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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溪村

吴莆田


“植槐门第”高溪村


    在高溪村的入口处,竖有一块正经制作的蓝底白字的铁牌,上有“告示:外来人员进村拾破烂,罚款500元”的字样。与珠江三角洲上大批日益“外来化”的村庄相比,这个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的相对偏僻的小山村,显然并不习惯于社会的流动。 

    高溪村开村于清嘉庆年间,黄姓族人自中原南下,所以高溪村一直以“植槐门第”自居。不幸的是,这个外来的小族群在高溪定居后并没有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其与邻近的利农村江姓族人长期械斗。村人说主要是争水利。而家户间的水利之争导致宗族械斗的奥妙在于两个村的头人都把水的流向回转与宗族的风水挂钩,以此强化宗族内的动员力量。但高溪村人寡势薄,常常败北。为此,高溪村不惜血本,居然在村子的四个角落,建起四座高达五层的炮楼。除广东开平乡间的碉楼主要用于防匪外,建炮楼作宗族械斗的屏障,这在华南农村,实属罕有。 

    曾经兴师动众遥相呼应的炮楼如今仅剩一座,其它三座拆毁于“人民公社化”时期,砖石被搬运到花东人民公社建公社礼堂。如果说此乃当年“破旧立新”风潮下的寻常事,那么,高溪村大批民居在“大跃进”时期的拆毁,则荒谬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据82岁的谢阿婆说,当时工作组进村,人人手拿铁锤铁铲,挨家挨户检查,一旦发现其墙壁为土垒,即赶人拆房,说是墙土肥力强,必须推倒房墙作为农田里的有机肥。而众住户则被草草地安置到祠堂及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暂住。我问阿婆,如果今天也有人被派来推倒你的房子,你该怎么办?阿婆只是说,现在当然跟当时“好唔同”(很不同)。 

    在我们熟悉了许多知识分子对“反右”与“文革”惨历的控诉文字之余,又有多少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乡土中国的不幸记录,能够浮出水面,为人所道? 



“大跃进”时遭拆毁后又原址复建的民居


祖荫之下


守望白昼


高溪村委会与仅存的炮楼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