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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黄亚生(Huang Yasheng) 韩泰云(Tarun Khanna)

【内容提要】 经济发展的捷径是什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如是说,许多政策专家也赞同。但是与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的印度的比较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是走向繁荣的独木桥。实际上,靠发展本土企业的印度要比因银行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疲软而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国具有长期的相对优势。

  步入任何一家沃尔玛(Wal-mart),你可能不会因货架上琳琅满目的产自于中国的商品而吃惊:从鞋子到服装,从玩具到电器产品无所不是来自中国。但是这种无处不见的“中国制造”的标签却掩盖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商品中几乎没有几件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的产品。实际上,要想找出哪怕是仅仅一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把企业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并非是一件易事。    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型加工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创造,而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替代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但是没有几家本土企业能够跟上这一步伐,造成中国私有制经济成分中未能拥有一家能够与大的跨国企业相媲美的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印度吸引的外资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这显示了国际投资者们对中国投资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印度作出的有关自由市场改革的承诺所持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这一差距也是关于这两个国家的海外侨胞故事的写照。中国拥有一个庞大而富裕的海外侨胞团,长期以来,这些海外华人一直急于帮助自己祖国,而且其投资也得到热烈欢迎。然而印度的海外侨胞,至少是直到最近,其成功受到憎恨,因此也不太情愿向印度投资。新德里曾对其海外侨胞以及整体上的外商投资不抱有希望,转而为本土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营养的环境。  在发展本土企业的过程中,印度成功地推出了一批能够与欧洲及美国的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而且,许多这些企业属于最先进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在去年公布的福布斯世界年度最佳200小企业排行榜中,印度有13家企业入选,但中国大陆仅有4家。    不仅如此,印度还为支持其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印度的资本市场运作要比中国的资本市场运作更有效更透明。另一方面,虽然印度的法律制度仍有不少缺陷,但是仍然要比中国先进不少。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的未来主要力量。两个国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公认中国走在发展的快车道上,并且相关的经济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印度发展速度”,这一贬意的暗示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人口增长速度的说法,可能将会成为历史。当然就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它的重要数据而言,印度仍然无法与中国同日而语。    然而,统计数字只能反映出故事的一部分即宏观经济故事。在微观层次上,事情并非这样,印度在每一点上显示出了与中国同样多的活力。    印度主要依赖有机成长,能够更充分利用其资源,并选取了一条比中国靠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更具持续性的道路。“印度能否超越中国?”从而也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到可笑的问题。如若事实能够最终证实印度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政策专家如何从整体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译 / 刘东岳)

迫在眉睫

  印度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而中国采取的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折射出两国政治体制的鲜明对比:民主体制的印度及非西方民主体制的中国。当然,两国不同的发展策略也有其历史上的渊源。于1949年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私有制,并且很快地付诸实施。虽然现今中国已经走在其自由市场改革的第三个十年,仍然需要与那一时期的遗风作斗争。刚刚过去的针对关于官方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而引发的争议就反映了这一遗风的影响。    然而印度的社会主义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的目的并非在于摧毁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减轻资本主义诱发的各种社会弊端。它主张公有部门要在经济中占有“领导高度”,一种由俄国革命者列宁首次提出并被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广泛使用的说法。然而,它并不能阻止企业在国家的长手触及不到的地方繁荣开来。    微观经济层次上看,中国的发展反映出其历史上的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在对外改革方面,中国的胆子比较大,步子也放得比较开。但是却对本土私有企业的发展设置重重法律上的和管理体制上的限制。实际上,仅仅在4年前,中国的本土企业才争取到与外资企业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已开始享有的同等宪法保护。据国际金融公司的一份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期,20多种行业,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和营利最多的经济部门,譬如银行业、电信业、高速公路、铁路等,仍然将本土私有企业拒之门外。    当然,对私有企业设置这些限制,其目的并非在于防止中国企业同外资企业竞争,而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免受本土私有企业的冲击。在过去的20几年里,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改革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其对那些最大的行业比如中国电信的控制。

竞争巨人

中国

印度

人口(2002)

12.8亿

10.5亿

人口增长率(2002)

0.87%

1.51%

婴儿死亡率(2002)

27(每1000个成活出生婴儿)

61(每1000个成活出生婴儿)

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1990-2000)

9.6%

5.5%

外商直接投资(2001)

442亿美元

34亿美元

贫困人口(2002)

10%

25%

劳动力(1999)

7亿6百万

4亿6百万

住宅电话及手机(2001)

247.7部每1000人

43.8部每1000人

海外移民数

5千500万

2千万

  出处:《CIA World Factbook 2002》(华盛顿,中央情报局,2002);《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伦敦:Profile Books,2002);《World Development Reference CD-ROM》(华盛顿:世界银行,2002);财经时代。

   同时,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的措施保护这些行业免受竞争的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无数的中国私有企业以各种方式试图冲破这些对其发展设置的重重限制,但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有的企业将自己注册为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也即所有的资金来源于个体,企业的管理也是私人管理),但是一旦政府机关出现资金短缺而试图攫取企业财产时,这些企业家将会发现自己卷入一场名份纠纷战中。有相当几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就是以这种方式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2000年的报告总结道:“因为长期以来的偏见及错误的观念,私营及个体企业在政治上享有比较低的地位,并且受到一系列的政策上的以及管理体制上的歧视。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不一致的。”    对本土私有企业设置的限制却使得外国投资者成为最大的受益方之一。我们仅从一个例子便可了解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背后所获取的巨额回报:1992年,在中国企业里拥有股权的外国投资者的收入只有53亿美元,可现今已高达220亿美元。(这些资金并不一定流出中国,通常是被再投资于中国。)

富豪成为英雄

  对于后殖民时期民主的印度而言,以牺牲本土企业的发展而使外国投资者获取巨额利润的作法是行不通的。例如10年前安龙(Enron)公司与Maharashtra省协商建立一个价值29亿美元的发电厂,激发了争议。最终虽然项目进行了,但是这是在经过对外商投资及其在印度的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达几年的辩论之后才进行的。    当中国在为其本土企业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时,印度却采取措施为自己的本土企业的发展创造舒适的发展环境。在过去的10年里,新德里已经放弃其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的作法。虽然印度的私有化进程极其缓慢,但是印度政府已经放弃其对长途电话服务的垄断;逐步降低一些费率;政府机构也得到精减;一些部门已经对私人投资及海外投资开放。    印度企业家和自由企业因此而繁荣发展。以下例子便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远东经济评论最近对亚洲知名企业进行了调查,该问卷调查涉及到10余个国家的2500多名企业总裁及专业人士。受调查人就企业的整体领导管理表现按照1-7分的标准给予评定。结果显示,印度企业所获的平均分遥遥领先于该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实际上,只有两家中国企业获取了相当于可以名列印度前10名企业的分值。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所有的印度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而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却有相当显著的国家成分。    在这些知名印度企业中,有的是真正的创新企业,最著名的要数荣登远东经济评论调查榜首的Infosys;其它的企业是印度老企业新成立的子公司。例如作为一家知名汽车配件生产商及通用汽车的主要供给商的Sundaram汽车公司,是T.V. Sundaram集团(印度南部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集团)的一部分。    印度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企业家们也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尼赫鲁如若在世,他肯定会震惊于印度公众如今对企业发展领头人的敬慕程度。例如56岁的Infosys的创立人摩西纳日亚那经常被当地人比作美国的微软大王比尔·盖茨,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如若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摩西等印度企业家的需要,这些成功的故事将绝不会发生。但是印度的民主体制,企业传统,及其比较完善的法律体制,为自由企业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条件。虽然众所周知,印度的法庭效率极其低下,但是印度实施司法独立。另外虽然财产权并非绝对地受保障,但是相对中国而言,印度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力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在此方面的作法。并且其仍然在总体上保存了英国所遗留的法治。    印度的这些传统及机制,已被证实为印度资本市场的创立及发展提供了极佳的便利条件。尽管仍存在诸多扭曲,但是股票及债券市场整体上来说,能够满足那些具有实在的发展前景和信誉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去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表明,在参与调查的企业中,只有52%的印度企业表示获取资金困难,而中国企业竞高达80%。由此导致印度企业对内部产生的资金的依赖程度要小得多:印度企业资金中仅27%来源于营业利润,而中国企业高达57%。

  印度的公司制管理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摩西的努力,也正是他使得Infosys成为诚实财会的典范并为其他的公司树立了榜样。2000年亚洲Lyonnais信誉安全公司对25家成长中市场经济国家进行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的公司制管理名列第6位,而中国仅位居19位。投资阶层的出现,再加上资金供应商,比如发展银行,其自身也日渐受制于市场力量,提高了印度市场运作的效率与信誉。除了为企业提供规范框架外,印度政府基本上对私有企业没有其它的过多的干预。    与此对比,中国的政府机构仍然是“看门人”:紧控资金调配,严格限制私有企业上市以及获取发展所需资金的能力。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金融市场主要是为了确保其国有企业的生存及发展。这些政策在造就了大量的扭曲的同时,限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及成熟(据广泛声称,中国股票市场总资本超过四千亿美元,但实际上,去除由政府或政府企业拥有的非流通股,价值仅为一千五百亿美元)。这些均归因于落后的公司制管理及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

美元及海外侨胞

  如果说印度已经在一些微观的方面超过了中国,但是为什么印度的优越性还没有从数据上显示出来?为什么两国的GDP的差距以及其它的重要的指标间的差距还是如此之大?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印度的改革发展历史。印度的经济改革至早起步于1991年,比中国的改革开放落后了10余年。除了经济改革起步晚外,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也仅仅是中国的一半,而且,印度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比中国少90%。除此之外,印度的民主体制时常受到其国内种族及宗教冲突的冲击,印巴之间就克什米尔也时常发生冲突等。而中国享受了约二十年的平静,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中国的80%,并且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是否精确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印度得以赶超中国的速度,主要在于其能够有效地利用资金,而中国却无效率,大部分的资金被分配给国营企业。而且,中国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很可能将会拖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后腿。    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的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向前发展时,政府将大部分的资金投资于国有企业。由于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并非是商业上行得通的,给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总额可能高达银行资产的50%。在某一时刻,这些不良贷款需要被消化吸收,要么被勾销(由存款人承担成本),要么是由政府重新注资,也即将资金从其他更有生产力的用途挪用给银行。这些作法可能会严重限制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印度的银行虽然可能不是诚信金融的典范,但是其并没有犯类似中国的大规模的错误。据最近安永(Ernst & Young)管理咨询公司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01年,约15%的印度银行资产为不良资产。这一点表明了印度的经济建立于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非在于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是在于其明天的地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在这一点上,印度正做着更佳的工作。但是印度是否走在一条比中国更光明的发展道路上?许多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答案。然而,手头的一些证据却显示出,印度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可能真的更加明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证据来源于中国自身。    请考察江苏和浙江的发展战略。江苏和浙江是中国的两个沿海省份,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处于类似水平。但江苏采取主要依靠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发展,而浙江却更强调本土企业以及有机发展。在过去的20年中,浙江的年经济增长率要快于江苏一个百分点。浙江也由20年前两省中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个省份,变为如今无疑更富裕的一个省份。    印度很可能很快就会同时受益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未来的几年里,印度将会吸引比目前更多的外资。在将自己的海外侨胞当作外人看待了几十年后,新德里已经张开双手欢迎他们。过去,人们开玩笑地用NRI代指印度的海外侨胞,即“不被需要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现如今,NRI重新指“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可以从今年年初印度政府为印度海外侨胞召开的大会上体现出来,当时有相当一些很有声望的印度海外侨胞出席了大会。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功,部分要归因于历史给其提供的机遇:一支庞大而富裕的海外侨胞。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中国的海外华人。但是,这些资金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带来一个无法预料的后果。来自于香港、澳门、台湾的数十亿资金使得政府不可避免的从政治上推迟其困难重重的内部改革。举例来说,由于外商正在收购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财产,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放慢其私有化的脚步。    直到最近,印度海外侨胞对印度的投资额还不到印度所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的10%。随着印度政府打开大门欢迎其海外侨胞,毫无疑问,这将会使得印度海外侨胞对印度的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虽然印度的海外侨胞不可能像中国的海外华人那样以资金的方式对印度注资,但是印度的海外侨胞拥有相当的知识资本,这种投资可能将会具有更高的价值。    长期以来,印度的海外侨胞以其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企业而著称,在美国的硅谷尤为著名。如今,印度的发展潜力,加之其对自己的海外侨胞所采取的新的态度,不仅吸引了许多印度海外工程师、科学家回到印度,也吸引许多海外商人投资于印度。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给自己赢得了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想必印度也会在其海外侨胞的帮助下成为世界的科技实验室。    中国和印度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整体上来说目前印度还处在竞争的下风,但是在某些关键领域,印度做得更好。这些成功可能会使得印度赶上并且超过中国。如果这将成为现实,它不仅表明发展本土企业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会显示中国所采取的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FOREIGN POLICY 137 (July/August 2003) www.foreignpolicy.com. Copyright 200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责任编辑: 刘东晓(特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