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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自便: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

李玥晨 金元 龙登高

【内容提要】 “听民自便”是传统中国维系大一统与基层自治之间平衡的核心制度逻辑。民间主体不仅自发供给基础设施、教育慈善等各类物质性公共品,更内生出民间契约、产权界定、乡规民约、民事和商事等制度性公共品。政府认可并保障民间公共品及规则的法律效力,从而形成基层自治,官不下县。具体的基层公共事务交由民间承担,为简约官僚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与之相配套,经由科举筛选出来的士绅阶层在官民之间发挥着纽带作用,使政府得以有效运转,并低税赋、低成本地维持广土众民的大一统。近代以降,战乱与国家权力扩张导致民间供给机制与基层自治逐渐式微,但其内在的多元协同治理智慧与传统制度基因,仍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引言

  “基层自治”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特征。①它既非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地方分权,亦非西欧前近代城市自治式政权,而是一种以朝廷“听民自便”为核心理念的社会自组织模式。这一模式依托民间主体的自主性,主要通过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提供公共品,形成一套包含产权、民间组织与市场等要素的整体性制度安排,②并与简约的官僚体系相配合,维系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长效运转与广土众民的大一统。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过于强调王朝通过严密控制以强化国家能力与维护大一统,当代仍有人认为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事务应由政府提供。少数前辈学者已注意到,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并非静态割裂,而呈现动态互动的特质,③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逐渐认识到民间力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能动性并扮演重要角色,为系统地整合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与基层治理的运转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空间。龙登高等从经济史角度对基层自治作出明确阐释并展开系统论述,④黄一彪探讨了土地产权界定中“听民自便”的制度内涵,⑤罗志田以“专制与自治”阐释朝廷与民间的不同治理手段以及二者蕴含的道义与文化逻辑。⑥在理论层面上,社会学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社会治理的结构和动态过程,⑦与基层治理相关的经济理论则关注基层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张力。⑧法学领域则进一步揭示了基层自治的生成逻辑,⑨主要体现为乡规民约与官方法律体系之间的动态互补。

  基于既有研究成果,本文拟系统梳理清代朝廷“听民自便”、民间社会基层自治的传统,试图突破旧有分析框架,以公共品供给为统合视角,考察基层自治的政治机制与经济逻辑,以及法律规范如何作为广义公共品发挥作用,从而揭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多维度实现基层自治与大一统的整合。清代朝廷可被视为“有限政府”(limited state),⑩其直接行政职能有限,但并非等同于低效或无能。11相反,朝廷通过权力下放及尊重民间传统,有效激活了民间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12从科举激励精英的制度阀门到民间组织的法人产权,从乡规民约的自发秩序到国家法的程序吸纳,传统中国基层自治的实践并非零散的地方性尝试,而是一套根植于大一统体制下的系统性制度安排。通过政治制度设计、经济资源整合与法律规则内生的互动,构建起兼具弹性与韧性的治理生态。这种动态平衡不仅维系了广土众民国家的稳定,更展现了传统中国通过简约治理实现灵活有序治理的独特智慧。

  从顶层制度设计来看,科举制度及其催生的士绅阶层,构成连通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纽带,从而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向上为文官体系输送人才的同时,科举制度亦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士绅这一兼具国家意识形态与地方乡土关怀的独特阶层。士绅,或致仕还乡,或候缺在籍,成为民间组织最主要的管理者、投入者与运营者。他们并非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接管基层,而是以地方精英的身份主导自治,从而嵌入基层治理的核心环节。与此同时,士绅所依托的民间组织,是拥有独立法人产权,能够通过经营性运作实现财务自给和长期存续的公共品供给主体,它们修建并维护桥梁、渡口,组织赈济,构成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物质性公共品供给体系。更深刻的是,各类自治主体在实践中形成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其本身即是一套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的制度性公共品(见图1)。13这套内生的民事民法体系,赋予基层自治相应的规则自主性。乡规民约作为一种朴素的原初法律,为地方社会提供稳定的行为规范和纠纷解决机制,同时也为朝廷律例提供了补充和参考。与官方律例相比,乡规民约具有更强的地方性和多样性,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形成契合当地民众需求的规则。政府通过尊重并适度采纳乡规民约中的内容和理念,形成民间自发、政府支持的法律供给模式。这种模式既避免了过度的政府干预,也确保了法律的适用性和执行力。通过挖掘民间原始契约、碑刻及省例等史料,本文试图揭示传统中国规则共生的治理智慧,即以低成本认可地方多样性,同时通过多方制度安排以简明的官僚体系维持大一统,从而为当代完善社会参与机制提供历史镜鉴。

二、听民自便:基层公共品的供给主体

  “听民自便”作为传统中国基层自治的核心理念,并非今人概括或外来概念的移植,而是深植于清代官方治理话语的表述,代表了一套具有持续性与适应性的治理传统。其本质在于将特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民间,以最大限度减少官府的直接介入,从而实现治理成本的压缩与统治效率的提升。在资源开采与土地利用上,清廷常采取“听民自便”以激活民间活力。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准许民间自行开采铜矿,地方官仅负责稽查,防止争斗。14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规定皇家林地红椿、火道之外的土地,“听民自便”从事生产;15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亦载明,陕西省内已有漆、竹、木耳等出产的林地,不得强令垦种,而应“听民自便”。16这些政策旨在利用民间力量开发资源,同时避免官营的僵化与低效。在商贸领域,“听民自便”的治理原则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生存空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面对百姓在教场自发集市贸易的情形,乾隆批复称:“何必又行查禁?”这显示了清廷对民间自发市场的认可与容许。17对于货币的使用,清廷也多次顺应民俗,例如乾隆十年(1745年),考虑到北方习惯于用铜钱而废除繁琐条款,选择“听民自便”。18

  在赋税征收中,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多次谕令在偏远无银铺之地,百姓纳粮时可自行选择银钱,严禁官吏强令折银或从中勒索。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更明确规定,地方官须按市价公示银钱折算标准,“听民自便”选择交纳方式,19甚至在公共工程与灾后重建中,如直隶疏浚河道、河南招募民夫,朝廷也倾向于劝谕而非强征,强调“毋庸按地派夫”。20强制性劳役极易激发矛盾,管理不善则效率低下,而利用民众自发的经济动力,官府只需加以引导和利用,便能以更低的政治与社会成本完成工程。至晚清,这一理念进一步延伸至新兴领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设立小学堂时,朝廷明确“听民自便,不必官为督理”;21昭信股票发行也强调“愿借与否,本属听民自便”,反对按亩摊派。22这表明,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传统治理智慧依然得以延续,并不断进行调适。表1系统归纳了这一理念在清代基层各治理领域中的典型应用。从地权交易、市场运行到赋税征收与公共事务等各方面,“听民自便”绝非单一领域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国家治理各维度的核心逻辑,印证了官方对民间自生秩序的认可。

  这套“听民自便”的治理传统,其核心是朝廷在广阔的疆域中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承认并依赖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那么在政府职能有限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究竟由谁来承担?在探讨传统中国基层自治的运行模式时,必须首先明确公共领域中微观主体的构成以及职能承担方式。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均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即无论是当期还是远期的消费,其效用均呈现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因此,这类公共品传统上常被认为应由政府供给,以此确保社会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几乎承担了全部公共品的供给责任。从英美历史经验来看,私人化的市场主体,即营利性主体,也可以在公共品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物理论进一步揭示,共用资源使用者之间达成的协议会通过许多机制来加以执行,其中不仅包括外部政府机构,也可以是使用者所在社群中被雇佣为监督人和执行人的社群成员。23也就是说,公共品供给机制本质上是一个复合型制度系统,其有效性既不完全依赖于政府,也不排斥市场或市场化主体或组织的参与,而是依托多元共治实现治理效能最优化。

  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必局限于政府性机构或营利性主体,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也完全具备承担公共职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具体而言,公共领域的职能承担者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性机构。政府天然承担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它通过制定政策和行政管理来履行公共治理职能。第二类是营利性主体。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这主要包括商人及牙行、歇家等市场中介,其通过接受政府授权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第三类是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即在公共领域承担治理职能的各类民间组织。传统中国具有独特的基层自治模式,公共品供给的过程可视为一种特别的自然实验。各类民间组织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通过长期形成的社会规则和地方习俗,形成一整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体系。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形式,不仅调适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填补了政府职能的空白,更通过制度创新扩大了自身的社会根基,成为维系基层秩序的坚实力量,从而为大一统政权构筑起必要的社会基础。

  如图2所示,公共领域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可以由政府性机构、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和营利性主体分别承担。其中,三类主体各自的发育空间,与其在公共品供给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直接相关。事实上,与西欧和美国以营利性主体为主导的基层公共品供给和计划经济时期由全政府接管不同,传统中国的历史实践,恰好为“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提供社会公共品”这一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自然实验样本。在大一统格局下,中央政府之所以能通过有限的官僚体系维持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层社会可以依托民间力量实现基层自我治理。

  无论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乡规民约,还是士绅依托民间组织提供的基层公共品供给,都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治理模式,不仅降低了在技术等客观条件约束下管理大一统国家可能产生的巨大成本,而且在尊重地域多样性和历史习惯的基础上,实现了官与民之间的有序互动与协同治理。因此,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来看,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不仅是一种治理现象,更是一种跨越政府、民间与市场多个方面的公共领域供给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既维护了大一统,也为当代公共服务供给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三、民事民法在民间   

  在传统中国社会,民间自主创设民事规则是基层自治的重要一环,其核心在于乡规民约的广泛应用。它们在基层社会起到类似于现代法律中习惯法与判例的作用,规范基层民众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这种法律供给方式不仅体现了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也反映了国家对民间规则的尊重与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完全没有民法。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是国家不直接干预基层规则的运行,仅在纠纷涉及人命时介入仲裁。24通过成文法生成规则的成本很高,清朝并没有制定如同刑法律例那样全国统一的民事与商事准则,而是借助习惯使社会规范内在化,从而有效降低信息成本。25如图3所示,在省级层面,诸多的案例被归纳为“例”,对律法作出细化补充。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清朝为了适应民情,通常会选择将一些具有一般意义的典型成案提升为定例,以此实现法律的修订与增补。一些成案直接被确立为定例;一些典型案例先被当作通行规则施行,之后再上升为定例;还有些案例则在后续修订法律时直接被纳为定例。26民事条例就是经由这套“因案生例”的方式逐步纂修而成。27

  传统中国最终形成图3所示层级结构法律体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域差异显著与治理交易成本高昂,因此听民自便,即官府尊重民间规则,最为有利。考虑到清朝疆域和人口规模远超欧洲国家,如果将二者置于可比的地域范围与人口规模框架下观察便可发现,它们都没有全国统一的民法,但地方各自均发展出本土化的民商事规则或法律。这种格局呈现强地方多样性与弱形式统一性并存的特征。具体而言,在如清朝一省或总督辖区这类数百万至千万人口规模的治理单元内,西欧各地的民法体系逐步生成并走向成熟;然而,在彼时人口达一两亿级的治理规模下,清朝通过尊重地方规则所形成的强多样性,反而在庞大疆域内实现了比同期欧洲更高程度的民商事规则实际协调性与适用性。这也正是弱形式统一性下的相对高效整合。

  倘若清政府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民商法,则会面临类似于近代欧洲尝试实现统一民法的困境。这种统一无疑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事贵因地制宜,难以拘泥成法”。28清末法学名家薛允升也曾指出,不同省份针对同类事件所定之例各有参差,“一省一例,似可不必……例文愈多,愈不能画一”。29正是由于各地风俗习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差异较大,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选择了一种更为灵活且低成本的治理方式,即听民自便,尊重民间自发形成的秩序,甚至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说法。例如,三国吴神凤元年(252年)会稽亭侯买地券文末记载“有私约者当律令”,与西晋太康五年(284年)杨绍买地券内记载“民有私约,如律令”均反映了类似的思想,即民间的私约就犹如官方的律令。30这种治理思想和策略不仅降低了国家在法律制定和实施上的成本,也增强了法律的地方适应性。然而,政府尊重民间规则,并不意味着对民间事务完全放任不管。县级官府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会以民间契约和乡规民约为基础,履行程序性职能,并通过判案加以支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地方官尊重乡规民俗,并通过地保等系列基层准行政人员进行情况调查和说明,再综合判决。因此,传统中国的民事、商事规定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落后,而是基于地域多样性和交易成本考量形成的一种独特法律表现形式。政府通过认可民间规则,并有所作为地汇总律令,形成灵活有效的法律治理体系。这种有所作为并非越俎代庖,而是集中体现为对民间习惯的程序性吸纳与标准化提升。以清代田房买卖契约制度为例,《买卖地产正契》第七条规定:“民间置买田房,应先自立草契……投税时,由契主持交自治会,依照填入官契。即将草契粘连,由地方官钤用印信,不必再在官契签名画押,以归简易,凡远年近年小契(即未粘有司印契尾之契)白契换用官契,投税者一律照此办理。”31这一制度设计揭示了传统中国民事法律供给的治理智慧。官府承认民间自发订立的草契与白契,并以此为治理基础,体现了听民自便的治理底色。随后通过填入官契、粘连和钤印这一套简化的程序,以极低的成本为民间交易提供国家公信力保障,实现了从私约到官契的平滑过渡。对于历史遗留的远年白契等问题,官府给予了换用官契的补救通道,展现了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土地听民自置,依靠契约界定产权,官府认可民间契约并承认民间契约的法律效力。32国家律例确立了制度框架和程序,具体内容则充分尊重并吸纳民间习惯。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在尊重地方多样性的同时,确保了产权交易的明晰与稳定,有效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与治理成本。

  如表2所示,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其制度规范的生成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这些规范最初表现为乡规民约,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政府的认可与承认,最终部分规则被政府吸收,转化为总结民间实践的官方文件。比如山西洪洞的水利管理主要依靠民间组织——渠社制定的规约,这些规约被称为“渠规”或“渠册”,其具体内容通常根植于民间习惯,是渠社管理水利事务的核心依据。这些规约详细规定了用水秩序、权利义务分配、灌溉事务的组织和纠纷解决机制。“地亩夫册之修辑,甚为完善,而纠葛亦因之以少。治法治人两得之矣”33。清末洪洞县的渠册不仅被地方官府当作裁决纠纷的依据,官府作出裁决后还会立碑记录并存档保存,使其效力得以延续。“通过这种形式,得到官方肯定与重申的民间渠规,与具有法令效力的官方裁决融会为难以拆解的一体”。34另外,民间自发形成制定的乡规民约,从罚酒席、罚银充公,到“契据作废”“佥呈究治”,实际上构成一套由社会声誉、经济惩罚到官方惩戒的多层次执行体系。其内部成熟的规则和惩罚机制,有效地维护了民间秩序,降低了官方的治理成本,在国家权力未及的领域,形成有效的治理层,其合理成分最终被国家权力认可并吸纳。

  乡规民约上升为国家律法,既体现了国家对民间习惯的尊重与认可,也反映出民间自治趋于专业化,并产生制度外溢效应。实际上,法律规定是对公共品进行规制的重要机制,这一机制内部往往有各种精密而细致的运作来保障其有效运行,脱离公共制度的支撑,任何市场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35进一步上升到更宏观的层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定本身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公共品。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其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符合理性人的合理期望,并被人们遵从。36诺思(Douglass C. North)也曾指出,法律的发展是一种公共产品,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带来规模经济。37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具备以上两个特性:法律规则一经制定,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享有其带来的社会秩序和收益,无论其是否参与规则的制定。个体享受法律规则的保护,并不妨碍其他社会成员同样享有该法律规则带来的保护。法律的权利保护、规范行为和处理纠纷的功能对每个社会成员都适用。此外,乡规民约和法律制度都旨在提升社会整体福利,通过规范个体行为减少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出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因此,从实体层面来看,乡规民约或许不完全等同于狭义的公共品,但是从理论上看,它们在功能和作用上与公共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可视作广义的公共品供给。

  传统中国乡规民约可能存在地域性限制和差异并不意味着会削弱其在公共品视角下的非排他性。尽管乡规民约最初往往是针对特定范围的群体而设立,但其制度内核的可迁移性,使其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乡规民约对特定人群所产生的约束并不等于乡规民约的使用,这之间存在着效力与供给的研究视角差异。作为公共品出现的,是民间自我供给的乡规民约内容本身,而不是其通过赋权或约束所产生的效力。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民间规定和约定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一民间主体使用这份章程规定时,其他主体同样可以使用相同规定,可以参考或制定新的更具有适应性的规则。而当乡规民约的部分内容上升到国家法律时,其公共品属性进一步强化——国家可直接采纳民间智慧,使用或参考这些民间主体所制定的规则和约定,而并不是说这份规定只有最初订立的主体可以使用,其他主体若使用就会被判定为抄袭。例如福建乡试就曾借鉴江南乡试规则拟定其章程:“案经奏明,分中东西三路序点,兹仿照江南乡试章程,酌定时刻。”38

  当代中国的“枫桥经验”则恰是传统基层法律自治的现代回响。枫桥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经验39,正是得益于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社会心理支撑。40这些实践表明,法律的活力不仅源于国家强制力,更在于其作为公共品获得的社会认同——当规则内化为民众的自觉遵从时,制度成本将大幅降低,治理效能则显著提升。传统中国的法律自治经验揭示,法治现代化的路径亦可以是双向的规则共生。通过激活民间的制度创新能力,承认习惯法的公共品价值,或许能在维护法律统一性的同时,保留地方治理的弹性空间,这对当代思考法治与自治仍具深刻的借鉴意义。

四、基层自治与大一统 

  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在规则与组织层面均具备自我治理能力。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尚待解答:这种高度自主的治理实践,为何能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长期共存?实际上,科举制度造就的士绅阶层,在其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使得其与基层经济自组织并非各自孤立。国家通过科举塑造了士绅,而士绅通过领导民间自组织来维系基层秩序。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士绅既是民间组织的管理者,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其存在使得民间组织的运作与国家的大一统诉求得以紧密联结。

  (一)大一统下的政治协同

  在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下,中央虽通过严密的官僚体系维系国家统一,但由于地域多样性和庞大的管理成本,中央政府并非完全凭借官僚系统直接管理地方事务,而是通过一系列配套制度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机衔接。在政治方面,大一统体制下科举制度、文官体系与士绅制度协同设计。据统计,清朝后期文官总数约为两万人。41中央仅依靠相对较小规模的文官体系便能统筹全国大局,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一定程度允许广阔地域内的民间社会自行治理,并在必要时通过授权与认可加以补充和引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社会形成了听民自便的基层治理模式: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和文官体系吸纳精英的同时,将地方治理的大部分责任转交给民间力量;而那些通过科举未成为正式官员的地方精英,便以士绅身份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民间组织提供公共品,充当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桥梁。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通过在官、绅阶层间的角色转换,发挥其连接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作用,维持基层稳定。42这一制度组合既维系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也为基层自治提供了弹性空间。

  科举制度是中央选拔官员的重要渠道,其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治理的主体结构。成功者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文官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而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广大士子和地方精英并非被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他们凭借在地方长期积累的人脉和资源优势,进而借助乡规民约、宗族规约以及各类民间组织,协助朝廷管理地方事务。换言之,科举制度一方面通过入仕做官的机制确保了中央政权的执行力,另一方面又催生了以士绅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及第者向上整合,落第者向下扎根,这两种结果并非矛盾,而是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应对地域多样性和高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

  科举成功者进入文官体系后,构成国家直接治理的精英群体。清代文官数量少,人数和资源有限,其直接覆盖范围远不能满足广袤地域和复杂社会现实的治理需求。囿于有限的官僚力量,中央政府难以触及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于是将基层具体事务交由民间力量处理,士绅作为乡土社会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介入地方事务。43政府只需进行倡导,在必要时对地方治理成果进行检查、授权和认可,从而保证大一统体制的整体稳定。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泉州安平桥,由郡守赵公倡议,当地民众参与修建,是一座跨越两溪、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石桥。雍正五年(1727年),安平桥部分坍塌,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知县张无咎撰写的《重修安平西桥碑记》记载了安平西桥的重修过程:“予轸念之,乃与邑长倡捐鹤料为绅士先。民鼓舞竞劝,趋事赴功,不待鼛鼓之督,而圮者整、断者续,不日而已落成。计所捐与所乐输几及千缗,旅乃便于途,民仍利于往。”44身为当地官员的张无咎,倡议并带头捐资修桥,地方士绅和民众积极响应,纷纷捐资出力,集资达到千缗,群策群力,最终完成桥梁重建。这种官吏倡议、地方士绅和民众集资进行公共工程修建和维护的方式表明,即使在政府发起的公共工程中,实际上也是依靠民间力量来完成,这侧面说明了政府财政在公共品供给上的不足。因此,这种运行机制,既减轻了行政成本,又促进了地方灵活治理的实现。

  士绅阶层作为联结官府与基层社会的枢纽,其角色远非道德符号所能概括,而是深植于制度体系之中。士绅虽暂时未能跻身正式官僚序列,但作为地方精英,依托自身乡土地位与社会资本,为基层自治开辟了运行空间。士绅在地方治理中既发挥着协调各方利益、调解民间纠纷的作用,又通过参与公共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士绅实际管理着大量地方事务——营建地方工程、募款、兴修本地水利、维护地方福利、调解纠纷、兴办书院、捐助资金和土地以资助学生、修建会馆接待同乡等。据同治《湖口县志》记载,例贡徐步阶,“邑南劳家渡桥圮,倡首重建桥孔,阶高三尺,并培补两岸崩堤以利行人,嗣因水大桥复圮,又竭资专修,费千缗不惜”;监生秦德美,“生平尤乐施救患,一切修桥补路不吝多金”;监生吴联珠,“家仅中产而好善乐施,邑南西仓渡桥圮捐资倡修,乡邻有读书无力者辄资助之,晚年家渐薄,为善益力,虽典田质物不惜也”。45可以说,在地方公共工程的修建和长期维护中,士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士绅队伍不断壮大和实力不断上升,这类民间治理实践逐渐制度化。士绅通过创建和领导民间组织,使其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突破了自然人在生命周期与能力禀赋上的局限,并形成制度化安排,保障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公共品能够得以长期、持续供给。例如《清嘉庆十六年十月祁门县八都邱新法等立泽济桥会股分加禁合文》中记载:“……在于蒋村下首建立一桥,以济行人,伐石砥柱,荡平维木。功成,各出资本立会,以为修葺之用”,46即通过成立桥会筹集资金用于保障桥梁的长期维护和修缮,使得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维护得以持续。

  (二)基层社会的经济自组织

  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不仅体现为政治层面文官体系与士绅阶层的协同治理,更在经济层面通过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实现公共品的自我供给。在基层治理中,民间组织和政府往往拥有一致的目标,即保障公共品的长期供应、维护公共工程的有效运行等,因此二者是激励相容的。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共资源的使用得到政府支持与授权,以及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参与者所形成的共同信念与共识。以北京绩溪会馆为例,其章程规定:“道光六年公议馆规四条,在巡视北城察院衙门呈请立案……以上四条奉巡城院宪批准有案。”47从公议馆规中可以看出其在组织管理过程中诸多相关利益者、参与者达成了一定共识,而在同乡讨论后总结制定的四条馆规需向官府报批备案。同时,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财产也会给予保障,助力民间组织的长期运行,进而支持公共品的供给和维护。据同治《万年县志》中《重修珠山利济桥碑记》记载:“第遭水后,诸形支绌而勉倾囊橐者,诚欲继先志也,若租不归会,终非远计,因鸣于邻近绅士,原田缴还,而完璧复归赵矣。旋赴县呈明,蒙批准存案给示,以杜侵渔。夫不惜重费,利济行人,而以租护桥。”48在珠山桥梁重建和维护过程中,由于此前发生过桥产被侵吞的情况,因此桥会向官方寻求帮助,官府通过批准存案和发布告示,为桥会的财产提供法律保障。无独有偶,在建造永锡桥的过程中,建造者同样向官府寻求支持,通过禀求官员在捐簿上盖印并颁布告示,明确以“劝乡党捐资、禁奸宄”49为核心,防止捐资被侵吞,确保募捐秩序和资金安全。因此,传统社会中民间组织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凭借独立的法人产权和跨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营利性并不意味着传统民间组织不追求盈利。事实上,许多民间组织通过经营活动获取收入,以支持其使命。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蔡道茂与民间组织顺兴社签订的山场承耕契约中记载:“立承耕字蔡道茂就在顺兴社处承回楂林山场一所……承耒用力耕作,递年约纳楂只租一百斤正,不敢少欠。如是少欠,其山场付社内另招别耕。如无少欠,照旧耕作……如未赎,照旧收租卖业”。50通过收取实物地租、明确违约处理、设定赎回条件,该契约保障了顺兴社能够获取稳定收益。地方性会馆作为同乡组织的代表,其运作模式亦与之类似。它们不仅是同乡商人的聚集地,更承担为同乡提供住宿、组织赈灾、支持教育等多重功能,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会员捐助与上述经营活动类似的租金收入,因而能够实现稳定的长期运作。会馆既满足了同乡经济交往的需求,又通过内部章程规范、调控民间商业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此外,桥会和义渡等组织也通过持有田地和商铺,确保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在资金的积累与转化上,如《永锡桥志》所示,永锡桥的建设不仅利用了义渡公田租谷作为启动资金,建成后更将余资置办田产,并将相关渡口的铺屋田亩明确移交船会管理,部分公屋还固定用于煮茗济人的公益服务,形成以产养桥的可持续运作模式。51

  此外,民间组织常通过市场交易扩充资产。各类民间契约文书留存的微观史料,鲜活地印证了它们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民间组织绝非松散临时的集合,而是具有清晰的产权观念、规范的管理章程和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实体。它们通过市场化的契约行为,有效整合与运营资产,实现了公共事务的自我供给。民间组织广泛参与产权交易,构筑其自治的经济基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所藏契约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民间组织进行土地产权转移与管理的具体证据。在《光绪三十三年蔡道茂卖山契》《民国十五年魏秉榛卖山契》等契约中,顺兴社、长福社、和兴社等组织多次作为买方,从个人手中购买山场,且写明山场“即付社内前去管业,任从其便”,52赋予了组织完整的处置权与收益权。除综合性乡土社团外,村社祭祀组织同样深度参与产权交易与资产经营活动。根据《同治四年严志完立断增起佃契》《同治十二年林雨厚立卖起佃契》《民国十二年郑景茂立卖契》等契约,村社祭祀组织作为买方,深度参与产权经营。这些契约均规定民间组织在付钱后,即获得对荒田“起佃收租办粮管业,任从其便”的权利,同时卖主须保证产权清晰并无争议,并承诺“自卖之后,不得生端异言”。53这生动地展现了民间组织如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对田产的完整处置权、收益权和管理权,其产权得到交易双方和契约文书的明确界定与保障。在此基础上,这些组织发展出精细化的资产运营模式。在购得产业后,它们并非简单持有,而是通过承回耕作等契约,将资产租给原主或新佃户,收取实物或货币地租,形成稳定的现金流。例如,蔡道茂在将山场卖断给顺兴社后,又与之订立承耕字,承诺“递年约纳楂只租一百斤正”;54魏秉榛在卖山后也承回耕作,年纳高额楂租。55民间组织内部也形成权责清晰、轮流管理的治理结构。《民国三十一年中坊新兴社立合同议据》详细记载了其为管理社内田产等所设立的严密轮值制度:将日常管理职责交由四班社员轮流承担,“递年一班经理缘首轮流值收田谷、完粮、发烛,周而复始”;在完粮、扣除作为公共开支的烛费后,所剩收入“照依二十四股均分”。56《民国三十年安乐社立合议字》亦记载了类似模式,为管理十二处田产,“按年两人为一班,计分五班,轮流主管收谷完粮、备办饮福”。57

  民间组织所持有的独立产权亦使其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提升治理效率,成为其有效运行的坚实基础。例如,义渡局不仅在地方间协调资源,还能够调动跨行政区的合作,展现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义渡常设于江河两岸,而江河往往是行政区划的分界线。因此,义渡的管理机构多为跨乡、跨县,甚至跨州府的组织,或是涵盖城乡的综合性机构。其理事会成员由涉及的多个行政区协商确定。58例如,长沙与善化之间的跨湘江义渡,便是跨城乡的义渡,“长善各二,乡城分管。乡管田业,城查河船;支发银两、岁修油艌等项,仍公同办理”。59该义渡由城乡分别管理,乡村负责管理田地事务,城市负责检查河道和船只;至于发放银两、每年的船只修理和油艌等事务,则由双方共同办理。因此,民间组织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平衡盈利与公益,确保其在基层自治中有效运作,体现了民间力量在资源整合和公共品供给中的高效性。

  总体而言,传统中国民间组织构建的基层公共品自我供给机制,既是对地方社会内部公共品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大一统王朝在疆域辽阔、官僚规模有限的治理约束下,降低国家治理交易成本的一种现实选择。传统中国民间组织的经济自治模式,揭示了公共品供给的另一条路径——通过产权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以非政府非营利性主体作为供给主体,实现自我造血与规则内生。民间组织不仅弥补了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局限,降低政府财政负担,而且在资源整合、跨区域协调以及长期资金保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60这种以民间主体为核心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不仅丰富了传统中国基层自治的内涵,也能够为现代公共服务供给和基层治理提供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一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的自主性不仅是民间组织的生存基础,更是制度韧性的源泉。

五、结语

  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模式,展现了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在公共品供给和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互动,本质是一种基于成本与需求考量的理性治理选择。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与技术条件下,国家不自觉地形成官不下县、听民自便的策略,将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下沉至民间组织与士绅阶层。这种模式不仅维系了广土众民国家的稳定,更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制度演进与社会发展。科举制度的分流设计将精英力量导入“向上治官”与“向下治民”的双轨路径,文官体系的有限性倒逼清政府以间接控制维系大一统;士绅阶层与民间组织则通过法人产权、乡规民约填补治理真空,形成自组织、自供给的公共品生态,并将之上升为一种超越自然人属性的制度安排。传统中国通过简约治理释放社会活力,民间则以内生规则回应复杂需求,二者在动态博弈中达成微妙平衡,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然而,这种自治模式亦存在边界与局限,其存续高度依赖于适度的国家权力空间。近代以降,持续的战乱导致国家权力扩张,从而打破了原有平衡,导致传统基层自治发生系统性嬗变,并日趋式微。清政府曾以“藏富于民”维系低税收、有限政府的治理传统,但在近代战争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被迫与民争利。清末至民国,为应对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政府逐步将听民自便的间接治理转为直接管理。61基层运营经费从自愿捐助转为强制性税收,民间主体官吏化消解了自治的经济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新县制”改革将政权延伸至乡保一级,士绅阶层被吸纳为保甲长;中国共产党更显示了强大的组织力,将农民和基层社会纳入国家动员体系。从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视角来看,长期战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自组织的制度根系——公共品供给完全依赖政府,传统自治空间更进一步被压缩,社会自我修复能力随之削弱。接连不断的战乱使得公共品供给被迫从民间自主转向政府包揽,政府从无为而治的仲裁者变为无限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尽管传统基层自治模式在近代趋于式微,但并不意味着其治理价值就此消亡,相关历史经验与治理智慧仍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并非国家单向主导或社会自治的二元选择,而是二者在法治框架下的协同共生。当政府从包揽者转变为赋能者,当民间内生规则从历史遗产转为治理资源,基层社会方能重新焕发活力。传统基层自治模式为挖掘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与文化基因,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机制提供了独特启示,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本质在于激活。尊重社会自组织的创造力,在大一统与地方性、法治与自治间保持张力,方能构建真正可持续的治理生态。这也是传统中国“听民自便”理念留给当代的深刻启示:在政府适度放权之处,往往正是市场秩序与社会活力得以进一步拓展与成长的空间。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编号:25JZD0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项目编号:25VJXG08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编号:2023JZDZ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本文的核心论述虽以清代为主要研究时段,但文中所阐释的传统中国及其基层自治的特征,在更早时期(如明中叶以降)也同样适用。这套治理体系可追溯至宋代,是近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明初洪武年间存在短暂偏离。

②龙登高、陈月圆、黄一彪:《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导读第2页。

③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张海英:《“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美]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美]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④龙登高、王明、陈月圆:《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组织与基层秩序》,载《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龙登高、王明、陈月圆:《传统士绅与基层公共品供给机制》,载《经济学报》2022年第2期;龙登高、王明、陈月圆:《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⑤黄一彪:《清代土地财产权利的民间界定与市场交易》,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5年。

⑥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罗志田:《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罗志田:《道在民间:近世“礼下庶人”的努力与“士社会”的演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⑦费孝通:《乡土重建》,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⑧[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⑨[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英]费里德利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版;[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佳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⑩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man, 150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9.

11Ramon H. Myers and Thomas A.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s: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4, 1980, pp. 24-25.

12Thomas A.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7.

13关于制度性公共品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参见许彬:《公共经济学导论——以公共产品为中心的一种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美]罗纳德·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14《清实录》第5册,《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七月至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13页。

15《清实录》第10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208页。

16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35,四库全书本,第62页。

17《清实录》第23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五)》卷1193,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953页。

18《清实录》第12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237,乾隆十年三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3页。

19《清实录》第28册,《仁宗睿皇帝实录(一)》卷55,嘉庆四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08页。

20《清实录》第36册,《宣宗成皇帝实录(四)》卷236,道光十三年四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35页。

21《清实录》第57册,《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80页。

22《清实录》第57册,《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423,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上,第540页。

2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第23页。

24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载《学术辑刊》第2卷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5[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第381、806页。

26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293页。

27张晋藩:《论中国古代民法——以清代民法为视角》,载《清史研究》2020年第5期。

28戴兆佳:《天台治略》卷6,《告示》,康熙六十年(1721年)师恕堂刊本。

29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7页。

30[日]稻田奈津子、王海燕、[日]榊佳子(编著):《古代东亚世界的买地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版,第20页。

31《买卖地产正契》,编号IMG-2022-0820-084213,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32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黄一彪、龙登高:《清代民间契约对土地产权的界定》,载《历史研究》2026年第7期。

33孙焕仑:《洪洞县水利志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34邓小南:《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载《暨南史学》第3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第19页。

3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227页。

37[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39页。

38监临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部堂兼管福建巡抚:《福建乡试点名章程》,光绪十七年(1891年),转引自刘海峰:《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39《枫桥旗正红——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纪实》,新华网。

40陈立旭:《现代治理与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枫桥经验”的启示》,载《治理研究》2018年第5期。

4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8页。

42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3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制度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44陈彬强、陈冬珑(主编):《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献汇编:初编》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68—569页。

45同治《湖口县志》卷8,《人物志·善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46卞利(编著):《徽州民间规约文献精编·社会生活规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552页。

47王日根、薛鹏志(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一辑)》第2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4页。

48同治《万年县志》卷10,《艺文志·文征·记下》,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49光绪《永锡桥志》卷上,《桥事纪略》,清光绪八年(1882年)刻本,政协安化县委员会2015年重印本,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藏。

50《光绪三十三年蔡道茂立承耕契》,编号232951,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51同注49。

52《光绪三十三年蔡道茂立卖断山契》,编号232934,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53《同治四年严志完立断增起佃契》,编号001366;《同治十二年林雨厚立卖起佃契》,编号002593;《民国十二年郑景茂立卖契》,编号233101,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54《光绪三十三年蔡道茂立承耕契》。

55《民国十五年魏秉榛立卖楂林山契》,编号233046,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56《民国三十一年中坊新兴社立合同议据》,编号000973,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57《民国三十年安乐社立合议字》,编号000974,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藏。

58龙登高、王正华、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载《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59同治《长沙县志》卷5,《津梁·附载义渡章程》,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60以往主流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治理单纯依靠人治与道德权威,缺乏自组织传统与正式制度规约,因而带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传统中国民间组织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根源就在于其制度性保障。这些组织通过章程确立独立法人产权、民主推选机制及账目公示规则,由此构成非人格化治理的基础。士绅虽以个人身份参与公共事务,但其依托于民间组织的制度嵌套,能够突破自然人生命周期限制,实现公共品供给的长期稳定。由此可见,制度性规范而非个人意志,才是传统中国社会基层秩序的核心。

61王先明、史玉渤:《赣省乡建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分析——聚焦于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责任编辑: 皮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