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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的自然主义基础

——约纳斯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诊治与超越

张新樟

【内容提要】 约纳斯建立的生命哲学与伦理学“针对海德格尔的遗产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精神,提出了最系统、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回应”。本文着重解读了约纳斯的名著《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分析约纳斯的自然主义构思如何克服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中的伦理真空,并为当代环境伦理奠定哲学基础。


一就是一切

  这是十四世纪的炼金术抄本中的一幅图,宇宙是一条蛇,上面刻着希腊文“hen to pan”(一就是一切, One is the all)。上面黑色的部分是蛇头咬着尾巴,表示地球;下面光亮的部分表示恒星层。这个整体是关于永恒生成轮回的一个古老象征,诺斯替派也常常用它来描绘宇宙作为一个封闭的牢笼的特征。(张新樟 提供)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与洛维兹(Karl Lowth)、马库斯(Herbert Marcuse)、阿伦特(Hannah Arendt)、来维纳(Emmanuel Levinas)齐名,同为海德格尔的最杰出的犹太籍学生。约纳斯开创了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哲学式研究,他撰写的《诺斯替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The Message of the Alien God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岂今仍然是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1}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约纳斯师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新约学者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他作为布尔特曼的学生在研究古代诺斯替主义方面,以及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方面,都居于特殊的地位。约纳斯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解释古代诺斯替主义,又从古代诺斯替主义出发来分析诊断现代思想中的存在主义。他发现:“诺斯替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二元论。它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异化于自然、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贬低、普遍的精神的孤独感和对世俗准则的虚无化”,“是人类处境的经久不衰的范式”;同样,“存在主义的本质也是某种二元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因此,诺斯替主义具有“类比的现代性”,只不过,“诺斯替主义者是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从而是反人类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则是被扔到了一个冷漠无声的境地”,存在主义是更绝望的虚无主义,“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二元论”。{2}

  约纳斯对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诊治,他的学术使命是要克服古今哲学史上的这种虚无主义,尤其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建立克服二元论的哲学与神学。从这种学术使命出发,他进入了哲学生物学的研究,先是建立了以《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3}一书为代表作的关于有机体的生命哲学,然后是建立了以《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4}一书为代表作的关注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为环境伦理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5}。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及其有关人类未来的伦理学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学术影响,约纳斯为此于一九八七年获得了享有很高声望的德国书商协会颁发的和平奖,和联邦德国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6}。伏格尔(Lawrence Vogel)认为约纳斯后期建立的生命哲学与伦理学“针对海德格尔的遗产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精神,提出了最系统、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回应”。{7}

  然而,由于约纳斯在古代诺斯替主义研究方面的影响太大,国际学术界几乎“把他的名字等同于诺斯替主义了”,以至于人们在遇到他的时候“不相信这个后来研究哲学生物学的约纳斯就是那个研究诺斯替主义的约纳斯”。{8}本文的目标是要解释约纳斯的自然主义如何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约纳斯看到,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乃是现代虚无主义的结晶,他的这位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行为正是虚无主义观念道德软弱性所显示出来的症状,因此约纳斯的根本课题是要战胜他的思想之父。约纳斯认为,二元论是我们现代人把自然乃至人性看作纯粹是技术操纵之对象的根由。只有当我们能够把自然视为价值之源,而不只是我们的利益之源的时候,我们才会相信有必要去限制技术对自然的重造。随着我们破坏生态环境、改变“人的形象”的能力的日益增强,我们能够控制行为、控制死亡过程、乃至控制生命的基因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对技术的限制尤其显得迫切了。因此本文在把约纳斯的自然主义构思解释为对海德格尔的一个回应之余,我还想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他的自然哲学。

  约纳斯在《生命现象》一书中认为他的老师的存在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的最强有力的表达。约纳斯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也深深地沉迷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把人类的存在状态描述为“烦虑”(care),但是不久就对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感到震惊。海德格尔一九三三年的“可耻的”就职演说迫使约纳斯去寻找他的老师在令人着迷的讨论课上所传授的哲学的“隐意”。{9}他后来发现了海德格尔早期的天才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就有道德软弱的症状。

  约纳斯一方面承认《存在与时间》是“存在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宣言”{10},另一方面又把海德格尔面对纳粹时的软弱追溯到处于本体论核心的伦理真空。在一九五二年的论文《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记叙了他如何在海德格尔与布尔特曼的指导下研究诺斯替主义,却从中发现了这个伦理的真空。存在主义的解释帮助约纳斯理解了诺斯替主义:公元初的三个世界,希腊化东方的许多宗教学说都具有这种极端的二元论特征。在诺斯替主义的神学看来,神是极端地超越于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物质世界处于邪恶的德穆革(Demiurge)的操纵之下。人的使命是要获得诺斯或知识,让他的灵魂在死后从所有世俗物质中解放出来,重新与神合一。属灵的人通过圣事与巫术从世俗的自然规范与道德规范中解放出来,因为律法是德穆革的诡计。约纳斯把这种二元论的态度称为“人类学的反律法主义”,并从中看到了虚无主义的根源:

  由于这个完全的他者、异在者与未知者的诺斯替派的神在概念上更是一个虚无而不是一个实有。对于人与他周围之事物的联系而言,这个隐蔽的神是一个否定性的术语;从这个神那里没有流溢出任何律法——没有为自然流溢出律法,从而也没有为作为自然秩序之一部分的人流溢出律法。这个神此世的唯一联系也是否定性的,就是要把人从这个世界中拯救出来。从这些前提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反律法主义。{11}

  存在主义的解释使得约纳斯能够进入到诺斯替主义的世界之中,反过来,他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又使他摸索到了当代存在主义核心的虚无主义思想模式,因为这两种哲学运动尽管在时间上相隔遥远,却同具两个根本前提:(1)否认宇宙是为了善而安排,(2)相信一个超验的反宇宙的自我。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那样,“真正切己的个我”是超越于任何律法或规范之上的。然而,切己的个人不信仰超验的上帝,因而可以着眼于开放的未来按照他自己 “超乎善恶”的视野自由地创造价值。

  在《责任的命令》一书以及瑞士电台一九八七年所作的访谈录中,约纳斯提出了同样的批判,把海德格尔的真正切己的个人的坚毅与诺斯替主义的属灵者的反律法主义的自由联系起来。灵之于魂就相当于真正切己自我之于非切己的缘在(Dasein)。约纳斯把海德格尔的“滑入”纳粹阵营归因于他的“决定哲学的绝对形式主义”,在这种形式主义中,“人不是要决定为了什么或反对什么,而是决定成为真正切己的存在的切己的标记。”{12}

  约纳斯不是通过完全拒绝海德格尔的路线,而是通过扩展他老师的范畴,产生“一种对生物现象的存在主义解释”从而克服虚无主义的。从海德格尔的视野看来,“对生物现象的存在主义解释”这个观念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对非人类的有机体予以存在主义的解释是不合适的,因为只有人类“存在”。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存在,如果说我们之外的其余自然有何重要性的话,那它们的重要性也都是透过我们的烦虑的透镜才具有的。

  约纳斯指出,海德格尔的基本的本体论并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期望,也即为人类生存构勒一个超越历史的结构。相反,它见证了现代人的具体的、历史命定的处境:这种处境可以定义为自哥白尼革命以来“[自然概念]在物理科学手中的精神剥夺”{13}。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中,自然不可能拥有内在价值,因为自然只是被视为“无意义”(sinnlos)的王国,只是在与我们的日常世界发生联系时才呈现出意义。正如洛维兹所说:

  这个世界在当代存在主义的具体分析之下……只是我们的历史的自我世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说,自然不能够阐明世界和我们之存在的本体论特征,因为它只是一种在我们之内的存在,我们只是对人的存在的分析中才遇见它。{14}

  海德格尔对暂存(temporality)的本体性描述预设了对自然的现代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其中没有永恒,只有时间的流变。在约纳斯看来,这个流变缺乏真正的当下(present),因为真正切己的缘在在作决断的瞬间是没有受任何永恒尺度的指引的,也因为缘在没有被视为“自然整体的客观的本质秩序”中的一个部分,而只是一个“超越本质的、自由构思的生存”,除了流变的历史土壤之外,它只能在虚无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约纳斯认为:

  缺乏永恒是缺乏真正的当下的原因……如果价值不是被视为存在(如柏拉图的善与美那样),而只是在意志的构思中被设定,那么生存确乎总是托付给未来,死亡是它的终点;一个纯粹的形式上的决断(resolution),由于没有决断的规范,就成了一种从虚无到虚无的构思。……意志取代了远见;行为的暂存性驱逐了“本质上的善”的永恒性。{15}

  约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虚无主义处境的形而上学背景: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自然无目的、对人的目的漠不关心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寻求。我们不再能够在创造的神圣秩序中,或是在包含了自然整体的客观本质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不仅失去了宇宙虔敬的根基,而且也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本性的稳定的形象,乃至于不相信我们自己有什么本性。约纳斯写道:

  那个自然丝毫也没有烦虑,是一个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在烦虑着,在他的有限性中孤独地面对死亡,他的偶然性、他的意义构画的实实在在的无意义,这是一种真正前所未有的处境。……作为漠不关心的产物,他的存在也必然是漠不关心的。那么,在面对他的必死性时,只会认可这种反应:“让我们吃吧,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必须死。”去关心那些背后没有任何创造之意图的东西是根本不值得的。{16}

  换言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好的理由去为后代或地球的长远命运着想。

  但是存在主义并不是现代思想的一种气质,而是对由现代信条的两个关键性假设所导致的“伦理真空”的最完整的表达:(1)责任观只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基于本质上善的客观存在的发现;(2)其余的存在对于我们的责任体验漠不关心{17}。约纳斯的整个哲学旨在提供一个与现代科学相和谐的合理的解释,用以说明我们如何对待自然是很重要的,我们从中出现、并依赖于它的这个有生命的自然在本质上是好的,是值得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它是为了它的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人类——可以得以继续生存。

  约纳斯对付虚无主义的第一个回合是巅覆性的,因为他运用了海德格尔自己的存在主义范畴驳斥了人类是一切自然物之价值的来源的现代信条。他不仅把“生存”归于人类,而且也归于一切有机物,从而挑战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偏见,并开始为超越一切真正切己状态的他律(heteronomy)奠定了基础。虽然只有我们人类能够考量整个人生、反省生存的本体论结构、并专门地意识到死亡的问题,但是一切有机体都表现出它们对自己的生存的关心,并在世界中活动以避免自己的消亡。唯物主义者当然会认为那些在自然存在物之中注入目的的人是过于形而上学了。但是约纳斯认为,如果没有在“事物本身”之中找到目的,就无法给有机物的存在方式提供一个现象学的描述。

  甚至于最原始的有机物也不只是可摧毁的物体,它们的新存代谢就表现出了维持自身生命的努力,表现出约纳斯所谓的“必要的自由”。这是就它的本质而言的自由:一种动态的统一体,不只是它的各部分的简单总和。而这种自由永远是必要的:依赖于与环境的交流而避免死亡。约纳斯说,生命通过对自身的执着而认可自己。{18}只有在与始终存在的非存在(not-being)之潜在可能性的对抗之中,存在物才会感到自己的存在、确证自己的存在、以自己为它自己的目的。通过否定非存在,“存在”(to be)就转变成了“生存”(existence)——它自身的不懈的选择。由于所有的生命都是关系,而关系意味着超越,因此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存在与非存在、自我与世界、形式与物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对立甚至也可以在最原始的生命形态中看到。生存性范畴——关心、超越、自由、可能性、世界、非存在等,在描述一切生命中“客观可见的”心灵力量时都是必须的。生命世界的一切层面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心灵”(或“主观内在性”)和“自由”。

  约纳斯在《生命现象》第一章“进化与自由:论生命形式之间的连续性”中构勒了植物与动物生存的现象学,接着在第二章 “工具、形象与坟墓:论超乎人的动物性之外的是什么”与第三章“必死性的负担与福祉”中思考了人类生命的独特性。

  心灵的每一个新的层面——新陈代谢、行动与欲望、感觉与知觉、想象与思虑——都会随之带来新的自由,但同样也带来了新的危险。虽然一切有机体都具有营养与繁殖的植物性功能,但是动物演化出来的感觉能力标志着生命世界自由品质的一大进步。植物是由需要驱动,而不是受欲望驱动的,它们直接地融入到它们的环境之中,任由邻近物体与有害力量的摆布,但动物则不然,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间接的,能够凭借知觉意识到远离它们的分散的事物,并按照自己的情感趋利避害。“动物生命的奥秘”在于它们能够维持直接欲望与间接满足之间的距离。它们“受知觉引导、受欲望驱策的运动把‘那里’变成‘这里’,把‘尚未’变成‘现在’”,从而参与到生存的时间与空间之中。{19}在动物里面涌现了一种内在的维度,这种内在维度外化在行为与交际之中,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种感受痛苦、害怕、乃至遗弃感的能力。

  但是唯有在人类那里,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了中介性的表象(eidos)之后,间接性才成为反思性:自我意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明确关系。我们能够使并不实际存在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的想象之中。通过比较过去与当下的知觉,我们能够区分真实与虚幻。而且,我们能够思考本质或“思想对象”本身。我们的能力之中的表象功能可以认识并创造作为对象之代表的形象,这种能力是我们能够依据我们是谁、应该是谁的意象来生活的这种能力的根源。我们在根本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机体,因为我们能够,甚至必须,去尝试理解我们作为部分在整体之中的位置。虽然自我反思的双重性是具备一个“自我”、拥有特别自由的条件,自我之中的这个分裂也是人类生存所特有的一种危险的根源:当我们极不确定我们的标准应是什么的时候,会受到焦虑感的威胁,会感到不幸、罪咎,当我们离愿望、抱负、认同感很远的时候甚至会感到绝望。{20}

  一旦我们认识到机械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而不是对于物理世界的中性描述,我们就可以生存性地来解释生物事实,并意识到独立于我们的价值实在,因为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它们自身的目的”,都珍视一切有助于它们的生存与幸福的东西。只有当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情况才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它们是在凭它们自己的能力繁荣或受苦。约纳斯回应虚无主义的关键一步就此达到了: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不是唯一的中心,更不是自然界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我们就会被视为处于一个位置,要承担起有生命自然界的护卫者的职责。

  但是如果我们对自然的技术性侵犯注定要打破生态环境,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物种,那为什么我们不给自然行行好,把我们自己从自然图境中移出呢?即便自然中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另外的目的中心需要我们敬重,那也并没有表明在演化过程之整体中有着支配一切的目的,我们在其中居于关键性地位,并据此拥有一个责任,去确保人类始终存在于地球的大家庭之中。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个方面似乎帮不上什么大忙,因为它把自然史解释为一个完全机械的过程,其中更高级的更复杂的物种是低级元素的完全偶然的转变所导致的结果。正式的达尔文进化论是绝对反目的论的,它认为生命最初是通过无机物的自发繁殖而进入存在的,并通过随机的基因变化与自然选择偶然地进化的。但是达尔文对于进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包含了自我克服的萌芽”,{21}因为根据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进化展现了非人类与人类有机体之间的连续性。达尔文并没有把心灵解释成全新的、随着人类的出现而突然出现的东西,而是为这样一个观念留下了空间:整个生命世界是一个心理物理有机体的链条,它们的心灵与肉体的一起演化促成了更高级的自由与个体性。存在在我们这里达到了这样一种存在物,它能够在思想中反思自己。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解释为目的论过程的一个结果,这个过程的内在目的是自我认识与自由:我们的心灵最终在进化中回应了自然显示出的品质,这种品质根植于每个有机体对它们自身之存在的关注之中,它在人为自己说话、编造自己的故事的能力中达到了最高的层次。

  与现代思想中的缩减倾向相反,约纳斯没有把复合体缩减为最简单的部分,他综合了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和达尔文,在低级事物中找到了高级事物的萌芽。“实在,或自然,是一个整体,并在它允许从它产生的事物中表现自身。”{22}把心灵延伸到整个有机物世界,这使得约纳斯能够在《生命现象》中作出几个思辩性、形而上学性的宣称,这些宣称不能被证明,却与生存论解释的生物事实相一致:(1)物质自我组织的行为证实了存在深处的一种潜在的有机物倾向;(2)人类心灵的出现并不是在自然界中划了一条鸿沟,而是发展了潜在于一切有机存在物中的东西。{23}这两点就导致了具有严重的伦理后果的第三个思考:有赖于我们在知识中反思自身的能力,我们把自己视为“原始质料的苏醒”,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我们自己:受自然,我们的自身的本源的召唤,成为自然的护卫者。{24}通过把生存范畴扩展到一切有机物,约纳斯使得现代思想发生一个激剧的转变成为可能:“一个伦理原则,最终既不是扎根于自我的权威或是社会的需要,而是找典立在自然事物的客观安排之中。”{25}

  从对于生物现象的存在主义解释出发,约纳斯确乎完成了海德格尔盼望由本体论来实施,却由于把生存范畴局限在人类而无法实现的那种存在转向(turn toward being)。由于对存在主义分析作了这样的限制,海德格尔只能把自然视为在我们世界之内的存在模式,并因此无法看到它的内在价值,看不见我们与它的连续性。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个向存在的转向招致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因为它提醒我们,存在隐藏了它自己,我们奔向的所谓自由自在境界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带着我们有限性的痕迹。对于约纳斯来说,存在主义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赖此可以超越我们自己走向善本身。他把“目的的本体论中心从明显的主体性的巅峰扩展到那些隐藏在存在之广度之中的东西”,这使得他作出了形而上学的宣称,尽管是在思辩的基础之上:存在把自己展现在沉思之中,人的本质乃是一个统一的、连续的、可智知的秩序的一部分,也就是古时候称之为的“存在的大链条”。存在主义远远没有预示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是恰恰显明了是一种能与现代关于存在是动态的、随时间展开的观念相容的形而上学的开端。


【注释】

{1}James M. Robinson, <灵知派经书导论>, 见《灵知派经书》卷上(杨克勤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28;Elaine Pagels,《诺斯替福音》(The Gnostic Gospels,New York, Vintage Books, September 1989)的导言部分; Hans Jonas, 《必死性与道德——奥斯维辛之后对善的寻求》(Mortality and Morality-A Search for the Good after Auschwitz, ed. by Lawrence Vogel, Evanston, L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Lawrence Vogel撰写的导言<约纳斯的出埃及:从德国存在主义到大屠杀之后的神学>(Hans Jonas's Exodus: From German Existentialism to Post-Holocaust Theology);等等。约纳斯在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地位是学术界普遍地公认的。 {2}引文出自Hans Jonas,《诺斯替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 2nd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的后记<诺斯替主义、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Gnosticism, Nihilism and Existentialism)。也见Richard Smith,<后记:诺斯替主义的现代意义>(Afterword: The Modern Relevance of Gnosticism),见 James M. Robinson, (ed.)《英文那戈·玛第文集》(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Harper & Row, 1988),页544-545。 {3}Hans Jonas,《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4}Hans Jonas,《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translated by Hans Jona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David Her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5}Reiner Schurmann,<约纳斯生平>(Hans Jonas),见Social Research, Spring93, Vol. 60 Issue 1,页1-2。 {6}Richard Wolin,<约纳斯的生命哲学>,见《新共和》(New Republic, 1/20/97, Vol. 216 Issue 3),页30-39。 {7}Lawrence Vogel,<约纳斯的出埃及:从德国存在主义到大屠杀之后的神学>,同前,页4。 {8}约纳斯自己的话,见Hans Jonas, 《哲学论文集:从古代信经到技术人》(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Ancient Creed to Technological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的前言。 {9}Jonas, <海德格尔的坚毅与决定:访谈录>(Heidegger's Resoluteness and Resolve: An Interview),见《海德格尔与民族社会主义》(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ed. Gunther Neske and Emil Kettering,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页200。 {10}Jonas, 《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New York: Delta, 1966),页229。 {11}Jonas, “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词条,见《哲学大百科全书》第三卷(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3, Macmillam: New York, 1967), 页 341。 {12}Jonas, <海德格尔的坚毅与决定:访谈录>,同前,页201。 {13}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32。 {14}Karl Lowith, <自然,历史与存在主义>(Nature, History and Existentialism)见Arnold Levinson译,《自然,历史与存在主义》(Nature, History and Existentialis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5)页28,37。 {15}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15。 {16}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33。 {17}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83。 {18}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81。 {19}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101。 {20}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186。 {21}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53。 {22}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69。 {23}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4。 {24}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84。 {25}Jonas,《生命现象》,同前,页283。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