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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供给与农政研制*

——以金陵大学及其技术派为中心的考察

刘超 赵茜

【内容提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问题引发国内外普遍关注,相关各方努力探索解决之道。学界积极建言献策,国民政府也主动吸纳学术精英参与农政研制,谋划中国农业复兴改革。此间,技术派与分配派针锋相对。二者的较量,表面上是学术观点、路线之争,实则是国际思潮交锋在中国的投影,背后牵涉美苏意识形态冲突与国共之间的政治博弈。出于对政治和利益因素的考虑,国民政府在理论和技术上最终选择了技术派,将其主张视为农村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予以极大的信赖和扶持。由此二者开启了深入持久的府学合作。在技术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问题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各项举措未能触及根本,深层次的困境仍被有意遮蔽和回避,致使国民政府无法形成深厚的社会基础,加速了政权溃败。

  传统中国长期“以农立国”,农业在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进入20世纪20年代,许多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开始关注基层,有的学者或学术派别甚至深耕基层,直接投身乡村建设。由此,“三农”日渐成为公共议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农业和农村也日渐“问题化”。①晚清初显的“民穷财尽”类言说,至此已成普遍的社会认知。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国家内外交困,农业凋敝、农村衰败成为各方难以继续忽视的现实,农民异动此起彼伏,令当局深受困扰。面对时局,国民政府出台多项举措,推行了一系列农业政策和农村改革,乡村社会也有所呼应。国内外学界围绕该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然而,对于当时的知识供给与农政研制之间的关联这一重要问题,既有研究仍留下不少疑点、盲点或薄弱点,这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开始,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热潮兴起,学术界希望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农村的实况和落后的深层原因。由于开展调查的指导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形成了多种农村建设的理论和主张。在以往的专题研究中,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由农村调查形成的理论和主张划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农业经济学派”(技术派)、“中国农村派”(分配派)和“乡村建设派”③,亦有学者基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将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及相关理论主张划分为“现代农业经济学”(技术派)和“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分配派)两派。④以上派别虽不能完全概括二三十年代各种思潮涌现的盛况,但仍大致反映了当时农学界的思想样态。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国民政府时期农村调查理论主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侧重某一农村调查派别本身的研究,即对其思想源流、研究方法、代表人物、观点主张、相关实践进行考证、梳理和重审⑤;二是集中于对不同派别的比较研究。⑥由于技术派与分配派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对立性,加上30年代《中国农村》杂志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农业问题的著名论战,学界对这两派的比较研究更多也更全面。然而,此类研究总体上还是限于学术层面的探讨,没有超越学界的畛域去发掘农学思想与国家农业政策制定、农业改革实施之间的关联。虽有极个别学者对此有所涉及⑦,但并未充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国民政府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实践,学术研究与国家决策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密,在此情境下,学术思想和理论如何为农业政策提供学理支持?学界如何与政府合作推动农村社会改革?面对各种思想竞相涌现,国民政府有何认知和取舍?对这些问题,学界仍鲜少系统地探讨。为此,本文拟重返历史现场,以金陵大学及技术派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研讨其与国民政府的深度交互,并从理论竞争的角度,探究各界精英在知识选择与权力博弈中的复杂张力及历史后果。

一、技术派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然而,各国学界对农业问题仍旧兴趣不减,并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不发达国家。此时隐然兴起的发展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尤其关注此类议题。中国作为非西方世界的重要大国和农业国,备受关注。⑧许多西方学者积极地参与中国农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将中国作为检验和发展其学说的试验场。早期的国际学术界,因资料匮乏,相关研究难以推进,众多海外学者遂不辞辛劳来到中国本土开展实地调研。卜凯(John Lossing Buck)是首位在中国开展系统农业经济调查的国际学者,他创办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以下简称“农经系”)是中国首个专门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机构。卜凯运用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本土开展农村调查,提出以提升农业生产力为核心的技术改良路线,其主张不仅得到金陵大学诸多同仁的认可,也被当时的学术界广泛接受,并颇受官方和坊间的关注。后世学者瑞斯金(Carl Riskin)等将以卜凯为代表的强调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农业学者们统称为技术派。⑨

  作为技术派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卜凯的理论和主张集中反映在其闻名中外的两部作品中,即《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和《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其中,前者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皮尔森(Frank Pearson)盛赞为里程碑式的研究⑩;后者则被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经济学教授贝尔肖(H. Belshaw)誉为康奈尔大学最好的研究成果11。在《中国农家经济》中,卜凯通过收集7省17县2866个农场的调查数据,初步分析了中国农业经济特点,指出救济中国农村需要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农场工作效能,采用科学的方法提升作物产量,同时发展交通、畅通金融,构建良好的市场。12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1928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卜凯承办的一项国际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土地利用》是该项目的重要调研成果。13相较于《中国农家经济》,该项调查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历时5年,涉及22省168个地区,共计16786个田场及38256户农家。为开展此次调查,卜凯延聘了众多国际专家学者,对中国的地势、气候、土壤、自然植物、市场等进行了专业的分析。其分析指出,想要解决中国农村问题,须提升土地使用效率,使人口比例与土地比例相协调。不仅如此,其研究结论直接形成一套可供政策参考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农业技术改良实施方案,包括河道管理、垦荒计划、土壤保护、造林计划、农业试验场及教育机关的设立等诸多方面。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后,卜凯对中国农业情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知,开创了以西方农业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为基础,重视生产力,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理论、技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技术派。

  既有研究在探讨技术派时,通常聚焦卜凯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活动,对其团队和平台关注不足。14事实上,技术派之所以能够有可观的影响力,并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只依靠卜凯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故而有必要关注卜凯对金陵大学农学院及学术网络的经营,以及卜凯背后的团队与平台在技术派理论与主张的推广、传播及运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卜凯是农业经济学家,所在的机构是金陵大学农经系,技术派涉及的范围却涵盖整个金陵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经系与农学院的其他农业科系密不可分,卜凯曾指出:“农艺、园艺、病虫害学、土壤、农化等这些学科尤如水桶板,而农业经常(应为“济”——引者注)学则是桶箍箍,箍得好才能获得最大而持久的利润……它是一门软科学、系统工程,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实践,许多小系统式的水桶板正等待农业经济这个桶箍箍去规划、去组织、发挥系统工作的作用。”15在教学方面,农经系与其他科系虽各有侧重,但彼此并未相互隔绝。农学院中,选修卜凯的农业经济学、农业工程学课程的学生比例最高达到90%。同时,农经系的基础课“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又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既学植物学、地质学、化学和应用性土壤、肥料等等,又学经济学、社会学”16。在思想主张上,卜凯的弟子乔启明、孙文郁、张心一、徐澄、邵德馨、崔毓俊都曾作为卜凯的得力助手参与“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等大规模调查,并逐步成长为农业经济领域独当一面的优秀学者。与卜凯共事的农学院其他科的学者,如沈宗瀚、王绶等的研究活动与相关论述表明,他们对中国农业问题的看法与技术派甚为契合。例如,沈宗瀚主张,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技术,他常阅读卜凯等学者的论著,并认为战后制定新的农业政策,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仍为必需参考的资料”17。可以说,金陵大学农经系是技术派的理论提出者、改良路线的规划者,而金陵大学农学院其他农学科是技术派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二、理论竞争与国民政府的选择

  技术派的农村调查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超前性。在卜凯之前,中国尚未出现如此大规模、专业的本土农村调查。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国内其他院校的实力都不及金陵大学农学院。据时人观察,1931 年前后国内院校农经系发展状况并不理想,专设农经系的学校寥寥无几。除金陵大学外,在中国自办的大学中,国立中央大学原设有农政系,但开办不久便遭裁撤;中央政治学校虽开设多门农业经济相关课程,却并未正式开设农经系;省立河南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科也近乎有名无实。北平大学于1927年开设了农经系,5年仅培养出5名毕业生,已被视为国内高校的佼佼者。18相形之下,金陵大学农学院实力雄厚,在国内独占优势,其领导者卜凯的理论尤为突出,在全国农学界中拥有主导性影响和不可估量的话语权。

  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垄断中国学术话语的局面引起部分学者的警觉和抵制。在所有的批判者和挑战者中,影响最大的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分配派。陈翰笙等学者认为,卜凯作为美国人,使用的研究范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本土,难以正确认识中国农村,甚至有可能误导国人。为此,分配派掀起“反卜凯主义”声浪,多次公开发文批评卜凯的农业调查忽视了中国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认为这不利于中国农业经济的彻底改造。19除了卜凯,古楳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等观点相近的著作,同样受到分配派的抨击,被认为沾染了“卜凯教授的偏见”或“与卜凯教授等一脉相承”。20

  分配派对卜凯的批判可谓句栉字比。然而,除却批判,分配派能否提出一套独立的农村发展路线与改革主张?多位读者曾致函《中国农村》,询问分配派是否有救济中国农村的具体办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千家驹限于环境,只能隐晦地表示,农民有组织才有力量,并模糊地描述了农民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必须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必须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残余为其主要任务”。21至于陈翰笙,迫于形势,无法在国内媒体上畅所欲言,只能在其国外出版的作品中指出:“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如何才能成功地开展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一切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的基础。”22分配派的初衷是以农村问题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从而为革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显然,陈翰笙等所暗示的农村出路,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的农村土地革命。

  面对分配派的批判,技术派做何反应?据金陵大学农经系学生杨家驺回忆:“曾有某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们对我系某些研究有过不实事求是的评论,当时系内同人拟著文相探讨,而系领导告诸同人,以实际工作为要,空论无益,历史将做出公论”。23与分配派强烈的政治宣传意图不同,技术派似乎并不想将学术问题上升至政治议题。技术派虽未直接参与论争或做出回应,但透过其代表人物的著述,仍可约略窥见技术派学人的态度和立场。例如,乔启明曾撰文提到:“社会主义派的敌人是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改良主义派也并非赞成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不过他们所采的手段不像急进派那样断然而已……社会主义派根本上不承认有人口过剩和土地缺乏的事实,并且以为生产报酬渐减律简直是等于胡说,却坚信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只有从改良社会制度着手,我们所主张的合作社和改良种籽,皆属无用……这种主张虽有相当的理由,总不免因噎废食。……改良主义有无成绩,虽不敢讲,却已做了多年的工作,其倡导之功,绝不可没,社会主义派现在没有工作之表现,将来如何,尚难预卜”。24卜凯本人也在作品中多次表示“作者的立场是讨论实际情形,不愿意鼓吹政治的或社会的理论”。25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两派之间学术志趣迥异、立场有别,但在学术论战的同时,双方都能秉持开放的学术姿态,表达彼此间的包容与赞赏,尽显学者风度。卜凯的学生、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张履鸾曾盛赞“陈翰笙先生为国内有数的学者,其研究的动机又系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结果之佳,可预卜焉”。26金陵大学的罗俊、王希贤等学生后期也经常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活动,并在《中国农村》上发表相关文章,乔启明认为“学术理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27,并无反对劝阻之意。此外,分配派的核心成员王寅生在多年后表示:“金大的农经调查还是不错的,当年批判的只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问题。”28

  那么,国民政府如何看待技术派和分配派?面对两种农村建设理论,它又是如何抉择呢?显然,国民政府对分配派提倡的土地分配兴趣有限。诚如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所言:“国民党不但未能实行像土地改革那样的激进政策,甚至也无力实施减租、减税等比较温和的改革,而国民党在农村工作方面的最大成就在于发展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研究和试验。”29

  这还要结合两派的国际思潮背景来探讨。技术派的主要理论源头是美国的西方农业经济学,晚年卜凯曾直言,其与康奈尔大学华伦(G. F. Warren)共事的经历对自身影响颇深。30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正是采用华伦的统计调查法。华伦是西方农业经济学领域的泰斗,20世纪初,他率先将量化的方法引入农场研究,在美国赢得了“科学农场管理之父”的美誉。31分配派的国际思想源头主要是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分配派对农业经济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认识深受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家廖申科(P. E. Leashenk)的影响。32廖申科最早论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科的必要性,主张以“人们在农业活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和农业活动中的经济现象”33为研究对象。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重心同样围绕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展开,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涵。

  对于两大国际经济学流派,蒋介石认为,一战之后,摒弃个人自利主义与唯物论的西洋经济学“以人性为本源,以民生为目的,和我中国固有的经济学说将殊途同归”34;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打倒资本家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学说以阶级私利为本源”35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中国深陷工业落后的困境,在大贫和小贫之间,不存在真正的阶级斗争;中国实行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阶级斗争没有产生的客观条件。36

  对于农业振兴,蒋介石认为农业中的生产问题优先于土地分配。他在一则电报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于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职是之故,中正对于土地政策,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37他承认土地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的根本问题,但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原有的土地关系。他表示:“土地问题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依照历史的教训,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38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应从平均地价入手,同时国家应“实行各种方法,周转农业资本,调剂农产价格,改良农业技术,增进农民生活,土地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39

  蒋介石对经济学或许并非内行,但作为最高决策层的关键人物,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高层的相关立场和态度。技术派与分配派之争表面上是学术观点和技术路线之争,背后实则牵涉美苏意识形态之争及国共政争。分配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倡导彻底的社会革命,其强烈的批判性、激进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为国民政府所不容40,最终失去生存空间。其所主张的土地分配与阶级革命同国民党代表的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注定无法成为国民政府农业复兴的指导思想。

  相形之下,技术派主张发展农村金融、提倡技术引进、重视农业生产,这条农业改良路线显得更为温和可控。不仅如此,技术派所依托的金陵大学乃是中美学术交流与技术引进的重要桥梁,国民政府能借助该校获取来自美国的丰厚资金和先进技术。据统计,金陵大学“三十年度预算约计一百万元,十分之六来自国外”。4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3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以下简称“华洋义赈会”)拨给金陵大学农林科42的来自美国的剩余捐款,共计75万美元,为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早期科研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此外,金陵大学作为一所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学,吸纳了众多国际前沿专家和技术资源。单就农经系而言,1930年到1937年有19位国外专家学者到系工作;中国地质调查所曾通过金陵大学与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建立联系,引进了潘德顿(Robert Larimore Pendleton)、梭颇(James Thorp)等海外知名土壤专家,创立了中国首个土壤学研究机构,将中国土壤研究提升至国际水平43;金陵大学、康奈尔大学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三方合作开展的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也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44。该计划引进的洛夫(Harry H. Love)、马安师(C. H. Myers)等国际育种专家,对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科研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的调查数据、雄厚的学院派实力,以及先进的国际资源让技术派彰显其他各派难以企及的优越性,成为国民政府的最佳选择。

  因此,尽管技术派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立场遭到诸多严厉的批判和挑战,但其学术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分配派的核心人物薛暮桥坦承,卜凯的理论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国民党政府将他的主要著作《中国农场经济》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科书。全国解放以前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45。同时,各大学农学核心教席、各学术评议机构中的农学关键职位,也大多被金陵大学的技术派学人把持,旁人难以介入。46

三、技术派参与政策制定 

  技术派的改良路线得到诸多政界人士的认同。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王家桢认为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是地价高昂、田租繁重、捐税苛重、借贷困难。农村经济之改造,“一方面固应由合作入手”,促进农村金融流通;另一方面“仍应得政府之切实援助”47,如广设农民银行、设立农事试验场、举办农具制造所、规划水利、发展交通等。这与卜凯的改良路线高度契合。此外,王家桢曾专程前往金陵大学,围绕农业经济问题发表演讲,勉励该校青年投身农业经济研究。48蒋介石倚重的高层智囊、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曾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谈及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状况时指出,中国人口密集,人均占地面积小,不似想象的那般地大物博,有大量区域并不适宜耕种,土地虽广但人地矛盾已达世界罕见的严峻程度。他不仅引用了卜凯等人的农业调查数据,其对于人口与土地关系的认知也与卜凯的结论高度吻合。49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进学术文化自主独立,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聘请各校教授就各自专长编写中文全套大学教材。其中,农学类教材近半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及校友编著,如乔启明的《经济及农业经济》、孙文郁的《农业经济学》、王绶的《田间实验之理论与实验》、邹树文的《农业概论》、沈宗瀚的《作物育种》、张乃凤的《土壤及肥料科学》、俞大绂的《植物病理学》、李先闻和李善佺的《农艺》等,都被官方指定为教材。50

  至于技术派的改良理论如何实现从理论向策论的转化,金陵大学参与国民政府农村合作相关政策制定的实践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技术派认为“缺乏合理的农业金融亦是阻碍中国农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51,而有效地发展农村金融的方式是在中国推行农村合作。52

  金陵大学农学院是中国最早倡导农村合作的学术机构之一。该校农经系认为普通人开办合作社,只将合作社作为一种借贷机关,而对农民需要合作之程度、合作改良农民生活效能等问题一无所知。要纠正这一误区,应事先开展调查,确定农民的需求和借贷用途,明确合作事业的宗旨;同时开展农村合作试验,以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村合作制度。鉴于此,1923年,金陵大学教授徐澄于南京丰润门马家街,创办江宁县北城丰润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展农村合作试验。此合作社“不独为南京第一组织之农民信用合作社,抑亦中国成立最早之信用合作社之一也”。531925年,受华洋义赈会委托,金陵大学又在各地指导组织江宁县严家圩信用合作社、淳化镇耕牛合作社等十八社,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之合作运动几仅限于河北一省……民八至民十六年间,江南各地亦屡有合作社之组织,倡导者以南京金陵大学为尤力”。54

  国民政府成立后,农村合作制度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国民政府首个农村合作法规是江苏省政府颁布的《农村合作社暂行条例》。江苏自省府组建伊始就很注重农村合作,1928年,金陵大学校友、时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赵棣华筹办江苏省农民银行,聘请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过探先为总经理,并借调徐澄半年负责改进合作社组织、监督及报告等各项工作,邀请其参与该行组织条例与暂行章程的拟定工作。《农村合作社暂行条例》的初稿由徐澄拟定,“此项由金陵大学农学院首先倡导及发展的农村合作社已由政府及有关机构所接纳并予以实施,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55

  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组织与发展合作运动”列入全国各级党部施行的工作纲领中。 1931年5月,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实业部在南京联合召开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作行政制度、合作组织系统、合作业务和合作教育等问题进行统一规划。院长章之汶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代表,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钱天鹤、乔启明、徐澄、高秉坊、孙文郁等作为相关专家出席会议,并担任审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代表和专家提交了多项提案,其中包括《中央确定全国合作事业制度系统案》《中央训练农业合作初级与高级合作指导人员案》《全国合作事业制度系统案》。这些提案均经大会审查审议并顺利通过。56

  除参与农村合作相关政策的制定外,金陵大学农科学人还在诸多政治会议上参与提案,发挥政策咨询作用。例如,在1922年召开的全国农业讨论会上,金陵大学农科提出《请政府于关税增加及归还赔款项下支拨相关经费兴办农事试验案》;过探先等提出《各省设立林业试验场案》。57在1929年农矿部农政会议上,王绶提出《提倡农民自行育种增加粮食之产额案》;乔启明、徐澄提出《农矿部应举行全国农作物调查报告案》;赵连芳、钱天鹤、谢家声、徐澄等提出《请设立中央农事试验场并次第在各大农区设立农事分场以植全国农业生产之基础案》;张巨伯、吴福桢提出《请农矿部令行全国有蝗省份政府采用江苏省县长治蝗考成条例切实治蝗案》。58在1939年《土地法》研究会上,卜凯提出《第一百七七条地租应改为“视地主与佃户所尽义务比例为其分配收益之比例”案》;万国鼎提出《地价税应采累进制而留伸缩余地案》。59在1941年全国财政会议上,沈宗瀚提出《田赋征收实物及政府征购粮食须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案》和《国立农事试验场之设计及其与省立县立农事试验场之分工合作案》等。60金陵大学农科学人参与的政策制定内容涵盖甚广,主要集中于农业教育、农业推广、农业技术改良和增加农业产出方面。

四、技术派与政府的项目合作  

  技术派与政府的合作自金陵大学农科创办之初就已开始,许多省政府不仅提供研究经费,还为金陵大学农学院捐赠奖学金。其中,山西省省长阎锡山除提供基金,还选派14名公费生到金陵大学深造。卜凯的得意门生徐澄、孙文郁、乔启明都是山西省选送到金陵大学就读的公费生。

  农学院成立后,为实现理论和技术落地,技术派主动与地方政府沟通联络。例如,徐澄在创办江宁县北城丰润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前,曾特地“晋谒江苏省长,解释组织合作社之宗旨,及经营合作社之办法”。61在省政府的准许和保护下,金陵大学在南京开展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得以稳步推进、顺利开展。又如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卜凯与同仁十分关注,8月20日主动致函水灾委员会,向委员长宋子文报告并建议由农经系派遣人员调查受灾地区经济损失,为救灾提供依据。是年10月,该建议得到采纳,宋子文致函金陵大学农学院并提供调查经费15000元,委托其调查各区灾农情形。62

  随着金陵大学农学院专业实力和行业影响力日益凸显,国民政府也将许多重要的农业项目交由该院承担。金陵大学农学院与政府机关主要从三方面展开合作。

  在农业研究调查方面,继长江水灾调查之后,1932年宋子文再次提供5000元经费,安排金陵大学农经系调查淞沪战争对乡村地区造成的损失。这次调查由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学生协同推进,该调查的总结材料最终写成机密报告呈送相关方面。631933年,蒋介石命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以下简称“四省农民银行”)调查四省农村经济状况,以“求澈底明瞭,四省农村经济与社会之状况、农村经济崩溃之程度及其成因,以及此后农村改进应循之途径”。64四省农民银行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和经验,拨款10万元委托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展全部调查工作。65此次调查涉及农产运销、农村金融、农佃制度、土地分类、农产物价、农业特产以及农村组织7个方面,调查内容、方法和人员与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一脉相承,金陵大学孙文郁、徐澄、乔启明、路易士(A. B. Lewis)、邵仲香等教授均参与调查,同时四省农民银行推派李冠亚、朱孔甫等10名农村工作人员66协助研究。此次调查报告于1936年到1938年陆续出版,“一系列中文报告送交农行,经证实对该行政策实施颇有帮助”。67该研究报告除提交四省农民银行外,还对社会公开;《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报告》出版后,也引起学界和地方政府的广泛关注。江宁县政府、四川省“土地陈报”项目等陆续邀请金陵大学的专家到当地开展土地分类调查。由此可见,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对技术派农业调查结果及报告的科学性、专业性甚为认可。

  农业推广层面的合作主要体现为政府委托金陵大学指导设立与运营农业推广组织。例如1930年,金陵大学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在安徽省和县乌江合作设立农业推广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提供4000元开办经费,并每月拨付不少于200元的日常开销经费,负责对实验区实施监督指导,不定期派员实地视察。实验区的技术保障、改良种子、推广材料采办等由金陵大学农学院负责。经过六七年的努力经营,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每年所需的七八千元经费实现“完全自给”68,且在农村经济改良、教育改良、卫生改良、社会改良等诸多方面成效显著。鉴于陕西是全国最大的棉产区域,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决定改进陕西棉业,并与陕西省建设厅联合组建陕西棉产改进所。1933年,陕西省建设厅、西北农工改进会与金陵大学在泾惠渠流域的泾阳县永乐店合办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徐澄时任陕西棉产改进所所长,亲自指导建设永乐区合作社,推进棉花生产运销合作事业。该社通过提供棉花生产资金、推广良种,促使当地棉花的品质和产量不断提高,陕西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快速发展,1935年已经广泛分布于关中泾、渭二河流域的11个县,遍布关中主要产棉区。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在陕西试办成功后,在豫、晋、湘、冀等省扩大推广。至1935年6月,全国七省一市共计成立棉花产销合作社125个,社员44万余人,推广良种棉田72万余亩。69此外,很多地方政府也主动邀请金陵大学农学院参与当地农业推广建设,如1935年,山东省建设厅邀请沈宗瀚赴鲁考察,设计烟叶试验场实施计划;1938年,四川省温江县政府与金陵大学合办温江乡村建设委员会,意欲在成都成立一个与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类似的农业推广中心。

  农业教育方面,金陵大学农学院还承担了为官方培养农业金融、技术人才的重要职责。1934年,金陵大学受棉业统制委员会委托,开办棉业合作训练班。1936年,实业部新设农本局,再次委托金陵大学农学院培养农业经济初、高级技术人员。70两个培训班均由农经系主任乔启明领导,欧阳苹教授具体指导。培训期间,学院特别聘请英国信用合作专家施德兰(C. F. Strickland)和美国棉花运销合作专家史蒂文斯(W. M. Stevens)来华执教。培训班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西北、华中和华北深入产棉区工作,抗战时期又被派往全国各地,“创建了遍布大后方各省的县合作金库,活跃和发展了后方农业金融事业”71。除协助中央政府开办培训班外,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也深受政府机关青睐。1943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还对该院予以褒奖。国民政府各涉农部门密切关注金陵大学毕业生就业动向,并致函该校教授为其推荐优秀毕业生。例如,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曾致信农学院院长谢家声帮忙物色毕业生72;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曾致信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贵校农学院各系毕业诸生中如有成绩特优,品性端正,任事勤慎者,拟请开示以便国防设计委员会需人之时,酌量罗致” 73;实业部农本局也致信金陵大学:“素仰贵校训导严格,声誉卓著,……请就贵校本期毕业生中,择其品学兼优,体格强健,而有志服务农村者,先行严格甄别,尽量介绍”。74

五、技术派与政府的人事往来

  官方机构对金陵大学技术专家甚为器重,不少技术派学人除从事学术研究外,还在政府机关身兼要职,如卜凯曾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75;洛夫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顾问、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总技师;钱天鹤历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中农所常务副所长、经济部农林司司长76;高秉坊历任工商部总务司司长、实业部总务司司长、财政部赋税司司长。77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研究机构——中农所为例,1931年,实业部部长孔祥熙成立中农所筹备委员会,并聘任14名相关专家为筹备委员,其中有8位来自金陵大学,他们直接参与筹备工作。中农所正式成立后,金陵大学为其提供大批杰出管理者和技术骨干,1933年,农学院前桑蚕学系系主任钱天鹤任副所长,农学院特聘外籍教授洛夫担任总技师;1934年,农学院教授沈宗瀚继任总技师;1935年,农学院院长谢家声继任所长。在谢家声和钱天鹤等领导者的经营运作下,中农所迅速发展为“国内农业人才最多、设备最完全的机构,并树立了农业研究的模范和公正无私的风气”。781935年,国民政府特拨经费以拓宽中农所稻麦研究的工作范围,在中农所下设全国稻麦改进所,由谢家声兼任所长,钱天鹤兼任副所长,农学院前教授赵连芳任稻作组主任,并兼任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处长,沈宗瀚任麦作组主任,兼任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处长。至此,孝陵卫“三所二处”(中农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中,除中央棉产改进所外,其余四个机构均由金陵大学学人领导。中农所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创办的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和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良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在如此高级别的中央机构中擢升技术派专家担任领导,足以表明当时该学派在全国农业改良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技术派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该院历届毕业生已达一千七八百人,其中先后留学欧美者一百三十余人(占全国留学欧美专攻农学者百分之四十以上)。且遍观国内,无论都市省县以及乡镇间之从事农业工作者,随处可见该院之毕业生”79,与此同时,还有材料指出“金陵大学毕业生领导了农业部七个技术部门中的五个,五所国立研究所中的三所……领导过七所国立大学的农学院”。80

  技术派学者能在政界和学界建立如此密集的关系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赏识和提拔。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早年的职业发展就离不开国民党元老石瑛的鼎力扶持。1928年,杨显东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经金陵大学教授叶雅各引荐,与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结识,在石瑛的支持下创办了湖北省徐家棚棉花试验场。石瑛离任后,杨显东受牵连遭到免职。为此,石瑛再次动用人脉资源,联系武汉大学、湖北纱厂联合会共同协助并自己出资两万元支持其筹建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建设湖北棉花试验总场。在湖北期间,杨显东聘请了多位金陵大学毕业生,引进金陵大学推广的优良棉种,还邀请谢家声和赵连芳等到湖北考察,共同制定湖北棉业八年改良计划,为该省棉业改良事业开辟了全新的局面。81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在农业建设问题上高度信任金陵大学技术派学者。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多次托省建设厅厅长霍亚民拜访沈宗瀚,请其谋划全省农业改良事宜82。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卜凯交往密切,二人多有信件往来,宋子文还主动向卜凯咨询农业经济问题。除宋子文外,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多次宴请卜凯商讨币制改革、农业机械化等问题。金陵大学农史学家万国鼎曾应邀为蒋介石讲授“世界土地制度鸟瞰”和“中国土地问题”,深受蒋介石赞赏。正因如此,1932年,萧铮筹备土地问题讨论会时,蒋介石特别致电陈立夫,嘱其转告萧铮:“金大教授万国鼎先生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素有经验,曾为中正讲解数次,请兄亦可邀其加入研究也”。83

  建立关系网络的另一重体现,是政学人士之间的相互引荐。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从政现象愈发普遍。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吸纳各界技术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机关以强化政治队伍、扩大统治基础。在土地与粮食研究领域,蒋介石的幕僚钱昌照向其推荐了万国鼎、沈宗瀚、赵连芳等教授。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之前,该委员会将可耕地面积调查、土地利用调查、全国范围内粮食运销调查等土地、粮食相关方面的工作全部交由金陵大学代为办理。虽然专家学者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并不代表直接从政,但学界通往政界的路径由此被进一步打开,不少农学专家开始频繁往返于政、学两界,并吸纳更多技术专家组建专业团队。例如,中农所副所长钱天鹤在中农所提拔任用了一批金陵大学教授和毕业生,沈宗瀚就是在钱天鹤的力荐下辞去教授一职而专职服务于中农所,而沈宗瀚进入中农所后又推荐了多位金陵大学毕业生进入该所工作。有学者统计在中农所任职的技术专家有多达34位曾在金陵大学学习或者工作过84,这种现象在当时甚至引起非议,外界批评钱天鹤和沈宗瀚是“金大派头儿”85,偏心金陵大学毕业生。虽然钱天鹤对此置之不理,但这的确显示金陵大学学者的学缘网络与政学人际网络彼此渗透、重叠共生。

六、余论:无法回避的国际因素和“分配”议题

  综上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政策的研制和执行确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来自学术界的知识供给,无疑为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技术和人才支持。技术派学者有意识地介入相关研究,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派学者在中国率先提出以发展农村金融、引进现代科学、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良技术路线。这套改良主张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庞大的学术网络使其在学界、政界和国际上争得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支持。虽然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分配派学者对技术派的观点展开了批判,提出土地分配改革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但这并未撼动技术派的主流地位。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立场、利益等方面的考量,选择技术派作为主要理论资源,并与之结成隐秘的联盟,形成微妙的官-智复合体,在人事安排、项目合作,以及国际联络方面,予以更大的信赖和扶持,藉以推动中国农业复兴。这无形中确立了金陵大学的政治地位,形塑了民国农学界的权势版图。

  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看,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战之后,英国出现城市大规模失业、农业收益下滑、农村人口减少等问题,1923年到1929年农业从业者年人均净收入仅为非农业活动从业者年人均净收入的48%。在美国,1927年至1929年农业从业者年人均净收入仅为非农业活动从业者年人均净收入的36%。战时的通货膨胀与战后的通货紧缩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税赋和债务负担;农产品价格低迷,运输、加工、配送成本却很高,致使许多农民家庭陷入困境。德国经历1921年到1924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开启了大规模的经济重建,但战后赔款带来沉重负担,只能依靠大量对外举债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除此之外,农业改良、农场规模、土地使用和地租、贷款、不完全竞争和贸易限制、农业机械化、森林牧区的保护等历史性问题持续困扰着西欧和北美国家。与此同时,苏联正值农业集体化的艰难阶段。86在世界大萧条的冲击下,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遭受沉重打击,农村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爆发了 “昭和农业危机”。871929年成立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88,集结了全球农业经济学家探讨农业经济问题。受全球农业经济整体低迷态势影响,中国原本脆弱的小农经济更是举步维艰。国内学者密切关注国际农业动态,海外学者也注意到中国农业问题,运用全球知识帮助中国渡过难关。因此,农业复兴思潮中的众多学术流派均可追溯至相应的国际学术渊源,技术派的学术渊源肇始于美国,分配派的学术渊源源自苏联及共产国际。正是由于这些学术渊源,在学界为中国农政建设提供知识支撑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三农”问题和农业经济领域各理论之间的博弈与竞争。这种竞争虽然集中体现为国内学界,特别是技术派和分配派之间的竞争,但它绝非中国本土的孤立现象,而是国际学术思潮流变、传播和理论交锋在中国的投影。这是国际知识漂移的典型案例。

  若进一步深究则不难发现,在上述进程中,学术、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深度缠绕与交融。近代中国的农业困境因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薄弱的国家治理能力而长期存在,而国际形势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农业经济的改良与重塑无法脱离政治制度与社会根基单独推进,否则无异于沙滩筑塔,难以稳固持久。技术派为维持与中央政府的合作关系,刻意回避了农业技术之外的社会、政治以及制度问题。分配派的主张虽然激进,却认识到农业问题背后更为深刻的民族和阶级矛盾。执政者若要真正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土地制度的革新是必然选择,因而也就必须重视分配派的主张,进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然而,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为维系自身既得利益与固有权力结构,必然倾向于更为温和的技术改良路径。国民政府选择了技术派,其农业改良因此回避了症结,未能触及中国农业问题的内核。虽然技术派拥有相对成熟的理论,成功地帮助当局在乡村治理、农村金融、作物改良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在农村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就89,并一度超越各派论争对手,但其改良道路始终未能根治乡村社会的顽疾,始终难以实质性地深入农村、扎根基层,也就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90,更无法根本性地解决民生、民力和民心问题。

   因此,尽管上述府学合作颇有成效,但采纳技术派改良路线的国民政府,始终未能解决农业和农村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使得其无法形成深厚的社会基础,财源、兵源、军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领导力也深受掣肘。这正是国民党政权面临的深层矛盾。面对接踵而至的乱局和挑战,它就逐渐陷入内外交困、进退失据、力不从心的困境。随着政权根基日益松动,其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在与长期深耕基层、深刻洞悉中国农村核心问题的力量展开全方位对决的过程中,其最终败落也就并不意外。解放战争之后,国民党政权彻底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但近代中国农村积弊已久的结构性困境并未随之消解,这一沉重且亟待破解的历史难题,留给了后来者探索与解决。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大学的国际人才培养”(项目编号:B0A2502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罗志田:《认识被化外的自我: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梁心:《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09—211页。

②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2页;《民穷财尽》,载《大公报》1927年12月27日,第1版。

③刘金海:《从理论方位到历史定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三大理论派别之争》,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④郑京辉:《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兴起述论——以卜凯与陈翰笙代表的农业经济学为侧重》,载《中国农史》 2013年第4期;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例如李金铮:《洋学者与中国的相遇:卜凯农村调研的西学意识与比较意识》,载《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李自强:《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⑥例如吴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研究的“双峰并峙”:卜凯与陈翰笙比较略论》,载《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胡笑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问题争鸣——〈中国农村〉的三次论战》,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9期。

⑦如Harry Houser Love and John Henry Reisner, The Cornell-Nanking Story: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in Agriculture by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 Y: Department of Plant Breeding, 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Cornell University, 1963。该书中提到金陵大学农学院曾与农矿部、江苏省政府农业局、浙江省政府农业局共同开展作物改良项目。

⑧邹进文、李萌、周格子:《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经济问题——基于〈太平洋事务〉的考察》,载《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宋丽智:《近代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1912—1949)——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⑨Carl Riskin,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9-84。在该文中,作者将强调人地比率过高和技术停滞导致中国农村发展停滞的学者称为“技术论者”(technologists),把从社会和政治因素入手解释中国经济无法突破技术限制、现代技术无法进入中国农村的学者称为“分配论者”(distributionists)。陈翰笙、费孝通等学者是早期的分配论者代表,卜凯等学者属于技术论者。这一流派划分方式也被国内后续诸多相关研究沿用。

⑩F. A. Pearson, “Review: Chinese Farm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cific Affairs, 22(2), 1932, pp. 295-297,转引自宋丽智:《近代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1912—1949)——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13页。

11H. Belshaw, “Reviewed Wor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by J. Lossing Buck,” Pacific Affairs, 11(4), 1938, pp. 499-501,转引自邹进文、李萌、周格子:《全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经济问题——基于〈太平洋事务〉的考察》,载《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第49页。

1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3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太平洋地区的粮食供给、人口变迁与土地利用问题是国际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太平洋国际学会在这一时期资助多国及地区开展相关研究。土地利用调查不仅在中国开展,同期也在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朝鲜和菲律宾等国家开展。卜凯主持的相关调查正是该学会资助中国分会进行的重点项目之一。

14岱峻:《卜凯和他的农经学派》,载《书屋》2012年第2期。该文虽有涉及,但局限在卜凯的学生及他所在的农经系。

15陈光谦:《在金陵大学读书生活的片断回忆》,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1991年,第258页。

16白用达:《怀着满意与感谢的回忆》,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264页。

17沈宗瀚:《中国的土地利用》(书评),载《新经济》第1卷第7期(1939年)。

18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介绍一个学农业经济的地方》,载《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会会刊》1931年第4期,第20—21页。

19例如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30年7月),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载《中国农村》1934 年创刊号。

20余霖:《评古楳先生所著“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载《中国农村》1934年创刊号;冯和法:《评言心哲先生著“农村社会学概论”》,载《中国农村》1935年第1期。

21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1935年11月),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420—422页。

22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版。

23杨家驺:《谈一些值得纪念的往事》,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251页。

24乔启明:《中国乡村建设问题的过去与将来》,载《现代读物》1937年第2期,第19—20页。

25卜凯:《中国租佃问题》,载《财政评论》第13卷第3期(1945年),第97页。

26张履鸾:《过去一年间之中国农业经济界》,载《中华农学会报》第84期(1931年)。

27罗俊:《乔启明老师的一段经历》,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97页。

28王希贤:《在离开华西坝前后的日子里》,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212页。

29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94-208, 216-220.

30保罗·洛森·布克:《纽约来信:约翰·洛辛·布克晚年对宿州工作的回忆》,载鄢化志(主撰):《赛珍珠、布克与宿州——皖北大地中美文化交流的百年印记》,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8—271页。

31G. F. Warren, “Some Methods Used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Wisconsin: George Banta Publishing Company, 1929, p. 63.

32李自强:《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33方群:《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问题》,载《农业经济》1985年第2期,第37页。

34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5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6页。

35同上,第24页。

36同上,第28页。

37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5—346页。

38同注34,第29页。

39同注34,第30页。

40陈翰笙等人因思想左倾遭到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排斥。分配派的主要刊物《中国农村》,虽然凭借陈翰笙等人的坚持与隐蔽工作多次规避当局查封,但最终于1943年遭到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

41《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载《中华农学会通讯》第20期(1942年),第7页。

42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农科,1916年增加林科变为农林科,1930年改组为农学院。

43宋元明:《中美交流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土壤调查——以金陵大学与地质调查所为中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

44Harry House Love and John Henry Reisner, The Cornell-Nanking Story: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in Agriculture by Cornell University, pp. 108-111.

45《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46《李先闻自述》,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47王家桢:《新中国之建设与农业问题》,载《上海青年(上海1902)》第31卷第22期(1931年),第5页。

48《教育要闻:国内:农业经济问题》,载《河南教育行政周刊》第1卷第38期(1931年)。

49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载《独立评论》1932年第3、4期。

50《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工作报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1451。

51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上册,第194页。

521937年以前,分配派对合作运动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骆耕漠、陈晖、薛暮桥等学者纷纷撰文,否定合作运动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陈翰笙也质疑合作运动在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上的实际效用,认为合作社推动农产品商品化,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生存处境。王先明等:《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论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00—201页。

53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农村合作事业之理论与实际》,载《农林新报》1936年第28期,第785页。

54方显廷:《中国之合作运动》,载《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第1期,第6页。

55卜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370页。

56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办事处(编):《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汇编(第二编)》,南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1935年版,第145、220、223、225页。

57樊秋实(编):《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31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216页。

58农矿部设计委员会特种会议秘书处(编):《农矿部农政会议汇编》,南京:农矿部设计委员会特种会议秘书处1930年版,第25—33页。

59《本会土地法研究会纪要》,载《地政月刊》1935年第1期。

60《沈宗瀚自述》中册(中年自述),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43—244页。

61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农村合作事业之理论与实际》,载《农林新报》1936年第28期,第785页。

62参与该项调查的人员,除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华伦、孙文郁、邵德馨、张履鸾等教授外,还有政府人员提供协助支持,例如交通部扬子水道整理委员会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航空测量队队长李景路、导淮委员会科长须凯等。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载《金陵学报》1932年第1期,第201—202页。

63卜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391页。

64《调查豫鄂皖赣四省之农村经济状况》,载《农友》1935年第5期,第23页。

65《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委托本校农业经济系调查四省农村》,载《农林新报》1933年第31期,第13页。

66王子奇:《金大农经系与中国农村金融》,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165页。

67卜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391页。

68章之汶:《本院过去、现在与将来》,载《农林新报》1941年第610—612期,第 4 页,转引自张燕萍:《战时西部农业改造与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2页。

69蒋叔雍:《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专家——徐澄教授》,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54页。

70罗俊:《乔启明老师的一段经历》,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96页。

71朱晋卿:《怀念乔启明老师——敬悼毕生为祖国农业建设服务奋斗不息的金大前辈》,载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宁系友联谊会(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第85页。

72《金陵大学关于补助经费、聘请工员与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来往文书(1930—1939)》,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1853。

73《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家声关于补助西北农场经费事项向蒋介石、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复函》,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1839。

74《实业部委托金陵大学代办农本局农业经济技术人员训练班的有关文书(1936)》,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2073。

75傅荣恩:《四十多年前的金陵大学》,载党德信(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7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1》,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91页。

77王志民(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78《沈宗瀚自述》中册(中年自述),第182页。

79《为联名呈请明令嘉奖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三十年来办学成绩以资激励祈鉴准由》,载《农林新报》1943年第4—9期,第15—16页。

80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曾钜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81吴德才、陈毅贤:《农民的儿子:杨显东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0页。

82《沈宗瀚自述》中册(中年自述),第152—154页。

83《蒋中正电告萧铮可邀万国鼎加入研究土地问题》,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10200-00069-058。

84金逸伦:《金陵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00页。

85《沈宗瀚自述》中册(中年自述),第168页。

86John Ross Raeburn and J. O. Jones,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Towards Rural Welfare World Wide, Aldershot, England: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p. 11-12.

87孟明铭:《政策视域下大萧条时期的日本农业危机》,载《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6期。

881929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恩厚之(Leonard K. Elmhirst)和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卡尔·莱德(Carl E. Ladd)、约翰·马克顿(J. P. Maxton)、华伦(George F. Warren)等发起创立国际农业经济学家会议,邀请全球农业经济学家讨论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探讨各国及国际农业经济问题,实现农业经济知识的互通与共享。1961年,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IAAE)成立。该协会一直存续至今,2024年8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第三十二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会议。

89韩孝荣:《国家与农民——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304—305页。

90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Palo Alto: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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