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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罗尔纲

潘光哲

【内容提要】 综观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师生姻缘,在私人的人际关系领域里,一个是一直盼望学生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一个是恭谨领受师教,念兹在兹,努力以赴但求不违师教的学生。所以,学生写了在老师看来大有问题的文章,老师毫不客气地严加批评,学生更会将老师的教训引以为诫;学生在开展自己的事业途里碰上困境,也总是向老师请教,把老师的意见当成引领方向的南针。虽然,末了在现实政治力的作用下,师生的情谊被迫中断,甚至不免显示了师生反目的趋向,但是,这段师生佳话,却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

  罗尔纲是当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名家之一,自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1}以来,在这个领域里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例如,顾颉刚总结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著述成果,在检讨太平天国史的部份,即说此书剪裁得当,为简单而扼要的一部太平天国全史;费正清(J. K. Fairbank)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一书,在关于太平天国史单元的〈推荐书目〉(Suggested Readings)里,也评誉此书是通论专书里最好的一种{2}。向来被罗尔纲以师礼事之的胡适,收到他赠送的此书,阅读一过{3},尽管认为《太平天国史纲》这部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4};但是对于这部书里的若干论断,他的评判却很严厉。

  例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的种种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革命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像是“施行太平天历,铲除宜忌吉凶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张删浮文而用质言,去古典而贵明晓,标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文学革命的理论,是对风俗思想的革命”{5}。对于这般的论断,胡适甚不以为然。他对罗尔纲说:

  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6}

  他又说:

  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7}。

  对于胡适的批评,当时罗尔纲的态度,是谨领受教的,甚至反省说道:

  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8}。

  然而,罗尔纲敬领“师教”是一回事,他本人的历史撰述却能否力行“师教”,却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胡适与罗尔纲分道扬镳,前者先在美洲大陆上流寓异乡,再抵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罗尔纲则在广西贵县江边“淌下了热泪”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9},随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调同院近代史研究所{10}。分处不同的环境,师生间的“思想”距离,亦更形遥远了。只是,两人之间的情谊,应该还埋藏在彼此的心灵深处,等待着适当的机会表白宣泄。

  罗尔纲一九〇一年一月九日生于广西贵县,一九三〇年自上海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当时的中国公学校长正是胡适,这也是促成罗尔纲与胡适结缘的开始。然而,在此之前,他对胡适之名就已然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因为,在进入中国公学之前,罗尔纲即曾卷入一九二○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涛里。他回忆自己的中学岁月时说,自一九二二年初夏他就读的贵县中学由陈如心(勉恕)担任校长之后,该校就立即成为“宣传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对贵县封建势力的堡垒”,罗尔纲也卷入了这股新思潮激荡着旧势力的风暴之中。在校期间,学校上演过一部由胡适编的反对封建婚姻,提倡男女自愿结合的喜剧《终身大事》{11},他在剧里也轧上一角,男扮女妆,反串饰演田太太{12}。由此可知他对胡适之名应该有一定的认识。后来他在写给胡适自剖心路历程的信里说:

  在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正是两广党化初次升腾的时代,那时候青年人最时髦的口号是“放落书包,到民间去”!我那时适从上海高中毕业回里省亲,看见满街的标语口号,好似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在那个半年中,我就给人拉了鼻子走做了许多胡涂的事{13}。

  例如,他参加贵县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微熹青年社”,下乡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14}。足足“胡闹了半年”,受到父亲罗润亭{15}的痛责之后,罗尔纲这才又到上海念大学,但却选择了“以宣传为目的的上海大学”,进入社会学系{16}。上海大学当时是所“进步青年”麇集的学校,共产主义思潮澎湃{17}。然而罗尔纲自述说,他并未受到这个学校的坏处的影响,反到是受到郑振铎等比较好的师长的教训,天天跑到图书馆看书{18}。在上海大学待了两年,以婚姻之故而离校,没想到婚后上海大学就被国府查封了。在“清党”风潮里,罗尔纲的父亲亦受波及,身心受到重重刺激的罗尔纲,竟得了重性神经衰弱症{19}。虽经亲人的鼓舞,却始终无法振作起来。一直要到看见中国公学刊登在《申报》的招生广告,广告上校长胡适的名字,竟成了他“迷途的明灯”,仰慕着胡适道德学问的他,于是不顾所有朋友的劝阻,在一九二八年转学到中国公学去{20}。

  在中国公学就学的罗尔纲,以为“这所大学,宁静得犹如我国古代的书院”,学生能专心向学。他认为,这是胡适治校颇得其法的结果。他也选修了胡适开的大班课程:《中国文化史》,每周一早上在礼堂上课;一九二九年,还以成绩名列全校前五名,得到了校内的奖学金,而为胡适所知{21}。罗尔纲说,在中国公学环境的熏陶与胡适的栽培下,“一个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复活起来”,决意献身学术{22}。到了一九三〇年五月初,即将毕业的前夕,他更决定“毕生献身于历史”,以研究史学为志业,也惊觉“无家可归”,便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要求帮助,让他有机会“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23}。胡适的回信说道:“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甚少”,言下之意,他的志愿想要实现,恐怕有些困难;但他问罗尔纲:“你每月需要多少钱?期望多少?”意欲为之筹谋{24}。罗尔纲阅信后大喜,覆函答谢说:“莫说北京不曾见其远,为了研究学问,就是北冰洋也有勇气去干”。只是,他也知道北京不见得去得成,“如果北京方面事情不确定的,宁请校长为学生在上海方面设法找事做”,只要“不致于与学问脱离关系的地方都很愿意”,仍请胡适伸出援手{25}。胡适接到这封来书后,乃决定邀请罗尔纲来自己家里工作,这真是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特地以挂号信回复感谢胡适的好意:

  学生能够到校长的家去,在一个伟大的灵魂庇荫与指导之下去工作念书,实在做梦也没有想到。……学生是个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长家去,是要竭尽自己的所能,谨谨慎慎地跟着校长走,如果校长以为学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训的,学生实愿毕生服侍校长,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26}

  胡适为什么会邀罗尔纲到他家中工作呢?据他晚年给吴相湘的信里做出的解释,他认为罗尔纲“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总想管住他一点”{27}。除了这条资料之外,我们并不清楚胡适的原始用心究竟何在{28}。获悉胡适厚意“狂喜无既”的罗尔纲,遂于一九三○年的六月,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斐尔路的胡家{29}。

  罗尔纲进入胡家后担任的工作,据他的自述,除了每天帮助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思杜读书之外{30},最主要的工作,是钞录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稿,翌年三月钞录工作完成{31}。曾将其中关于胡传于光绪十三年游历琼州、黎峒行程的日记一卷钞登一过,投刊《禹贡》二卷一期{32}。在这段期间,胡适于1930年11月28日举家搬离上海,迁居北京{33},罗尔纲亦帮忙协助胡宅搬迁整理的工作{34}。而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秋完成{35}。

  就在这一年的四、五月时分,罗尔纲的父亲写信给他,以家庭经济略有困难等因素,要他返乡工作。因为罗尔纲在胡家,费用概由家里提供,而且他帮胡适工作,辞谢酬劳{36}。但是罗尔纲没有答应父亲的要求,拒绝返乡。到了秋天,因嗣母生病,家里再度来信,仍要他回家,于是他始决意返家省亲{37}。在辞行之前,他写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放在胡适的书桌上,明白叙述了自己身受胡适师教前后的变化情况{38},孺慕之情,明显可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罗尔纲回到家乡,“除侍奉高堂之外”,起初无所事事,只期待来春再回胡府{39}。他勤于写信给胡适请安问好,还寄赠一箱腊肉到北平去{40}。他本来计画在一九三二年“旧历正月十五后”启程{41},胡适也愿意他重来北京,还想要寄旅费给他{42}。可惜因为战争与家庭的关系,阻挡了罗尔纲实现愿望的机会,他只好在县立贵县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兼班主任,教“两班国语,四班历史,每周二十一小时,每天忙得很”{43}。他自称,回想起尚未进入中国公学的时候,成了“活工具、活招牌”,“被拉去喊口号,贴标语,在大会的群众面前癫狗似的狂吠”,“简直比一个盲目的屎蛆还不如,实在就是一只狂暴的野兽”,深感“镌心似的痛苦”,所以他在教书的时候,要“现身说法,去警戒那些后起的少年们”{44};他在教学时,更本着胡适的思想态度指导学生;但是教学工作繁忙,无法治学,只以准备教学内容时,做了两篇小小的考证文章{45}。他不仅把这两篇文章寄给胡适,请他指正,还帮他留心考证《醒世姻缘》作者西周生确切身份与生平的资料{46},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官场现形记》二书作者生平的材料{47}。然而,罗尔纲希望能继续到北平随侍胡适之心,却未曾稍减,屡屡表露在写给胡适的信里。

  他的心愿,直至一九三四年方始实现,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五点,罗尔纲终于重返北平,再入胡府{48}。这回,胡适没有给罗尔纲固定的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49}。不过,胡适偶尔也会吩咐罗尔纲帮他做些文书工作。例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胡适应林行规之邀游秀峰山,罗尔纲亦共行,胡适忆起前年与丁文江共游同地,各皆成诗,遂嘱罗尔纲抄录一份{50}。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尔纲正式展开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术历程。

  当罗尔纲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小有所成之际,他在这个领域里却一度彷徨无已。他回忆说,在二进胡宅之后,胡适没有给他一个固定的工作,他不愿不劳而坐受胡家的款待,所以要求胡适帮忙介绍一份工作。胡适先要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文书,甚至对罗尔纲说,若他愿进清华大学读英文,胡适愿意每月送他一百元。罗尔纲的志愿却是想到研究单位做事,所以拒绝了这份工作,也婉拒他的好意。于是胡适再要他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当助理,整理金石拓本,罗尔纲以为这是一件研究的工作,所以答应了。也就因为即将担任的是整理金石文字的工作,罗尔纲决意搁下太平天国史的探究,一意在新岗位上下工夫。而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因为妻小来到北平,他就搬出了胡家,在外赁屋。但因为与妻小同居,北大的薪水入不敷出,经济上发生困难,他只好重拾起研究太平天国的工作,靠卖稿增加收入,以维家计{51}。

  恰以来到北平之后没多久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罗尔纲被吴晗拉去参加由一群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如汤象龙、谷霁光、梁方仲等人组成的史学研究会。这个小团体得到了主编天津《益世报·史学》与南京《中央日报·史学》的机会,于是,罗尔纲得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换取稿费;一班好友如吴晗,又常帮他跑腿送稿,乃至预约稿费,解决他的生活问题。甚至于当罗尔纲完成〈洪大全考〉一文后,估计可得一百多元的稿费,几乎等于他两个月的薪资,吴晗帮他送交《燕京学报》,没想到因罗尔纲此文驳斥了俞大纲以洪大全确有其人的讲法,该刊编辑以俞氏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小舅子,怕得罪傅斯年而拒刊,吴晗跑去闹了一场,仍无法刊出,吴晗遂转交清大新刊的《社会科学》,这才顺利刊出。至于《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同样也是在经济的压力下,于一九三五年底至翌年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作品{52}。

  在罗尔纲坐困愁城,发生经济危机得卖稿维生的时候,因为他不愿开口求援,胡适完全不知道这档子事。但是稿子写多了,终不免给胡适看到了,竟受到严厉的谴责。

  罗尔纲自述,自一九三五年春到翌年夏天,他写了近四十万字,除了太平天国史的文章之外,还有其它主题的文章。例如,他曾帮胡适进行校勘蒲松龄《聊斋文集》各种版本的工作,对这部书还算熟悉,就写了一篇〈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说《聊斋文集》各文“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篇好文章”;胡适看到之后,训了他一顿,认为他对《聊斋文集》的概括之论要不得,太过武断,因为“〈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好的文章还有不少哩”{53}。后来,罗尔纲接受了胡适的教训,改正了这段议论{54}。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55},引伸管同、郭嵩焘的议论,大做文章。这篇文章给胡适看到之后,又写信痛责罗尔纲一顿。胡适认为: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故事岂就忘之?……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相对于这般严厉的批评口气,胡适对罗尔纲以笔名“幼梧”写的〈金石唐碑粹编补订偶记〉{56}一文却颇致勉励之意,以为“此种文字可以做,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57}。

  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学观点来说,罗尔纲既不能证明清代士大夫“好利”而不好名甚之历代,也不能证明清代所有或多数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甚至也无法建立“好利”、“好名”的严格标准,而各代士大夫或有“好名”者,亦或有“好利”者,所以,放言高论“清代士大夫好利”,在胡适看来当然是个不能成立的题目{58}。惟在《太平天国史纲》一书里叙述太平天国起事的政治背景时,罗尔纲分析说:“清代风气,士大夫公然言利,不以贪污为可耻。这种风气的由来,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由于朝廷的提倡;二、由于卖官鬻爵;三、由于清初酬劳功臣的分赃制度”,这段话与〈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完全一致{59};胡适后来批评此书里有为他所责怪的“明人好名,清人好利”的议论{60},当是指此一段而论的。既批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罗尔纲此书的其它论断受胡适之斥责,其来有自。

  反之,〈金石唐碑粹编补订偶记〉一文,则是罗尔纲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整理金石拓本,依据更精审的拓本原样,考对前人的题跋文字,释证其中正误而写成的。用胡适的话来说,这种文章就是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方法与态度写成的。相较之下,胡适鼓励罗尔纲写〈金石唐碑粹编补订偶记〉这样的文章,与他的方法论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罗尔纲并未遵从胡适的勉励,成为金石学专家;反而,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研治太平天国史或清代军制史的几部重要著作,在在皆显示出他和胡适考证之学渐行渐远的态势。他的论点与关怀的层面,研讨的主要取向,同胡适完全两样。在《太平天国史纲》一书里,有不少胡适视为片面之见的论断,也有不符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论点。至于罗尔纲本人虽自称《湘军新志》及《绿营兵志》这两部书之实质,无异于两篇考证,是对“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这一个假设“进行正反两面的求证”{61},和胡适的考证文章,在题材处理的形式上彷若相当一致,但其论证之实质,以胡适惯用的内证方式,或是假借校勘之学以为论证之资,却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胡适对于应如何研讨晚清兵制的意见,更未表现在《湘军新志》及《绿营兵志》二书里。整体来说,罗尔纲的这几部论著,都充分地表现他在重建史实,分析史事时,相当重视政治/社会/经济等层面的相互作用及与历史态势发展之关联何在的用心,这正是胡适向未措意之处,亦非胡适之考证学所能处理的问题,更可以说是胡适治学最大的阙限所在。治学之途始自胡适之门的罗尔纲,他的这几部论著在在皆显示自己的治学方向,已同恩师道分南北了。

  胡适与罗尔纲之治学方向虽已颇相径庭,而在一九四九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秋以前{62},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之谊仍甚佳。为师的胡适仍相当关心罗尔纲的一切;罗尔纲则对胡适执弟子礼甚恭,不论是问学就业,不时请益。

  罗尔纲在北大任职,久未升迁,朋友都甚感不平,就帮他另谋门路。约在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63},蒋廷黻离开清华大学,南下任官,原由他任教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吴晗推荐罗尔纲去接。但是胡适却不同意。胡适此举,惹火了罗尔纲的一群年轻朋友。除了帮他再想办法,另辟门路之外,甚至竟不准他像往常一样,每周日到胡家走动向胡适夫妇问安道好。如谷霁光介绍他到南开大学任教,汤象龙则推荐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而要到两个单位都答应聘请他去工作之后,才让他到胡家向胡适报告。

  不论哪个单位邀约罗尔纲去工作,胡适都一样不以为然。在胡适看来,他不同意罗尔纲到清华教书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的范围很广,罗尔纲只对太平天国史有专门的研究,如何能教?况且蒋廷黻是名教授,罗尔纲初执教鞭,如何接得下他的课?胡适又以为,不论到南开大学或中研院,罗尔纲恐怕也难得到赏识,不如还是留在北大好。罗尔纲接受了他的劝告。后来,身为北大文学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的胡适决定,升罗尔纲当助教,加薪二十元,并同意他接受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津贴,研究清代军制{64}。

  未几,中日战起,胡适受命使美;罗尔纲于北平沦陷后,得到胡适夫人江冬秀借给南下旅费,始得南归{65},并经汤象龙之介,正式离开北大,进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组任职{66}。师生一别,竟至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始有缘再见{67}。其间人世变化虽众,二人师弟之谊仍笃。

  战时飘泊转徙于西南的罗尔纲,始终惦记着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自己的著作《湘军新志》方甫出版,便寄呈远在美国的胡适教正,自称这部书与《太平天国史纲》“殊不可同日而语”{68};写成于战争期间的《师门辱教记》(后由胡适易名为《师门五年记》)一书,即是罗尔纲感念师谊而写成的一本小册子,全书充满了他对胡适的感谢之意{69}。

  到了战后,罗尔纲面对自己的出处,不时向胡适求援,也得到老师的善意响应。方胡适受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罗尔纲得到消息,即致函胡适表示欲离开中研院,重返北大{70};他并函傅斯年,得傅允代向胡适说情{71}。盖他自觉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推荐人汤象龙离开后,“人事顿觉麻烦”,故以南昌中正大学历史系主任谷霁光约聘罗尔纲至该校任教,他便先打算应聘,然此一决定与可能有机会回北大之间,该如何选择?他即征求胡适的意见{72}。后来他接受胡适的意见,未至该校任教,把寄来的旅费和薪水都退了回去,继续留在复员到南京的中研院{73}。可是,“南京居,大不易”,经济因素与家累问题,使罗尔纲想到香港大学或岭南大学任教{74},故当陈序经出长岭南大学,罗尔纲便请胡适推荐,也得到允诺{75}。可惜,一番阴错阳差,这件事竟未能成功{76}。后来罗尔纲终于应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兼任教授,讲授《太平天国史研究》课程,他即向胡适报告此事,也将自己的授课计划呈请胡适指教,更向他报告任教后的上课情况与心得{77}。

  这时的胡适,除了指点协助罗尔纲的进退出处之外,也不忘彼此情谊。如罗尔纲身染疟疾的老毛病,胡适即修书南京中央医院院长请为治疗{78};南下时分,如机缘合宜,也愿与老学生畅谈阔论,如他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晨抵南京{79},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即于翌日与罗尔纲见面,两人竟谈了一个多小时,让罗尔纲深感机缘难得,“春风桃李,说不尽的依慕”{80}。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便各路分东西,不复参商了。

  有趣的是,罗尔纲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的治学方向与成果表现,同胡适已然有相当大的差异,还不断地把胡适的考证学当成治学南针,甚至发愿说要写一部《胡适之先生考证学》,以展现胡适的考证学“融通中西之长,而独创典范,乃万世不朽的准则”{81}。他向胡适报告计划在讲授《太平天国史研究》课程的同时,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考证学》,也说自己的考证学方法完全得力于胡适的师教,所以送请胡适指正{82}。胡适对他的计划有什么样的意见,文献难征,不得而知。但是,胡适对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恐怕无法再提供正面的意见,却是相当明显的。毕竟,治学方向的歧异,不是靠师生情谊便可弥补的。

  一九四九年之后,滞留于中国大陆的罗尔纲,对自己前此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取向,有着相当强烈的自我批判。特别是对采取胡适式的考证学方法进行考证、研究他称之为“旧考据方法”以及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考证他称之为“新考据方法”两者之间,对考据史料真伪,有何等的差异,对辨正史事真伪,有何不同,他都以相当犀利的文字提出了自我批评{83}。

  所以,当年胡适批评《太平天国史纲》专表扬太平天国,却没有写出太平天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带有主观意见而不够客观,未能全盘道出事实真相的作法,罗尔纲本是谨领受教的,此际则转口说依据胡适强调的客观立场写作,是中了他的“毒”,是不站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写历史{84};早先写《湘军新志》时,自以为站在客观立场,后来才知道,因为没有“阶级观点”,此书其实是为“地主阶级曾国藩”辩护而不自知{85};在《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稿本里,罗尔纲以六项因素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于检讨时,则自我批评说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的道理,所以不能全面地、联系地探讨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以致见树不见林{86};考证黄畹即是王韬,本是罗尔纲早期在胡适考据学方法影响下完成的重要论著;而至此时,他转向批判自己早先只能考证黄畹即是王韬,却不能考断他上书太平天国军的原因;要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可以对个中原由提出解释:论断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理由在于保护自己的家庭,甚至说他是受了“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指使,为了要拖延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时机而假意上书{87}。

  这样的转变,可以说是相当剧烈的。其间转变的心路历程,在私人文献犹未问世之前,尚难探知;但是,从罗尔纲本人研治太平天国史的过程来看,不论是侧重的层面亦或是研讨的取向,却早已超逸胡适治学的范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扬弃胡适式的“旧考据方法”,并不是要到他经过以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才开始的,而是在他早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陆续发表的论著里便已现端倪。

  从一九五四年起,罗尔纲更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与立场,重新改写、整理自己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旧稿与新撰述的论著,并结集成书,洋洋七巨册{88},以做为检讨自己“所用的旧考据方法的局限”与展示如何“从一个旧方法训练的历史工作者改造成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工作者”的成果{89}。在他治学取向转变为奉马克思主义为宗之后,如何以之作为继续考证太平天国史其它问题的南针,并具体运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撰述太平天国史{90},更是和胡适全无关联的历程了,反倒毋宁是吾人考察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何由一位一般意义下的史学家,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Marxist historian)的一个绝佳范例。

  就在罗尔纲缴出自己经过“思想改造”的成果的同时,胡适则正在美国埋头校注《水经注》,仍在考据之学的园地里继续他的学术事业。师弟相隔万里,治学之途早已分道而行,这个时候的差异更为明显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大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罗尔纲发表了〈两个人生〉一文,“谴责”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在“解放”之后,经过各种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而告别了“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个“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91}。他力图借着自我批判,呈现出自己在思想改造后如何痛下决心,无论是在政治或学术上,都和胡适一刀两断的信念,言语仿若相当激越。在连篇累牍的“批胡”文献里,较诸其它动辄痛斥胡适为“帝国主义走狗”,冠以“洋奴”、“文化买办”之衔的文章,罗尔纲的文章在遣字用辞方面,还算客气,顶多加以“反动”一辞———似乎还顾念着往昔的师生之情,没有乱戴帽子。

  这时候的胡适却正隔岸冷眼旁观各方人物包括过去的好友、门生———对他的严峻批判。胡适读了之后,对唐德刚表示,完全不相信罗尔纲会这样激烈批判他{92}。胡适曾表示,此时大陆知识分子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对于正风潮汹涌的“批胡”行动,胡适的观点是,老友朱光潜、顾颉刚等人对他的批评,都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93}。显然地,胡适认为,罗尔纲的批判,也不会是自由意志下的产物。彷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那一片大陆上盘旋不去的胡适,就在这一年,动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94}一文(但未完稿)。胡适很乐观地估计:当年他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他命名为“新思潮运动”{95},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在中国大陆上仍是薪火相传,不乏后继之力,对中共的统治还能起抗暴消毒的作用,所以中共得发起这般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来消灭这笔思想遗产。

  显然,胡适对自己一直提倡的思想方法,依旧满怀信心,认为并不是中共享政治力量所能消灭得了的,这场批判运动,在他看来,不过只是一幕喜剧。罗尔纲的这篇文章,似乎只是这一幕剧中一阙串场用的咏叹调。

  所以,胡适不但不相信罗尔纲会出乎自由意志而批判他,似乎也不能忘怀与罗尔纲的情谊。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自费重新刊行《师门五年记》一书,送给各方亲朋好友{96}。即令他在给吴相湘的信里略曾批评了罗尔纲,说他一直教罗尔纲要以不苟且的态度立身治学,要自觉地监督自己,但他似乎不能做到,因此会有“明人好名,清人务利”这样浮泛空洞的论议。然而,他也自责说,自己实在太忙,没有功夫监督他{97},依旧是情深谊厚之语。直到去世半年多前,他和何勇仁见面,还谈到罗尔纲:

  何勇仁先生……曾在民十三、四年间在广西任交涉员,他当时组织了一个学社,以南宁师范学校为中心,给一些有志学生讲谈“新文化”……何君给我的信上说:“当时有作为的学生……均到上海升学……其中有一个贵县姓罗的学生,……”。我今天对他说:那个贵县姓罗的学生,是罗尔纲,毫无可疑(他的原名大概不是尔纲)。我曾见尔纲的自白书,———题作‘两个世界’(?)———他说他曾进上海大学……又曾回到广西去参加各种“革命”工作。清党以后他逃到澳门,又逃到上海。那时上海大学已被封闭了,他自己也经过了一种思想上大变化,才“转”到了中国公学去上学。尔纲的自白书见于《胡适思想批判》的第二辑。今天我同何君长谈,很多感慨……{98}。

  目前所能看到的胡适的最后一份提及罗尔纲的文献资料,正是胡适于1961年8月16日写给何勇仁的信: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罢{99}?

  想来当胡适和何勇仁畅谈之际,罗尔纲的身影与两人之间的师生情谊,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罢!

  至于身处中国大陆的罗尔纲,饱经政治风霜,自己更和胡适一样,成为被公开批判的靶子{100}。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直到一九八○年代,他在回述自己的治学历程时,却还不公开地提起胡适的名字,未直接指名道姓提及胡适对自己的帮助{101},不免令人稍许遗憾。在胡适家里消磨过一段青年岁月的罗尔纲,即使从来不曾丧失这段生活经验的记忆{102},私下也从来不会忘怀于这一段师生情缘{103};但对于已走入历史的胡适,在公开回顾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却仿佛竟被他遗忘了{104}。所幸,大江总是不舍日夜向海奔流的,当胡适这个名字不再是禁忌,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现实环境里,罗尔纲终于开始公开谈起胡适了,他不做任何褒贬,只向读者叙述了自己与胡适结缘的点点滴滴。不论是在胡适当校长、他当学生的中国公学里的校园生活,还是胡家搬家的情况,或是他在胡府里亲眼观察到的胡适、江冬秀的夫妻感情,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如历其境{105}。这一段不能再追回了的生活,联同和胡适的师生情谊,兼及胡适的谆谆师教,都镌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不再忌讳向公众表白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热烈地向世人宣告自己身受师教的感念{106},为这段岁月留下书面回忆,成为他撒手人寰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只可惜,壮志未酬{107}。

  综观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这一段师生姻缘,在私人的人际关系领域里,一个是一直盼望学生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一个是恭谨领受师教,念兹在兹,努力以赴但求不违师教的学生。所以,学生写了在老师看来大有问题的文章,老师毫不客气的严加批评,学生更会将老师的教训引以为诫;学生在开展自己的事业途里碰上困境,也总是向老师请教,把老师的意见当成引领方向的南针。虽然,末了在现实政治力的作用下,师生的情谊被迫中断,甚至不免显示了师生反目的趋向,但是,这段师生佳话,却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

  然而,师生各自开展各有贡献的学术研究领域,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初期,老师固然有引路之功与助益之力,学生的治学表现也显示确实深受师教的影响,文章论证的风格深得师教神蕴;但就当学生自己披荆斩棘,在这方亟待深耕易耨的园地里生产了自己的果实之后,就已超越老师治学的樊篱,在学术上走出自己的路来。此际,老师当能捻须含笑,问学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焉知后之不如己也?虽然,这显示了老师本人治学领域的局限,毕竟也算得上是一段学术佳话。

  但是,政治力量总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胡适与罗尔纲师生情谊虽厚,问学之途或有歧异,两人最后竟也有着不同的政治选择。胡适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猝死台湾,归骨于“田横之岛”。罗尔纲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经政治浩劫,犹能幸免于难,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五日在北京逝世之际,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身份,为学界同钦共仰。现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建有胡适纪念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设有“罗尔纲史学馆”。胡、罗师生之名,永为世人同怀长忆;他们的师生姻缘,则早已在历史上画下句点。

  *本文初撰于1993年夏,是呈缴给刘广京教授于是年春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开授《晚清史研究》课程的报告。先后经刘广京教授与业师张忠栋教授指正,刊于《文史哲学报》第42期(台北:台湾大学,1995年3月)。刊出后,曾向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教授请益,并请将拙稿代为转呈时仍健在的罗尔纲教授指教(故本文原刊本篇末写道:“罗尔纲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今耄耋之年矣,据云仍生活在北京,那个他展开学术事业起点的地方”;并注明消息来源是“据中研院近史所吕实强教授面告”),惜未能获得响应(或是罗尔纲教授根本不曾看过拙稿?不得而详)。方笔者撰稿之时,所能寓目的材料有限(特别是罗尔纲写给胡适的信函,斯时犹未完全公开,笔者主要使用收录于《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版,1983〕里的7封信)。十载寒暑,瞬间即过,现下关于胡适的文献资料大量出土问世,“胡适研究”的成果更是花开满园,如罗尔纲写给胡适的29通信函,均已刊布在耿云志教授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41册),更可补正本文原刊本的阙误,并为细笔描摹胡、罗的师生情谊,添加素材。至若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已与其它回忆胡适的相关文字结为一集: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并有增补本: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与本文题旨相关的研究,笔者寓目所及,至少有以下两篇文章:李先富,〈试论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近代中国》期135(台北:2000年2月),页6-15;李先富,〈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历史月刊》期148(台北:2000年5月),页62-67。承李又宁教授雅意,拟重刊此文,隆谊厚爱,莫敢忘怀。笔者不敢悔其少作,惟既已得见新刊文献,理应自行改错纠谬,乃依据新见资料详为修改,更正原刊本的误失;如得蒙学界先进同好引用,请以本文为准。潘光哲谨志。2003年夏于台北。

  (编者注:本文经作者授权,略有删节。由于篇幅所限,所有注释略去,读者可参阅我刊网站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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