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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状态下的政治感觉

孙 歌

缺少对于动态现实的政治判断,所谓的“纯学术”往往会变成虚假的东西。而政治感觉,并不是从学术著作中来的,它植根于对于“那些日常性的要求”的敏感和把它们组织到政治要求中去的能力。


  对于韩国几乎不具备任何知识准备和感觉经验的我,突然接到来自韩国朋友的委托,希望我为作家黄皙暎写一篇书评。我完全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且很久不写作文学评论,不免有些踌躇。但是我被告知,黄氏是韩国最有影响的代表性民主作家,无论是否为他写书评,至少应该读一读他的作品。

  我于是得到了一本日文版的小说集《客地》(高崎宗司译,岩波书店1986)。原来以为使用日语阅读韩国的小说会发生误读,把它想象成日本的故事,但是没有想到,一旦进入了阅读,我不怎么费力就跨越了日语造成的“日本”意象,进入了韩国的语境———那是我在日本的人道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文学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世界,我就把它命名为“韩国”了。

  说来也凑巧,我的一个年轻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借给我一本他从台湾带回来的中文版译文《当代世界小说家读本/黄皙暎》(陈宁宁译,台湾光复书局1987年初版,1993年第7次印刷),选篇居然是一致的。我尝试着又用中文读了一遍,看看自己会不会发生“台湾”的幻觉。然而竟然也没有。它与我至今所习惯的“台湾文学”并不吻合。是的,黄皙暎的小说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在我相当有限的文学阅读经验里,我还是第一次与它相遇。

  这种强烈的印象来自中篇小说《客地》。我听说,这篇写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之交的小说曾经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启蒙读物”,也听说它的出现改变了韩国文学“现代派艺术”的倾向,并且颇费了些时日才迫使韩国的文学界在阅读经验上把它作为“文学作品”加以接受。但是,有关的评论都仅仅说这篇作品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极致,而从古到今全世界适合于戴上这顶帽子的作家实在是太多了,对于不了解韩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说黄氏是现实主义作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在读完了《客地》之后,我越发感觉到,《客地》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不在于它力透纸背地描写了苦难的现实,而在于它以非观念性的态度参与和重构了观念的世界。换言之,《客地》的贡献在于它冲击了观念世界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基于这一理解的价值判断。

  《客地》描写了以失败开场又以失败告终的“民主抗争”过程。它的发生地是海边的某个修建防护堤以围海造田的工地,主要人物是从外地来此打工的劳动者和管理工人的劳务公司监工以及他们雇佣的打手。小说开头,工人们在一次抗争失败后被大批解雇,新雇佣来的外地工人正被补充进来。当新的劳工带着以体力换取报酬的梦想被整编进这支受过清洗的劳动力大军之后,一切又从头开始:工人们开始承受超过正常人耐受限度的非人工作,而劳务公司支付的工资在被工头、监工层层盘剥之后已经所剩无几,这微薄的报酬又不以现金支付,工人领到的兑换券只能在工地内部流通,尚不够偿还被工头开的小卖部用赊账方式诱惑工人欠下的债务,于是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居然变成了欠债人与债主的关系。劳动时间越长,欠下的债务就越多,工人们最终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变相奴隶。当新来的工人也开始意识到劳动不但不能致富,反而会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开始计划反抗。在艰难的准备和动员之后,大规模的罢工和谈判开始了,但是当权者采用各种策略拖延,以瓦解罢工谈判群众的斗志,分裂他们的队伍,致使罢工和谈判又一次失败。小说结尾处,罢工的核心领导者李东赫孤独地坐在山上,下定了干到底的决心。但是,他身边和他一起奋斗的工人们却在陆续离开他,下山去接受改善了的劳动条件,重新回到不久后将复原的被剥削处境中去。

    《客地》震撼人心的写实力量,并不在于它细致地叙述了劳资纠纷和韩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1960、1970年代前后的非人待遇问题,也不在于它正面宣扬了民主抗争的必然性。因为假如仅仅如此,在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它或许会被韩国读者作为昨天的故事所遗忘。《客地》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它震撼人心的艺术生命力,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展示了政治斗争的实际运作过程。在这展示过程中,作品不仅提示了有关在松散的民众中发动民主政治操作的基本问题,更暗示了政治运作与人道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这一切,对于被知识分子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想象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小说的这个基本母题,使它不再是一个20世纪60、70年代的故事,也不再仅仅属于韩国,它成为世界知识分子省察和重新建构民主观念的思想资源。

    《客地》的核心情节是新来的工人李东赫与逃过了上次清洗而留下来的老工人上尉计划发起联合签名请愿以改善工人待遇的经过。东赫和上尉在悄悄征集了部分签名之后,准备利用几天后国会议员视察工地的机会,当场提出谈判要求,以迫使劳务公司不得不答应相关条件。为此,他们设想了具体发动罢工的时机:等待工人们趁下雨之后加班以期大家都能领取加班费,当微薄的加班费到手后,工头立刻会来逼债,在那时候如果发动罢工要求改善工资,就会有更多的工人为了保住手里仅有的一点工资不被抵债而参加进来;他们还周密地设想罢工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状况,包括本地农民工的袖手旁观和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取而代之的后果。在这个准备过程中,东赫的提议构成了这次斗争的政治性格:“我们不能发动暴动。因为我们是为了改善条件而抗议的,如果为了报仇出气,那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利用现行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合法斗争,与为了报仇出气而以恶抗恶,是发动群众性民主运动时必将面临的两个不同抉择,后者显然会使不具有体制优势和武力优势的抗争群众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现成的法律会有足够的借口制裁暴动者。但是东赫的提议并没有忽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合法斗争与不合法的暴动在现实过程中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特别是对于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底层群众而言,使他们能够凝聚起来的纽带并不是政治理念,甚至也不是改善生活的经济要求,而是在不公正的现实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仇恨。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情要素,尽管它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但是它也具有在短时间内聚集多数个体的感召力。

    东赫和他的同伴十分了解这一点。在策划罢工伊始,东赫在强调不搞暴动的同时就考虑到了“报仇”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当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还不足以构成强大声势的时候,需要有人付出流血的代价以刺激工人,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抗议的队伍里来。所以,东赫一直在考虑如何找到这个契机。

    机会意外地来了。当工人们在雨后忙于加班,并且超额完成任务之后,上尉发现监工在记录工作量的时候做手脚,故意少算工作量以克扣工资。这使得上尉与监工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又进一步引发了在场工人的不满,结果一位姓吴的哑巴工人开始与监工交手并被毒打。这时,东赫表现得颇为冷酷:他阻止上尉试图保护哑巴吴的企图,并且说:为了整个计划,需要个把人付出牺牲。“就算是火药爆炸,也需要点火才行。”上尉被说服了。当哑巴小吴再次遭到更多打手围攻的时候,上尉也制止了其他工人上前营救的企图,坐视小吴被打成重伤。接着,上尉背起重伤的小吴,东赫低声嘱咐他“慢慢走,让更多人看到”,他们不是去救治小吴,而是在各个工区的工人中现身说法,力求让更多的工人受到刺激。于是激愤的工人纷纷加入了请愿的队伍。

    在其后的请愿活动中,东赫代替同样因为没有控制住情绪而受了重伤的上尉,成为唯一的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东赫始终坚持了他不搞暴动的初衷,在最初的一段交涉中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但是当工地办公室用缓兵之计稳住了人群却偷着叫来警察的时候,东赫因为没有识破这个诡计而失掉了威信,不再能控制局面。于是,对峙开始转为暴力的性格,工人们最终分化。在小说的结尾,退守到山上去的工人们在内奸的劝说下纷纷下山接受怀柔条件复工,留在山上准备对抗到国会视察团到来的,仅仅是少数人(也许仅仅是东赫一个人)。而在这个时刻,东赫拿起一个工人们留在山上的炸弹,咬了一下它干燥的点火索,体验到一种继续斗争下去的期待之感。

    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结局。无法判断作者是否在暗示合法的民主抗争在失败后只能诉诸于武力。但是这个结局其实无关紧要。小说真正精彩的部分恰恰在于它淋漓尽致地书写了政治斗争特别是依靠感情因素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瞬息万变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瞬间判断的重要性。东赫这个人物相当出色的政治判断力,在于他理解现实政治绝对不是一个抽象不变的“东西”,不是使用抽象正义的概念可以运作和解释的静态对象,而是一些需要主体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做出选择和决断的动态力学关系。《客地》就是由若干个这种瞬间的内在张力组成的,它在每一个决定性的瞬间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因为不确定而带来的焦虑与怀疑。在组织请愿以及为此而进行一系列准备的时候,东赫曾经一次次陷入近乎恐惧的焦虑之中:如果没有人出来流血,那么动手的机会就会在等待中溜走;即使有人肯牺牲,也不能保证请愿的结果一定成功,提出的条件一定能得到满足;即使表面上满足了,也不过是当局的缓冲之计,又能维持多久?

    事实上,整个事件的进程证实了东赫的担心,依靠仇恨的感情动员起来的劳工,不可能维持长时间的非暴力抗争,可以随便解雇工人不愁找不到廉价劳动力的工地监工一方,事实上并不会因为工人罢工而真正改变其剥削劳工的残酷程度,但是,在这样的极限状态下,东赫和他的伙伴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只能通过民主抗争争取自己的生活权利。在这个严酷的现实面前,如何使抗争具有实际效果是一个胜过一切的标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却意味着在通盘考虑全局的时候正确估计局部事件的定位。东赫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家,但是他却具有着相当成熟的政治感觉。作者特意强调东赫的政治感觉不是来自他的政治斗争经验,因为他没有这种经验;而是来自他深思熟虑的性格。显然,作者在暗示我们,政治感觉并不是职业政治家的专利,普通民众同样可以拥有它;在哑巴小吴因为无法忍受不公正待遇奋起反抗监工的时候,东赫做出了让流血事件发生的决定。在这个时刻,他的决定对于小吴而言是冷酷的。但是小吴的一时性起却在事实上变成了整个请愿事件的导火索,东赫期待的请愿格局形成了。接下来,上尉出于感情冲动与工地的监工打手们大打出手,也受了重伤,东赫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领导请愿,把整个行动推向高潮。值得注意的是罢工队伍与工地的监工组对峙的时候,东赫提出了救治二位伤员的要求。他强调说,伤员受伤和工人罢工是两回事。工头立刻要挟说,救治伤员的条件是工人立刻停止请愿,东赫当即拒绝。而在非暴力抗争失败后,东赫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察看上尉和小吴的伤势并试图说服他们去治疗。

    《客地》以极有魄力的笔触描写了政治斗争的瞬息万变与政治感觉的分寸。东赫尽管冷静得近乎残忍,却并没有因此而失掉他的人情味。尽管这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人情,而是政治过程中人性的特殊表达;显然,它服从于整体的政治行动目标,服从于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与朴素的人道感觉相对,这种政治中的人性有时会以“反人道”的方式呈现,这种“反人道”绝不等于非人道,它只是超越了朴素直观的人道感觉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客地》让我们充分地体验了什么是政治中的人性。

    在我手里的日文与中文译本中,除了篇幅较长的《客地》之外,还收入了另外一篇中篇小说《韩氏年代记》以及两篇短篇小说。日文版还包括一篇中文版没有的报告文学《边地的天空》以及日本的韩国问题研究专家和田春树先生对作者进行的访谈。除了《客地》之外,其他作品均没有正面描写民主斗争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的具体状况,但是却贯穿着同样冷峻的观察。比如《韩氏年代记》中从北朝鲜逃难到南韩的韩氏,始终在如何活下去这样一个最低的底线上保持着他作为医生的道德和作为人的尊严,而朝鲜半岛分裂这个大的政治背景,恰恰在这样一个人性的底线上被转化为现实政治:《韩氏年代记》同样是一部政治小说,但它并不仅仅是呼吁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作品,它揭示的是更为具体也更为可怕的现实状况: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制如何被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所利用,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如何被转化为南韩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受害者,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朝鲜半岛分裂造成的牺牲者,尽管朝鲜半岛的分裂显然提供了促使现实矛盾尖锐化的极限状态,但是小说揭示的基本问题显然不会因为朝鲜半岛统一的实现而得到解决。因此,需要关注的是分裂所造成的极限状态:《韩氏年代记》中来自北朝鲜的亡命者,尽管是名牌医科大学的教授,却不能依靠技术合法地生存;他们不仅在生活的重压下不得不再次组织家庭,而且随时会被出卖逮捕,并在此过程中为了活命而不得不行贿乃至屈打成招。这种极限状态,正与《客地》中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南韩劳工相同。作者向我们传达的,并不仅仅是对于苦难生活的控诉,在贯穿着作品的极限状态之下,作者传达的是主体的政治感觉。《客地》中经由东赫传达的政治感觉,在其他作品中是由第三人称叙述者传达的;但是由于它的非观念性格,它的存在本身更容易隐藏在人性描写的背后而被人忽视。如果说《客地》正面描写了政治中的人性问题,那么,其他作品则开掘了韩国底层社会的人性存在方式,它的扭曲和顽强,它的微小与真实。黄皙暎告诉我们,这种人性的存在方式,决定了现实的政治关系、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格局。但是,正如人性瞬息万变一样,动态的日常政治也充满了未知的变化,这正是试图从现实中创造理念的知识分子(包括黄晳暎)不得不面对的困境。这一困境迫使知识分子生产政治观念时不得不确定自己工作的有效边界,不能以理论之名无限涵盖现实;同时,也意味着正在被相对固定化的“民主”和“自由”等等抽象理念,需要通过某种必要的转换才能面对现实:它们并不能直接套用;这一方面要求理论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张力,另一方面,也要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得到正面的认识。

    黄皙暎的作品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位韩国作家为世界文学贡献的,并不是他在极限状态下的人道主义思考,而是他特有的政治感觉。对于我个人来说,与黄氏的相遇是一个改变文学阅读习惯的契机,也是一个重新思考文学功能的契机。就中,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客地》迫使我重新面对文学的政治功能问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中国的文学界,一直没有走出梁启超有关“小说与群治”的问题预设。这个预设在方向上规定了政治“自上而下”管理民众的功能,却并没有留下足够的“自下而上”型塑政治的余地。对于政治的这种单向性想象,剥夺了东赫那样的底层民众具有政治主动性的机会,他们往往被视为政治的受害者,因而所谓政治感觉非常容易转变成对于“坏政治”的单纯批判态度,而近代以来中国以政治性文学自居的文学,都是在控诉和对抗“坏政治”、宣扬与其相对的“好政治”的意义上发挥着它的功能。有关文学的概念化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但是在历次关于文学是否应该为政治服务、如何为政治服务的论争里,被问题化的仅仅是文学,而不是政治,更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政治被概念化和简化,被以“大政治”的方式抽离日常生活,变成一个空洞的权力符号,而现实生活中随时发生又不断变化、盘根错节的日常政治却似乎与普通人并不相关,或者即使进入人们的视野,也被草草回收到大政治里去。在这样的思考模式流行之时,要害的问题不是导致文学的概念化,而是导致政治的概念化。不言而喻,政治概念化的后果,却是社会与国民的非政治化。那些看上去很具有政治色彩的姿态和言论,其实仅仅是缺少政治感觉和政治判断力的抽象演绎,在思想界流行一时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姿态,正是政治感觉匮乏的典型样本。在这种把一切归咎于“大政治”的精神氛围里,抽象的政治观念被随意使用,同时,“反政治”变成了具有现实政治价值的思想立场。中国现代文学为人类文化贡献了鲁迅,但是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位置是孤立的,他的出现并没有给中国的现代文学带来内在的有机结构,相反,鲁迅富于政治感觉的文学精神被游离于现代文学史叙事之外,在中国的文学史叙事中,现当代文学其实是在“反政治”意义上承担了它的社会功能,但是由于它所反抗的并不是现实政治本身,而仅仅是观念性的政治想象,这使得它难以逃避非政治的宿命。

    当政治被描述成可怕而肮脏的暴力时,远离政治变成了人性的选择。以朴素的人道感情取代政治判断,以观念化的抽象推论消解现实难题,这是近代以来发生在很多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者”最常有的行为模式。文学,常常被用来承载这样的“人道主义”,而这样的“人道主义”却往往最远离苦难的现实,也因而最为透明和抽象。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或多或少被这种“人道主义”文学打造了阅读习惯,并且把这习惯直接推演为所谓的“社会政治批判”。

    黄皙暎作品毫无观念色彩的政治性格,来自他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民众”在他的作品里并不是描写对象,而是视角本身。这使我联想起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一个著名的论题。日本战败之后,在文学界面临文化重建课题的时候,竹内好于1948年集中发表了若干关于文学政治功能问题的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论题:文学的政治性并不表现为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而是表现在它以自己的功能表现民众的政治要求,介入社会的改革。这个前提是文坛打破自己的封闭性,代表国民的意愿。竹内好的这个论题当然针对的是当时日本文坛的行帮式存在方式而言,但是在他的论述里,涉及到了与黄氏相通的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如何理解和传达民众政治要求的问题。

    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中这样说:“民众的要求契合着日常生活,都是个别性的。他们恐怕连‘民主’这个词都不知道吧。但是,当那些日常性的要求积累起来,被组织进政治要求中去的时候,赋予它以文学的表现就是文学家的责任”。竹内好慎重地把这种“文学家的表现”与脱离现实的静态抽象加以区别,紧接着指出:日本的知识人通常把中国分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部分,认为中国人只能是二者择一,学者们更喜欢讨论中国的民族性等等问题,这些都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要求抽象了现实,把自己内部的价值判断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中这样说:“民众的要求契合着日常生活,都是个别性的。他们恐怕连‘民主’这个词都不知道吧。但是,当那些日常性的要求积累起来,被组织进政治要求中去的时候,赋予它以文学的表现就是文学家的责任”。竹内好慎重地把这种“文学家的表现”与脱离现实的静态抽象加以区别,紧接着指出:日本的知识人通常把中国分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部分,认为中国人只能是二者择一,学者们更喜欢讨论中国的民族性等等问题,这些都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要求抽象了现实,把自己内部的价值判断标准投射到对象那里去而已。这一切,按照竹内好的看法,都是缺少政治感觉所造成的误解。换言之,缺少对于动态现实的政治判断,所谓的“纯学术”往往会变成虚假的东西。而政治感觉,并不是从学术著作中来的,它植根于对于“那些日常性的要求”的敏感和把它们组织到政治要求中去的能力。

    竹内好的这些讨论并不是针对学术而发的。对他来说,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1948年,困扰着竹内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文学,如何打破文坛圈内使用国民字眼的行帮文学。就中,最艰难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使文学在非直观的意义上真正反映“恐怕连‘民主’这个词都不知道”的民众的日常性要求,而不是从民主的概念出发把演绎政治纲领作为自己的职责。在此,竹内好强调了政治感觉的重要意义。竹内好在论述中暗示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真正的政治感觉并不把大政治(在现实当中,它有时体现为政党的纲领,有时体现为政治运动要实现的目的)作为绝对的目标,也不规定抽象的行动标准,它要求对于复杂的状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并且在动态的对应中贯彻自己的原则。竹内好援引了战后的日本文坛为重新评价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而发生的论争为例。在这个发生在进步文学家内部的论争当中,小林以《党生活者》为代表的政治性文学是否具有“人性”,成为争论的焦点。竹内好抓住了这个论争在结构上的要害问题,那就是论争的双方在对于“政治”的理解上存在着同样的误区,他们以貌似对立的形态强化了同样的思维方式:小林文学和小林多喜二本人的人生道路所象征的“文学的政治性”是一种抽象的固定化的政治性,它的严酷和牺牲精神,使得小林变成了所有人都无法企及的绝对表率。论争的双方,无论批评他非人性,还是面对小林文学感到自愧不如,在使小林变得越发难以企及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竹内好指出,这个误区证明了日本的进步文学家缺少政治感觉。他进而批评说,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有能力转化小林多喜二实践中的政治要素并把它变成其他人也能够实行的原则,而仅仅强调了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从而把他变成了一个无人可以效法的偶像,这不仅致使小林的牺牲白白浪费,而且也证明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本身的非政治性。

    在这里,竹内好其实涉及到了理论如何与现实发生连接的问题。“政治感觉”所具有的双向功能,是把理论命题转换为可以面对流动现实的思想、把现实经验提炼为理论问题并推动理论思考深化的关键环节。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环节,人们就只能在抽象的命题和具体的经验之间毫无媒介地跳来跳去,并且粗暴地把二者硬性地套在一起。而政治感觉同时具备的非直观性和非抽象性,决定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同时拒绝意识形态的教条和直观经验的盲目。

    当竹内好批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非政治性格的时候,他至少是在下面这几个问题的关联性中讨论这个问题的。一是政治的开放性和非观念性亦即政治的国民性格问题;一是政治与现代性运动亦即东西方的现实冲突和文化冲突过程的关系问题;一是政治相对于实体性的静态前提而言的机能性特征问题。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脉络里,竹内好把鲁迅作为建立现实政治感觉的思想基点,因为鲁迅同时具备了回应上述这些基本问题的思想要素。竹内好同时预见到,鲁迅的政治感觉很容易在他被偶像化的过程中变质为非政治性的符号,在1948年前后,竹内好竭尽全力与这种偶像化和抽象化的非政治性进行斗争,他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建立那种与缺少政治判断力的“假冒政治”相对立的政治感觉,并把它命名为“文学”。竹内好在《鲁迅》中确立的那个基本命题———文学是行动,而政治是这个行动发生的场———在战后日本知识界普遍使用二元对立的图式把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的时候,提示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真实样态,并且通过竹内好的一系列论争文字得到深化,把问题推向了这样的层面:政治与文学被描述为对立的两极,证明它们同样面临被实体化和绝对化的危险,而产生这一状况的共同根源是脱离民众生存状态,以封闭的小团体感觉取代应有的社会感觉。在这一意义上,建立政治感觉并不等于使文学简单地从属于现实政治目标,它恰恰意味着对于这种方式的否定。鲁迅一生的思想实践,留下了使现实政治目标相对化的政治经验,竹内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精神。

    对于拥有鲁迅思想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以政治感觉来继承鲁迅的思想遗产也是一个同样艰难的课题。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能力与鲁迅形成互动,鲁迅当年面对的那些基本社会问题,以及鲁迅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方式,还没有被作为使理论向现实开放的关键环节加以继承。鲁迅在很大程度上被非政治化,这使他不可能真正走下神坛。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真正建立政治社会和与其相应的政治感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知识界也在重复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讨论小林多喜二人性问题时的基本模式,为从偶像位置中解救鲁迅而把他人性化,与简单否定鲁迅因而把偶像化这一问题本身消解掉,对立的双方都无视了“偶像化”本身所暗示的政治不成熟这一基本社会问题。因此,它们其实共同强化了使鲁迅精神丧失政治性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致使人们总是在一个狭隘的直观框架中思考和批判现实,它的结果是过于依赖某些现成的理念,并把现实塞进这些理念中去。正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政治感觉的匮乏促使人们抽空了“政治”,也抽空了“人性”、“人道”。与政治被符号化为“恶”相对应,人性或者人道被符号化为“善”。依靠同样的逻辑,“民主”、“革命”、“抗争”都被理解为诸如《客地》中的哑巴小吴和上尉那样的直接反抗乃至发泄,而不是需要思考需要判断力更需要审时度势的紧张政治过程。我不知道假如中国出现了黄皙暎这样的作家,他是否也会拥有同样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客地》这样的作品是否会被理解为是抨击黑暗现实、号召人们奋起反抗的“宣传性”作品?抑或更糟糕,被理解为“反人道”的作品?

    听说《韩氏年代记》在韩国被改编成话剧和影视剧目,受到观众的好评。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因为这部作品从人性角度探讨国家机器以及日常政治的思考所致,因为我并不愿意设想那仅仅是出于人们解决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问题的愿望(当然,我并不否认这是韩国政治现实中的首要问题)。这是因为,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只有在激发起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政治感觉时,才是政治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假如黄皙暎在韩国一如小林多喜二在日本,假如《客地》一如《党生活者》,那么黄皙暎也会成为一种浪费。黄皙暎的参与现实,并不仅仅止于他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暴露人性的缺陷。这是中国和日本的很多人道主义作家共有的主题。黄皙暎的独到之处,是他并不把这些批判和暴露归结到抽象道德或者意识形态中去,而是把它转化为冷峻的现实政治思考。从下面这个典型的例子中可以体会这一点:他在与和田春树先生的谈话中指出,韩国的光州事件,尽管可以在民众遭到残酷屠杀、民众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等等意义上加以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众在那个时期经历的为期5天的自治经验。黄氏说,在理念上整理这5天当中发生的各种事情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有了那5天,光州事件才得以成为革命。

    当年竹内好在鲁迅精神的意义上使用“中国”这个称呼。我相信,竹内好在写作《中国文学的政治性》等一系列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文章时,他头脑中的中国就是鲁迅。我不知道是否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思路用黄皙暎这个名字来代表韩国,因为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政治感觉或许暗示了一个政治社会的存在。一个作家的政治感觉是否能够与他所在的社会互动,取决于那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韩国向世界贡献了黄皙暎,韩国读者爱戴黄皙暎,我愿意设想那是因为韩国拥有政治性的国民。小林多喜二变成了偶像,鲁迅也一度变成了偶像,我祝愿黄皙暎能够逃脱这个命运,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富于政治感觉的名字才真正能够代表韩国。


责任编辑: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