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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个概观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序

任剑涛

【内容提要】 中国正在经历着的现代变迁,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自由主义所提供的政治经济运作资源的程度了。我们要想告别革命党思维与革命党行动模式,建构执政党思维与执政党行动模式,就不能不从原来那种简单的政治对抗思想走出来,从高亢的群众动员行动中走向平和的、理性的、妥协的组织动员,并从单纯道德性的社会行动目标走向实际的社会利益目标。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需要做多重解释的命题。

  首先,“中国”这个概念在这里不是指那个自然生成的传统国家——古典中国,而是指那个特定的、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中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国家结构。这个国家结构,在绝对意义上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从传统的视角得到清晰认知,也不是一个从现代的规范视角可以明晰把握的。“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的国家结构形态,增加了勾画“中国”轮廓的难度。具有明确的传统规定性的“中国”,已经彻底地无法复制出来,并且使我们可以体会她的“中国味儿”。而发育中的现代中国,尽管悉心“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但是现代化还像半生不熟的夹生饭,“西方味儿”还出不来。也许,正是这种复杂性,才催生了西方国家的“‘中国’学”。

  于是,“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相对而言的政治学概念。这种将并立的区域概念处理为对立性的政治概念,恐怕是现代的一个特有现象。自近代中西交通以来,西方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来自于中国之远西地区、而尝试与中国打交道的那些国家,这个时候的西方并不具有与古典时期的“北戎”、“西狄”、“南蛮”、“东夷”等等绝对区别开来的特殊含义。中国人已经习惯将自己居住的“中央帝国”、“中华帝国”区域之外的所有其他地区称之为蛮夷。西方人刚刚进入中国,中国人仅仅只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思维惯性,将他们称之为“海夷”——海上来的野蛮人而已。当初马嘎尔尼受英皇遣使到中国来寻求通商的时候,我们对他所采取的以君待臣的做法,就典型地表现出这种心态。只是到了后来,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显示了几乎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运作方式,并且既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自恋造成重大打击、却又为中国人完全不能自主地生产出这种社会运作方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才意识到了“西方”之为“西方”的特殊含义。我们按照既有的文化思维习性,已经消化不了这个不同于自汉代就传入中国、却在唐宋为我们成功消化掉的佛教的“西方”。相反,“西方”对于我们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政治上驱使我们对皇权政治进行改造,要将民本政治转换为民主政治;经济上促使我们走出小农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上打破了千年积累的自恋,必须树立起开放的文化心态。加上“西方”展示出的古典底蕴——希腊理性传统、罗马民法传统、希伯来宗教传统,与中国的古典底蕴——儒家理智传统、社会宗法习俗、道教重生传统完全不同的社会图景,我们在古典思维的境地里已经完全不能理解“西方”了。“西方”的“现代”,无论是政治上的制度安排,还是经济上的运行方式、或则是文化上的价值主张,更是与我们所习惯了的一整套东西格格不入。“西方”的咄咄逼人,使得我们对它的力量感有了一个深刻的体认。就在这个时候,原本被处理为自恋的“中央帝国”、“中华帝国”之外的野蛮地区的地域概念——“西方”就获得了它的政治性。自时序上的近代以至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峙性就是两个概念的政治性含义典型的反映。

  什么是“中国”?什么是“西方”?同时在“现代”的边沿上,成了问题。本土性与全球性、区域性与普世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交错地作用于我们对“中国”、与“西方”的认知过程中。处于变迁中的中国,究竟是在“西化”的过程中,还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我们长期以来焦灼地思考的问题。正在社会文化转轨中的中国,究竟是在去民族化的过程中,还是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以维持原本自我进入国际空间,也成为我们不断紧张追问的问题。即使在当下,我们也还没有十足的理由给出“什么在中国“、”什么是西方“两个难题的答案。当然,在中西交通的几百年期间,我们理智地划分出了一个认识“中国”与“西方”的界限:各自划分地域自成传统的古典时代,中国之为中国与西方之为西方的理由是清楚的。界定他们边界的含混性兴起于“现代”。在“现代”背景下,中国在相当多的社会政治经济运行方式上愈来愈与西方相关运行方式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切近性”,断定这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对于“西方”的学习文明也好,抑或断言这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对于自身传统的超越文明也好,总之,中国不是传统的中国了。问题是“西方”也并不是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正宗继承者,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研究,现代“西方”也是传统“西方”断裂的历史结果。从这个角度讲,“现代”“西方”确实需要从地域以外的抽象蕴涵上界定清楚。但是,就与“中国”相对而言的“西方”来说,现代西方的含义还是比现代中国的含义清楚得多。它还是我们界定“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中国正是在朝向西方“现代”运行的方向转移的过程中获得界定自己“现代”的各种指标的。这个事实恐怕是认取各种对立的现代价值立场的人们都不会否认的。

  关键在于,“现代”也是一个在复杂性上丝毫不弱于“中国”的复杂性的概念。从定性的角度看“现代”,它并不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即“现代”不仅仅是在时间维度上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时间轴上的标尺而已。相比于它的时间特性而言,它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近代西方贡献出的那个特定的“现代”社会架构。从两个视角上观察,一方面,作为社会运动的“现代”,在现代汉语学术话语中被限定为现代化,进而下落为物化层次的现代变迁。另一方面,作为精神结构的“现代”,则长期不被我们所认识,以至于“现代性”这个词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说,还相当地陌生。现代性的核心蕴涵,诸如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普世主义、启蒙主义等等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理论解释。仅就这些“现代”要领来讲,“现代”在汉语学术界远远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了解。

  从前一方面,也即是从社会的现代特质上看,“现代”之为“现代”,大致从三个方面获得其定位,即政治民主、市场经济、文化多元。在“现代”中的政治民主,也是需要限定的。因为高调民主与低调民主具有本质的差异。现代民主的主流是低调民主。这种民主类型与自由主义的关联是非常紧密的。它一方面强调民主的宪政法治安排来自于对个人生命、财产、自由的尊重,来自于对个人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中的不可忽视的权利的保护,来自于对个人如何可以平等地获得他生存发展的生活、生产资料的健全设计。另一方面它也强调民主的限度。低调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只是治理手段,它既不可能是完美的、也不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不完美,是由人类的理性限度所决定的。人类还无法完全克服自己的理性有限性、乃至于动物性,这些特性还不得不作为我们设计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任何一种旨在追求完美的民主制度设计,都是在将民主推向危险的境地。不是乏善可陈,则是因为低调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地将普通人放置到了较为平等的政治生活中间,开辟了一个人们广泛介入社会政治活动的新境地。所以,仅仅只是在自由民主的运行架构中的民主,它可以被认为是“最不坏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在高调民主中,民主被认为是达到最为理想的社会政治境界的方式,它在人们的理想设计中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而这种理想设计因为来自于同样完美无缺的人的理性能力,所以民主既可以是大众的、又可以是全面的、还可以是直接的、更可以是进入理想境界的。高调民主确实勾画了一幅诱人的政治图景。但是,高调民主的现实可能性是极为低下的。20世纪实行过的高调民主,到头来都落为一场荒唐的乌托邦游戏。

市场经济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实践中因为仰赖于价格机制而必然存在的“市场失效”,与力图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盲目性的政府宏观调控导致的“政府失败”,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有不可克服的混乱性。对于市场经济的不信任,是近代以来一切自以为赋有“知识分子”良心与使命的人士们顽固地表达的一个价值信念。但是,理性计算、理性选择这些现代民主所依赖的基本准则,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中的计算,不是尔虞我诈的恶性算计,而是基于长期赢利的理性计算。市场经济中的理性选择,不是单纯计算个人得失的抉择,而是关照市场活动中的诸个体的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市场经济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不利于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倒是在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树立起的经济理性,对于他们逐渐树立起相应的政治理性,具有着推动作用。市场经济对于现代政治实践具有的基础功用,诸如提供了民主政治实践需要的物质基础、政治理性协商所需要的商谈精神、达成政治共识所必须的交易习性、政治中照顾各方权益的制度性倾向,等等等等,愈来愈为人们所确认。

  文化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多元首先是文化价值体系的多元。其次是文化和谐并存的整体局面。就前者来讲,文化价值体系的多元,强调的是支持次生价值的各种元初价值的兼容性。即在古典时代由各个民族创生的、各自认为自己的善才是真正善的相斥性基础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和谐并存。文化多元主义对于人们间的相互理解,对于人们形成理性的相处观念和协调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后者来看,文化发展的整体局面意义上的文化多元,指的是各种渊源不同、流变各异的文化体系,不是处于一种相互对峙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兼容并包的情形。文化体系间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相互吸收彼此间的长处,并在同一个文化发展空间中为文化的整体发展奠定基础的状态。在古典的区域文化发展状态中,文化价值的互斥性是远远强于文化价值的兼容性的。文化多元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与政治民主、市场经济是相互支持的关系。没有文化价值上的兼容,就没有政治民主中的理性协商、理性妥协。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中放下特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价值信念而进入务实的商务谈判的可能。三者的关联性构成了“现代”的独有景观。

  现代性构成“现代化”的精神基础。现代性的内涵,除开启蒙主义这一特别显示其现代特质的社会思想模式外,就是理性主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所同时映显出的现代精神气质。在实际运行的制度层面上讲,现代性就是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讲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体系和军事工业。这四个方面涉及到的是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出来的、基于竞争性劳动与产品市场的经济形式,与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监督建构,以及工业所带来的人化环境的日益发展,和扩展国家实力并对付外来敌对力量的军事组织。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背后的精神基础,就是启蒙理性祈求的那个普遍进步的现代期待。

  从前者讲,现代性之显现为现代化的精神气质,具有复杂的思想含义与社会蕴涵。从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全面反思视角来看,尤其是非理性主义的流行显现出的理性主义的假设不足与解释自负,给理性主义打上了明显的有限性烙印。与此同时,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分流发展,也从理性主义的自身理论逻辑延伸中显示出,在这一旗帜下导出的不同路径的理性主义具有的社会影响的巨大差异。理性主义的政治假设需要予以批判的反思,保守主义在这方面给主流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以清醒的提点。但是,进化理性主义对于主流的现代性方案具有的基石意义,则是不可忽视的。至于启蒙主义的路径,普遍主义的思维,进步主义的预期,也都是在批判与辩护的边沿上获得它们各自的存在价值。似乎可以断定,在没有很好的替代现代性的基本预设的其他系统方案以前,四种主义对于现代社会运行的价值,我们就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加以否定。

  从后者讲,即从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来看,它的复杂性也是必须高度注意的。资本主义的限度,既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也为保守主义所拒斥。工业化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为人们所警觉。而监督体系的弊病,为后现代主义所展示,使得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制度怀抱警惕。军事工业的负面影响,在和平主义的映衬下,已经备受指责。现代性制度的超越问题,已经成为上个世纪末至今的热门话题。但是,资本主义的长期合理性定位,工业化的资源组合优势,监督体系的社会运行功用,以及军事工业在捍卫秩序上的正义作用,还是具有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价值。从整体上讲,现代性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还只有在它自身完善的界面上展示其当下状态。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恐怕不能以轻率超越的姿态来随意地跨越现代性。

  现代思想,就似乎更是一本拎不清的糊涂帐。现代思想无疑是围绕现代性和现代社会运动展开的。它是现代性与现代社会运动展现为社会思潮的状态。从西方现代的源头性思想体系的角度看,西方复杂的现代思想的多种源头、交错流变,汉语思想界没有来得及全面引介。汉语学术界生吞活剥地、应急式地将西方现代思想学术传进转变中的中国。引进是引进了,消化还没来得及,更不用说转化、创造了。而处于急剧的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本身也在产出她服务于现代转型的现代思想。一时间主义话语、问题诊断从思想界、学术界喷涌而出,令人目不暇接。思想的时尚,常常使得人们不知道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基本思想边界究竟是在哪里,各自的思想特质没有显现出来,而试图融通古今的思想努力不绝于缕。汉语语境中的现代思想简直就成为西方时髦思想的时尚演练,成为牵引中国社会思潮流向的指南。而以介入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来建构真正指引中国现代转变的思想建构,显然处于苍白的状态。

  现代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在思想的时代定位上,前现代思想、现代思想与后现代思想往往川流不息地登上“现代”思想舞台。虽然在“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架构中,前现代思想已经被安顿在“传统”的领域里,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的对峙性观念体系。但是,前思想往往以现代、尤其是后现代思想的面目进入“现代”思想的操练场所。现代思想的相互较劲,一直就未曾中断过。而整个“现代”思想,不论是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在1970年代以后,被后现代主义通通纳入一个“解构”的范围。福科、利奥塔、德里达等人对于“现代”的瓦解努力,乃至于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人的思想目的,都由此连接起来。“现代”思想的自我辩护成为支持“现代”价值的思想家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处境。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现代”思想建构,就是最好的印证。“现代”思想体系既在组成这个庞杂体系的内部纷繁杂陈着对峙的理念,又在总体上想解构它的“外部”思想的挑战下经受考验。“现代”思想的局面实在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局面。当然,“现代”思想的轴心依稀可辨。围绕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等基本理念形成的主流“现代”思想,还是主导着“现代”思想的流向,以至于这些思想观念成为了谈论“现代”的“如来佛的手掌”。

  自由主义,在汉语学术界中也是一个没有进行很好清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当然这既与它是思想舶来品有关,也与汉语学术界接受自由主义的状态有关。从前者看,产生于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土壤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思想集成。在自由主义的旗子下,聚集的并不仅仅是某个思想原则、某个制度主张的、具有统一性的思想流派。以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为轴心,激进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相对于温和的自由主义,各自偏离自由主义轴心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二者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边界,成了一个问题。自由主义以一种与现代思想交错而在的存在方式,显示自己的思想兼容能力,而又以这种兼容显示自己的思想模糊状态。有的时候,西方学者认为某人号称“自由主义者”简直就是“低俗”,也许就是出于号称者并不能明确自己的思想原则而言的吧?!从后者,也就是从中国现代思想史角度看,自由主义传入汉语学术界之后,积极欢迎并努力引进者有之,痛斥拒绝并大力批判者也有之。其实,两种人士对于自由主义花的工夫,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还远远是不够的。即使像严复那样的名家,对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后来的胡适、殷海光两辈学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流于一偏的地方。而拒斥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对于自由主义缺乏基本的尊重与体会,先行预设着的某种价值立场,常常使他们的批判与拒斥不得要领。汉语学术界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说,就此难以真正切入到作为现代主流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的深层结构当中,自由主义的现代精神在汉语学术界的相关言述中几乎可以说是隐而不彰。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这一命题的蕴涵,成为难以揭示其完整含义的复杂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汉语学术界必须深入、系统地加以解析的命题。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现代最蔚为大观的思想学术体系,我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与我们对于现代的理解,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所以将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与对于现代的理解挂起钩来,是因为现代社会运动的精神根柢就在自由主义之中。而我们之所以在两者的关联性上去理解、去把握他们的内在蕴涵,也是因为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之中。我们之接纳现代,是被动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我们对于现代化的典范国家——西方国家的怨恨、排斥甚至仇恨心理,是难以一下子化解的。这就使得我们陷入一种对现代化的欲迎还拒的尴尬境地而难以自拔。从理智上讲,我们都认同现代化,也都认同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运作范式,并且对于源自西方的“现代”理念有很深的认同感。自19世纪以来,我们几乎可以说是自觉地取法西方,既从现代理念上积极接引西方观念,又从社会政治实践上努力地将传统社会政治转变为现代社会政治。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接引与转变,始终处在“理智上接受,情感上拒绝”的拉锯状态。来自情感的力量,对于我们的理智造成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情感的力量对于社会政治心理的塑造能量,是非常之巨大的。近代以来,我们常常以西方人的居心叵测、西方现代性理念的地方性、西方对于我们的政治经济侵略为理由,设计我们的社会政治蓝图、构想我们的国家基本政策、描摹我们战胜西方的宏大战略。西方人居心叵测,是就他们的动机进行猜度的结论;西方现代性的地方性,是就他们的现代知识源头进行限定的结果;西方的侵略,是就他们的特定时空采取的举措连贯性地扩展的记忆深化的后遗症。总之,我们以巨大的热情接引的西方“现代”,又在我们高昂的反抗行动中消解。只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已经在我们的这种矛盾扭曲中,逐渐成为时间轴线上“现代”的主流。在思想学术的维度上看,从严复较为系统地介绍现代西方的主流思想预告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现代”影响开始,到梁启超强调“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反映出的现代中国之为学习文明定位凸显的中西交流局面,再到民国时期各种取法西学延伸出来的新鲜思潮,落实到19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学术在中国大陆的“热炒热卖”,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处境中对我们自己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理念处之泰然、习以为常了。在社会政治变迁的维度上讲,从晚清的宪政考察到预备立宪,到民国的宪政、训政、军政的演变,再到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不绝于缕的政治体制改革吁求,也都显示出我们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边沿上寻求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运作大轮廓。正是我们的这一“现代”处境,使得我们不能不对紧贴现代而发生、而深化、而系统的自由主义加以细心的体会和深入的理解。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确实提供给我们复杂社会组织方式的思想源泉。在现代的思想图景中,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思潮相交而在、交相辉映。高调民主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等等,构成了激进主义的思想画面。极端保守主义、温和保守主义和自由保守主义,构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架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显示出自由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性。这些思潮,一方面处于“诸神之争”的对抗和诘难之中,各自的基本价值(basic values)主张几乎缺乏相容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分享着“现代性”主题,他们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等等思想预设并没有绝对的差异。现代性的悲喜剧由他们在思想的舞台上一同上演着。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构成面的思想兴奋点,是大为不同的。而对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指认,也是有相当差异的。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设计,也都具有重要的区别。对于未来社会蓝图的构想,则在完美与实际的两个端点上渐次分布着。

  比较起来,在三大思潮中,自由主义的思想性格是最温和的。自由主义具有的折中、调和的思想特性,既体现在它的思想建构上,也表现在它的制度设计上,并凸显在它预构(pre-product)的生活方式中。从思想建构上看,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自由,具有着与此前的所有自由论述不同的“现代”蕴涵。一方面,它不是形上自由而是形下自由。因此,它对于古典哲学所阐述的超验自由、神学所申述的意志自由、古典政治学描述的自由乌托邦,都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它着意处理的是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权利自由。从观念上讲,它支持的是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从行动上讲,它支持的是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出版自由等等。

  另一方面,它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这种自由定位,决定了自由主义将自由确认为“免于……”(free from)的自由,而不是“能够做……”(free to do)的自由。它特别强调自由的个人主义基础、强调自由对于强权的自决关系、强调自由源于社会的自然进程。它特别警惕那种积极自由理念支配下的权力施与性自由,对于极权主义允诺给人们的最后自由秉持绝对的批判立场、坚定的拒斥态度。

  再一方面,它是关联自由而不是单一自由。自由主义认定,从观念形态到行动形态的诸自由是不可分离而存在的,诸自由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假如我们不想损害人们的自由,却又告诉人们可以将某种自由、或某些自由暂时搁置,将另一些自由作为优先的自由加以对待,那么实际上就是将人们的自由剥夺掉了。除非我们将诸自由关联起来对待,一并予以肯定,否则就无法将自由坐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候,愈是允诺自由就愈是伤害自由。

  第四方面,它是制度形态的自由而不是主观意图的自由。自由主义强调,现代自由必须落实为一套严密有效的宪政法治制度安排,自由才有可靠的保障。从宪法到宪政的制度安排,从人民到公民再到选民的下行性政治主体定位,从国体到政体的合理性设计,都是自由的制度安排所必须的。一个缺乏制度安排,或者制度处于虚设的状态、仅仅将制度作为文献工夫,那么这个社会里的自由就会消逝于无形。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的现代变迁,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自由主义所提供的政治经济运作资源的程度了。无疑,在实际的社会政治运行过程中,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的相关主张,具有某种弱相关性,甚至是零相关性。但是,我们要想告别革命党思维与革命党行动模式,建构执政党思维与执政党行动模式,就不能不从原来那种简单的政治对抗思想走出来,从高亢的群众动员行动中走向平和的、理性的、妥协的组织动员,并从单纯道德性的社会行动目标走向实际的社会利益目标。于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基本价值与倡导的行动模式,尤其是价值观念上的调和理念,政治上的妥协方式,社会层面上的秩序安排,都具有为我们健全的行动提供理性支持的要素在。可以断言,对于自由主义提供的现代思想资源与行动资源的借鉴成败,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显然足以证明,在各种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组合状态中,在与“现代”思想与“现代”行动方案相关的思想观念与行动模式之间,我们花费精力去阐释“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这个命题的蕴涵,是一件值得努力去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就此肯定了阐释这个命题的价值,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从什么进路入手解释这一问题的内涵。从前述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否定面断言,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做相关清理,不对从近代到当代的相关思想争端进行比较分析,不对处于西方不同的“现代”思想与行动方案夹击中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流变加以关注,我们就不可能解释清楚这个命题的内涵。这样,正面阐释“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的问题域似乎就显露在我们的眼前了:三个问题域是我们阐释问题必须正面触及的。第一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个问题域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寻求解释关乎中国“现代”处境的诸问题时是否必要确立一个基本的思想坐标?第三个问题域是,在复杂的西方“现代”思想天地里我们如何可以吸取到有利于中国人现代行动的厚实资源?与三个问题域关联在一起的,有三个重大思想学术问题:其一是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结构中的汉语自由主义表述是怎样的?其二是中国现代思想延伸中的自由主义处境是如何的?其三是“现代”政治哲学边际界限上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前景会怎么样?

  就第一个问题域内涵的核心问题而言,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紧张状态之中。辨认什么是“中国”的“传统”,与梳理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成为跨入近代门槛的中国人所必须处理好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思想主题。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思想之主流社会思潮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采取了比较轻忽的态度。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将传统一下子放置到了历史博物馆中。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的声称,典型地表现出这种立场的不妥协性质。后来占据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激进主义,也是在对峙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前提条件下,对传统采取了决裂的态度。早期自由主义与发展到上个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对于传统所取的断裂态度非常鲜明。从严复算起,到胡适、再到殷海光,在论述到中国政治传统及其现代转轨问题的时候,对传统的决绝姿态,与他们讨论到传统文献(或“国故”)整理问题的时候的态度,几乎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思想定势中,唯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政治论说,保持了一种对传统的亲和态度。徐复观对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关系的谨慎处理,以及由此得出的自由主义只能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到生存土壤的结论,比之于激进主义、(激进)自由主义的结论要来得明智得多。因此,以“现代”自由主义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为坐标,审视这些思想人物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结构中的汉语自由主义论述,就是一个值得花费工夫的思想实践。围绕殷海光、徐复观代表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叠着的思想变奏,我们大致可以窥视到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从传统的“大同”主题向现代的“自由”主题转换的历史轨迹,并在“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探求中寻求中国现代话语融入现代主流的契机。

  从第二个问题域蕴涵的核心问题来讲,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也一直是在不间断的思想争论中起伏沉降的。从自由主义进入汉语思想学术语境起,自由主义就处于思想误解与政治夹击的边缘位置。在思想误解方面,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者那里的理解就不大到位。他们将自由主义安顿到与传统势不两立的位置上,既失去了保守主义这个最重要的思想盟友,也失去了社会公众切近理解自由主义真精神的社会基础。他们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和人生哲学来对待,使得自由主义既失去了它绝对依赖的现实政治生活空间,又失去了在现代政治变迁中显示其实际效用的可能。而与自由主义完全脱钩后的激进主义,就更是借助其获得的国家意识形态独断地位,将自由主义妖魔化,让中国人觉得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变迁毫无瓜葛,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阻滞的作用。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态度具有极大差异。但是,前者的直接拒绝与后者的间接阻碍,则都对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发挥了相同的负面功用。只是,自由主义顽强地试图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变迁吻合起来,并对这一进程发挥积极的思想推进作用。这种努力,体现在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的思想定位、社会建构与历史使命的认知上。从思想定位上看,自由主义总是力图划清它与现代社会流行的左派思潮的边际界限。贯穿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自由主义与左派思潮的论战,构成了自由主义清理自己思想地盘的理论景观。不是这种有益的思想论战,自由主义的思想边界与行动模式,就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从社会建构上看,自由主义对于自己试图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对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有一种自觉的思想意图。它并不期望建立起一个乌托邦的完美国度,也不期望建立起一个利欲熏心的权谋诡诈社会。它期望建立起的仅仅只是一个人们的权利具有保障、权力受到有效限制、而人们能够自主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与财富的宪政法治社会。这样,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建构与自由主义的边界勾画,就成为一个话题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以第三个问题域凸显的核心问题观察,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同样一直处在与中国现代变迁难以相得益彰的窘境中,这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处境与它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处境一样,还得在它的原生地吸取理论营养的同时,在它的新生地吸取本土化的养分。从它在西方原生地吸取理论营养的角度分析,中国自由主义必须既清理清楚西方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复杂边际界限,从而在这种复杂的边际构成中,充分吸纳来自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成长具有积极作用的思想成分。相比于早期自由主义激进地主张权利哲学而言,后来自由主义已经能够非常理性地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等对应性关系。随着自由主义激进色彩的淡化,它与激进主义渐行渐远。从基本的政治理念上讲,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民、公民、选民这些政治主体的设计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分歧。而来自保守主义温和派系的思想批评,则一向成为自由主义发展自身的动力。极端保守主义的主张,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一方面这使得自由主义的自我完善变得来更加重要,另一方面也使得自由主义捍卫自己的思想立场的理论致思变得来更加尖锐。在前者,诸如伯克、奥克夏特等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建设性批评,构成为自由主义精致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自由主义更加理智地看待理性、传统与自由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轻率地将他们的关系割离开来。在后者,诸如斯特劳斯等人的解构性批判,对于自由主义健全化的走向也大有益处。但是,自由主义对于他们主张的制度化地追求美好生活的吁求,怀抱坚定的拒斥立场。从而使得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立场与它的宪政法治主张不至于产生矛盾冲突,保持一种理论上的一致性与一贯性。正是在西方原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复杂的生成关系中,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说才获得了它据以健全成长的理论营养。同时,中国社会现代变迁日益向纵深度的推进,提供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成长的强大现实动力,以至于人们可以预期汉语语境中自由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进程相互伴随的前景,并不是镜中花、水中月。

  不过,还得强调,这些说法仅仅只是理论推论,而不是现实概括。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任剑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