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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真历史 研究真问题

——一个田野工作者的方法论实践与思考

刘 倩

  多年的田野工作教我认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存活在民间百姓的记忆里。这种历史虽然因为不被写入书本而未能进入“历史舞台”,但作为“非官方文化”从来不曾割断,并且因其存在的真实而无法任人装扮。

  这些年,我先后在河南的若干农村社区作田野调查,近年来则专注于豫中平原的村庄个案研究,并由此推及这些村庄及其所处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观念、体制诸方面的深层问题,深感社会科学研究只能建立在对真的历史的真切认知把握之上。而现今学界风气大可质疑,远离中国现实历史生搬西方理论,过于技术化的方法亦大有问题。研究的成果可以出书,可以扬名,可以自圆其说,但于中国社会之实践,作用甚微。我自己也常常掉进当下流行的理论陷阱,但终于下定决心从陷阱中逃亡,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书写真历史研究真问题,是知识分子当然的社会责任和学术良知。

一、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按照学院派学者的观点,历史就是书藉。书藉给人一种永恒的幻觉,所谓“史册永垂”。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治国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文化置于权力的笼罩之下,历史上为写书而坐牢杀头的人太多了。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一本党史,一本国史,一本教科书因不同的需要而被不断涂抹修改。因此胡适先生有句话流传甚广: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但是,多年的田野工作教我认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存活在民间百姓的记忆里。这种历史虽然因为不被写入书本而未能进入“历史舞台”,但作为“非官方文化”从来不曾割断,因为真的历史无法割断,并且因其存在的真实而无法任人装扮。这种存活在民间记忆中的真实历史,注定要对社会的变迁发生顽强持久的作用,有时不动声色潜移默化,有时惊天动地出其不意,即通常所谓的规律或曰劫数。多少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在这官方书写的和民间记忆的两种历史中打转,曲折迂回循环往复。

  我的第一项关于农村社会的研究是与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合作。从1989-1991年,我们用了前后3个年头在豫西农村做调查,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变》。田野调查中我发现,民间记忆中的历史与官方教科书中的历史大相径庭。一位出身贫苦、曾任大队支部书记的老人对历史的记忆和感觉是这样的———

  关于村里某赵姓大户人家,他说:

  要不是解放,这家人还要发(发达、发展)!当家的勤谨会领(会当家领着干的意思),又眼瞅着齐刷刷五个儿子长起来了,有劳力,一年四季不拾闲,麦天时候啥时候睁开眼看人家场地里都已是灯明火亮哩,不等鸡叫当家的就领着一家人干上了!冬天农闲下煤窑(当地产煤,很早就有民间小煤窑开采。)跑买卖,挣下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买房置地了,眼瞅着发了,偏赶上土改划个地主,亏了。其实没享过一天的福,农忙时候活重紧干活人,自家人吃得还不胜雇的短工,不给人家吃好谁会好好干?不赶时运,要搁解放前……咱?咱比不了人家,比不了人家舍力掏劲,人就这,越有奔头越上劲,没奔头干啥?话说回来了,怨他家背运。不胜汪家,汪家当地主,值!富了几辈子,吃了花了享福了,要不是土改解放,那爷俩抽大烟非把家业败光,迟两年也成贫下中农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质朴的话语已经道出了周期率大循环的真理。

  说到土改,他说:

  全靠发动!启发阶级觉悟!开始穷人不敢斗地主,分了地主的东西晚上又偷偷给人家送回去。地主站当街吆喝:条帚戴个帽就想充人哩!瞧不起贫下中农。贫农会的人就开会,晚上先在寨墙上排练斗地主,扎个草人当地主,每个人都必须上去打它、啐它、骂它,对着它诉苦,这样排练几次之后,再开斗争会就不害怕了,敢讲话了,而地主被斗争得脸面丢尽威风扫地不敢乱说乱动了。

  这许多资料都没有写进那本研究报告里,原因很多。阶级和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阶级斗争是被“发动”起来的,即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脑子被禁锢着,大家都眼睁睁地不敢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有农民,像没有被“文化”过的孩子,才敢指出皇帝没穿新装。但是我已经意识到,现实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相去甚远。我还发现,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话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相去甚远。

  也许就是这些,使我与乡村社会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二、研究立场

  田野调查中,我希望保持这样一种立场:客观、真实、中立。其实很难作到也许根本作不到。立场、视角、个人经历都会影响真实,每个人的真实是不同的,很难做到客观中立。这一切没有标准。所谓“价值中立”,只是一种理论乌托邦。每个人只能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我只能代表自己发出声音。

  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对外部世界对自己人民民族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切。而是由于我终于知道了,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做“人民的代言人”和“社会的良心”,我只能做我自己,拥有我自己的良知,并以此写作。退回个人化立场,退回到自己的角色中,从他人的窒息中逃亡,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内心火热但笔端冷静,高举个性旗帜却拒绝自私,质疑社会同时质疑自我,以积极正直的心智去发现日常以为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所深藏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

  从我踏进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就不断有人告诫我,一定要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如此才能体现研究的价值。于是从一开始我就设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构架自己的“理论”。但是当我无数次“架构”修改写作提纲之后,我终于放弃了对“理论”的刻意追求。我发现“从他人的窒息中逃亡”,还应当包括对种种概念模式和理论框架的挣脱,让原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不桎梏于刻板的理论,使写作保持历史原型的真实和生动,并以此保持自己写作的独立个性。不顺应潮流,不追求时尚,只自成主张,自有形式,自以为是,径直找寻一种人类能够共同感知的表述方式。我只有重新回到当时当地的现实的人、事、情景之中,才能找到这种感觉,而唯一可把握的就只有“事实”,再加上我真实的体验。于是我不再为论证某一理论而预设或是寻找事例,因为生活中的人和事的意义就在于其本身。事实和体验,是写作的依据。

  总之,我要书写我所看到的感知到的真实历史,书写真实诚恳的用“心”之作,并希望以其史实的真实和普遍的意义而传世。传世不为留名,只为留给更多更智慧更深刻的人去思索求解。

三、大题小做

  “大题小做”,而切忌“小题大做”,是社会学研究应当遵循的一个原则。田野调查中我选择个案研究的方法,除了坚信这一原则之外,还因为就个人条件而言,我也无力驾驭更大的题材。但在我个人化的研究立场之上,确还拥有一份非个人化的庞大的“野心”:企望通过对每一个个案的考察,发现真历史研究真问题,探寻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并以此能够为建立起一个公正的、有秩序的、多元化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有一份建设性的贡献。

  从最原初的事实入手开始研究,求真求实记下所见所闻,尽可能保存社会生活的原貌,而尽力避免个人感情的偏好和价值评判。我以为,这样完成的作品,也许比以事先构架好的理论去编织罗列材料,以先入为主的观点去高谈阔论,更有价值。这种真历史的研究成果,不仅使后人可以永远有机会了解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真实图景,而且还可以被不断地重新解读和引用,补充修正已往观点,并且引发新的理论问题和新的解释视角。

  当下正在发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曾有人称之为中国的“二次土改”。但是,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农民群众又是如何置身应对这场大变革?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订立“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河南临颍的南街村又顶着重重压力将土地收归集体。有农民满怀喜悦地讲述当时如何将土地按类分等、人们如何“抓阄”分配土地的详细过程,感觉“得到了第二次解放”;也有农户由于缺少劳力、缺乏资金投入,为分到手的土地犯难发愁,说“一夜退到解放前”。村干部说:土地一分到户,农民不好管了;村民们说:这下可自由了,想咋干咋干!有的村庄为争夺权力斗得你死我活;有的村庄“大权”无人问津陷入不治,村委会的公章挂在村头的大树上任凭外出打工的村民开证明使用。某个村庄的干部说:把分到各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是全体村民的愿望;同一个村庄却有人告诉我:从一开始就是骗局,他们到张三家说“李四他们都入集体了,就剩你家了”,到李四家说“张三他们都同意(交回土地),你不同意?”;还有人说,村民们能够交回土地,主要是村企业能够解决村民的吃粮问题……

  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每个村庄个案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只有深入到村落变迁的经验过程中,才能寻找感受到最为切近乡村社会变迁的经验事实,认知把握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变迁的个性特征、动态过程以及各种过渡阶段和形态。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记录和整理,描述铺陈出一幅幅社会变迁的图景,特别要注重生活其中的人的命运,特殊时代的政治变迁对社会对个人的深刻影响便会逐渐凸现出来,这样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我们曾经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现象具有了全新的意义,任何个人和村庄的生命生活史都折射着社会变迁的历史,从中可以发掘到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的踪迹。这是一个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不应当人为地简单化。正因为如此,只有从“小小”个案研究作起,才能具体实在地理解“大”的一般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过程,探询社会变迁的错综复杂的轨迹。

四、平常心与边缘人视角

  长期以来,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和政策进程方面,或者是说,着力于政治宣传和政策解释,而极少关注和研究普通百姓的“非官方文化”。而恰恰正因如此,导致一系列政治政策的失误。这表明我们对中国社会知之甚少,我们忽视了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

  这里的“平常心”,是指研究者应当以平常人的心态观察社会从事写作,从寻常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行研究。“平常心”还包含这样一种写作的愿望:作平常人能看懂的文章。若干年前,中国社会学复苏之初,学术界呼吁社会学自身的学术化和学理化,是非常明智也非常必要的。若干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学真的是愈来愈学术化和学理化了。但是,在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移植中,也愈来愈失却了自己的内容和感情。在各种“概念”、“框架”、“模型”、“公式”的斡旋中,“学术化”和“学理化”似乎意味着“技术化”和“范式化”,社会学的文章被制作得愈来愈合乎“规范”、“程式”以至八股了,也愈来愈“理性”、“冷静”以至冰冷了,话语平台限于“业内人士”,平常人是愈来愈看不懂了。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似乎就是决心要把通常明明白白的世事常情“做”成艰涩深奥的“理论”,让别人看不懂方显水平才是学术学问。有时我常常怀疑,“做者”本人对自己的“话语”是否真懂?我以为,社会学当是最“社会”的,好的文章应当深入浅出通晓流畅。

  “边缘人视角”是我在田野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概念。“边缘人”是相对于人类学中的“内人”和“外人”而言,但它并非介于二者之间,而是处于两者之上。对于日常事物,“内人”由于身居其中司空见惯而失去了敏锐;“外人”因为距离和陌生而感觉新鲜,却又难知就里。作为研究者,既要有“内人”的洞察,又要有“外人”的超脱,即是说,既要 “入场”,又能“出场”,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客观地把握研究对象。特别是在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时,这种“边缘人”的观察视角对于我的研究就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费孝通被誉为“里程碑”的成名之作《江村经济》,却是作于他未成名的平常人之时。现在费老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名,每逢出行三级保卫处处绿灯,却屡屡感叹“下不去了”。我们作为平常人从事社会调查,虽有种种不便,却不必有这种烦恼。有时还会有平常人的优势。当年我初入社会学,与张雨林教授一起在豫西做社会调查时,这种感受就殊深。张老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特别是他待人平等谦和,我们虽然对问题的看法时有相左,但他从不强加于我。村里人也很尊敬他,把他看作北京来的大人物,村干部对他总是持一种汇报的姿态,村民们在他面前更不敢放肆。对我却不同,小人物,不受重视也不受注视,村干部可以很放松地在我面前谈论乡间的事物,村民们更把我看作女人家———中原农村,女人不被人放在眼里———无所顾忌,可以当着我的面讨论很敏感的话题,比如计划生育。几个妇女在一起帮助一个计划外孕妇“想办法”,见我去了,说,不碍,都是咱女人家。一个老太太问我有几个孩儿?答一个。她说,中,城里人,一个也中。又问:几个妞?答:一个。她说,好,儿女双全。我才意识到当地“孩儿”专指男孩,而女儿不是“孩儿”。忙解释:就这一个“妞”。老太太大惊:说了半天你没孩儿!这么好个人没孩儿!满怀悲悯和同情。这使我很感动,因为我分明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她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并由此,我亲身体验到了农村妇女的生育观念、态度和情感。人们还接受我“随一个份子”(送一份礼)参加他们的婚宴,甚至允许我自始至终在场观察一个妇女在家中(而不是在医院里)生育的全过程。也就是在那时,我了解到当地农民记忆中的土改运动,以及农民的真实情感和立场倾向,并由此发现了一个与官方教科书不同的民间记忆中的历史。而这在当时还是很忌讳的政治敏感性的话题。许多话语只在平常人和小人物之间流通,因此,比起张老师,我收获更多。每逢此时,我就感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是多么幸运,因为我是小人物是女人家,具有小人物和女人的便利和优势。

  这种平常心和边缘人的自我定位,使我受益良多。

五、田野工作

  我的以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多数是一对一的访问,访问尽可能采取聊天的方式。由于担心影响谈话的情绪和气氛,最初的访问笔记是访谈之后回忆补记的,一般都在访谈的当晚。彼此熟悉之后有些是当场记录,但也需事后补充整理。

  也有小型座谈会,但不多,主要用于对村庄组织结构和村庄以往历史的回顾性调查。

  特别留心观察一些公众聚会的场面场景,如分配食品、义务劳动、婚礼葬礼、宗教仪式、春节、庙会、招工等等。 在不影响与调查对象关系的前提下,参加村里的各种会议,如村民大会、基层干部会,观察妇联干部解决村民家庭纠纷、法庭调解经济诉讼等等。

  每次现场调查之后,还要有时间消化调查所得资料,找机会补充新的知识,并有意识地“跳出来”远距离地审视调查对象,观察场景人物的变化,追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这种长期的耐心的反复的调查,使我最终确信,自己已与村里人达到了相当程度的默契,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体会村庄里的许多事物和当地的价值观念,并因此对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充满自信。

  但是使我收获最大且最真的,是彼此渐渐熟悉、淡化了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身份界限之后,在不经意之间的“道听途说”,和自然随意的直接观察。比如,正襟危坐正式接受访谈的村干部,在访谈之中或访谈之后,有人来请示或汇报工作时,他们之间谈话所表现出的微妙的关系,以及他们所谈及的人或事,往往比正式约定的访谈内容更真实生动,其中所传达出的信息也更具资料价值;与村民聊天或听他们聊天,在各类庆典、公众聚会的场合留心观察,都会捕捉到一些很有意义的信息或调查分析的线索。有时候,我也会抓住时机,根据聊天的对象和场合,适时地制造或是引起一些话头,使话题更适合研究的需要。

  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访谈对象说法不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场合被表述的也不同。其实这很正常,处境、地位、身份、场合,以及叙事者的目的,都会影响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我看重的是具体细节的真实,我发现,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具体事实大同小异,只要你以诚恳的态度待他,他都会跟你说“实话”,不同的只是各自的态度和观点罢了。事实上,这不但对调查无害,反而有助于了解村庄内部的矛盾冲突,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每逢这种情况,我都会审慎对待这些材料,尽量反映各种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和表述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进入调查地之前,我会初步拟定调查提纲,但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常常不能按照提纲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枝蔓开去;我也曾试图以预设的理论框架结构发生的故事,但终于发现任何理论都不足以涵纳丰富灵动的现实生活。于是我不断修改提纲,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内容,而拓展实际调查中所发现的新的现象层面,将研究主题集中在可掌握的范围之内;并且决定以最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以场景、事件、人物来展现现实社会变迁的图景。这方面我更多地借鉴了一些境外研究者的方法,《街角社会》、《林村的故事》、《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等,都给我以方法论的启示。

但是个案研究并非是一个个单独孤立的村庄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在它们所处的大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以使自己尽可能地对事实有一个客观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六、研究中的道德和道义

  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开始我以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是求真求实讲真话,研究“真问题”而不仅仅是追赶“时尚”。后来才明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职业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道义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呢?

  首先,我有没有资格去研究他们,我凭什么对他们指手画脚妄加评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农民对许多专家学者,包括对他们的“研究”是很不屑的,把他们当作官方人员。许多年来,官方政策性的失误给农村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其中最大的失误之一便是“瞎指挥”。以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一心要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党,并未能给人民谋来幸福。农村改革开放之后,我曾参与全国“百县市调查”的课题,课题组在乡间作调查,当问起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最大愿望时,回答竟是:只要能别管我们!所以我常常想,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必须有一部分人去“解救”另一部分人呢?一部分人是不是有权力去掌握和规定另一部分人的命运呢?《国际歌》中高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为什么也还在歌唱大救星呢?我们潜意识当中,是否有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世主情结呢?

  长期以来,对于农民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种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落后自私保守愚昧。

  这两种态度我都不赞成。我以为,作为人,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彼此应以平等的态度相对。我们所不同的只是职业分工的不同。我只是一个研究者,研究是我的职业,是我生存的理由,就像农民要种田现在还要做工一样。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农民无论种田还是做工与我无碍,而我做研究却必须要有他们的配合,有时还会是对他们的打扰。他们总是那么宽厚地善待我,无论心里是否情愿,他们从不拒绝我。反身自问,如果反过来,我会有那份宽容和耐心吗?所以,我常常对他们心怀感激。对此,我惟可回报的,只有忠于职守安于本分,努力“学术化”而竭力避开无谓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尽可能地客观再客观而避免妄加评论指手画脚,祈望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对农民有所裨益。

  再者,我有没有权力为了我的研究而任意使用我调查得来的资料?这是我愈来愈感到棘手的问题。在中国,每个村庄每个个人都处于重重关系网络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麻烦。因此,使用调查资料必须谨慎小心。我在写作中一般匿去人名地名,凡用个人资料,征询本人同意;可能会引起麻烦的资料慎重处理,但不影响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某些过于敏感的资料,宁可暂时不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写一篇文章或是完成一部著作,我不能伤害帮助了我的人,这是我坚守的研究中的道德底线。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