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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亚当·米奇尼克接受《Polityka》杂志编辑访谈录

崔卫平 译

【内容提要】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译者的话:后共产主义的波兰社会,在结束了从思想到制度等各个层面的“大一统”状态之后,出现了多元纷争的也是泥沙俱下的局面。肯定有些事情不是当年的推动者们所希望出现的。

  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报纸也不例外。米奇尼克们给他们这份波兰阅读量最大的报纸规定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称之为“新的语言”在于,它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

  什么是波兰的“现代化”?什么是波兰的“欧化”?想要“重返欧洲”这个表述背后到底想说什么?对于新生的独立的波兰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把欧洲的垃圾也吸纳进来、奉为时髦?抑或相反,听任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的大爆发?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波兰既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又取得自身的民族认同?如何既从波兰的文化传统出发、而又能够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狭隘的部分、跨越她的局限? 

  标题为“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决定了该文涉及大量深邃、复杂的波兰历史、文化(宗教)及现实背景知识,不管是译起来还是读起来,都会有些吃力。译者不揣学识浅陋,敬请朋友不吝赐教。总的来说,那些未能译出的人名、政党或社会组织名称应该不影响整体的阅读和理解。

  编辑:亚当,从现在起十年之内,你想做什么?

  亚当·米奇尼克: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我和我朋友圈子的特色,我们从来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试图计划自己的生活。十年前,我在监狱里。如果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给出一个荒谬的回答。再往前算,我在波兹南完成我的学业,它因为1968年的事件而中断,后来我给Slonimski当秘书。对四年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能想象,遑论十年。

  编辑:我们来谈谈你的公共生活。你是否希望仍然当一名编辑,还是一名政治家或者作家?

  米奇尼克:如果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我介乎Gazeta Wyborcza(波兰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1992年米奇尼克在辞掉国会议员之后,担任主编至今,译者注)的编辑和一名作家之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Sejm(波兰共和国一立法机构,译者注)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当我说,我们的报纸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不认为是在抬高自己。对我们来说,这张报纸不仅是一张报纸,而且还是波兰公民社会、波兰民主的一种手段。

  编辑:你是怎么给这张报纸的价值体系加以定位?

  米奇尼克:我在我们的新年献词中谈到有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对于民粹主义有着强烈的厌恶,同时坚持关注贫困和不公正。第二是对待教会的态度。我们强烈反对我们称之为(诉诸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的福音派化……

  编辑:这是为什么大主教称你为一个“杂种”的原因?

  米奇尼克:这对我无所谓。Heirich Boll和Gunter Grass经常被称之为“doberman pinchers”(德国种的短毛猎犬),我也忝列其中。第三是我们对于去共产主义化的态度。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同于许多可以称之为去共产主义化者所采取的那种敌意的和冒犯的态度。我们不提倡集体的大赦,但是我们也不主张盲目的仇恨。第四点,我们对有关民族尊严的事务十分关注。我们并不试图补偿因为羞辱他人而造成的怨愤。

  编辑:在你的列表上,并没有包括波兰的现代化或者“欧洲化”,这很有意思。

  米奇尼克:这是你们杂志Polityka的特色。在某个意义上,现代化已经包括在第四点当中。但是现代化自身却是一个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喜欢现代化。1989年,我对自己说,让我们回归欧洲。很快,我便意识到那是一个标语口号。我们必须精确地定义我们正在谈论的价值体系。欧洲并不是一个价值。称之为价值的是我们能够为欧洲做些什么。而我们能够贡献什么呢? 

  编辑:当我们谈到欧洲时,我们真的认为一个波兰人正在准备对外来者打开大门?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危险。一个是,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你都发现这种偏狭、地方性和仇外综合症;波兰也不例外。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不久前担任在格丁尼亚举行的波兰电影节的评委,一周之内看了32部影片。我不得不说,当我看到从欧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残羹剩饭,仅仅是一些垃圾而外什么也不是,我感到很震惊。我强烈反对我们的主教们对波兰文化中腐败和色情发出的咆哮和诅咒。但是当我看了这32部影片,我意识到,主教们没有捏造这种色情。在我们的意识中真的有东西正在生病。色情被当作发声最响亮的时髦。在每部影片中,不管是男主人公说什么,女主人公必须脱衣服和光着胸脯走来走去,因为否则就不是电影。这种对妇女的态度是凌辱,她们变成了交媾的工具。对我来讲,这是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避欧洲化的口号;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我们通过这个词想说的那种东西。

  编辑:欧洲化涉及比性商品店和奔驰汽车更多的东西。它同时意味着一个启蒙的法治文化、理性教育,以及许多新的争论:女权主义、环境等等。在你们报纸的纲领中,有贯穿一致的东西吗?

  米奇尼克:当然,我想是这样。欧洲也不仅仅意味着性商品店。但是模仿欧洲和美国的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影片和思想中有这种模仿。在我们报纸的纲领中,贯穿始终的是持续质询什么是民主的目标和性质。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民主正在经受着来自三方面的攻击:民粹主义、种族狂热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编辑:在民主的三种威胁中,你最少担心宗教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我宁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在这个纷扰的现代世界,人们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家园,将自己根植于某件看上去持久和不变的东西。因此,(需要)回归某个民族,回归某个社会团体,和回归某种宗教。这是所有原教旨主义的基础——在波兰也许称之为“一体主义”更为恰当——它涉及到试图将国家建立在宗教的规范之上,试图以一种地方性意识形态教条、波兰的天主教教条,来取代多元化和宽容的哲学。一体主义是宗教的一种形式但它本身不是宗教。我想一体主义是一种演变为政治工具的宗教形式,并在一种民粹主义时髦中得到阐述。民粹主义同时在波兰的天主教和反教权主义中得到体现。

  编辑:如此,那么谁来保卫民主?以什么方式?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闹到大街上,会出现足够智慧的响亮声音吗?

  米奇尼克:我宁愿举一个可能容易得到核实的例子来说明。我不知道当民主处于危险之中时,谁来保卫它。但是我知道那些买报纸的人。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出于很多原因,生活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宁愿选择我们的报纸而不是Nowy Swiat或者Slowo Powszechne,宁愿选择你们的杂志而不是lad。我不想低估这种选择的意义。我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和印刷文字没有关系的人们中最容易找到土壤。

  编辑: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贫乏表明,他们并不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在二十世纪,右派不再拥有自己精神上的启蒙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当中,不能找到一个有如(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Zbigniew Zaluski那样的才华,Zaluski能够给Moczar和他的支持者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象征,它们正在衰退而不是兴起。

  米奇尼克:现在还看不出来。另一方面,某种情况似乎的确如此。今天波兰的民族主义没有文化上的表达。但是,整个后共产主义纪元不是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这表明,传统的我们用来描述世界及其冲突的语言已经归于无效,我们正在试图建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不相信每件事情都被决定了,也不相信还有什么退路可走,比如说后共产主义必须遵循民主的道路。什么语言我们可能描述这些?S·米洛舍维克把自己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立场可以使他的权力合法化。Gamsakhurdia提供了另外一个雄辩的例子。一个诗人、囚犯和人权捍卫者,当他进入权力之后……我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例子——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表明,后共产主义和一张法西斯的面孔相联系,以及反共产主义和一张布尔什维克的面孔相联系。但是十九世纪造反的语言和自由民主的语言已经不适合描述它们。

  编辑:于是你就用自己的、个人化的尺度,来反对你所评估的这些东西?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似乎一个人总是试图表现得比他实际上要好。Kurt Vonnegut说过,他的小说《母亲的夜晚》中的道德寓意,在开篇首句中即能找到:“我们是我们要扮演的某人,所以,对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小心。”也许我正在无效地扮演另外一个什么人。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因为对我来说,最好是扮演成一个普通的、得体的什么人。波兰需要普通的、体面的、明事理的人们,尽管我不能成功地扮演这种人,我想这种人也有某些价值。

  编辑:但是年轻一代责备你对前共产主义者太过宽厚,而对于你从前KOR的同事,比如Antoni Macierewicz(一度出任波兰内务部长,1991年因泄漏国家机密受审,译者注)则太过严厉?

  米奇尼克:因为我从前的朋友现在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Macierewicz?我记得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也是在这个公寓里,讨论站在切·格瓦拉一边和支持“黑色九月”的恐怖主义行动。我记得他聚集钱来支持MIR这个反对Allende的左派激进组织;记得他为一份反对尼克松访问波兰的请愿书签名,因为在越南扔下的炸弹。Macierewicz的思想总是十分激进、专注和粗线条。不管他的头脑被带向何方,他总是从他自己的观念发展出它们的逻辑结论。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不敢肯定,处于一个内务部长的位置,一个人是否需要这些品质。我承认很容易批评Antek,但是在他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设想如果我认为必须祛除,我可能会做得比他更加糟糕。感谢上帝,我有别的想法;从一开始,我就认为祛除是不健康的和愚蠢的主意。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虽然语境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Antek代表了我生活中的另一个故事;如果我采取了“错误的转向”,他将会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编辑: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更为宽容的原因?是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那种慷慨大度?

  米奇尼克: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人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人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讨论涉及个人的宽容需要,这并不困难。这并不是什么人道德上的胜利,而是试图对你的敌人宣称宽容。

  编辑:这是从圆桌会议就开始了的?

  米奇尼克:在圆桌会议上,我对自己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得像战争幸存者一样学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自己是否必须参加谈判有着巨大的疑虑。反对圆桌会议的人们主要的争议在于现在并不是共产党将要令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是团结工会将要令共产党合法化。但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圆桌会议标志着一种通往民主和平的、渐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雅鲁泽尔斯基起着一个主要的角色。作为总统,他完全忠诚于民主化的进程。我不喜欢前政权人士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是猪圈,正如Andrzej Oseka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必)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多年之前,教皇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地对待他所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这就是我看到的。撇开其他情况,个人的原因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我在牢里时,我给General Kiszczak写过一封傲慢的信,它差不多是这样结尾的: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时,当人们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我希望我能够有勇气前来保护你。

  编辑:现在你必须兑现你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对待当下的发展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它涉及到对过去的评估,包括对于“人民波兰”和更遥远的过去,(要求)透视过去一百年、两百年所发生的历史进程。

  米奇尼克:我们深深根植于历史之中。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阶级,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总是自欺欺人地宣布,我们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波兰不可能处于Pisudski和Dmows-ki的幽灵之下。这是无稽之谈。我也不相信Maria Janion教授所说的,我们到达了一个源自内战的波兰文化中某种“密码”的终结。问题恰恰是历史正以某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强烈影响着波兰。我们正是这样经历着我们自身。我想,除非我们就近检视近两百年来的波兰历史,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波兰现实。我越往深里看,由此出发看我们的问题或现状越觉得吸引人。所有关于“轻骑兵世界的终结”、关于Count Wielopolski的世界、关于民族起义的转折、包括华沙起义,都是我们的起源、我们的身份和现代波兰的开端。

  编辑:这个视角能否提供一个“人民波兰”更清晰的图景?

  米奇尼克:“人民波兰”的历史已经告终。当然,人们可以尝试从一定距离之外去评价它,远离直接的政治语境。这是一个特殊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重建波兰。不存在另外一个波兰。很自然,我相信当年的反对派——我曾经所属的——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拥有不同的观点而为了波兰辛辛苦苦奋斗的人们,我发现这是不可理解的,受到最狂热恶毒攻击的是那些曾经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文明、温厚宽容的共产主义的人们。

  编辑:你相信历史的公正吗?

  米奇尼克:人们为不公正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评估此前四十年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比奥斯威辛或者卡廷远为复杂得多。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请允许我重复:我希望公开争论和反对任何试图弄脏这副图景的人们。我想明确地划分善和恶。但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模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波兰历史有着不同的贡献。依我看,我们不能弄混淆上个历史阶段善和恶的界限,但是,谁能够宣称他是无罪的?谁能够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担当者?

  编辑:你回避直接回答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欧洲化”。你是否相信,多年以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连同它所有的后果,比如德国人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发现我们正处于身边民族主义大爆发当中?

  米奇尼克:欧洲的制度整合这是可能的,但是不同的种族分裂主义者的景象也是可能的,比利时和西班牙也许追随捷克斯洛伐克的范例。我在法国时,我谈及赞成Maasstricht(欧洲统一),但我知道在许多争论中,批评这项协议是公平的。当然,我能想象这样一种情形,波兰面对着几百万其他国家人们的涌入,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想象并理解随之激起的敌意的反应。说到底,政治是一种前瞻性的和实施可能的艺术。Goryszewski部长说——

  编辑:他说不想要一个由德国人支配的欧洲。西方欣赏这种论调的是那些决不想让我们加入到欧洲的人们。

  米奇尼克:Goryszewski部长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党派、基督教民族联盟在迄今的政府联盟里,表现出是可信的和负有责任的。从长远来看,这个党必须在它狭隘的、地方性的教条逻辑和并入欧洲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当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欧的一块上帝赐福斯拉夫人的飞地,我们的民族利益将会更好地得到实现。但这将要求从我们自身作出努力。

  编辑:让我们结束在这个永恒的问题上——知识界及其在波兰的事业。就目前来说,工人对于社会变动将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五十年代那样的情况,共产主义者把工人招进大学。而团结工会也不再鼓励自我教育。教育水准在下降,同样也可以说报纸、电视和教堂布道的水准都在下降。那么谁来保卫——不仅是知识界的精神氛围,而且是知识界的思想水平?谁将与之认同?也许知识界将要退出舞台而让位给暴发户?

  米奇尼克:毫无道理。人们将(继续)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变动,去做有价值的事情,要求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满足。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机制改变知识界(的作用)。谁将来认同知识界的精神氛围?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它可以在这些人的著述中得到体现——泽罗姆斯基(Zeromski,1864——1925,被波兰人称之为“波兰文学的良心”,主要作品有《无家可归的人们》、《逃避我的姑娘》、《春天之前》。当小说家雷蒙特1924年因其长篇小说《农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波兰人纷纷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泽罗姆斯基更有资格担当此荣誉。译者注)、Strug、Brzozowski、Slonimski、Irzykowski、Kotarbinski、Ossowsski和Babrowska。他们是一些伟大的榜样,对我来说。请允许我这样说,因为这并不仅仅涉及到我本人。例如,我们的报纸Gazeta Wyborcza整个是由知识界所造成。我们试图将团结的价值体系转换成今天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不需要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大声说出。我们想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把自己隔绝起来,必须寻找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头脑中牢记Slowacki所说的:“我恳求你们——活着但不要放弃希望,让智慧的火把在民族当中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需要的话,献出自己生命,前赴后继,死得其所。”基本上,这是我的信条,它比任何意识形态、种族或其他因素更能够说明我是谁。

  编辑:在波兰之外有人理解这些吗?

  米奇尼克:有,在俄国、匈牙利和在塞尔维亚。我的一个塞尔维亚朋友Nebojsa Popov给我一篇文章有一个出色的标题:“鹅能够拯救罗马吗?”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责任、命运,去拯救罗马是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用波兰人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们需要再思波兰知识界的本质。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信奉一套另外的价值体系。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撞上历史过程中的晦涩暧昧,可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从中摆脱。说到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与此相反,ONR和布尔什维克的氛围是站在权力一边和统治集团一边,是站在一种旨在使得个人屈服其意志的运动一边。没有人像Judym医生(泽罗姆斯基另外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为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他喜欢一棵树被劈作两半,他头顶上有明亮的天空内心有道德律令。他有点康德、有点Konwicki、有点Brzozowski和有点Turowicz。波兰知识界还有一点爱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为眼泪留出空间的价值世界当中。为世界悲惨的事情流泪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拥有一席地位,也许我们的眼泪不那么容易干枯。我们必须遵循我们自身的路径,否则将会迷失。

  编辑:但是,正如你的另外一个朋友Andre Glucksmann所写下的,超越由我们“知识分子大师们”所界定的地平线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是“弑父”的时候吗?

  米奇尼克:我并没有与我的“知识分子大师”作斗争的要求。我不想弑杀什么人。在这个国家——正如Norwid所说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是如此摇晃和脆弱,人们总是在弑杀某个其他人。我赋予这样的眼光以极大的价值:持续性和某种长远考虑——在和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联系中。

编辑:谢谢你。

  (崔卫平 译)

  (本文译自《自由书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