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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与官僚体制运行

——读《叫魂》

橡 树

  中国的这样一种专制制度,不但是以无为作为根本原则的,而且其中有一种否定“作为”的有效机制,它总是能够相当成功地防止出现希望有所作为的英主,甚至也阻挡出现希望有所作为的能臣。

  最近读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通过一个具体事件,以“小题大做”的方式,写出非常“好看”的历史,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还不是它的“好看”,而是作者分析中国历史或者说传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以及通过这种分析对中国传统社会本质的一种洞悉。

  他说,他写《叫魂》,“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这里,他立论的理论原则,是信息掌控与政治能力的一致性关系。

  这的确是很新鲜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

  孔先生说:“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叫魂》169页)从这个原则出发,我想我们大约可以写出一部新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从信息的分类,从分析各种信息的不同本质,考察信息流通的方式、速度、性质、工具或手段,考察信息的流通量以及政府掌控信息的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入手,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做出一种新的解释。


  把孔飞力先生的这部著作当作一个实用范例,对我们了解这种新的历史方法论应该是会很有帮助的。

  从孔先生描述的事件来看,这些巫术在中国文化中应该是叫做“魇胜”的,即通过对人的姓名、八字、经常接触的对象,尤其是身体中的某些末梢部分,如毛发落齿之类施行巫咒,使人生病,甚至取人性命,或者,通过这种方式吸取他人的“精气”而使自己受益,等等。

  孔飞力先生描述的这个巫术事件,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1768年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按传统的治史方法,这样一件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多少注视的。

  故事的起因,是一些原本不会出现什么政治问题的民间巫术事件,某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请一个木匠用木桩打入水底而企图置仇家于死命,一些流浪的人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显然是做魇胜之用的,因此引起村民的不安和愤慨,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有时还出了人命。地方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就事论事的,如果没有出人命,就大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但是,这件事为乾隆皇帝知道后,却触动了他警惕的政治神经,他认为兹事体大,与谋逆有关,要彻查。于是,刑求之下,诱供之中,五花八门的栽赃诬陷层出不穷,在民间造成了许多冤案,而乾隆本人的积极督促,也在官场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而在折腾了大约一年之后却终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

  这个事件不大,但是它涉及到皇帝本人、几乎整个官场及从江南到华北的半个中国的民间社会,而且,整个事件的展开,是围绕着中国当时的各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对巫术这样一种东西的不同理解进行的,它可以说是一场信息战。这的确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信息流动和政治运作关系的一个难得的例证。

  开始时,官僚们是有意无意地不让皇帝本人知道有巫术事件在地方发生,事实上,就执政习惯来说,官僚们总是力图让皇帝相信,天下是太平的,没有任何新鲜事情发生。

  而后,当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官僚们又极力让皇帝相信,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无论这是否事实,他们事实上都会这样做。

  如果我们纯粹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认为官僚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一般来说,如果官僚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骚乱就往往可以通过地方官的努力而平息。而如果官僚们的判断错了,他们极力要隐瞒的是一场大规模起义的前兆,则无论他们让皇帝知道,还是不让他知道,结果都是一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专制政权的机制决定了它无法对付这类起义,它通常的结果就是改朝换代。因为起义发生的原因,是当时体制无法解决的土地与人口的矛盾。

  再后来,当皇帝本人已经强势介入之后,官僚们仍然尽力地通过过滤信息引导皇帝做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判断。

  对于这样一些事件的意义,皇帝本人和它的官僚集团的判断是绝然对立的。为什么会如此?这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这就是孔飞力先生的大作所要告诉我们的。

  各种各样的巫术在中国的存在应该说很有年头了。如果这样的事总是会引起民间的恐慌,恐怕中国社会就没有一天太平;如果对这样的事情统统认真追究,中国的政府恐怕就不会有一日安宁了。因此,1768年的巫术问题之所以酿成一个政治事件,当然是与当时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孔先生指出,巫术能在民间引起不安,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已经因为流民的频繁出现而有了非常令人不安的态势。

  对于一个有长久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中国的土地与人口的比例问题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低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经济中,人口是根本的生产力,但人口也是根本的消费者,在这种简单再生产的方式之下,单位面积的土地能够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很有限的。原则上说,只有在土地能够充分供应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才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人口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人口的增长就不仅不再意味着财富的增长,而是变成有限的土地资源争夺战爆发的直接原因了。这正是中国朝代循环式生生灭灭的原因。到了前清时期,人口与土地供应量的矛盾已经空前突出了,这主要源于人口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三亿多。中国空前的大规模移民和流民的大规模出现,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都知道,白莲教和船帮等以流民为基础的帮会和教门,其实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社会心理来说,对陌生人的疑忌可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民间传统。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的村社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任何陌生人的出现都容易引起不安,而且这种不安正是建立在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上的。而当陌生人出现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恐慌的情绪就很容易出现了。

  即使不是出于社会心理的原因,村民们的恐慌也是有道理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陌生人频繁的出现直接意味着社会动荡的出现,因为它意味着有许多人已经离开自己的土地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样一种背景,至多只是上述巫术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对历史研究来说,我们最常见的失误,就是大而化之地列举一系列的经济政治背景,套在所有发生的事件上。这种理论先行的方法使得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进一步发现都失去意义。我们应该反过来,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分析入手,要想一步一步地寻找它发生的具体原因,其实就是要找到它发生的“充分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整个的历史有一种更为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而在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孔飞力先生描述的皇帝和他的官僚们之间的“信息战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这种战争非常生动地揭示出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政治运作机制。

  这次巫术事件之所以会酿成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事件,真正的根源不是对巫术本身的理解,而是集中在巫术背后的意义。孔飞力先生说道,官僚们对于巫术本身是持“不可知论”的态度的,这些涉及神秘世界的伤害事件,对于官僚阶级来说,只是一些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的非法事件;而对于乾隆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谋反事件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离不开某种民间宗教的作用,乾隆对巫术事件做如此判断的根本依据当就在于此。但是,因此就说官僚们对这类事件完全没有政治上的警惕性,恐怕也不是事实。在处理1768年的民间巫术事件时,地方官几乎都以它们是孤立事件来对待,因此,他们采取的方法也就很自然地是官场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就事论事地处理,把它的影响尽量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事务的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官僚们的一种执政习惯,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无法否认有些是出于官僚的颟顸无能。但就此事件来说,更多的恐怕还是官僚们处理这类事情时的谨慎心理,正是由于这类事件的微妙,不扩大化才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因为这才是最有效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的方式,也是最有效地防止这种非理性的信息传播失控从而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的方式。

  同时,这种态度与官僚的职责也是一致的。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地方安宁,因此他们看待各种事件的眼光一般并不超出他们的职务赋予他们的权力的范围,因此,即使他们的判断的确有误,也不足以证明他们有愧职责。

  乾隆皇帝对事件的性质有不同的判断。在他看来,这些巫术的出现已经证明了有别有用心的人的存在,因此应该“彻查”。从这个判断出发,他认为官僚们的态度就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官场积习,是官僚们颟顸无能的具体体现,是在应付他,是“没良心”,等等。

  现在我们知道,乾隆是有点神经过敏了。但是,在事件的全部事实没有弄清楚之前,是皇帝本人还是官僚们更有理由还是不清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人口过分膨胀的态势,恐怕还应该说乾隆更有道理。

  应该说,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皇帝和官僚们的共同愿望。官僚们不愿扩大事态是希望保持社会安定,乾隆在要求官僚们彻查的时候要求调查秘密地进行,也是因为考虑到大张旗鼓地调查事实上正是给别有用心的人帮忙,更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他们的分歧不是目的上的,而是方法上的,而他们之所以决定各自不同的方法,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的理解和分析不同。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皇帝处在信息流通的最高层,因此,他所掌握的信息应该比处在基层的官僚更全面,因此,往往也更正确。

  但是在这里,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并不适用,而且不仅如此,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恰恰是,在中国传统的专制体系中,这种看法是最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中央朝廷的官僚与地方官僚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如果说中央的确是信息流通的中心环节,则中央的官僚是和皇帝一样掌握着全面的信息的,即使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就可以肯定,使得皇帝和官僚们做出不同判断的,并不是他们在信息流通中所处的环节不同,而是他们在政权中的地位和职能不同,在满清的政治结构中,皇帝是决策者,而官僚则是执行者。第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皇帝在他的这个位置上恰恰不能得到“全面的信息”,相反,他始终处在一种被蒙蔽的地位上。这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信息战争”的意思。

  让我们首先说明第一点。

  孔飞力先生分析了乾隆要把这个事件搞大的一些有点个人性的原因。

  首先是云贵的战争失利。这实际上是一场无法赢得的战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决策的错误。乾隆需要一些动作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或在另外的什么问题上为自己的决策能力“翻本”。这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单纯的皇帝个人的面子问题。皇帝在当时的制度之下是唯一的决策者。在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中,对于决策者来说,任何失败都不是个简单的个人责任或面子问题。当决策的错误影响到他个人权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会影响到他以后的执政,即他以后的决策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的问题,而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制度的运行还能否正常继续的问题。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乾隆如此一意孤行的时候,官僚们事实上相当配合,大家都知道这种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样,我们就看到,皇帝本人肯不肯承认错误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皇帝不会犯错误,是这个制度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的确是被称为圣人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作为一个人,皇帝本人当然是会犯错误的,因此,作为这个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的,与其说是皇帝不会犯错误,还不如说是人们“认定”皇帝不会犯错误,至少在“表面上认定”皇帝不会犯错误。当然,在皇帝本人的心里也需要证明自己的确没有犯错误,这至少对他的执政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的大臣们会很知趣地不对他的错误说三道四。

  此外,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满人八旗的衰落,对乾隆的刺激也很大,他希望通过一些事情来使满人重新振作起来。

  与此相关的,孔先生认为他对满汉矛盾非常警觉,他是把剪发梢这样的事和反满联系在一起来看的,因为满人入关时曾实行过强制性的剃头蓄辫政策。但是,发梢毕竟不是整个的辫子,这里孔飞力先生猜测的成分恐怕过多了。在援引了乾隆的圣旨,而他又“没有”提出反满的问题时,孔飞力先生几乎每次都猜测乾隆这是为了避免人们真的出现这个念头。当然,也不能说孔先生做此猜想一点根据也没有,因为毕竟有一次乾隆是在他的圣旨中带出了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孔先生也许夸大了乾隆对满汉差别的警觉,或具体地说对辫子本身的象征意义的警觉。满人的统治毕竟已逾百年,辫子的政治意义恐怕已经不那么深了。想一想,到了清末,中国人已经是把辫子当作中国人的象征了的。但是,我以为,说乾隆皇帝对民间的对抗或反抗情绪有一种警觉从原则上说是并不错的,虽然这种警觉不一定是针对着满汉矛盾的,而是一般地针对着统治者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中国历朝的统治者其实都是有所警觉的,乾隆自己就有过鼓励江南多余的人口移民西部的决策。正是流民起义使得明王朝灭亡,对于这个前车之鉴,满清的皇帝其实从来没有忘记。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乾隆对这种以流民为主体的巫术事件有一种政治警觉是很自然的,不一定非要把它和反满的问题联系起来。当然,由于当时的统治者的核心是满人,这种矛盾的指向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还有就是他个人性格上的特点,他成为有为之主的愿望等等。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一个皇帝是唯一决策者的体制中,一个英明的皇帝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利益,我们对乾隆的这种愿望也就用不着过分指责了吧。

  就是说,乾隆的判断所依据的理由,其实不是巫术事件本身及它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他判断事情的着眼点,始终是整个帝国的安危和政权体制的正常运行,用现代的话来说,我们简直可以说乾隆是“高瞻远瞩”的。相反,官僚们的判断和分析,则是就事论事的,如果我们站在乾隆的立场上看,也真可以说官僚们是短视的。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则应该注意到,其后不到一百年,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而且正如孔飞力先生指出的,矛盾其实从乾隆的时代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像分析乾隆个人的理由这样来分析官僚们做如此判断的理由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僚们是一个群体,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如何判断当然有各自不同的理由,而且,官僚们的态度和对乾隆的高压的反应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但是,真正有意义或说有意味的,恰恰是官僚们大体的反应相当一致,正是这种一致使得我们可以判断,官僚们做此判断和反应是一种“执政习惯”,而这种所谓执政习惯,一种原则性的东西,虽然它不一定符合政权从形式上规定的“硬性”制度,但应该说是符合官场运作中的一种“软制度”,或者不如说“潜规则”的。而在我看来,这里是有一种类似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的背后起作用或者说作为根深的理由的。

  我们不能否认,对于绝大部分官僚来说,他们采取敷衍的态度,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这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执政习惯,不唯独在这个巫术事件中是如此,而是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如此。如果离开了当时这些具体的巫术事件,我们几乎可以说乾隆皇帝对整个官僚层的判断和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他只是运气不好,他着手抓这件事时遇到的恰好是一些的确没有“幕后指挥”的偶然事件。

  中国官僚的颟顸,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传统。

  这正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理由。官僚的颟顸,或者说,在处理几乎任何事情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得很颟顸,这是他们对付皇权的根本方式。他们以颟顸作为一般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对皇帝本人隐瞒信息。

  在满清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不仅是贯彻皇帝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获得他的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的根本渠道。他是,而且只能是,根据官僚们给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和决策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和官僚的地位就发生了一种逆转:表面看,是皇帝做出决策,但既然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来源于官僚,官僚们自己就可以通过对信息的过滤和筛选来从根本上影响皇帝的判断和决策。我们看到,1768年的巫术事件中所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也是因为军机大臣们很聪明地把一些有倾向性的材料给乾隆,让“他自己”做出了放弃追查的决定。与皇帝直接对抗,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体制运作的游戏规则不允许的。因此,以颟顸的方式故意地遗漏自己不愿意让皇帝知道的信息,就是对游戏规则和自身的很好的保护。一旦皇帝自己知道了他本不应该知道的事,怪罪下来,也可以很容易地以“微臣无能”来搪塞,制度没有被破坏,个人的地位也大体可以保住,因为错误不是“欺君”,而只是颟顸无能而已。

  乾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他的官僚们的颟顸甚至是他们有意的隐瞒。但是,就像我们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看到的那个原先一心想有所作为的万历皇帝一样,他最终不得不向官僚们或者不如说向这个体制妥协了。

  如果我们相信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问,一般而言,颟顸是一种怠工式的消极态度,这对于任何管理机构应该都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而中国的管理政治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存在了两千年之久,而中国的政权却一直在正常地工作,这如何可能?还有必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如此,官僚们这样做的理由何在?

  治理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农业大帝国,“无为”即使不说是唯一的方式,也是最好的方式,至少到现在我仍然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合理的治理方式。

  对于政权来说,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当然是它有成效、有力量的根本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强大或强盛的根本标志之一。这种动员能力包括尽可能全面地掌控信息,尽可能完善地把社会组织起来,等等。而要完成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政权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这就使得政权不可能是“廉价”的;另一方面需要社会自身有相当密切的组织,这从原则上说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生活方式的问题,这都是不可能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出现和完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道德立场出发去谴责官僚们的这种敷衍的态度是不可能有力量的,因为它正是无为政治的真谛。在中国历史上,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被视为“能员”(也几乎都是酷吏)的官吏,往往是人民生活的祸害,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的确如此,任何官员,无论他是想为自己的升迁或自己的贪污发财做些什么,还是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些什么,对老百姓来说,结果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被祸害。(顺便说明一句,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这里所说的和所谓清官贪官之类的联系起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现代历史学家对中国绝早地出现大一统帝国的原因做过许多解释,提出过许多理由,大体上说,是认为中国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是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保卫中原的农业文明,或说为了治水,也是为了赈灾。如果我们不强求说明它们的次序,这些理由应该说都是能够成立的,至少它们都能从某个方面说明问题。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其实败多胜少;而黄河,就是到现在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就更不用说以前的几千年了,这实在不是因为不愿,而是因为不能;而有效的赈灾,如果真的存在,大约也就不会有那么频繁的农民起义了。

  我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历史学家们的解释或理由,而是要对这些理由做一些具体的说明或注脚。

  防范游牧民族的侵袭、治水和赈灾,都是为了使我们这个农业文明能够延续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做这一切所要延续的,是一个农业文明。

  以和北方游牧人的战争来说,我们的农业文明遭遇的,是以准军事方式组织起社会生活方式的文明。游牧,顾名思义,人们虽然聚居,但是没有固定的国土或疆域,所谓逐水草而居,他们的生存中的敌人,就不仅有大自然,而且有他们在游牧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的出现对于原来的居民就直接意味着生存威胁,因为那就是对有限的生活资料的争夺。因此,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其实并不是政治,或者如有名的一种说法,即所谓“政治的延续”,而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军事的或准军事的方式组织起来,可以说是为了防止劫掠,但是,同时,他们也自然地有了劫掠的能力。于是,劫掠式的军事行动也就变成了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在流动中战争,在战争中生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就是他们的生产活动之一。他们从反劫掠和劫掠的方式中形成的战争形式,是一种没有后方的战争形式,他们的给养,一方面是跟随着他们迁徙的牲畜,另一方面则直接来自劫掠。而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战争就是一种纯粹的破坏和毁灭,以后方支持为依托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昂贵的政治行为。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和游牧人对战争的根本不同的态度,也决定了中国人和游牧人进行战争的方式。中国的军队,原则上说只是一种威慑力量,甚至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威慑力量,直接的战争是不经济的,而且是几乎注定要失败的,中国人“打不起”仗。农业生产有限的剩余劳动,农业社会松散的社会组织,农业大帝国辽阔的国土,以“颟顸”为基本特征的官僚体系,这一切都决定了战争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中国的军事思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里面的无奈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的农业文明并没有在游牧人的不断进攻中毁灭。当然,大帝国大军队的威慑功不可没,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以辽阔的国土,巨大的幅员,以空间的纵深和时间的绵延,加上儒家文明那种包容一切的胸怀,最终消融了入侵者,使得农业文明能够长存。在这里,大帝国的作用才真正显露了出来:大帝国造就了统一的大文化。如果不是中华文化的规模如此巨大,它恐怕早在游牧人的不断入侵中消亡了。

  汉武帝的武功常为一些“爱国主义者”称道,但是其实正是他对匈奴的进攻使得汉政权的家底被淘空了,汉其实是因他而亡的。隋是因攻打朝鲜而亡的,中国历代的对外战争,都造成国内政治的灾难,就连我们说的这个巫术事件的发生,也与云贵的战争有关。中国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对于战争来说,中国防守则可,进攻则否。

  治水也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农民起义与治水有关,不是为了治水而过分动员了社会,就是没有治水造成了大水灾。可以说是治水不对,不治水也不对。从传统农业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看,可以说黄河是不可能治理好的。中国的古人所能做的,就是做最低限度的修补,大的泛滥,人们只好认命,而小的灾害,就因为这些修补得以避免。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人口众多”才是对抗水灾的根本武器:有谁能够精确地统计出黄河边有过多少次泛滥后的“重建”吗?原来的人在泛滥中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土地变成了荒原,然后,人们从别的地方再来重新创造自己的家园,这就是和黄河斗争的根本方式,不是战胜它,而是与它进行屡败屡战的持久战。

  赈灾也是如此。遇到大的灾害,也只好“人相食”,只好成为流民,只好去“吃大户”,只好“吃他娘,穿他娘,吃光穿光迎闯王”,等等。但是一般性的,小的灾害,中国的官府和民间的赈灾制度应该说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如果考虑到中国这块严酷的土地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中国政权和民间赈灾的成果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也是它的欠缺的证明。中华民族能够存在这么长久,就是因为她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中重生。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证明,传统中国的政治只能是“无为”的。无为和廉价是一体的,甚至和廉洁也是一体的。不仅是直接的战争,任何大规模的工程都是走向亡国的行为,秦始皇的修长城,隋炀帝挖大运河等都是一种很好的注脚。

  这样,当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官僚们敷衍乾隆的态度,官僚们的颟顸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认识到,官僚们的作为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无论是官僚自身出于自私的愿望,还是客观地说为了帝国和中华文明的最大化利益,无论是出于无意识的习惯,还是深思熟虑的解释,这都是一种最合适的做法。

  这虽然显得有点荒谬,似乎在为一种明明是不好的东西找借口,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是不应该以现代的价值来批判古人的社会和解释古人的世界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这样一种专制制度,不但是以无为作为根本原则的,而且其中有一种否定“作为”的有效机制,它总是能够相当成功地防止出现希望有所作为的英主,甚至也阻挡出现希望有所作为的能臣。

  如果我们回到1768年的巫术事件,就能够发现,这种阻挡出现“有为的英主”的机制,其实正是一种阻挡信息传播的机制。我们清楚地看到,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僚之间在进行着一场封锁信息和反封锁信息的战争。

  孔飞力先生从制度和运作的层面对皇帝与官僚们的关系做了认真的分析。既有制度层面的,又有非制度层面的,而且这种分析相当中肯。

  我们当然多少都了解一些清朝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但是他们原则上是不能同皇帝直接对话的,但省和以上的督抚就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向皇帝本身报告自己负责的地方的情况。从制度的方式来说,他们的报告(折子)是交到军机处的,军机处从原则上说只是个秘书性质的机构,军机大臣们在对报告做了初步的判断后,把他们认为重要的报告交给皇帝,通常也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皇帝往往也就根据折子处理意见做出批复,再由军机大臣们拟就圣旨,由皇帝朱笔批发。从这个过程来看,显然,皇帝所能得到的,只是官僚希望他得到的信息。

  当然,说皇帝对这种表面上由自己决策,实际上受制于人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就太荒谬了。但是,从技术操作的层面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只有一个人,帝国又是如此巨大,他不依赖秘书工作是不现实的。有的皇帝由于非常不信任军机大臣,就改由太监做秘书,结果当然就更坏。对于皇帝们来说,官吏们是否值得信赖始终是个问题。皇帝对于他的官僚机器有从考核到奖惩的一系列监督和控制的手段。但在孔飞力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得知,它们的效力非常有限,而且往往流于形式,皇帝本人虽然从名义上说是这个体制的最高决策者,但在具体的运作中,他既然不得不依赖这个机制来运作,就不能不受到这个体制的制约。

  从明朝开始实行内阁(即清之军机处)制度开始,皇帝就开始建立一种体制外或半体制外的制度,以自己比较私人的方式直接获得信息或情报。明朝有有名的东厂、西厂,满清的这种密探制度没有这么发达,但皇帝一直努力建立起与他们的地方大臣的类似私人性质的“恩情”关系,并鼓励他们直接上“密折”,力图避开制度获得更可信的信息。

  其实,皇帝这样做的效果仍然是很可疑的。一方面,官僚们无论如何不可能与皇帝本人成为真正的朋友。从身份上来说,他们的关系是主仆,无论皇帝如何向他们表示,给他们做如此重要的官是他个人对他们的信任和恩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仍然首先是这个体制中的一员。从这个身份上看,忠于制度和忠于皇帝本人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的根本,仍然在于忠于体制。这不仅因为皇帝本人是这个体制的最高代表,更因为作为官僚,他每天直接打交道的总是其它的官僚,是体制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什么人真的在这种私下的情况下忠于皇帝本人,都只能在事实上破坏这个体制的运作。例如,某个督抚是积极地给皇帝上密折的,让我们假设他在密折上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但作为督抚,他也必须给军机处上折子,折子从原则上说也是给皇帝本人的。如果他在明的折子上说的也是真话,就和密折没有区别,上密折就失去意义了。如果明的折子上说的是假的,或是空话,那他就显然不是个好官僚,而且直接对于皇帝来说不是好官僚———他至多是个勤奋的密探,而不是个合格的“地方父母”。密折这种事最多只能偶一为之。

  在皇帝和官僚的这种关系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从长远来说,官僚们是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的,他们既是信息的提供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就是说,他们首先有通过筛选信息影响决策的权利,又有最终解释决策的意义的权利。

  1768年的整个巫术事件的确很好地为这种状况做了注释。

  这是体制问题。而这样一种体制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一种合适的“社会上层建筑”。只是在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时候,这种体制才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人的入侵中开始的。正是在与西方人的战争中,中国官僚的守旧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颟顸,中国皇帝因为习惯性的信息蔽塞所造成的无知,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时期朝廷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的进退失据,而战争的失败及自强的愿望把中国引入西化或者说现代化的进程后,中国的这种传统被启蒙者斥为国家败亡的根源,从变法、革命直到提倡新文化,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摧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而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

  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使中国进入一种西方式的以工商市场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或生产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政治或者说社会管理,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数字化的管理”。所谓数字化管理,说到底,就是要使得信息流通尽可能地通畅,决策要在信息流通的基础上透明地做出,这可以说正好是颟顸的反面。虽然传统的皇权政治在西方人的环伺之下已然灭亡,但时至今日,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只能说是个农业大国,因此,政权管理的能力和效力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这应该说与中国古老的传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基础不与传统彻底告别,只要中国人不改变对于信息流通的态度,只要中国的信息流通还不能透明,中国的政权管理中的颟顸习气也就不可能根除。

  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得不看到,权力高度集中是一个两面刃的刀,权力滥用的危险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得不高度警惕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对传统官僚制度的“合理性”的解释,才对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有了直接的意义。

  专制政权,仅就这个名称也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但是,中国人就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数千年,而且,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创造出了曾经非常灿烂辉煌的文明,如果中国人不曾享受过充分的自由,这样一种创造力是不可想象的事。为什么会如此,孔飞力先生的大作为此找到了一种解释。我努力地说明传统官僚制度的“合理性”的目的也只是在于指出,传统的官僚制度,的确是在无为精神下一种无所作为的行动颟顸的体系,但是,它同时也是有效地制约权力滥用的体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专制官僚体制本身,从理念到制度本身的运作机制都从根本上造成了对权力自身的监督。

  就从上述这个巫术事件来说,乾隆本人的判断不正确,他强行推动的“运动”只是造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我们从中就清楚地看到了官僚们的抵制和事实上可看成对权力的监督的行为的合理性。而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更是发现,官僚们的这种深入到体制核心的“执政习惯”的合理性,要远远地超出这个事件本身。孔飞力先生在书的最后所说:“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指官僚制度)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种可行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

  这段话是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的。

  任何一种权力,都需要有一种监督或制约,否则,它必定会走向疯狂,而这种疯狂就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历史的灾难。而中国人在自强的过程中打破了旧的官僚体系的同时,把权力监督的体制也瓦解了。如果我们不是讳疾忌医,而是认真地反省一下作为一场民族灾难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种没有监督的权力会给我们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

  当然,中国古代的这种权力监督机制即使的确是有效的,也只是在当时。既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荒谬的存在,而且可以说已经被彻底瓦解了,因此,正如孔飞力先生所说,即使我们想为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喝彩”,也应该十分“谨慎”。

  从表面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朝廷中有所谓监察御史制度,这些“言官”有向决策的皇帝诤谏和违法的官僚弹劾的职责。如果我们把权力的监督仅仅局限在这里,我们就只好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专制体制中对权力的监督是非常无力的,甚至往往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当然也知道,农民起义是对专制权力的最终监督,正是这种监督现实的存在才使得统治者不得不明白了所谓“载舟覆舟”的道理。但是,无疑,这种监督如果真的实践起来,成本是过于昂贵了,它是两败俱伤的。而寄希望于皇帝明白载舟覆舟的道理,监督的薄弱也就可想而知了。毕竟,在汹涌的波涛和实在的覆舟之间,还有太广泛的灰色地带。

  权力监督的方式实在并不局限在形式化的制度层面。如果我们只是以一种不动的平面图的方式描述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而不是深入到这种制度运作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就无法真心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中从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直到制度本身如何和谐一致地参与到权力监督的过程中的。

  就是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提及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往往一说就是三权分立,好象权力监督就在于政权的三权分立。其实,权力监督涉及的东西远比政权的三权分立要广泛深入得多。首先,在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从银行、保险到公司及各种协会,把社会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使得社会可以通过非政治的方式形成信息的通畅流动,从而可以形成高度的动员能力,这样就既保证了一个国家因有高度的动员能力而变得强大,又不会为了这种强大而付出把权力变成失控的巨人的代价。而另一方面,言论自由,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形成了对权力的和平方式的终极监督。最后,才是权力组织内部的从普选、地方自治直到三权分立等等的权力自身限制的制度。而作为一种文化的以正义和权利意识为核心的价值观,作为整个权力监督得以和平而有效地运行的一种文化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等等。

  现在,法制和权力监督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这是好事。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形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它更是制度本身如何运行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文化、传统、民间社会、价值观念……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无比复杂的问题。告别传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我们越是努力向前的时候,传统向后的力量往往也越大。更深入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是我们在前进的时候不能不注意的。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