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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东亚”论述的视域

——走向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几个尝试

马场公彦

【内容提要】 东亚固有的历史性乃来源于三重霸权结构,即:前近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而包含其周边地区的华夷秩序,近代由殖民帝国日本发动的殖民主义,以及二战后在美国霸权下的冷战格局。这些因素相互缠绕遗留了包括强弱、优劣、大小、主从等关系在内的位阶结构。如何从那里摆脱出来的问题构成后冷战时期现代亚洲的动力。

一、绪言:作为对抗话语的亚洲

  一百年以前,即1902年,冈仓天心第一次游历印度,在当地撰写了《东方的觉醒》一文。我想从引用其中一段文字来起稿。

  亚洲的兄弟姊妹们!

  我们长久彷徨于理想之境,现在让我们再次觉醒于现实吧!我们一直漂浮在无感动的河流上,现在让我们再次站到苛刻现实的岸边吧!我们以前自诩水晶般透明的抑制而彼此孤立,现在让我们融合在我们共同的悲惨的大洋之中吧!西方那颗于心有愧的良心,时而招徕了黄祸的幻影,那么,让我们将东方静穆凝视的眼光投向白祸吧!我并非要呼吁诸君使用暴力,而要呼唤男子汉气概。我要呼吁的是自觉,而不是攻击。

  欧洲的光荣,乃是亚洲的屈辱!

  冈仓的“亚洲乃一体”(《东方的理想》,1903年所刊)一语意味着遭受欧洲人迫害和支配的亚洲各国各民族赖以对抗欧洲的地区统一性。他以此呼吁亚洲人民团结一致抗拒欧洲的压迫和威胁。在这里,他勾画了掌握近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西方文明压迫亚洲各民族的图式———今天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图式(亨廷顿)。于是,他以激烈的口吻呼吁亚洲内部“文明间对话”:以相隔喜马拉雅山脉接壤的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为首的,各自任其分散的亚洲各国,现在就要团结起来,携手向西方世界展示出自己的文化优越性。

  一百年之后,即2001年,联合国回应伊朗总统哈塔米在四年前所呼吁的“文明间对话”,将此年定为“文明间对话年”。此词针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认为伊斯兰文明威胁着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文明的冲突”理论而发,要求全世界消解不同文明之间的敌意或敌对关系。

  可是,是年9月,信奉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发动了“9·11”事件。事发后,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在美国议会高喊:“支持恐怖分子,还是支持我们?”在另一方面,哈塔米总统在两个月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狂妄恐怖分子的愚昧行径,同时,还主张美国的报复行动是对阿富汗人民良知之声的充耳不闻,而强调文明间对话的重要。但是,布什总统经过轰炸阿富汗“成功”之后,在次年2月的国情咨文报告当中,展开了包括伊朗在内的“邪恶轴心”论。

  早在60年前,即1942年,代表京都学派的哲学家高山岩男刊行了《世界史的哲学》。下面从此书引用一段:

  欧洲世界对非欧洲地区的无边际扩张,亦即西欧式的近代资本主义、西欧式的机器技术、西欧式的近代科学、西欧式的个人主义法制以及西欧式的政党议会主义等等的欧洲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普及,还有伴随之而为之作铺垫的对非欧洲地区的殖民化统治趋势,近代世界史竟然成立于如此惊人的事实之上。世界欧洲化的滔滔浪潮,以此为基础,欧洲世界历史乃是世界史的观念之成立,这无非是世界史上的近代事件。与此同时,这毕竟也是近代事件,已不能称为现代事件。世界史就是欧洲世界史,除欧洲世界史之外,没有别的世界史,这种观念已经开始出现破绽,当今的世界史事实正是如此。而为这一世界史的转换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者,便是我们日本。(こぶし书房2001年版,第87至88页)

  翌年(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了以殖民帝国日本“为了顺遂大东亚战争,进一步整理强化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诸民族之有关策略机制”为内容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高山好像要与其国家策略相呼应,主张经“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联标识着其“超克”欧洲近代世界史。退席国联大会的时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是鼓吹“满蒙生命线”论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一事实也在提出基于广域圈构想的新国家观念的意义上给高山的立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从高山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包括东西方的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统一的历史的世界”,也是如实地体现“由于此次大战,欧洲近代的原理完全表现出了其破绽”(第376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事实的一个事件。高山把现代历史世界的多元性架构作为理念提出来,倡导一种历史哲学:由不同的国家意志组成的充满异质多样性的特殊历史在现实上转变成带有同质统一性的普遍世界史,近代国家从而转变为现代国家。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现代世界史的成立?依我看,现代世界史的成立不外乎亚洲新的自我形成活动,以及受其刺激而开始的欧洲新的自我形成活动。亚洲和欧洲都要继承使世界欧化的近代欧洲,而各自形成新的亚洲和欧洲自身,我认为,这便是现代普遍世界史所成立的意义所在。(第360至361页)

  据高山所述,此普遍世界史成立的原因在于欧洲因殖民统治欧洲外世界而产生的依附性,以及亚洲对欧洲的膨胀采取的抵抗,而且主导这种抵抗的便是日本,日俄战争的胜利乃其契机。

  在高山《世界史的哲学》刊行的时候,《文学界》杂志(1943年9、10月号)主持了一次叫做“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由“日本浪漫派”、“文学界同人”、“京都学派”三派组成的十三个人出席。会中,京都学派将世界史的统一理念作为超克近代的历史哲学理论专门提出来,由此而使大战正当化,也为殖民帝国日本提供了国家原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东亚革命”克服了近代欧洲所垄断的特殊的世界史,并为创造新的世界史原理提供了契机。例如,西田几多郎的“全体的一和个别的多之矛盾的自我统一”理论体现为以皇室为轴心的“八紘为宇”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世界新秩序原理;田边元的“种族逻辑”成为了“东亚协同体”广域圈的理论支柱;三木清的“协同主义”使“东亚新秩序”正当化。

  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阅读该讨论时发现,特别是京都学派通过“扬弃并统一东西两个文化的并存和对立”来寻找“世界史的统一理念”的意义没有从今天的视角得到充分的反思,夸大日本所谓“经济大国化”等的成功经验而主张由日本主导“超越近代”的浮躁论调断断续续地出现,他对此感到思想上的危机,撰写了《“近代的超克”论———了解昭和思想史的一个视角》(1980年,朝日出版社;1989年,讲谈社学术文库)。

  贯穿着“近代的超克”讨论的一个基调是日本主导的扩张主义主张。这因为与拥护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论调相连结,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被认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而似乎被葬送掉了。但是,在二战后,要超越欧洲主导的近代的主张本身仍然作为散布自卖自夸似的大国主义的一种风气,一朝有事就反复苏醒过来。

  并且,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进展,这位已到晚年的广松先生,如同京都学派的亡魂附着在身一般,在《东北亚应扮演历史主角———论以日中两国为轴心建立“东亚”新体制》(《朝日新闻》1994年3月16号晚报版)一文中,展示了主张“东亚新秩序”的“近代的超克论”。

  我想到了这五百年来的欧洲中心产业主义在此从根本上受到了重审。

  我并非要简简单单地提倡亚洲时代。全世界趋于一体化。但历史上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暂且不论将来如何,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东北亚不能不扮演主角。

  美国一面随地排污似地挥霍美元,一面扮演吸收需求者(absorber)角色的时代即将过去。日本经济只能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到亚洲。

  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曾经是右翼分子的专利。他们把日本的帝国主义置之不理,只强调了与欧美的对立。可如今,历史舞台已经旋转了一大圈。

  要建立以日中两国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要建立以此为前提的世界新秩序!我认为现在反体制左翼分子可以把之———包括从根本上反思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在内,当作共同的口号。

一读《“近代的超克”论》便可知,广松并没有要全盘否定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论”。还不如说,从中摘出超越近代局限性的某种积极意义的倾向更显突出。然而,他在刊行《“近代的超克”论》的当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主张建构东亚广域圈。只看报纸上的短文,难以窥见广松撰此文的用意和《“近代的超克”论》的立论之间的契合性。更何况该文属其最晚年所作,今天无法让他自己来为此作证。

  总之,我在此要确认:不同的时期遭受不同方式的压迫和损害的地区,根据当时的时代思潮,被拿出来当作超克或调停对立的对抗因素,不管对抗欧洲还是对抗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亚洲这一词语自从近代伊始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单是一个区域概念,而且命定地蕴涵着针对外在对立势力的一种对抗理念意涵。

  笔者曾经着眼于日本出现历史问题并在东亚地区产生影响的现象,对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冷战时期所经历的脱殖民化(decolonization)和脱冷战化(de-cold war)过程进行过分析。②可谓其续编的本文,鉴于广松东亚新体制论所象征的,回归东亚区域主义的气氛凸现在加速进展的全球化趋势笼罩全世界的后冷战时期的状况,对众多民间学者、评论家的东亚论述进行分类。并由此进一步思考以霸权的争夺为背景的对抗性话语仍然凝结在亚洲观念上的意义所在,探讨能够摆脱对抗性话语的另一种话语萌生的可能性之有无。

二、作为认识空间的亚洲及其两难

  亚洲是什么?溯其原义,乃抽象地表示希腊世界遥远的东方“日出处”的亚细亚这一未为人所知的东方世界,只是由西方人外在命名的一个称呼。始于15世纪西方(the West)殖民统治非西方(the Rest)的西力东渐浪潮,到近代,波及到了该地区。但在此时,对亚洲人来说,亚洲概念仍是在其经历近代化的过程中,由外部设置的一个参考架构。寻问亚洲意义的活动便是经过观察照在叫做亚洲的镜子里的自我来加深自我认识的活动。因此,经过此活动来获得的亚洲认识空间,归根结底,就等于将自我认识的假象扩大到亚洲大小的相似形。

  但是,经历近代化以前的亚洲,并没有统一的具有实体的区域概念,也没有必要具有作为亚洲的自我认识。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大国都是拥戴皇帝的帝国,从统治的实际形态来说也好,从其文化优越意识来说也好,都是公认的中枢国家。她们没有必要设定上一层的区域概念。因此,很难说亚洲概念得到了充分的对象化。在另一方面,对文化上政治上依附于那些大国的周边地区来讲,譬如像中华世界这样的广域概念总让她们更强烈地意识到以优劣排序的位阶机制。其中,日本率先摆脱了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西岛定生所谓“册封体制”(“脱亚”),而作为近代统治理念采用了来自西方的国民国家体系(“入欧”),并作为新霸主(hegemon)君临于近邻地区,蜕变为殖民帝国日本。经历了宗主国日本殖民主义的东亚概念伴随着支配/被支配、加害/受难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和难以愈合的伤痕,内里刻下了充满苦涩的意涵。结果,该地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一直拖延到今天。

  竹内好曾经说过:“我认为固定亚洲主义为一种范畴的尝试必定要失败。亚洲主义具有歧义性,搜集并分类的定义再多,你也不可能从中捕捉到可适用于现实的某种思想”。③

  山室信一的《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投企》(2002年,岩波书店)是为试图正面回答这无法界定的亚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精心撰述的一本著作。随着全球化进展,一方面欧美文化标准和美国中心主义(Americanism)等的单一价值观念几乎要笼盖全世界,一方面与此种普遍化趋势相反,有一种回归于区域化,对抗全球化,而强调亚洲价值论的地方化或曰区域化正在出现。那么,亚洲这一地区特有的品性又是什么?亚洲作为一个对抗价值在何等背景下形成出来?这些对“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的根本性问题构成了山室这本巨作的主题。

  山室在亚洲面对近代化的实践课题而被迫引进的近代文明、与西方种族主义的对抗、民族的创立等的基轴上发现束扎亚洲概念歧义性的凝聚力所在。西方知识系统(西学)通过近代教育体系和出版业等的途径作为“东学”流通开来,在整个亚洲范围里被接受而广泛流通。亚洲这一文明一体化感觉由此而得到自觉。山室通过分析其感觉连锁的实质面貌,复原亚洲认识空间的扩张轨迹。亚洲的实体化概念在外交、贸易以及对外言论活动等场合酝酿成为区域主义,他也把其表现方式理解为叫做亚洲主义的投企现象。

  尤其在其富有创意的思想连锁理论,他指出亚洲各国整合国民表面上看来旨在追求作为“国粹”的“固有化”,但仔细比较分析则可看到亚洲思想空间的连锁方式伴随着作为“亚粹”的“类同化”,孕育向欧化看齐的“欧粹”的种子。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亚洲价值只是被定位为西方这一普遍性思想资源的拥有者内部的特殊性小拥有者,其局限性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也在此可以指出东亚近代化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关性:亚洲的表层附着着“国粹”的固有性,看上去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或对立更显突出,但其背后镶嵌着“亚粹”、“欧粹”等的类同性却总束缚着她们,并为形成连锁的亚洲意识提供契机。

  其实,亚洲的类同性伴随着取决于文明开化先后的一种优劣意识。因此,连锁在这里的亚洲意识并非只带来团结意识和相互融合的情感。“亚洲乃一体”话语背后隐藏的对抗性难局就在于此。近代化的过程中“国粹”、“亚粹”、“欧粹”等的文明纯洁性和固有性被强调,更为复杂的是,有一些没被认为是“粹”而从官方的国家建设叙事排除掉的渣子淤积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各式各样的层累空间。我应该指出,这些渣子在现实中作为一种民族情感———对其他民族的蔑视或敌意的尖锐表现,喷发为霸权意识,阻碍亚洲自由共同空间的扩大。

  如上所述,“亚洲是什么”的问题隐藏着“两难”:反映着多样且扩散的该地区历史实际,陷入不可收拾的自相矛盾。可以说,孙歌所撰《亚洲论述的两难———寻求知识共同的空间》(2002年,岩波书店)通过各民族的历史性“感情记忆”这一肌肤感觉来剔抉出了围绕亚洲概念意涵的不整合且不对称的层叠结构。

  另外,姜尚中的《迈向东方主义的彼岸———近代文化批判》(1996年,岩波书店)指出现在的东亚各国都有一个共同来历:近代以后,她们都在支配—被支配的两国间关系中刻下殖民主义记忆而建立起来。他将东方主义解释为系统叙述使西方对落后亚洲的统治合法化的普遍主义文明逻辑,进而指出,近代日本在东方找到了日本的起源认同,并通过把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反转为源自日本的西方主义,使其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合法化,培育一种帝国意识———对亚洲的“未开化”意象及蔑视感。姜所要批判的“近代文化”是指突出表现在此等日本式东方主义上的近代支配性知识系统。

  山室强调指出,近代日本正位于围绕“国粹”、“亚粹”、“欧粹”的“知识接合点”,而起到了将“西学”转换成“东学”而回流到整个亚洲的知识线路的接合作用。从位于接合点的日本来看,亚洲认识空间由于亚洲支配区域和日本人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张,日本也根据具体的军事作战、统治的实际情况、通商活动等因素,筹划相关调研工作并使相关知识制度化。山室在其“围绕亚洲空间的认识之扩张及变质”(《亚洲新世纪1·空间———寻思亚洲》,2002年,岩波书店)中指出:在亚洲得以扩大而形成的可称为“东洋学”(日语中“东洋”表示“东方”———译注){3}的亚洲研究体系包括伊斯兰研究、蒙古及西藏研究等等,所体现的亚洲认识地图涵盖面极其广泛。他说,此知识系统“是与如何定位亚洲空间、使某个地区成为某个地区的整个世界结构是什么的问题密不可分”(第54页)。

  日本也有过为受到西方压迫的亚洲各民族树立榜样的选择,但她却与西方一体化而从亚洲脱离开来,并侮蔑亚洲。因此,日本至今还受到亚洲猜疑的眼光。从日本作为知识环流的接合点的定位来看,以日本为接合点的亚洲认识所留下的知识遗产,虽然是其他亚洲国家所共同拥有,但对受到殖民统治的民族来讲,这又是使日本殖民主义合法化,而为其殖民统治政策提供依据的负的遗产,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应该否定掉的遗产而受到封锁。

  二战后日本的亚洲研究对殖民主义和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又受到以美军为主的占领军的占领政策,因此,试图把原来作为大东亚的亚洲意象转变为分割成各个国民国家的,作为独立与革命主体的亚洲意象。在那里,一方面学者很自觉地对亚洲民族主义产生共鸣,一方面由于冷战下东西对立格局的介入,亚洲根据美国的远东战略被涂改为“远东”或曰“亚太”的战略性地区概念。这样,亚洲研究作为针对各个国家进行的区域研究成果的积累而被对象化。

在全球化进展的今天,二战以前的“东洋学”体系作为创立亚洲认识空间的先例,逐渐成为反思的对象。拆掉“东洋学”的封口而对之重新加以研究,并甄别该批判的和该继承的,这恐怕是必然之势。我们应该关注日本的亚洲研究在此过程中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作为亚洲的自我,而如何面对那些遗产。

三、作为功能的亚洲

  如果根据某种世界认识来界定亚洲空间的范围,那么它对应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全球格局,必然会伸缩:近代以前的“唐—天竺—本朝”三国观念,二战前以日本、朝鲜和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观念,还有二战期间的对之加上“满蒙”和“南洋”的“大东亚”观念。到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由于东西对立的世界秩序,日本被定位为“远东”,而“东亚”的认识空间被限定于日中、日韩、中朝的两国间关系,因此,“东亚”认识空间事实上已经云消雾散了。而且,中韩、日朝、朝韩之间的关系由于绝交或者国家的分裂,在官方领域上,连存在的余地都消失了。亚洲只存在“东南亚”、“南亚”以及相对于“远东”而称的“中近东”等贴近于从欧洲观看的方向感觉的区域概念,这些都被切割成不会相混淆的小块,人们也把它作为一种心像世界而接受。

  后来美国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如:由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国家体制的转换,其敌人即共产主义阵营消失了;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打败了伊拉克,以美军为主的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波黑和科索沃)进行了轰炸;还有,在军民转换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尖端科技,推动了金融技术(FT)以及信息技术(IT)领域的革命等。这些使美国站到了世界全球化的主导地位。结果,美国对内对外都保持了其以卓越的军事、经济、技术各方面的力量为后盾的绝对优势,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确立了其霸权地位。

  冷战后,东亚共同空间作为与美国单极霸权相对抗的空间,逐渐崛起。如果我们注意到与不同的功能性侧面相对应的东亚论述的种种类型,则可以勾勒出东亚寻求新的定义而开始摇摆的种种现实面貌。

  第一个侧面为作为经济圈域的东亚。1997年发端于泰铢对美元贬值的金融危机,转眼间就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采用浮动汇率而过分依赖短期流动资本的韩国等东亚地区引发了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为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接纳了紧缩财政等的解决方案,但反而导致了通缩压力下的经济不景气,因此又转换策略,采取了加大财政投入以及阻断短期资本流入等限制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措施。这些政策转换奏效,她们都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实现了V字型的经济复苏。结果,摆脱全面依赖华盛顿共识而再次加强区域内广泛经济联系的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变得更为显著。

  具体而言,在金融危机之际由日本提议而因遭到美国反对受挫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到了金融危机平息后,由于东盟“10 + 3”的发起以及货币交换协定的实施,又以别的面貌苏醒过来,该地区内迈向建立共同货币体制的讨论愈加活跃起来了。另外,有关在东盟“10 + 3”的区域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设想的外交谈判正在进行,并为其实现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中国,通过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大胆引进外资等的措施,已经与世界经济接轨,正在增强其作为“世界工厂”、“世纪市场”的影响力。该地区将中国纳入为和日本并列的另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列,进一步加强内部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机制。④

  森岛通夫的《日本能够做什么?———建议建立东亚共同体》(2001年,岩波书店)鉴于上述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提倡借鉴欧盟使用共同货币的成功,不依照美国全面开放市场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顾及该地区内部发展水平的很大差距,而建立东亚共同体(EAC)。他所说的东亚共同体的具体构想为:东亚各国联合组织一个经济共同体,利用覆盖整个东亚的信息网络,并使其总部(首府拟设在冲绳!)拟订交通网络的建设计划,再使各国民营企业承担建设工程。在那里,现有的边境已被打破,重新划为十个地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票可行使其决议权利;区域内关税被废除,设立共同货币,而实施共同的财政政策和税务制度。森岛大胆预测,其设立将会促进广域民族认同和共同社会意识的强化,该共同体随着发展成为东亚联盟(EAU)而自然消亡。

  他除了希望该共同体能化解僵化亚洲内部对立和分割格局的国家主义之外,还希望它使日本人对横亘在历史问题根本处的天皇制度的忠诚变得相对无效,使日本人克服作为岛国民族的对中国的文化自卑感,也希望为构成东亚安全不稳定因素的台海两岸关系这一死胡同找到一个突破口。他的构想旨在给亚洲带来统一与和平,是一远大的广域国家构想。

  原洋之介的《新东亚论》(2002年,NTT出版)从要对抗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而促进东亚地区统一的角度,一方面继承森岛的共同体构想,但一方面又对他把东亚当作既定的单元来出发的设想提出质疑。他所主张的东亚经济统一模式既要尊重各国受历史条件制约而积累下来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也要在“确立各个国民国家分权并存的体制”(第222页)的基础上,寻求建构不破坏多样性的“缓和的多层多边合作方案”(第223页)。

  第二个侧面为作为文明圈域的东亚。原洋之介是根据在本文开头提及过的高山“历史世界的多元性”而立论的。他认为在东亚找不到既定的“文明共同性”。在这里,他明显地参照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式的,在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之间划定界限的比较文明论观点。他在讲东亚内部的文明多样性和非整合性时所依据的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中央公论》1957年2月号,刊登时题目为《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以及对之批判继承的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1997年,中公丛书)。他也指出这两个重视生态学因素的发展体系之间的差异。

  根据梅棹的生态学模式,由生态环境因素决定的日本文化形式在亚洲范围里较为特殊,更接近于英国、法国、德国等的西欧国家。川胜的海洋史观虽然继承了梅棹模式的“脱亚”性质,但认为梅棹模式偏向于陆地文明,把它纠正为着眼于环绕欧亚大陆的海洋交易圈的一种发展体系理论。据川胜所述,近代文明产生在位于东西两端边疆地带的日本和英国这两个海洋国家,亚洲由“非亚洲”的日本来带头,在西太平洋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丰饶的新月弧”。这宣告,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本位的旧文明转变为分布在太平洋两岸的小海域和周边内陆世界的小单元相联网的以海洋为中心的新文明。这里的区域概念已不是“亚洲”,而是“亚太”,川胜认为“亚洲”概念将来会消失。

  我们可以说,川胜的设想不把近代亚洲的现实面目简单还原到针对西方冲击而说的冲击—反应模式,而着眼于从前近代过渡到近代的连续性。亚洲各地区、各民族的近代化路程,从内在于亚洲的视角来看,自然被视为多元的,因为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前近代社会结构。在此意义上,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是把近代中国作为继承并蜕变前近代中国特有的结构的结果来重新对之进行分析的一本著作。

  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岛博史所编著的《从亚洲思考》共7册(1994至1996年,东京大学出版会)是一套系列丛书,试图内在地思考亚洲近代化的历史意义,多方面且跨学科地探讨相互缠绕的近代亚洲组合因素。滨下作为主编之一,尤其强调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设想的必要性,试图说明叫做“域圈”(广域地区)的一种动态地区机制:重视地区认同感重于国家主义,重视中心与边缘的复线关系重于中心。我们可以把此“域圈”的设想理解为在梅棹、川胜他们的文明圈域设想的框架下,进一步细分因具体情况而不同的小地区空间。滨下在述及此系列丛书的编辑方针时指出:“当今,国家利益的实现和作为其总和的世界总体发展相连结的方程式,应以由复合地区的形成出发而追求广域地区稳定化的区域性范式来取代。”(第二册《区域体制》序,第7页)。这与沟口在时间维度上强调从前近代到近代的连续性的思想史方法相呼应,是着眼于在空间维度上历史时间连续性的一种区域主义方法。⑤ 

  更复杂的情况是,“域圈”的相互关系并非均等,而包含着带有位阶性质的依附关系。最突出的便是让人唤起文化优劣意识的中华世界的存在。古田博司的《东亚的思想风景》(1998年,岩波书店)是一本散文集,生动描述了该地区至今仍存在着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以及侮蔑感和反感的连锁反应,构成着阻碍建立该地区共同空间构想的民族主义或曰亚洲主义。古田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给自认为是文明中心而蔑视周边民族的华夷意识笼罩着东亚各国各民族的现实起名为“东亚中华思想共有圈”。⑥ 

  第三个侧面为作为正在形成过程当中的民族国家集合圈域的东亚。如果我们从生态学文明论的观点把亚洲分为“海洋亚洲”和“陆地亚洲”,则可以根据视环境为主要因素的观点把亚洲表述为静态或固定的存在,或者各国固有的发展模式单独发展下来的存在,从而使从前近代过渡到近代的过程相对化,并强调其连续性。与此相对,如果我们着眼于在建构国民国家、形成民族认同感的近代化过程中的非连续性,那么,“海洋亚洲”和“陆地亚洲”就显得具有对抗性,在某种场合上也显得既折衷又多层。 

  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2000年,中公新书)将亚洲的近代经验分成两种类型。一是资本主义式“海洋亚洲”:将以英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帝国模式套用于以东亚海域为中心的外向型交易网络,其典型为英国海峡殖民国家模式;二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农本主义式内向型“陆地亚洲”。这两者之间的断层时大时小的消长活动构成了亚洲近代的地区秩序。然而,日本帝国通过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了“陆地亚洲”的集合性帝国主义体制,也通过二战使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海洋亚洲”殖民秩序解体。冷战时期,没有殖民地但企图封锁中国的帝国———美国来到了远东;冷战后,由于该地区华侨、华人的网络日益扩大并深化,“大中华圈”得以扩张,“海洋亚洲”和“陆地亚洲”之间地壳运动一般的紧张状态逐渐形成新的地区秩序。 

  姜尚中的《走向东北亚共同之家》(2001年,平凡社)鉴于这种局势,提出了一个跨国区域的构想。东亚作为民族国家的集合圈域,内里充满着不均等的霸权意识,姜著寻求能够克服其所带来的无法调适的权力游戏以及东亚各国愈趋高涨的对抗性排外民族主义的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呼吁设立一个培养相互信赖的机构,以期在朝鲜半岛———美、中、俄、日四大国相互接壤而对峙的地缘政治学要地———建立一种集体安全机制,使朝鲜半岛永久中立,而实现南北朝鲜的和解与和平共存以及统一。这一机构还承担建立共同货币来稳定汇率,以及共同管理金融体系等的功能性任务,类似于森岛所谓“东亚共同体”的广域经济圈域构想。 

  第四个侧面为作为消费文化圈域的东亚。亚洲在80年代以后,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亚洲四小龙———译注〕为主,收入水平提高,城市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增大,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大众社会,因而出现了生活方式的平均化。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文化等质化扩散,生活方式和城市景观的划一化在跨国范围里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亚洲起源的漫画、流行音乐、烹调、电视剧等大众文化普及到了整个亚洲。西方起源的普世性文化全球化和亚洲起源的本土文化地方化看上去矛盾地存在,这便是东亚的城市风貌。“亚洲价值论”把它解释为西方和亚洲两个价值观念之间的对抗,拒绝西方发展模式而主张再次回归于传统的亚洲价值。 

  在青木保与佐伯启思编著的《何谓“亚洲价值”?》(1998年,TBSブリタニカ)里撰文的大部分作者大致上将“亚洲价值论”理解为:亚洲开发专制型领导抗拒外来的“全球标准”,厌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民主化或批判压抑人权,而勾画了片面的亚洲意象,从而人为地夸张与西方之间毫无建设意义的对立格局。马哈蒂尔、李光耀等人所谓“亚洲价值论”内含模糊且划一,他们也有要借此遮蔽自己国家内部压抑机制的用意。从此来看,总称为“亚洲价值论”的讨论不具备生产性恐怕不容置疑。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化物品在整个亚洲范围里跨国流通而形成的亚洲情调世界,那么,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只用西方与亚洲的二分法无法解释的某种因素,或者享受同一物品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并非能称为单一的、五颜六色的欲望或曰眼光。通过调查亚洲各地文化信息的传送方和消费者双方来发现这些的,便是岩渊功一的《跨国日本———联结亚洲的流行文化》(2001年,岩波书店)。据岩渊所述,文化产品之所以跨越边境回归亚洲,是因为其出售方为了赢得当地市场采取了对产品的民族味道做无国籍化处理的销售战略。因此,消费者并没有对产品的原产地有自觉的认识。随着亚洲当地化的进展,美国资本直接介入的趋势逐渐减退,但这只是资本多国际化和脱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已,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活动在背后存在的现实并没有变化。这一全球化趋势使亚洲和西方的二分法本身变得不合实际,反而,亚洲大众文化的渗透现象被西方资本主义的编制牢牢地限定,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西方遍布在了整个亚洲。不仅如此,传媒全球化导致各式各样文化产品的泛滥,其片断缺少上下文而被仿造,“被组合进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中去———不停地重复生产为一次性的皮毛消费而设的符号和形象,而逐渐成为对全球均一文化产品的符号化消费中的选择之一”(第196页)。 

  隐含在亚洲内部的多样性以及矛盾反映出消费者的民族欲望,时而将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和不平等偷换为对落后文化的怀旧欲望,亦时而从对方发展速度的近似对其文化产生亲切感,与此同时,又以此酝酿联系于虚拟团结的亚洲意识。可是,这只是几个不同的国家意识缺少相关上下文的情况下相接合的某种同床异梦式的交融感,其所带来的结果只是镶嵌在亚洲的东方主义再次得到建构的一种吊诡。因此,跨国规模的亚洲流行文化既是为对抗西方而被创造出来的虚拟亚洲观念的重现,也是全球资本被编制而覆盖整个亚洲的“脱亚”契机。我们可以说,这实质上是亚洲将要消失的一种表现。 

  我们从上述作为共同空间的东亚四个功能侧面可以了解到,将东亚定位为某种实体概念或者固定的区域概念是难以做到的。外部所施的压力作为某种契机使内在于东亚的复杂的下位变数发生化学变化,多层、混杂而多样的东亚光谱由此而形成。

四、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

   由上所述,具有多层面貌的东亚如此显现出来,那么,东亚这一区域概念为什么在全球化的世界开始凸显出来了呢? 

   我在此举出东亚所面临的几点迫切的问题:庞大的人口对未来几代人造成的压力和负荷,核能开发、导弹技术开发、武器买卖的活跃化等的军扩趋势和军事力量不均衡,经济的急剧高度发展令人担忧能源、粮食的稳定收购、稳定供给将来是否可能,急剧工业化破坏生态环境所引起的气候变暖、水质污染、荒漠化等地球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全球规模扩大而日趋严重的,应以全球视角对待的全球性一系列问题,而不是亚洲特有的问题。 

  全球化的进展使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变得无可缩小,强国以及依附于此的各国与未能够分享增大的财富、有限的能源和粮食而被迫落伍的一群破产国家两极化出现,很多破产国家在其国内为大量贫困群体所困扰,不分国内外都产生庞大的难民,从而为地区纷争提供导火索,也给国际恐怖分子提供活动窝点。不管是非洲族群之间的抗争所产生的难民,还是波黑纷争中民族、宗教对立所产生的难民,抑或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或曰从农场被赶出来的南美土著难民,他们的苦于饥饿与疾病、暴力与报复的连锁,因而失去希望支柱的表情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东亚之所以为东亚,其真正价值将在如下的条件下受到检验:当东亚一边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中承受着全球化这一强悍的摇动压力,一边面对该地区众多全球性问题之时,把它作为深深根植于其历史的一系列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对之进行有自觉的反思。在此,东亚固有的历史性乃来源于三重霸权结构,即:前近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而包含其周边地区的华夷秩序,近代由殖民帝国日本发动的殖民主义,以及二战后在美国霸权下的冷战格局。这些因素相互缠绕遗留了包括强弱、优劣、大小、主从等关系在内的位阶结构。如何从那里摆脱出来的问题构成后冷战时期现代亚洲的动力。“9·11”之后,此动力更趋加大。 

  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宣告了冷战时期的结束。日本国内为了回应日本理应做出符合其本分的“国际贡献”的呼声,关于如何找到与不承认海外派军的和平宪法规定之间的折衷点展开了全国民规模的讨论。是年,分布在整个东亚的前随军慰安妇现身告发了日本政府。围绕着如何清算日本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国际论争,此年终于在整个东亚的范围之内广泛地展开起来。后来,二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冲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暴少女案。案发后,为加强日美之间的对等互惠作用而要求重新给日美安保条约下定义的主张,和要求整顿并裁减美军驻冲绳基地(作为远东军事要冲,回归日本之后仍然保持着其基地功能)的国民运动之间,开始展开了正面交锋。 

  也在这一年,“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好像要与此国民舆论相对抗似的成立,以往仅限于右派反共宣传家的意识形态主张的国家主义主张扩散到教育界、右派传媒界、政界以及财界,而两年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他们批判二战后日本的主流历史学基于“自虐”史观叙述日本近代史。他们也认为中国强调抗日精神展开爱国主义运动而继续扩军,朝鲜开展核能开发而与日本之间增加军事紧张,并主张靠军事力量来压制她们。这引发了围绕历史认识的激烈讨论。冷战后,民族主义高涨起来,东亚地区秩序在美苏两个大国相对立的格局消失之后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这个讨论在此背景下卷入了整个东亚。其中,讨论问题的框架也被重新定位为有关脱殖民化和脱冷战化的方法的问题。 

  从活跃的讨论中举出几例:陈光兴的“东亚和解问题———脱殖民化与脱冷战化:台湾省籍问题的情绪构造”(《世界》2002年4月号至6月号)就给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沉重阴影的台湾统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台湾社会内部本省人和外省人情绪上的对立构造乃其核心问题。本省人积极评价日据时代的近代化经验,也与日本人一起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外省人被范围于战后美国冷战体制以及反共亲美的国民党外来政权,在与日本的关系上不具备受殖民统治的经历,只有抗日意识。陈认为他们双方都对对方的情绪构造缺少理解,并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统治阶层围绕着日本、台湾、中国大陆以及美国之间形成的位阶结构。他指出,由此而带来的相互不信任与相互蔑视引起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认为,如要消解其对立,促进台湾内部省籍间的和解,台湾人应该克服统一/独立、中国/台湾的没有建设意义的两项对立,并主张为此站在从第三世界论的立场认识东亚地区的视角,要与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日本的反对基地斗争以及随军慰安妇论争所孕育的反对一切霸权和排外民族主义的批判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进而开展旨在脱殖民化与脱冷战化的社会运动。 

  另外,白永瑞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受到了启发,对东亚各国家、地区(中国大陆、台湾、朝鲜、韩国以及香港)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现状进行了调查,撰述了《东亚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法》(《亚洲新世纪2 ·历史——亚洲的制造方法》,岩波书店,2003年),探讨了排外民族主义在东亚地区高涨起来的原因。他指出,在东亚地区,本国历史和外国历史受到了分别对待,本国历史教科书定位为使国民国家的建设正当化的理论装置,因此,有碍于东亚人民共同的历史认识的发展,在19世纪末以来的进化论文明史观束缚下的东亚位阶秩序被保存下来,构成了国家之间民族感情的恶性循环难以割断的一个原因。为了在东亚寻求不会在脱殖民化和脱冷战化的过程中回收于国民国家建设的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他提倡,编纂一本东亚共同的历史教科书。 

  当陈光兴和白永瑞在整个东亚范围内呼吁“反霸权的地区团结”(白永瑞语)时,如何通过地区团结来克服该地区至今仍然顽固存留的冷战体制和君临于此的美国霸权这一迫切的课题在其背后逼着他们去思考。尽管如此,冷战终结后的今天,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两国关系。我不得不指出,不以美国当媒介而解决地区问题的框架或曰规则仍然贫乏。 

  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在“9·11”之后尤其强化。譬如,“9·11”之前的东盟各国通过整个90年代加强了地区统一,设立了诸如协商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吸收欧盟加入的亚欧会议、旨在建立应付经济危机的地区合作机制而组合进日中韩三国的东盟“10 + 3”之类的合作框架,“作为承担形成地区国际秩序的旗手大放异彩”;但在“9·11”之后,东盟各国逆转而行,为了加强取缔给国内治安造成不稳定因素的伊斯兰激进派,积极表现出作为美国的同盟者与此进行军事合作的姿态,表示对反恐战争提供全面合作的态度。⑦ 

  俄罗斯也打出鲜明的反恐旗帜要与美国合作,深化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由此而获得了西方峰会会员权以及北约准会员国的地位。中亚各国和印度、巴基斯坦两国通过接受美军驻扎基地、与美军共同进行军事演习等的方式逐渐建立与美国之间的反恐合作机制。在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之后,日本立即通过了“恐怖活动对策特别措置法”,依照之而将自卫队舰船派往印度洋,巩固了后方支援体制。这样,美国主导下的安全网络“就像要包围中国一般”覆盖在了从俄罗斯到中亚、东南亚的广泛地区。⑧ 

  在另一方面,中韩两国政府对小泉首相继2001年8月之后,翌年4月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忧虑。日中双方围绕次年5月发生的朝鲜逃难者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的处理问题相互非难。妥当处理美国不当中介的两国纠纷的适当方式还没有出现,民族感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而来。就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而言,以桥本首相在1997年所提出的欧亚外交构想为契机,两国为挽回从前由于冷战完全处于低迷状态的两国关系,开展了积极外交:朝着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的目标,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协议、川奈会晤、伊尔库斯克会晤等场合上,都作出了努力。但由于俄方叶利钦的威信低下甚至被迫下台,以及日方政权的频繁更替、围绕外务省体制改革而爆发的政界内部的斗争等的原因,再加上双方国内的一些抵抗势力的阻挠,两国关系后来被迫倒退好几步。⑨结果,外务省内亲俄派和亲中派的影响减弱,日本外交独立自主的余地也随之缩小,因而日本外交不得不又回归于向美国看齐的路线,这是今天的趋势。 

  90年代对日本来说,又是经济长期不景气所引起的日本经济“被丢失的十年”,生产据点加速转移到亚洲带来了国内产业空洞化以及失业问题,使包括发动紧急限制进口在内的保护主义动向在国内产业界中凸显了出来。中国产品在作为生产据点和消费市场的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泛滥于日本国内市场,再加上日本人因长期经济不振而丧失自信心,感到中国的威力。这样,在9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威胁论明显地高涨起来了。 

  但此种威胁感的根据是很薄弱的。在日本的传媒界里,从1989年以后到90年代中叶的时候,由于保罗?克鲁格曼“幻觉的亚洲经济论”等理论,笼罩着中国经济悲观论,更多的人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靠性。后来与此相反的中国经济乐观论出现,继而转变成中国威胁论,如今则起源于中国经济赞美论的的追随大流(bandwagon)论的呼声——不能错过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列车,逐渐高涨。此间,中国的经济政策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并没有较大的变化,其坚固的发展轨道也没有变动。 

  而且,此威胁论没有反映实际情况。中国的GNP只是日本的四分之一,两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属于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其GNP中,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接近五成,而且外企在总销售额中的占有率也达到了五成,可见对外国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很高,再加上,沿海和内陆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还有国企职工的下岗问题和剩余农业人口的流动化等严重的国内问题。 

  据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Armacost)等人所讲,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其根基处有一种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上的战略:如果某一个国家在某一地区崛起,而对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地位造成威胁,则无论是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还是围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都要对之采取抑制措施,保持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以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以及朝鲜战争为背景受到了转变之后,从美国获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保护,也巩固了对东亚反共阵营发挥其经济影响力的基础,作为冷战格局的受益者身份活跃于国际社会。日本在那里得到的有利立场,在后冷战时期,反而每当美国通过接触政策来靠近中国之际,都会使之产生某种疑心,在心理上酝酿对中国的威胁感。⑩引起日本社会动摇的中国威胁论,其震源实存在于美国对东亚的战略。 

  日本虽然是美国的盟国,但其与美国的关系却没有站在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在卡特政权下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曾从安全上将日本定位为美国的“保护国”,希望其作为与即将成为东亚霸权大国的中国相抗衡的力量起到调节作用。这足以证明上述日美关系。{11}在此意义上讲,日本的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确立的霸权造成的附美结构所带来的一种副产品。我不得不指出这也是阻碍在东亚建立合作组织并培养相互信任的一个因素。{12}

结语:寻求开放的区域主义

  2003年9月17日,小泉首相闪电式地突然访问朝鲜,与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共同发表了框架性的日朝平壤宣言,为日朝两国建交开路。日方一直以朝方交代绑架日本人案的真相为建交的前提条件。然而,朝方借此之际公开被绑架受害者的多半早已去世的事实,震惊了日本舆论。因此小泉访朝之后不久,诸如日方不应该签署文件、今后在绑架案的全部事实没被公开之前应拒绝与朝方有关建交的磋商之类的舆论通过媒体散布开来。次月,朝鲜外交部当局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之时,透露了在1994年与美国之间达成有关朝鲜停止核能开发的协议之后朝鲜并未停止开发的事实。这又使日本国内对朝鲜的敌意和反感进一步升级。这种悲愤之情隐含着使“朝鲜还是个可怕的国家”、“朝鲜人还是那么残酷”等过去蔑视朝鲜民族的感情记忆复苏的危险性。这一隐患已经显著地表现为对“朝鲜总联”(朝鲜在日侨民组织的团体——译注)的抗议以及骚扰、对在民族学校读书的朝鲜籍女生施暴等行为。 

  朝鲜既要摆脱国家穷困的危机,也想避免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受到美国军事制裁,但除了通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转变其体制之外,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它的选择,因此,朝鲜也渴望日本能为之提供经济援助并为其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起到桥梁作用。金日成时代闭关自守的主体思想到了金正日时代变成了虚傲的“强盛大国”和不合理的“军事优先”。这都是朝鲜在冷战时期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对朝鲜来说,毋宁说冷战时期无非是二战的延续或曰朝鲜战争的休战时期,更能代表他们的现实认识。2000年5月,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访问上海,次月,南北双方首脑进行了会晤,从那时开始,朝鲜终于开启了其厚重的大门。倘使她被迫再次关门,那么,只能自取灭亡,而其莫大的代价必由周边国家来承担。朝鲜变化的迹象,哪怕再小,也应该使之不可逆转。通往日朝建交的道路如能开通,就可为此竖立一个里程碑。 

  好在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等祈求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国家都对此次日朝谈判与平壤宣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像宣言所明确说明的那样,“旨在培养地区内相互信赖的框架”结为此次日方所建议的保障东北亚安全的日、朝、中、美、俄、韩六国协商组织的果实,那么,这便是上述姜尚中“东北亚共同之家”构想向其实现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日方在此过程中只把全面解决绑架问题坚持当作双方谈判的前提条件,其影响会扩大到韩国社会(其“绑架”受害者人数近五百名,远远超过日本的受害者人数),进而坚持“太阳政策”的金大中上届政府以及标榜“和平繁荣政策”的卢武铉本届政府都会受到国内舆论的批判,最终会导致国际间协商框架的崩溃。从日本和韩国不再造成绑架和“工作船”侵扰等的痛苦牺牲这一角度来讲,我们也认为应该把建交的道路贯彻到底。 

  为此,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向国内外发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信息,表明要把该地区仍然存在的冷战余波扫除殆尽。尤其是,据称,美军驻冲绳基地最大的意义在于当朝鲜半岛出现情况之际便于美军紧急行动。既然如此,日本政府更积极地为整顿并缩小基地采取相应措施,和美军的分阶段撤离韩国,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但现实上日本安全政策的走向正于此相反,朝鲜后来时而亮出核能开发与导弹试验的牌子,日趋倾向于战争边缘政策,有关“有事法制”的讨论也与之呼应地在日本政界内部更加活跃起来了。 

  无论其历史经过还是受害的规模,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对朝鲜人民所施加的强虏、慰安妇、征兵(并导致朝鲜人民战死他乡)等等加害责任,本来无法与上述绑架事件相比拟。但平壤宣言称日朝双方依照日韩条约的方式放弃追讨在殖民统治时期所发生的财产权。既然如此,这些应该不在日本该对朝鲜进行的补偿范围之内,但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此与关注绑架问题一样始终保持关注,必须继续向朝鲜表示其始终不渝的反省和谢罪的态度{13}。 

  二战后,日本寄生于美国霸权,作为其小伙伴,并没有描绘出地区秩序构想而从近邻国家孤立开来。日本也在“9·11”事件和美军的报复行动之后,率先提出要后方支援美国。其要加强日美安保关系以及修正和平宪法的欲望更加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像上述六国协商那样的多国安全协商有关构想是能使日本割断依附美国和在亚洲孤立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有效选择。 

  布什主义(2002年9月20日)〔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译注〕向国内外展示了“苏联解体之后,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赶上美国这一站在压倒性优势的国家”的美国单极霸权主义。与美国的绝对优势相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在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以自主建立反恐网络为目的而设立的培养相互信赖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表明的是中俄两国的某种欲望:追求实现几个不同的霸主并立的多极化世界,而在那里要充当其一极。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组织的设立也是试图建立另外一极的一个尝试。但今后,为了使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更趋稳定融合,除了东亚地区之外,西亚和南亚地区也应该各自建立一极,并培养不具备对抗性的开放性区域主义。 

  在此意义上讲,我们应该以更加敏锐的感受能力继续关注亚洲内部的伊斯兰现实问题,因为亚洲这个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穆斯林人口,被美国指斥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伊朗和伊拉克都属于亚洲,该地区也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所困扰。虽然在二战以前作为认识空间的亚洲背后有过帝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但其认识范围还涵盖着伊斯兰世界。而领土庞大的中国在与中亚各国接壤的西部包含广大的穆斯林社会。 

  德、法、俄等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舞台上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美英两国不顾与之发生隔阂,也不顾反战国际舆论——据说其规模要超过反越战时,于2003年3月20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的单极霸权和单独主义愈加膨胀的情况下,东亚更应该把其共同空间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与之相对,起源于美国的伊斯兰坏蛋论调从巴以纷争开始,由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一直向东扩大到围困东南亚伊斯兰激进分子。涵盖伊斯兰的“亚洲”是否还停留在作为对抗话语的“亚洲”层面上?我预测其答案会被深深地定格于“论述亚洲”的“亚洲人”的主体性以及指名“亚洲人”的“他者”的攻击性。 

  (附记)本文从在“日中知识共同体”所主办的“东亚知识共同如何成为可能?——论述亚洲的困难与可能性”研讨会(2002年8月29至30日,东京)上的有关讨论,尤其是孙歌的“知识共同体的经验和亚洲论述”、鹈饲哲的“迈向欧洲和亚洲新的一次邂逅”、陈光兴的“亚洲作为方法”、白永瑞的“在现场再次观察到的亚洲——讨论与团结运动”、沟口雄三的“历史认识问题的问题何在?”等报告深受启发而作。

  (石井刚 译) 

  (注:本文原载《アソシエ》2003年第11期,御茶之水书房。)


【注释】

①冈仓天心,“东方的觉醒”,《冈仓天心全集》第一册,平凡社,1980年,第135至136页。 ②马场公彦,“后冷战时期东亚历史问题的各种姿态”,《亚太讨究》(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第4号,2001年。 ③竹内好,“亚洲主义的展望”,《现代日本思想体系9·亚洲主义》(解说),1963年,筑摩书房,第12页。 ④Joseph E. Stiglitz & Shahid Yusuf ed.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200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有关对《从亚洲思考》的评价方面,笔者从孙歌的“亚洲意味着什么”(《学术思想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至54页)受到了启发。 ⑥古田博司,“东亚中华思想共有圈的形成——‘儒教文化圈’论的解体及超克”,驹井洋编著,《脱东方主义的社会知识》(1998年,ミネルヴァ书房),以及“优越与团结——亚洲主义在东亚中华思想共有圈中的轨迹”,驹井洋编著,《日本的抉择》(2002年,ミネルヴァ书房)。 ⑦中野聪,“美国的反恐战争给东南亚带来的影响”,《世界》2002年8月号。 ⑧竹田勇,“变成美国清一色的亚洲安全地图”,《中央公论》2002年9月号。 ⑨佐藤和雄、驹木明义,《检讨日俄首脑谈判——冷战后的摸索》,2003年,岩波书店。 ⑩Michael H. Armacost and Kenneth B. Pye, "Japan and the Engagement of China: Challenges for U. S. Policy Coordination", NBR ANALYSIS vol.12, no. 5, December 2001. 在此对给我介绍此文的矢吹晋教授致谢。 {11}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日文版,1998年,日本经济新闻社。 {12}但是,日本的中国威胁论较之美国,可发现其表现方式有些微妙的差别。如我们着眼于此差别,可剔抉出日本特有的中国威胁论之特点。拙文“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日本学刊》(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刊,2003年,第2期)曾论及此点。 {13}关于小泉首相访朝之后日朝两国间课题的讨论,依据姜尚中、水野直树、李锺元编,《日朝谈判·其课题与展望》(2003年,岩波书店)中的讨论而述。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