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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赋权:基于一个流动人口社区的住房合作行动研究

许怡 王前

【内容提要】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住房问题上普遍面临多重困境,包括正式住房体系的制度性壁垒、非正式住房体系的高风险性以及社会网络的失效等,但社会组织对该问题的干预路径尚不明晰。基于在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开展的住房合作行动研究,本文提出并运用“合作式赋权”概念作为行动框架,探讨社会组织如何以住房合作为载体,推动流动人口群体以合作互助方式改善物质需求、重建社会关系、激发主体意识与能力,并迈向社会赋权。研究梳理了住房合作从“造血经济”到“合作经济”的转型历程,并从生活嵌入、社群培育和制度构建三个维度提炼出社会组织的实践策略。本文不仅为缓解流动人口住房困境提供了实践参考,也为赋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拓展了想象空间,通过重拾集体性价值和进步维度,恢复其践行公平正义的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①的住房问题长期以来是政府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住房供给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形成了以市场化商品房和政府保障房为主的正式住房体系。②由于户籍制度、支付门槛和住房供给等制度性壁垒,正式住房体系无法完全满足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由工厂宿舍和城中村私房构成的非正式住房体系,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主要选择。③随着群体迁移特征的变化,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也发生了转变。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强,以“打工个体”为主的宿舍居住,逐步转为以“流动家庭”为主的私房租住。④这一转变,一方面让流动人口获得更多的生活自主性和隐私,使其能够以低廉的居住成本,在城市建立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流动家庭需要直接面对政策调整和市场波动带来的相应风险,如各种因素导致的搬迁、租金上涨、租期不稳定等。这种居住处境的边缘性和脆弱性,阻碍流动人口形成长期稳定的生活预期,也让其对有保障的住房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对此,政府连续出台相关政策,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房建设相结合,逐步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和覆盖范围,以满足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需求。⑤有学者从城市融入的角度切入,强调城中村承载着外来人口在城市“落脚”的现实功能,并肯定政策保障在改善住房质量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⑥然而,政策执行和体系完善仍面临资源限制,政策效应的显现也往往需要时间积累。此外,对政策保障的单向期待,容易将流动人口置于被动等待的位置,从而忽视群体自身的主体性。与此同时,以亲缘、地缘为主要人际交往纽带的流动人口群体在迁移到城市地区工作生活后,还面临原有社会网络失效和社会生活原子化的处境。⑦居住空间承载的不仅仅是流动人口的居住功能,还涉及居住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而邻里关系往往是传统居住社区中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⑧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社区的客观居住环境和重构其社会支持网络,具有一定的弥补性功能并可提供实践空间。

  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社会组织如何通过社会干预促进流动社群团结互助,激发其主体性,从而回应其居住困境?这一问题既涉及社会工作领域中的边缘群体赋权,又与近年来兴起的发展性社会工作路径密切相关。基于对社会赋权、合作经济和住房合作运动的文献梳理,以及本文作者在珠三角某流动人口社区开展的住房合作实践,本文意在探讨如下问题:合作式住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应流动社群改善居住条件及重构社会关系的需求?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社区中推动住房合作的实践策略是什么,合作机制如何形成?住房合作行动与个体式增能路径有何差异,如何实现社会赋权的目标?本文期望为相关领域的实践与行动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参考。

二、合作式赋权:一个行动与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合作式赋权”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行动与分析框架,并将其界定为:社会组织在社区情境中,通过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在本研究中体现为住房合作),推动弱势群体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改善自身物质需求,重建社会关系与生活意义,实现意识觉醒与权能提升的过程。这一框架区别于个体式的增能路径,强调更深层次的赋权目标,并与以社会经济介入为手段的社会赋权理论相结合。下文将围绕社会工作赋权理论、社会赋权理论、社会经济以及住房合作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一)从个体增能到社会赋权

  社会工作的赋权(empowerment)理论自1976年由所罗门(Barbara Bryant Solomon)正式提出以来,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理论。所罗门将“赋权”界定为:协助边缘群体减少无权感,增强其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力,获取资源、参与决策、实现自我与社会变革的过程。⑨李(Judith A. B. Lee)承继所罗门的理论取向,强调赋权是一种整体性的实践哲学,主张社会工作者应与服务对象之间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以过程导向的对话、能力建构与集体行动来促成个体与群体的转变。⑩

  该理论自2003年被系统引介至国内学界,逐步应用于妇女、农民工等多个社会工作实务领域。11研究者们结合本土实践经验,提出了不同的赋权路径,如以社区为本的赋权12、家庭本位的赋能13,或是互动式增能14。然而,这些路径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介入的侧重点不同,其所达成的目标大多停留在较浅层次的个体式增能上。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赋权”的概念通常被分解为三个要素:能力的增加、权利与机会的获取、自我效能感的提升。15但在既有的实务干预中,能力的增加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往往表现为提升服务对象对自身的调适与对环境的适应,权利与机会的获取则常常被简化为社会工作者单向给予服务并链接资源。至于所罗门所强调的参与决策、实现社会变革等深层次的赋权目标,却较少在本土化的实践中有所体现。大多数打着“赋权”旗号的社会工作介入仅停留在个体式增能,而缺乏对弱势群体所处之不平等权力结构和社会权利缺失的关注和介入。有学者指出,赋权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能力、权利和权力三种视角,但三者并不必然互斥,而是蕴含“权能辩证”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应该在发展潜能的基础上,提升弱势者的权利和权力意识,继而打破不公平的权利和权力结构。16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其失权的处境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其制度性身份。户籍身份限制了流动人口享有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体现在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住房贫困不仅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年复一年的城市居住生活中难以构建起新的身份认同并真正融入城市,同时也间接地作用于随迁子女的学业,进而导致阶层的再生产。17可以说,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贫困的表现。18这种权利的缺失对于老一代的流动群体也许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具有更明确的定居城市的意愿,因此也会产生更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寻求改变的倾向。19

  不管是从权能辩证法看待赋权的概念,抑或是从流动人口的现实困境出发评估其需求,个体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局限性已显而易见。因此,面向流动人口的赋权实践需要从个体增能转为集体取向,才有可能移除该群体所面临的权利和权力障碍。这一转向与赖特(Erik O. Wright)的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理论相契合。社会赋权理论探讨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增加民众的社会权力,探索迈向社会主义的多元途径;它主张增强社会力量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形成不同于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的社会结构。20有学者归纳了社会赋权理论的若干特征,这些特征与社会工作赋权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层次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一是重视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回应了权力不平等、边缘化等社会结构问题;二是强调经济民主,将民主、参与等原则引入生产、交换、使用、分配等经济环节中,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具有修复社会关系的功能,重视社群培育,将自利、理性的市场关系转化为合作互助关系;四是认同本地文化的价值和内生动力。21在实践中,社会经济则是通向社会赋权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社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社会经济,或称合作经济22、团结经济23、社区经济24,是主流市场以外的另类经济实践。这一实践模式根植于19世纪欧洲的工人合作运动,并伴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危机而重新获得关注。25就组织形式而言,社会经济包含了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公平贸易、社会企业、集体所有制经济等多样化的实践形态。26这些实践的价值理念均指向以人的需要为中心,通过集体合作、民主参与、互助团结与环境关怀来创造公共性与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反对追求狭隘个人利益和利润导向的经济模式,重视隐藏于经济背后的社群关系,并提倡通过互助合作与民主参与的方式增强民众对经济活动的掌控感,达到生活模式的改变。基于以上特征,社会经济被认为是实现社会赋权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由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参与推动的社会经济实践被置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脉络之下,即强调服务对象的优势与潜力,提供社会投资,如投资人力资本、发展小型企业、提供小额贷款等,以促进他们参与社区生活及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由于城市和农村社区需求及情境的差异,社会组织推动两类社区合作经济的实践路径有所不同。在农村,社会组织推动合作经济实践始终以资产建设为核心。乡村社区的土地或文化遗产为合作经济的开展提供了基础。社会组织为开展合作经济所要做的是识别、挖掘和利用闲置的集体资源。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中心”)在云南和广东两省乡村开展的社区经济项目,正是此类合作经济模式的代表。27在这类乡村社区经济项目中,我们也看到了合作经济本身所具备的赋权和增能效果,如绿耕中心在云南某村落通过培育村民生态种植合作社,在改善社区经济的同时,增强社区的文化认同,实现经济赋权;28绿耕中心在广东从化的乡村旅社项目,通过培育妇女合作组织,实现妇女经济赋权,并促进妇女从劳动合作走向生活合作。29

  相较而言,在城中村及工业形态的流动人口社区,社会组织和流动社群缺乏可调用的社区物产、公共设施、生产资料及人力资本,因此必须通过教育、知识和技能共享、组织建设、搭建网络等手段,以更主动的姿态去生成合作的资源。目前,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社区推动合作经济的实践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依靠个体技能资源的合作生产,如“木兰花开”的女工合作工坊30、“鸿雁”的家政工社会企业31、“绿色蔷薇”的女工社会企业32等;二是依靠城市资源的消费合作,如“同心互惠”的旧衣商店33等。两者皆不同于农村社区依赖集体资产的合作逻辑。相较于生产合作,消费合作更贴近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现实困境,具有更强的问题导向和发展潜力。而住房需求,则是流动人口在城市消费需求的重中之重。

  尽管社会经济被赋予了推动社会赋权和社会变革的重要使命,但在其推进过程中,合作组织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例如:组织内部不规范、成员参与程度和利益分配不均、公平原则与效率之间存在冲突、市场适应能力不足,等等。34但这些讨论大多基于农民合作社的样本,对于城市边缘社区合作经济的探讨则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已有研究对于培育社区合作组织的共识是:外部支持是关键性因素,这一因素甚至关系着合作社在中国的前途。35而来自社区之外的、成熟的公益社会组织能够扮演这一关键角色。

  (三)住房合作运动的历史演变

  住房合作在历史上常常指代合作建房,意指集体成员或公民个人组织起来,基于民主参与的原则,以非营利的方式运作集资建房的行动。36在欧洲,合作性住房的筹建、分配、日常管理往往通过住房合作社或住房协会运作。住房合作社是一种互相帮助、共同建房的非营利性团体,属于集体合作性质;它以建房资金融通、储蓄、建设和管理一体化解决住房问题。37住房合作社房屋的兴建资金和维护修缮费用均由合作社成员集资(含贷款)获得,社员通过委员会民主决定社区事务,住房交易也多限制在合作社内,交易价格受到政府管制。

  英国是住房合作运动的起源地,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成立了第一家民间的住房合作社;到了1874年,首部《住房协会法》的颁布标志着民间合作住房组织得到法律认可。38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的住房协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战后城市住宅问题的不断加剧,加之私营租赁市场的萎缩,住房协会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拨款和政策支持。目前,英国(主要是英格兰)的住房协会数量超过1300个,总住房存量达290万套,为600多万人提供住房服务。39然而,住房协会规模的扩张也导致部分大型机构日趋商业化,淡化了社区服务、住户参与和社会动员等传统核心价值。40在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住房合作社出现于20世纪初,由民众集资共同发起,而政府主要通过立法、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土地优先购买权等方式鼓励住房合作社的发展。41以瑞典为例,早期的住房合作社又称为租户所有制合作社,由租户组织合作发起瑞典合作住房联盟。该联盟作为大型合作社,与在地的小型合作社合作开发新住房项目,住房所有权由租户业主及合作社按照特定比例共同所有。租户业主如要退出合作社,可在市场上出售其股份,但购买者须获得合作社其他成员批准,以避免投机行为。42

  如今,欧洲、北美的主要国家分别拥有数千家住房合作组织,住房存量从数万到上百万不等。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住房组织与欧洲住房联合会2012年联合发布的报告,全球共有22个国家拥有住房合作社;在挪威、瑞典、波兰等国家,合作社住房占其全国住房总量的15%—20%;在某些城市,如挪威首都奥斯陆,合作社住房占比高达40%。43可见,住房合作社制度及其实践模式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成为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的重要方式。此外,亦有学者指出,住房合作不仅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的弥补,还是一种促进民主化和社会转型的路径。44在参与住房合作社内部管理的过程中,居民能够通过志愿工作发展个人技能、组织技能,拓展与他人合作的经验及社会关系等。45

  在国内,住房合作社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住房紧缺问题,住房合作在各地兴起。1986年,上海市二轻局玩具公司组建了我国第一家住房合作社——新欣住宅合作社46,随后沈阳、武汉、昆明也先后组建住房合作社。有学者将我国曾经存在过的住房合作社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出面组织的住房合作社;二是群团组织出面组建的住房合作社,如温州市总工会于1980年组织各企业单位工会联合建造职工住宅;三是企业单位牵头组织的住房合作社;四是居民自发自愿组建的合作社,如武汉市的常码头住宅合作社。47这些住房合作社的资金来源是“个体集资、单位资助、社会单位筹资、国家扶持”,其性质属于单位制时代的福利性或政策性住房,由国家或单位主导建设成立,而非民间个体自发合作形成。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单位集资建房在土地和资金获得途径方面缺乏明文规范,大量破坏城市规划、占用公共用地、腐败和职工矛盾的事件时有发生,遂被国家有关部委叫停。48自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以来,商品房逐渐成为我国住房供给的主导类型,关于合作建房和住房合作社的政策制定和立法均陷入停滞。

  综上所述,住房合作并非乌托邦,其本质是低收入群体为满足其居住需求,在市场住房与公共政策性住房之外,藉由集体合作方式另辟的路径,其类型既包括合作建房,也包括合作租赁。49在满足其居住需求之外,住房合作本身也蕴含着社会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如互助合作、民主参与等。因此,如同其他形式的社会经济实践,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推动住房合作实践,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他们对于自身居住空间的话语权和自主权,重建社会支持网络,是一种赋权取向的社会工作介入。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城市流动人口社区开展住房合作实践并无具体的行动指南。此前的经验大多集中于农村地区的生产性合作,偶见于城市社区的消费性合作。因此,基于上述关于社会赋权、社会经济和住房合作运动的概念及要素,我们将本研究定位为以合作式赋权为框架的行动研究,以此探索一种在特定情境下开展的、未经检验的社会干预实践模式。

三、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目标是生产实践性的知识和方法,用以回应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50有别于实证主义取向、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本研究属于另一种研究范式,即实用主义取向的实践研究——前者基于科学和理性,认为科学知识和方法可以指导一般化的实践,后者则强调从实践过程的经验、智慧和技巧出发,生成实践所需的知识体系。51在流动人口社区中,由于实践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干预活动无法依赖所谓“科学”“理性”的专业知识。这类实践要求的知识类别是一种“实验中的智慧”,能够帮助实践者逐渐认清现实、提出框架并引导实践。52

  在流动人口社区开展住房合作实践正是一项社会干预的探索,是一个没有操作手册、没有可参考经验的实践过程,因此我们把它界定为实用主义取向的行动研究探索。行动研究指的是,在特定社会关系脉络、社会位置情境和社会环境结构下,对自身行动及其影响进行的自我探究。53行动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行动与研究相结合,行动者的行动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反思的依据;54被研究者不再是研究的课题或对象,而是研究的主体。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因为被研究者同时也是行动的参与者,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智慧贡献给了行动,在行动中生产知识,与已有的行动框架对话并构建出新的行动方向。因此,行动研究也被认为是开展赋权社会工作的最佳选择。55

  行动研究也是一种反思性的实践,它包含“行动”与“反思”两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既有“行动中的反思”,56又有“对行动进行反思”。57有学者将行动研究的操作步骤归纳为四阶段循环模型——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58以及五阶段循环模型——诊断和界定问题、行动规划、行动规划的推动、问题的再评估、总结经验和学习。59不管是哪种模型,研究者都应在反思和总结经验后调整计划,进入行动研究的下一个周期。可见,行动研究是一种实用主义取向的行动及研究方法,它不限定行动的框架,而是引导行动者在复杂且不确定的情境中去探索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案,并从中生产出实践导向的知识。

  我们开展的行动研究依托于一家名为友邻公益服务中心(化名,以下简称“友邻中心”)的社会组织,该组织自2018年开始运营住房项目。友邻中心设立于珠三角的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亦是城中村社区),该社区毗邻某大型工业园,园区内集聚了上百家外资或合资工厂,产业覆盖广泛。许多工人在工业园区内工作少则数年,多则十几年,流动性相对较低。截至2021年7月,工业园区的常住人口为12.55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多达10.5万人;园区内共有四千多栋出租楼和五万余套出租屋,分布在四个城中村社区,非户籍的社区居民多依赖市场化的租房方式满足其居住需求。友邻中心从2016年开始在该区域面向当地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设立了社区学堂和公益图书馆,定期开展社区文化活动、随迁儿童阅读活动等。

  回顾友邻中心从2018年开始运营住房项目至2023年两个住房合作社进入平稳运营期的五年历程,整个住房合作实践的行动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承包分租项目,即通过从本地房东手中承包整栋出租屋再分租出去获得利润,为机构的公益服务积累资金。当时启动该项目的初衷是为了给机构“造血”,实现机构非营利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这一阶段的承包分租行为理解为一种行动前期的探索,为后续组建住房合作社积累经验。第二阶段始于2022年年初,也是本项行动研究的开端。此时友邻中心刚从本地房东手中新承租了一栋出租屋,筹备成立住房合作社,而本文第二作者亦开始在友邻中心全职实习,因此得以正式参与首个住房合作社的运营工作。该住房合作社的组建是按照一个理想化的行动框架开展的,工作团队在完成招募和开社仪式后便将合作社交由社员自主运营,但在半年时间内就陷入了资金亏损和社员大会制度形同虚设等困境。面对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工作团队开始进行反思,并与合作社社员共同探讨住房合作社的运作方式、民主管理制度、社长角色职责和公共资金模式等问题及应对策略。此阶段为行动研究的第一周期。第三阶段始于2023年年初。基于第一周期的试错经验以及经由反思生成的新知识,工作团队调整了行动框架,重新将组织培育工作纳入重点,并组建了第二个住房合作社,在此过程中与合作社社员保持密集的互动以不断改进运营方式。此阶段为行动研究的第二周期。

  在行动过程中,作者持续地进行反思性记录,积累了大量文本资料:工作日志、会议纪要、财务表、合同文件、社员面试记录、对合作社社员的访谈及线上群聊记录等。除了亲身参与的行动研究之外,对于早期友邻中心运作的承包分租项目,以及在结束实习工作后住房合作社的后续运作情况,作者亦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及文献分析法进行了补充性的资料收集。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承包分租项目的发展历程和运营情况、住房合作社项目的早期思路、相关人员对前两者的看法等。下文将对整个行动研究的历程展开详细介绍。

四、从造血经济到合作经济:住房合作实践历程

  (一)承包分租项目:为公益服务造血

  2018年,友邻中心筹资承包工业园区城中村的出租楼,通过房屋分租获取收益,为机构的免费公益类活动“造血”和“输血”。这一项目也被机构界定为“社会企业项目”,意指其营利的目的是实现某些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目标,而非在经济上的获利。事实上,在项目开展初期,机构负责人周亚60曾认真考虑过如何加入“合作”的元素,比如组织租户共同管理、分担楼栋日常事务。然而,由于租户们没有合作的概念和经验,且受到市场观念的影响,觉得付了租金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服务,导致当时住房合作社的设想未能付诸实践。于是,友邻中心采取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来运营承包分租项目:其所承包的四栋楼,均以单套租金和水电费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对外出租;其中一栋楼的临街铺面被改造为儿童阅览室,该空间在接下来的几年成为友邻中心开展公益类儿童、妇女服务工作的主要场地。

  在经过初期的空置亏损后,承包分租项目从2019年起开始盈利。表1汇总了这四栋楼从2020年至2023年间的营收情况。如该表所示,除第4栋楼外,其余三栋楼均实现了盈利。四年间,友邻中心承包分租的总营收额为8.5万余元。

  在管理方面,友邻中心将其中三栋出租楼的主要维护工作交由两位工友负责,一位负责维修、抄水电表、收租、记账,每月补贴800元;另一位则负责楼栋的卫生清洁,每周一次,每月每栋补贴150元。扣除住房维护方面的人员和硬件支出后,承包分租业务的每月平均收益在2000—3000元。2020年到2022年,尽管有大量流动人口持续涌入工业园区的城中村,出租屋价格不断上升,但友邻中心并未上涨租金。

  承包分租项目为友邻中心带来了经济收益,在使得机构工作人员积累住房租赁经营经验的同时,也激发起了他们对住房合作的想象——既然机构运营可以获取收益,那么通过合作社组织流动人口,也可能探索出一种较少依赖外部资源、可持续的合作住房模式。起初,周亚对这种合作住房模式的构想是:以机构的名义承租整栋楼并招募“合适的人”成为社员——社员需要具备合作的理念,遵守合作社的运作规则,而后交由社员集体承租;社员以楼栋承租的成本价满足居住需求,并以合作互助、民主议事的方式完成空间维护和日常管理;友邻中心早期是推动内部民主议事机制的协作者,随后可逐步退出。这一理想化的构想成为本项行动研究第一周期的行动框架。

  (二)组建福街合作社:探索与波折

  基于上述构想,友邻中心在2021年年末从本地房东手中以每月10000元的租金承租了一栋位于福街(化名)的自建房(表1的第4栋),并开始确定房屋租金和招募社员等住房合作社前期准备工作。在租金定价方面,友邻中心以承租成本价确定房屋租金,而没有像此前的承包分租项目一样设计出租金盈余,也没有对空置房屋的损失作预算。在社员招募方面,友邻中心早期的构想是招募那些认同“合作互助、民主管理”理念的人作为社员,而不是为了低廉的住房价格,在集体事务中“搭便车”的人。因此,在确定入住意愿后,友邻中心安排了面试环节,以筛选出合适的社员。截至2022年3月初,社员招募完毕,共有18户流动人口家庭入住该楼栋,自此,福街住房合作社(以下简称“福街合作社”)成立运行。

  从2021年年末到2022年4月,友邻中心工作人员龙桦是该项目的负责人。根据他的描述,福街合作社的开社仪式办得很热闹,几乎全部社员都参与了活动分工。在每月的社员大会及其他规则的确立环节,社员们大都不吝发表意见,积极讨论。在合作社成立后,邻里互动和互助也很频繁,比如社员之间互借维修工具、帮助邻居搬卸家具、自发摆放绿植装饰楼道空间、浇水维护天台花园的花草等等。当时参与开社仪式的其他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都与龙桦有一致的感受。

  然而,这种积极的邻里互动随着友邻中心工作团队的退出很快消失,合作社内部的其他问题开始不断出现。不足半年时间,合作社的运营便陷入了困境。社员大会制度沦为摆设——既无人主动召集会议,也无人愿意轮流承担社长职责(社员普遍视之为负担);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洁无人处理;天台花园的花草已枯死,部分社员占用天台种植葱苗等;社员之间几乎没有互动。内部民主制度的瘫痪也让楼栋的硬件设施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由于该楼栋是本地房东为出租获利而快速建成的,导致楼栋墙体因夏季暴雨渗水、用水高峰期水压不足等问题频发。面对这些问题,社员们没有选派代表同本地房东沟通解决,而是延续个体租赁的习惯——将友邻中心视为“二房东”,等待机构包办。

  然而,最迫切的问题是福街合作社的资金亏空。福街合作社的租金定价模式起初并未考虑房屋空置的亏损风险,运营的收支平衡取决于一楼铺面出租的收益(预估月租金1500元),社员承担的房屋租金总额未能覆盖实际成本——18户社员房屋总租金共计9120元,楼栋承租成本为10000元。当一楼铺面未能如预期出租时,合作社便开始出现财务赤字。除了租金定价本身的问题外,合作社的理念宣传还过于强调“利益共享”愿景,而忽略了“风险共担”责任,导致社员缺乏共担风险的意识和准备。在此情况下,友邻中心只能用承包分租项目的收益填补合作社的资金缺口。

  (三)改进福街合作社和组建顺街合作社:反思与行动

  福街合作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让工作团队不得不对住房合作社的构想和实践进行反思。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推动合作社社员学习和认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呢?福街合作社项目的思路是“先找房,再找人”,即先由友邻中心承包下楼栋,再交由招募来的社员集体承租,但并没有设计具体的实施细则以落实集体承租和风险共担的责任转移。能否执行“先找人,再找房”的思路,直接让社员集体看房和承租,以跳过前面的环节?然而,综合考量组织协商难度、城中村住房市场竞争等现实因素,这一做法难以执行。工作团队最后决定从资金模式和责任归属两方面加以改进。

  第二个问题是,构想中所期待的“合适的社员”究竟能否通过面试筛选出来?回顾福街合作社社员的面试过程,龙桦说:“我没有淘汰过任何人,不是我们在选择他们,而是他们在选择要不要入住(合作社)。虽然合作社(房屋)租金很低,但里面空调、床都没有……他们对合作社的理念也没什么特别关注和了解。”在后续的实践中,工作团队不再执着于“筛选式面试”,而是注重“对话式面谈”和共同行动,以明晰合作社的理念和社员权利与义务。

  最后的问题是,友邻中心工作人员作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协作者,如何在介入和退出之间把握恰当的分寸呢?机构既要防止过度介入导致合作社产生依赖性,又要避免过早退出导致合作社溃散。在难以划定明确时间节点的情况下,工作团队需要持续觉察自身期待对社员行为的潜在影响,细致观察社员之间的互动状态与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特别需要辨别初期热烈而短暂的互动,和日常生活中持续而稳定的交往,后者更能反映社群内在的凝聚力,也是合作社制度得以运行的基础。

  在实践反思的基础上,工作团队决定重新介入福街合作社,采取分段解决的策略回应前述问题:在集体议事前,工作人员先逐户走访,完整了解社员的意愿和态度;在与本地房东协商沟通解决硬件设施问题后,工作人员又召集社员集体讨论资金模式改善方案,并决定将未能出租的一楼铺面改造为公共活动空间,租金由机构和社员分摊;借着公共空间改造的契机,机构重启了社员大会制度:一方面推动社员以集体劳动、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了空间清理、地面硬化、墙面粉刷等工程,另一方面围绕公共空间的用途和使用规则进行集体商议。

  在对福街合作社的运营模式进行反思和改进后,2023年3月,友邻中心又租下一栋位于顺街(化名)的楼房,并于当月完成8户社员的招募,成立了顺街住房合作社(以下简称“顺街合作社”)。不同于福街合作社,顺街合作社采取了更具灵活性的资金模式,在租金定价、押金退还方法、公共资金设置61、水电费用定价四个方面进行细化和改进,为合作社的独立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奠定基础,并强化了“合作社由社员集体承租”的性质。

  除了资金模式的变化,顺街合作社社员也采用了不同于福街合作社的轮值社长制度。每户按房号顺序轮流担任社长一个月,所有社员轮值完毕后,再由社员大会讨论是否进行调整。在开社仪式上,工作团队详细讲解并公示了该资金模式和财务状况,并和社员商定此后每月社员大会均进行财务公开。社员们共同确定了首任社长、轮值顺序和公共卫生清扫规则。通过制度的改善和工作团队的协作支持,顺街合作社社员的集体合作逐步显现。比如,首任社长使用公共资金,组织社员安装监控以提升居住安全性,修整台阶以方便老幼出行,并在天台增设晾衣架以满足日常所需。在后来的社员大会中,有人提出增设遮雨棚和充电桩,以解决电动车停放和充电不便的问题。经过多位社长持续推动和社员们共同出力,遮雨棚和充电桩顺利建成。除了集体参与,社员之间的日常互助也十分频繁,如互赠食物、帮忙照看老人或孩子、交流招工信息等。当然,合作社内也不可避免会出现邻里矛盾,但这些问题通常能以民主议事的方式进行协调与化解。

五、住房合作实践经验探讨

  通过对社会组织推动住房合作实践历程的梳理,我们展现了住房合作社从无到有的实践困难和可行性,以及其在应对流动人口住房困境方面的独特价值,也呈现了一些反思性的经验。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也在于转化为更具普遍性的实践策略。我们归纳出推动住房合作实践这一行动框架的三个维度——生活嵌入、社群培育与制度构建,并提炼出每个维度所采取的具体策略。

  (一)生活嵌入:关系网络与经济机会

  社会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无论何种组织形式都需要将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使其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而非服从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逻辑。62在缺乏集体资产、居民生活原子化的边缘社区,以住房为切入点的合作式赋权需要嵌入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生成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所需的信任关系及物质基础。这一实践过程包括构建关系网络和发现经济机会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构建关系网络。社会组织需要将自身融入社区的社会网络,在日常互动中与居民建立起基于互惠与理解的信任关系,为后续的合作经济实践构筑合法性基础。在进驻社区之前,友邻中心已依法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在进驻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渐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工作人员梁珺回忆道:“刚开始那会儿,来参加活动的人很少。旁边店铺的老板和路过的行人都觉得这地方是搞传销的。”信任是在生活场景中通过日复一日的交往逐步建立的。在常规服务之外,友邻中心十分重视其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认为“要和服务对象交朋友,才能做好团结工作”。在实践中,工作人员会走访社区居民家庭,探视患病或工伤工友,组织志愿者在机构宿舍聚餐等。具有人情温度的生活关怀和持之以恒的公益服务,提升了社区居民对机构的信任和认同。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使友邻中心在开展住房合作实践时具备了足够的道义声望和行动正当性,并获得了服务对象从精神上到行动上的支持,例如:合作社组建前期,有工友向机构提供可供承包楼栋的信息;福街合作社公共空间进行改造时,具备建筑技能的工友带领社员完成地面铺设;顺街合作社安装公共充电桩时,从事电路维修的工友提供成本价格的设备来源和技术指导。

  第二个策略是发现经济机会,这一点同样关键。对经济机会的嗅觉是指社会组织基于对社区的空间结构、运作机制和居民生计逻辑的深入理解,识别出开展经济实践的需求与资源。在城中村社区,出租屋经济是由城乡分割、人口集聚和集体土地制度塑造出的独特市场形态,是支撑城中村这个有机体系运作的核心构成。出租屋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流动人口对低价住房的迫切需求,同时也蕴含着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实践的经济机会。出租屋市场一般有三类经营主体:本地房东、“二房东”和租赁公司。部分本地房东选择自行出租,价格较低,受到流动人口的欢迎,但这类房源较少。多数本地房东更倾向于将房屋承包给“二房东”或租赁公司,这一委托需求催生出庞大的代理经营网络,“二房东”和租赁公司也成为主要的出租屋供给者。然而,在这个市场结构中,供需双方地位并不对等,流动的外来务工者往往缺乏议价权。随着旧城改造的启动,大量人口的涌入不断推高工业园区出租屋的价格。以兰村(化名)为例,本地房东常常就租金定价达成一致,他们毫不讳言:“‘旧改’之后我们村价格就都涨起来了,村委开会统一涨的。”出租屋租金的上涨导致该区域流动人口的居住成本急剧上升,这也促使友邻中心开展住房合作实践。

  与市场租赁相比,住房合作社具有经济可负担性、居住稳定性以及强化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比较同区域的市场出租屋与住房合作社的租金和电费价格,我们发现,参与住房合作可以为每户社员每年节省租金1800—4600余元,节省电费1200—1400余元,合计每年可节省支出3300—6000余元不等(见表2)。这对于低收入的流动人口群体而言,无疑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降低其居住成本。

  通过构建关系网络与识别经济机会两个策略,社会组织实现了对目标人群的生活嵌入,为开展住房合作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这只是合作式赋权的起点,如何推动参与者将市场导向的租赁经验转化为互惠互利、责任共担的集体合作行动,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关键问题。为此,下文将聚焦于社群培育与制度构建两个行动维度,以此提炼出合作机制得以形成的策略。

  (二)社群培育:持续在场与对话行动

  社群作为一种成员因直接互动而形成联结与责任,彼此互惠与关切的社会单位,能够为社会经济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和运作提供信任和团结基础,降低合作成本。63然而,本项行动研究中的社群培育工作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目标群体的流动特性,流动人口社群常常面临核心成员流失的问题,机构需要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而对于住房合作社,新招募的社员(住户)此前大多未接触过友邻中心开展的服务,因此工作团队仍需重新建立社群关系。另一方面,社员在过往市场化租房经历和工厂劳动节律的影响下,大多习惯于原子化的生活状态,缺少邻里间的自发互动。同时,他们更习惯用原有的惯性思维应对居住空间出现的公共问题,如默认公共楼道的卫生以及设施维护应由房东(机构)负责,并未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主人翁角色。对此,工作团队通过保证持续在场和对话行动两个策略开展社群培育工作。

  社会组织是否持续在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群的凝聚力。所谓持续在场并非指时时刻刻、事事在场,而是指在合作社的日常运作和重要事务中发挥引导作用。在福街合作社成立不足两个月时,工作团队在人力紧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淡出,导致无人跟进社群培育,社员之间的互动迅速冷却。他们回到了只关注个人利益的市场逻辑,将友邻中心视为“二房东”,将其他社员视为出租屋里的闭门邻居。在总结了福街合作社的试错经验后,工作团队对于新建的顺街合作社采取了持续在场跟进的策略,通过创造互动机会、组织集体活动、引导公共讨论等方式增加社员的互动交流频率。

  同时,由于社员此前大多没有合作与互助的意识,工作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对话与行动,促使社员之间建立信任、联结与责任关系。例如,工作人员会有意识地在日常交流中表达对合作社及社员的预期,通过对话来传递合作互助的理念;工作人员鼓励社员使用公共资金开展社内集体活动,比如节庆聚餐;在社员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工作人员既与社员单独沟通交流,也将矛盾事件或新需求纳入制度渠道讨论解决,如在社员大会中共同讨论种菜区域分配、水泵噪声处理等。由于工作人员的持续跟进,顺街合作社社员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频繁的互惠交往模式——串门走动、互赠食物、帮忙照看孩子和老人、在天台乘凉聊天、在微信群中闲聊打趣等。社员间持续的互动会催生出新的需求或矛盾,如关于杀虫剂采买、水塔维修、停车位协调、充电桩安装等。在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会持续地引导社员以集体协商和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需求或矛盾,以此激发社员们采取新的行动模式,社群内部的联结感与责任感也因此被不断强化。

  (三)制度构建:规则约束与关怀实践

  社会经济中的合作互助体现为成员通过合作制度参与协商、表达利益、组织行动,以共同解决问题并回应集体需求。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规则的设计,为组织成员提供行使权利、民主参与、分工决策和共同担责的渠道;二是组织成员对上述权利与责任的行动意愿。

  经过两个行动周期的探索,友邻中心工作团队与社员共同制定了三项制度:资金制度、阶梯续约制度以及社员大会制度。首先是资金制度。该制度主要涉及押金收取、租金定价和公共资金使用。押金收取的安排决定了究竟是社员集体承租还是机构承租。相较于福街合作社,顺街合作社成立后,友邻中心便撤回了所垫付的押金,消解机构作为“二房东”的属性,明确“住房合作社由社员集体承租与共同担责”的性质,社员共同承担招募新社员的责任。在租金定价与公共资金使用方面,工作团队吸取福街合作社的教训,在顺街合作社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相对合适的标准,使每月结余累积的公共资金可覆盖合作社的日常运行支出,并能抵御短期空置的风险。

  第二个关键性制度是阶梯续约制度。该制度通过设定阶段性考察与集体投票,对可能影响其他社员权利和集体利益的成员行为加以约束规范。在福街合作社,社员签订的租房合同采取“6个月-1年-2年”三阶段的阶梯式续约制,每位社员在初始的6个月居住期满后,须通过一次续约大会方可继续居住。参加续约大会的社员需达到半数以上,新社员必须获得到会社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方可续签合同。在顺街合作社,三阶段调整为“1年-2年-3年”。这一制度既强化了社员的公共意识,也体现了他们对居住空间拥有投票权和话语权。例如,有社员因饲养大量宠物,对他人造成困扰,经多轮沟通劝说未果,其他社员最终通过阶梯式续约机制,投票决定不再与该社员续签租住合同,并重新招募新社员。

  第三个保障合作社常规化运营的制度是社员大会制度。这一制度为合作社提供了集体协商公共事务的平台,也是合作社内部民主治理的体现。社员大会制度的规则为:每月由社长组织全体社员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和决策本月社内事务,诸如设施修缮、费用分摊、公共区域卫生清洁、邻里纠纷的解决等;组织选举下一个月的社长。在福街合作社,社员大会平均参会率为41%,平均发言率为35%;而在顺街合作社,社员大会平均参会率为80%,平均发言率为100%。机构在福街合作社运营早期阶段的短暂撤出,影响了社员的参与程度,在重启社员大会制度之后,福街合作社社员的参与率仅保持在中下水平;而顺街合作社的社员参与率则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制度规则只是合作实践的其中一步,如果参与者无行动意愿,那么制度规则将成为纸面文件,民主参与和集体合作难免流于形式。激发组织成员的行动意愿同样面临难题,原因在于,在地方治理逻辑中,流动人口往往不被视为协商的主体,这种结构性的“去主体化”导致他们在社区事务中往往缺乏表达和决策的权利,也因此日渐丧失了行动的意愿。为了激发成员的行动意愿,工作团队最初采取身份动员——基于合作社成员身份的动员,比如邀请社长老梁参与新社员面谈、社员阿万指导修缮合作社电路等。然而,仅仅通过身份动员,不足以真正激发社员的主体性,他们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配合。基于此反思,工作团队将住房合作社重新定位为一个生活场域,并采取关怀实践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社员情感与物质关怀,以此激发社员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福街合作社社员陈词为例,他长期独自在外务工,妻儿留在老家。在某年的高温假返乡前,工作人员从捐赠物资中挑选出几件儿童衣物送给他。这一关怀举动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陈词返岗后,不仅主动和工作人员分享其工作生活近况,还在后来合作社资金制度调整时积极表达意见,并被推选为新一任社长;在之后的会议中,他主动提出工作人员应适度“放权”,以发挥社长的实际作用。

  无论是制度规则的设计,还是行动意愿的激发,都始终围绕集体合作展开。前者为后者提供渠道、资源与权利,后者让前者得到真正调用而非沦为空文。在顺街合作社,社员围绕水泵噪声管控、公共充电桩使用等具体问题,对资金与空间规则展开讨论。社长阿磊感慨道:“花自己的钱就没那么复杂,花公共的钱好难做决定。所有公共区域用品都要投票?多少钱以下可以由社长直接决定?”在反复的争议、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社员们感受到了对城市居住空间的自主权。他们将闲置的天台改造为多功能公共空间:用废弃砖石砌筑长凳,铺设电线及照明设施,以供社员纳凉和休闲交流;增设可移动桌椅,用于节日聚餐;在围墙边缘设置泡沫箱,可以种植蔬菜。打工十多年并经历过多次搬家的陈词表示:“这里有点像家的感觉。以前租房时,房东时刻提醒你是租客,墙上随便打个孔都不行,一定要经过房东允许,否则可能被计较,甚至扣押金。而在这里,总有人提醒你是主人……我可以自由挂窗帘、装灯,不需要事事征求同意。”

  周亚曾这样描述道:“流动人口甚至决定不了门前垃圾桶的摆放位置。”这一表述或许不够严谨,但确实反映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处境。然而,在住房合作社,作为社员的流动人口不仅能够实现邻里互助关切,协调利益冲突,也能够借助制度化渠道表达意见、行使权利,并通过集体合作改善居住环境。在此意义上,住房合作社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实践,实现了合作式赋权所预设的目标,使流动人口通过集体合作应对边缘处境,在户籍制度、住房市场等既有结构的间隙中迈向社会赋权。

六、结论

  本文通过行动研究说明,住房合作实践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流动人口群体的住房困境,也为推动社会赋权提供了想象空间。这一介入模式为流动人口抵御市场租赁风险、强化社会支持网络、提升社区参与感和行动能力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参考样本。当前,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政策强调“民生”导向,将城中村改造作为提升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的重要途径。但在较长时间内,城中村仍将是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的主要途径。社会组织开展住房合作实践,仍具有行动空间和社会价值。即便未来城中村改造完成,保障性住房供给充足,社会组织的合作式赋权策略对于促进社区团结和公共参与,依然可供参考。

  依托合作式赋权框架,本文从生活嵌入、社群培育和制度构建三个维度对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提炼,将社会赋权理论的部分观点具体化为行动策略,从而补充学界关于赋权和社会经济的研究。一方面,社会组织需要采取生活嵌入策略,即构建支持性的关系网络并识别和挖掘社区经济机会;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需将流动社群视为积极的行动主体,将个体化的行为模式转化为集体合作。这个转化过程包含社群培育与制度构建两方面。前者通过持续的介入协作,以及不断的对话与行动,将孤立的成员转化为具有联结与责任感的社群,为集体合作提供信任与团结基础;后者对应规则约束与关怀实践并行的策略,通过支持性和约束性的规则设计及日常化的关怀行动,为集体合作提供制度渠道和行动意愿。通过上述行动框架,合作式赋权回应了个体式增能项目在应对边缘社群权能不足、社会权利缺失时所面临的困境,并摸索出一套情境化的行动策略,重拾赋权的集体性价值和进步取向。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本项行动研究虽根植于住房合作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但同样受制于研究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既有经验材料所提炼的实践策略,本文解释了住房合作社如何在特定阶段实现集体合作和赋权,但长期维系集体合作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从无到有的构建和转化要更为复杂。近期的回访观察显示,受周边工厂大量裁员、拆迁步伐停滞等外围环境变化的冲击,住房合作社的运作状况出现了显著衰退:社员大量流失与更替,新旧成员信任断裂,合作社的价格优势减弱。同时,受不可抗力影响,友邻中心的核心团队已撤出该社区,对社群的培育和对社员的支持随之削弱,加剧了合作社的萎缩。在宏观结构性力量的冲击下,作为微观社会经济实践的住房合作如何形成内在韧性,这是本研究未能充分回答的问题。或许这也提示我们,在现实情境中推动一种替代性经济实践,既要面对行动者自身的困惑与局限,也要面对结构性制约,行动者需要不断回应实践中涌现的多重张力。因此,无论是住房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还是合作式赋权的实践策略,都不是一种既定的模式,应将其视为一种开放的探索过程——在不断变化的场域中,试图寻找更符合公平与正义原则的行动方向。


【注释】

①本文的“流动人口”均指涉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及随迁家庭成员,不包括在城镇与城镇之间流动,以及由城镇迁移至农村的人员。

②李国庆、钟庭军:《中国住房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社会效应》,载《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4期。

③范剑勇等:《居住模式与中国城镇化——基于土地供给视角的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④魏万青:《居住模式与“用工荒”:兼论城市住房政策的调整》,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中国政府网,2025年7月28日访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25号),中国政府网,2025年7月28日访问。

⑥王晓莹、刘林平:《落脚城市: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还是下层阶级的捕蝇纸》,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⑦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⑧周微、黎熙元:《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中国流动人口治理的空间效应》,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⑨Barbara B. Solomon,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⑩Judith A. B. Lee,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12姚进忠:《社区为本: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赋权路径建构》,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3焦若水:《家的复归与赋权:农村社会工作整合发展的文化基础》,载《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14郭娟、韩晓燕:《流动人口子女及其服务者的增能:以“大哥哥大姐姐计划”为例》,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5徐立娟等:《赋权增能与系统建构:社会工作介入教育扶贫的经验反思——以H大学云南省S村暑期教育项目为例》,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6彭宗峰:《走向重塑权能:empowerment含义的反思性诠释》,载《天府新论》2022年第2期。

17黄建宏:《住房贫困与儿童学业:一个阶层再生产路径》,载《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6期。

18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19郭于华等:《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第124期(2011年)。

20埃里克·奥林·赖特:《真实乌托邦》,黄克先译,新北:群学出版社2015年版。

21张和清:《迈向乡村振兴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绿耕经验的理论反思》,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22“Promotion of Cooperatives Recommendation, 2022 (No.19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ccessed on Jul. 28, 2025.

23伊桑·米勒:《团结经济:主要概念和问题》,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24J. K. Gibson-Graham et al., 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25何宇飞等:《社会经济:一种共享发展的可能路径》,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9期。

26钟秀梅等:《社会经济在中国(下)》,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潘毅等:《社会经济在香港——超越主流经济的多元性实践》,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27同注21。

28同上。

29张和清等:《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30《“木兰花开”12载:每一朵生命之花都有独特芬芳》,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每日电讯”,2025年7月26日访问。

31刘佳璇、丁睿:《在这里,她们从家政阿姨做回自己》,中工网,2025年7月26日访问。

32《深圳表情|从“她说”到“我想”,深圳女工的面包与玫瑰》,澎湃新闻网,2025年7月26日访问。

33彭训文:《旧衣服也能成宝贝》,人民网,2025年7月26日访问。

34唐丽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不规范现象研究》,载《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黄胜忠、徐旭初:《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严海蓉、陈航英:《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35邓衡山、王文烂:《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现实检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农民合作社?》,载《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

36朱亚鹏、肖棣文:《中国的合作建房运动:特征与逻辑》,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0期。

37常永胜:《论我国房产金融体系中的住宅合作社》,载《财经研究》1996年第9期。

38汪建强:《欧洲国家发展非营利住房组织的做法值得借鉴》,载《经济纵横》2014年第1期。

39“How Many Housing Associations Operate in England in 2025?” Axxco, accessed on Jul. 26, 2025.

40A. Purkis, Housing Associations in England and the Futur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London: Baring Foundation, 2010.

41同注38。

42“Housing Cooperatives in Europe,” Housing Europe, accessed on Jul. 26, 2025.

43“Profiles of a Movement: Co-operative Housing Around the World,” Cooperative Housing International, https://www.housinginternational.coop/wp-content/uploads/drupal/Profiles%20of%20a%20movement%20final%20web%20ISBN.pdf, accessed on Aug. 13, 2025.

44J. D. Barenstein & M. Pfiste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 Social Movement: Housing Cooperatives in Uruguay,” Built Environment, 45(3), 2019, pp. 382-397.

45C. Leviten-Reid & R. Campbell, “Volunteer Roles and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An Examination of Nonprofit Housing Cooperativ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47(4), 2016, pp. 464-480.

46李泽旭等:《中国第一家住宅合作社正式诞生于上海》,新浪网,2025年7月26日访问。

47同注37。

48方敏等:《发展住房合作社的经验与启示——基于西方国家的模式与我国的初步实践》,载《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4期。

49合作建房受制于制度性障碍,本文所探讨的住房合作实践仅限于合作租赁。

50古学斌:《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载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1何国良:《久违的实践研究:创造社会工作学的路向》,载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52郭伟和:《在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对西方社会工作两种实践模式及其认识论基础的评析》,载《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3期。

53杨静、夏林清(主编):《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4张和清、尚静:《社会工作干预与中国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研究——以绿耕项目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55同注50。

56D. A. Schön,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 68.

57H. Altrichter, P. Posch & B. Somekh:《行动研究方法导论——教师动手做研究》,夏林清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58S. Kemmis, R. McTaggart, The Action Research Planner, Geelong,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8.

59G. Susman, “Action Research: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in G. Morgan (ed.),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p. 95-113.

60为保护隐私,本文中出现的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61公共资金主要来源于租金盈余和电费结余,其用途分两类:一是运营金,用于日常事务如硬件修缮、设施添置、节庆聚餐等;二是风险金,用于弥补住房空置带来的亏损。

62潘毅等(主编):《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3同注20。


责任编辑: 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