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市镇研究
傅春晖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突破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步入21世纪,中国先后经历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①,标志着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以及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持续聚焦城乡发展格局。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几个阶段城乡关系的不断推进有着一贯的主题,是对“城-镇-村”三者进行空间布局,这与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核心关注是一脉相承的。
众所周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费孝通在收录于《乡土重建》的两篇文章——《乡村·市镇·都会》和《论城·市·镇》中就对这个问题展开系统讨论。他提出“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两者以市镇为中介,既“相成”又“相克”。②在其理论框架中,市镇是理解传统中国城乡关系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
当然,费孝通对市镇问题的关切并非心血来潮,早在写作《江村经济》时,他就把市镇当作重要的调查对象,希望“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③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创作了英文作品《茧》。该书以一个乡镇中设立的工厂为背景,揭示了“工业下乡”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在魁阁时期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深化了对市镇议题的思考,《禄村农田》正是循此脉络考察在市镇发展背景下,“不在地主制”对农村金融关系影响的研究。
因此,上述收录于《乡土重建》中的两篇有关市镇的论文,其实是费孝通对于之前有关市镇问题所做思考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未来研究的序言。遗憾的是,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一研究构想未能得以实施。他不无遗憾地说:“从乡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所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寻求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④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开展的小城镇研究正是这个计划的延续,他提出:“市镇要不要做?一个镇怎么建设,是个专门问题。”⑤
需要指出的是,市镇研究并非费孝通的一家之言,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它是一个有着明确理论和实践指向的研究领域。遗憾的是,就市镇研究这一主题而言,目前中国所有社会学史的著述均未将其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专门论述,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对影响中国社会学市镇研究的理论缺乏系统性认知;其二,正因为缺乏理论认知,使得相关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只能依附在其他研究脉络之中,市镇研究常以社会调查、社会工作、乡村建设、社区研究等不同形态,零散见于社会学史各类主题章节中;其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市镇的“消失”是另一重要原因,这导致中国社会学史一度面临着市镇和市镇研究的“双重消失”。
目前学界对于市镇问题的阐释大多来自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不过,随着近年来对学科史的深入挖掘,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市镇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重要性。已有研究指出,市镇是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基因。⑥总而言之,在中国社会学传统所理解的城乡格局中,市镇及其城镇化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维度。在县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城-镇-村”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历史维度纳入当代城乡研究的框架中,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学理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市镇研究进行回顾就是一场寻根之旅。
二、历史中的市镇及其相关研究
需要明确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市镇并非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社会形态。不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在研究市镇问题时,都会以欧洲的市镇为原型或者重要参照。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此有过非常重要的讨论,即认为市镇只是西欧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它孕育了城市,但最终会被其取代。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中世纪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有乡村化的倾向,城市要挣脱乡村的束缚,还需要市民社会的发展。⑦后来西欧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沿着从“城市乡村化”到“乡村城市化”的道路进行。当然,经济只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维度,市民阶层的出现才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标志。在这一判断上,韦伯和马克思是一致的。
在韦伯(Max Weber)的支配社会学框架里,城市作为“非正当性支配”类型的自由共同体的起源,与单纯的城市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韦伯看来,市镇不过是“市场中心及典型市区工业的所在地”,它只是工匠、商人等汇集的“市场聚落”,未必能发展成城市“共同体”(Gemeinde)。只有纳入政治范畴,城市才会发展出独特的政治与行政制度,即 “一个特别的市民身份团体的出现”。⑧这个市民团体建立在共同誓约的基础之上,“同盟者”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不再受到封建制上下等级之间的义务束缚,从而使其能够从领主或君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以相互援助的契约取代封建制下以受保护换取服从的契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契约的性质。由此出现的公社(commune),才从根本上将城市与一般意义上的市镇区分开来。
与此不同,新大陆的美国一开始就以市镇(township)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首批抵达北美的清教徒带着母国颁发的特许证,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起一个个定居点,并以这些定居点为基础发展出一个个完整的自治社会。⑨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市镇独立于教会和行政组织,天然具备社会契约的性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即以法语中的“公社”来称呼这种市镇。于是,市镇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居民出于关心自身而参与公共事务,从社区建设、法律实践和行政经验中生发出眷恋故乡的感情。⑩
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诞生也与市镇的转型与发展密切相关。被誉为“美国农村社会学之祖”的巴特菲尔德(Kenyon Leech Butterfield)认为,随着城乡关系的剧烈变革,农村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庸,农民传统的乡村生活理想不断消解,公共意识越来越淡薄。在他看来,扭转农村衰败的途径,就是重新建立类似于新英格兰市镇的“合作共同体”,在居民中培育稳定的合作精神,以此打破彼此的区隔而实现乡村整体进步。11同为乡村生活运动主导者的加尔平(Charles J. Galpin),最早将这种思想以操作化的方式运用到具体研究当中。在《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报告里,他分析了构成“农村基本社会-经济单位”(the fundamental socio-economic rural community unit)的条件,并且为这个社会单位创造了一个新名词——“borough”(市镇),将围绕市镇形成的复合型地理与社会关系界定为“rurban”(乡镇),这正是所谓“乡镇主义”的思想源头。12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市镇研究。
反观中国,诚如韦伯所言:“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13然而,倘若认为韦伯提供一条适用于所有文明国家城市化的既定发展路线,则极易落入 “逆向反证法” 的陷阱。14即便是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发展历程也并非完全遵循由小城镇向大城市发展的路线。中国更是例外,自南宋至 19 世纪中叶,中国城市人口占比甚至呈现下降态势;人口向乡村区域集聚,恰恰是大量市镇形成的结果。15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市镇兴起于宋元时期。从起源来看,中国的市镇确实没有“政治特点”,其生成主要受经济因素驱动。当然,就具体形态而言,各地市镇互有差别,特别是明清以来,地区性的差异愈发明显。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市镇经济存在三大变化趋势:一是伴随着全球化贸易影响的不断深入,市镇日益表现出“超层级”和“跨区域”的特点;二是部分地区出现“一田多主”和“不在地主”现象,市镇经济逐渐具有金融化色彩;三是交通运输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市镇的分布形态,基层市场逐渐趋于消亡,交易活动向更高层次的市场转移,高层次的市镇逐渐演变为现代贸易中心。16
中国市镇的起源和发展固然主要由经济因素驱动,但是如何进行管理对行政系统提出了挑战。宋代以后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取消了乡里一级的基层政权,州县成了空架子,这个空间逐渐被市镇占据,随着市镇不断发展,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之增大,加大了地方治理的难度。后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乡镇一级政权和镇管村的体制,实际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
市镇最终演变为一级行政单位,是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双重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在地方认同上,以清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为代表,各地大量编纂乡镇志,地方民众以“镇”或者“镇人” 进行自我标识,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已经逐渐出现,而且“很少有市镇纯粹用市场体系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范围”。17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对于地方自治的推动倒逼各市镇迅速划定自己的自治区域,这个过程中不乏“有意强化、制造甚至窜改‘固有之境界’的事实”。18随着新政策的实施,保甲制逐渐被警区、学区和自治区所取代,最终由1928年颁布、1929年修订实施的《县组织法》确立了区乡制,从而完成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划”。19
另外,从宗族、礼仪、文人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演化脉络来看,市镇同样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华南地区,宗族甚至发展为具有法人(corporation)属性的团体,对家族中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规制;20宗族还以地域联盟的形式出现,对地方社会治理产生结构性影响。21在市镇中,宗族常以整合周边村落的 “复合宗族” 形态存在,往往将宗祠设在集镇而非村庄内部,由此实现对市场的管理和控制。22而针对江南地区的相关研究指出,以市镇为中心的祭祀圈,以及由县、乡、社构成的信仰圈结构,不同于城市所要求的社会自立与自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官僚制国家的结构特征。23
总而言之,中国市镇的发展展现出一条独具本土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更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曲折历程。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市镇研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命题。
三、他山之石:市镇研究的理论来源
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市镇研究并不纯粹是理论研究,其诞生之初经常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期间,就建立了很多以市镇为中心的实(试)验区,它们与大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大都成为所属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基地。这些大学和相关机构以市镇为中心来开展教研工作和社会服务,背后有着明确的理论和现实关怀。遗憾的是,这段学术实践尚未在既有的社会学史研究中得到充分重视。
要理解这些研究与实践,就必须将其置于当时学术思潮的脉络中展开深入剖析。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学市镇研究的兴起与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团体的乡村建设实践密切相关,并先后受到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和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接续影响,围绕“乡镇共同体”“自然区域”“村镇社区”等概念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乡镇共同体”与“社区制图”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最早以市镇为对象的研究与实践之一。1926年,许仕廉接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后,就一改步济时以社会服务(social work)传播基督教的办学理念,致力于“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24然而,他最初没有找到适配中国本土场景的具体研究路径,直到1928年聘请杨开道到燕京大学任教并共同展开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区建设之后,才接触到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市镇研究。
杨开道承袭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他在美国求学时的导师之一就是巴特菲尔德,并深谙加尔平的学说,清河的各项调查与试验即以此为理论指导。清河试验区的范围包括清河市镇及周围四十个村庄,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分属于北平、宛平和昌平三地,其工作范围和行政区域的“错位”完全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在杨开道看来,农村社会应该是一个区域里面的人们的“自然的共同的结合”,他直接借用了加尔平提出的“乡镇共同体”(rurban community)概念来为之命名。25
针对乡镇共同体的边界界定问题,杨开道进一步展开理论的探讨。他认为,巴特菲尔德所倡导的“合作共同体”,只有在“心的接触”和“社会同情”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而这种桑梓之情或地方观念(community consciousness)的培养只能在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内进行。考虑到“山川的形势”和“交通的便利”,这个范围大致来说是按最常用的交通方式计算半小时路程的地方社会(thirty minute communities),“所以理想的许多农村,应当是六角形细胞那个样子的”,而事实上的农村社会,更像是“天然的细胞”那样的不规则多边形。26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人们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对于燕京大学早期市镇研究的贡献,民国学界已有明确的认识。例如,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就指出:“燕京许仕廉、杨开道诸氏的《清河调查》,可比美国之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27当然,清河试验并不是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翻版,许仕廉、杨开道是带着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对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理论进行选择性吸纳。作为一项社会学的试验,清河研究和实践在当时并非孤立的,而是深受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1934年前后几年中,许仕廉、杨开道、张鸿钧等作为燕京大学清河试验区的代表,积极投身正在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乡村工作讨论会、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重要的乡建组织中。
杨开道在后续对中国乡约制度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乡治”的历史维度,意在为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探寻历史根基。在他看来,历代乡约中,“吕氏乡约是一切乡约的源泉”,其重要特色是“以乡为单位”,因为“乡”是社会的自然单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党社会”就是一种地方共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乡镇共同体或者市镇社会就是当时实施乡约的恰当单位。此外,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吕氏乡约和当时的社会理论比较契合。杨开道指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项约文,与共同利害(common interests)、相互倚赖(inter-dependence)、社会交通(cocial communication)、社会互助(mutual aid)等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非常接近,甚至具有社会契约的色彩。因此,他倡导的乡约,与在清河实验区开展的经济合作、教育服务、社会建设等一系列实践并无实质上的差别,都是在官府命令之外探索建构地方共同体。28
当时受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家还有金陵大学的乔启明,但其相关贡献在既有社会学史叙事中并未得到足够关注。早在1924年,他就发表了一篇针对南京附近一个市镇区划的文章《尧化门社区制图》(Mapping the Rural Community of Yao Hua Men)。29在他看来,中国的乡村社会既非“乡下”“乡里”这些日常话语表达的漫无边际的宽泛概念,也不同于政治、法律所规定的县、区、乡、镇等行政单元。中国最典型的乡村社会是以市镇为中心形成的:市镇是“乡民惟一的交际场”,人们通过“赶集”“上街”等活动,融入共同体生活、开展共同合作。因此,区划法呈现的,就是在这个“自然区域”内,所有的事业和利益聚集到一起的倾向。30
乔启明的区划法主要受到康奈尔大学农村社会学家桑德森(Dwight Sanderson)的影响,桑德森的学术思想则承袭自加尔平。加尔平提出,界定乡村社会的标准要综合考虑学校、教堂、医院和“交易圈”的辐射范围,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分工合作和社会团结的“总和”构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单位。31桑德森用统计学方法,实现了社区制图(the social topography)思想的操作化,他将交易圈、学校和医院的辐射范围、社交娱乐和宗教活动的界限等分别画到同一张图上,提供测算这些圈层的中线或者众数线,这条环线内的区域就是一个特定的农业社区。32乔启明将这套理论运用到中国乡村研究时,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转化。他通过走访熟悉当地情况的绅董、商人、小学教员以及有经验的农民,先后绘制出南京附近的尧化门、淳化镇等市镇的乡村地图,并以此作为农业推广、农会组织和乡村建设的“自然界限”。
总之,不管是燕京大学清河试验中的“乡镇共同体”思想,还是金陵大学以乔启明为代表的“社区制图”方法,都受到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影响。正如阎明曾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受到美国社会学发展的阶段性影响。她认为,1935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大致对应1905年至1918年之间的美国社会学,这恰恰是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逐渐产生影响力的阶段,其主要特点包括:“一是信仰社会的自然法则;二是坚信社会进步;三是注重社会改良;四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观。”33很明显,中国社会学的市镇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潮流中应运而生,并且在初创阶段便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无论是核心概念建构还是理论框架搭建,都堪称典范。
(二)人文区位学影响下的市镇研究
市镇研究受到的第二波影响来自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早在1929年,许仕廉就指出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的生活史研究和人文区位学对社会学教学具有借鉴价值,34在同时期其他研究中,他多次引介派克(Robert Park,又译帕克)和孙末楠(William G. Sumner)的思想和理论概念。比如,1930年发表于《社会学界》年刊(第4卷)上的《社会生活的心理基础》一文,许仕廉通篇介绍了派克和伯吉斯(Ernest Burgess)合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的部分重要章节。鉴于《社会学界》年刊的影响力,人文区位学理论至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中得到广泛普及。在此基础上,借着1931年赴美学术访问之机,许仕廉促成了1932年秋派克来华。
在派克离开中国后不久,许仕廉就退出学界。在此之前的一篇对清河试验区的总结性文章里,他已经开始熟练地运用人文区位学的理论来阐述观点。基于在华北地区开展的广泛调查,他发现各地经济区域都由作为经济社会中心点的“镇”及周围的村庄共同组成,而这些经济区域并不一定与政治区域重合。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然区域(naturel area),而后者是人造区域(artificial area)。在自然区域里,诸如河北青苗会、山东义坡会、山西渠会这类根据“社会生活之实际要求”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发挥着“无形政府”的作用,倘若强行以县或区这类行政单元为载体推进乡村建设,不但容易破坏这些社会组织发挥功能的条件,而且势必“造成人民之反抗与革命”。因此,乡村建设的首要工作就应该是划定地方经济区域,其依托的科学方法为“境地法”(the ecological method)。35
许仕廉离任后,对派克来华学术活动的总结工作便交给了燕京大学其他师生,最终以“燕大社会学会”的名义出版了《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吴文藻为之撰写导言。该书收录派克的论文、讲义、著述简目以及以师生“学记”为主要内容的著述,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对于人文区位学的接受过程和理解程度。值得指出的是,燕京大学师生一开始就注意到加尔平的学说对派克的影响。派克在讲课时经常提及加尔平的《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并认为这份研究为“自然区域”概念提供了学理依据。36
在当时聆听派克讲课的师生中,杨庆堃是较为纯粹运用人文区位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曾得到派克直接指导。在该论文中,杨庆堃将邹平市集化为两种类型:基本集和辅助集。基本集的功能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需要;辅助集除具备基础集的功能外,还能满足生活中的特殊需要,可辅助其他简易市集,其范围覆盖了基本集的范围。杨庆堃进一步用人文区位学特有的“自然史”方法分析了邹平市集的兴起、成长和衰落的过程,认为其演变受到“自然”与“社会力”的共同影响。37
杨庆堃的这篇论文受到诸多高度评价,例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就认为其是“我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种的一件件珍品”之一。38这篇论文的英文版《一个华北地区的地方市场经济》(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则得到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的赞赏,认为该研究揭示了地方性、周期性市场作为中国乡村生活基本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39有研究指出,后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基层集市、中间集市和中心集市三层集市体系,就是借鉴了杨庆堃对邹平市集的二分划分方法。40
(三)燕京学派与市镇研究
1935年10月,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应吴文藻之邀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学术访问。众所周知,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所引入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与之前已经传入国内的人文区位学相融合,催生了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相较于派克访华期间,二人仅有数次私下交流,拉德克利夫-布朗此次访华,吴文藻“与之终日相处,先后凡两月”,“谈论辩难之间,大恨相见之晚”。41
事实上,相较于学生们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吴文藻一直对派克及其引领的芝加哥学派保持审慎态度。他认为芝加哥学派不仅不如同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季亭史(Franklin H. Giddings)的行为研究,而且与林德夫妇(Robert Lynd & Helen Lynd)的“中镇”研究相比,“亦觉望尘莫及”。因为他认为人文区位学不过是“一种最新颖的环境论”,既缺乏对社会变迁历程的认识,在调查方法上也远逊于民族学家已经取得的成绩。42
相反,他对功能学派的推崇则毫无保留。吴文藻的学术偏好,最终决定了燕京学派的基本风格。其《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的核心部分几乎是复述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这篇讲词。《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提出:“村落是最适当的单位”,虽然村落社区的外部关系也“应整个的加以研究”,但是从操作层面来看,“村落是面积较小的社区,极便于一二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考察的工作”。此后,燕京学派的诸多学术成果都是以村落为研究单位,根据“拣样精察法”,在“汉族及异族中的各种社会”当中展开研究。43总而言之,燕京学派在学术史上并不以市镇研究为其最主要的特点。
然而,作为燕京学派的重要成员,费孝通很早就意识到:“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44只不过是出于研究“最初阶段”的现实考量。因此,即便在其早期研究中,市镇仍然是重要的观察对象。在《江村经济》中,他详细地分析了商品购销中间人的各种形式,并指出航船作为销售代理人在这一“区位组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还将江村和杨庆堃研究的邹平市集进行比较,认为航船作为一种代销体系,限制了村庄作为初级市场的功能,使得更远的城镇成为初级购买活动的中心,而北方地区的陆路交通方式限制了代销系统的发展,进而限制了其购销区域的范围,这便是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集的重大区别。对市镇问题的持续关注也是他后来写作《禄村农田》一书的缘起。在该书导言中,费孝通写道:“这本《禄村农田》可以说是我那本《江村经济》的续编……当时我就发生了下列的问题: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45由此可见,尽管《禄村农田》仍然是以村庄为实地观察单位,但其问题意识早已超出村庄的范围。
如果说在上述两本著作中,市镇还只是作为村庄的外部关系进行讨论的,那么小说《茧》则直接把市镇设置为故事发生的中心舞台。这份2016年才在“弗思档案”中发现的最新文献,为理解费孝通的市镇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46小说情节本身并不复杂,其价值在于使费孝通在其他著述中提出的概念变得鲜活,让“离地地主”的诸种形象跃然纸上,也使读者对“都市克乡村”有更为直观的印象。从学理层面来说,它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的启示。一是阐明了“传统市镇并非生产基地”这一观点,论证了离地地主的金融性质:他们以地租为资本,从事的高利贷、典当、米行、丝行等经营活动,无不具有金融运作的特征。二是提出改变市镇性质的革新方案,即“在乡立厂”。通过多年来在广西开弦弓村的亲身实践,费孝通认为农村小型经济组织,依然“没有资本来负担现代式生产机关的设备和改良”,因此需要依托“较大区域”来进行生产运销的合作。小说《茧》就是对这个曲折过程的推演和描述。三是揭示乡村进入机器时代之后,村民“生活世界”发生的变化。费孝通意识到,机械生产会给农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结果,大到村庄权威的变动,小到婆媳、夫妻等家庭关系的调适。这些变化真正引发出来的问题是,村民们如何在家户、村庄和作为工厂所在地的市镇之间,建立一套新的伦理秩序。47这种伦理维度的分析恰恰弥补了之前市镇研究中,纯粹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区位分析的缺憾。四是探索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虽然《茧》属于小说文本,但是它兼具传记法(biography)或生命史(life history)的特点,这正是芝加哥学派和功能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共通之处,很适合分析市镇这类流动性更强的研究对象。48
借助这些基础性的观察、描述和研究的铺垫,费孝通后来在《乡土重建》系列文章中探讨城乡关系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对《江村经济》《茧》和“云南三村”研究中相关问题思考的提升和总结。他辨析了学界关于乡村和城市“相成”与“相克”两种观点,49指出传统市镇在城乡关系变迁过程中发挥的消极作用,认为要使城乡关系从现实层面的“相克”转变为理论层面的“相成”,最急需解决的是把市镇的性质由“消费集团”转变为“生产社区”。由此可以看出,从参与姐姐费达生的乡村建设实践,到对开弦弓村开展长期观察和研究,再到后来魁阁时期的研究工作,费孝通对于农村的区位组织、市镇兴衰和乡村工业化的思考一脉相承,也为其“第二次学术生命”时期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四、理论自觉:市镇研究的接续与转型
综上,近代中国市镇研究在短期内先后受到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和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连续三波社会学思潮的叠加影响,取得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受日军侵华战事持续蔓延的影响,不管是清河试验区的工作,还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均遭受重大打击。
难能可贵的是,市镇研究的传统并没有因战乱而中断。除上文所述费孝通的研究外,同时期还有不少与市镇主题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项最为重要:其一,赵承信、黄迪接续清河试验区的工作,开展的村镇社区研究;其二,蒋旨昂任职于北碚乡村建设研究所和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期间,从事的有关乡村社区政治研究;其三,杨懋春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进行关于“集镇区”的研究。可见,不论是在敌占区、大后方,还是海外,市镇研究的传统都得到延续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受诸多因素影响,市镇研究乃至整个社会学学科遭到严重冲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镇研究又以全新面貌重新回归学界视野。
(一)一些重要的接续性研究
首先,清河试验区的后续研究非常值得关注。1938年吴文藻离开北平之后,赵承信接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后续的清河研究便是在赵承信、黄迪、杨堃等人主导下开展。1938年出版的最后一卷《社会学界》,刊发了黄迪的《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是对之前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的反思性总结,运用“村镇社区”的概念来界定清河市镇的区域性角色,可见其对于区位的强调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自觉。从报告内容的来看,黄迪不但根据功能学派的理论对清河范围内的经济、婚姻、亲属、宗教、教育和政治等进行了整体分析,揭示这套系统内部“各方面生活相互牵制的情形”,而且借鉴派克所引述的孙末楠的民风论,强调理解社区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所谓人生问题及其解决,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的目的和手段”,而揭示这目的和手段,正是社会学研究区别于之前农村建设实践的关键之处。50
在其后的《社区与家村镇》一文中,黄迪更是明确地提出中国农村具有“家-村-镇-市”的社区结构特点,如果排除掉具有都市属性的市,他认为镇与周边的村、家共同构成一个“镇村家社区”。51赵承信充分肯定了黄迪对于“村镇社区”概念的运用,他本人甚至更早就提出这个想法,其博士论文已经对中国“村-镇”(village-town)一体性关系进行探讨,在后续研究中,他明确主张,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应该以“市镇及其活动范围内的村落合成的村镇社区为研究的对象”。52
更重要的是,他于1939年7月启动的平郊村社会学实验,推动了清河研究迈入全新阶段。赵承信同样不满于清河试验区成立之后的实地调查,认为其还是以“推动乡村建设工作为主,即是所谓‘对症下药’的意思,缺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53而所谓“社会学实验”,就是用“居住法”“体验法”或“局内观察法”等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方式,一方面分析乡村社会协作的形态,另一方面检验区位法和功能法在中国乡村研究中的适用程度。54
从具体内容来看,平郊村研究可以看作对村镇社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赵承信清楚地认识到,在平郊村,“家庭并非社会合作的唯一单位”,公共事务的运行需要一个比家庭乃至村庄更大的合作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村庄也并非全能而自足。随着“城市力量”的逐渐渗透,村民们甚至“发现了一个比这个村镇(village-town)还要大的世界”。55传统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汇,必然会引起城乡关系的变革。
其次,是蒋旨昂在北碚乡村建设研究所和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时做的研究。蒋旨昂于1930年保送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很快就参与清河试验区的相关工作。大一暑假,他在张鸿钧的指导下参观清河试验区,大二暑假便正式到清河试验区社会股实习。大三秋季学期,正逢派克来华讲学,他负责记录和翻译集合行为这门课程的讲义,这份翻译稿后被收录于《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中。得益于清河工作的便利,他在试验区所辖的卢家村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并在杨开道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卢家村》。该论文秉持乡村建设的思想,并融合了派克讲学时有关集合行为的研究,对卢家村地理、人口、家庭、经济、教育、宗教、休闲、政治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其中对于看青制度、村庄财政等问题的探讨,构成黄迪撰写的清河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56
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蒋旨昂还兼任了清河试验区社会股代理股长,后来经张鸿钧推荐,先后到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深造,并于抗战爆发后辗转回到国内工作。《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一书于1941年由乡村建设研究所出版,该书基于蒋旨昂在歇马场、来凤驿两地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乡是一种社区”的重要观点。相比于早期的卢家村研究,该书大幅度增加了对于社区政治问题的探讨,在当时实行新县制的背景下,深入讨论了保甲制度下“乡之划分”与“自然区域”的交互关系,揭示了基层行政中士绅群体与哥老会乡绅群体与哥老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社会态度”的研究主题下,他对政治生活中民众的“惰性”及其社会影响,以及“间歇政治下义务行政”现象展开分析和讨论,其研究已经比较自觉地进入心态研究领域,和费孝通关于西南地区“消遣经济”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57
在1946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中,蒋旨昂对“乡是一种社区”的想法做了更加明确的“功能”定义:“社区好像是个蛛网,上面的蛛丝,便是社区里各种错综配合、互相作用的制度,而社区之核心便如蜘蛛所在的‘中军帐’。社区核心——无论是地理的还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乡村,是极其显然而易看出其所在的。这种核心大半就是集市场镇。”58而在学科建设方面,他和李安宅一同创办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也推动了基层社会工作“研学训”三合一的试验。59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蒋旨昂还是施坚雅来华调研时的指导老师之一。在到达成都当天,施坚雅就见到了时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蒋旨昂。两天后,即1949年9月13日下午,施坚雅正式拜访了蒋旨昂,向其阐述自己的研究计划;蒋旨昂也向施坚雅介绍了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研究兴趣。施坚雅在日记中写道,虽然蒋旨昂是一位农村社会学家,但是在他接触的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诸位教授当中,蒋旨昂的研究旨趣与他最为相近。60自此,蒋旨昂成为施坚雅在四川调研的导师。施坚雅每两周与其会面一次,并将田野笔记交与其审阅,在调研地点选取、调研材料搜集和调研结果分析上,蒋旨昂为施坚雅提供了近乎是全方位的指导。
最后,杨懋春的研究同样需要置于市镇研究脉络之下重新审视。他一度被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或者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却很少被燕京学派的同仁们提及,其原因是二者在研究的基本关注点上存在分歧。1929年6月,杨懋春在齐鲁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并在毕业以后留校担任乡村社会学及乡村教育学的助教。在当时,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都热衷于乡村建设运动和农业改良运动。这一求学和从教经历为杨懋春奠定了深厚的乡村社会学基础。1930年秋,他进入燕京大学,师从杨开道研习乡村社会学,后经杨开道引荐,参与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主持的乡村建设。辗转工作若干年后,杨懋春于1939年辞去齐鲁大学社会学教师教职,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研究方向为乡村社会学及乡村社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集镇与乡村生活》(The Market Town and Rural Life in China)在桑德森指导下完成,探讨了中国乡村集镇的兴起及功能,以及集镇与周边农村的关系。
杨懋春的学术根基,一方面源自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一脉的社会实践传统,另一方面得益于以康奈尔大学为核心的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体系的系统训练。在使其声名鹊起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一书中,杨懋春提出一个核心观点:“集镇区应该是中国具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他研究的台头村和辛安镇,正是村庄与集镇关联形态的典型案例:辛安镇周边分布着二十余个类似台头村的村落,共同构成一个集镇区。61杨懋春之所以关注集镇的现象,并非单纯出于研究兴趣。在他看来,乡村社会学除了理论研究以外,还是一门应用科学,应该用来“辅导农业推广,改善农民生活”,以此推动乡村建设。他认为,这种实践“最好以一个集镇区为乡村社区而设计进行”。62
总而言之,相比于许仕廉、杨开道、吴文藻等前辈对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和转化,充分吸取“社会学中国化”养分之后的学生一辈研究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开展本土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市镇研究的可能性,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研究。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频繁征引杨庆堃、费孝通、杨懋春等人的研究,便是证明。施坚雅明确指出:“对农村市场的实地调查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63
(二)小城镇:市镇研究的重启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逐渐形成总体性支配的社会格局,城乡壁垒随之建立。城乡之间资源、人口等要素的流动受到约束,乡村活力日渐衰减,主要表现为农村副业衰落、乡土工业消亡,甚至在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老百姓也开始担心粮食问题。随着贩卖活动被取消、供销社体系建立,市镇丧失了商品流通的功能,其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不断弱化,甚至在有些地方都“几乎消失”了。64与此同时,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遭遇波折。由此,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一同经历了市镇实体与市镇研究的“双重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市镇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中止了,该主题在国内外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却取得突破性进展。65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小城镇兴起之际,国内历史学界反应最为迅速、强烈,一时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逐步展开,社会学的市镇研究也进入历史学的视野当中。例如,日本小城镇研究会自1985年起,便与费孝通指导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合作开展实地调研,他们明确地意识到:“社会学家费孝通基于自己1936年以来的学术成果,为这项政策的推进提供了学术基础。”66
费孝通对历史学领域取得的进展保持密切关注。在梳理小城镇调查和市镇研究的学术渊源时,他多次提到施坚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67由此可见,费孝通对市镇的历史延续性是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他说:“小城镇研究是有根的。”68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之前,费孝通就想“寻求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可是因为种种限制而没能如愿。69早在开弦弓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费孝通就“感到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70这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71所以,他对微型研究的反思并不完全始于利奇(Edmund Leach)的质疑,虽然《云南三村》用的还是类型比较法,但他当时已经意识到“它的不足”。费孝通在美国访问期间与派克的女婿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展开学术交流,他们共同“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72
改革开放的时代契机,终于让费孝通得以完成早年未竟的市镇研究探索。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城乡隔离的格局。73小城镇的发展可以看作对传统城乡关系的修复,推动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转变为“城乡连续统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既是重要的空间节点,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乡之间的商贸活动开始活跃,社队企业的发展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市镇问题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费孝通在第三次(1981年)和第四次(1982年)访问江村时,就逐步把农村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密切关系设定为研究的重要主题,接续了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断的学术思考与研究脉络。
一方面,费孝通在江苏历时两年开展集中调研,厘清了小城镇的不同形态。他提出,从苏北到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构成一个连续谱,苏北的小城镇以集市为主,属于集镇的前期形式,但比他在云南等地看到的集市高一层级;苏南地区则“有镇无集”,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共同塑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74另一方面,他对苏南小城镇做了细致划分,并根据功能划分为商品集散型、手工业生产型、政治中心型、文化保护型与交通枢纽型等类型,相较于《乡土重建》中仅区分“衙门围墙式的城”与“由贸易发展而来的市和镇”,类型划分更为丰富。这反映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新面貌,即在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这种变化使得新型的小城镇不同于传统市镇,“它已经冲破了原来只作为农副业产品贸易场地的性质”。此外,他还基于不同地区的调查,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区域发展的类型,认为所谓“模式”就是各地根据不同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采取的不同发展道路,通过聚民为市、集村为镇形成 “多层次的区域结构”。75
尤为关键的是,随着晚年的思想转向76,费孝通对于上述基于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或者说是“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问题”,仅停留在“人文生态的层次”,还没有触及“心态层次的人的研究”。77在后续对《江村经济》所做的重要反思中,他从同样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市镇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微型研究的“综合”不足以阐释“高一层次”的问题,因为“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从根本上来说,微型社会调查的局限,是“文化的层次上的限制”。78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认为,中国的市镇发展与经典社会学理论描述的不同,它既非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形态,也不是市民团体与封建领主斗争的结果,而是在乡村社会中因市场需求而自然发育出来的。在文明比较的视野下,中国的市镇确实是独树一帜的。按照钱穆对于中国社会所做“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的类型划分,市镇是“乡镇”的典型代表。79从生产形态上来说,市镇是农业和工商业的连接点,是勾连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关键节点。从社会层面来看,市镇兼具“静态”与“流动性”,它既具有基于地方性伦理结构的稳定性,又可以包容“江湖”中异质性甚至匿名化的身份群体。从政治层面来看,它是教化与控制在观念和实践上相互博弈的重要场域,并且是近代以来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从精神层面来看,市镇则兼有“人境”的世俗性和接近“山林”的自然性。80这种文明底色决定了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市镇研究的基本取向,影响了相关学者对于具体理论倾向的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投身乡村建设的实践形式。
当然,即便在当时,市镇研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与思考。例如,《中国农村》的同仁们不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本身是失败的,而且在对“市集制度”的具体分析中认为农民是因为入不敷出以及迫切需要货币才被迫进行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市集只不过是农产品的中转站。当地有势力的地主豪绅作为中间商人,往往与都市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通过对商业资本的操作,运用“预卖制”等手段盘剥农民,使得农产品价格“表面上似乎是自然的趋势,实则无非全是商人的操纵”。因此,作为农村市场组织的市集制度,实际上“残留着很浓厚的封建色彩”。81
另外,在农民合作与乡村工业化等议题上,很多学者对本文前述相关研究持保留意见。费孝通曾寄希望于在“一个合作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小型乡村合作组织与整个乡村工业都能得到“必不可缺”的“外国援助”。82《中国农村》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合作运动,其实就是“农贷”的别名,本质上是“集团的高利贷”,信用合作只不过是银行家们用来“统制”农产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手段,长此以往农产品的价格会完全被他们操控,而华商银行开展的农贷业务,实际上很难摆脱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控制。吴景超提出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以及倡导的“都市中国”,与许仕廉、杨开道等早期燕京社会学学者“以农立国”的基本立场则完全相悖,由此而引发的围绕费孝通《人性与机器》一书的争论,更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
总而言之,从外来理论的引介,到成果丰硕的本土研究,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市镇研究展现出一套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完整历程。它先后吸纳各种理论资源,随着一代代学者接续研究,最终达到自觉的程度。这个历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秉持 “从实求知” 的原则逐步实现的。然而,因为学术史写作的惯性,市镇这一研究主题在已有的学术史脉络中尚未得到系统梳理。本文致力于厘清市镇研究的核心概念和主要议题,并认为市镇在中国社会学史中具备标识性概念的价值。
正因如此,尤其需要辨析市镇研究与社区研究这两种社会学传统之间的异同。学界普遍认为,由布朗来华引入的人类学功能学派与之前已经传入中国的人文区位学相结合,催生了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这一判断大致没错,但其中也有孰轻孰重之别。本文认为,受人文区位学影响更深的是早期燕京社会学学者,尽管吴文藻对人文区位学并不太认同。然而,对早期燕京社会学的有限接受,并不意味着燕京学派对于人文区位学的整体拒绝。对于人文区位学的看法,吴文藻、费孝通等师生之间略微存在分歧。
而对于人类学功能主义,一众师生都推崇备至,甚至可以认为,对人类学功能主义的接受与熏染,才是燕京学派真正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早期燕京社会学与燕京学派在接受的理论传统上有明显的区别:早期燕京社会学主要承袭美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和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而燕京学派主要受到人类学功能主义和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的影响。83
换言之,用“社区学派”或“社区研究学派”来概括燕京学派并不恰当,因为社区研究也可以不用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范式。84不过,本文意在强调,对于中国社会学史而言,重点不在于考察市镇研究的学者与燕京学派的共通之处;恰恰相反,需要辨别的是二者形成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背后被燕京学派的光芒所遮蔽的重要学术传统。
最后,关于市镇问题的讨论对于当下的研究和实践具有以下两点启示。第一,从研究层面来看,乡镇有必要成为县域研究中的一个中间单位。乡镇既具有相对于村庄的超越性,又不失县域社会的乡土性,对其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85当然,从市镇研究的视角来看,对于乡镇的研究不仅仅是将乡镇作为行政单位,而且是把乡镇看做“城-镇-村”连续体中的一个自然单位,甚至是具有跨区域性质的共同体。86第二,从实践层面来看,小城镇是县域社会空间分布的重要节点,在对县域经济进行规划时,需要关注“自然城镇化”的社会聚集区,这些区域甚至包括县域中的一些“边缘地带”,它们同样可以为农民提供“扎根”的场所,关键在于如何将其精准地识别出来。87这些小城镇的建设,既能够防范人口向县城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也能够规避打造典型村庄引发的马太效应。建设小城镇不是为了承载知识分子“社会试验”所引发的乡愁,而是要助力因人口自然回乡而势必推进的乡村振兴。88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
②费孝通:《乡土重建》,载《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③费孝通:《江村经济》,载《费孝通全集》第2卷,第87页。
④费孝通:《乡土重建》,载《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26页。
⑤《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71页。
⑥傅春晖:《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载《社会》2020年第1期。
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⑧[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⑨[英]R·C·西蒙斯:《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朱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1—43页。
⑩[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
11陈烨广、王楠、侯俊丹:《心态与共同体:试析巴特菲尔德的农村改革思想》,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Kenyon L. Butterfield, The Farmer and the New Da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9, pp. 122-141。
12Charles J. Galpin, The Social Anatomy of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Madiso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15.
1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8页。
14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
15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60页。
16许檀:《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17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2页。
18同上,第69页。
19王福明:《乡与村的社会结构》,载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9页;[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的镇董——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载[日]森正夫(主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丁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
20[法]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8页。
21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175、325页。
22[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23[日]滨岛敦俊:《江南的聚落、社区与农民共同关系》,载《社会》2007年第3期;[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22、224页。
24许仕廉:《燕大社会学系教育方针的商榷》,载《燕大周刊》第104、105期(1926年)。
25杨开道:《农村社会》,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40页;杨开道:《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载《农业周报》1929年第10期。
26必须指出的是,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构建的“六边形模型”,通常被认为受到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理论的影响。然而,克里斯塔勒的理论创建于20世纪40年代,晚于杨开道借鉴加尔平的研究而构建的理论模型。有研究指出:“据说施坚雅在1960年代撰写相关论文时开始并未引用克里斯塔勒的研究,而是经编辑提醒,才将相应出处加入文章。”赵大琳:《从村庄到市场: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的华西社会学背景》,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27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3页。
28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5、43、68—70、83页;狄金华、侯冬意:《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载《社会》2022年第4期。
29《乔启明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30乔启明:《乡村社会区划方法》,载《农林新报》第70—71期合刊(1926年);乔启明:《乡村服务者应认识自己所在的乡村社会》,载《农林新报》第277—279期合刊(1932年);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版。
31杨开道:《农村社会》,第22—23页。
32《乔启明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
33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34许仕廉:《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与步骤》,载《社会学界》第3卷(1929年)。在此文中,他称“human ecology”为“社会环境学”。
35许仕廉:《中国乡村建设之最低工作单位讨论》,载《申报月刊》第2卷第20期(1933年)。
36燕大社会学会(编):《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北平:燕大社会学会1933年版。
37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燕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34年。
38[美]马林诺夫斯基:《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页。
39Yang Ching-kun, 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wping Hsien, Shantung, 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4.
40张青仁:《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从模式争论到立场反思——对杨庆堃和施坚雅集市研究的比较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1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
42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研究》第80期(1935年);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4—78页。
43[美]拉德克里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2期(1936年)。
44同注③,第73页。
45费孝通:《禄村农田》,载《费孝通全集》第3卷,第1—3页。
46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47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载《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15—122页;费孝通:《复兴丝业的先声》,载《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48—160页;杨清媚:《城乡关系及其现代化:对费孝通〈江村经济〉与〈茧〉的比较》,载《社会》2021年第3期;凌鹏、孟奇:《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载《社会》2023年第1期。
48赵丙祥:《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载《社会》2019年第1期;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49李金铮:《“相成相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50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载《社会学界》第10卷(1938年)。
51黄迪:《社区与家村镇》,载《燕京新闻》1939年11月4日,第9版。
52赵承信:《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之建设》,载《社会学刊》1937年第3期;岳永逸:《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载《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岳永逸、熊诗维:《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载《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53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
54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载《燕京社会科学》第1卷(1948年)。
55赵承信:《作为社会学实验室的平郊村:一个北平郊区村庄居民在解决相似和共同问题中的社会协作过程》,载《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3期。
56蒋旨昂:《卢家村》,载《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57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4、19、30、71、87、97、123页。
58蒋旨昂:《社会工作导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0—91页。
59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86—119页。
60G. William Skinner, 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Sichuan Fieldnotes, 1949-1950,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and William Lavel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 6.
6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5—186页。
62杨懋春:《乡村社会学》,台北:编译馆1970年版,第10—11、73—74页;傅春晖:《基于集镇的乡村社会:杨懋春的农业社区研究》,载《学海》2021年第2期。
63[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56页。
64费孝通:《重访乡村》,载《费孝通全集》第8卷,第48—74页;费孝通:《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载《费孝通全集》第9卷,第459页;费孝通:《再谈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载《费孝通全集》第9卷,第470—471页。
65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66[日]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第10页。
67不过对于施坚雅的研究,费孝通并不完全认同,他在讲到“异文化”研究“进不去”的缺点时,就指出:“研究他人社会的人类学者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而无法真正进行参与观察。对于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外国人类学者来说,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等西方优秀的人类学者可以说是一群被西方承认的‘中国通’的人,但是他们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西方也常被认为代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载《费孝通全集》第16卷,第57页。
68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载《费孝通全集》第11卷,第54页。
69费孝通:《乡土重建》,载《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26页。
70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载《费孝通全集》第11卷,第55页。
71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载《费孝通全集》第10卷,第199页。
72同上,第199页;同注70,第38页。
73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74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载《费孝通全集》第10卷,第358、401、404页。
75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浅谈》,载《费孝通全集》第15卷,第5、166、172页。
76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载《社会》2017年第2期。
77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载《费孝通全集》第14卷,第60页。然而,费孝通坦言对于人文区位学还“没有学通”,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补课札记》。他指出,派克人文区位学的核心是把人文世界分为生物、经济、政治、道德四个层次,其研究就是要揭示生物人发展成道德人的社会过程。因此,人文区位学与心态研究、位育论都没有本质上的矛盾。费孝通:《补课札记》,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96、107页。
78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费孝通全集》第15卷,第258、268、278页;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524页。
7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转引自傅春晖:《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载《社会》2020年第1期,第119页。
80同注⑥,第120页。
81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7期(1935年);孙冶方:《财政资本底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12期(1935年);冯和法:《中国农产物的原始市场——产地贸易关系的分析》,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薛暮桥:《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载《中国农村》第2卷第7期(1935年)。
82费孝通:《禄村农田》,载《费孝通全集》第3卷,第208—211页。
83因此,本研究认同杨清媚对于燕京学派的范围划定:“‘燕京学派’指的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吴文藻及其弟子为中坚组成的研究群体,间或涉及几位与吴文藻有相同实地调查旨趣的同事。这个群体的核心成员当为吴文藻及其第一代弟子。” 杨清媚:《“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载《社会》2015年第4期。所以,杨庆堃的市镇研究就不属于燕京学派的传统,因为他的核心观点只接受了人文区位学的影响。以此为标准,蒋旨昂、杨懋春显然也不属于燕京学派,而李安宅和魁阁学者更接近于燕京学派,至少可以把他们归于受燕京学派影响的学者群体。最新研究表明,早期燕京社会学开展的北京城市调查也深受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其生命史方法的影响,其中蕴涵的学术追求和道德关怀已经超出社会调查派。刘一杉:《早期燕京社会学的北京城市调查》,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5年。
84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第70—72页。
85王春光:《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载《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91页。
86刘守英等:《中国乡村转型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3—106页。
87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过程》,第269页;吴重庆:《自序:追寻内生力量,超越空心化》,载吴重庆:《超越空心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董磊明、谢梅婕:《以县为家:扎根型城镇化的县域实践》,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王绍琛、周飞舟:《困局与突破:城乡融合发展中小城镇问题再探究》,载《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5期。
88贺雪峰:《农民进城与县域城市化的风险》,载《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3期;杨善华:《“项目制”运作方式下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的马太效应》,载《学术论坛》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