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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题”的历史资源

——再读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

橡 树

【内容提要】 大学问题的关键制度能解决,则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制度不能解决,不能形成良性积极的学术氛围,不能发挥个体自由的创造动力,不能形成集体互动的创新合力,则一切都只是“舍本逐末”。

  大学问题的关键制度能解决,则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制度不能解决,不能形成良性积极的学术氛围,不能发挥个体自由的创造动力,不能形成集体互动的创新合力,则一切都只是“舍本逐末”。


  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命题的大学,其历史原相并非仅是今人津津乐道的“大学精神”;其筚路蓝缕过程中的艰辛坎坷,也非外人所能道。由“大学精神”过渡到“大学问题”,其实是一个颇具深意的推进。我们可以大力表彰“大学精神”,但归根结底,中国未来之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大学问题”的解决程度。而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大学目的究竟为何?大学功用如何界定?大学制度怎样构建?大学未来如何发展?21世纪中国背景下的大学,在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挤迫之下,又如何觅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在莘莘学子无限向往的“精神魅力”背后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近来北大新一轮的制度改革引起各界无限的关注,就足以证明“大学问题”之在中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参见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陈平原近期出版的《中国大学十讲》,强调“本书以问题为中心”。确实,以“十讲”为名,所凸显的正是其所关注的“大学问题”,如政治影响、私学精神、制度建设等等,都是史有前鉴、今演犹烈的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事关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所在,不可不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先生的论述,一方面对前贤充满了“理解之同情”,诸如对梁启超、梁漱溟、梅贻琦等人教育理念的充分表彰;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的中国大学发展与改革,也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清谈空论”,而具有清醒洞察的“历史资源”意味。不管是古人云“鉴往知来”,还是西哲谓“任何当代史都是世界史”,都足以证明惟有历史是最清楚的一面镜子,在历史中都会存在“前事可师”的重要资源。

  “纪念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之诞生,从来都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而不是简单的怀旧。”(第234页)这种立足于现实本位的关怀,决定了陈氏的追索历史,并非只是困于书斋,他对于私学传统的弘扬,也不仅是简单的鼓掌喝彩。作为一种借鉴历史资源的策略,有其深藏的纸背关怀。譬如谈论传统的书院教育,就明确提出其作为当代中国教育“某种思想资源”的可能性,并细加剖析:“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第6页)确实,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之波澜兴替,尤以教育体制变化之影响为沉潜深巨,罢科举、废书院,传统体制尽皆消解;兴学堂、立大学,西方制度貌似凯旋。但“五四”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千年封建势力的主导话语之下,故有必要“冲决网罗”,所以那代人即便是“纠枉过正”,亦有其必然性。但在经历过开创与启蒙期的“元气淋漓”之后,作为建设者更需要踏实沉着的心态,以及辨别事物优劣,冷静组合资源的理性态度。马一浮、熊十力之独立门户倾心于传统书院,晏阳初、梁漱溟之走入乡村开展平民教育,陶行知、陈鹤琴之借助西方思想进行基础教育……虽然成绩不可同日而语,但都各自标立出现代中国致力于“教育救国”者的不同路径取向,以及所显示出的借鉴各种资源的可能。然而,这样多元的教育构建步伐在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却被人为地阻隔了近半个世纪,恢复生气的中国(1980年代改革之后)虽然在经济领域的崛起让世人刮目相看,但具体到教育领域,其变革竟然是步履蹒跚,似乎远不能成为齐头并进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迅速崛起于欧洲中心,与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初期经由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德国大学处于鼎盛期,是所谓“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颠峰”。(转引自贺国庆著《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第182页)此后,乃有德国经济的腾飞与发展,德国民族的振兴与崛起。同样,在19世纪后期,美国有近万人赴德留学,并带动美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为现代大学,取代德国大学成为世界教育与科研的中心。20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日本明治维新时,极为重视教育改革,有明治天皇“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的誓言,乃有日本“巨大的知识能量”的爆发,迅速完成其近代化过程,“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鲁军《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载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第122-123页)所有这些大国现代崛起的经验,都是教育先于经济发展,有教育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功,才有经济的迅速腾飞,民族-国家的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则即便“千锤万炼”,其根本犹在,纵使挫折失败,复兴不难。德、日于世界大战后的“屡败屡战”,数度重创后崛起的事实自是最好的例证。设若如此,那么,这一教育滞后的现象就决不仅仅是教育界人士之事了。它所象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盛衰兴替。现在北大改革,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作为有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作者的扒梳历史,并非仅是停留在“故纸堆”中,而显然有着现实指向意味的“问题意识”,譬如,对当代规模已颇可观的民办大学提出批评与建议:“倘若‘大学’之‘私立’,其作用仅限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化解过于强大的升学压力,而没有独立的思想 / 文化品位,实在有点可惜。”(第238页)那么,私立大学的功用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还是“借历史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表彰西南联大,并非仅就事论事,而是在源于北大、由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精神之外,特别摘出由清华贡献、并带入联大的“教授会制度”,评价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教授会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味相当深长。作者细细挖掘历史上各家独成风格、声名卓著的大学成功经验,仔细检点被世人所忽略的若干镜像,其实已逐渐逼近大学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问题。制度能解决,则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制度不能解决,不能形成良性积极的学术氛围,不能发挥个体自由的创造动力,不能形成集体互动的创新合力,则一切都只是“舍本逐末”。

  解决大学问题,为的还是实现大学理想。那么,理想的大学该是怎样的呢?“什么时候民办高校中的佼佼者,方才可能像当年的南开那样,凭借其雄厚的学术实力,挑战北大、清华的权威地位?”至于具体的大学风范,“历史资源”中早已有其明晰的镜像:“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作者再三推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第245页)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的功用不言而喻,现代文化史上的北大,自然是最好的例证。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转见郑勇《是真精神自风流》,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17日)这里揄扬的虽然是蔡元培,但亦可见北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之特殊地位。至于说到“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更是确凿无疑地标示出北大的独特地位。

  今日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诸多社会原因,作为个体的人普遍存在道德观弱化、精神气淡薄、利益心至上的问题,大学(包括北大)也早已不复昔日北大“精神灯塔”的光环效应。但毕竟,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基地,具有特殊的“象牙塔”功能,是有可能成为现代文明与国家-民族的“精神之灯”的,而其关键所在,当是积弊重重、利益错综复杂的“大学问题”的逐一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先生在梳理历史、体贴前贤之外,拈出“大学问题”,更是为未来中国大学及其民族的发展提供镜鉴,将已尘封为烟云、锁定于旧籍中的历史资源重新复活的一种可贵尝试。

  (《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