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04年第6期 >> 正文

熬成传统

——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

刘 东

【内容提要】 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样的态度。

 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样的态度。


  坊间常摆着我主编的各种书籍,显得我很像个出版家的样子,甚至还造成了一些可以理解的误解。然则屈指数起来,其实挂在自己名下的丛书并不算很多,只不过这些套书往往都拖得时间较长,份量也往往都比较重,不觉也就在书店里沉淀了下来。

    缘此我也就应当解释一下,这类编辑工作到了我手里,为什么会拖得如此旷日经年?主要是因为,也许跟别人稍有不同的是,我从一开始就对编选内容有两点基本的要求。其一,是要能够做到“朝花夕拾”。也就是说,我不会只缘一时兴起想起某个题目,就拉起丛书的大旗去专门组稿,因为那样拍脑袋做事,往往会落得“有名家而无名作”,就像我早先在一些丛书编委会所看到的那样。只是在眼睁睁地看到已有许多成果可供采撷、又迟迟地不见有人采摘的情况下,我才会动念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新的系列;而这样做的惟一理由又在于,若想零零星星地向出版社推荐选题,所碰到的阻力其实远比主编一套丛书大得多!

    还有其二,是要能抓住某个足以引诱我的“知识增长点”。也就是说,不单要看到许多现成的学术著作,还要看到许多仍然在做学问的人,而且这些人还正共享着某个使我感兴趣的问题域,才能激起我创办园地来专事介绍的愿望。因为由此编出的丛书,就有可能展现一个活动的知识领地,甚至有可能引进一种活生生的学术传统,而它所传递和创造的知识,也就不会是某种由上帝喻告的决定性真理,而毋宁是某个尝试、闪失、修正和逼近的过程。

    这些话随便说说并不难,但真要打算为一套这样的丛书操劳,却不是很容易下定的决心——它要求你十几年如一日的责任心,即使不是完全豁出命去,也要把相当一部分生命力投入进去。人们常爱说“万事开头难”,其实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仅仅开个头还不算很难,那时候你还有新鲜劲,还有兴奋感。真正千难万难的,是到了需要你不断抖擞精神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地沿着自然数列机械爬行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这套书最终出版了27本还是28本,究竟还能对你有多大的差别,值得你为山积在案头的稿子没日没夜地苦熬?这便很难说服你自己了!《诗经》上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正说明那种讲得热血沸腾的“韧的战斗”,其实是跟人的自然天性满拧着劲儿的。

    另外,主编一套这样的丛书,由于不可能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于当事人的德性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必须充满友善、同情、宽容和忍耐,学会“行船能使八面风”,更必须在出版界真正找到足堪托付此项长远事业的道友。要知道,学者和出版社尽管从来也不可能相互脱离,但前者所遵循的却是学术逻辑,如果完全顺着性子就可能“和者盖寡”,后者则必须遵循市场逻辑,要是完全由着劲来就可能“其俗入骨”。所以,学者和出版家真正可能共享的合作空间,惟不过是双方在某一瞬间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而这也就意味着,双方的合作越是短暂,这种平衡也就越容易掌握,时间越是拖得久长,人事和市场等方面变因就会越多,离心力也就会越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八十年代以来的大多数丛书都难以为继。不提到这一层,也许外间就不大容易想象,《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五年,这会是一条多么漫长而艰辛的平衡木!

    正如读者们所周知的,虽然冠名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但我们这套丛书十五年来着重介绍的,主要还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毕竟世界上五分之四的汉学家就生活在那一个国家。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学术传统呢?

    光从人头上数,那也已是一支经过费正清、列文森、史华兹、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施坚雅、周锡瑞、宇文所安等几代学者的接续奋斗和惨淡经营、目前总数已达数千人之巨的庞大研究队伍!更何况,我们这边的生力军还在不断地通过考托福的渠道想方设法地加入进去!正因为这样,每逢亚洲学会召开年会,人们简直就像走进了众声喧哗的学术超级市场或人才交流大会,往往需要许多个分会场从早到晚地齐头并进。再加上,美国人在地理上撒得非常开,汉学家们自己素常都难得见上一面,所以尽管这些职业化的学者保持着相当的阅读量,足以追随本身专业领域的发展,但连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很容易从总体上把握住整个汉学的进展。

    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虽然我们这边的学者一旦研究到了某种深广度,总要去了解他那个学术方向的国外进展,但如果要求他们从总体上把握住整个海外汉学的学术进展,哪怕仅仅只针对美国这一个国别而言,恐怕都会成为根本办不到的苛求。也许你刚刚查着字典读完了一本书,人家就又飞快地写完和出版了十本书甚至一百本书!所以往往是旧的发展还未追踪到,新的动向早已萌发了出来。为了应付这种知识爆炸的局面,我们已经开始在北大比较所专门培养研究国别汉学史的博士研究生。这种知识的次生过程,就连说起来都有些绕口:先是美国为了了解中国,而培养了自己的中国通,后是中国为了了解别人对中国的了解,又开始培养通晓那些中国通的通才。不过,我们也可以由此见出当今国际学术交流的密切程度和循环往复。

    在要求专门化的现代性压力下,即使被迫放弃多年来杂览的积习,那么我退守的专业也首先是比较美学,而如果天年还允许我更进一步,则我的专业或许就能扩展到文化哲学。所以,尽管也曾有人背地里讥讽我是“汉学家刘东”,但那不过是燕雀之言,其实我本人是既没有也不想去专门对付海外汉学的。即使眼下一时间还显得对于美国汉学界的情况稍微知道得多一些,那也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来碰巧一直在主持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而这套丛书又碰巧是国内在这方面最卷帙浩繁的翻译项目。十五年来的咬牙苦熬,不仅使我们已经熬出了60种已经拿出的出版物,还使我们快要熬出了另外30种。即使只是业已积累下来的中文译著,也已足够同学们畅读一气把握大要了。所以,尽管我们当初并未有意识地这么做,但这个新开出的专门化方向,却可以说是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

    这样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不仅能满足读书渴望和知识兴趣,实际上也是下一步发展所特别急需的。作为当今地球上惟一现实的超级大国和惟一潜在的超级大国,也许再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比中美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持久的重要性和更深远的历史效应。由此就不难想见,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那边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样的态度。正是为此,我对新近招收进来的博士生讲,虽然我本人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你和你今后的师弟师妹却应当是和必须是;你们将来必须对本专业熟悉到这种程度:到五年以后竟可以如数家珍地反过来教我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尽管学术界也许受台湾的影响,在“汉学”一词的应用方面不无歧义,但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现代汉语词汇的语义很简单,无非是一门“外国人用外语来研究对于他们而言乃是外国的中国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种引进才自有它的意义,才能向国内读者源源不断地译介既显得熟悉(因为它论述的是中国问题)又显得陌生(因为它采取了异样的论述方式)的、足以拓宽我们学术视野的鲜活学术传统。

    实际上,即使天底下只存在我们自己的国学,所谓“中国性”也不会是恒常久不变的,因为中国文明的自我意识本身就在缓慢地漂浮着,并且这种漂浮本身也构成了中国主体性的变数之一。然而,海外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特别是中国大陆近些年来的汉学热,却为“中国性”往常的“自然漂浮”带来了一个定向的推力,从而对于国人的心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实追到根子上,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各不相让的争辩,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它们各自的汉学源头。或许,当代出洋学生朝向国内语境的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种种折射,会成为下一代跨文化研究家既丰富又有趣的话题。不过对于活在乱糟糟的当下、急于抓住知识确定性的人们来说,恐怕宁愿不让命运来幽自己这个默。因为“中国性”的相对化甚至虚无化,几乎使得判定任何有关中国的是非都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几乎已从总体上导致了中国知识界的瘫痪,无力就任何迫在眉睫的挑战达成哪怕最基本的认同。

    因此,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在这里,启发和颠覆、深化和模糊,肯定是同时并存的。正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及其他较小规模的丛书所引进的有关中国的某种另类学术话语,把我们对于生于斯养于斯的母文化的理解,放到了由国学和汉学反复对话所造成的方生方成的过程中。而面对这两种并长争高的学术传统,使我们更突出和更直觉地看到了文化互动的持续作用。不管情愿与否,今后我们对于母文化的自知,都势必要建基于由它们两者共同造就的话语竞争场之上。另外,凡是意识到了这种当代学术之严峻境遇、而又不失学术研究之道义前提的人,也都免不了要采取某种“横站”的姿态,同时向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发出双重的挑战。

    人生本来都是一种危险的平衡,而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所幸的是,我们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至少还有可能被指望是无限伸延的。也就是说,恰在我们不断失去又找回平衡的过程中,冒着堕入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构成了我们认同和对话基础的那个中国性,作为我们意识的主动构成物,又的确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跨界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又恰是在这个漂移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也就有可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而并非仅仅表现为某些学术游戏。

    这套丛书,也许会在编完整整一百卷以后宣告大功告成,也许会换上学术生力军来继续主持,一切都要看将来的发展和机缘。不过,不管我们自己会做什么样的抉择,我们所译介的这个知识领域本身却仍会顽强地延伸。要知道,令人敬畏的学业本身当然是不会衰老的,真正会衰老的只有我们自己。这正是人生最可嗟叹的地方!——面对着这样一套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我从一个年轻的博士生,编着编着就已经人到中年了,而我在出版社那边最主要的合作者周文彬先生,更是编着编着就已经面临退休了!

    说到这里,并非为了客套,我要真挚地为出版社的先生们说几句话。江苏人民出版社跟我的长期合作,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寻常我们总是看到:上面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下面往往是为官一任热衷于一种政绩。如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遭遇到了这样的恶劣政治文化,则它的命运就相当危殆了,就不可能向读者奉献这许多书了,因为在它生存的这十五年间,光在出版社那边就曾有过多次的重大人事更迭。然而,主要还是由于南京那边的编者首先就是读者,而且是真心爱好读书的风雅读者,所以即使在出版形势相当不好的时候,他们也终究割舍不下这项享有清誉的文化事业。恰恰相反,如此这般年复一年地出书,不仅没有使得我们像其他合作伙伴那样渐行渐远,反而使我觉得在那边朋友越交越多,工作得越来越默契。

    说句心里话:读书人总是跟给正规机构打交道的,不管是官府的印把子还是市场的钱串子,总叫你浑身不那么自在。不过,要是为了创造机会跟大家分享好书,非得从书房里被逼出来不可的话,我个人却更宁愿去跟市场打交道,因为那中间就算同样反映了人性的弱点,也相对更容易理解和原谅。记得有一次从《中国学术》讲坛上下来,葛兆光兄曾经跟我打趣,说我生性就喜欢掺乎事儿;我也马上向他分辩道——可我只愿意掺乎民间的事儿,从不掺乎官方的事儿!当然,作为民间机构的出版社,也不是运作在真空里,免不了要让你分担经济压力。不过谁要是不乏耐性和定力,他最终也许就能像我跟江苏人民出版社这样,在学术和市场之间磨合出一个相对的契合点。

    还有一句心里话:其实编书编到这个功夫,内心中已是苦不堪言了,基本上是再无任何快意。不单如此,我亲手设计和主动背负的这些个公益事业,还总是紧紧地包围着我,使我反而只有在能够暂时摆脱它们时,才能在写作中真正获得创造性的欢悦!所以,即使我一时间还舍不得放弃这些事业,甚至还刚刚草创了一个尚待择日公布的丛书,那也并不是因为它们还能为我本人带来任何好处——看看眼下这种刻意模仿现代西方的、完全基于个人本位的学术验收体制吧,它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到超出一己之私的任何学术努力!毋宁说,那只是因为我对这些事业充满了敬畏,对它们所展示的人类文化过程充满了敬畏。毕竟我已经过了只凭兴趣和快感行事的年龄,所以现在也惟有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相信——只能照这般苦苦地熬下去,我们方能真正为后人留下一点什么。

    针对此类话题,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机智而有趣的比方,看看我现在还能否把它复述精确:一个人如果顺手抄起一杯咖啡,那么这场景似乎是在提神;如果他把这杯咖啡整整端两小时,那么这场景似乎是在失恋;而如果他能把它整整端上几年,那么这场景已经等于是一尊文物了!

    因此,即使眼下这种呆若木鸡的状态,已经使自己如此肌肉僵硬腰酸背疼,还是继续咬紧牙关去做木鸡吧!我曾在别的什么地方说过,当代中国最大的麻烦之一,就是几乎什么传统都没有剩下,更没有剩下对于传统的敬畏之心。然而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当意识到,越是那种散文化的晨钟暮鼓的日常功课,就越需要我们战战兢兢的保守护持,既然它已经有可能逐渐成长为新的传统。同样因为如此,我们还应当意识到,这反而恰恰是一个容易焕发历史主动性的时代,是一个传统有可能在我们手中呼之欲出的时代。你看,甚至就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项仅仅只有十五年经历的小小事业,都已经被看成了某种传统的优势项目!

    于是,木鸡也便有了木鸡的信条和哲学。我最近就在课上和课后反复申说这样一个命题:其实历史没准主要是由傻子们创造的。——真的,精明人正因为太精明了,太善于趋利避害了,他哪里还愿意咬定什么青山,哪里还能创造什么历史,他只会被历史本身所创造罢了!

    *本文原是为了祝贺10本汉学著作的重印而于2003年8月11日在上海全国图书订货会上的专题发言,会后作者对之又有所增补和发挥。这10本书的题目分别是:

  《儒教与道教》,【德】韦伯著,洪天富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

  《中国的现代化》,【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美】柯文著,雷颐等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布迪、莫里斯著,朱勇译;

  《佛教征服中国》,【荷】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美】艾恺著,王宗昱等译;

  《中国政治》,【美】汤森、沃马克著,顾肃等译。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