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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李若建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了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模式和缺乏制衡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大跃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今天要对其过程与结果进行准确的描述还不容易做到,更加困难的是对事件成因进行分析和对历史作出合理评价。回顾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大跃进的破坏程度与灾难性后果在各地区的差别非常大。这种地区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值得深思。中央的政策在各地的贯彻落实程度不同,在各地被扭曲的程度也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就是各地的官员与民众,然而在官员与民众行为的背后则是人与制度的因素。为了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有必要把视角从宏观的角度下降到更加微观具体的层次。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回忆,也有些地方当年的食堂遗址成为地名{1},但是通过这一事件却可以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对于公共食堂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基本上分成两类:一是对公共食堂产生与消失的历史回顾以及对领导层决策的描述;二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粮食消费对困难时期饥荒的影响{2}。有的研究则认为,党员少的地区,更加热衷于推行大跃进,{3}这一观点涉及到人为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而表现自己的本性。本文并非全面研究公共食堂,只是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失,分析的前提是,公共食堂这一事物本身并不会产生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是在围绕着食堂的制度与人上体现的。制度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与权力的运用上,人则主要体现在人性上。

一、为什么以公共食堂为研究平台

  大跃进时代各种新事物很多,这些新事物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种:第一种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建立人民公社;第二种是上级希望做,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公共食堂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是下级为了表明功绩的创造,如各地的“放高产卫星”。对第一种事物,当事者无法回避,不管内心感受如何,公开反对的极少。对第三种事物往往只是少数投机者热心,大部分人属于跟随。对第二种事物则是考验人的尺度,也是衡量一个体制的尺度。    选择围绕着公共食堂的人与群体的行为差异作剖析对象,主要是基于几方面考虑:    首先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要办公共食堂,这一点与粮食征购的硬性规定不同,地方官员有一定的伸缩空间。在最早的作为示范性质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中,提出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4}另一个典型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中也提到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5}但是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要求一定建立公共食堂。在同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只是提出“要办好公共食堂”,并没有说一定要办食堂。    第二是毛泽东本人对公共食堂特别赏识,但是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表态并不太早。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在1958年初,毛泽东主要是和中央领导层谈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有关公共食堂的设想,主要是通过刘少奇等人传播出来的。{6}到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后,毛泽东才开始大力鼓吹公共食堂。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发给与会者。张鲁的五斗米道是:“置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写道,张鲁的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是开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7}这说明了毛泽东把《三国志·张鲁传》发给与会者的动机。毛泽东在1958年9月视察一个公社的谈话可作进一步印证,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在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以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8}毛泽东的态度让各级官员有了投其所好的动机。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8月亲自为湖南省平江县的部分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写批语,他说,“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9}    就是在大跃进时期比较“激进”的一些地区,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也没有把参加食堂列为非要不可的事情。例如1959年四川省委对办食堂也只是提“积极办好”,而且“实行自愿原则”。{10}    第三是公共食堂涉及到几乎每一个农民,涉及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很少人能够置身事外,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而实际上并非所有农民一开始就反对建立公共食堂,至少一些单身汉、子女多劳力少的家庭、缺乏粮食的家庭是欢迎公共食堂的。{11}    总而言之,公共食堂是一个在当年涉及面广,而且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事物。在这个事物面前,相关的每个人面临着理想、良心、道德和人格的考验。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受到制度的约束,个人又往往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历史。

二、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亡

  公共食堂是农业合作化的产物。它并非是大跃进时期才有的,也不是在大跃进后就消失了。自从农村合作化以后,在农忙时节为了方便农民及时、及早出工,就有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出现,{12}在大跃进结束后,这种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在农村依然存在。因此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公共食堂”专门指的是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以供给制为标志的,隶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对于一些带有商业经营性质和单位福利性质的食堂,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发展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公社初期。在大跃进初期,公共食堂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和宣传,但是没有遍及全国。{13}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随后纷纷倒闭。比如河北省,到1959年5月,72%的食堂倒闭,至同年8月仅剩下8%。{14}在这一阶段中,公共食堂的弊病基本暴露无遗,因此各种类型的人对食堂的态度也基本体现出来。    第二阶段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解散公共食堂,会议以后全国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原先解散食堂的干部纷纷下台,各地恢复食堂,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有392万个。这一阶段,很少有人胆敢公开反对公共食堂。一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还提出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允许在北方严寒季节可以各户临时分散做饭。    第三阶段是城市人民公社时期。城市人民公社最早出现在1958年,一些城市居民受农村人民公社的影响,自发组织起一些人民公社,195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城市人民公社试验,1960年发展到一个极点。196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可以说是把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推向高潮,但是好景不长,到同年9月份就提出要整顿巩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已经是强弩之末,城市人民公社也就很快草草收场。    1960年初,城市人民公社和街道举办的食堂有50311个,就餐人数522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8%。{15}由此可见,城市人民公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就餐人员上,与农村完全不可比拟,而且是昙花一现,影响不大。但是一些城市食堂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农村。{16}第四个阶段,解散公共食堂。1961年3月至6月间,各地开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社员口粮分配到户。实际上毛泽东对食堂的态度发生转变,内心反对食堂的各级官员积极推动解散食堂,由此公共食堂彻底解散。

三、社会各阶层的反应

  大跃进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不同阶层,特别是对不同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是灾难。和大跃进的其他新事物一样,各阶层出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反应,在同一阶层内部反应的差异也非常大。表1是当时各阶层对公共食堂的影响能力与利益关系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与自己生存密切相关的阶层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有权力影响食堂的阶层,食堂并不影响其生存,而是影响其政治发展。    在这几个阶层中,各级官员和基层干部都可以使得政策发生变化。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人,在执行政策上的差异,可能挽救大量人命,也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在高、中级官员中,没有什么人因为饥荒死亡的,基层干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少量人员受到饥荒影响较大。食堂人员并没有权力制定政策,但是可以通过工作便利得到粮食上的好处,这一点在饥荒时期特别重要。而对于利益相关的民众来说,食堂与他们的生存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却没有多少权力影响政策和执行政策。

  表1 各阶层对公共食堂的影响能力与利益关系

阶 层

范 围

决策能力

执行能力

与公共食堂的利益关系

高级官员

省部级以上官员

+++

+

政绩

中层官员

地级、县级官员

++

++

政绩

基层干部

农村公社干部、生产队干部、街道干部、企业干部

+

+++

政绩、生活水平

食堂人员

食堂管理人员和炊事员


++

生存

利益相关民众

普通农民、参加食堂的工人和市民


+

生存

利益无关民众

没有参加食堂的农民和城市居民



道义上的关注

说明:“+”表示能力的大小,“+”越多,能力越大。

    (一)高级官员。    大跃进过程中,高级官员,特别是省级主要官员,他们的态度对公共食堂影响很大,对其管辖领域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区,往往是省级主要官员有重大过失的地区。然而办不办食堂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命,主要的影响是他们的仕途,因此他们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人品。    表2是一个不完整的资料汇总,如果以在食堂中吃饭的农民所占比重为指标,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类地区:一是1959年比1958年大幅度下降的,二是1959年与1958年大体上相当的,三是1959年反而比1958年上升的。后两类地区,如安徽、河南、云南等地均是人口损失惨重的地区。当然表2中仅有8个省份的可比资料,代表性有待深入分析。不过就这些地区而言,省委领导在1959年后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与饥荒严重程度有关。

  表2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与1959年底,各地在食堂吃饭的人民公社社员比重(%)

 资料来源:(1)1958年河北省资料来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数值为占农业人口的比重。(2)1958年山西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3)1958年安徽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安徽(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79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4)1958年河南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数值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5)1958年云南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云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数值为1200万人,折算为占农业人口的比重。(6)1958年陕西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7)1958年青海省资料来自《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8)1958年山东省资料来自山东省情资料库(大事记),网址:http://www.infobase.gov.cn/。(9)1959年资料来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高级官员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跃进开始到庐山会议之前。在办公共食堂的初期,未见到有高级官员反对的情况。但是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高级官员公开反对公共食堂。第二个阶段是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底。庐山会议之后,一批对大跃进有看法的高级官员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高级官员中公开反对食堂的高级官员基本没有了。到1960年饥荒非常严重时,贵州省还在搞“办好公共食堂”。第三个阶段是1961年以后。1961年初毛泽东本人开始反思公共食堂问题时,一些高级官员开始说实话,并且纷纷指责公共食堂的缺陷。    高级官员,特别是接近毛泽东的高级官员,是比较明白毛泽东的态度的,因此对公共食堂的态度极少公开反对。在毛泽东明确态度之前,没有看到有省委第一书记反对的。在第二个阶段后期,1960年冬天,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曾经在毛泽东许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保证下,比较温和地当面提出过公共食堂的三个缺点:浪费粮食、少养猪、砍伐树木作燃料。{17}由此可见,江渭清大概是在毛泽东态度开始转化过程中,较早温和反对的省委第一书记。    在第一个阶段中,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是一个代表性人物。面临着大量农民因饥饿死亡,1959年7月张恺帆命令无为县暂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粮食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后来此举被毛泽东定性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张恺帆说,有些干部坚持搞公共食堂是为了多吃多占。到村上一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18}张恺帆的作法也受到部分干部的反对,无为县委书记就列举出一个“雷打不散”的样板,结果是一个虚假的典型。在张恺帆的命令下,全县6069个食堂散了,还有120个没散,但是不敢让张恺帆知道。{19}除了张恺帆之外,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后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的胡开明也是一个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态度的人。在1962年胡开明因上书毛泽东,提倡包产到户,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20}    一些地方也有某些符合实际的措施,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1959年初的《关于牧区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中规定,牧区暂不办公共食堂。{21}    高层官员中反对公共食堂的人少,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不敢反对;二是对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太清楚。  (二)中层官员。    中层官员虽然是地方的首脑,但也是两头受气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要执行上级意图,另一方面可能为上级的过失承担责任。当年河南信阳地区人口损失惨重,为此地级和县级官员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他们到晚年还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的上级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22}中层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加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他们也明白要承担责任的不可能是决策失误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在公共食堂这种没有太明确规定的政策下,他们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反对食堂的也相对多一些。    中层官员的人品对灾难形成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当年安徽省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就是一个典型。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食堂后,就是此人整理张的“罪过”越级上告,导致张的被关押批判。在张恺帆被批判后,姚奎甲变本加厉推行高征购、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全县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其中1960年无为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15.8%,几乎每6个人死1人。当时农村基层干部非常害怕见到姚奎甲,能躲则躲。有的公社派人放哨,每个村都树了旗,看见姚奎甲的汽车,各处的旗帜都放倒,干部一看见信号后,只留个别人接待,其他人都躲开。{23}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层官员都和河南信阳地区、安徽无为县一样,一些中层官员对上级的荒唐政策还是有所抵制的。中层官员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变化过程基本上与高级官员一样,有反对者主要在庐山会议之前,而且反对者大多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下面是几位中层官员的作为,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1958年底,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该地区大部分县的农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是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50%左右,7月底就剩下40%左右。反右倾运动开始后,1959年9月,地委书记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批斗,同时要求恢复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难时期,泸州地区损失惨重,甚至出现人人相食现象。{24}1959年5月,河北省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提出“入堂自愿,出堂自由”,结果大部分食堂解散,{25}随后葛启被打成右倾。1959年2月云南省建水县委书记提出停办食堂,分口粮到户,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6}安徽省凤阳县县长在“五风”盛行时,要求解散大食堂,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27}    中层官员的命运往往掌握在上级手中,因此反对公共食堂者的命运也往往因上级的态度不同而不同。四川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这与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有关,上述的邓自力到1979年底才彻底平反。相比之下,张家口的葛启在1962年就官复原职。中层官员比较了解真实情况,也因此背上良心的责备。面对良心的责备,要对河南光山县人口重大损失负责的原县委书记在晚年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如果知道有今天,还不如当年找麻烦被斗死,或者坚持实事求是。{28}  (三)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是对大饥荒负有直接责任的一批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民众的命运。农民要是遇到一个不好的基层干部就惨了。四川省农民在1960年春骂吹牛的人说,“曹操背时遇蒋干,农民背时遇模范”,骂的就是那些用农民血汗来谋取政绩的干部。毛泽东曾经批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29}指的也是一些基层干部。实际上基层干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大体上有几种表现:    第一种,利用食堂作为满足权力欲望的工具,主要表现是,对于不服管理的农民不给他们饭吃。把粮食都集中在食堂,扣饭成了农村干部惩罚农民的手段之一,有一些农民因为被扣饭而致死。{30}四川省的一个农村干部在1961年被判刑,其罪名是“连续不断扣饭,全家6口人,在一个月饿死4人”。{31}四川省西昌县的一些农村干部利用食堂扣饭惩罚农民,造成一些农民自杀。也有农民因为被扣饭而杀死农村干部,可能是考虑到被杀死者作恶在先,因此对杀人者仅判处18年徒刑。{32}四川省资中县有的干部利用“连坐法”扣饭,一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饭。有5名小学生没有加夜班,连累29人被扣饭。{33}湖南省宁乡县一些农村干部对劳动不尽力者也要扣饭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34}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35}福建省沙县,许多农民吃了饭不出工,因此农村干部采取扣下一餐饭,甚至是关押捆绑农民的做法。{36}     第二种,利用食堂谋取私利,多吃多占。在农民缺乏对干部权力监督能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应当说相当普遍。四川省南江县的《平岗公社公共食堂十项管理办法》第一条就规定:定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保管,发给饭票,自己计划,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实际上公社书记可批条子在全社范围内任意平调,干部借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大吃大喝。{37}60年代初在饥荒中,浙江北部有的农村干部躲在食堂吃白米饭,消息传出后引起民众一片咒骂。{38}干部及家属也利用特权在食堂多吃多占,用被周恩来称为“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的河北农民的话说就是,“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39}    第三种,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这些人往往人微言轻,运气差者被批判,甚至被迫自杀。也有少数运气好的人,则被上级称赞。广东省一位农村大队书记在1960年给省领导写信,反映公共食堂的弊病,并在座谈会上公开批评食堂,此事居然为毛泽东所知,并且引用其列举的公共食堂弊病。{40}    第四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农村干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刘庄村,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没有浮肿、没有逃荒的,其原因是大队书记为人公正,并且兼任食堂司务长,对食堂管理规范,对上级的荒唐指令能够巧妙应付。{41}四川省广元县也有办得好的公共食堂,食堂成立以来没有一个浮肿病人。到1961年各地解散食堂后,当地农民还不愿意解散,一直延续到年底。其原因是书记瞒报产量,亩产超过千斤,只上报700—880斤。{42}河北省阳原县的一位公社书记,从公社储备粮中秘密给农民每人分10—15斤粮食,并且由农民拿回家,不必交给食堂,因此在饥荒中该公社的情况是全县最好的。{43}四川省蓬溪县有的农村基层干部把食堂规模改小,有的食堂只有几户人,甚至下放到户,因此在反右倾中被撤职批判。{44}  (四)食堂工作人员。    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食堂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成为普遍现象。当年有顺口溜说,“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有的地方是‘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云南昆明市郊区的一个村庄,全村的男人与小孩都成了“贼”,偷窃附近国营农场的田间蔬菜,因此在困难时期仅一人直接死于浮肿病。虽然大部分保了命,但是生育基本停止了。而1960年全村仅仅出生三个婴儿,这三个婴儿的家庭均有人在食堂工作。{45}河北省有一个村庄,上级下拨了5760斤薯干,被运输和食堂相关人员吃了1520斤。{46}    食堂工作人员成为指责的对象。在一些单位,为了防止炊事员等人多吃多占,还设立了“监厨”岗位。{47}1960年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供应的指标又被基层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层层扣留了。……群众说‘不是粮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48}    公共食堂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象征,因此政治统帅食堂也就不可避免,可是政治统帅的结果并不理想。当年河北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 。{49}1960年6月四川省委在《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十项规定》中提出了“加强领导、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的措施。{50}    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中,如果出身不好,很可能成为指责的目标。最常见的作法是把饥荒归罪于食堂办不好,而食堂办不好又归罪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破坏。1958年江苏赣榆县有一个食堂的47名炊事员和管理人员当中有地主富农9人,为此基层干部作检讨,并将地主富农清除出食堂。{51}《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和青海省委的《关于大力办公共食堂的指示》中规定“地、富、反、坏、右”不得担任食堂工作。河南省新乡地区一次就从食堂中清洗出“地、富、反、坏、右”1361人,富裕中农2061人,不称职的4175人。{52}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作了什么事不得而知,但是清洗的作用是让他们当替罪羊。  (五)利益相关民众。    农民对食堂的态度是复杂的,在不同时间的态度是变化的,在不同人群当中态度也是不同的。    在人民公社初期农民还是喜欢食堂的,食堂门口的对联也许是这种心情的体现:“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53}、“鼓足干劲加油干,放开肚皮吃饱饭”{54}。据报道,有的农民说“我们真的到天仙国了”。{55}有的观点认为,农民欢迎公共食堂的原因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因为在每年春夏粮荒农村进行粮食返销时,常常是有粮和无粮的农民都叫缺粮,真假难分,干部群众往往争吵不休,办食堂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强调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农民自然拥护。{56}    在办食堂初期,不同利益群体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北京市郊卢沟桥地区在办农村公共食堂时,大部分群众是欢迎的。主要原因是:(1)农村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要求;(2)妇女适合种植蔬菜的工作,妇女参加劳动可以增加收入。到1960年3月,还有50%的农民愿意在食堂吃饭,这部分人有些是人多劳动力少的困难户和五保户。反对食堂的农民则认为吃食堂不能体现多劳多得。{57}    但是食堂是强制农民参加的,在有的地方规定不许农民自己做饭,谁家房顶冒烟,就搜查谁家的粮食和食品,捣毁其幸存的餐具。{58}    随着食堂供应的恶化,农民的态度开始转变。据安徽省委1959年初的调查,全省30%的农民要求退出食堂,有的农民干脆离乡背井外出谋生。{59}到1960年,相当部分食堂的供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的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不到每人每天6两。在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的标准来煮粥,{60}其营养价值所剩无几。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2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61}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62}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63}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64}在这种情况下,拥护食堂的农民所剩无几。

  表3 1960年河南农村食堂吃粮标准

标准(公斤/人)

0.38

0.34

0.31

0.28

0.25

<0.25

食堂(个)

430

772

41829

105448

99490

10325

比重(%)

0.2

0. 3

16.2

40.8

38.5

4.0

  资料来源:《河南省志·人民生活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农民对食堂的不满是要付出代价的。四川一位农民回忆说,提出办公共食堂,叫社员讨论,心里不愿意,但是嘴上说赞成,怕被批斗。{65}云南省保山县将食堂化后有钱有米不交给食堂者定罪判刑,云南大理一位农民到食堂说他的孩子饿坏了,以现行破坏罪被逮捕。{66}陕西省有个农民因说过对公共食堂不满的话而被判刑5年。{67}有的观点认为,大跃进时期公社食堂的消费是非理性的,存在大量的浪费,因此导致了困难时期的灾荒。有的公共食堂在半个月就吃了三个月的口粮,{68}黑龙江省肇源县平均每人日耗粮食1.25公斤,{69}大体上比正常的消耗多一倍。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有粮大家吃,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用”,{70}贵州遵义县的一些地方,沿路设公共食堂,农民一路走,一路吃,不要钱,不收票。{71}广东省揭阳县的一些公共食堂,为了显示优越性,只准吃干饭,不准吃稀饭,不久就不得不按年龄定量,{72}有的地方干脆三天一次把粮食发回家。{73}海南临高县公共食堂提出“一餐四两饭三两肉”的标准,个别地方派干部到各家各户搜查,发现厨具就打烂。{74}    虽然有相当的非理性消费存在,也有一些理性的公共食堂。浙江省丽水县部分地区的食堂一开始就是按年龄划分口粮,并且划分到户。这一政策在食堂停办后,一直延续下去。{75}  (六)利益无关民众。    虽然与公共食堂利益无关者留下的相关观念与行为不多,但是下面这一位应该被后人记住。1960年,湖南一位普通女工在耳闻目睹农村的凄惨之后,把写有“公共食堂罪该万死”等内容的标语贴在中南海红墙上。后经刘少奇过问此事,当时她才免于大祸。{76}

四、权力与人性

  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体制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一)权力。    可以从领袖权力、权力结构和基层干部权力几个角度探讨权力与公共食堂的关系。  1. 领袖权力。    过度的集权,使得领袖的权力太大,其个人好恶对全局影响深远。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事关重大。在毛泽东没有反思公共食堂弊病之前,批评公共食堂的人大体上没有什么好结局。而在毛泽东改变态度之后,批评公共食堂者,可以被毛泽东引述其观点,作为他态度改变的一个台阶。  2. 权力结构。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向上负责的结构,由上级而不是由民众决定官员的政治命运,因此下级服从上级,甚至于明知不对也服从是必然趋势。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官员的任命制度改变更加强化了向上负责的机制。     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对地方官的管理是非常集权的。以清朝为例,一个省从最高官员(总督)到一个县的地方长官(知县)都是由吏部任命,虽然上级对下级的升迁有一定影响,但是最终决定权在中央。{77}这种制度的弊病是过于集权,但是优点是一部分下级敢于反对上级的错误,因为他的仕途并非完全由上级决定,而且反对成功的话,对仕途也许有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官员依然由上级任命,但是权限已经下降。省级可以决定地级官员,地级可以决定县级官员。这样一来,下级要反对上级,顾虑就增加许多。与此同时,各地第一把手的权力往往失去制约,他的态度对整个局面影响至关重要。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如果是第一把手积极推动,其他人反对的话,没有太大的作用。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但是县委书记阳奉阴违,保留一部分食堂不解散,并且整理张的黑材料上报,其原因与张并非第一把手有关。    这种下级服从上级、上一级决定下一级仕途的权力体系,严重扭曲了上下级的人际关系。往往是下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么阿谀奉承上级,要么揣摩上级意图投其所好,要么对上报喜不报忧,很难有敢于挺身而出批评上级者。当年老百姓的民谣说:“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体制的缺陷。    向上负责的权力体制,导致不少干部害怕犯错误,一些悲剧就是由此而来。在饥荒发生时,有些省的主要负责人手中掌握有粮食指标,但是不敢负责向民众发放粮食。{78}河北省宁河县在全国取消公共食堂后,还有少数食堂在维持,其原因是怕中央政策有变,怕犯错误。{79}  3. 基层干部权力。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特别是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这与基层权力失去制约有关。传统中国农村是一种乡绅政权体制,农村中的乡绅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层次,虽然乡绅经常与官员勾结欺压民众,但是也有乡绅利用他们的权势告发官员。因此多多少少可以形成一种权力互相制约的作用。    权力失去制约,使一些基层干部胡作非为,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沉默,导致问题严重到几乎不可收拾。当时在湖南省安化县,农民说对干部有意见不知道去哪里告,也不敢告;有一位农民发牢骚,被他当干部的儿子打,儿子说“不是崽打爹,是打思想”。一位干部在座谈会上要农民举手表决办公共食堂,结果是只能巩固,不能解散。在另一个场合,让这些农民用无记名的方式,以不同颜色的包谷种子投票,结果是90%以上的农民赞成解散食堂。{80}刘少奇1961年在湖南家乡调查时,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大队书记依然坚持同意办食堂,认为食堂好处多,但是认为要自愿。在这个生产大队中,有一个食堂原来有120人,死了近20人,跑了十几人,实际上农民对食堂意见极大,只是在会议上不敢说实情。{81}在国家主席面前,农民竟然因为害怕大队书记而不敢说实话,可见基层干部的威风之大。  (二)人性。    公共食堂并非是绝对要执行的政策,所以在不同阶层内部都对食堂存在不同的看法。问题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在正常的社会,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当观点变成实践,并且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时,观点的不同实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同,也是体现一个人的人性的问题。    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各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种利己态度。除了一些积极参与甚至借此谋取高升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事不关己而回避问题,真正能够挺身而出的不多。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和食堂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多吃多占现象,更加体现出人性中恶劣的一面。    在危机降临时,民众的利己行为同样突出。在实行公共食堂期间,为吃饭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倍增。有一个26户人的公共食堂,12对夫妻、2户父子分居或分家。{82}有的家庭把从食堂打回的饭,按各人的定量用秤分而食之。{83}当年县委书记可能会吃不饱,但是绝对不会饿死。可是有两位县委书记在同桌吃饭时,因为其中一人多吃一个馒头而吵架。笔者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听说,吃饭时,兄弟之间对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是谁的都要区分。    人性中的利己倾向在大跃进中暴露无遗,这也是大跃进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按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计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粮食,那么结果将是谁也吃不饱,但是大体上也饿不死人。1960年是我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时期,这一年人均粮食消费164斤,{84}日均0.45斤,基本上维持了生命的最低极限。然而除了宏观调配上的问题之外,在饥荒当中,总是有人利用职权占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源,加剧了饥荒的损失。对当年的悲剧可以归因于主要领导的决策失误,可以归因于体制因素,甚至还可以归因于前苏联,但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同样有罪过。


【注释】

①“下食堂村史”,《宜宾县文史资料(26)》,超星数字图书馆。 

②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1961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③杨大利:“从大跃进饥荒到农村改革”,《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④《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89页。 

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92页。 

⑥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3页。 

⑦《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39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5页。 

⑨《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581页 

⑩李昌寅:“1959年泸州地区反右倾斗争述评”,《泸州文史资料(11)》,1987年,第3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11}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12}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8页。 

{14}梁淑珍:“大办农村公社食堂的历史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3期。 

{15}全国总工会党组:“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概况的报告”,《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 

{16}胡乔木:“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17}孙闻浪:“40年前公共食堂取消内幕”,《党史文汇》2002年第3期。 

{18}宋霖:“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考辩(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 

{19}宋霖:“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考辩(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20}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204页。 

{21}《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22}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23}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秩事(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73页。 

{24}郭昌耀:“泸州地区反右倾斗争的前前后后”,《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487—500页。 

{25}《河北省志·农业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26}《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262页。 

{27}王荣森:“60年代初安徽实行责任田始末”,《安徽史学》1999年第2期。 

{28}靳占修:“不堪回首天堂泪”,《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2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30}《达县市北外乡志》,1998年,第114页。

{31}刘俊龙:“耳闻目睹的公共食堂”,《广元文史资料(11)》,1998年,第142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2}高兴文:“西昌县公共食堂情况简介”,《凉山文史资料(12)》,1994年,第38—39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3}刘盛之:“大跃进中的银山人民公社”,《资中县文史资料(15)》,第197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4}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长沙文史资料(7)》,1988年。 

{35}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36}杨发章:“60年代困难的产生与被战胜的见闻记略”,《沙县文史资料(10)》,1991年,第70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7}许际富:“人民公社食堂纪实”,《南江文史资料(10)》,2000年,第108—114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8}张乐天:《告别理想》,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29页。 

{39}《河北省志·农业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40}梁耀基:“一位引起毛泽东关注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广东党史》2002年第5期。 

{41}刘桂兰:“刘庄成功抵制人民公社化初期失误的原因与启示”,《学习论坛》,2000年第7期。 

{42}魏绍卓:“农村公共食堂亲历记”,《广元文史资料(11)》,1998年,第140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43}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1页。 

{44}廖凯荣:“我亲历的反右倾运动”,《蓬溪县文史资料(19)》,1990年,第6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45}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46}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47}张法良:“监厨”,《四川烹饪》2001年第2期。 {48}“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9}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50}杨先茂:“四川公共食堂的成立与解散”,《四川党史》2001年第6期。 

{51}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52}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53}《古城村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139页。 

{54}《黄湓村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55}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56}《重庆市农业志综述》,1995年,第97页。 

{57}中共卢沟桥乡委员会:“农村集体食堂的兴起与解体”,《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8}《武都县志》,三联书店,1998年,第619页。 

{59}朱来常:“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形势与为克服困难而作出的努力”,《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60}《田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61}《重庆市农业志综述》,1995年,第101页。 

{62}蒋崇武:《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40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63}李新:“四清记”,《中共党史资料(6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64}《武都县志》,三联书店,1998年,第619页。 

{65}周运来:“周家湾公共食堂”,《营山文史资料选辑(16)》,1988年,第174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66}《云南省志·审判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67}《咸阳市审判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 

{68}《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69}《黑龙江省志·总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70}《当代中国的湖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71}梁先蓉:“对大跃进放卫星的回顾”,《遵义文史资料(27)》,1995年,第192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2}林盛利:“大跃进掠影”,《揭阳文史(3)》,1996年,第161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3}张秀清:“中学时代二件事”,《揭阳文史(3)》,1996年,第165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4}谢卓石:“临高县战胜三年经济困难概述”,《临高文史(12)》,1998年,第37—38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5}蓝云飞:“农村食堂化回忆”,《丽水文史资料(16)》,1999年,第3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6}“一位普通女工与共和国主席同命运”,《湖南党史》2000年第1期。 

{77}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78}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79}王海臣:“我经历的大办公共食堂”,《宁河文史资料(5)》1999年,第159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80}陈首涛:“毛主席派来的调查组”,《湖南党史》1994年第5期。

{81}唐振南:“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44天”,《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82}谢廷杰:“农村公共食堂纪实”,《朝天区文史资料(4)》,1999年,第6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83}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84}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消费与流通”,《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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