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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视野下《荀子》中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地方治理思想*

秦际明

【内容提要】 荀子身当周秦之变,面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制度变迁做出了积极的思想回应。荀子肯定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思想变迁与制度变革,反对早期儒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以儒家价值观为指导,以贤能政治为原则,设计了一套区别于周制的政治体系。荀子保留了先秦儒家以礼建构社会的名目,融入了法的要素,扩展了礼的含义。荀子深刻地把握了周秦之变中的时代精神,洞察到礼法须相结合,但在社会治理的政策层面如何结合,荀子没有给出明晰的社会图景,更多是对礼法精神的原则性强调。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地方的宗族自治与朝廷礼法相结合,代表了前现代社会中儒家实现广土众民之国长治久安的较成熟形态。

  在儒家思想史上,周代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典范,古代儒家所推崇的三代理想,尤其是周礼中所蕴含的圣王观念及其礼法,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历史社会。儒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此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秦制,并深刻影响了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当时的儒家学者如何看待这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儒家如何因时而变,形成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思想体系?荀子身当先秦两汉之间,其思想在时代变迁中的典范意义尤为显著。

  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取向,旨在提出一种规范的社会秩序。理想秩序包含义理原则与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儒家的义理原则以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尤以仁义为最重要的价值观,这是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至于说儒家的理想制度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封建、井田、圣君贤相是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理想,但放在一个时代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制度变革从何处着手,其具体方案是什么,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正是从制度思考的分歧之处,可见其思想特征与意义。所以,在价值观相对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对儒家学者思想的研究,重要入手处即是考察其制度构想。

  荀子身处战国末年,正是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时期。其时,周代宗法制度已然崩坏,战国变法形成了绩效取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方案,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何看待当时的社会经济与地方治理,对于理解战国儒家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学界对荀子的研究非常丰富,不过,大多集中在对其政治哲学思想之一般原理的研究,如礼的起源、圣人与礼的关系、礼与法的关系、人的认知方式与修养方法等方面,关于荀子如何构想具体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以及他如何评价井田、封建、宗法等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事项的研究,尚不多见。 ①欲使儒家有益于当世之治,那么就不能仅仅抽象地谈论一般的价值原则,还需要考察其具体的社会体制安排,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有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这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及社会条件去考察一个思想家的社会秩序构想及其价值原则。

一、 《荀子》中的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一项基础的社会制度,可以反映根本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儒家对井田制抱有很高的热忱,自从孟子倡导井田制以来,后世儒者不断地通过论述井田制的价值来阐发其社会理想。荀子身处战国后期,他对经济制度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荀子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其经济制度主张,不过,从他对理想之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推导出他对理想经济制度的构想。

  要想实现富国强兵,就需要制定适宜的经济制度及相应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②这里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其对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的构想。最上层统揽政治的是天子,天子之佐曰三公,国家将领土分给诸侯,诸侯用士大夫任官职以治其国。至于其国内之民,则有农、工、商之别,农夫耕种,商人贩货而百工制器。荀子是赵国人,但他长期游学于齐国,曾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对齐国的社会与学术应当较为熟悉。他这里的论述显然包含了士、农、工、商异业而治的社会结构,相较于《管子》一书有关四民分居异业的系统论述,二者关于四民异业的社会结构的观点是相似的。这套社会体系的关键在于“分”。士大夫分职相对容易理解,国家设不同等级、不同职责的行政职位,士大夫分而任之。至于百工分事,可以理解为职业分工的不同,如染丝、制器与建筑等不同行业。而农夫分田与商贾分货究竟如何“分”,包含的内容更复杂一些。其基本含义是,货不可垄断于一商之手,当由诸商人分有,田地也不可垄断于一夫之手,应当由众农民分而耕之。商品在市场中流通,自然形成分货而售,当然也会逐渐形成垄断,土地在市场中流转,也容易走向土地集中,要维持“分”的状态就需要政府施加管理。因此这里需要明确一些问题,如,田地如何分?其所有权结构是怎样的?土地能否交易?

  荀子没有专门论述其所设想的土地制度是什么,不过,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荀子》一书所反映的土地制度与战国时期的历史制度是相应的。《荀子·大略》云:“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③这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度。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然后大致以一夫百亩的方式授予农夫。另外,一夫一家也体现了其时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制度。《孟子·梁惠王》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管子·轻重》曰:“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④《礼记·王制》曰:“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汉书·食货志》述战国时魏国李悝变法,云:“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⑤可知一家授田百亩为战国秦汉时之通制,这里所说的家应为一夫一妻之家。我们知道,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⑥男子成年则当与其父母兄弟分家而各治其产业,先秦早期之家族就析分为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

  荀子与孟子一样主张国家授田制,一家有田百亩,然后国家根据其土地等级而征以相应的税收,这就叫作“相地而衰政”。⑦一般来说,其税率是十分之一,即“田野什一”。四民之中,以农为本,荀子将农业生产视为国家的核心事业,提出一系列重农的主张与措施,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⑧“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⑨藏富于民,国不与民争利,这是儒家一贯的主张。不过,国家要实现其政治功能,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必须以财政力量为基础,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要保持平衡。在这方面,《管子》一书对国家经济管理有较深入的论述,荀子虽持有以农为本、藏富于民的儒家理念,但对国家宏观经济制度与经济调控方面着墨不多。

  土地制度与国家政治体系是相对应的。如果荀子所设想的土地制度是小家庭平均分有土地,国家向其征收赋税,那么就需要相应的国家权力来控制全国土地,也需要能够精确掌握户籍人口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以及可以丈量和管理土地的地方行政力量。如此,整个国家就确立了以行政编户为基础、以行政考课为机制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不同于先秦早期的宗族社会。如果荀子所设想的社会体制是以国家行政为中心,而非以宗族为单位实现的治理秩序,那么儒家传统的礼在这种新体制中的意义就需要重新定义。

  经济的变迁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经济条件基础上所形成的治理规模随之而变,礼制的实践亦随社会条件而变。西周之时地多民少,夷狄杂处,其贵在民不在地,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开垦,所以没有形成土地私有制。⑩民人治田,封建贵族提供武装保护,封建贵族与平民之间形成较为松散的关系。一般认为西周实行井田制,其时的土地制度有公田、私田之分,田地呈井字划分,在田畯的监督下,人民集体劳动,先耕公田,然后耕其私田。11井田制需要以充裕的土地为前提,“人口稀少、土地极多、没有形成规模的永久性市场,导致了实物消费组合契约的谈判成本过高,这是西周井田制产生的原因”。12

  古时人民稀少,土地广阔,一方面人均可以占有的自然资源多于后世,生活境况就相对宽裕;另一方面,资源相对充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松散,因为如果政治压迫深重,而人民有别处可去,就会逃亡,统治者要想限制人民逃亡,其统治成本将极大地上升。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大量记载了奴隶逃亡之事。 

  贞我其丧众人。(《甲骨文合集》00050)

  贞并亡灾,不丧众。(《甲骨文合集》00052)

  己亥卜,贞□不丧众。(《甲骨文合集》00062)

  不其丧(众人)。(《甲骨文合集》00065)

  丧驭众。(《甲骨文合集》31997)  

  不丧众人。(《甲骨文合集》32000)13

  人民之所以不逃亡,一方面是出于集体耕种的必要,以及对贵族武装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贵族之索取并不十分过分,贵族与人民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平衡。如果贵族过分压迫,就会打破这种平衡,导致人民或奴隶逃亡。后世土地占有殆尽,人口逃亡的成本急剧上升。人民逃亡的可能性决定了其与土地所有者的议价能力,逃亡的可能性越高,其议价能力就越强,就能得到更好的待遇。甚至在孟子生活的时代,人民逃亡仍然能构成很强的议价能力,所以孟子才能够以招徕人口作为说服国君的重要凭据。贵族与平民,甚至与奴隶之间的统治关系较后世远为宽松,这就为礼的存在留下了空间。礼与法无论其重叠之处有多少,其控制方式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即法的控制重在外在所加的强迫,构成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而礼的控制更加重视行为者的自觉。

  西周至春秋时期,私田所得归村社,公田所得归封建贵族。这样的土地制度,一般认为即是史籍所载的“助法”,属于井田制。14西周井田制在春秋时逐渐崩坏,尤其以管仲的改革为典型。管仲将鄙民编制为整齐的基层行政组织。《国语·齐语》载: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15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焉;立五正,使各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16  

  管子定国鄙之制,将城乡之民纳入严密的行政组织中。其中,三军之制兵农合一,形成专门的军户。当然,这些制度都需要建立在相应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另外,《国语·齐语》所载制度过于整齐,不似当时实行的制度,且与之相类的制度形式常见于战国文献,与春秋社会实际不相符。管仲实施国家授田制,国家对其田亩征税,“相地而衰征”,改变了原来封建贵族与从事农业的村社组织之间相对松散的关系。

  孟子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其所推崇的井田制及其所带来的理想社会: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孟子·滕文公上》)  

  袁林认为,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在周代历史中并未真正出现过,只是孟子的社会理想,因为其所设想的井田制以国家授田为前提,而西周的国家政权并不真正掌握土地,还没有形成土地所有制。17时至战国,诸侯相争,不仅争夺人口,也争夺土地。当时土地资源已由过剩的状况转变为非常稀缺,土地所有制成为重要的经济制度;而在西周时华夷交错,周人的统治往往以据点为中心,没有形成领土国家,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并不严密,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也就不可能真正实行。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在破坏旧的土地制度方面比管仲的改革更彻底。一方面,商鞅取消了分土而守的封侯与采邑,将其改为国家直接管理的郡县,以军功为原则重新授田;另一方面,他将各种类型的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再由国家统一授田。“在村社解体的大潮中,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壹山泽’等措施,完成了对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经过上述过程,秦国把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起来,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由国家统筹‘为国分田’,‘制土分民’,确立并发展了官社经济体制……使小民摆脱了封君、村社等的控制,而直接成为国(君)的臣民,通名于上,列为编户,纳租税,服徭役,以供军国之需。”18经过这样的改革,国家的土地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由国家直接占有并经营的,另一类则是分给农民或赐予有功之人的。《荀子》一书所见之国家授田制度与战国时代的经济制度变革目标是一致的,而不像孟子那样有回到井田制的设想。对于荀子来说,他所思考的社会经济制度立足于其所见的战国社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另外,荀子也明确表达过“法后王”的思想,并主张遵守先王之制,这一点与孟子不同,尽管孟子所说制度其实也是基于战国社会状态而提出的理想制度,并非真正的先王之制。荀子认为应该遵先王之道而不必遵先王之制,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比孟子有更强烈的历史感。

二、 《荀子》中的地方行政与宗族   

  国家既然为农夫授田,而征其税,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基层组织机构管理田亩与赋税。一家授田百亩为战国秦汉时之通制,其家庭也以小家庭为主。春秋时期,宗法制度逐渐崩溃,封建不行,代之以郡县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及基层的国家行政体系。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9男子成年则当与其父母兄弟分家而各治其产业,先秦早期之家族被析分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这与编户齐民政策是相应的,“令民为什伍”(《史记·商君列传》)。20以核心家庭为单位授田,并将其编为什伍之制,置乡吏加以管理,征其赋税,这就构成了一个地方治理的系统。

  如果国家按一夫百亩授田,那么地方的行政组织应该有相应的编户齐民政策。除了商鞅的“令民为什伍”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21“五家而伍,十家而连”22等说法。《周礼·地官司徒·族师》对编户齐民的做法有更为系统的论述:  

  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婣有学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岁终,则会政致事。23  

  刘敏将战国编户齐民之变的性质与意义概括为:“春秋晚期以后,特别是战国以及秦朝这几百年间的社会变革,古代中国实现了由贵族分权的分封制(传统称为‘封建’)向君主集权的郡县制的转变,正是在这一重大转变中,产生了国家以户为单位统一籍录居民的制度。所谓特殊针对性人群,是指消除了原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臣属于国君)与私人(臣属于卿大夫)之别,使民统一成为接受国家授田、授爵,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的‘编户齐民’。”24一般认为,这样的编户齐民标志着国家政治权力深及基层,是法家思想的体现。不过,战国时期的文献与政治实践中的地方治理并非只是法家式的管理,其中也包含了儒家的教化思想。宋化玉指出,《管子》一书中提出过两种乡治论,分别是“以国为乡”和“以乡为乡”。其中,“以国为乡”强调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以乡为乡”则强调地方的自治权,他写道:“无论是‘以乡为国’还是‘以乡为乡’,都是在儒家内部的政治思想脉络中展开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儒家学派的分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乡治思路,都包含有儒家礼治的色彩,即在讨论乡中治理问题时,对礼仪的教化功能都比较重视,这可以说是战国时代乡治论说的一个共同特点。”25《周礼》同样如此,一方面是整齐的编户政策,另一方面在乡里设教化之具。法家与儒家的截然对立,有后世思想分派的原因,战国文献中的编户齐民其实是管理与教化并重。

  荀子身处战国后期,他所面对的齐国社会早已不是春秋时的宗法社会。《荀子》一书中所包含的地方治理问题颇为复杂。《荀子·礼论》云:“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26荀子在这里区分了天子、诸侯、大夫、修士、庶人、刑余罪人等不同的身份,其德行的影响分别对应于四海、国、乡、族党、州里。可见,乡之下有州、党、族、里之类的组织,虽然荀子对其范围与性质未作明确定义,不过也可以与战国时期的地方行政相关联。这一方面体现了战国时期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严格控制,即建立了整齐的地方行政组织,另一方面仍保留了族党之属,不同于商鞅变法对家的析分。只是,我们难以推测荀子如何将民间宗族社会与战国时期的基层行政组织相结合。

  《荀子》全书无“郡”字,但多处有“县鄙”之称。《荀子·富国》云:“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27又云:“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28与此表述相似的,还有《周礼·地官·遂人》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29《吕氏春秋·孟夏》曰:“命司徒巡行县鄙”。高诱注:“县,畿内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30高诱此注本于《周礼》之说,亦可认为其时的基层行政有县鄙之制。按此说,战国时之县鄙与春秋时的国野之别不同,县鄙皆为编户单位。战国时期,在国野、乡遂或都鄙之制被打破的同时,作为地方与基层行政体系的郡县制与乡里制度建立起来了。县和鄙本来都指在野的聚落,《荀子》所称县鄙也与农业生产有关。但在战国时,国野之别已然打破,县鄙的农业生产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县鄙也成了最重要的地方与基层管理体系。县在战国时期的广泛设置,是领土国家产生和央地行政体系建立的标志。鄙本指在野的小聚落,在春秋战国时被纳入里制,成为一种基层的家户组织单位。“战国时代分布于广大乡村地区的、数量众多的‘邑’‘县’‘鄙’‘州’等便是战国村落。其名虽异,但其实质皆是大小不一的乡村聚落。这些原来属于不同等级贵族的乡村聚落,‘邑’‘县’‘鄙’‘州’等,逐渐被纳入里制,构成区域性中央集权政府地方行政体系的最后一环,即乡里之里。”31

  春秋之前国野之别以宗族统治为主要类型,战国以后则转为地缘行政关系。“西周国人、野人的对立是政治、经济上均占主导地位的国中统治者的家族与野中后进家族或氏族间的对立,西周的国、野关系是在两类族团间形成的特殊的剥削与奴役关系。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和发展,国与野的生产水平逐步接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血缘组织也终于被打破,财产关系和地缘关系开始支配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依文化差异和不同族籍来划分的国人、野人的界线便理所当然地要趋于泯灭,多数国人从血缘纽带的链条上脱出,变成普通的个体农民或个体工商”。3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基层行政乡里单位的划分与家族或宗族聚居并不必然相矛盾,一族或数族之人也可以编为同乡、同里。战国时人口流动增加,各国皆有招徕流民的举措,如此则多异姓同里,这使得春秋时期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逐渐转变为地缘结构为主导,宗族的因素退为其次,虽然同乡同里多为族人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33

  就地方治理而言,荀子强调地方家族的组织功能及以礼为治的教化意义。《荀子·乐论》云:“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34由此可知,乡里虽为地方或基层行政组织,仍有族长之设,以主其教化。其《王制》篇又指出,乡师之官“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35地方行政依托家族以行教化,这是战国秦汉间典型的儒家思想。不过,荀子又于宗族中突出了行政权力的优先性:“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族人虽七十,不敢先”。36

  从另一方面来看,荀子虽然特别突出礼的治理与教化意义,但他对宗族的政治功能其实不甚重视,《荀子》全书提及宗族之处并不多,在政治治理结构中没有宗法制原则的位置,而是代之以选贤举能。《荀子·王制》云:“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37如果以贤能为取士标准,王公士大夫子孙不能凭其贵族身份而取得仕进资格,那么宗法必然在社会竞争中逐渐衰微,并退出国家政治领域。在荀子的时代,宗族组织较之春秋大为缩小,但仍然广泛存在,受乡里行政原则所主导。38在秦制中,经过分家之后,宗族在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功能更为削弱,至西汉仍有不许族居之令。39汉代儒家复兴,宗族组织又慢慢恢复。中国民间社会完全实现以宗族为组织单位,是宋代之后的事情。40宗族的衰落与复兴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道理。

三、社会管理形式的多样化与“礼”的相对收敛 

  礼是春秋时期人们讨论治理秩序的核心话题。在《左传》一书中,礼的秩序开始崩坏,但其时的贤者仍然希望礼的秩序能够得到修复,对成文法的出现有所警惕。但在战国之世,社会变迁,治理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固有的礼已经不足以概括全部的社会治理方式,“法”“制”等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相较之下,礼就从社会秩序建构的主要原则下降为诸多社会要素之一。荀子身处战国后期,其时的社会较之于春秋以上的宗法社会已有显著的不同,在荀子的心目中,礼能否概括社会秩序建构的主要原则,以及其所谓礼治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如前所论,社会经济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可称为法与制,难以再称作礼。汉代一般将国家治理方式称之为制,而不是礼,《汉书》中称制的内容与称礼的内容有显著的区别。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将荀子所构造的治理体系纳入“礼治”的概念?佐藤将之对荀子之“礼”概念作了详尽的概括:一是与仁和义一样的修身的主要手段;二是让伦理行为符合美感的方法;三是养身、养心、养欲的最佳方式;四是最关键的分配社会资源准则;五是唯一能够控制国君的规范;六是能沟通生死两界、统贯人类历史时间的规范;七是国君选聘最高人格之臣下的依据;八是让法和政得以顺利运作之依据;九是与乐一起代表秩序本身,统贯整体宇宙人类之原理。41

  结合《荀子·礼论》等篇章,大致可以将其关于“礼”的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是修身与安顿人之心灵的功能,表现为祭祀与作为个人日常行为规范的礼;二是分别人之身份的功能,即对政治身份、宗族或家庭身份以及社会分工身份的认定。

  《荀子·礼论》开篇论礼之起源与意义,云: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42  

  荀子在这里论述了礼的两项基本功能以止乱,一是确定人的名分与其所应得之份额,如此人当止其非分之想;二是在名分确定的基础上减少人的欲望,这就是礼可以修身的功能。从概念的认定上,礼具有确定名分以限份额的功能,但确定名分以限份额者不只是礼,广义来说,应该称之为制或制度,礼只是制度的一种;或可称之为法,如王法、先王之法,以及汉代学者所说的“孔子为汉制法”,等等。荀子亦常礼法同称,他在这里所说的礼能够定度量分界,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与法的功能。

  顾涛比较了“礼”与“法”的概念,他认为礼源于古代祭祀仪式,在仪式中确定人的行为规范,从而引出表达人伦规范的含义,法源于刑律处罚,从人不应当犯罪的原则中引出人之行为规范的含义,于是礼与法虽起源不同,却有了含义上的重叠。顾涛强调礼与法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内在要求,管子与荀子即兼有礼与法的双重治理思想,认为现代学界忽视了礼与法的内在沟通,而把后世礼法传统视为儒家与法家的外在结合。他说道:“学术界长期以来将汉代以后的制度变迁定义为礼法合治、阳儒阴法或法律儒家化等,从礼与法概念与思想的演进的历史来看,均显得对儒家法传统的内在一贯性认识不足,‘经礼为法’的法理内涵未能得到充分地彰显。”43此见颇有道理,不过礼与法仍然有差别,即礼可以“定度分界”而侧重于“养欲”,使人自发地遵守其规范;相较之下,法更多是外在的要求,与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关系更远。正如韩非子所论证的,以礼治人较为疏阔,不如以法治人严厉。

  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儒家与法家的一个重要差异,即,礼主要存在于宗族社会,而法往往是国家政治与行政组织原则的体现。宗族社会作为一种熟人社会,其礼虽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侧重于个人自觉的遵守。我们说某人无礼或非礼,既看他在外在规范的要求下是否做到,也看他的行为是否发自本心。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与行政过程中,人对法的服从更多是依据其行为,而不论其内心。也可以说,使人遵守礼仪与遵守法律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

  故此,在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礼对于民的引导更多存在于宗族社会与宗法关系、拟宗法关系中,在此基础上引申为人基于其身份而表达的尊敬,如朝仪等公共关系中的行为规范。而法则应用于宗法关系、拟宗法关系所不起作用的领域,如行政组织构建、行政原则确立、人才选拔等国家政治生活。在《荀子》一书中,礼与法的组合似乎构成了治国的万能概念,只要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皆能守礼、守法,就自然能够实现功成治定。然而,如果礼与法的具体内容与性质不能确定,将治理诉诸这一万能概念的实践意义就有所不足。

  如上所述,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封建贵族的宗法制度逐渐失效,随着国家竞争与社会竞争的加剧,相对柔性的礼已然不足以约束人,以法为原则的社会控制与约束机制日益强化是必然的历史进程。荀子对礼与法的功能亦有所区分,大致来说,荀子认为礼是用来约束君臣关系的,法用以约束百官,国家之民的治理关系则称之为政。如“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44“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45“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46“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47“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48“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49法为君所设,百官受法约束,但法本身难以反过来约束君,荀子论君臣关系时不言法而言礼,可见礼之所用其实是针对君而言的。

  荀子思想中,君与法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涉及荀子对君的理解。王正认为:“在《正名》中,荀子曾言‘明君临之以势’,也强调了尊君的重要性,但荀子并不认为势是君权、君位的根本,君之所以为君并不在于其势,而在于知,即君之为君在于能知‘分’义,即知礼法,至于势只是后天的形势而已。所以,荀子虽然也言势,并知道人主若无势则难以治理国家,但并不像法家那样将其视为最根本的条件;或者说,在荀子看来,势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儒家的礼、义、仁、德等。”50在荀子所设想的政治体系中,君居于核心位置,那么对君的素质要求势必就会很高。正如王正所论,君必须掌握对势的运用,同时君也要对社会有充分的洞察以设置合理的礼法,来做到“明分使群”。所以,较之于春秋时期相对宽松的德礼传统,荀子对礼的定义融合了法的强制性要素,这一点亦为论者所注意。51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是,荀子之所谓礼具有今天调整人之政治关系,亦即广义的法的含义,同时是对儒家以礼修身之传统的继承。如此,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发相结合,构成理想的社会治理体系。

  佐藤将之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荀子思想中礼的诸项功能,如控制欲望、提升人格,以及作为政治运作的依据。52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礼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功能?如果我们对秦统一之前的礼治作效果评估,结论将是什么呢?荀子可能会反驳说,春秋之时礼崩乐坏正是人不重视礼的缘故,如果在圣王、君子的指导下重视礼的价值,就能实现理想之治。然而,对制度的实效评估必须将复杂的社会要素与人本身的特点考虑进去。理想之治离不开礼的建构,但礼治产生效用的范围与条件也受到诸多客观要素的限制,其效用并不随着礼治的强化呈线性增长,礼与其他社会制度选项需要根据社会条件以合理的方式构成制度组合。

  基于前文对荀子基层社会建构与治理方式的论述,在荀子所构想的社会体制中,离开了宗法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礼”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被掏空了。我们可以看到,荀子之所谓“礼”,实质上融合了“法”的硬性规定,他强调贵贱不相逾,而非崇尚辞让的礼节性内容。荀子提出“明分使群”,其实质含义是人各分得其职业与社会角色,安守其规范,如此则社会和谐,人得其合力而不相矛盾。《荀子·富国》曰:“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53每个人都有其职业与地位,不可违反。但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人的身份可以更改吗?可以更换职业吗?民可以选拔为官长,官长有品阶之黜陟吗?荀子所强调的“选贤任能”,在一个强结构化的社会中要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呢?所以,荀子的政治理想需要通过制度来落实,而在这一点上,也许会对其政治设想形成挑战。

四、结论  

  在周秦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战国诸子纷纷提出其理想的政治社会建构方案,汉代所传之儒家经传,许多也在此时形成,其理想如何制度化,如何形成具体的实践方案,是我们探索的问题。《荀子》一书虽然没有对经济制度和基层治理做出专题论述,但在其行文中可见战国制度变革的许多线索,体现了荀子对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接受。与其时主流的社会思潮一样,《荀子》以农为国民经济之本,主张由国家授予农民田亩,然后“相地而衰征”,这不同于封建制下的井田制、采邑制。荀子用“县鄙”来描述其农业组织方式,其地方与基层组织有乡里、族长之称,既强调宗族的礼乐教化,又在地方秩序中尊王者之命,行政原则与伦理教化并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其所谓“礼法”的制度含义。

  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荀子社会治理思想的规范性强于实践性。礼可以修身,使人自发地按照其身份规范去行事,而法具有外在强制性,通过法制可以实施有效的行政控制,二者相结合,则内外皆备。不过,宗法时代的礼及其道德内容难以用于战国时代的社会体制,荀子之徒韩非子辨之甚明。那么,荀子有待完成的一项课题就是如何为战国时代的社会制度赋予礼的内涵,从而使人自觉地接受。在这一点上,荀子思想中包含着一种紧张关系,他一方面强调礼度量分界,严贵贱上下身份之不同,这样的身份政治显然更适用于先秦早期的贵族社会。战国以来社会流动大大加强,身份的贵贱早已不是确定不移之事,荀子自己也表达过王孙贵族也须凭其贤能与功劳来定爵位的主张。在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社会,人的身份可以由贱至贵,也可能由贵至贱,那么人们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就不再是明辨贵贱上下之位的礼,而是社会公平,是崇尚公平的竞争。这正是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原因。因此,荀子要想在战国时代的新体制中融入“礼以修身”的要素,就需要思考如何在编户齐民的地方组织原则中融入其所述的礼乐祭祀文化。

  先秦儒家对刑政之治较为警惕,以礼治为其理想,而这一理想如何才能实现,在荀子这里表现出复杂性。在概念的定义上,礼区别于法的地方主要有二:一是在控制方式上,法家之法有强制性,甚至表现为成文法,而儒家之礼强调人自觉遵守,虽有一定的外在约束力,但不如法对违反者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二是在伦理上,法家之法强调行为者对法定义务的单向遵守,而儒家之礼具有双向性,需要相关伦理角色共同完成。这种差别体现在国家政治上,礼给国家政治带来伦理合法性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政治权力的强制性需要通过法来体现,二者的差异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在法家之法治与儒家之礼治之间形成矛盾。在《荀子》中,有时候礼与法用法有别,礼用于约束君,以及用于宗族乡里教化,而法用于约束群臣百官;有时其所说的礼与法在内涵上又有相近的一面,尤其是礼的制度性与强制性的一面被强化的时候。在秦汉之后的儒家社会中,礼与法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分化了。法是国家权力的制度性体现,“职官”取代了周代所谓卿大夫之礼,而周代所谓礼则转化为吉、凶、宾、军、嘉这五礼体系,主要应用于宗教、伦理、习俗等方面,以教化为主,其治理意义主要体现在宗族管理上。礼与法又因为诸重政治关系而相互冲突。礼赋予士绅以权威,而法维护以王权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二者的结合导致在朝廷的君臣权力之间及县域的绅权与地方官所代表的皇权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体现了不同政治构造原则在政治实践中的矛盾。54二者方向不同,但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构造不可缺少的环节。当然,吸取二者的政教经验,实现其现代化转化又是当代治理的另一课题。

  重礼是非常深刻的思想,也有现实政治经济意义。离开礼,通过行政手段来组织社会,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人民,又以功利竞争来激励社会和选拔人才,这是可以实现的社会图景。但在这样的社会图景中,人们逐利而无耻,吏治腐败与人民违法的普遍化可想而知。为了强化社会秩序,必将采取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一如秦朝之所为,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运行与国家行政成本,最终国家与人民皆不堪重荷而崩亡。这是西汉儒者面对亡秦所得出的历史教训,贾谊、董仲舒、魏相、黄霸等西汉儒者与大臣皆深知教化之有益于世的缘由,也是儒家对法家思想之片面性的纠正。在古代社会中,儒家教化的实施离不开宗族组织与宗族伦理的重建,这也是低赋税的前现代国家降低治理成本的理性选择。荀子无疑深刻地把握了周秦之变中的时代精神,洞察到礼法须相结合,但在社会治理的政策层面如何结合,荀子没有给出明晰的社会图景,更多是对礼法精神的原则性强调。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尽管存在不同治理方法、政治原则及多方权力博弈的冲突,但是地方宗族自治与朝廷礼法的结合,代表了前现代社会中儒家实现广土众民之国长治久安的较成熟形态。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白虎通义》研究”(项目编号:22JHQ032)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白虎通义》经学思想与汉代儒家社会建构研究”(项目编号:GD24CZX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关于荀子与古代宗法之关系方面的研究,有罗祖基《略论荀子对儒学宗法理论的革新》一文,论述了荀子对先秦宗法制的否定(载河北省邯郸市历史学会[编]:《赵国历史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78页);关于荀子地方治理的研究,有宋化玉《“殊途”与“同归”:〈管子〉与〈荀子〉中的乡治论说》一文,认为荀子有乡礼建构思想,并试图将之推致国家政治(载《海岱学刊》第26辑,济南:齐鲁书社2022年版),以及徐克谦《荀子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一文,认为荀子所构想的社会结构在等级差别与社会公平之间有一定的张力,超越了孔孟老庄基于血缘宗法制与小国寡民自然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适性(载《管子学刊》2023年第4期)。

②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1页。

③同上,第498页。

④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344页。

⑤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48页。

⑥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0页。

⑦同注②,第160页。

⑧同上,第179页。

⑨同上,第307页。

⑩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新北:华夏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41—42页。

11杨宽:《西周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227页。

12杨志文、包小忠:《对井田制兴起和衰落的一种契约分析》,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3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564页。

14袁林认为这不是井田制。他所理解的井田制是以《孟子》一书所描述的内容为典范。相较之下,西周之时的土地制度中没有国家授田这一项,与孟子所描绘的井田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不过,如果我们不考虑国家对土地的占有与否的话,如一般的历史学家所见,西周的土地制度亦可称为一种广义上的井田制。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37页。

16同上,第241页。

17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第293页。

18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9同注⑥。

20同上。

21同注④,第61页。

22同上,第84页。

23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6页。

24刘敏:《论“编户齐民”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兼论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与“吏民”关系》,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5宋化玉:《“殊途”与“同归”:〈管子〉与〈荀子〉中的乡治论说》。

26同注②,第360—361页。

27同上,第194页。

28同上,第228—229页。

29同注23,第552页。

30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1页。

31王刚:《春秋战国乡里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第65页。

32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93页。

33同注31,第168—169页。

34同注②,第379页。

35同上,第168—169页。

36同上,第493页。

37同上,第148—149页。

38崔艳艳、李秀亮:《战国时期“宗族里居”现象辨析》,载《海岱学刊》第23辑,济南:齐鲁书社2021年版。

39《后汉书·郑弘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5页。

40“由于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发展一般还仅限于九族或曰‘五服’的近亲圈子之内,所以即使出现类似‘诸毛绕涿而居’的聚族现象,其程度和普遍性也是与宋明以后的用祠堂、家谱和族田这三件东西联结起来世代相处在一起聚族而居的所谓‘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赵沛:《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41佐藤将之:《〈荀子〉“礼治论”的思想特质暨历史定位》,载《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42同注②,第346页。

43顾涛:《礼与法的语源和“经礼为法”的观念形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44同注②,第201页。

45同上,第193页。

46同上,第178页。

47同上,第153页。

48同上,第145—146页。

49同上,第120页。

50王正:《“法儒” 还是 “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载《哲学研究》2017 年第2期。

51如赵法生:《荀子礼学新论》,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3期;孙旭鹏:《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法”“刑”的关系》,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52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46—398页。

53同注②,第176—177页。

54参见费孝通、吴晗等关于皇权与绅权以及中国古代政治性质的讨论(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亦见郑卫荣在这个问题上的个案研究(郑卫荣:《绅权结构嬗变及其与地方社会、国家政权的互动——以南浔镇同光社会重建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