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中的乡族与地方政治
——以闽西石壁地区为中心
廖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下,乡村建设运动风靡各界。各地乡村建设的具体形式纷繁复杂,影响较大的有山东邹平模式、河北定县模式、江西黎川模式、重庆北碚模式、山东菏泽模式等。国民政府也曾选派高校师生及指示地方官员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探索稳固政权的道路。①对于规模浩大、形式繁杂的乡村建设活动,郑大华将其定性为一场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方法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②尽管它不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本出路,但从社会经济史和现代化史的角度看,乡村建设运动把改造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一套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乡村建设模式,取得了某些实际效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③正因如此,学界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持续不断,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纵观现有研究,多数是从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的角度来考察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和现实影响,进而评估其历史价值。④最近,不少学者关注乡村建设活动中的乡绅阶层和社会力量,探索解决“乡村不动”问题的可能方式,以及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的关系,⑤为我们观察和了解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
1939年秋,深受乡村建设运动影响的国民政府将乡村建设纳入行政条例,国统区颁行的《县各级组织纲要》要求基层政府成立相关组织,“区得设建设委员会,聘请区内声誉素著之人士担任委员,为区内乡村建设之研究、设计、协助、建议之机关,由区长担任主席”。⑥福建省宁化县自1940年施行“新县制”,因时局不稳和财政困难,至1944年夏才组建西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建会”),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投入改建市场、支持教育、维护治安等实践,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不动”的问题。本文以宁化县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为核心资料,考察闽西石壁地区乡村建设的主要特征,探索乡族势力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影响。
一、乡族重建与乡村建设的展开
宁化县地处闽西山区,自宋元至明清隶属汀州(府),民国属长汀专区,今属三明市。石壁地区又称宁化西乡,即宁化县西部地区,包括当时的禾口乡、石壁乡(已合并为石壁镇),淮土乡、凤山乡(已合并为淮土镇),以及方田乡、济村乡所辖地区。该地区以石壁镇所在的山间小盆地(石壁盆地)为中心,故称为石壁地区。明中叶以来,闽西山区的宗族组织普遍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乡族势力为主导的地域社会,即基层社会在绅士阶层的领导下,通过宗族、庙会等组织应对官府、兴办公共事务和维护社会秩序。⑦石壁地区居民以张姓为主,聚族而居,发育出不同形态的宗族组织,清末时已两次联宗,公共事务亦多在绅士阶层的领导下以宗族自治的方式办理。民国时期,闽西山区战乱频仍。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中,石壁地区“打破宗族观念之口号高唱人云,顽劣者乘机鬼混,任所欲为”,⑧地方绅士则多逃亡,“稍有身家者,咸鸟兽散”,⑨乡族组织近乎解体。1935年,宁化县开始实行保甲制度,全县分设6个区,石壁地区主体在第五区,并依据传统的基层市场及其服务范围,设立禾口、济村、石壁、淮土、凤凰山等5个联保。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的流亡人口大量迁入,为闽西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带来许多新的社会观念。⑩
1940年,闽西国统区开始推行“新县制”,鼓励地方自治。宁化县在原有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取消区级建置,将联保改为乡镇,管辖范围不变,保甲两级维持旧制。1944年春,宁化县又一次进行保甲调整,人口较少的保被合并,保名由编号改为以主要村落命名。11又据1944年夏制作的《乡镇保区域一览表》显示,甲按人口数量编设,保则以村落为单位,与宗族组织关系紧密。禾口乡的陂下保下辖交车、新墟里、陂下3个甲,实际上是3个自然村,居民同属陂下张氏宗族。若单个村的人口较少,则与临近的村子合并成一个保,如杨边保是由杨边田和税下两个自然村组成;一些较大的村落则分成若干个保,如石壁村分成石前保和石后保,对应石壁村的上市张氏族众和下市张氏族众。12其他基层组织则多以乡、保两级建置为单位,如乡民代表大会由保民大会和乡镇民代表会构成,生产合作社、农会、水利促进会等则以乡为单位。在国民政府的基层行政体系中,石壁地区的传统乡村结构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因保甲制度得到了强化。
约莫同时,石壁地区出现了一股重修族谱的风潮,一度趋于解体的宗族组织得到重建。石壁下市张氏于1937年秋率先倡修族谱,石壁上市张氏和陂下张氏则分别于1941年、1944年完成。据下市张氏族谱记载,当时重修族谱的目的,一是响应政府倡议,恢复传统的人伦秩序,“左右政府整饬风纪之工具,又不能不转资于各族,如是则谱牒尚焉。故夫谱也者,明人伦、奠昭穆、正名分、严嫁娶,一族之纲纪系焉”;13二是鼓舞族人的爱国情怀,支援抗战,“所冀吾族伯叔兄弟、诸姑伯姐,从此家乘重新之后……同到前线,歼彼……丑虏,(固)我金汤。国兴即族兴,国史上增一页光荣,家乘上亦增一页光荣”。14上市张氏重修族谱时,还设立了义仓,以备灾年。谱载:“吾族世居石碧(壁),户口稠密,不下数千家。田非膏腴之壤,地非富产之区,苟非丰年有以积之,而岁遭荒旱,曷以为计乎?辛亥(巳)之岁,爰集伯叔合议,祖祠演戏停止二年,每牌派谷以设义仓。一以御不虞,一以备岁歉。各房伯叔,举欣欣然,无一吝言者。”文中论及,族众商议停止祖祠演戏两年,以“牌”为单位进行摊派,设立义仓,并制定了“义仓规则”七条,包括义仓由宗族管理;明确仓内谷物借出和归还的时间;严格限制徇私,要求“各房伯叔宜遵公令,如违,公罚”等。15宗族组织重建后,依旧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1941年春,已卸任第五区区长的张树庭(1906—1951)向西乡各宗族倡议,在原道南书院财产的基础上,创办新式的道南初级中学,得到西乡各宗族的积极响应。据张树庭称:“经商得禾口、济村、石碧(壁)、淮土、凤山等五乡热心教育人士之赞助,每乡已准备四千元。至于校经费,预算全年为贰万元,并经商得禾口、济村、石碧(壁)、淮土、凤山等乡各姓族之赞许,情愿捐出各该姓族尝产为基本,统计约可收得租谷七百担,每年约可售值二万一千元。”16据上文可知,拟设立的初级中学所需经费,主要源自石壁地区热心教育人士的赞助和宗族组织捐助的尝产。17石壁地区的地方精英将宗族传统与保家卫国的民族情结结合起来,作为重建乡族组织的文化依据,并继续发挥基层自治的职能。
“新县制”施行后,乡族组织逐渐恢复活动,为乡村建设的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1944年春,傅柏翠(1896—1993)任宁化县县长,道南中学校董张树庭以效仿傅柏翠的“新村建设”为名,邀集当地各界人士在禾口成立西建会,计划开展乡村建设活动。西建会的建置主要由主席、教育组、治保组、建设组、总务组等构成。名义上,主席是西建会的负责人,先由县长傅柏翠担任,1945年秋其离任后由继任县长练平(1908—1974,原名练文澜)兼任。总务组是西建会的秘书机构,由禾口乡公所经征处主任郭南熏负责,他是傅柏翠在上杭推行新村建设的得力助手。18傅柏翠、练平和郭南熏等人虽任职宁化县,却不是宁化人,他们的参与体现了宁化县政府对乡村建设活动的支持。
西建会的实际组织者张树庭出身于济村乡的绅士家庭,曾祖父张华仪和祖父张国奋都是济村一带的乡族领袖,父亲张士波是晚清秀才。1927年,张树庭中学毕业,不久回乡随叔父创办民团,任济村保卫团团总;后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时配合国民党军队立下“战功”。1935年,张树庭出任宁化县第五区(又称西区)区长;1938年,区长任满,升任宁化县参议会议长;1940年,任福建省咨议院议员。因未任实职,张树庭长期赋闲在家,得以集中精力创办道南初级中学,并赢得当地民众的拥戴,被认为是西乡首绅。19至于西建会的普通成员,现已找不到完整的名单,仅能通过一些线索了解个大概,主要可分成两类:一是西区六乡的乡公所行政人员,如张超、张国根、张运饶等。张超,谱名张万伟,禾口乡陂下村人,其父张立瑶是晚清秀才。1938年后,张万伟相继担任济村联保主任、济村乡乡长兼中心小学校校长等职。20二是宁化西乡有头有脸的绅士和商人,或有地方参议员的头衔,仍以传统的社会权威立足地方,如王子谦、张绍渠等人。王子谦(1911—1986)出生于凤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之家,凭借自身努力和时代机遇而跻身西乡名士之流。1939年,调任清流县卫生院院长;1942年辞职回宁化,追随张树庭创办道南初级中学,为该校校董之一。因长期无薪担任道南初级中学生理卫生课教员,在西乡有较高的声望,王子谦曾当选宁化县参议员。21不难发现,西建会成员既有基层政府的行政人员(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代表),也有传统社会权威的继承人(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乡族领袖)。
民国各地乡村建设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均以兴办教育、发展经济、推行地方自治、维护社会治安为主,宁化西乡亦不例外。西建会的三个执行部门,由总务组负责协调,分别负责推进新式教育、维护地方治安、促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地方自治则是“新县制”的内容,属乡公所的职责范围。教育组的基本工作是协助道南初级中学校董会筹集办学经费和推动各乡小学校舍的修建,前者是核心工作。道南初级中学自1942年秋开始招生,因宁化“师资缺乏,地复偏僻”,“本校尤在乡间,生活较为枯燥,聘师、留师极感不易,故对于外聘教员待遇比省较多”。为了聘请优秀的教师,学校给予任教人员非常高的待遇,如郑伦斌受聘前任教于省立明溪初级中学时月薪100元,任教道南初级中学后月薪300元。22加上维修教室等所需开支,道南初级中学的经费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为筹集更多的经费,校董会常以促进乡村建设之名向西乡各大宗族募捐,西建会为此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将筹集的部分款项用于西乡各地的中心小学校校舍修整。23治保组的职责是配合地方政府肃清闽赣边界的土匪势力和维护西乡治安。抗日战争时期,闽赣边界山区的土匪活动猖獗,闽西的长汀、宁化、清流及赣南的瑞金、石城等地素为强盗出没之地,石壁地区毗邻诸县,土匪问题尤难治理。1944年,战时福建省政府两度大规模剿匪,宁化西乡是剿匪的主要战场;抗战胜利后,宁化县县长练平再度率兵剿匪,张树庭率西乡自卫武装全力配合,才将该股匪徒彻底打垮。24西建会在西乡各处的动员和善后工作,则是剿匪胜利的重要保障。建设组负责乡村市场的改建工作。时至1945年夏,西建会已经相继完成了对济村墟、石壁墟和淮土墟的改造,因其规模不大,改建工程较为容易。
随着“新县制”和地方自治的推进,闽西石壁的传统乡村结构得到强化,乡族势力恢复活动,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乡族领袖的组织下,石壁地区成立了由乡公所官员和传统绅士组成的西建会,负责推进改建市场、支持教育、维护治安等乡村建设活动,虽没有清晰的理想蓝图,却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解决了部分乡村的迫切问题。
二、权力重组与禾口新市的建设
禾口新市建设是西建会倡导的规模最大的乡村建设项目,参与人数众多,不仅体现了投资者的真实意图,而且呈现了乡村建设实践的运作机制,亦可揭示“新县制”时期的乡族势力应对时代变化的策略。
禾口是民国时期石壁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宁化县最为繁荣的乡村市场。相传,禾口墟始设于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形成了每旬四、九两日逢墟的惯例。是时,济村、石壁、淮土等处虽有墟场,但仅在每年的重要日子才有商业活动。25从地理上看,禾口是闽西水运交通要道上的一个起点,也是济村、淮土、凤山、石壁等地前往县城的必经之地,因其经济利益不小,石壁村上市张氏宗族和下市张氏宗族曾为其拼死相争。据上市张世振(1689—1753)的行传记载,“雍正年间,石碧(壁)上下,狠争禾口市界,几为仇家所摧,尝与二三族姓百计御之”。26不过,上市张氏与下市张氏的势力此起彼伏,禾口墟的所有权时有变化。下市张氏族人众多,宗族组织发展较快,康熙末年已是当地势力强盛的依附式宗族。上市张氏族人较少,宗族组织发展相对迟缓,雍正年间与下市张氏的竞争尚处于劣势。为扭转形势,上市张氏联合周边人口较少的宗族,组成规模浩大的合同式宗族,建构了友庆、友明、友诚三个房支体系。27至道光年间,二族再次展开争夺,最终上市张氏胜出,独占禾口墟,并在族谱中明文规定墟内所有店铺、设备不许他人染指。28
抗日战争时期,禾口墟得到进一步发展,“宁化禾口市集自明季万历间经四百余年,每逢四九墟期贸易,繁荣为全邑之冠”。29不过,禾口墟场内街道设施老旧,各色行业混杂,一直是西建会试图改造的对象。1945年初夏,抗战胜利在即,西建会响应国民政府“建国建乡”的号召,提议改造禾口墟,遭到上市张氏和墟内商户的反对。于是,有人提议在相距不远处另建新市,新市“地段无论东西两方,均应接连旧市,不可脱节,兹仍本此意缀合之”,“于是则彼此迁就,新旧可融成一片”。30禾口墟商户见未触及自身利益,便无人反对。该提议上报宁化县政府后,得到了县长练平和地方社会的共同支持。5月16日,禾口乡公所召开乡民代表会,参加者有各保代表,“有地方士绅与省府专员苏节列席之”,会议决定成立新市建筑委员会,“筹划进行等议案”,并推举张国根、王子谦、张绍渠、刘承瑶、李宜章、吴良炯、张运饶、张启波、张维清、吴登辉、张超、张占吉、罗招远等13人为常任委员。其中,张国根任主任委员,王子谦任副主任委员,张绍渠为“经济倡首”,负责新市建设的筹款工作。31张国根(1909—1972)乃禾口乡陂下村人,父亲张万才是著名乡绅,“凡属公益义务,出钱出力,率先倡导,饶有侠气……乡里至今称道不衰”。32张国根中学肄业后,“迨二十三年(1934年——引者注)冬,地方恢复,乃返里。与宗叔万伟等,维持善后事宜,立祀产,修祠庙,建义仓,办学校”。1938年,出任禾口联保主任一职,1940年后改称禾口乡乡长。1942年,因身体不适而辞官,乡居时主修族谱,“努力公益,倡建陂下安福石桥,捐献巨资,筑安福茶亭,排难解纷,扶危济困,绰有乃父风”,33俨如传统致仕的士大夫。张绍渠(1905—1952)为石壁乡陈塘湾(石壁村西北里许)人,汀州公立师范学校毕业,属石壁上市张氏,父亲张思诚曾任禾口保卫团副团总等职,亦曾“倡捐义股,创办义仓,而素孚乡望”,是禾口墟附近声望极高的大商人。1930年,张思诚携子绍渠外逃,后客死他乡。1935年,张绍渠只身返乡,继承父亲的财产,成为禾口墟最大的商户。1941年秋,追随张树庭创办道南初级中学,后当选宁化县参议会议员,成为石壁上市张氏的“祠胆公”(宗族领袖)。34张国根曾称,新市建设乃响应“政府建国建乡之旨”,是改善禾口老墟“市容破烂,不合卫生;又未能加以整理,尤以房舍复杂,为赌博、鸦片与浪民渊蔽”的义举,35也是宁化县政府支持的公益项目,“倡议出于禾口乡公所与乡民代表会,指导进行完全由当时钧长(指练平——引者注)所主持之西建会”。36据此,新市建筑委员会的实质是西建会指导成立的临时机构。
在新市建设的过程中,新市建筑委员会兼具禾口乡公所的国家权力和地方绅士的社会权威,项目得以顺利推进。首先是征用新市建设所需的民田。禾口新市的地址定于老墟东北,相距大约1000米的军(金)塅上,需征用十余亩民田。张国根利用职务之便在乡公所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第一次在1946年1月11日举行,与会者主要是新市投资者,会议划定了建筑范围,制定了调换、纳租、补价三个征地原则,分派与会代表对田主进行协商工作。第二次会议于2月23日举行,新市建筑委员会的张国根、张运洪、王子谦、吴登辉出席与田主张耀发、罗招远等14人参加。经过3个多小时的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即实地测量所征用民田,由新市建筑委员会向田主补偿当年损毁的农作物,并以换地、纳租、购买等方式与田主协商完成土地交易,各田主应根据自己选择的具体办法于3天内完成签约。37随后,宁化县政府“派建设科长翁骚、技士伊光亨到地测勘地基,绘具图案”,38为新市建设准备施行方案,以示支持,但未出资援助。同时,新市建筑委员会向西乡各界筹资建设新市,共获“国币一万万元”之多,为“民等……竭尽棉(绵)力,或为毕生精血所积集,或为变卖挪借所支持”,39登记筹建的店面有二百余间。其中,张绍渠及上市张氏族人也有投资,共建成店铺十余家,约占总数的八分之一。40禾口新市的建设进度很快,仅三个多月便初具规模,练平亲临视察,提出“建筑房已足敷用,为加速完成与便利发展起见,一再令饬提早迁市”。41禾口新市的建设十分顺利,基层官员和地方绅士的合作颇有效率,可见新市建筑委员会虽名义上仅负责新市项目,实质上是得到宁化县政府的认可,超越乡公所和乡族组织的新的权力机构。
在练平的授意和投资者的期盼下,新市建筑委员会召开常任委员及店主会议,决定禾口新市将于1946年5月29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开墟,并将开市广告遍贴西乡。未曾料到的是,新市开墟两次,鲜有商民前来贸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市屋舍新建,又逢雨水季节,街道污泥满地,而老墟街道铺有鹅卵石,地面干净且不易积水,加之数百年的惯性,民众更愿意去老墟交易;另一方面则是禾口老墟经营已久,买卖趋于饱和,无须新开商铺。为了让新市繁荣起来,新市建筑委员会再次召开成员大会——此次张绍渠未曾与会,会议决定将禾口老墟的买卖悉数迁往新市。消息传出后,张绍渠和老墟商民表示坚决反对,令新市方面十分恼火。王子谦认为,“张绍渠等自筹备建筑新市以及决定迁圩(墟),所有历届会议均有出席,从无异议”,如今反对新市建筑委员会的决议,“以私人店铺建筑尚未完成,及老市庄摊收入损失,出而反对新市,实为设阱陷人。不惟新市,其他姓族衔恨在心,即张四郎公子孙在新市建筑店铺落成之十余家,亦当恨之入骨”。42从实际情况看,王子谦的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迁墟危害老墟全体商户的根本利益。张绍渠认为,“禾口原有市已建店屋四百余间,居民四五百户,其繁荣之利益又为多数贫民所共享”,不能为了繁荣新市而消灭老墟,置众多居民于不顾。为了让老墟商民就范,张国根再次利用乡长职权,派遣禾口自卫队前往老墟强迫业主搬迁,强制不得,“或藉军队过境派夫,或假选送受训警察,均向原市市民贸易正盛时突然拉送,以致秩序大乱,市民四散奔逃”,破坏老墟的市场秩序。43张绍渠以老墟代表的身份,率老墟商民抵制禾口乡公所的强制迁墟行为,意味着新市建筑委员会乃至西建会出现了分裂,导致新市建设未能继续完成,石壁地区的乡村建设活动也处于停滞状态。直至1947年初,地方社会才恢复平静,此时担任总务组负责人的郭南熏业已离职,西建会亦趋于解散。
综上所述,新市建筑委员会是在西建会的指导下成立,由乡公所官员和地方绅士组成的临时机构,其目的是为了推进禾口新市建设,实质是石壁地区政治权力的一次重组。虽然没有县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因新市建筑委员会的推动和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实现了民田征用和资金筹集,禾口新市建设进展顺利。这说明,改善乡村市场设施符合当地民众的需求,未出现其他地方乡村建设严重倚赖政府和“乡村不动”的问题。然而,禾口新市建成开墟后,发展并不如意,新市建筑委员会要将老墟业务悉数迁往新市,导致老墟商民的坚决抵制,反映了多数地方精英要求分享禾口市场的经济利益和石壁上市张氏一族独占之间的矛盾,这是石壁地区商业经济的根本问题,关系禾口新市的前景和乡村建设之成败。
三、新旧争执与地方精英的应对
禾口新旧市场争执发生后,事态发展逐渐超出了双方预料,持续数月间,争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又突发杀人事件,增加了刑事诉讼,宁化县政府、长汀专区、福建省政府相继介入,地方精英的应对策略也因应变化,并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
新旧市场争执的第一阶段是1946年5月至6月,斗争的具体形式是张国根利用职务之便指派禾口乡公所武装队丁与石壁上市张氏宗族争夺商民前往各自的墟场,经练平制止乡公所的行为而结束,但未解决关键问题。张国根以乡长的身份于6月7日下午“召请地方各界,举行联谊会,张四郎公裔孙张绍渠等亦均到会,交换意见”。不过,张绍渠要求“自由贸易”,与新市方面的诉求相差甚远。44劝说不得,张国根遂继续派遣乡公所武装队丁破坏“由县及由俞坊、溪背各保人民往来原市之道路路面”,再联合西乡其他乡的武装队丁,“分布原市外围,阻止行人不得通过原市,均须往新市买卖”。45为应对禾口乡公所及地方社会的压力,张绍渠、张耀西等人动员老墟商民及上市张氏族众,于6月8日在石壁村宗祠召开会议。会议决定:
(1)禾口原有市场照旧做买卖,但各房族代表均应戒饬子弟严守法纪,不得有粗暴之举动。
(2)禾口乡市场自应不分新旧,均听人民自由往来买卖……人民对于应缴政府之租费,自应照章一律缴纳。
(3)乡长公所队丁如或打伤或拘禁人民时,应个别负担刑法上之责任,乡长应负故意加人损害之责任。
(4)乡公所队丁如或毁损市民所有商品时,应负法律上赔偿之责任,乡长并应同负责任。46
引文显示,禾口老墟商民应对禾口乡公所强制迁墟的方式是比较克制的。一方面,提出己方自由贸易的诉求,告诫族人要安分守己,不要有过激的行动;另一方面,明确告知张国根等人不要乱来,否则将追讨其责。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张贴标语、制造谣言以宣传造势,以“除谱”的威胁要求族众挨户派人至老墟维持秩序。不过,在张国根等新市一方看来,上市张氏族人“张光眼鱼子、张耀根等在南田来路口,张元茂在石碧(壁)来路口,张恩连等在淮土来路口等处,四出威胁阻拦赴圩民众,断绝新市场应市货物来源,造成封锁局面”;“张元柱、张启学、张启海、张启伦、张运生、张元生等四出拖拉市民,禁止经过老街民众行动”。47据上文可知,此时张绍渠应对新市方面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宗族的力量,通过动员族众团结一致,与禾口乡公所针锋相对。当然,双方均保持了必要理智,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亦未分出胜负和达成共识。于是,张国根、张绍渠等均于6月中旬相继致信练平县长,希望他亲临禾口主持公道。练平收到张绍渠的控诉后,立即致电训斥张国根滥用职权,要求禁止派遣武装队丁参与市场纠纷,双方派员干预乡民赴墟、破坏市场秩序的活动遂得到限制。
新旧市场争执的第二阶段是7月至8月,双方相继将申述呈至宁化县政府和长汀专区(又称“府衙”),张绍渠等竭力表达老墟商民的合理要求。练平因为曾经参与新市建设,处理纠纷时多有偏袒。他于7月5日亲临禾口,为示公正,撤换张国根,命自称第三方的吴光棠代任禾口乡乡长一职,并以县长的名义召集地方人士至禾口乡公所开会,讨论解决禾口市场纠纷的办法。参会者投票的决定仍是“繁荣新市,消灭老市”,因遭到老墟商民的激烈抵制,练平不得已“宣告此项投票无效”。48由于县长未能处理好纠纷,新旧市场双方代表遂向长汀专区申诉。新市方面强调,“新市场之建筑又为政府计划领导所促成,提早迁市亦为钧座(指练平——引者注)所指示”,并提出可根据福建省政府新制定的《各县市墟场租赁及管理办法》,建议将禾口老墟收归公有。49张绍渠先是提及“宪政”,控诉禾口乡公所派遣队丁无端威胁普通民众,“值此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时,乡公所自应严饬队丁,恪守纪律,岂容仍有非法之举动”,50其后在向府衙申述时,又撰成《禾口老市全体民众为陈述维护老市理由及调解意见书》近千言,援引现代话语自证:
依国父遗著所载,人民有了选举权,复有罢免权,有了创制权,复有复决权,以杜流弊,而济其穷,岂有一成而不变之理。张绍渠事初虽被蒙惑,事后眼见人民往来买卖失去自由,恨警觉之过晚,于是代表民众伸张正义,维护老市原状,顾全多数人民之利益,于理于法并无不合。51
张绍渠引用“国父遗著”中关于人民权力的表述,既表达了对新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也表明自己反对迁墟是在伸张正义,并突显了争执的关键不在于老墟,而是由于新市方面不顾多数人民之利益。长汀专区的调处意见于7月14日下达,具体办法是将禾口老墟的贸易平分于新老市场,分别交易。52宁化县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存有一份福建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长汀专区最高长官)高恺写给练平的私人信件,该信函称:“按诸法令根据,营业地点人民本可自由选择,不得出诸强制行动。倘依此原则决定,正合旧市场之要求。……如不得协议,可照吾兄所拟处理办法三点予以指定分配。”53据此,禾口老墟商民的要求实属合理合法,但高恺并未按照法律原则处理,而是希望练平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府衙的市场分配办法,老墟商民亦不满意。正当宁化县警察局局长陈汉澜执行市场分配办法时,一位在禾口老墟做买卖的商贩巫显仕突然中枪身亡,事发后,相关利益方各执一词,相互指责,54导致分配办法无法继续执行,甚至影响了地方行政工作。新上任的乡长吴光棠抱怨称:“缘本乡市场之争执,本属张姓,尚有数保抱负成见,窃词困难,视政令为具文,乡政变成僵局。”55
新旧市场争执的第三阶段是9月至10月,余波延续到年底。因杀人事件未能侦破,张绍渠深感不安,于9月初前往省城福州,先后两次向省政府呈述案情。9月3日,主要呈述杀人案件,强调张国根、王子谦等包庇凶犯。569月14日,直接向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呈述,增加了能触及省政府神经的要点,论及杀人案件背后存在的问题:
查宁化地方豪强张树庭等拥有多枪,密布爪牙,垄断权利,藉口联乡建设,实则形成割据。练县长与之勾结,互为利用,各以自固。故对开枪肇祸之流血惨案,竟置不理,民怨沸腾。57
张绍渠所言地方豪强张树庭“形成割据”之语,并非空穴来风。宁化西乡的乡村建设活动本是张树庭等效仿傅柏翠的新村建设而发起,傅柏翠素有“闽西王”的称号,推行新村建设的上杭一带则是他的“独立王国”。58张树庭在宁化也有“西霸天”的名头,一度被认为是县政府推行新政的阻碍。59张绍渠为保住禾口老墟,不惜揭露西建会实际领导者张树庭的真实意图,将矛盾焦点指向了当时福建地方政治的关键问题,省政府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为解决禾口新旧市场间的纠纷,福建省政府对禾口新市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禾口新市建设征用土地是否合法,二是禾口新市建设的经费来源为何,三是新市建筑规划图是否符合标准。得到的结论与新市方面的论述相距甚远,省政府依据《本省各县(市)市(墟)场租赁及管理收费办法》认为,新市实属商人投资,可以“参酌原契据价格及现值与所有权人议定价格予以收购,收购不成,得请征收之”,新市设计图也不合标准。60基于此,省政府提出了两种调解办法:一是将现有墟期轮流营业,二是新增两个墟期各自营业。后经地方人士商讨,以县政府的名义于9月底贴出调解布告:“查禾口墟期每逢‘四、九’,兹着分配老市逢‘四’营业,新市逢‘九’营业。希各商民依令营业,以免争执为要。除另令警察所、乡公所、经征处调处执行。”61对此,新老市场双方虽然都不满意,却未有过激的行为,争执才告结束。至于巫显仕被杀一事的结果,未见档案资料记载,极有可能不了了之。
综上所言,在禾口新旧市场争执的不同阶段,为保住老墟商民的基本生计,张绍渠等地方精英动员宗族力量,援引现代话语乃至揭露西建会领导者的真实意图,展示了闽西乡族势力的顽强韧性,并对闽西石壁乡村建设活动的性质提出了质疑——是响应国家政策而得到政府扶植的新兴事业,还是地方豪强用以自固和谋取利益的手段?
四、结语
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旨在改造乡村的社会建设,多数乡村建设活动由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或政府机构推动,以致梁漱溟感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并指出了两大难处:一是倡导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不能代表农民的要求;二是乡村建设的任务之一是改造政府,却依赖政府提供建设资金,从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62民国“新县制”时期闽西石壁的乡村建设活动,由地方精英提出具体的建设方案,解决现实生活的迫切问题,摆脱了政府财政的束缚,似乎解决了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并展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地方精英,包括地方豪强、基层官员、宗族领袖、富裕商人等;二是在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县政府的认可和授权,具体开展则依赖传统的集资方式和现有的社会资源;三是参与人员没有远大的理想,在乡村建设的口号下各有所图。
通过闽西石壁的乡村建设活动,还可窥探乡族势力在“新县制”时期的一些变化。民国年间,历经数次的革命与战乱,乡族组织一度趋于解体。“新县制”实行后,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地方精英领导的乡族势力逐步恢复活动,倡办教育、捐建桥渡,重新进入地方政治舞台,倡导和参与乡村建设活动也是其表现之一。在闽西石壁地区,绅士张树庭领导组建的西建会、新市建筑委员会等组织,囊括了基层官员、传统绅士等各界精英,实质上是县政府授权下成立的超越基层行政机构和乡族势力的新的权力机构。在家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地方精英领导的宗族组织表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力,宗族领袖勇于承担责任,率领族众有礼有节地对抗不合理的要求,并援引“宪政”等现代话语和“国父遗著”为自己辩护。由此可见,闽西石壁的乡族势力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适时地利用国家政策和“借用”各种现代话语,“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同时让其弊端最小化”,63而非简单地对抗或者接受现代国家政权建设。
近年来,围绕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讨论聚讼纷纭。美国学者柯文曾提倡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书写中国历史,以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为单位开展更加丰富的研究,64一时备受推崇,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明方则认为,中国中心观虽然在解构过往教条主义范式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一范式的广泛应用又走上了一条新教条主义的道路,因为其过于强调中国中心观消弭了传统与近代的差别,淡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65前辈学者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的认识虽有不同,在分析路径上却均陷于“传统与现代”和“内因与外因”的二元结构。从地域社会的角度看,闽西石壁地区的乡村建设乃至现代国家建设的各种形式,不过是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之间不同形态的合作方式,无不是地方精英获取社会权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这说明,传统社会并未站在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它不仅能孕育出符合基层社会需求的自治机制,也有能力在治理理念上与国家政权保持基本同步,还能以当地人可理解的方式接受乃至改造外来的文化,并将之融为地域社会的一部分。
①关于各种乡村建设模式的归纳,详见王景新:《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②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533页。
③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④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回顾,详见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李青青:《百年乡村建设研究述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⑤王先明、王雪:《乡村治理的困境与探索——以民国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中心》,载《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王聪颖:《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力量与政府的合作困境——以晏阳初离职农复会为中心》,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张艺英:《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⑥《县各级组织纲要》(1939年9月26日),载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8页。
⑦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⑧张九皋:《重修族谱叙》,载张国柯(修):《张氏重修族谱(十三修)》第1卷,1989年。
⑨《世系·张国璜传》,载张国柯(修):《张氏重修族谱(十三修)》第9卷。
⑩林星:《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以福建为个案》,载《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
11《宁化县三十三/四年乡镇公所所数对照表》(1944年4月24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1-218。
12《宁化县禾口乡乡保区域一览表》(1944年6月),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145。
13同注⑧。
14张国钧:《重修清河族谱序》,载张国柯(修):《张氏重修族谱(十三修)》第1卷。
15《石壁祖祠义仓记》,载张桢(主修):《石壁上市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修)》第1卷,1990年。
16《拟设立禾口初级中学计划草案》(1941年11月22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5-148。
17廖涵:《民国新学制与乡族秩序重构——以闽西宁化西乡为例》,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1期。
18王逸生:《宁化西乡建设委员会与禾口新老市场之争》,载宁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化文史资料》第10辑,1989年,第128页。
19《张树庭传》,载宁化县志编委会(编):《宁化县志》第3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79页。
20《行传·卓才先生传》,载张国根(主修):《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三修)》第7卷,1944年。
21张国玉:《王子谦同志传略》,载政协宁化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化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第10—15页。
22《福建省宁化县私立道南初级中学三十一年度拟聘教师一览表》(1942年7月),宁化县档案馆藏,103-5-148。
23王逸生:《宁化西乡建设委员会于禾口新老市场之争》,载宁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化文史资料》第10辑,第129页。
24黄承爵、邱恒宽:《土匪张泽庆起灭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宁化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第59—70页。
25《疆界志·村市》,载康熙《宁化县志》第1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41页。
26《张世振传》,载张桢(主修):《石壁上市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修)》第2卷。
27廖涵:《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
28《禾口墟记》,载张桢(主修):《石壁上市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修)》第1卷。
29《县座亲临调处本件存查》(1946年6月28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30《张璧人密函(拟)》(1946年7月3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6-2-1821。
31《宁化县禾口新市建筑委员会呈文》(1946年6月2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32《行传·万才先生传》,载张国根(主修):《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三修)》第7卷。
33《行传·张树德先生传》,载张国根(主修):《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三修)》第7卷。
34《张善征君与元配仝孺人合传》,载张桢(主修):《石壁上市清河郡张氏族谱(十修)》第1卷。
35《为抄发该县禾口争执新旧市场原呈二件仰查明并案办理具报由(抄呈)》(1946年7月2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6-2-1821。
36《签呈》(1946年6月2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37《新墟场公开田主会议记录》(1946年9月23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38《宁化县禾口新市建筑委员会呈文》(1946年6月2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39同注36。
40《为张四郎公子孙张绍渠等恃强不遵规定恳请令饬禾口警察所严厉执行由(拟)》(1946年8月),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41《为抄发该县禾口争执新旧市场原呈二件仰查明并案办理具报由(附件)》(1946年7月2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6-2-1821。
42同注40。
43《呈为恳请准予不分原有市及新市均听自由发展以杜争端仰祈示遵由(拟)》(1946年7月1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44《为呈报本乡新市市面被垄断经过情形请察核指遵由》(1946年6月8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45《为禾口乡公所破坏路面妨碍交通并派武装队丁阻止人民往来买卖实弹示威几至肇祸恳请察核严究由》(1946年6月21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46《石壁上市张四郎公嗣孙代表为为恢复禾口原有市场会议纪录》(1946年6月8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47同注44。
48《为呈请俯准禾口新老市自由发展并乞示遵察核由》(1946年7月9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49《宁化县禾口新市建筑委员会呈文》(1946年6月2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50《为禾口乡公所破坏路面妨碍交通并派武装队丁阻止人民往来买卖实弹示威几至肇祸恳请察核严究由》(1946年6月21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51《禾口老市全体民众为陈述维护老市理由及调解意见书》(1946年7月5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6-2-1821。
52《宁化县布告》(1946年7月),宁化县档案馆藏,103-3-241。
53《高恺致练县长信函(拟)》(1947年7月31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6-2-1821。
54《为呈复巫显仕在禾口赴墟被难情形请察核由》(1946年8月),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55《为呈报本乡工作无法开展恳请迅予设法补救由》(1946年8月20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56《据张绍渠呈以张维清等枪杀巫显仕等一案王子谦等朦报鼓众肇事仰从速秉公处置理由》(1946年9月6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57《据该县参议员张绍渠呈为该县长与张树庭勾结滥用枪支伤害人命民怨沸腾请饬严办等情仰遵照由(抄件)》(1946年10月2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58张雪英:《新农村建设史上的特殊篇章——傅柏翠新村建设的实践及其启示》,载《龙岩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张艺英:《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59黄成爵、邱恒宽:《西霸天张树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宁化文史资料》第1辑,1982年,第93页。
60《具呈新旧市场发生争执及调处情形指令遵照由》(1946年9月22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61《宁化县政府布告》(1946年9月24日),宁化县档案馆藏,103-4-208。
62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585页。
63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钟逸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页。
6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18页。
65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