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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广东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收回"

——以广州私立培正中学为例的研究

李兴韵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经过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的管理权转移到了中国政府手中。本文通过对广州一所由中国教徒创办、后由中国教会管理的教会中学--私立培正中学的研究,展现二十年代教会学校的性质变化过程。

 广州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这里陆续办起了许多知名的教会学校,其中培正学校成立稍迟,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它开始是办小学,1916年增设中学部后主要发展中学,更名为私立培正中学。最特别的是它是少有的由华人教徒发起办理的教会学校,其行政并不依赖于西教士的传教机关或个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整个中国教会学校的转型期,由独立的教育体系慢慢变为适应国民党需要的教育机关。二十年代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转型期,它结束了晚清新政以来中国教育的自由化和开放性。本文通过关注培正中学(以下简称培正)二十年代的历程,揭示这段发人深省的历史。

  培正学校创办之初就规定:“这间学校的目的在于吸引教外未知基督教福音,而想受教育的人士入学。……也可以提高教会子弟的基督品德和给以教育。”{1}这一目的一直没变。作为一所中国教徒办的教会中学,培正有两个特性:一是基督教的学校,一是中国人的学校。二十年代初,培正更多的显现着第一个特性,全体学生必须上宗教课,参加校内一切宗教仪式和宗教聚餐。学校每学期还邀请校外的布道家举行奋兴布道会,以吸收学生入教。辛亥革命后,广东和全国的情形一样混乱,军队和政府对教育的侵犯使许多公立学校陷于停滞状态,而依托于西教会的教会学校,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被地方政潮牵动,得以独立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自由发展。由华人教会办理的培正,理论上应和其它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样归中国政府管理,但因其特殊的边缘性,形成它由两广浸信会(华人教会)而非中国政府管理的实际状况。培正还和其它西教会办的教会学校一样校园安静、设施齐备、学风浓厚、学生可免试直升许多国内知名的教会大学或到国外留学。在军事倥偬、办学无安的年代,教会学校无疑是一块读书的净土。

  教会学校的独立状况和优势影响让中国教育界人士深感忧虑。他们认为教会学校的存在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如果任其发展而控制了中国教育,那中国必会沦为外国的精神殖民地。经过1917到1921年的宗教讨论,中国人普遍深信“基督教由教会而学校,而医院,而青年会,而社会服务团,而童子军,而平民教育,日益遮掩其布教面目,日益深入社会,迷惑无量青年。”{2}以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举行第11次大会为起点,全国掀起二十年代第一次反教浪潮,而广东在这次运动中则显得相对“落后”, 并没有强力统一的政府参与和形成社会性群众声潮。无论从“非基督教学生大同盟”未能进入教会学校,还是从廖仲恺等政界要人、梁培基等社会名流依然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到教会学校读书的态度来看,运动仅限于在学界采取一种研究态度。广东正处于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战火中,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力量微弱,自保尚难,对当时全国范围的反基督教运动涉及甚微,使得培正能继续保持教会学校特色,还派了两名学生去清华参加同盟大会,学校中也未闻反对的声音。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打先锋,从来都是危险行当,尤其是有的传教士在教会学校宣讲:“现在中国这么乱,你们若说要救中国,舍基督教而外,是没有办法的”。{3}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所以,当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很快沉寂时,中国人并没有放弃对基督教的反击以及承认教会学校的合法性。1924年广东时局巨变打破了这一暂时的平静,并对教会学校、乃至整个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党逐渐成为统一强力的政党。当北京政府的权力争夺一片混乱时,国民党控制了广州,经过一年的战争,统一了广东大部,并在1925年7月成立了国民政府。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广东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很快就影响到教育界,教会学校自是不主张学生参加这场对自身独立地位有威胁的运动,然而围墙挡不住革命的激流,校门也关不住学生的热情。

  1924年4月初,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要求组织学生会,遭到英人校长的反对,于是学生宣布罢课,并寻求与国民党联盟,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取缔帝国主义者所办的学校。孙中山亲笔批示,认为罢课学生“惟已有此觉悟,亦属可嘉,可与邹海滨商量转学。”{4}廖仲恺、谭平山也两次召见罢课学生,鼓励他们把斗争进行到底。革命政府的支持,极大鼓舞了学生的热忱。大部分学生终因校方态度强硬,在斗争两个月后宣布脱离圣三一,走进执信和高师的大门。由此开始,国民党正式介入反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运动,并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取得了反教运动的领导权。

  接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学校因法人校长拒绝学生在“五七”国耻日放假演讲和组织学生会的要求,引起学生集体退学风潮。广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马上意识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绝好机会,决定切实领导学生坚持斗争,目的是“直借此事攻击教会学校,做收回教育权运动”,至于学生的要求,“我们对于他们的风潮,亦不主张提出什么条件与法人商量,……必利用一时冲动使他们骑虎难下,才可做些工夫。”{5}学生的立意,一开始就受到了扭曲。同时,《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通电》里宣布:“凡与圣三一同类之学校,皆在应收回其管理权之列,决不容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中国教育界。”{6}这种对教会学校的简单否定到完全排斥是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进行的,而非真正出于对教育和青年学生的关心。在此之后,“收回教育权”成为反教运动的主要内容,教会学校成为瞩目的焦点。

  广州教会学校的风潮引发了全国性的教会学校风潮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尽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多数的教会学校并没有发生圣三一那样剧烈的风潮。教会学校的学生也积极参加反帝运动,但如果是反对基督教,特别是教会学校时,他们的反应就较复杂了,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和爱国有什么冲突。这似乎印证了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为培养洋奴、文化侵略而设,所以民众的愤怒逐渐转向了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化教育的中国学生,要求他们迷途知返,立即退学和校方作斗争,如果还继续安心读书那将成为中国人的敌人。英国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在《自由史论》一书中讲到:“少数压迫多数是不好的,但多数压迫少数更糟,因为他把潜在的权利留给群众,如果他运作起来,少数人很难抵抗。”{7}当时教会学校的学生正面临着这样的情形,民众意志是无处不在的,当民众相信他们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和爱国发生了冲突时,他们就没有了上诉、没有了选择,他们只有一种方式证明他们是中国人而非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广州1925年6月23日的反帝大游行时,许多教会学校已放假,但留校学生“很热烈地起来参加了”,“岭南、培正、培英、圣心等教会学校的学生都列队到场,而且队伍甚为整肃……。”{8}游行中,五十多个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其中有岭南大学一师一生,培英一学生。人们承认了教会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分开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可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有力力量。在这种氛围中,培正到处可闻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还召开了“讨论打倒帝国主义的大会”,到会者讲:“我们能够在这间帝国主义者的大本营里面来开会,还有许多教徒们,和从前做过他们的走狗们,到来参加,足证我们的同胞已经觉悟起来。”{9}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培正青年会礼堂,第一次挂上了孙中山的遗像和国民党党旗。{10}变化也在其他教会学校发生着:校方不再制止学生在校内议论时政、参加纪念日的游行、组织学生会了,1926年6、7月间,培正、培英、岭南等教会学校都相继成立了反对文化侵略同志会的分会。

  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还只是以支持学联会等组织的方式参与反教运动,但意识到学生身上的爱国热情和爱国力量,国民党党部青年部直接插手领导学生运动了。为使学生归到国民党党旗下,广东省青年部规定广东学生联合会之党团归它指挥,并积极在各校,包括教会学校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培正成立了国民党区分部,其它教会学校也陆续成立了学生党团。在岭南大学,青年部组织学生党团,工人共济会,刊行《左向》旬刊,并且将当时南大发生的排党风潮,归为国民党工作的成绩。{11}这次风潮由南大校方开除三个国民党籍学生而起,当时广东政府和社会舆论都一致认为是南大排党,虽然校方试图分辨,但群情激愤下,它还来不及阐明缘由就失去了申诉的机会。南大本欲联合其它教会学校以争取政府退步,但寻不到盟友,不久后就表示收回被革学生。这被作为广东收回教育权运动上的一大胜利,这胜利不仅在于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南大的屈服,更在于广东没有一所教会学校支持南大对抗政府,政府满意地感到教会学校这一独立群体已经被破坏了。

  培正对此事表示中立,此时,它应付校内的学潮已经是自顾不暇,根本不敢再卷入南大的旋涡中。尽管它和许多教会学校一样尽力调整自己去适应形势,但往往不能达到希望的结果,甚至适得其反。在一片混乱无序、人们的冲动压过理智的时期,要管理好学校,同时使中国的学生、教师、政府和教会理事都感到满意是几乎不可能的。最糟糕的是学生常借运动谋私利,而政府也趁机谋取对教会学校的控制权。

  1926年,培正几个年级的学生,以培正有数科程度较教会著名各校实际超过一年为理由,联合要求学校将各级一律升一年并办高中,学校不允,学生即组织罢课委员会并钉封课堂,形势非常严重。为平息学潮,学校当局没有与董事局磋商,就接受了学生要求。但因为当时培正负债已达四五万,无法办到增加两级(旧制中学是4年,新制中学为6年,故为增加两级),所以董事局宣告暂行缓办高中,令学校把将升入高中的学生,介绍到其他学校。学生不甘心就组织了被压迫学生同盟会,以谋反抗。{12}本来学生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却打出了收回教育权,反抗文化侵略、宗教教育等旗号,并向党部各机关请愿维持。很快超过他们要求的帮助便纷沓而来。省党部青年部长黎某出任调处,先后召集培正当局及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有:学生在校内得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自由(但以不抵触国家法律及学校呈准教育会当局之规则为限);学生得参加校务会议;学生应参加由教育当局党部学年会召集的社会运动,学校应予以鼓励;一切纪念休假以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条例行之。{13}最后学生一方以校方完全接受这些条款获得胜利。这些条款满足了学生的“利益”,自然激起他们对政府的感激,和校方的直接冲突也必然使学生更加倚重政府,接受政府的命令。而国民政府以学生的请愿为由干涉学校内部事务,打着调停学潮的幌子侵犯了学校独立发展的权利,特别是学校对政府安排的服从,使得政府的规定深入校内生活,这种侵犯也必将扩散开来。

  因为是华人开办和管理的缘故,培正比西差会办的教会学校更易接受政府的调停和规定,校方对学生参加运动的干涉也更少。因为无论教会学校如何试图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只要为西方差会所办,就可利用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来保持独立的地位。如果和政府关系弄僵或不满政府的干涉过甚,也可象圣心一样暂时停办,让西教士们回国。但华人教徒没有退路,如果关闭学校,又不忍心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和看学生失学。所以,尽管培正被指责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但因为是中国教徒办理的,实际上并不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从而政府的制裁能左右它的前景,也只有顺着政府才能继续办学。从培正的经历可以看出广东国民政府坚持教会学校应“收回”由中国人办理就不难理解了。

    教会学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已大量出现,清政府对它们除了以不给奖励作为限制外,一直采取放任态度。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曾颁布规程,要求教会学校等私立学校根据一定手续向政府教育总长申请认可。但动乱的社会,摇摆不定的办学指导思想,混乱不堪的管理,使得规程未真正施行。

    1928年2月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把外人及教会设立的学校归为私立学校,规定私校受教育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以中国人任校长,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或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14}其实,国民党在广东当权时就实施了这些措施,并被认为是有效的。在广东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取缔宗教课程,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一直是中心内容。1925年上半年,广东省教育厅在1925年5月26日布告:“宗教应与一般学校分离,无论公私立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经典立为学校正课课目。”{15}随即5月3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登了《教厅拟严取缔教会学校课程》的消息:教厅督学处认为教会学校的教材不符中国国情,所以拟呈厅长予严厉取缔,并要求教会学校一律到厅立案。这些给教会学校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南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于6月20日号召集广州市教会学校领袖开会。赴会者讨论认为,如何施行宗教教育是学校内之事,应以宗教自由及教育原理同政府力争,请收回成命,并举定由培正校长黄启明等人办理此事。{16}

    自1919年广东中华基督教会成立起,广东许多教会学校的办理权就开始由西差会向中国教会转移。在教会学校的具体管理转入中国教会手中后,将教会学校正式纳入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是能够被接受和赞同的,所以他们并不反对立案,只是希望能就具体的规程和政府作协商。作为一种宗教团体,中国教会并不准备向政府权威挑战,而且没有西方差会的特权和力量,他们不可能抗拒广东国民政府。因而尽管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的设立之基,但在政府显然没有理会他们的上述请求后,他们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1925年8月20号,培正“董事会尊教厅令,不立圣经为正科,惟宗教聚餐,须全体参加。”{17}同时自开办之时起,美南浸信会每年派两人到校教英文的惯例,也中断了。

    1926年3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讨论及指导教育行政的机关。10月18日,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要求私立学校须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或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另外,要求未立案的私立学校,依限呈请立案。{18}同时颁布的《学校立案规程》规定:“凡未经呈准立案之学校,其学生在学及毕业资格,一律无效。”{19}如果教会学校拒绝立案,不仅会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失去影响,还可能面临被关闭的危险;反之,则不仅学校宗教教育受损,而且很难保学校不变成政治运动的场所。但毕业生资格认可问题使得学校难以面对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指责,不向政府立案就等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的广泛认同使得学校难以承受政府和社会民众的压力。培正屈从了这一规定,同年,宣布凡宗教聚集准学生自由参加。1927年1月,培正董事局预备向教育厅呈请立案,1928年11月14日奉教育厅令准予立案,行政制度亦尊章以校长总理全校行政。{20}在1924年国民党联俄联共后,广州的政治机关、各团体学校,均仿效苏联制度用委员制,以示民主而非独裁。培正当时为适应环境,亦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培英等也一样。但到1927年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学校采用校长制废除委员制,命令下来,培正和其它的教会学校没有异议地接受了。一向独立的教会学校因着形势的流转发生着变化,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在中国与政府对抗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至此,“为基督圣教而设”之培正完成了从基督教学校向中国人的学校的转变,相伴而生的是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

    私立学校受当地政府一定的管理和监督是应该的,所以广东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立案本身是合乎情理的,但问题在于这些立案条件既不合理也没经过合理的立法程序,立案只是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一种控制手段。特别是大多教会学校移交中国教会办理后,国民政府不再担心对教会学校的处理会引起外交麻烦,也就毫无顾忌地加紧催促他们立案。国民党北伐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一段时间的权力争夺,对教会学校的立案稍有放松,但在大学院颁布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以后,广东和全国其余各地的教会中学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督导下,开始登记注册。教会学校的立案意味着教会学校不但在行政管理、组织制度、人事任命等方面要依据政府要求进行改变,就是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精神生活氛围等也不能再维持原来的状况了。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又深入了。

    广东国民政府一面通过学潮和立案规程削弱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性质,另一面又施行党化教育,力图使教会学校和其它公私立学校一起变成党的学校。教育行政委员会从成立起就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内容大体包括令各校加授三民主义,要求教师加入国民党,每星期举行纪念周,宣读总理遗嘱等。进一步的控制表现在1926年5月5日广东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通过了《党化教育实施案》。《党化教育实施案》在训育和学校教育行政方面的主要规定是:施行政治训育,使学生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努力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全省中上学校均由中国国民党部介绍训育人员;举行总理纪念周与政治报告。在课程和教材方面的主要规定是:定三民主义为必修科,每周最少上五十分钟;教育行政委员会立即审查各校现行教科书,有悖于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者不准教授,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为中心。另外还提出中国境内所有一切学校均以中国国民党党化为原则,如不遵照上述各项实行者就取缔。{21}尽管实施案规定的党化教育宗旨是:“注重革命化平民化之教育以完成国民革命”,但具体的规定表明,党化教育是为“使学生认识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党化教育……就是教育的国民党化。”{22}

    1926年9月,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中学实施党化教育,而且实施期间,学生必须受党的支配,{23}1927年2月初,省党部市党部为实施党化教育,向每所学校各派一名训育主任驻校负责。培正提出三点困难反对此事:一是训育主任是省或市党部委派来而非校董事聘任的,校董事无权过问,会导致学校事权不统一,发生纠纷;二是训育经费要占全校每年开支的十分之一,实难支出;三是训育主任禁止宗教宣传,尤其是禁止基督教宣传,与培正宗旨冲突。其他的教会学校也感难办,但这时他们已经不属于西差会,也不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能再忽略政府的命令,能做的就是呈请政府改变命令,所以培正与培英夏葛等教会学校联合向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呈请取消派出训育主任一令,或更改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蒙南京政府特别通融,暂停止委派训育主任。”{24}教会学校对训育主任的抵制反映了他们力图保持教会学校的核心教育——宗教教育,力图维护作为一所教会学校的特色,努力为自己的办学自主权作着苦苦的挣扎。 

    1927年8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开会议决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然后送中央审核及颁行。1928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出《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第一条,为使本党主义普及全国,并促进青年正确认识起见,各级学校,除在各科内融会党义精神外,须一律按本通则之规定,增加党义课程;……第八条,各级学校党义课程之教授时间每周至少两小时;……第十条,各种党义课程之教本须由中央训练部会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编审颁行之。”{25}不难看出,这个通则是在广东国民政府实施党化教育经验总结上的发展。中央执委会1928年9月15日命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广东教育厅也继续实行党化教育,并对党义教师实行特别优待。据1929年10月,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对各级学校党义课程及党义教师的调查,培正党义教师1人,党义课每班每周1小时,被要求增加党义钟点,并聘经检定的党义教师。在这次调查的62所学校中,有26所够钟点又有经检定的党义教师,8所没开党义课的学校被严令立即按规定开党义课。{26}这8所学校中有培道等教会学校,也有市立学校,所以是否是教会学校与是否实行党义课程之间已经没有规律可循,教会学校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据《中国基督教年鉴》的统计:到1929年4月,200所继续开办的教会中学里有140所在当时是或已立案,或正在立案,或准备立案。而且不论是否立案,它们都由中国人任校长,校董事会里中国人占多数。大多数的学校也每周举行孙中山的纪念仪式和教授三民主义课程。{27}

余 论

    教会办学本意是宣教,为基督教事业培养人才,这和热爱音乐的人出钱办音乐学校是一样的。不想接受宗教教育的人可以不上教会学校,并没有谁受到强迫,个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学校也拥有办学的自主权。选择了教会学校就表明应承接受宗教教育,这是不言自明的。政府强行限制教会学校传教,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好比不准国民党的宣传学校宣传党义一样。广东《全省青年运动报告议决案》第八条规定:不许利用学校及其他事业(如青年会)向青年宣传一切宗教。{28}但显然,国民党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强行推行党化教育,利用学校宣传党义,大小的政府官员还常到学校训话,学校一切活动都要奏党歌、升党旗、读总理遗嘱,在几百遍的重复后,这些思想就会根植于学生头脑中,彻底剥夺了学生信仰的自由。党化教育把属于全民的教育变为一党的私物,使所有的学校都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学校。是的,教会学校的收回使得它们不再有那样浓烈的教堂化色彩,但深深的“党化”烙印决不是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应有的标记。中国的学生不管是不是党员,不管愿不愿意,不管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都逃不开党化教育。有人指责教会学校趁着中国教育不发达而大肆扩张,但因为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办教育不力就指责教会教育发达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事业,政府有的是发展它的义务而非控制它的权利。而“收回教育权”的提法和做法都认可了教育属于国家的主权,这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当一个专制的政府上台后,可利用这一点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国民党正是这样,在它统治广东期间,通过鼓动学生的民族情绪,利用学潮,在学校里建立扩大国民党的组织,要求学校立案,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党化教育一步一步控制了私立学校,甚至是将其据为己有(如强行将美国人办的公医并入广大),“收回教育权”的旗帜扬得再高也无法掩饰旗下野蛮的强盗行径。

    晚清新政为中国教育带来了解放的潮流,而清王朝的结束使儒学第一次失去了十多个世纪以来的法定地位,稍后的新文化运动为知识分子创造出思想、言论自由的环境,为教育的自由化和多样化提供了深厚资源。可惜的是这一段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太短了,国民党上台后,推行教育的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的施行窒息结束了晚清新政以来的教育自由化趋势,是现代中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国民党用政府权力以教育利益为代价来扩充自己,把一项属于全民的公共事业变成为一党谋利的私物,以政党代替国家,形成政府对国家教育的压迫。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无论公立私立学校都被命令遵循党的管制,没有什么理论和思想被允许与政府规定的正统观念对立。从此以后,对学校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官员的教育讲话,政府的教育法规和政策。二十年代教会的杂志曾登文申辩,要求有自由和独立的教育权,其中有代表性的申诉意见是认为民主国家除办理公立学校之外,无不予个人或社团设立私立学校的权利,而且学校办学越有自由,教育就越有进步。{29}这是一个包含理性的申诉,正确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本质。但教会,即使是中国教会及其所办学校从二十年代起,一直没有获得平等讨论的机会和地位,除了教会内部外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声音。

    以培正中学为代表的广州教会学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历程已经让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收回教育权”实质上是基于其专制统治的立场而控制教育,是教育独裁的文饰,它根本就不允许中国人办的教育独立地发展。广东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构思与运作,规划与实验都为全国教育即将来临的命运搭好了一个历史的框架。在广东出现的情况很快在全国重现了,而关系一国之兴衰、人才之得失的教育必须随着政治党派的命运而变化了。教育失去了多样化和独立性,同时就扼断了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和形成创造性研究成果的根本。“收回”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并不是进步和兴旺,而是灾难和扭曲。

    二十年代,中国公众因一系列民族主义的事件而兴奋不已,把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收回”作为一大胜利,并把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视为一个完全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不久,“九一八”爆发带来的民族危机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救亡图存上,而没有时间理智地讨论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国民党趁机变本加厉推行党化教育,限制思想言论自由。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但愿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可以避免历史的重演,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袁征教授的指导,特致谢意。)


【注释】

{1}冼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广东文史资料》45期,页261。 {2}〈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三十年来基督教思潮》,广东省档案馆,档号:92/1/238。 {3} 〈我们反对教会学校的理由〉,《革命青年》,革命青年联合会出版,1925年12月10日,页30。 {4}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期,页102。 {5}〈团广州地委关于圣三一等校风潮及广州学联会问题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5月12日,《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1923——1927)》,广东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广州。 {6} 〈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通电〉,《中国青年》,第37期,1924年6月28日。 {7}阿克顿,《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1年8月,页11。 {8}先声,〈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广州青年〉,《中国青年》第99期,1925年9月28日。 {9}林石,〈反文化侵略运动〉,《思潮》第18期,1926年8月12日,革命历史资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A1-127-4 。 {10}雷慧贞,〈教会学生的大反动〉,《思潮》第18期,1926年8月12日,革命历史资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A1-127-4。 {11} 〈中央青年部学生运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2期,1926年6月,革命历史资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A1-131-1。 {12}曾郁根,〈培正学校四十周年之回顾〉,《培正学校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页27。 {13} 〈培正事件〉,《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工作报告》,革命历史资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A3-42。 {14}〈私立学校条例〉,《大学院公报》第3期,1928年3月,页8。 {15}〈省署布告取缔宗教教育〉,《广州民国日报》,广州,1925年5月27日,第6版。 {16}〈广州教会领袖对于取缔教会学校的会议〉,《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报告》第17期,1925年6月,宗教档案,档号:92/1/209,页67—68。 {17}曾郁根,〈培正学校四十周年之回顾〉,《培正学校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页27。 {18}〈私立学校规程〉,《大学院公报》,大学院编,1928年1月,第1期,页39。 {19} 温仲良,《广东全省教育大事记》附录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学校规程,1926年。 {20}〈培正年表〉,《广州私立培正中学六十周年暨香港分校十六周年纪念特刊》,页24。 {21}〈党化教育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工作报告》,革命历史资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A3-42,页98—99。 {22}古有成,〈党化教育的意义〉,《广州青年》第4期,1926年1月13日。 {23}〈各中学实行党化教育〉,《广州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8日,第5版。 {24}曾郁根,〈培正学校四十周年之回顾〉,《培正学校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页30。 {25}〈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训练工作丛刊》,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1929年,广州市档案馆,档号:资料/训/198,页41。 {26}〈调查各级学校党义课程及党义教师报告概况〉,《训练工作丛刊》,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1929年,广州市档案馆,档号:资料/训/198,页7—10。 {27}Ka-che Yip,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80, p77。 {28}〈本部一年来之一般工作〉,《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工作报告》,革命历史资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A3-42。 {29}吴哲夫,〈中国之基督教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期,1925年,宗教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号:92/1/202,页121。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