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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与大海上的陌生人

塞特·博纳德特(Seth Benardete)

【内容提要】 本文出自美国西班牙犹太裔已故学者Seth Benardete(1930-2001)。作者结合了精深的古典学养、锐利的哲学洞见以及对自然和神世惊人的体认能力,以贺拉斯的抒情诗为依据,探究了海洋和陆地对于人类生活秩序的意义,以及商人、哲人和帝国的隐秘亲缘。

  大海拥有海面和海底,因而它成为人类灵魂的最佳隐喻:就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格涅》(Antigone)中的悲剧合唱队所吟唱的,当它被搅动之际,隐藏在海底的黑暗将涌上海面{1}。灵魂具有历史时间的本性:在其漫长岁月里的沉淀物中储藏着最初的恐怖体验。奥卢斯·盖里乌斯(Aulus Gellius)曾经说,主神宙斯(Zeus)的儿子们在德性、智慧和武力上是出类拔萃的,然而海神波赛冬(Poseidon)的儿子们却是可怕的、残酷的、并且与人性彻底隔绝{2}。对人类精神的考古是古代诗歌的一项专有事业。它尝试以人们对最初事物的现时体验为前提去考究那些事物的原始起源。把起源与现时并列、把生根与花开对观,这将揭露出“合法性”的不法出身,亦即其罪恶出身。比如,作为城邦生活之目标的友爱原来竟是建立在俄狄浦斯(Oedipus)的乱伦以及其儿子们的相残之上;再如,俄狄普斯的名字,像所有专有名词只指涉(designate)但并不意味(mean)一样,它表达了俄狄普斯犯罪的实事真相。在回首往事之际,俄狄普斯虽然无力去意愿这个真相,但他不能否认这个真相正是自己的自然本性。

  在类似上述拥有两个面孔的事物中,还有航海(sailing)。为了表明人的神秘叵测(deinotes),索福克勒斯《安提格涅》的悲剧合唱队给出了九种举证,其中,航海居于首位{3}。合唱队思考了人的神秘,这种神秘体现于边界(limit)对于人而言的不存在,体现在那些埋葬波利内克斯(Polyneices)的人的鲁莽、他们对克立翁(Creon)的禁令的熟视无睹,哪怕那道禁令已经得到神的支持。以最明白的方式,航海把大自然分开的东西重新又联合在一起了。在黄金时代,航海是不存在的。那时,自给自足的初民用不着受到海外异民的污染。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把埃及的历史时历一分为二:与世隔绝的埃及和为世人所知的埃及或者是———更重要的———开始知晓世人的埃及。为了表现“两个埃及”的深刻差别,希罗多德采用了精致的书写手法:每当海外的陌生人踏上埃及的土地并且与埃及人两相交往的时候,他笔下的埃及人都一律以直接引语发言{4}。———只有当发现他者(others)的时候,理性言辞(logoi)方才成为可能。“他者”是柏拉图《智者篇》的主题,因此,那篇对话的陈述者不是在家的苏格拉底,而是匿名的来自他乡的陌生人。

  对埃及的这种理解,希罗多德最终得益于荷马。我们知道,荷马塑造的主人公之一【奥德修斯】走过了很多种族的城邦,并识别了他们的思想{5}。奥德修斯之所以要回归故乡是因为他拥有故乡不曾具有的知识。异乡的知识校调了故乡的知识。归乡的奥德修斯为妻子复仇所体现出来的严酷正义(justice)被他的没有故乡的智慧(wisdom that has no home)所节制。在故乡以外,他只是“心灵”(metis)和“无人”(outis){6},只有回归故乡他才是莱修斯(Laetius)的儿子{7}。奥德修斯在大海上航行。在阿克琉斯(Achilleus)的盾牌上,大海以大洋神(Oceanus)的样式包容了万物。按照荷马,大洋神是万物的源头(genesis),也是诸神的起源{8}。因此,奥德修斯对智慧的寻求被智慧的源头所支持。关于万物的知识深植于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然而,知识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却违背了古代智慧的禁令,它告诫人们不要探究超出自己视野之外的东西,就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巨吉斯(Gyges)在被国王坎道勒斯(Candaules)逼着去偷窥王后的裸体时向国王所告诫的{9}。观看事物的自然本性犹如观看父亲的裸体{10}。只有等到梭伦(Solon)完成雅典的立法并与雅典人民约定十年之内不得变法之后,希罗多德才让他扬帆海上去异乡远游,克洛伊索斯(Croesus)也才称赞他以“智者”和“漫游者”的美名(sophies eineken tes ses kai planes),并把他叫做哲人(philosopheon){11}。因此,把智慧(sophia)和漫游(plane)联系起来并不牵强附会:这是根植于哲学深处的双关语,它联结了智慧和错误。不管怎么样,“哲学”再没有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出现。

  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当雅典的陌生人来到克里特岛用雅典的法律腐蚀或启蒙克里特人的时候提示说,从海港输入内陆的不仅仅是器皿百货{12}。革命激进的《理想国》正是在【雅典城外的】彼来坞港(Piraeus)找到了真正的家。知识【对律法】的僭越品质在帝国形态中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修西底德说,雅典的海洋帝国和它对创新的无止境的“爱欲”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以至于它最高的雄心就是成为一座海上浮城,貌似乌有但却无处不在(nowhere and everywhere),没有根基但却拥有无比的实力{13}。修西底德告诉我们,对雅典的年轻人而言,帝国的西西里远征表达了他们对“乌有乡”的莫名欲望,这种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不管雅典如何扩张它的帝国版图{14}。修西底德提出的问题是思想的普世性与其存在于帝国实践中的政治对应物二者之间的不和谐。这一问题在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笔下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我从贺拉斯开始是因为想展示那个由希腊诗歌发现但却被后世所忘记的“起源”问题是怎样在一个非希腊的异族城邦里得到传承和再阐释,以及这个城邦又是怎样试图把那曾经使它得以成长的自由与它曾经认同乃至接受的异族智慧抹杀掉。贺拉斯文学事业的悖论特性在他的十六首“抒情诗”(epode)中得到清晰的展示。在诗里,贺拉斯以神启的诗人和先知自诩,建议罗马人举帆下海,和他一起寻找不知航海为何物的“幸运岛”{15}。

  贺拉斯抒情诗集第一卷的前三首构成了一组。它们的主题分别是:贺拉斯与麦吉纳斯(Maecenas)、贺拉斯与奥古斯都(Augustus)、贺拉斯与维吉尔(Virgil)。第一首,贺拉斯列举了八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然后又举出了自己的抒情诗人的生活方式:它远离大众,但和神保持一致。位于这九种生活方式的中心位置的是商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商人对他们的行当心存顾虑,也只有商人在半信半疑中揣摩着去尝试乡村的生活方式;然而,当他把他的航船修葺一新之后,所有这一切顾虑和疑惧都烟飞云散了,———没有人能够让商人们学会忍受贫穷。罗马的商人(Mercatores)统属一个叫做“墨丘利人”(Mercurialis)的行会。贺拉斯自负地声称自己就是这个行会的成员{16}。“Mercurialis”的原初意义是被墨丘利(Mercury)所青睐的凡人。墨丘利是诸神中间的信使神,他发明了七弦竖琴(lyre)。“Mer-curialis”这一原初意义在贺拉斯的抒情诗(lyric)中就和那些为牟利而航海的商人行会组织结成了微妙的亲缘。贺拉斯曾经避开民众与神同处,而现在,他戴着航海家的面具重新回到民众之间。

  在第一卷的第二首诗里,贺拉斯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奉命去寻找那将把罗马从内战拯救出来的神明。他把内战和罗马历史上的第一次犯罪{17}勾连起来,那次犯罪足足相当于只有使杜卡里翁(Deucalion)和佩拉(Pyrrha)幸存下来的那场洪水所惩罚的人类的原罪。贺拉斯以非凡的鲁莽拒斥了罗马的传统神明———主神朱比特、战神玛斯、以及爱神维纳斯,然后把“恺撒”认作罗马的拯救者,不过他补充说,这个恺撒是女神麦娅(Maia)的儿子,亦即信使之神墨丘利。贺拉斯后来声称正是这个墨丘利在腓力比(Philippi)战役中把他从真正的恺撒的军队的刀剑下拯救出来{18}。贺拉斯不仅不认为真正的奥古斯都·恺撒不是墨丘利,而且他甚至否认奥古斯都·恺撒的存在。他没有说恺撒就是墨丘利,他只是说恺撒是伪装了的墨丘利。另外,这位信使神所采用的伪装正是他在荷马《伊利亚特》结尾时所采用过的:在那里,经过伪装的他引领着特洛伊老国王普里阿摩(Priam)穿过希腊军阵来到阿克琉斯的军帐中以赎回儿子赫克托尔(Hector)的尸体并把它埋葬在特洛伊城中{19}。荷马的信使神带来希腊和特洛伊的和解,但是,到了贺拉斯这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被暗杀的恺撒的复仇者。从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亡灵的恺撒那里,罗马所能期待的正是复仇,而不是和解。

  贺拉斯的第二首抒情诗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中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在《埃涅阿斯记》中,维吉尔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融合在一起,但却颠倒了荷马的次序{20},而且,在维吉尔版本的“奥德塞”中,奥德修斯是全然缺席的{21}。维吉尔的史诗以海上的风暴开始,那场风暴继而被海神(Neptune)平息。从大海深处探身而出的海神被比拟成烽火连天民情动荡的内战岁月里的伟人:他以虔敬和荣誉而出类拔萃,人民都投到他身边,接受他的言辞和驯服{22}。这种以海上的风暴比拟动荡的民情起源于《伊利亚特》第2卷,在那里,奥德修斯平息了犹如大海风暴般骚动不安的希腊联军{23}。在荷马那里是明喻(simile)的东西在维吉尔这里成了现实,在维吉尔这里是明喻的东西成了奥德修斯式的智慧。荷马和维吉尔的颠倒最彻底地体现在《埃涅阿斯记》不平衡的谋篇布局。在《伊利亚特》第22卷中,赫克托尔死了;帕特克洛斯(Patroclus)在第23卷被葬;第24卷,赫克托尔的尸体被赎回并安葬。在《埃涅阿斯记》第12卷,图尔努斯在重复赫克托尔的遗言之际被杀;安奇赛斯的葬礼安排在《埃涅阿斯记》的第5卷,这一卷相当于《伊利亚特》第23卷,但是《埃涅阿斯记》没有第24卷。———这意味着,在罗马,共和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之间不存在和解,共和主义分子必须被尽数剪灭。

  在第一卷第三首抒情诗里,贺拉斯提到了罗马诗人维吉尔。维吉尔作为一宗信贷货物被委托给了一艘待航的商船。贺拉斯以拟人的口吻向商船致意,并叮嘱它把维吉尔安全无恙地带回雅典。贺拉斯想象着维吉尔的一半灵魂是贺拉斯自己的,他将乘风扬帆回归故乡雅典。这项勇武的事业促使他沉思那第一个把一叶脆弱的扁舟交托给大海的人的勇敢的心灵。他说,睿智的神明用不可通行的大海将国家与国家分开是全然徒劳的,因为渎神的船只已经划破被禁止触碰的水面。敢于尝试一切新事物的人类将永远固执地冲向被禁止的罪恶。普罗米修斯通过奸诈的罪行把火种带给人类,尽管在此之后,相继跟来了疾病和步履缓慢但绝决的死亡。戴达罗斯(Daedalus)以蜡制的飞翼试探本不属于人类的天空。赫库勒斯(Hercules)冲破了凡人难以跨越的冥河。对必死的人来说,不存在陡峭的难以攀升的东西。我们在愚妄中探求天空,并通过犯罪,我们禁止宙斯抛下他的雷电。贺拉斯就这样对比了没有赎救的人类犯罪的必然性与奥古斯都的和平(Pax augusta)所可能带来的【属人的】解决之道。在这个对比中,贺拉斯把维吉尔放在一个我们通常想象不到的位置:在罗马历史的层面上,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在一起;但是在人类的层面上,他却与雅典以及哲学在一起。在时间和风习中被淡忘的人类的原初犯罪在维吉尔扬帆与罗马告别之际重新回来了。这海上的诗人是一个身处夹壁的诗人:一边是被黯淡的帝国景象所笼罩的现在和将来,另一边是过去,它掌握着理解人类苦难的钥匙。为了得到安宁的希望,唯有重演人类的犯罪古史。然而,通过替维吉尔代行的不能实现的祈祷,贺拉斯抛弃了这个微茫的希望{24}。

  诗人在内疚与无辜之间往来穿行。他们用一尘不染的往昔时光魅惑我们,然后又揭露出自己的虚构,让我们彻底幻灭。在《科林斯地峡赛会颂》(Isthmian 2)之二中,品达(Pindar)歌颂了阿克拉格斯的色诺克拉底(Xenokrates of Akragas)在赛车比赛中的胜利。事情大约发生在前470年,色诺克拉底是赛车的主人,但它本人没有参加比赛。驾驭赛车的是尼卡西波(Nikasippos),品达把颂诗交给他,并让他带给色诺克拉底的儿子特拉苏波罗(Thrasuboulos)。他说,他的颂诗不是属于他的故乡一个地方,它将远游天涯,传扬色诺克拉底的光荣。但是,品达自己从来不曾远游;他歌颂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他歌颂是为了酬金。诗歌被卖到海外。品达所用的希腊词“卖到海外”(pernamai)和另一个希腊词“行妓”(porne)含有同一个词根。诗歌的脸上涂满了银粉,把自己献给买得起的人,并根据买主的出价变换自己的篇幅长短。品达的《科林斯地峡赛会颂》的篇幅是短的。品达曾经告诉特拉苏波罗,从前的诗人乘坐缪斯女神的金色华辇,为那些拥有美神最甜蜜的花朵者吟唱爱的颂歌。缪斯女神鄙夷俗利,她们不接受雇佣。品达就这样回忆了一个逝去的年代,那时,诗人们的吟唱都发乎真情,他们只赞颂自己的所爱,他们的诗歌就像开遍故乡土地的黄花,从不流落到海外。美好的事情是一道风景(sight),而不是流言(hearsay)。而今,美好却事关荣誉(honor){25},这几乎确证了那个由于朋友失去了金钱而觉得失去了朋友的人的话:“金钱,金钱就是人。”

  品达对诗人和商人的关联的反思或许来源于赫西俄德(Hesiod)的《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在《劳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比较了惟利是图的航海与名誉正义的农人生活。然而,尽管如此,赫西俄德不得不承认,他虽然不懂得航海,但他因为参加诗歌赛会却曾以海路航往卡尔基斯(Khalkis){26}。赫西俄德虽然督促他的哥哥努力工作,但他自己却从不工作,他的事情是歌唱。然而,不管如何,从“情爱诗”到“荣誉诗”的转换还是弄脏了他的这首诗。这一转换让我们想到荷马《伊利亚特》的情节:从墨涅拉乌斯(Menelaus)和帕里斯(Paris)之争夺海伦到埃阿斯(Ajax)和赫克托尔(Hector)之争夺荣誉{27}。品达似乎在说,丧失了清白无辜对好人而言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只有在诗人的眼中,他的所爱才是美丽的,没有酬金只是保证了诗人不曾意识到自己的不真诚。但是,现在,缪斯女神的脸上涂满了脂粉,意图获得从发西斯河畔到尼罗河畔的普世承认。诗人能够揭露商业的把戏,但同时又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诗歌因此获得了自我的知识,并辨认出人类的处境。就像荷马让海伦说的,当神明从特洛伊战场退却,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将不会再关心她的存在,“宙斯给我和帕里斯带来这不幸的命运,日后我们将成为后世人的歌题。”{28}

  地方的(local)与普世的(universal),或者法律与超越法律二者的关系居于古代诗歌的核心,它在柏拉图的哲学思考中得到重演。在《蒂迈欧》(Timaeus)中,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描绘那座在《理想国》里建造起来的最佳城邦在战争状态将是一副什么样子,他说智者和诗人也都没有能力去表现政治家和哲人的言语和行为,因为智者无根,而诗人沉溺{29}。尽管苏格拉底明白,在他们的谈话现场,有一个人{30}有能力告诉他他亲自建成的“理想国”在运动(即战争———译者按)中的样子,然而,蒂迈欧只是讲了一个可能是关于宇宙的神话,克里蒂亚(Critias)提供的是一个没有结尾的大西岛神话,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则保持沉默。只有前一天聆听过苏格拉底的“理想国”的那第四个人(即柏拉图———译者按)也许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讲述,但是那个人这次缺席了。尽管存在这一渺茫的可能性,然而,把可以在任何地点和时代讲述的“言辞中的国家”(city in logoi)落实在特定的地点和时代似乎是不可能的。像哲人一样智慧的奥德修斯原本可能永远回不到家{31}。在《奥德塞》的故事完结的那一天,奥德修斯离开故乡去寻找一个不识大海的民族,他们把船桨当作翻扬谷子的大铲。在那里,奥德修斯给波赛冬(Poseidon)修立了一座祭坛,让那里的被陆地围困的人民崇拜,尽管他们不知道那是掌管大海的神明。———为了虔敬,奥德修斯必须放弃智慧。因此,死亡注定从大海升起,并平静地降临在奥德修斯身上。{32}


  (译 / 林国华)


  【本文中译得到Seth Benardete手稿档案馆许可】


【注释】

{1} 《安提格涅》第586-593行。参第929-930行;希罗多德《历史》7.16a。 {2} 《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5.21。 {3} 《安提格涅》第334-337行。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声称自己发明了九种技艺,在第二系列中,航海居于首位。九种发明的共同特点就是把隐藏着的东西公诸于世:采矿在九种发明的最后(467-503)。 {4}2.114-115; 173.2 181.3。希罗多德以萨墨提库斯(Psammetichus)寻找第一种语言的试验开始他的《历史》第二卷;结果,萨墨提库斯成了第一个让埃及人学习希腊文的国王(154.2)。 {5} 《奥德塞》1.1-3。———译者按 {6} 《奥德塞》9.364-367。———译者按 {7}参《奥德塞》8.18;9.405-414。 {8} 《伊利亚特》14.201, 146; 18.607-608。 {9} 1.8.4。“耳闻”与“目睹”的差别决定了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伦埃及的篇章结构;参2.99.1,147.1。 {10}圣经·创世记9:20-27。———译者按 {11} 1.30.2。 {12} 704d3-705a7。 {13}参1.143.5。 {14}6.24.3。贺拉斯同样把对风景的渴望归于帝国罗马军团,但同时没有对罗马的风习和政策给予任何辩护。参《抒情诗集》3.3.53-56。 {15} 16.24,58。 {16} 2.17.28。 {17} 即Romulus杀胞弟Remus,然后建罗马城。———译者按 {18} 2.17.14。 {19} 《伊利亚特》24.334-338。———译者按 {20} 《伊利亚特》的主题是战争,《奥德塞》的主题是海上漂流。《埃涅阿斯记》融合了荷马两部史诗的主题,记述了埃涅阿斯的海上漂流和为建国而起的战争。———译者按 {21} 荷马的奥德修斯是“智慧”的化身,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则象征了“虔敬”和“正义”。这是荷马与维吉尔的根本不同,也是希腊和罗马两种文明传统的根本不同。———译者按 {22} 1.148-156。 {23} 2.144-154; 207-210。 {24} 参考Nisbett和Hubbard的关于起首字“sic”(thus=就这样———译按)的不一致的使用。 {25} 荣誉(time)所寄乃在于“名声”(pheme),而“名声”的另一个意思正是“流言”(pheme=fama)。———译者按 {26} 618-662。 {27} 值得一提的是,赫克托尔和他的挑战者对荣誉怀有同样的想象:赫勒斯滂沱斯海边的坟墓。———“日后出生的人在大海上/ 驾驶有许多排桨的战船的时候会说:/ ‘这是远古时候死去的、被光荣的赫克托尔/ 杀死的非常勇敢的战士留下的坟墓’/ 日后有人这样说,我的名声将不朽”(《伊利亚特》7.87-91)。 {28} 6.357-358;参《奥德塞》8.577-580。正是在渎神的金字塔建造者的语境中,希罗多德才提到了妓女路得比斯(Rhodopis)和阿基迪克(Arkhidike),女诗人萨弗使两个人中的第一个闻名遐迩(kleine),第二个则成了遍及希腊的歌题(aoidimos)。 {29} 19e.2-8。 {30} 即缺席的柏拉图。———译者按 {31} 此句以奥德修斯为例解释上一句的意思,即哲学(普世=大海)与城邦(特殊=陆地)的龃龉。———译者按 {32} 11.127-137。

责任编辑: 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