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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消费 分离的消费者

——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工程视角解读《消费社会》

陆 丹

【内容提要】 说社会财富增加,并不排除中国地区和城乡间显见的不均衡,但消费社会的关键因子即客观文化的自在性、媒体广告的符码力量,显然能够逾越这种差别,已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意味,在中国,人们都为物品的符号价值所左右,都在消费中界定自己的身份,都同为波德利亚式的消费者。

  说社会财富增加,并不排除中国地区和城乡间显见的不均衡,但消费社会的关键因子即客观文化的自在性、媒体广告的符码力量,显然能够逾越这种差别,已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意味,在中国,人们都为物品的符号价值所左右,都在消费中界定自己的身份,都同为波德利亚式的消费者。

    消费社会理论大体于本世纪初传入,与其倍受中国媒体、文艺领域青睐相比,社会理论界对之却颇为淡漠。究竟是何缘故使然,需要我们回到消费社会理论本身。作为后现代理论名家,波德利亚的《消费社会》阐释了西方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工业化早期迥然不同的特质。简单地说,因为消费在整个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人们已经进入一个共同的消费社会。

    与直觉一致的方面:今天国人一样能感受到波德利亚所言的消费社会在本土的强大力量:在市场主导的经济,生产跟着消费转,消费不再是资本以外的东西而是生产力的延伸,是消费结构决定着工业发展;随社会整体财富增长而来的普遍温饱之后,收入的富余部分被大量用于直接消费;人们拼命工作也玩命消费,时尚“花明天的钱”已远远超过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局面的信任,而变为消费者自身难以抗拒的需要;工业化进程更加剧历史既存的地区、城乡差别,但消费理念却能渗入不同地方、不同人群,使大家共享着后现代的成果——共同地消费。

    但是,消费概念中关键的部分却有违直觉,波德利亚告知:引导生产的消费并不是消费者的作用,而是媒体、广告的影响。当人们自信地选择自己的吃、穿、住、行的消费方式,以为这是自己个性方式所决定时,实际上却是受着媒体、广告的明指及暗示,即人们所消费的不同款式、不同价格的物品是因为它们分别标志着由不同职业、不同人群所使用,所以,人们就是通过消费不同的物品来界定自己与物品相符的身份。但是,“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它甚至更加剧了分化”(波德利亚,2000:45)。“人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消费的东西,他们消费的就将自己与某种类型等同而与其他人相区别”,人们现在消费的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通过消费不同的物品,一种分层化的社会开口说话”(乔治·瑞泽尔,2003:110)。

    尽管波德利亚是后现代大家,但《消费社会》基本还在马克思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内言说消费的重要性。如果追问早时边际效用理论强调“物的使用者才是物的价值的裁定者”之论点,何故到波德里亚成为经济、社会总体特征,何故物品符号价值在其中开始成为决定性的角色,那么要看到,在马克思与波德利亚之间隔着齐美尔、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作用的揭示。

    从学理线索看,齐美尔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交换结构越来越复杂,个体心智已无法对付客观文化不断扩张,便只能远离它而发展自己个体文化(齐美尔,2002:367-368),当“货币经济”超越工业生产王国而进入符号和流通组成的世界,其结果就是,从主观文化中独立出来的客观文化具有了自在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文化产业作为商品来销售和生产,是与内在美学价值无关的产业化的文化(尼格尔·多德,2002:70),即文化已商品化。显然,从客观文化有自在作用和文化已商品化,到物品被媒体、广告(文化在现代最重要的大众表现形式)符号化之间,仅咫尺之遥需要波德利亚迈步。

    从社会生活看,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1997:)中呈现:新产业、新技术、新职业、新阶层在上世纪后半叶大量出现于北美、西欧,即信息、通讯、服务、媒体业占了其经济主导地位,这个特征正契合上述理论所称客观文化登上社会舞台中心的概括,而这又与波德利亚力言要避免“将文化当作经济滩头堡浪花四溅的拍岸浪”、应正视消费社会中符码的力量是一致的。

    一个消费的社会,看似因为富裕而丰盛的社会。而丰盛曾被认为代表着催生工业化的科学与技术的历史功绩,代表着西方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至上精神的胜利。看起来,西方社会理论关于现代良好社会的目标就此达成,而非西方文化若顺其逻辑,则也可享受普适的理性成果——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如开始于严复、胡适、殷海光等对自由主义的孜孜以求,以及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就透露出这样的偏好。

    然而,波德利亚却断言:“在我们这个富裕社会里丰盛已不存在”,“在这‘区分性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的比较的时候被相对化了” (波德利亚,2000:57)。此言何意?其指消费社会使人“永远的被迫消费”,个体永远只能相对拥有,差别永远存在,并且扩大。所以,“增长不是民主”(波德利亚,2000:55-57)。恰如其它后现代理论认定的,现代性的富裕成果并不代表理性可靠、万能。相反,理性的工具理性方面,早像韦伯所述的科层制,其“铁笼”一如马克思揭示的“物化”,极大地限制人性潜力。因此,良好社会绝非物质财富增长的理逻辑必然,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也并不等于所有成员都获得相应利益,共同消费与同等身份相歧,“消费是一个等级机构”(波德利亚,2000:46)。

    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沮丧的结论。因为,诸多中国学者在体会先人于文明碰撞的失落之后,已经大略明了财富在文明对话中无可置疑的分量,因而生发物、器、技、教育、政治、经济、儒学文化皆不如人的反思,这种怀疑,最早可追溯至晚明西方天主教传入引起的思想界思索,而整个一部近代思想史则于忧患与诘难中归因科学技术从而也是归因现代性、理性的神力,归因我们悠久文明的缺憾在向现代性转型中的先天不足。 

    事实而论,是新中国真正开始了有计划的现代性工程。立国后社会普遍享有因消弭战乱、贫困而在安心生产和生活意义上的确定性,恰如吉登斯所言,随着现代国家权力转变才导致计划的社会变迁(吉登斯,1985)。当然,长期的承诺、长期地努力过后依然存在的贫困导致社会积蓄不满,而这则直接催生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也导致现在社会财富的增加。

    在此,需要理解的是:说社会财富增加,并不排除中国地区和城乡间显见的不均衡,但消费社会的关键因子即客观文化的自在性、媒体广告的符码力量,显然能够逾越这种差别,已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意味,在中国大家也都为物品的符号价值所左右,都在消费中界定自己的身份,都同为波德利亚式的消费者。

    然而,波德利亚的洞见更在于:在普遍以消费形成身份认同时,消费社会预示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层、分化。由此,我们应不奇怪当代在西式理性话语之下何以总有特定人群的影子。在一个因富裕而分层的社会,理论论争并非总以总体为标的,人们消费(言说)某种话语也就在消费(认同)这种话语的符号,同时也就是在认同与此话语符号相一致的身份,认同自己归属的群体、阶层及其价值取向。

    终于云开,共同的消费,其实是分层的消费。

    然而,远不止于此:这分开的阶层加大了等级差距,不平等理应在题内,但是,各阶层却并不像马克思式 “无产者将凭着国际歌可到处找到自己的同志” 的预言,消费者凭品牌划界,但在层级内却没有团结行动。波德里亚论断:“消费系统不仅具有控制性而且还有助于阻止马克思曾经期望的那种集体革命行动”(瑞泽尔,2003:113)。比如中国,因体制转换、利益转移而来的社会分化,已形成越来越多的阶层。但是,由于消费物品,“它将消费者们集体地指派给一种符码,而且并不会因此而引起集体的团结”(波德利亚,2000:79)。

    消费社会的消费者被聚集了又被分离,此何言哉?也许,我们需要先越过波德利亚,回顾社会理论的一段历史。

    早期经典社会学发生时,正逢西欧社会转型,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隐藏了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克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似乎是人类本能,在人类早期,宗教、哲学于此发挥了作用。至19世纪西欧社会转型,工业的巨大需求导致人以科学待不确定性。追求确定性和科学实证方法共生了社会学,而社会学则自然首先困惑于:因产业变化、职业分化带来的大分层,及其所伴生的更大的不平等。 

    为解此困局,马克思提出改变资本主义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结构性矛盾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的命题;而韦伯却看到与工业化进程俱来的人们自致性身份在社会团结中的崭新意义,他认为:条件和地位的相似性并不自动保证行动一致性,一致性需要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对手及形成团结的技术。而这些需要利益群体成员之间紧密的联系与长期接触(鲍曼,2003:102)。换言之,需要存在斐迪南·滕尼斯式的共同体。

    滕尼斯解局的方法是,他用人类长期生活的共同体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对立。共同体形态即人们长期亲密的共同生活,其中相互“默认一致”是个体团结成共同体的条件(斐迪南·滕尼斯,1999:70-71)。

    但是,在消费社会,这种共同体却大有可疑。左克·杨认为“正是因为共同体瓦解了,身份认同才被创造出来”。究其成因,鲍曼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韦伯式“铁笼”变成“一连串棉絮式的壁垒”(鲍曼,2003:56,53)。而这,正应了布迪厄的洞见:永恒的不确定状态。且这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支配模式的一部分”(亚利克斯·卡利尼克斯,2003:16)。

    这种既非强力、财力又非法力的支配模式何以可能?要解此套,必要重回波德利亚,因为消费符码是消费社会的“影响结构”。恰恰是这种新型的“影响结构”,使得在这种“并非有意施行的权威中”,转让权利者相信服从这种权威对自己有利(詹姆斯·S·科尔曼,1999:105-106)。简言之,消费者认为服从消费符码支配对自己有利。这里最重要的是,服从符码而换得利益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消费者个体,在消费时代,经历了现代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人已经同时经历了私有化与个体化的浸泡(鲍曼,2003:138)。在此,个体已经被迫更多独立承当责任,更多以个体化方式行事。

    一言以蔽之,在共同的消费社会,再没有共同体,有的只是相互的分离,有的只是分离的消费者。

    这会令人尴尬,他们的社会设计正受到消费社会质疑,因为他们可能都误会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特质。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将发现自己寄予厚望的中国中产阶级——一个突生的富裕阶层,他们通过各自接近权力资本的方式获得各自巨大成功,这决定了他们经济前卫政治上必然后卫(陆丹,2004 );新左派则将发现自己关心的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因遭受不公而落入底层,但却既无运动激情也无投票责任感。无论哪个阶层的个体,都只愿意以个体化的方式行事而不依靠群体的团结,尽管弱势一方并无个体化自足的能力。显见,他们都身不由己地被消费社会的符码左右,都在跨越各自所处阶层而以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处世。

    往远处追究,自由及其要求的权力制度生于何处?在阿克顿看来,西方的公民自由是随着封建化进程威胁到基督教教会的独立、双方历经400年冲突、为争取民众力量而互以自由为允诺才开始的,自由不是其冲突双方的目标而是其手段(阿克顿,2001:34)。阿克顿核心思想之一是:“自由所要求实现的是限制公共权力”,但他同时指出自由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必导致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提供组织手段,使自由得以维持”(阿克顿2001;P,248-249)。

    恰恰是这个核心推论会让人失望:在当今中国,因为分化、分层而绝不缺乏自由得以限制公共权力所需要的“多样性”,但却没有了使自由得以维持所需要的“组织的手段”。因为个体化过程、因为消费社会,已经使具备马克思式命题、韦伯式团结、腾尼斯式共同体不复存在,更谈何组织手段。同样,关心平等的任一法兰西式民众运动方案,也都将遭遇没有了共同体后分离的个体的冷遇。

    我们赞叹阿克顿睿智:观念是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黑格尔的“保守”:哲学是后来的,是果不是因(约翰?麦克里兰,2003:571)。如果我们明智,那么波德利亚关于消费社会的见识,应该是决定中国未来现代性未竟工程,即社会计划方案可能走向的一个不可绕行的所在。

参考文献:

波德利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

齐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Polity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出版社,1999;

亚利克斯·卡利尼克斯:《平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陆丹:《社会》2004,12

阿克顿:《自由的历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