种框架中,与性别有关的决策被分为“家庭事务”和“社区事务”两类;填写表格也是分成男 / 女单独就同一事项填写。这些都是符合性别分析的要求的。此外,在这一个案中,以下表格的填写是参与式乡村评估中的一环,也就是说是参与式的性别评估。如前所述,这是符合于现而今的结合参与式和性别分析,或结合性别分析与参与式的要求的。

  其结果如何呢?在社区层面倒是没有什么争议,即决策基本上是由男人来做。这是符合性别分析者的预设的发现,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即就业或担任公共事业职位方面普遍存在性别歧视。这种歧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但是与其他条件相联系而共同形成制度化原因。⑤

  相比社区层面的情况,家庭层面则大有问题。例如在有关家庭事务的栏目中,出现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大多数家庭事务是由男女双方共同决定的。

  以上发现并不是孤立的一例。事实上在其他的一些调查中出现的情况也是如此,即妇女感到自己能作出决策的机会比男人所感到的“妇女进行决策”的机会还多。⑥而从性别分析者的角度来说,一般都会怀疑妇女在家庭事务中决策(或共同决策)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会认为这是“不忠实于事实”。⑦

  以上这种看上去无坚不摧的“妇女与发展” / “性别与发展”观点⑧,在今天实际上已经遭到严肃的质疑。批评者首先认为性别分析反映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的预设,而非她们声称要代表和支持的妇女们自己的预设。这种西方女权主义“发明”了“第三世界妇女”这样的“他者”,将这些妇女的利益看成无文化差别、脱离经济和政治语境的“一致”的东西。其次,西方女权主义将不同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一致地预设为剥削、压迫和冲突的关系,而看不到合作互惠和家庭圈对妇女的重要性。⑨

  但是如前所述,我在这篇文章中不想简单批评有关女权主义话语的“殖民主义”预设。我想做的是,针对以上提到的目前流行的性别分析遭遇的困境以及突出困境的策略进行分析。我想指出的是,性别分析和参与式之间的矛盾反映出的是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的互相矛盾。其情形就像自相矛盾这个成语的原义表达的那样明显。我想读者如果继续将这篇文章读下去就会看出这一点来。

现在可以谈谈理论了

  我的思路是:当今的发展 / 反贫困走到“参与式”范式的阶段,凸显出的其实是发展 / 援助工业系统在知识话语层面的内在冲突和试图以折衷主义来摆脱困境的努力。一方面,它仍坚持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的发展-进步观念,继续以现代性殖民所谓“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发展 / 援助工业由于受到来自其内部和外部的要求维护生活世界的批评,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生出了“参与式”这样一种折衷主义的策略。这种参与式范式的始作佣者或多或少受到来自现象社会学的关于生活世界理论或观点的影响,因此想以被援助者的周遭世界(milieu world)和他们自己依据周遭背景所进行的生计筹划作为发展介入活动的目标。很明显这里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想在以“科学”、“现代性”和“工具理性主义”为底子的发展和“反科学”的、使“生命本原”释放的生活世界⑩之间寻找一条折衷之道。

  这种调和与折衷也显露出两种哲学观念的矛盾,即以主客二元思路和工具理性为背景的发展话语及其实证方法论与以社区成员生活世界为根本(某种意义上是天人合一理想的)的思路及其诠释学方法论之间的互相矛盾。这种来自方法论基础的矛盾,使当今的参与式发展陷入了困境。{11}

  出于对这种两难处境的自觉,我们可以将参与式理论和运用分为两类:规范性参与式和根本的或理想的参与式。我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这种“规范”的参与式{12}。简单地说,规范的参与式路径的核心是对穷人赋权;其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使穷人自己深入地了解他们自身及其能力,使他们用自己多姿多彩、含义丰富和实用而现实的方式集中表达他们的发现。{13}但是这种参与式归根结底是以“发展”的规范或框架为预设的。在这种发展框架之下,所谓的“参与”,包括妇女参与经常是“动员参加”的同义词;赋权则与由发展体系对一部分人(妇女)“授权”没有两样;而“脱贫”过程则是“建构穷人”的过程。{14}而且从以上所引的分析框架内容来看,它们不过是些实证经验调查的问卷,其构成仍然是这种调查的基本要素:指标和变量。

  在此“规范参与式”之外,我想引入“根本的参与式”这样一种理想类型。我在此提出“根本的参与式”,实在是基于对规范的参与式的内在矛盾分析,并沿着这种路径的现象学根子继续朝底下刨的结果。简言之,根本的参与式的方法论基础可以说是来自诠释学哲学背景和基于这种哲学方法论的解释人类学。

  首先它以承认任何人、社区或族群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真理性为出发点。这种生活世界不是以主客对立概念为基础的,而是“主体间性”的{15}。它是处在关系性的世界中{16},是前概念的和无对象性的{17}。这个生活世界是远比从生活中抽取的某一些瞬间性的“主体”行动或概念更加具有根本性。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在这种生活世界中,“个体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18}。如果不是将恢复生活世界的神圣性从“新保守主义”或从对启蒙主义整个儿拒绝的态度来理解,而是将它当作哈贝马斯式的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的话,生活世界的核心应当是从所有的强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讨论和沟通。

  其次,从方法论基础来说,根本的参与式坚持:对跨时代或跨文化的“真实”之理解来自诠释学意义的“视野融合”。很显然这种立场来自两种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基础:其一,伽达默尔提供的跨时代的历史阐释;其二,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关于跨文化的理解。如果将格尔茨的观点进行发挥,便是要求参与式不是为了获得“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而是通过基于外来人与社区内部人的对话,实现格尔茨所称的“远经验”与“近经验”并置。在我看来,此种“远”和“近”的经验并置与诠释学意义上的视野融合差不多。如果将格尔茨式的动嘴不动手的“解释文化”运用于跨文化的实践行动(如参与性发展)中,就应该将通过“对话”和“经验并置”来达到“视野融合”,当作主要的行动关怀或目标。

  从外来者运用参与式方法的角度来说,根本的参与式提供的是一种自由协商和讨论的对话情景,从而在这种协商中达到视野融合或者说导出真理。显然这不是将某种“真理”(包括像真理似的性别分析指标等)强加给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可以说这种方法论的至深关怀是要终结主客二元关系的思路,终结用唯理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9}。

  现在读者可以看出,所谓的“根本”的参与式并不是一种执着于“保存传统”,即回归到绝对传统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上的东西。其实这种“绝对传统”的恢复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出现也只是形式性的。与此“回归到绝对传统”相反,根本的参与式坚持生活世界的变迁性、历史传承性和面对当前及未来的开放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参与式接近于哈贝马斯的语言共同体的情景。在这种共同体中,自由沟通与协商使真理作为相互协议的结果产生{20}。

  现在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种理想的“视野融合”或“真理协议”说,与性别分析话语中弥漫的那种不相信受助者自己的评估,非要从她 / 他们嘴里撬出性别意识潜台词不可的独断姿态有多大的差距了。

  在目前流行的性别分析框架中,只有奈娜·卡比尔的“社会关系分析法”注意到以性别角色为中心的分析法的“肢解社会性别关系”的缺陷,并因此主张采用接近于生活世界的“表现所有组成部分如何相互联系地运作”的方式,从而“形成一幅男女之间种种冲突和合作的画面”{21}。即使有这样的洞见,社会关系分析法也仅止于分析“权力关系”,其最终目的也是寻求如何导向个人自主权加强的路子的。很明显这种分析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框架制作者的方法论基础中主客二元对立和“对象化”的预设造成的。总的来说,性别意识为前导的分析和干预措施都属于这种主客对立的唯理性主义的预设的产物。其目的是要建构女性主体,以一种将性别主体从社区(家庭)分离的方式来达到。

  即使站在类似于哈贝马斯的进化论“生活世界”,即肯定“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立场,也可以看出这些试图以“参与式”来调和其内在矛盾的流行性别分析框架的困境。从类似哈贝马斯的立场出发,参与式的基本方法论核心也应该是关于如何提供一种“自由的交往对话”的情景,此种对话沟通、讨论与协议中出现的是“交往理性”,产生的是协议性真理。既然是通过自由对话和协议得出真理,那么就不该像救世主一样的,以“解放妇女”的姿态,将“性别主体”意识强加给人们,自以为握有真理,要求生活与真理一致。更不是在参与式评估中得不到与其“真理一致”的说法时,以解码的方式,“深挖”性别含义,提高性别觉悟,然后“建构性别主体”。

  时下流行的性别分析在借得“参与式”这张新皮后,并没有取得比以前更大的成功。在操作者想严肃认真地搞出点儿名堂的地方,其“建构性别主体”的努力可能会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受到暂时的扰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草根社会并没有因此而重构,理性的性别主体也没有应时而“生”。当然,乡村社会对发展话语的模仿确实是很成功的。例如在2000年,当我回到几年前作过调查的一个回民村庄为一个发展项目做田野调查时,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回答完我和评估小组的问话后,以戏弄的口吻说:“我们的妇女都参与了项目,男女平等,可持续性发展。哈哈!”然后还补充一句说:“我知道你们要听的就是这些话。”

  以女权主义为背景的性别分析在发展 / 反贫困中的受挫,并没有使大多数操作者转向思考其方法论基础是与他们 / 她们想帮助的人们的生活世界的“真理”相左的,而操作者们在总结教训时往往一叶障目,因此总结出的经验和如何改进的策略也不得要领。其情景就像一部前几年看过的叫做《虫子的生活》的动画片中的一个镜头:一队蚂蚁排着队搬运粮食。它们走的是一条既定的小道。树上掉下一片树叶,落在队列之前,被树叶挡住的一个蚂蚁像天塌下了一样的大喊:“哎呀!路不见了!我们要永远困在这里了!”对于这个蚂蚁来说,唯一能达到粮食堆放地的路就是被那片树叶压住的地方。舍此则无路可走了。以下这段引文便是一段类似于此情景的总结:

  扶贫到户的政策没有考虑家庭内部社会性别结构关系的影响,妇女缺乏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和控制权,仅瞄准男性户主的扶贫工作,继续维护妇女对男性依赖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的建构。家庭并非是无条件爱和互利的,在现存的社会性别观念下,女性更多的为家庭、丈夫、孩子作出牺牲,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两性在家庭中获得的资源和利益取决于他 / 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扶贫政策应反思将家庭作为同质的分析单位,考虑扶贫到人,加强妇女决策作用和对资源的独立拥有、控制,实践公平和效率。{22}

  我在这一经验总结中嗅到了一股自从启蒙主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气息。我们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土改中听到过这种革命的回响。今天有谁还能再发动一次土改式的急风暴雨的革命,从而建立起“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呢?即使有过土改式的变革,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和社会关系也没有按照革命者的理想那样变更。对于此种败北,几十年来的很多总结、检讨和文学想象多是以启蒙理性为预设的,因而将变更之不易归结为乡村社会的“保守”、“落后的传统势力强大”、“封建意识影响”或“超稳定结构”等。这样的检讨自然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不分高下。实际上乡村社会并没有“停滞”,只不过其变化从主客二元论的唯理性主义者的眼睛里看不到罢了。{23}乡村社区的变化遵循的是其生活世界演化的轨迹。可惜的是这种乡村的变化之“道”,至今少为知识分子所阐释和发扬。


【注释】

①这方面的批评见帕帕特(Jane L. Parpart):“后现代主义、性别、发展”,《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40—361页。 ②这种折衷主义,或者说想当然地将“参与”同“性别”统在一起的一个例子是林志斌和李小云的“性别与参与式发展”。见林、李:《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龙彦在“在西方女性主义之外:对本土妇女职业期望的研究”一文中批评以西方性别研究模式解释中国现实。龙文称:“存在一个研究者对女性就业的‘期望’,这种期望基本上是依据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理论建立的。因此,他们在面对企业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低职业期望问题时候,往往依据这样一种标准对妇女提出批评,并提出,应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进行改进。而笔者在实证调查中发现,这样一整套研究中的‘刻板印象’,其实是在以研究者的‘期望’为讨论中心,女性经验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未刊稿) ④砍迪达·马奇、伊内斯·史密斯和迈阿特伊:《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翻译),香港乐施会,2000年,第55页。 ⑤例如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们看到性别歧视并非是单一的现象,而是性别因素与种族、年龄和阶级的相互作用使性别歧视更加具有多样性。 ⑥由龙彦提供。 ⑦见阿普菲尔·马格林、西蒙: “女性主义东方话语与发展”,《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72页。 ⑧从“妇女与发展”到“性别与发展”的转变并不像倡导者自称的那么明显,相反两种模式之间的同义反复倒比较明显,即都是强调妇女为中心的政策。 ⑨“女性主义东方话语与发展”,同注。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目前流行的性别理论及相应的方法论和框架等的根子可以说与实证科学一样,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二元对立传统的根源。关于这种文化的人类学考察,见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⑩参与式的首倡者们或多或少受到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其中包括胡氏对“科学”与构成其基础的生活世界越来越丧失联系的批评。胡氏为了反对那种包括可被科学客观化的宇宙的世界概念,有意识地把这个现象学的世界概念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即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在其中无忧无虑地自然处世,它对我们不成为那种对象性的东西,而是呈现了一切经验的预先给定的基础。这个世界边缘域在一切科学里也是预先设定的,因而比一切科学更原始。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 {11}当然在发展工业内,仅有很少的人自觉到这种困境。这种自觉之缺乏不仅仅是因为知识的缺乏,而且是因为援助工业的利益驱使。 {12}见朱晓阳:“在语言膨胀的时代再谈参与式的内在困境”,《社会学家茶座》,待出。 {13}这些原则和方法始自Robert Chambers 和Gordon Conway等人。引自Enhancing Owne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A Resource Book on Participation,由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FAD)等机构共同编辑, Philippine: 2001,第58页。 {14}参见朱晓阳:“反贫困的新战略:‘从不少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穷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最近见到的是在内蒙古的一个项目。项目设计者将放牧草场分给富裕者(有牲畜者),然后组织了一群穷人(无畜户)去种杨树。四十亩杨树只有二三成成活。以后这个项目则成为证明穷人愚蠢和懒惰的象征。 {15}生活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类似胡塞尔所说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边缘域,但胡氏的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仍然是以主客二元关系为基础的。相比与此,海德格尔的“缘在(此在——笔者注)存在于世界之中”更接近我想要表达的状况。海德格尔认为缘在“存在于世界中”的基本方式是关系式的。[见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海德格尔》,张祥龙、林丹、朱刚(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2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篇。]但是海德格尔似乎是从否定的角度来看这种所谓“存在于世界中”或“沉沦”状态的。 {16}生活世界是一种关系性世界。它是流动的,背景性的,相互融入的,而非主客二元或对象性的,或主体性清楚的。费孝通先生在“试论延伸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谈到这种关系性的“我”。费氏用“不清楚的我”来表达,并将之与其早期的“差序格局”概念相联系,看成一种从本己外推的关系。对“关系性世界”可以在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世界知识结构和背景世界基础上讨论。用现象学的话说,关系性世界即“构成境域”。张祥龙将现象学的精华视为“构成”的方法论见地。张说:“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运动最有活力的新思路既不是‘还原’、‘内在性’,也不是‘本质直观’,而是‘构成’(Konstitution,Builden)的方法论见地,即真实者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现成给予者,而是活动(不管意向性的、生存式的或身体的)本身的当场构成,即原发的边缘域式的生成与维持。”引自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现象学思潮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50页。 {1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前,第318页。 {18}同上,第355页。 {19}在此我沿用哈贝马斯的话语。应该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看法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舒茨等现象学传统的不一样,是一种进化论色彩的,以肯定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为前提的“生活世界理性化”。他以主体间性为基础,指出自由的沟通和对话(这都是启蒙主义的成就)导致交往理性的产生。这种理性构成生活世界的特性,即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是与“工具理性”不一样的,工具理性导致的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哈氏反对那种“与个人主义苍白的反省癖绝缘,回归到绝对服从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上”的发源美国的“原理主义”或德国的提倡“应该‘再咒术化’(即韦伯的祛魅化的相反过程re-enchantment),以恢复生活世界的神圣性的“新保守主义”及反启蒙主义思想”。见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王屏(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20}我认为这种情景亦像梁漱溟关于理性的定义,但梁强调的是交往沟通者个人的平静通达的心态。梁说:“你愿意认出理性何为吗?你可以观察他人,或反省自家,当其心气平和,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入,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梁:《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21}这里所指的流行性别框架包括:哈佛分析框架、以人为本的计划、摩塞框架、社会性别分析模型、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妇女赋权(朗维)框架和社会关系分析法等。见砍迪达·马奇、伊内斯·史密斯和迈阿特伊:《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翻译),香港乐施会,2000年,第24页。 {22}引自王佐芳、王云仙、赵群、冯媛:《妇女和扶贫政策及措施研究报告》,2003年5月(未刊稿)。 {23}用西美尔关于性别问题的观点来说,这类二元性的思维正是男性本质的特征。他说:(男性)“在所有活动中,从一开始就都包含了一种二元性,一种使统一的生活分解为上和下、主体和客体、裁判者和被裁判者、手段和目标的形式。”西美尔著:《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81—182页。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