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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产阶级

吕大乐

【内容提要】 在香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个人的方法,就是我不要问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问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我只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努力拿到最好的东西。

  在香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个人的方法,就是我不要问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问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我只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努力拿到最好的东西。


  我先谈一下香港中产阶级出现的背景,如果不讲背景,我相信对中产阶级的了解是很有限的。有关香港中产阶级的背景,我觉得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有关定义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很广泛的定义去看中产阶级,如果只要不是产业工人你就当他是中产阶级,我觉得太广泛了,没有什么意思。

  我界定中产阶级的方法一是看专业,像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另外就是当经理的———在私人企业做管理工作的;第三方面是在政府部门或NGO做管理工作的。这三类打工背景的人我把他们划归中产阶级。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三类人,还要是打工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这三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通过读书,特别是考进大学,而能够变成中产阶级的。看一下香港,你看到有一些现在在私人企业当经理的人,可能也不完完全全都是大学毕业的,因为196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很快,所以一些不是大学毕业的人也可以有机会变成私人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主管人员。可是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讲,从发展的趋势来讲,还是越来越重视学历,如果没有大学毕业,要成为中产阶级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主要就是这类人,有这样的背景的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其实在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现在在东亚———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讨论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在讲,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就是表明我们的体制有一个开放跟社会流动的机会。我们不去看你爸爸妈妈是什么背景,只要你能够考进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能够从事专业工作的话,你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所以流动的过程是怎样的,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中产阶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同背景的人,能够通过一个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当然就是靠读书考试,变成一个中产阶级,所以我们看中产阶级也是去看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有没有这样一个流动的机会。

  香港1980年代末期有一个大型的调查,后来在1990年代也有一个调查,香港大概有20~25%的人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中产阶级。所以香港中产阶级的影响不在于他们人数很多,而在于其它方面。一个方面当然是25%其实也不能算很少;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香港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人阶级也好,其它阶级的人也好,他们都蛮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人能够变成中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对其它阶级的影响是蛮大的。所以当中产阶级感到不高兴、不满意的时候,在香港而言一般都变成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为什么他们不满意?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最满意的。如果他们都不满意的时候,就表示一定出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

  刚才我讲到如何去定义中产阶级,他们是谁。可是我们要进一步了解中产阶级,还要放到香港的情况。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地方,我们知道香港现在不讲移民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看从1945年以后的发展,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地方。好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原来在广州,后来大概是1944或1945年到香港来的。所以了解香港中产阶级,不但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变成中产阶级的,还要看在香港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来了之后,哪一些人变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代中期到末期,很清楚看到有一个中产阶级;1945年以后,他们是第一代香港本土的中产阶级。我自己是1950年代末期出生的,在我之前之后的一批人,在194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一般没有爸爸妈妈是中产阶级的。我自己是在香港政府盖的一个大楼里出生的,就是我们在香港所讲的公屋、公共房屋,就是政府盖给一般的工人阶级和低下阶层人住的房屋。我自己是那样的背景,其实我们也是到1970年代的时候才看到有机会变成中产阶级。一个原因是我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当年移民到香港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情况不好。所以要到1975年的时候,香港人才觉得香港这个地方有一点好的地方。我们在1960年代是很不满意香港的,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叔叔伯伯的孩子,他们在1960年代有机会去外国读书,有机会离开香港的时候,每一个都跑掉了。那时候觉得越快离开香港越好。在1960年代中期的时候,香港发生了1966年九龙的暴动,就是因为本地年轻的一代觉得对殖民地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有很多觉得不好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批评。

  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学升中学的时候,先要经过一个公开考试,我自己读的那个小学比较烂,现在已经关门了。如果太多人去考试,成绩不好会影响学校的声誉,所以学校不希望太多人去考试,校内先来一个考试,要参加公开考试,首先要通过学校内部的考试,考不过就不能参加公开考试,就表示你不能升到一个比较好的中学。所以要先通过那些考试,这个过程中间都是念那些英国要求的东西,往后是中学,中五那一年再参加公开考试,通过以后再中六、中七,再到大学。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因为在1950、1960年代长大的,后来变成中产阶级的那些人,他们的背景都是很简单的,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是工人阶级,也可能是一般的文员之类,可是在1960、1970年代香港经济快速发展期间,他们就有一些机会,一些人考上中学、大学,他们就有机会。到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三十多岁的人第一因为经历过战争,人数不多,第二是他们都不懂英文,所以如果你当年是二十多岁,如果你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毕业的,在1970年代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的情况,香港变成一个财经中心,比你大五到十岁的人都不懂英文,所以你就变成最好的懂英文、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那些人变成第一代的中产阶级。他们本身的背景并不一定是中产阶级,但反而有机会变成中产阶级,所以我一直都讲,现在香港中年的中产阶级,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其实都是第一代的中产阶级。

  第三点我要讲的背景是第一代中产阶级的成功,对香港其它阶层的人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是在政府盖的屋村长大,我还记得当我们那一代人有机会考上比较好的中学,往后还能考进大学以后,在我们住的地方来讲,我们差不多成了屋村的英雄,每一天你回家的时候,住在附近的太太就跟他们的小孩讲,他就是那个考进香港大学的人。

  重要的一点是中产阶级能够出现,能够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对其它他自己不一定能够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来讲,他们觉得有希望,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是刚才我讲到的,在1970年代,很多人对港英政府的看法有一个改变的原因,你怎样批评它也好,看一看旁边的人,真的有一些人能变成中产阶级,他们真的能离开原来住的屋村,你就觉得你不能怨这个政府不好。香港政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比较开放地去处理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好像在小学、中学,都是进行公开考试的。对很多人来说,考试还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考一样的卷。所以你不能说你的小孩考不上就是社会对你不公平。对许多人来讲,中产阶级的出现起码表示这个社会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到香港进行问卷调查,你可能会发现工人阶级看问题的方法和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方法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比较英国的情况,你会发现这很奇怪。在英国,他们的工人阶级觉得我要保持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反抗中产阶级的文化,所以他们还要保留他们的生活方法。英国的情况是我们不要变成中产阶级,我们还要当工人阶级;就是变成中产阶级以后,你还要表现出你是有工人阶级背景的中产阶级。香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人都是移民,那一代人很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变成中产阶级,我相信中国人也都是这样的,你都希望你的下一代比你更好。所以很多工人阶级看事情的方法跟中产阶级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低下层的人还是希望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所以中产阶级出现的时候,对很多香港人的影响都很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为什么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影响力,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你看他是一个model,是模范,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你要看着他作为一个比较。

  中产阶级为什么变成中产阶级,他们的方法是通过个人的方法,变成中产阶级。在香港他们变成中产阶级的过程中,跟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很不一样。在1960、197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变成中产阶级,一方面,从来没有上层对他们有什么不满意,对当年的港英政府来讲也好,对当年的英资洋行来讲也好,对本地的资本家来讲也好,其实都希望出现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因为这样一个年轻的、专业的管理人才肯定对他们有用,所以他们也鼓励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变成中产阶级。所以香港中产阶级出现的背景比较特殊,他们是在比较平和的环境下出现的。这跟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很不一样,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的时候,他们要和资产阶级打架,也要和工人阶级打架,在一个斗争过程中变成中产阶级。在拉丁美洲你看到很多中产阶级都是通过斗争出现的。

  香港的情况不一样,其它阶层对中产阶级都蛮好的,不需要通过一个斗争过程,搞自己的组织,选举之类,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香港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就是长期以来,他们都是通过个人的方法去变成中产阶级,就是读书考试。在港英政府管制下竞争过程就是这样的,你能通过这个考试,你就能拿到好处,肯定有;你去考,你不要问其它你不该问的问题。所以在香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都是采用个人的方法,就是我不要问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问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我只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努力拿到最好的东西。我当年考进香港大学的时候,同辈的年轻人只有3%能够考进大学。如果你是这3%的人,你不用担心,你出去之后肯定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所以对香港的中产阶级来讲,你要求他参加民主运动,在回归过程中去争取他的利益,对他来讲,太累了,太复杂了。对中产阶级来讲,1980年代最好的办法是一方面送太太小孩移民,自己留下来,因为你在香港可以赚钱,赚钱赚得很多,在1980年代,在香港赚的钱可能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几倍。你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处理问题的方法还是用个人的方法最好。因为对他来讲,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外国的passport,再回到香港,97之后发生什么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我赚到钱之后谁管97之后香港怎么样?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中产阶级离开香港,申请一个外国护照,其实他们的方法就是一个个人的方法,用个人的资源,怎样控制个人可以控制的环境的方法。因为你要通过和港英政府斗争,跟中方提出要求,太复杂了,而且还不肯定。最肯定的是你用三年时间肯定能拿到一个外国护照,三年时间你肯定可以赚很多钱。

  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为什么香港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的讨论?当年开这个课题的是许家屯,他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初来香港,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有一个中产阶级,第一,他不了解,第二,他更不了解为什么中方跟资本家可以处理好关系,跟工人阶级处理好关系,为什么中产阶级那么难搞?你跟他谈,他们都很满意,谈完以后,明天跑掉了。你给他很多保证,没有用,他们结果还是跑掉了。为什么中产阶级是这样的?其实1980年代香港中产阶级的一个基本取向就在这一点。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因为这跟现在我们要了解97之后香港中产阶级的情况也有关系。刚才提到1980年代是香港中产阶级最好的时期,他要在香港赚钱肯定是可以的。当年香港从1985年开始,房地产每一天都在涨。房地产涨价很厉害,所以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除了房地产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的长期投资的工具,我们没有债券那一类的。钱一个方法是放在股票上,一个方法是放在房地产上。可是那个时候房地产最热,所以每一个人都把钱放到房地产上去。当年景气的时候很简单,你到银行去,你是大学教授,每个人都愿意给你钱,你拿60万现金就可以买600万的房子(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当年很过瘾的方法就是我拿60万买了这套房,住了一年后,我可以卖掉,可以卖700万。除了付银行的,我还可以赚更多的钱,去买另一套房。当然通货膨胀率也很高,最高的时候12%、13%都有。在那个年代你把钱放到银行是没有意思的,所以都放到房地产上去。因此1997年的高峰期之后,出现的问题就很严重。最惨的是在97年高峰期买房的那些人。如果你买1000万的房,你要先拿330万上按金,当时银行估计你的这个房地产值1000万。经过一段时间,到1997年年底、1998年年初的时候,你可以搬进去住了,现在你要完成买卖过程,你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银行对你讲,你的房子已经不值1000万了,你的房子只值800万了,所以银行不可以再放660万给你,只能放大约500万给你。这中间有大约150万的钱你不知道到那里去拿。这一些人是很惨的,他用几百万的钱,按在银行、按在购房上。可是从银行拿不到钱,按金也不能要回来,他就白白地没有了这三百多万。这一批人是最惨的,当然,这批人不太多。再一个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负资产,就是你现在拥有的房地产的价格,如果你要卖掉的话,还不够还钱给银行的,你要再拿一些钱给银行才行。这也是很惨的。97年以后的一个变化就是突然之间中产阶级发现他们的财富没有了,他们多年以来赚的钱没有了,有一些钱是炒卖赚来的,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挣来的,现在都没有了,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香港中产阶级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转型问题。因为经济转型,我们的工厂现在都在珠三角了。现在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相信在东亚地区、在其它地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都要追求一种很有弹性的机制,而不是发展一个科层体系,养太多人。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是年轻时花很多时间精力在学习考试上,他们年轻时努力是希望将来能获得一个长远的回报,所以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就是事业的发展比较平稳,不一定是最好的,可一定是比较平稳的。现在香港中产阶级遇到的一个情况是事业上的平稳已经不能保证。现在有很多中产阶级,特别是中年的中产阶级,碰到很多问题。现在我们在香港很喜欢讲“三个五”,如果你是五十多岁,中学(差不多中五)学历……你就是危机最大的一个人,风险最高的一个人,每一个公司最希望辞退的就是这一类人。不但是一般的私人企业,就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都出现了这类问题。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我说过如果你比较1996年到2001年,当经理的人数现在反而不及1996年多。人数减少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不但是增长放慢,而且是绝对数减少,现在找一个当经理的工作是更困难了。

  上面是讲中年人,现在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许多困难,比如中文大学也好,香港大学也好,现在的毕业学生,除非是最好的学生,不然就要和中学生去争同一份工作。上次我去台湾的时候,在飞机上碰到我的一个毕业学生,他当旅行社的导游。他当然不希望见到我,所以在飞机上第一眼看到我就往后跑,导游以前是中五中六毕业的学生打的工,现在变成大学生做了。所以97年后香港中产阶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跟回归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经济有关,跟刚才所讲的1980年代、1990年代泡沫经济、房地产经济破裂后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有关。

  很多人都将中产阶级和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其实如果你不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你不看美国独立战争的情况,大部分民主化的过程中,推动最有力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在东亚,在韩国、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中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他们可能在客观上有推动自由化、民主化的影响,原因是他们先富起来,他们赚的钱比较多,教育水平比较高。一般来讲在东亚,中产阶级也比较早看到外国的情况,所以从他们的生活方式方面,从他们的要求方面,是比较多的,在推动自由化方面,他们有蛮重要的影响,在台湾是这样,在韩国也是这样。在民主化的初期,他们其实没有很直接地讲到要民主化,可是在争取自由化的过程中间,在一些极权的体制下争取个人空间,像当时的韩国,当时的台湾,中产阶级变成一种极权的威胁。

  我经常讲,他们是reluctant radical,就是一个不情愿的激进分子。他们没想过要做激进分子,可是在客观上来讲,你碰到一个很强权的政府的时候,你要求更多的个人空间,更自由的情况,不喜欢政府,不喜欢的时候你就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就开了个头,去推动民主化。可是中产阶级有一个特点,在韩国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当民主化运动变得很激进的时候,工人阶级出现了,要求更快更多的转变,中产阶级因为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其实他是蛮保守的,对他而言,为什么我们要改?不要改的太快,改得太快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所以很多时候在民主化过程中间,他们往往是开了个头后,很快就退得很后,他们不一定反对,可是他们退得很后。另一方面,从抽象的概念来说,他们比较接受民主,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比较开明的环境下读书,变成中产阶级。一般情况来讲,中产阶级是中间偏保守的,他不是最保守的人,因为有一些信念他还是比较强调的,可是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你期望他变成一个最前卫的力量,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 于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