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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合作困境的四个维度

——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胡 宜

【内容提要】 理解乡村合作主要有四个维度:拥有资源的数量和类型构成了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合作成本的分摊与支付方式直接影响到合作的达成;而能否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行为和是否具有高度的合法性权威是我们理解合作困境的直接和深层动因。

  从事农村研究的人大多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农民很需要合作,但农民的合作却十分困难。在此,脱离了乡村社会日常生活逻辑的理论研究,常常在乡村的现实面前感到无所适从;而实证导向的村庄研究,则可能囿于特定的场景而难以推导出普遍性的结论。因此,对农民合作困境的解读,需要更多的工具和解释维度。

  实际上,任何合作都有其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拿什么来进行合作(合作资源)、拿多少及怎么拿(合作成本)、有人不拿或少拿怎么办(“搭便车”的克服)以及由谁来组织和控制整个过程以实现有效的合作(合法性权威)。通过这四个维度的解读,或许我们对目前农民的合作困境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一、资源约束

  许多关于农民合作问题的分歧,都简约了资源约束这一前提。从合作的角度看,资源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经济资源,主要指金钱或相应的物资;二是社会资源,主要指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和内聚力;三是人力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使用和安排。然而,这些资源在现实的地域分布上并不均衡,由此产生了差异性稀缺所导致的不同资源约束状况。任何有效的合作都必须以化解资源约束、成功整合资源为前提。因此,资源约束状况及化解方式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农民合作差异的基本维度。

  市场逻辑中的乡村合作困境,首先缘自于资源约束的具体状况。在广东、浙江等地,由于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即使人力资源出现短缺,也可借助经济优势使劳动力得以有效的聚合),因此,其资源约束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源的拥有及拥有程度。针对这种约束所采取的各种应对策略及实际成效,也就成为解释这些地方合作状况差异的重要依据。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资源方面的紧约束状况,迫使大多数的合作必须以人力资源的使用为基本前提,那些要求动员经济资源参与的合作则往往难以达成。但是,在市场条件下,由于经济空间的开放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农户对劳动力的使用和安排有了新的价格计算方式——劳动力被资本化。这样,表面丰富甚至剩余的人力资源实际上又还原为经济资源的匮乏问题并使合作陷入困境。同时,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落后地区也面临着社会资源方面的挑战:那些因村庄传统遭到破坏而缺乏村庄记忆和分层的地方,伴随着村民原子化趋势的不断加剧,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源也迅速流失,从而很难应对合作提出的资源要求。相反,那些村庄传统得以保存甚至有所强化的地方,社会资源的维持则形成了良好合作的基础。

二、合作成本

  资源约束的化解,仅仅是明确了合作所需的资源基础,标志着基于共同愿望而产生的合作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能否达成合作还取决于对合作成本分摊的认可与支付方式的同意。合作成本的构成有两部分:一是基本成本,即实现合作目标本身需要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总和,最后必须分摊到具体的每一个合作者身上。当农民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在市场化过程中逐步产生分化时,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仅有了不同的指向,而且产生了需求程度的差异。这样,原来那种平均分摊的方式便受到质疑,成本分摊也就变得困难起来。当这种分摊不能满足农民朴素的公正要求或者与其预期受益有较大差距时,合作就难以达成。二是组织成本,即为完成合作而进行的各种发动、组织和协调工作所产生的成本。其主要因素有两个:总体数量和支付方式。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团体的规模是理解集体行动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规模越大,组织成本越高,行动越不易达成。但是,许多的观察却表明,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或村庄内群体(如村民小组),其合作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如荆门的一些村庄),而在另外一些更大的村庄情况则可能完全不同(罗兴佐对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显示了这一区别)。这就要求我们找寻另外的解释途径:在那些村庄传统得到较好维持、村庄共同体意识依然强大的地方,合作目标的确定与基本成本的分摊就相对容易实现,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组织成本。同时,在这些地方,组织成本的支付也往往不是物质报酬,而主要是村庄地位、声望与权威等象征性回报;相反,在那些村庄传统遭受破坏,村庄链接纽带已经断裂并在市场化的催逼下呈现出原子化趋势的村庄,则可能由于对合作目标理解的巨大分歧,使得任何具体的合作行为都需要艰难的组织过程,从而大大增加了组织成本。同时,由于象征性的报酬方式缺乏实质意义而更多地采取了物质方式,这也促使组织成本变得愈加高昂。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合作势在必行,而组织又极为艰难时,地方性恶势力的卷入也就难以避免。

三、“搭便车”

  在村庄合作过程中,“搭便车”行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成功地预防“搭便车”行为的产生或及时地对这种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或规制,就不仅提高了个体分摊的基本成本的数量,也带来了组织成本的上涨,将导致合作失败,或者使后继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改革前的乡村社会,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背景下,事实上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和活动区域,从而强化了村庄共同体的意识。国家在破坏村庄传统的同时,又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发以及社会主义导向的新文化运动重构了乡村的社会关联。而政治身份的划分与流动性特征,则直接决定了社区资源获取及个体发展机会。这样,固定的生活场景、新共同体意识及现实的政治威慑一起构建起强大而有效的监督体系,无论是干部还是村庄成员的“搭便车”意识及行为由此得到了较好的抑制。

  而从现在的乡村来看,土地基本上已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最后一道保障,难以满足和实现由市场刺激起来的发展要求;同时,国家在乡村公共物品与服务领域的退出,不仅破灭了农民从社区获取资源的企望,反而向农民提出了支付要求。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与扩大趋势则进一步刺激了村庄的外部面向,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劳动力的流动使之变成了现实的可能;这样一来,由于无法确立起对固定生活场景的稳定或长远预期,也就难以继续维持共同体的意识和规范,这实际上意味着来自村庄内部的道德谴责与资源、机会约束的压力已不能对村民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即使是那些村庄传统或宗族传统比较强大的村庄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在这种前提下,“搭便车”行为的产生自然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当“搭便车”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矫正而无法满足公正性要求时,合作便走向了困境。

  对于作为合作活动的一般组织者与监督者的村庄干部来说,在压力型体制的要求下,他必须首先保证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的完成与实现,而这又往往遭受到来自村民的抗拒和不满。同时,由于其体制外和流动性的身份特征(对乡村党的干部而言则主要是因为其处于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使其很难获得升迁提拔的机会,从而触发出比“搭便车”更进一步的要求。一旦村庄干部被视为具有这种嫌疑时,也就丧失了对“搭便车”行为进行规制与惩罚的合法前提。结果是“搭便车”行为难以或无法克服,合作越来越难、越来越渺茫。

四、合法性权威

  目前出现的农民合作困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乡村社会合法性权威的缺失有着直接关联:如果没有权威性力量对合作过程的组织和控制,就无法实现对资源的整合,成功地分摊和支付成本,也不可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行为。而对合法性权威缺失缘由的探寻,必然要求对实行近20年的村民自治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这是因为,以“四个民主”和“三个自我”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如果真正得到全面落实的话,农民的合作能力应该有大幅度的提高,就不会产生当下的合作难题。事实上,持续多年的自治活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乡村形成稳定的合法性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工业化目标导致的大量原始积累的需要,使国家权力的触角深深地渗入到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从而保证了国家对乡村的超量汲取。同时,为避免广大乡村由于过渡汲取而趋于瓦解,国家组织和维持了最低水平的乡村公共品建设和社会保障。当工业化进程得到持续发展,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规模生产力时,新的矛盾开始凸现:由于对农村的长期超量汲取,广大农民的购买力极为低下,无法支撑日益扩大的工业品销售要求,从而形成了制约工业化发展的新瓶颈。基于这种背景,国家开始从乡村后撤。但这种后撤,仅仅表示国家减轻了对农村的直接汲取,给予了农民更大的休养生息空间,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乡村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全面放弃。同时,国家也交卸了乡村公共品建设与社会保障提供的重负。

  国家在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所形成的巨大空白,迫切需要其他力量来加以填补。在这样的前提下,村民自治便应运而生并很快得到国家的认可。但是,由于国家并未完全取消对农村的汲取,也没有放弃对农村的管理与控制。因此,围绕国家的管理目标与村庄的自治要求,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之间也就产生了持续的张力。而两者在力量上的极度不均衡,则决定了自治空间的狭小与后者强烈的依附性特征。这样,自治权力实际上就成为国家权力作用于村庄的另一种延伸形式,其本身也由于对自治原始要求的背离而日渐丧失其合法性基础。

而基于村庄传统与记忆的宗族此时也开始成为村庄治理的涉入力量。但通过历史上国家对宗族的打击和破坏,各地的宗族重建和复兴十分不平衡。在缺乏强大的宗族传统的地方,重建的宗族大多成为标志和维持共同体意识的象征性符号,还缺乏基本的整合力量和组织权威;那些成功延续了传统的宗族,则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对之表现出的批评性倾向,另一方面也由于其狭隘的宗族意识和排它性,难以获得普遍的遵从,因此也无法完成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这样一来,从村庄的层面看,国家权力依然保持着对乡村的管理和控制,但又不承担合作的组织和监督,而实际上的承担者(自治力量或宗族力量)又无法构建和巩固其合法性基础,并通过其权威性力量实现有效的整合———合作困境便由此而生。


责任编辑: 吴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