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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知识论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

石之瑜

【内容提要】 本文将区分几个相连结的知识步骤,逐一简述学界已零星出现的反省角度。首先,是关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意义的对象,亦即本体论的探究,可大别之为无本体论与有本体论。其次在有本体论的预设下,关于本体的知识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再其次,在客观知识的预设下,中国相关知识是属于普遍性知识的一环,或是不可与其它知识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对性知识。接着,在普遍性知识的预设下,这个知识是否具有历史终极的目的与通往目的单一途径。第五,在线性历史目的论的预设下,取得中国知识的方法论依据,是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或唯物阶级史观。最后,在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预设下,采用归纳的历史方法或演绎的理性抉择方法,之间有何实践意义上的差别。本文亦将触及研究组织与研究环境的问题,并试拟一套关于知识论的研究议程。

一、知识论问题的几个层次

    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中,关于知识性质的探讨并不多见,多数研究都是有具体课题的,有的是事件导向,有的是理论导向。然而,将中国研究这个领域本身当成对象来反省则颇少见,所谓将中国研究领域当成研究对象的意义有两层,一是将既有的中国研究文献搜集,进行文献的比较分析,既比较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也比较理论角度、历史分期与议题种类等。另一层是比较研究者的身份与位置,反省研究者所从出的历史脉络、生活经验与专业训练对研究活动的影响,并追问研究者所属机构的性质和研究经费的来源。必须对中国研究本身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体会中国研究者所提出的相关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中国相关知识的意义体系为何,是本文以下的关注重点。

    本文将区分几个相连结的知识步骤,逐一简述学界已零星出现的反省角度。首先,是关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意义的对象,亦即本体论的探究,可大别之为无本体论与有本体论。其次在有本体论的预设下,关于本体的知识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再其次,在客观知识的预设下,中国相关知识是属于普遍性知识的一环,或是不可与其它知识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对性知识。接着,在普遍性知识的预设下,这个知识是否具有历史终极的目的与通往目的单一途径。第五,在线性历史目的论的预设下,取得中国知识的方法论依据,是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或唯物阶级史观。最后,在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预设下,采用归纳的历史方法或演绎的理性抉择方法,之间有何实践意义上的差别。(见图一)本文亦将触及研究组织与研究环境的问题,并试拟一套关于知识论的研究议程。

二、中国研究的本体论:实践或存在?

    中国作为一个有特定(或固定)存在形式的本体,鲜少为研究者所质疑。但中国作为一个合理的研究对象,并非亘古不变地贯穿于不同时代的研究之中,只是多数中国专家并不质疑把中国当成外在客观对象的研究理性。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视中国为一个文化体,社会科学家则视中国为行为结构的代称,他们之间分享了某种中国之内具有共通特性的前提,至于特性的内容也许人言言殊,{2}且对于是否与中国以外的行为结构相通,彼此看法容或不同,然而对于存在某种中国人之间的共通性,则均不质疑。则对中国的研究,或是以发现此一共通性何在为标的,或是运用某个已经认定为中国内在共通性的理论,来说明一个具体的现象为何发生。同样重要的是,此一内在共通性具有不变的本质性,不会随着时间、地点、事件或研究者身份的差异而有不同。{3}

    相对于此,极少数的中国研究者有意识地反省以中国作为研究本体的流行前提。凡反省者,多半质疑将中国预设为固定形式的本体。对他们而言,中国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其意义不断地被所谓的中国人所改变,{4}故中国研究不是中国研究者在研究中国是什么,而是中国研究者透过理论在建构中国,而中国人在有关理论的导引之下实践生活,从而又影响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5}故中国研究者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人,透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辩证,在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的情况下,不断地发展出中国这个概念的新内涵,没有任何一个时空点上的中国是内在一致的,{6}也没有任何一种中国可以不变地横跨不同的时空点。这时的中国概念,不涉及本体,而成为一种过程,姑可名为无本体论或流动本体论。

    中国作为过程的无本体论,容许中国研究者与被研究的中国人,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各有所影响,承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具有能动性,以致中国是一个不能定义的概念,它只能被实践或被理论建构,故中国的内涵兼具有不可垄断性和不可固定性。{7}在无本体论下的中国研究,其目的不是去发现中国内在的共通性,而是去追溯中国概念在理论与实践辩证下的轨迹,了解中国概念之发生与演化,并进一步参与当代中国概念内涵的协商,{8}透过研究活动影响那些具有中国身份的人,或那些研究具有中国身份的研究者,让有关的人在直接与间接的互动中,决定当下此一身份的情感与行为意义。{9}于是,中国成为一个进行争辩的概念领域,凡进入此一过程者,皆参与促成了中国存在形式的不断流动。

    来自不同位置的研究者,对中国概念的贡献必然不同,由地理位置差异形成的小区意识,{10}和由不同社会位置形成的阶级、性别、部门及族裔意识,{11}各自形成对中国概念不同的牵引。不同的时间点也对中国概念带来不同意义,故位于同一个位置的人,往往因为在不同时间点上与不同的人互动,所以使得中国的意义出现演化或循环的现象。{12}故革命行动对于不同的人,如农民、官僚、女性或汉族各有意义,人们在面对军阀、买办、洋人、遗老或革命军时所实践出来对中国的情感,总是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变动的状态。中国研究者的位置,不论是教授、官员、女性或白种人,均影响关于中国的理论,{13}而研究者在向不同的对象阐述研究成果时,不断有基于沟通需要所衍生的新内涵,就好像研究者正在参与协商于其中,则研究者自己所涉及中国研究的部分,当然不断影响研究者的身份意识。{14}这种影响不是包括研究者本人在内的任何人所能事先预知,影响的方向与内容更是在不能捉摸的一念之间所参透。

三、中国研究的知识论:主观或客观?

    在绝大多数中国研究文献中,关于中国作为具有某一种固定形式的存在本体,受到基本的认可。所以多数研究者将中国当成一个外在客观的对象,则中国研究文献所得出的知识,便是将此一外在客观实存再现的工具或途径,故知识乃为研究者的认知与中国的实存两者之间的中介。一方面,这种主客二元对位的知识观点,确立了研究者外于中国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赋予知识一种媒介地位,使得研究主体可以掌握客观对象运行的法则。知识既然只是工具,因此不会因为研究者身份与价值的不同,就呈现出不同的客观法则。同时,既然知识不受研究者主体意识影响,掌握知识意味着对客观实存进行操弄的能力,则研究者主观价值就获得了加以推动的可能。主观价值与客观实存的分合,就是透过知识完成的。{15}

    依照早期科学哲学家的反思,{16}关于中国的知识无所不在地反映了研究者本身的认知,亦即知识不能看成是主客二元之间的媒介,知识充其量是主观认知活动。他们并不否认中国是外在客观的实存,但知识的意义不在于客观地呈现中国的实存,而是协助研究者处理自己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因此是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17}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己的理由,而感到有对中国进行研究的需要,因此他们各自所发展的知识,只可能是主观活动的产物。这种知识态度使中国研究者与中国之间出现一个知识鸿沟,主客之间不再有媒介,但因为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活动带动他们对中国的行为,因此其行为是否符合客观实存,仍将影响尔后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18}只是这些知识本身仍不能单纯视为媒介。

    比如不同国家的中国研究者出现十分不同的知识风格,英国与中国的研究者重视长期的趋势,前者重视长期趋势对理论的意涵,后者则重视政策原则的掌握。相对于此,日本与美国则经常关注于短期事件,但前者重点在事件对于政策方向的影响,后者则偏好把任何短期现象迅速归纳为某种结构性理论的指针。{19}至于台湾的研究者因为历史的因素,过去曾经展现一种极为特殊的研究风格,这个风格非常重视中共内部不稳定的因素,而且由于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许多复杂的亲身交往经验,{20}因此对事件的判断具有不依赖理论、而仰赖直觉的能力,分析的焦点在于研究对象的政策意图与可能实行的政策选项,而不在于对行为进行解释。{21}各国的中国研究多有其在不同阶段的学术辩论,这些不同焦点反映了知识是中国研究者主观认知的产物,不等同于实存的中国。

    这个问题在具有中国人身份的中国研究者身上十分尴尬,因为中国人自己照理是不能透过研究自己所处的国度,就客观地掌握中国的客观知识。中国人对中国的研究经常透过超过一种以上的角度,或将中国视为外在客观实存,{22}或将中国视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23}尽管具有中国身份的中国研究者的活动,就属于一种对中国概念的实践,{24}而研究者通常主观相信自己的知识活动具有建设中国的意义,可是鲜有中国身份的中国研究者愿意承认,中国不是外于研究者的客观实存,而都继续相信有一个外在客观实存的中国。这时对于中国的意义,经常座落在以主权疆域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论述中。如此而得的中国知识,是反映了主观信仰与实践导向的知识,但研究者似乎并不愿意否认中国作为外在客观实存的预设。{25}

四、中国研究的知识论:相对或普遍?

    认为知识可以成为主客媒介的客观主义,在当前中国研究界还是暂居主流,不过,在客观主义之下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它社群的知识是共性共量的,则又可分为两种知识论,分别可以谓之为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根据普遍主义的主张,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关于任何其它国家的知识,共同属于同一个宇宙体系,其知识结构也是互通的,即中国本身不能作为一个行为解释的变项,而只能代表其它具有普遍意义的变量,这些变量多半可以透过操作性的定义,取得跨越国界的比较性。{26}普遍主义向来是社会科学界追求的境界之一,其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发展出理论主张,同时在不同国度通过检定。依照普遍主义,中国人与美国人之不同,无关中国或美国的身份识别,而在于其它如经济发展、教育、资源、科技、组织、地理等等方面之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放在同一组量表上比较,并与行为之间得出相关性,厥为客观普遍知识之雏形。{27}

    相对主义的知识论并不推翻客观主义,但相信中国人具有与其它地区的人所不具备的迥异特质,这些特质不能够用某种普遍性的变量来测量,因为它们是经由特殊的历史环境形塑而来,没有哪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轨迹,这些不同的轨迹各自形成特有的行为制约法则,只有身在中国的人才会感受到这些法则所约束。研究者不应该藉用由其它社会发展出来的分析概念,来套用到中国社会。{28}中国社会自己的语言应当用来表述研究对象熟悉的概念,语言系统的迥异,使得翻译几乎必然带来扭曲,所以研究中国必须靠中国自己的理论。

    相对主义的知识论几乎必然涉及两方面,一是中国的历史,即中国人的行为法则如何形成,要在中国历史里找答案。{30}历史研究涉及价值,因此相对主义知识论无可避免引出相对主义的价值观,造成在美国认为是最富规范的人权价值,在中国文化下表现出来,就无法产生同样的规范力。历史、法则与规范是界定相对主义范围的指标,决定相对主义可以适用到哪些小区。换言之,在中国之内仍有不同的小区,是否可能构成小范围的相对主义知识基础?以中国为合理相对主义范围的主张,便会视中国之内次一级的地区或小区为多元一体的结构,亦即某种号称不变的中国本体存在形式,贯穿了各个民族地区,这种多元一体的法则或规范,被认为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客观制约。{31}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的心理。相对主义知识通常重视由历史文化形成的中国人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特性影响了各方面的行为表现,包括政治领导、经济发展、外交决策等。其中文化大革命尤其成为相对主义知识生产的重要对象。以心理分析来阐述文革的文献迄今仍受到重视,不但涉及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响应的动机,以及运动参与者的心理历程,更涉及文革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荡漾数十年不息。心理分析同时具有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可能性,{32}因为是以个人为分析对象,因而有了跨文化比较的可能性,{33}但若形成创伤的原因与性质具有历史独特性,则对于情感与精神状态加以表达的概念,可能无法与描述美国人精神病态的概念置于共性共量的指标中比较。

五、中国研究的目的论:非线性或线性?

    中国研究文献中固然有不少相对主义的主张,但在主流社会科学影响之下,普遍主义理论模式的建立,甚至被认为最新一代中国研究的主要贡献。{34}普遍主义式的思维之下,有的研究倾向接受中国历史进程是线性的通往某个历史目标,一言以蔽之,即现代化的自由经济政治体,但也有许多学者主张通往这个历史终点的过程,不必是遵循西方的既有路径,而可以有中国自己的发展途径。依照线性史观,研究者将研究焦点放在市民社会的兴起,中产阶级的壮大,市场机制(财产权私有化与利润导向)的成熟,民主选举的普及等课题上。{35}问题意识分为二大方向:一是判断是否中国已经进入自由化的历史阶段,因此重点在界定指标,一是研究历史进化的条件有哪些,则重点在厘清阻挠进化的因素并提出因应政策。

    但近年出现许多反省,纷纷从不同角度指出,中国的历史进程不必追循固定的模式,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动力。这一类反对线性史观的研究,无不反对隐藏在多数政治经济史分析中的“刺激-反应”模式。{36}根据此一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基于各种因素而无法进化,这些因素可以是普遍主义式的,也可以是相对主义式的,前者比如人口、积累、制度,后者如文化、宗教、心理等。故中国的进化仰赖西方影响的输入。{37}多元史观则批评线性史观是一种帝国主义史观,因此看不到中国近代史有自己本身的动力,它既不是如线性史观所假定的是静滞的,也不是如帝国主义逻辑所以为是没有能力迈向近代化,{38}甚至不是多数人都相信的那样迟早会发生西方意义的近代化。{39}

    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动力何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认为,其实中国近代史已经有商品化与近代化的发展;{40}第二方面的研究认为,中国看似接受西方的刺激而回应之前,中国早就有了不断的变化,是中国历史本身所孕育的变化,容许西方的影响可以发挥作用,甚至变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线性史观所不关心的领域,西方的影响充其量只是恰巧发生在变化的关键点上。{41}换言之,中国近代史文献中已经有近代化的实证研究,同时还有关于促成中国近代化因素的历史研究及理论研究,它们共同挑战线性史观。在关于近代化所需的心理素质方面,有不少以研究东亚发展模式与亚洲价值者,{42}也有从文化模式中爬梳出中国人内在超越的价值基础。{43}他们都意在证明,中国的现代化途径不必然与西方经验重复。

    多元史观通常并不挑战以自由经济为终点的历史观,所以什么叫近代化或现代化,其判准仍旧未脱欧洲的经验。{44}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现代化的价值基本接纳,所以他们力图证明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化途径,因此尽管看起来有相对主义的影子,但实则是将普遍主义的理论模式更加完善的努力,故反对西方中心的近代史观的知识目的,不在否定有普世通行的行为法则,为了要更广泛地搜集与理解普世行为结构的内涵,他们多半会主张要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个历史并非否定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而是更充分地了解现代化发生的不同路径。{45}故这种多元史观在知识论上甚至是反对相对主义的,因为在历史阶段的区分上,中国知识与普遍知识是共性的。

六、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阶级或制度?

    线性史观下的理论取向颇有不同,主要的分歧在于方法论是否采纳个人主义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将研究对象个人化,假定行为者具有理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46}在自由经济的目的论之下,中国相关知识的获致,是透过界定被个人化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法则而取得,行为者的理性使之受制于自己的偏好与其它行为者的偏好,这些偏好之间互动的方法,据信会引导行为者在既定的互动规范中,追求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些既定的规范,在一般研究文献中名之为制度。对于制度的定义由狭而广,或谓是国家组织,{47}或特指财产权,{48}或包括任何模式化的行为规范。{49}制度主义方法学重视个人行为诱因,制度既可以影响偏好,也可以影响满足偏好的方式。线性史观下的制度分析,除了观察制度对个人诱因的制约,也对既有制度与自由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很敏感,故也涉及制度改革的知识。{50}

    在文献中不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线性史观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政治保守主义的伟人史观,重视菁英的作用,所以研究者从领袖个人、小团体、派系或党干部的角度切入研究,运用访谈、党史与情报资料,时而藉助心理分析,{51}其中一个有名的争执焦点在于有几条路线。{52}至于中国研究文献里伟人史观或路线史观的分析内容,则仍聚焦于理性发展路线胜出或湮灭的机缘。于是,毛泽东个人或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政策风格成为流行的切入点,有的认为其中带有理性的经济策略,{53}有的则着重对于发展带来的限制,{54}从而忽略了在党国领导圈之外,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所起的制约作用。{55}但它们辩论的焦点率皆复颂了自由经济的历史目的。

    另一种则是激进主义阶级史观,主要运用的则是演绎方法。阶级史观的问题意识在于,资产阶级为何在近代中国没有出现,农工大众的能动性如何发生,世界资产阶级如何制约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56}因此在方法论上,阶级线性史观不分析个人的偏好,而分析个人的阶级属性。阶级属性并非个人本身内在的特质所决定,而是由个人处于主要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生产关系取决于主要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配,个人的偏好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阶级史观对于中国的历史终点以及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都必须提出判断的依据,并对于阻挠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进行带有强烈实践意义的批判性分析。{57}

    在阶级史观之下,其它的研究方法或与阶级分析看似无关的中国知识,都属阻挠受剥削阶级开展能动性的桎梏,是一种扰乱受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手段。他们否认有所谓完全自由的人,而认为人的意识受制于生产关系,因此他们不但不同意用市场来解决中国近代问题,因为市场参与者表面自由的个人化身份,受到某种文化霸权的宰制,使他们以为自己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市场。{58}同理,中国作为国家在参与世界政治时,也不是单纯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在与其它国家折冲,因为中国在世界生产关系中的位置,{59}制约中国外交决策的选项及执行选项的能力。同时,中国这个国家身份也有混淆跨国阶级意识萌芽的作用,使被剥削阶级效忠于国家,而非阶级利益。{60}

    对于采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研究,阶级史观保持高度的警戒及批判。他们不同于其它方法论者之处,在于他们也批判阶级分析之外的研究议程,其研究资源从何而来?这些其它研究者的资源出自什么结构,将说明该研究是为什么阶级服务。{61}他们与无本体论者及相对主义者分享同一种质疑,即制度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所生产的中国意识,是片面的知识或扭曲的知识。但阶级史观绝非相对主义者,更非无本体论者,相反的,他们的普世性知识号称科学的社会主义,{62}从而指控无本体论者不自觉地在协助统治阶级,让他们懂得透过各种装扮,掩饰阶级剥削的事实。{63}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的方法论,是他们将其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置于共同的分析架构中,他们当然不会号称自己的研究为中立,但却会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的主流中。

七、中国研究的实践论:演绎或历史?

    在当前自由经济制度主义文献中,强调市场分析的新古典学派并非专擅,{64}而另有两种研究方法相互竞争,一种是历史研究方法,另一种是演绎研究方法。采历史研究方法的实践意义,在于不相信人文的制度变革可以主宰行为;而采演绎方法的实践意义,则是相信制度可以有效引导行为。在演绎方法之下的中国知识,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对个人行为诱因产生的引导,{65}因此中国并非任何特殊性的概念,个人行为受到利润的驱使,会利用特定制度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66}从而导致整体利益的受限。正确的制度是将个人产权明确化,则所有个人的行为的外部效果都成为内部效果,如此所有行为的结果都导引出效率最大、利润最高的总体成效。在演绎方法之下的实践论里所关心的是,现行产权制度如何造成不当的外部效果,或提供市场竞争机制之外的寻租行为皆可一一分析,同时对于如何改变制度,设计新的产权制度,也在分析之中直接或间接得知。演绎方法一方面以人的主观偏好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又以市场利润为唯一主要的偏好内涵,因此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经由制度重新设计所改造。

    在演绎方法下所看到的无效率,能否经由制度再设计而获得立即的改善,引起知识界的争议。演绎方法不认为人的认知在变革中有独立的作用,因此对于行为法则的适用,是由产权制度直接联系到行为本身,不经过认知。但是行为者的认知固然受到制度条件所制约,却不能假定制度的变迁纯粹只是逻辑上的操弄,这时人的认知作用突显出来,亦即制度变迁的发生就算真的是起于逻辑的设计,但仍必须通过行为者学习之后才可能完成,而制度所涵盖的与适用的行为者何其多,因此制度变迁的完成需要相当时间的学习,而且改革不可一步到位,否则反而将带来意想不到的灾害,此历史方法之引进不可或缺。

    根据历史方法,中国知识的内涵当然也包括既有制度对行为产生的引导,但中国具体的制度史不能忽略。历史制度主义特别承认行为者的能动性,故一项制度的适用,并不会依照制度设计者的愿望获得政策效果,因为行为者会因应制度条件而调整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故在历史方法之下,任何制度都是透过学习而产生作用,因此既有游移性,{67}又有滞留效果,{68}不容改革者凭逻辑改于旦夕之间。历史制度主义对产权制度主义的批评,犹如后者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运用演绎方法的产权制度主义者,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不会发生,因而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改革不会依照制度设计就自己发生,因而强调既有制度与行为者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69}历史制度主义既然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依归,但认为人受认知限制的现象,是属于理性这个概念的内容,所以实践上除了强调产权明确的重要性外,也更注重分析既有制度形成的认知包袱。

    研究方法上应该重视历史,还是以强调演绎为主,具有政策实践上的效果,成为目前中国研究文献中一项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各种议程上出现,比如有关改革的进程是过程导向还是结构导向,{70}或政治意识形态对产权改革的限制有多大,{71}或腐化是否是改革必须经历的过程。{72}这些争论鲜少在目的论上检讨线性史观,即改革之前的历史路径,是否必然不能产生近代化,而必须改采商品化、私有化的唯一手段;或在知识论上检讨客观主义或普遍主义,即制度主义是政策上的操弄或客观行为法则的呈现;或在本体论上检讨本体的存在,即制度主义所解释的行为有多大程度是制度主义者教会的。

八、中国研究社群的环境

    中国研究学界对于研究机构、研究资金、研究人事与知识社群等因素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迭有反省。{73}研究机构的种类繁多,国家出资的政策分析部门及研究机构与私人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及智库,显然有不同的目的,则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意识起点就各有特色。{74}政策分析时提问的方式与理论探讨时的提问方式也有差异,{75}虽然官方机构附设或赞助的政策机关必须顾及执政当局的意识形态,但因为资金来源稳固,研究者反而因为功利倾向相对低,而能容许动机强的研究者更为不受时空拘束,但也可能因为收入稳定造成研究动机不能持久。民间智库的财源容易决定研究方向,如果靠政府研究计划而生存的话,往往研究结论在问题意识阶段即有预设,如此产生的知识具有高度的实践意义。{76}如果委托计划来自民间居多,则所生产的知识显也具有实践意义,但与官方的政策便可能有所抵触。

    政府机构经由民间基金会提供研究资金时,虽然影响看似间接,但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只要运用得宜,有主导知识社群的问题意识的深远效果。民间基金会以公开招标方式,推动特定的研究议程,延揽主流大学知名教授主持,主导风潮,{77}使得学界边陲或后起之秀群起效尤,则某一种用来组织知识的新概念,或某一种意识形态所预设的问题意识,就不知不觉地散播开来,成为中国研究中取而代之的知识典范。同理,由宗教组织公开招募研究者的研究计划,也必然带有政治目的。没有资金提供者是无辜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知识没有政治效果。{78} 

    知识传播受到研究体制的影响,关于中国的知识终日充斥在我们周遭,透过各类媒体散布在大众之间,则对媒介的掌握就成为知识是否能被接受的关键。在知识界,出版机构是最受重视的媒介,包括学术期刊、出版社、大众传播等。大众传播追随的是事件与名气,名气越高越容易被咨询,而经常被咨询的人就更容易被找到,故凡有事件出现时,也最快被大众媒体所追逐。在大众媒介上谈论中国的人,未必是最受学界尊重的人,因为他们的言论不曾事先受学术同侪的审核。不过,这并不构成任何人的困扰,因为大众媒介本来也不能深入探讨,故在国际媒体上讨论中国的人,介绍的多半是已经在学界上获得认可的知识,因此什么知识在学界上获得认可,才是更关键的。

    不论是学术期刊或出版界,对中国研究宿有威名的机构,大家原本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近年来新兴的期刊与争夺中国研究市场的出版社大幅增加,他们都是以英文为其主要语言,则不能有效转换为英文的知识,就不能成为国际传播媒介依赖的中国知识来源,这意味着中文的中国研究将不是中国研究学界的思考基础。出版界的竞争激烈松动了原本学术审核机制,使得原本中国学界所抵抗的研究角度,都有了更多元发展的机会,但对于非英语世界的中国知识,甚至非美国生产的中国知识,他们获得重视与大量传播的机会都相对受到限制,一方面他们同时必须花时间用在自己的语言社群,或面对自己的国人而写作与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用英语的能力或与美国出版界对话的能力有限制。{79}

    出版涉及到对研究者的评价。近年香港与台湾都大量依赖SSCI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因此在SSCI所列期刊以外发表的研究,被排列在对知识有贡献的范围之外,于是港、台的研究者必须试图以英文研究中国,这里已经预设了主客对立的本体论与某种普遍主义知识论,因为语言的种类在此与知识的内涵已经被强迫脱钩,SSCI之内与之外的英文学术期刊多数都采用同侪审核(即使SSCI期刊中,也有不须同侪审核者),各期刊有自己的人脉与知识重点,但同样一篇文章、一本书或一个观点,提出的人不同,影响就不一样。知识社群中领导地位的维系与攀附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结党成派,相互引述,彼此录取对方的学生,通过对方的计划经费申请;有的采取联名发表策略,攀附在号称大师者的名下,并通过其它方式的拉拢,取得在学术领域中快速窜升的机会。

    这些人脉的政治在中国研究学界特别敏感,一九八九夏秋之交后滞美的大陆社会科学界的人数激增,使美国的中国学界研究者的华裔比例快速上升。各校赶搭中国热,藉由招聘华裔学者来建立与中国的交换关系,终于引起美国主流中国学界的警惕,在美中关系日益复杂的二十一世纪,中国裔学者散见各校的状态,使人不知是喜是忧,以至于若干名校竞相争取少数中生代白人学者,以确保中国学界的领导性质不至于发生目前尚难以判断其意义的变化,{80}近十年来中国裔学者除了往美国,也往英、德、法、荷等国,亚洲的澳、钮、日同样吸纳华裔教授。某种跨国的华裔知识结盟正在酝酿之中,{81}这对于英语为主导的中国研究,有何知识意涵,值得密切注意。

九、中国研究者的身份意识

    中国研究学界对知识的反省,大多集中在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于研究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充分的反省。研究者是从什么小区、历史文化脉络、意识形态的背景环境中成长,应当也是关于中国研究知识论的重要内涵。{82}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够认真反思,是否存在一套科学主义所假定的普世性的中国知识。这种知识论的反省,首先要求研究者认知到,除了英语的中国研究之外,尚有其它语言的中国研究。不能否认的是,非英语的中国研究文献,相当程度地受到英语程度的影响,但在深入了解各地中国研究的知识史之前,不宜骤下结论认为其中并没有超出英语文献的问题意识。事实上,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在互动中,确实对于研究者身份影响问题意识,已经有相当体会。{83}

    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具有中国人身份的研究者所生产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与英语文献中的中国有何异同。大量中国赴欧美的留学生以研究中国作为专业,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很难停留在一个客观外在对象的层次,他们经常性地利用寒暑假返乡研究、探亲并接受各级政府与各部门的咨询。平常他们加入中国海外教授的知识与联谊组织,对于国内的形势不仅关心,并发表评论。这些活动与欧美的中国研究者在知识领域之外的生活实践,有十分不同的关注。在一九九九年发生美军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中,中国裔的教授与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单位中互动时处境尴尬,迄今知识界就这一个极为敏感的经历,并未作深入的知识探讨。 

    中国身份的欧美中国研究者有两个对话对象,一个是他们在欧美的同事,另一个是他们在国内的听众,后者成分复杂,包括教授、官员、媒体、乡亲、学生、自由派。游移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所造成的知识内涵差异,只有处在同样多重角色的人才能体会。在中国之内的研究者没有要被欧美同仁检证审核的压力,对于外来的分析与概念能用则用,且用法显与原作者或传播者的理解有出入,但这些国内知识生产与消费者,也很难体会欧美的华裔教授的处境。这表示华裔教授的尴尬处境,不是因为他们的中国身份引起的,而是因为他们吸收了欧美的中国知识,并站在此一欧美化的知识角度,来观察自己参与中国的生活实践。在欧美时兴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本体论与知识论之下,华裔研究者主客混淆的研究经历容易令他们自己感到不安。{84}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研究将遭逢前所未有的身份混淆,不但大量的华裔学者留在欧美,欧美的学者也开始大量流窜,华裔学者遍及各国中国学界的现象已如前述,欧美学者远赴中国、日本,乃至于整个亚洲就业的作法日益普及,可说中国学界在英语一统天下的表象之下,正在发生极为大量的跨界流动。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也面临不断漂流的论述情境,{85}因为中国在海外的移民从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与中国疆域之内的人相互交流,使得具有中国身份这件事,和具有中国身份的研究者,两个身份的内涵都益加模糊化,主客二元对立的知识论,越来越不能在移民大量且加速的时代背景中屹立不拔。{86}这个现象促成主导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研究风气的转变,使研究者的反思不再限于方法论与实践论。

十、在地的中国知识生产条件

    唯有深刻地分析中国研究者,才能进一步领悟,台湾的中国研究及其相关政策产物受到什么不知不觉的影响。站在接受全球化潮流甚为积极,且又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台湾知识界,颇为适合从事中国研究知识论的反省与检讨。除了检讨主流社会科学界的知识论之外,也应同步反省比较台湾的中国研究,探索全球化潮流下的两岸政治经济交流,如何影响此间的研究者。台湾学界倘若要对当代中国研究有所贡献,途径之一,正是进行其它区域所尚未意识到,但又影响深远的知识论的反思。藉由知识论反思计划的推动,尔后台湾与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就不仅限于特定理论的学习与适用,而可以提升层次,分析理论的来源,从而建立台湾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具有特色的视野。

    全球化的脚步在四方面颠覆了区域研究的前提。首先,大规模的经济交流,模糊了客观的区域界线,以地理疆域范定的研究对象,已经溢出了疆界,难以捉摸。国际学术关注的对象不得不随之改变,迫使研究课题由国家行为者转向低层次的行为者。{87}其次,频繁流动的各国侨民,混淆了社会科学家的主体意识,异教徒可以在欧美取得博士,有的比谁都更鄙视自己所从出的地区,戮力维护科学家的尊严以示自己摆脱了落后,跻身先进;有的则深刻反思,巨幅修正并挑战主流的理论与方法,赋予区域中的被研究者前所未见的主体位置。再其次,研究资源的多元化与跨国化,使得原本区域之内本土的课题,可以堂而皇之成为国际的课题。最后,上述种种接触培养了新一代的欧美学者,他们不少人同情各个区域的本土视野,冲击着过去要求区域研究者在情感上保持距离的规范。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中的大宗,向来是欧美社会科学家适用既存社会科学理论的地方。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所提供的具体的或潜在经济机会,使更多的人必须从中国人的角度了解中国人,才能有助于他们在洽谈商机、管理工人、设计产品的时候拿捏得体。中国人前往海外成为劳工、专家、富豪、学生、亡命人、配偶、罪犯,逐步瓦解人们对中国的单一刻板印象。这个过程,对于仰赖以中国为区域对象来彰显自己优越的人来说,情何以堪,故必欲将中国定位而后已,从而有了大中国区域的说法,力求能将满溢出大陆的中国人,再放回一块看似客观的地域空间中去。{88}

    中国近代史的解读让当代中国人不能忍受这种新的歧视。中国身份的人对于来自欧美的品首论足极度敏感,即使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愈来愈多的外在研究者已经开始努力学习中国观点,研究者的情绪受那些仍抱有欧美优越意识的人影响最多,{89}即使同情中国的人所习得的中国观点,也充满了虚构性。其实,不论是来自欧美的友人(其中不少是传教士、异议知识分子、姻亲),或大陆自己的研究者,他们对中国特色的同情或执着,多少是在表达对西方的反弹。然而,中国大陆对西方资本、管理、产品、技术、人员的接受,早就不容许有什么干干净净的中国观点了,则抗拒西潮的气氛也失去着力点。

十一、在地的中国研究议程刍议

    中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的往来,和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研究,就在这种相互激荡之下,彼此发生作用。一方面,既有人想巩固中国作为一个静滞的客观对象,另一方面,又有人抵制这种努力。其结果,全球化对世界各国自我认同的冲激,可以一定程度地在中国研究上反映出来。全球化潮流下中国认同的呈现,说明了全球化对中国研究者的冲激,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想必深刻,也就对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产生某些效果。对多数国家的研究者而言,如何对以中国为对象的区域研究进行知识论的理解,并且能不受文明冲突气氛的影响,的确颇为困难,这点在台湾也不例外。但是台湾地区中国研究得天独厚有其原因: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使台湾的中国研究者具有体会研究对象的情感条件;作为后殖民地区与过去冷战的桥头堡,台湾的发展又颇受美国与日本影响;台湾本身是中国文化圈内受全球化撞击最深的少数地区之一。因此,台湾的研究者很有机会摆脱文明冲突的心态,平心静气地看待全球化潮流对中国研究的影响。

    将中国研究本身当成分析的对象,凸显了中国研究者与中国研究不可分的关系,{90}容许吾人反省中国研究的时空条件。以下研究议程试拟的重点,就是当前以全球化为标志的历史阶段下的中国研究,而全球化的特色又以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流通为典型,已如前述,故计划的内容就是去找寻,中国与各国之间跨疆域的政经人脉资源流通,与中国研究存在什么千丝万缕的关联。

    (一)归纳四项变量的数据:

    1.议程变数:各国中国研究与教学之议题、范围、方法及师资脉络;

    2.疆界变数:各国与中国文化、经贸及政治关系的变迁;

    3.身份变数:中国大陆人民前往各该国移民的性质与数量的变迁;

    4.社会变量:各国中国议程的资源数量、来源与附带条件的变迁。

    (二)进行实地访谈,听取受访者对该国与中国经贸关系、移民现象、研究议程与经费来源的评估;对研究经费来源的说明;搜集大学课程、主修有关中国课程学生的生涯发展等资料。

    (三)第三步是进行整理,厘清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其它各国研究者比较。

    研究对象国的初步选择可以根据四个标准:第一,这个国家拥有对中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机构、期刊、或知名学者。第二、这个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逐步发展之中,或中国向这些国家的移民逐渐增加。第三、这个国家属于欧美基督教文明或东亚文明。第四、研究队伍在人力、能力、兴趣、需要方面的特殊考虑,比如可考虑将印度列入而将印度尼西亚排除,将北欧列入而将南欧排除,或将两岸的相互研究列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研究以及台湾对大陆的研究之所以列入比较,是想观察全球化的结果对于两岸彼此的学术认知,有没有出现不同于全球化在其它国家形成的效果。

    这项研究主要采取资料搜集与深入访谈法,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访谈尽量采用各该地区之语言进行。访谈工作类似口述生涯史,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事先拟妥的问题,听取受访者对四类变数的评估。另外一部分为开放式,由访谈者负责依照第一部分受访内容自行发展。在访谈安排出现困难的地区,将采用开放式问卷,以非随机抽样方式选定学界对象。访谈者的数量与访谈时间由各该国研究者依国情判断,大体根据各国中国研究的发展状况决定。访谈者的选取不采随机抽样,依照三个原则:选择研究机构或教学机构的负责人,选择资深研究教学人员,选择有人推荐引见的研究教学人员。移民数据力求数量化。经贸数据包括数字数据与双边经贸会谈相关讯息。关于各国研究方法的变迁,同时仰赖三个来源:既有文献之分析、受谈者的评估、研究团队的分析。

十二、流动中的中国研究典范

    中国研究者即将面临革命性的冲击,尽管这个冲击在多数中国研究文献中还未展现,但冲击已经出现在一些其它的研究领域中。对整个社会科学界而言,九零年代以降浮现的认同问题,以及相伴随的流血冲突,无时无刻不会成为人们身边突如其来的威胁,这些基于身份政治的能动力,绝大多数与历史移民及当代移民有关,因此移民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内涵,恐将逐渐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问题意识来源。中国研究面临的移民现象,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身上都看到,因此某种典范转移的趋势已经极为明显。不同于过去典范转移之处,转移的压力不来自于既有研究议程(包括问题意识、方法论)处理不了生活世界中的现象而已,同时在于因为研究者对自己身份有了重新体认,或产生了新的身份意识,或失去了原本对身份所具有的安定感。这种源于研究者身份流动而出现的典范转移,是本体论层次上的根本变动。

所以,中国研究者对知识的反省,正开始往不同层次蔓延,及于线性史观与多元史观之间的取舍,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两种反省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萌芽,并在世纪之交发展成对普世主义人权观正当性的辩论,且与政策界的关切有所呼应。这些反省背后所预设的主客二元对立与知识作为主客之间媒介的主张,已经在若干社会科学次领域中爆发。中国研究者也应该认真检讨,到底自己所生产的知识,是否为无本体论者的信仰那样,是与研究对象相互构成的,即理论既建构了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而具备中国身份者实践、服膺也引导了知识界的理论。

    *本文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大陆研究方法与成果”研讨会论文,2003年4月。


【注释】

{1}比较接近的尝试,参见David Shambaugh, The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93);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所以即使认清了所谓中国疆域之内的庞大差异,却对于中国这个范围本身没有质疑,其实,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中央的同义辞,见William G.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即使旨在解构时,中国仍然是本体上的预设,如David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4);另参见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 2 (1984); R. David Arkush,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1). {4}见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Guo Jian “ Politics of Othering and Postmodern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tcolonial Studies 2, 2 (1999): 213-229. {6}见Robert Weller,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Merle Goldma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参见David Campbell and Michael J. Shapiro, Moral Spaces: Rethinking Ethics and Worl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8}参见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the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9}参见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从而发展出多地点(Multi-site)研究方法,参见George Marcus,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参见Tani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2}参见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n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ih-yu Shih,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to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2). {13}参见Lily H. M. Ling, Postcolonial Learn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Conquest of Desire (London: Palgrave, 2001) {14}参见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故不同价值的社会得到知识的途径有异,但仍皆属于客观知识的一种呈现,参见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radi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16}包括René Descartes, Thomas Hobbes, David Hume, Immanuel Kant与Karl Popper。此外,根据Werner Heisenberg(海森伯格)的“不确定原则”(uncertain principle)及Niels Bohr(布尔)的“互补原则”(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y)所发展的量子机械体系的未决定性原理,物质无法同时拥有确定的位置及确定的运动量,因二者的特性是随时相互影响的。由此,海氏及布氏建议未决定性是所有现象的特性,但此只在次原子层次中较为明显。同时,他们发现,在研究次原子层次的现象时,研究行动是不可能不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而且所观察到的结果是“被观察现象”与“观察工具及模式”交互影响的产物,因此这个观念打破了科学家可以置身于其研究现象之外的想法,科学家并不能自研究结果中发现外在客观的知识,而是发现自己参与外界互动后的知识。因此,由研究所得之科学知识是同时有关研究者,以及他所研究现象二者的知识。夏林清、郑村棋(合译著),《行动科学──在实践中探讨》(台北:张老师出版社),页8-9。 {17}关于人权的研究最容易是如此,例见Peter Van Ness (ed.), Debating Human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1999); James A. Seymour,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1981); Ann Kent, Between Freedom and Subsistence: China and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 10 (1982). {19}Harry Harding,“和何汉理对谈‘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民83.4)。 {20}例见Warren Kuo, Analy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66). {21}Kuo Tai-chun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22}中国身份者研究民族主义时最尴尬,将之视为一种反映与反应国际的政治现象最能满足客观主义的要求,例见Yongnian C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关于过去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知识生产,例见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关于四九年之后的中国人的中国知识,例如毛泽东对中国的见解,参见Kuou-sin Chang, Mao Tse-tung and His China (Hong Kong: Heinemann, 1978). {24}参见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见Chih-yu Shih, “A Postcolonial Approach to the State Questio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 7 (1998): 125-139. {26}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27}参见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vember 1993): 923-936. {28}坚定的立场见于Lucian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另见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 {29}强行翻译的结果就会被视为是伪装,见Lucian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69, 4(1990): 56-74. {30}有关辩论请参见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0); Michael Jacobsen and Ole Bruun,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 Contes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0); Daniel A. Bell, East Meets Wes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见费孝通等(合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9)。 {32}故谓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例见Robert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33}例见Bruce Mazlish, Revolutionary Ascetic: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Typ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另见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4 (1987): 944-974. {34}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35}例见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Kevin O'Brien,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ven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Hobart Paper 94,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Norfolk: Theford Press, 1982). {36}James Peck, “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 1 (October 1969): 59-69. {37}参见Ramon Myers and Thomas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s: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 2 (1980): 87-114; Franz H. Michael and George E. Taylor,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Hinsdale, Ill.: Dryden Press, 1975) {38}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39}中国的商品化不见得带来近代化,扩张的公共领域未必会赋予公民更多权利,法制的建立也不等同于自由权的保障,见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 3 (July 1991): 299-341. {40}Susan Naquin and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1}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译),林佑崇(台北:国立编译馆,民88)。 {42}例见Hung-chao Tai (ed), Confuc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riental Alternative?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9); Ronald Dore,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eter Berger and Hsin-huang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Model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43}参见Thomas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另见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44}即使是黄宗智这样对近代化概念高度警觉的学者,他的问题意识仍不脱中国为什么生产率不提高或人均生产量有提高,以及这些生产函数的变化算不算近代化的发生,见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5}参考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46}参考Chih-yu Shih, “New-i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Studies: Reflection on Literature with a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nglish Work by Chinese Writers,” The Journal of Post-communist and Transition Studies 15, 2 (June 1999). {47}例见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Yasheng Huang, 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8}例见David Granick,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A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Keun Lee, Chinese Firm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Agency Problems in the Reform Era (Armonk: M. E. Sharpe, 1991). {49}例见Jean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Dali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50}例见Keith Griffin (ed.),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London: Macmillan, 1984); Yu-shan Wu, Compara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Mainland China, Hungary, the Soviet Union, and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1}例见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M. E. Sharpe, 1990), Ch.1; 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vi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Ramon Myers, “Wheat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74 (June 1978): 297-333. {52}两条路线的代表作是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三条路线的代表作是Dorothy Solinger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Westview, 1984). {53}例见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4}例见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55}见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56}参见Mark Seldo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ean Chesneaux, Francoise Le Barbier, and Marie-Claire Bergere, 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 (trans.), Paul Auster, L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 (Hassocks, England : Harvester Press, 1977). {57}参见John G. Gurley, China's Economy and the Maoist Strate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Victor Lippi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87);Samir Amin, The Future of Mao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John Collier and Elsie Collier,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58}中国大陆学者在一九八九年后提出大量阶级史观的分析,这些文献之回顾见于Chih-yu Shih, Collec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5. {59}Angus McDonaald, Jr., “Wallerstain's World-Economy: How Seriously Should We Take I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 3 (May 1979). {60}参见Christopher Chase-dunn (ed.), Socialist States in the World 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61}详见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 (Jan-Mar, 1997). {62}参见Anne M. Bailey and Josep R. Llobera (eds.),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63}见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A. McClintock, A. Mufti and E. Shahat (eds.), Dangerous Liaisons: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64}参见Jan S. Prybyla, Reform in China and Other Socialist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for the Am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 Lanham, MD :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Victor Nee, “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1989): 663-681. {65}见Jean Oi, “Rational Choice and Attainment of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Countryside,” in D. Goodman and B. Hooper (eds.),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64-79. {66}例见Andrew Walder, “Evolving Property Right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 in Goodman and Hooper. 即使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经由引介个人需要的观点,而接纳个人主义方法学,参见Zhang Boshu, 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67}Brett George Sheehan, The Currency of Legitimation: Banks, Bank Money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ianjin, China, 1916-1938,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68}B. R. Tomlinson, “Productivity and Powe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Agriculture Performance in India and China, 1900-50,” in J. Janet, H. Harris and Cc. M. Lewi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5). {69}既有历史的条件可以用小区或空间的特性来表述,见Jay Chih-jou Chen, Markets and Cliente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2). {70}参考Kuen Lee与 Yu-shan Wu. {71}例见J. Ho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levision i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Society, and Media Since the Reform,” Communication Abstracts 23, 1 (2000); Feng Chen, Joseph Fewsmith,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72}寻租是最重要的指标,见Ting Gong, The Politics of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stport: Praeger, 1994); Ting Gong, “Dangerous Collusion: Corruption as a Collective Ven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5, 1 (2002): 85-104; Xiaopo Lü,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mes Acheson,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Rural China: Is the Involution over?” in J. Acheson (ed.), Anthropolog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73}参见Shambaugh. {74}见石之瑜、黄竞涓(合著)、“免国于患者行其下:第二轨道外交背后的国家社会论述”,《政治科学论丛》 11。 {75}参考邵宗海,《大陆“台湾研究”之研究》(台北:国家科学会社会资料中心,民85);包宗和,《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内容分析及比较研究》(台北: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民82)。 {76}参见Kuo and Myers. {77}见蔡政文,“召集人序”,于吴玉山、林文程、江水平(合着),《后邓时期对大陆及台湾的震荡》(台北:财团法人国家发展研究文教基金会,民84),页XI-XII。 {78}参见Madsen. {79}参考石之瑜,《大陆问题研究》(台北:三民,民84),页227-232。 {80}华裔美籍教授赵全胜多次在不同研讨会中口头报告此一现象。 {81}比如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华人政治学家论坛,网址:www.inta.gatech.edu.china。 {82}程念慈,“中国大陆研究的感性思索”,《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民83.6),页17。 {83}例见叶启政,《社会学与本土化》(台北:巨流,民90);杨中芳,《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台北:远流,民90);石之瑜,《政治学的知识脉络》(台北:五南,民90)。 {84}参考李英明,“后现代与后殖民语境下的台湾社会科学的出路”,辑于李文志、萧全政(合编),《社会科学在台湾》(台北:元照,民90),页39-57。 {85}见石之瑜,《后现代的政治知识》(台北:元照,民91)。 {86}参考徐振国,“政治学方法论偏颇发展的检讨”,《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二期,2002年9月,页123-178。 {87}最明显的是,近十年来对于乡镇村级的研究近乎泛滥。 {88}例见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Larry Diamond and Ramon Myers (eds.), Election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9}参见李希光,刘康,《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台北:捷幼,民86)。 {90}见石之瑜,《中国文化与中国的民》(台北:风云论坛,民86),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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