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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构与博弈

——当代中国农村组织的研究与建构

李远行

【内容提要】 农村组织研究的重点是从群体行动层次(即组织)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和国家体制力量的博弈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借用,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农村组织的基本性质和目前中国农村所处的历史位置的定位,拟定农村组织研究和组织建构的方向。

一、农村组织研究的意义

    农村组织研究的重点是从集体行动层次(即组织)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和国家体制力量的博弈关系。农村组织研究的特点在于瞄准行动者和行动机制,以农民的组织行动为分析单位②。农民的组织行动与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个体动机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农民的社会地位,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民以村落为中心幅射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特征,都可以从农村组织形态中找到理论的生长点。

    例如,农民负担问题就是一个农民与地方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易问题,或者说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问题。博弈双方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博弈的结果。农民与地方政府组织的博弈中,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组织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暴力资源;而农民是分散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农民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交易成本极高,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组织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地方官员总会找到办法从农民那里攫取超过农民负担能力的财源,而农民却无力抵御。于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农民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程度和谈判能力,进一步说,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要降低,以便较容易地达成统一意见,形成能够与地方政府组织制衡的有效压力(党国英,1997)。

    再如农村地方行政管理问题。1978年以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仅掌握着农村的行政权和财政权,而且还掌握着从生产计划到生产管理以及成果分配的经济管理权。这种依靠行政手段的组织体系虽然不适合管理农村经济,但是耕地的集体经营和共同劳动强化了地缘关系,从而为村落社会的整合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农户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家庭的生产经营功能得到恢复,农户取代生产队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单位。村落组织则失去了管理农村居民的调控手段。特别是在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的地区,村级组织严重削弱。在农民阶层迅速分化的同时,由于地域社会没有形成新的整合基础,社会秩序出现失范状态。乡镇地方政权组织采取何种手段进行有效地管理,成为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

    还有就是村民自治问题。1949年以前的中国,势力强大的宗族具有祭祀祖先、提供日常生活互助、制约家族成员的行动方式以及共同防卫等功能。宗族集团在整合本族的生活秩序的同时,也维持了村落内部的地缘关系。人民公社时期,宗族组织被打破,宗族组织的功能为行政组织所取代。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后,一些地区的宗族组织恢复了原有功能,除宗族组织以外,“红白喜事理事会”也从行政组织中分离出来,恢复了纯民间自治组织性质,承担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等互助功能。村民自治组织形式一开始是对国家权力收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的填补,但很快就在国家的强烈推动下发展为功能多元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基层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有利于农村社区公共领域的生成,奠定了农村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基石,但其内生性(社会)权威来源和体制性(国家)权威支持决定了农村自治组织的双重品格:体制外权力来源和体制内组织形式。国家与农民就是在这一组织场域中相遇,纠纷与互动尽在其中。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塞缪尔·亨廷顿,1989, p427)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破坏了旧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新的权威结构和制度正在形成过程中,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中国农民在获得自主经营权之后,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认识到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的重要意义,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建设村民自治制度成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领域的重要任务。1982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建立村民委员会组织,取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大队。从1987年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到1998年颁布正式法律,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对于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和由村民民主选举的农村干部的主导性,提供了农村内生发展的组织条件。

    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也启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并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产生了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需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以及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人口流动将大量信息传播到农村地区,村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出现了多样化趋势,目的合理性因素增强,传统和情感的因素减退。重新认识地方文化、家族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寻求促进内发发展的文化动力,促进农村文化教育的成熟,对于重建社会组织和促进社区权威结构变迁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弗雷在1966年说道:“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Eduardo Frei,1966)可以看出,组织建设和组织研究既是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紧迫问题,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化之果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农村内部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制约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问题,解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有利于村落自立发展的社会组织。社会学家科尔曼曾指出,社会的原始基础正在消亡,如果社会科学不能指导新的社会基础的创立,社会则必然建立在根底甚浅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甚至重建社会有可能成为愚昧荒唐的行为。就如同缺乏力学理论而建造的摩天大厦,它不仅无法满足居住者的需要,而且终将彻底坍塌。其原因在于:创建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有关社会系统活动的知识,而且需要了解系统组成部分的活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科尔曼,1999)

    农村组织研究的另一层意义是对当前所谓“农民主体”问题的回应。因为,要让“农民”成为“主体”,农村组织的研究和建构恐怕是绕不过去的“坎儿”。主体是建立在与他者区分基础上的自我认知,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的建构能力。从规范的角度看,农民主体至多只是一种描述性话语而非规范性概念。“让农民自己说话”与农民是不是主体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农民主体这一描述更多地指称农民的话语权和治理权,也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无论是“教育”农民,还是让农民“自己”说话,或者农民通过代言人说话,组织成为农民行使话语权和治理权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基本方式。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细胞,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承认各类组织利益个殊性的正当性和他们之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多元化是其本质特征。不同于“主体—客体”架构中“我们与他们(他者)”的关系,多元化是“主体间性”架构中“我们与你们”的关系,是双方(或多方)同时在场(presence)的互动样态。这种规范的组织结构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却与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不相兼容。对当下社会性质的判断构成我们对农村组织研究和组织建构的前提。从规范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当下社会是“转型社会”、“现代化社会”(modernizing society),却不能说它是“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对于一个既非现代又非传统的社会,现代组织结构和传统组织结构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就是所谓“强势—弱势”、“上层—下层”、“中心—边缘”、“体制内—体制外”等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如此,使现代社会组织结构和传统社会组织结构都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从而只能在变异中谋求生存的空间。

    因此,认识农村组织的基本结构形态,分析国家政权组织结构与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关系,研究促进或阻碍农村落后地区发展的权力、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是农村组织研究的重要目的。

二、可以借用的理论资源

    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可以借用一些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资源。与此相关的理论中尤以“国家—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最为密切。“国家—社会”理论为研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而治理理论则通过对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解析,为国家与原子化的农民之间的互动搭建起一座以组织为中介的桥梁。

  (一)“国家—社会”理论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探讨权利的界定、分化、平衡和规范秩序的社会法则的变化。“国家—社会”理论的早期形式表现为“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分立。前者强调社会的自主性,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对于社会是一种限制性的力量,因而它的干预越少越好;后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认为它扮演着组织资源、推进发展的“行动者”角色。二者的分歧点在于国家或社会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方的制约,它们中间谁对社会变迁更具主导性的推进作用。“国家—社会”理论的近期形式则扬弃了其早期的分立样态,将国家与社会各自的行动理解为灵活的、反应性的,因而是互动的结果。认为国家与社会“双方具有各自自主的正当性权利,从而建立起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它们的分立、互动、谈判或冲突意味着权利的界定、变化或交换,更深层的,意味着规范秩序的社会法则的变化”。(张静,1998,p2)

    “国家—社会”理论描述的分立的、非集中化的权力关系结构为我们阐释农村组织的理想型结构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农民的作用不是历史预定的社会角色,他们的权力或大或小,主要取决于他们在与国家的博弈中对组织资源的控制。因而,农村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协作虽然离不开集权的国家政权组织,但农民个人和村落群体的自由和平等更依赖于那些培育局部自由并为个殊性利益的积极表达提供条件的保护性类型的社会组织。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村落社会是建立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然,这是基于西方“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所提出的理论架构。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鲜有提供这样的经验事实,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无论是通常所说的“家国同构”格局,还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并不存在如上述假定的对应式关系,而是一种上下包含的排列式关系。基于此,一些学者对于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准确性提出质疑。

    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社会”架构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阶级分析视角和“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的新的分析视角,从而有助于建立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改革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分化为“国家—社会”架构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域。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已迥异于传统的“家国同构”格局,也与西方市民社会结构有所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与农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利益分化,在多大程度上农民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而存在,双方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与磨合,各自的权利如何界定和表达,国家意志如何对农民发生作用,农民又是如何回应的,村委会的出现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对于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都不妨放到“国家—社会”理论架构下加以讨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丰富我们对诸如民主政治、乡村治理、农村政权组织与社会组织建构、农村现代化、农民负担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

    有鉴于此,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组织的考察大多集中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的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是受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管理形式,国家与农村社会高度融合,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不断对乡土社会渗透与控制的过程;另一种观点受格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这些地方性知识往往是与传统的血缘格局、地方宗族、宗教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乡土社会实现地方自我治理的形式。当前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讨论的意见分歧乃至相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对村级组织角色地位的模糊性有不同的认识(当前农村的村级正式组织一般分为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两种,然而这在大多数村落中是重合的,即职位互兼)。为什么对村委会地位角色会出现意见分歧呢?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于: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农村的最低行政组织机构是乡(镇)政府,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村委会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宪法对其功能的界定,执行的是行政组织功能,并且国家与基层社会对这种模糊性又都是默认的,所以村委会在国家行政组织与农村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活动空间(吴清军,2002)。

    值得注意的是,当使用“国家—社会”理论解释农村社会关系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官治”与村落社会组织的“自治”之间的权力冲突,而不是组织社会之间不同的规范或原则的冲突。如此导致将国家政权建设仅仅理解为权力扩张,而将“自治”理解为针对“官治”的事件,从而导致对国家政权建设单一的、以批判(而非解释)为目的的研究倾向(张静,2001)。这就有可能降低我们的多元敏感,成为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问题的障碍。

    因此,对“国家—社会”理论审慎地借用,厘清中国农村中国家政权组织变迁与农村社会组织变迁的关系,有利于寻求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规范性解释。

  (二)治理理论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governance)一词。该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它新的含义,使它不再只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研究治理理论的学者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治理意味着社会管理者不仅仅来自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还包括体制外的民间组织、私人组织及各种合作组织;(2)治理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它与政府在特定领域中合作并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体制内权力权威,政府有责任使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斯托克,1999)

    治理理论强调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和互动,将体制外组织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分析框架。我国历来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要改变这种状况,顺利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就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因此,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培育村落社会自组织,建立国家政权组织与体制外村落自组织的合作关系是治理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治理理论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村落治理状况使农民组织化的意义得以凸显。

    村落治理的主体由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农户三者构成。体制精英的治理权从授权来源和行使权威都由国家权力所支持,非体制精英的治理权则主要来源于它所掌控的各类资源,而普通农户往往要通过非体制精英这个中介形成准组织形式方能参与村落公共权力。在组织化程度低的村落社区中,细碎的非体制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不很稳定,而且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没有人能够在与村民的关系中建立起广泛的权威,也很难与体制精英达成任何真正有效的协议,因此他们之间的价值、利益、行为取向缺乏关联:总有一些非体制精英对体制精英不满,又总有另一些非体制精英乐于从村落体制精英的交往中获取蝇头小利(仝志辉、贺雪峰,2002)。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体制精英与普通农户的关系虽然是直接的但也很松散。当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户家庭面对高度组织化的体制精英时,其治理权的非均衡性是显而易见的。普通农户组织资源的匮乏导致其在与体制精英的博弈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从而最终阻隔了二者的博弈关系,使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户双双退出村落治理场域:一方面,体制精英难以从村民中获得合法性支持(即所谓社会授权),所以更乐于充当乡镇在村落的代理人,借以从乡镇获得自己的政治、经济等资源,沦为“肉食者”;另一方面,由于村落中不存在某种足以调动村民公共参与的利益诱因,因而所谓村落治理就成了村干部这些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大社员”们的操演,“无政治村庄”(吴毅,2002)成为中国当下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普遍形态。

    经济发展加剧了农村社会交往和权利交换,但是,交换的规则所包含的非体制因素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非体制组织)的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在村落治理中,对民主政治的正面评价和援引国家权力是它的工具性特征(如依法抗争),对获得社会资源可能采取非正式渠道是它的策略性特征(如宗族活动),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胜过对民主价值的认可是它的价值性特征(如家庭本位)。进而在权利分立、交换、议合过程中,由于权力结构秩序和村落文化意识的双重影响,使得理性民主生活与非理性激进行为历时态共存,围绕村落各种资源而作用的多维权力互为建构(萧楼、王小军,2001)。从而农村社会组织在建立自身权力势力范围与行为规则的过程中与国家进行了复杂的权利——控制权与治理权——博弈,这种博弈与作为第三维的其他非体制权力一起建构了村落治理的基本框架:村落的疆界、村治的模式、政治权力的运行规则以及丰富的精英政治策略和治理事件。

    但是,该分析更多地是从理想型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其解释力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将治理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农村那些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村落中更是如此。

    首先,治理理论是西方“后市场经济”与“后民主社会”的产物。所谓“后市场经济”与“后民主社会”这两个符号(而非概念),笔者用于此,仅具有在程度上比较的意义,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情势与市场经济和民主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和偏差,使西方国家开始从关乎市场经济和民主化兴衰的公共权力的视角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后”只是相比较而言。治理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是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治理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重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利益整合),以达至重建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然而,这些条件在当代中国仍处于发育过程中,国家共同体本位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还处于向公民身份转化的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更是处于发展初期,甚或失范状态。

    其次,治理理论的核心是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来源,即参与和行使公共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利益整合。而主体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体制内组织和体制外组织)通过加和博弈(合作和竞争)的结果。在一个具有国家共同体性亢进传统的国家里,社会组织资源相对稀缺。具体到广大农村,除了国家政权组织外,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民间组织”,更甭提“公民社会”了。组织资源的匮乏导致公共权力的集权化、单极化和一元性,从而使治理失去制度性基础。

    因此,治理理论被运用于解释中国当代农村组织问题时,其有效性主要表现在理想型的层面上。但是,治理理论为农村村落社会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能性的出路——培育体制外社会组织力量,使之与体制内组织形成博弈关系,从而软化体制,最终形成公民社会(现代社会)的基础。人们常常有一种思维定势,一提起体制外社会组织,就以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或者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在政治体制固化的情况下,要改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从现行体制来看,农民主体不是多元主体之一元,而是国家主体的“他者”,是国家建构的对象。无论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还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都是基于这一限定情势下培育与国家互构的能力。斯科特等人对东南亚农民反抗的研究是基于传统社会,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境况和强大的专政机器已远非传统社会可比,过于强调农民反抗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看似激进,其实际效果却很可能是阻断了农民与国家进行博弈的途径。因为,“农民反抗”充其量也就是“意味着摆脱既有规则”,“只有当反叛瞄准的是一种本质已经暴露的秩序,而且这种反抗针对原有秩序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或多或少更为明确的政治体系时(即取消权利关系自身——引者注),我们面对的才是政治危机”。(Stahl, 1863,p2)当前中国农村所谓“有组织抗争”的经济利益诉求大于政治利益诉求,夸大其政治意义会增加社会组织建构的难度,从而最终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还有学者提出重建农会,以现有的村民自治组织为鉴,农会组织如何定位?农会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体制外政治势力用来对抗体制内统治力量的政治工具(是“革命”的工具),其价值主要在政治方面,而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意义不大,这样的农会是否适合作为形成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基础的组织形式?而建立西方式的农会尚无制度性空间,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是否恰当和必要?

    治理理论指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理解为“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建构”,这样就容易选准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抓住可行的切入点,从而对于现实的政治改革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推进作用。

三、互构与博弈

    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组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明确现阶段中国农村组织的基本性质,确定目前中国农村所处的历史位置。我国传统的农村组织沿革是一个前沿性的探索领域,因而争论也很激烈,代表性的观点有“大(国家)共同体本位”与“伦理自治”、“宗族本位”、“古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小(村落)共同体本位”两种。

    前者认为农村组织不是“民间社会”而是“基层政权”,即它是一种国家组织的下延(国家政权组织),而不是自生自发的草根组织(自治组织)。中国传统农村组织主要表现为“家—国”一体的大共同体形式,社会组织(小共同体)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因此,所谓“伦理自治”、“宗族本位”这些针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历史定位自然没有摸准中国传统社会的脉搏。所以就有了“农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解构国家政权(皇权、王权、极权等等),最终达至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该观点究其实质,无外乎是要参照西方的近代化模式补“封建”社会的课。

    后者主张中国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乡土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秩序的原理;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村落共同体是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教组织、信仰合一的单位:村内政治、经济、社会的闭塞性较强,其表现为村内许多人的财产和全部工作都在自己村内,生产活动不会使他与村外人接触。据此,持“乡土共同体”的论者为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指出了另一条路径:通过国家政权组织建构,解构村落共同体的封闭性,使原属于“地方性”的村落共同体成员融入到国家的层面上来,最终达至公民社会的建构。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尽管这两种思路为我们拟定的现代化路径截然相反,对村落的定性也不同,但是,两者在现代化目标、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以及采取的分析框架上却又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入手,分别考量“国家”与“社会”(地方性共同体、宗族、村落,而非西方社会理论中带有与国家对立色彩的公民社会)在向现代公民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互动关系和规则。如果排除人们赋予“官治”与 “自治”之间的对立色彩,地方性共同体(具体来讲,即宗族、村落等)的存在,即使是持国家共同体本位观点的人也难以否认。持“大共同体本位”者的观点也并非否认一般性的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只是从“官治”与“自治”对立的角度指认乡土社会缺少能代表村落共同体成员利益与国家政治力量相抗衡的政治组织。否则,他们就不会去“依附庄主”,寻求什么“小共同体”与农民个人的联盟,与国家权力抗衡,然后掉过头来摆脱建立在对“庄主”“人身依附”关系上的保护,获得公民权了。(秦晖,1998)

    而“乡土共同体”论者则是着眼于“小共同体”的重构,利用国家政权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力,打破地方性社会的封闭性,使原本属于地方性共同体的成员完成向现代公民身份的转化。这种重构的努力表现在所谓“传统复兴”(宗族复兴)的吁求声中。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不是“自然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而是权力和包括人类学者在内的知识精英上层所设计的,并假设为民众所需要的可欲目标(王铭铭,1997,p207-201)。他们比较注意意识形态作用和国家政治权力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重组和社会动员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将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维度排除在外,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加以诠释,导致他们所强调的“传统复兴”(“伦理自治”、“宗族本位”等“小共同体”)对于现代化的经济“功能”(例如,促成经济联合体的形成)、文化“功能”(例如,由仪式和象征造就的一种民间的竞争文化伦理)、社会“功能”(例如,构筑基层民间组织)等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性因缺乏对个人行动意义的诠释和终极关怀的向度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李远行,2002)

    可以看出,无论是持“大共同体本位”观,还是持“小共同体本位”观,他们的共同诉求都是要培育能代表村落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组织形式。如果我们将这种有待建构的利益组织比作“神”的话,区别仅在于,前者是“造神”,后者是“请神”。“造神”运动表现为否定传统村落组织的内生政治功能,认为村落组织完全受村落外部强制性权力的支配,所以要催生传统村落社会组织向现代政治利益组织转化,甚至不惜向传统宗族组织和帮会组织吸取灵感,以“借尸还魂”;而“请神”运动则肯定传统村落组织的内生政治功能,认为传统村落组织游离于国家政治影响力之外,倡导利用现代国家对地方性社会的渗透力,通过“传统复兴”,重构传统村落组织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使其与国家现代化取向对接,最终完成向现代政治利益组织的转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共同体本位”确实是传统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结构的内在本质,即使是在中国卷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以前,这一基本定性也仍然是准确的。但是,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国家政权组织建构的“大传统”难以穷尽二千多年来小农社会的诸多面向,更无法涵盖当代中国农村组织的所有形式,也非农村生活世界的实际形态(所谓“小传统”)。中国农村组织应包括政权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团组织和宗族组织等。国家权力的运作除了倚赖政权组织的建构外,还受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家—国”一体的国家政权组织建构并非中国农村组织的唯一形式。尤其是经济组织、文化团体、教化机构、亲缘集团等村落内生性社会组织使得国家政权组织与村落共同体之间在多数场合下是一种互构的博弈状态而非一味的对立状态。

    杜赞奇曾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说明这种国家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包括市场、宗族、宗教以及水利控制之类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由于这些组织与网络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性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高度依赖于文化网络以建立自己的权威。

    杜赞奇研究了清末国家借助非官僚的地方官吏统治乡村的经纪体制,由于晚清政权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成功地融合进文化网络,因而得到乡村精英的承认。民国建立以后推进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企图斩断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这一时期的政权扩张是通过内卷化形式完成的,即不是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行政职能。国家权力扩张带来了宗族之间的竞争,直至闾邻制或保甲制度取代宗族的代表制,文化网络的政治功能逐步丧失。宗教是国家向地方渗透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国家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另一方面,乡绅通过祭祀活动表现其领导地位,乡村的祭礼将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联络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杜赞奇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底层建立起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标志着政权内卷化的完成。(杜赞奇,1994,p146)

    中国的村落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国家通过行政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渠道向乡村渗透,极大地改变了村落的宗族和宗教,对村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历史形成的乡村文化网络也在不断地对国家政权组织进行着解释和重写。例如当代农村宗族组织,就是作为一种新的功能组织——为其宗族成员提供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而勃兴的。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家权力从村落社区的撤离,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再生的空间。但是,那种组织严密、形式完整、功能齐备的宗族组织已不复存在。复兴的宗族组织在形式尤其是在功能上与旧有的宗族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新的宗族组织更多的是村民们用来实现家庭利益和整合家族利益的组织手段。如果说旧宗族组织的功能主要是保证血缘的延续,其意义在于文化伦理方面;那么,新的宗族组织则主要是为其成员提供有利于竞争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新旧宗族组织已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新的宗族组织是原子化的个体利用传统的血缘伦理文化即旧宗族组织的形式,对现代社会组织资源的吸纳。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匮乏的情境下,宗族组织都有各自的组织利益或意愿。问题在于,现有的法律或政策,不能为其利益或意愿的表达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从而逼迫其在体制外寻求生存空间。另外,小农经济的自足性和同质性在与国家政权组织发生疏离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敞开。因此,研究农村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造神”也好,“请神”也罢,都必须设定在这种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关系变化的场域中。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硬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乡流动)已有所松动,而软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等)反而强化,以经济指标增长为导向的现代化虽然使部分农民在由其带来的城市化过程中获益,但是,农村的破落与农业的萧条也是不争的事实。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以及后发现代化)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多数农民将生活在农村。如果我们不是要在城乡之间再竖一道铁墙,如果我们不想广大农村重蹈要么“铁板一块”,要么“一盘散沙”的覆辙,那么,厘清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培育农村利益组织,使之参与到利益博弈过程中来,将是农村组织研究和农村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因此,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组织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对于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片说明:湖北省谷城县庙滩镇的“双向”教育活动。前面忐忑不安的是村干部,后面是村民在公开选举群众信任的好干部。(张治平摄,1997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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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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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ardo Frei,1966,quoted in William P. Lineberry: “Chile’s Struggle on the Left” , The New Leader.

Stahl,1863,Die gegenw■ rtigen Parteien in Staat und Kirche,Berlin: W. Hertz.


【注释】

①本文得到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基金和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AHSK03-04D11。 ②当下流行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事件/过程”方法与“结构/制度”方法。前者重视“行动”,后者关注“结构”。它们实际上是个体主义方法论与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争执在当代的延续。笔者以为,这两种方法都有失片面:前者的缺点在于,它不能恰当地理解社会对个人各种活动所起的约束(或规范)作用。虽然宏观社会现象是由众多个人行动“链合”(即所谓“互动仪式链”)而成的,但它们的影响力却往往超越社会行动参与者的控制范围,也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后者的缺点是,它往往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事件里的参与这方面的分析,不能恰当地理解社会成员个人的自主性和这种自主性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上的角色。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更倚重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以避免上述两种研究方法的缺陷。他认为,行动者和结构的建构并非两组彼此独立的现象,而代表着一种二重性。结构不是外在于个人的,而是作为记忆里的痕迹并展示在社会实践里,以社会实践为它的范例。结构在一定意义下是“内在于”多于“外在于”个人的活动的。结构不应被等同于约束,它同时具有约束和促使作用。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运用于农村组织研究,可以在行动和结构的双重层面上对国家政权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组织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解释的同时,又对现实社会组织进行建构。因此,农村组织研究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解释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