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阅览 >> 2026年第6期 >> 正文

增产的政治:20世纪50年代中国油脂工业的技术创新与扩散*

——“李川江榨油法”的传播史

侯培圣

【内容提要】 “李川江榨油法”长期被誉为中国油脂行业的一面旗帜,其创新和扩散的过程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对工业技术发展道路的独立探索。一方面,“革新-交流”形态的技术创新机制使李川江榨油法从“土法创新”成长为科学且普适的新技术;另一方面,纵横交织的扩散网络使榨油新法迅速融入各地油厂的生产肌理。高度组织化的内部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将一种面向增产的政党组织传播推向前台。借由这种特殊的组织传播,各级工会和工业部门将不同形式的技术传播实践编织成网,并在油脂行业内持续协调工厂内外的合作关系、地方之间的竞合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对话关系,使得全国油脂增产工作兼具稳定和效率。

一、引言:面向增产的政党组织传播

  1959年11月5日晚,周恩来设宴招待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全体代表。席间,他向同桌的李川江叮嘱道:“现在国家食油供应量很低,吉林每人每月才吃三两,最低应吃五两,最好要吃七两。人民生活提高需要油,国家工业建设更需要油。光种大豆不行,我们还需要粮食和棉花,要靠挖油源、多出油来解决。”①总理的嘱托点明了油脂增产的必要、困境与出路。此时食用油不仅是民生产品,还是国家赖以出口换取钢材、化肥等紧缺物资的重要外贸品,②而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势下,难以通过广植油料解决食油短缺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扩大油源和提高出油率。但“米糠榨油”等扩大油源的方式存在争议,带来的增量也很有限。③因此,创新并推广榨油技术便成了50年代油脂增产的主线,这也是李川江受邀参加全国“群英会”的缘由。

  如果说认识新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④那么1949年以后,榨油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便是该研究理路中一个久被尘封又不该绕开的学术问题。与周恩来交谈的李川江,就职于吉林省四平市油酒厂(原辽西省四平胜利油厂,1955年5月更名)。1949年10月起,他数次调整生产设备和操作细节,于1952年创下了人力螺旋榨油机压榨大豆的全国最高出油率。⑤1954年11月,轻工业部将“李川江榨油法”认定为油脂增产的关键技术,向全国推广。⑥1955年底,全国年度油脂增产计划如约完成。⑦李川江榨油法因此被誉为中国油脂工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油脂增产工作亦逐渐步入正轨。

  囿于动员的需要,上述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的媒介呈现中被化约为“翻身”劳模的技术革新故事,随着进一步的史料发掘,其“组织性”的底色逐渐显露。据原辽西省总工会主席王明德回忆,省、市两级工会为李川江榨油法付出了巨大心血。1950年年初,辽西省总工会依据四平胜利油厂曾达到出油率12.8%的事实,提出了“保证大豆出油超过十二斤”的口号。四平市各油厂遂每日向市总工会报告出油率,工会再将新数据传布各厂。辽西省总工会的生产部部长常驻四平,专门总结经验,如此,榨油新法方初具雏形。⑧1954年11月后,全国开始普遍推广,高度组织化的技术援助亦同步展开。如河南省工会联合会轻工业工会(以下简称“河南省轻工业工会”)仅1955年10月间便组织了8支技术援助队,帮扶各地的落后油厂。⑨可见,组织化的行业内部交流成为拉动李川江榨油法创新与扩散的引擎。这不仅是一段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佳话,更是政党组织传播在新中国工业领域的实践。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整合、动员能力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重视:“五四”以降,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利用报刊勾连多重力量,使“工人运动从报刊中的新观念发展成为街头的洪波巨浪”;⑩在苏区建立起稳定的乡村动员网络,有效统筹了军民的生产和生活;11在延安通过《解放日报》改版和整风运动,把“全党办报”的理念化为日常实践,将各级干部和群众编织进绵密的通讯网,沟通工作与生产经验。12对此,吕新雨作出统合,“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是决定其组织传播特性的关键”。她尝试建构一个标识性概念——政党组织传播,作为重新理解传播与革命、建设之间关系的切入口。13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传播,并非只是视听层面的符码运动,也不应被简化为配合中心工作的工具,而应被理解为一套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联通国家与社会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支撑。质言之,传播何以成为革命与建设的结构性条件,是政党组织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

  同样是聚焦组织传播,张慧瑜更强调眼光向下,观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借由种种基层传播媒介“唤醒”群众,将其锻造为基层建设的主体。14综合上述观点,左灿和沙垚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传播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之间的双向互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于传播中实现有机统一,与传统的组织传播和政治传播构成对话关系。15可见,“政党组织传播”的提法深切中国经验的肯綮,既提供了一种阐释“延安道路”的理论视野,又是一系列传播形式和媒介实践的集合。“进城”之后,推动工业增产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中心,16政党组织传播在此过程中的运作详情便成为观看李川江榨油法创新与扩散的必要视角。

  当前,有关新中国工业技术的讨论普遍蕴藏在技术转移和群众科学的叙事之中。前一类研究聚焦苏联和东欧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的对华援助,细腻刻画了“156项工程”如何落地、发展以及援华专家在华工作的图景,进而揭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技术交流与双边政治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17后一类研究呈现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普通大众对科学研究的贡献,并对其间蕴含的政治优先和平等主义予以阐扬。18两类研究富有创见,但均未深究政党组织传播在其中的整体性运作。学界对此已有察觉,如陈弢和扬·佐夫卡(Jan Zofka)就曾追问技术转移的发生机制: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普通官员、外贸公司、一线工程师等其他主体如何被整合入跨国技术交流的过程并发挥作用?19事实上,群众科学的发生机制同样值得深思:这种群众性的技术创新何以持续产生?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机构之间展开了怎样的互动?整体看来,技术转移和群众科学相辅相成,也为考察政党组织传播的运作提供了重要视角。苏联和东欧的技术援助集中于重工业领域,无法关照到中国人民吃饭穿衣的全部问题。援助也并非无条件的,中方须以大量农业和轻工业的产品出口换取。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宣传口径之下,于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且机械化程度极低的轻工业领域,率先推动群众科学,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居中统筹,不同生产部门细致配合的组织传播逻辑。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于延安时期便已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传播经验,技术展览会、训练班等基层传播形式也被嵌入日常生产。20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空间和历史使命均发生了变化,政党组织传播的实践理路亦须调整。那么,针对以增产为面向的政党组织传播,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怎样的新探索?

  有鉴于此,本文以1954年为时间分界线,分别考察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李川江榨油法生成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技术创新机制?“组织”和“传播”在其间发挥了什么作用?第二,1954年为何成为李川江榨油法突然走向全国的时间节点?在此过程中,技术扩散网络呈现出何种历史面容?

二、革新-交流:李川江榨油法的创新机制

  1951年10月后,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铺开,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将其增产经验上报中央:一是反复讲述运动的方针和意义;二是动员行政、技术、财务和成本管理人员与工人共同发掘生产潜力;三是鼓励工人依据“潜力”制订计划与措施;四是组织技术、财务和成本管理人员深入车间,辅助工人寻找“窍门”,以促计划实现。21四个步骤层层推进,最终指向技术革新。进言之,技术革新并非对群众智慧的简单激发,而是一套由组织化“交流”驱动的知识生产过程。“革新-交流”由此成为一个剖析李川江榨油法生命历程的切口。

  (一)合理化建议与厂际交流:萌芽中的李川江榨油法

  首先,工会引导工人找寻生产潜力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成为创新的起点。

  1950年年初,辽西省总工会发出号召:“保证大豆出油超过十二斤”。22此时,四平胜利油厂仅有24台人力螺旋榨机、一架豆碾、一口汽锅,且经战火焚烧,破旧不堪。23缺资金、少设备,增产只能从操作细节破题。李川江想到一条老经验,在软化油料时少喷水可多出油。试验后,他总结出顺口溜:“水大一般油,水少油长流”。24但这个“窍门”只能带来细微的增量,尚未进入技术改进的范畴。调整设备和生产规程还须得到厂内干部和多数工人的支持,他和工友共同提出“更换油草”与“加长油杠”的合理化建议,使百斤大豆出油量提升了四五两。25

  1952年年初,增产节约运动渐成燎原之势,四平胜利油厂的创新步伐开始加快。李川江联同工友提出建议:垒砌面积更大的软化炕,以将大豆均匀软化至“外焦里嫩”的状态。经此,百斤大豆出油量达到11斤9两7钱。以此为基础,“扩大火炕”“扩大豆筛”“��子要轧得薄”等一批合理化建议接连产生。之后,出油量逐渐稳定在11斤7两,不久后提升至13斤。李川江自辽西省总工会技术训练班学习归来后,继续与厂内职工讨论改善油料软化环境的办法。厂长立即付诸实践:将榨油车间的白灰顶棚更换为板棚,又增设了暖豆箱,出油量增至13斤8两3钱。264月,李川江赴京参加劳动节观礼。在此期间,车间副主任王树林带领工人进一步调整了操作细节,创下了百斤大豆出油量14.04斤的全国最高纪录。27

  回顾上述历程,李川江本人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而言,技术改进是在工友协作中渐进完成的,并得到了油厂干部的全力支持。甚至,李川江都不是最高纪录的现场见证者。可以推论,厂矿内的交流与协作是支撑各种合理化建议产生并落地的基础。

  其次,依托厂际之间的技术交流,持续调试新技术,成为工会巩固创新的方法。

  虽已创下全国最高纪录,但四平胜利油厂的出油率仍未稳定下来,最低时百斤大豆只能出油12斤5两6钱。其原因在于,调拨和运输环节难以保障油料的状态,导致其含水量不定,如何控制油料水分成为新的难题。恰时,佳木斯某榨油厂派出职工参访四平胜利油厂,李川江在交流中获知了该厂的“风吹日晒大豆法”,即把大豆先晒干后再进行软化,效果立竿见影。281953年4月,他受邀赴旅大油脂总厂讲授榨油新法,又不失时机地学会了“干燥豆��法”以及大豆水油含量的检验技巧。正是通过厂际交流,胜利油厂难以控制油料水分的痛点得以解决。29此后,旅大油脂总厂与黑龙江省绥化县油厂又摸索出“无草饼圈”和“吊斗蒸��”等经验,对李川江榨油法也形成了补充。30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便开始在东北工业领域塑造“以交流促创新”的观念。其历程可见诸于工会对“马恒昌小组工作法”和“郭瓦廖夫工作法”的总结与传播。前者聚焦于厂矿内部,强调工人间的互学、交流对于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性。31刘少奇认为这一经验克服了“教徒弟留一手”的传统“行会思想”,可鼓励工人展开技术合作,不失为一场深彻革命。32而后者的核心恰是组织厂际之间的技术交流,将来自不同先进生产者的技术优点统筹为相互协调的整体。331952年,李川江榨油法曾被辽西省总工会引为“马恒昌小组工作法”的实践成果。34两年后,李川江又直言学习“郭瓦廖夫工作法”的体会:“吸收别人经验,集中群众智慧,就会创造出新的操作法”。35可见,他早已了然技术交流之于创新的意义。

  “马恒昌小组工作法”起源于沈阳第五机械厂。1949年4月,该厂党委和工会发现了马恒昌小组,并着手培养。时任厂监委室干事的王金平经常下车间观摩该组的生产情况,并参加小组会议,协助总结经验。王金平升任该厂工会的支会副主任之后,因工作归口适配,对马恒昌小组的技术创新有了更多的支持。36透过这个细节不难推断,“以交流促创新”的实践理念与该厂党委和工会的意志相契合,是有意引导的结果。1950年国庆节前后,“郭瓦廖夫工作法”被引入东北地区的厂矿,后随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而流向全国。37从“马恒昌”到“郭瓦廖夫”,厂内与厂际交流皆成常态,技术协作蔚然成风,推动李川江榨油法从零散的生产“窍门”逐步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38中国共产党出台了系列制度,进一步推动“以交流促创新”观念的落地。其一,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求各地基层工会迅速建立群众发明与合理化建议工作委员会,组织技术交流。厂矿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均被纳入技术创新的生产流程。39其二,中华全国总工会不断调整奖励条例,支持集体创新。奖励条例明文规定,对“协助他人实现技术发明”者和“集体的发明”均予嘉奖,在前人基础上做出新进展的个人或集体,亦可按照经济核算得出的具体贡献值而获得相应数额的奖金。40虽未能寻得相关史料表明这些制度在李川江案例中的具体运作过程,但彼时党报对相关问题的评述,41以及油脂生产会议对物质奖励的强调,42均表明这些制度作为日常宣教和动员方式的补充,构成了李川江榨油法渐进式创新的背景和动力。

  总之,在物质资料和人才均匮乏的状态下,找“窍门”式的“土法创新”成为一套颇有章法的组合拳:合理化建议和厂际交流作为寻找和完善生产“窍门”的工作方法;“马恒昌小组工作法”和“郭瓦廖夫工作法”作为支撑技术交流发生的认识论;相关的组织与奖励条例作为制度基础——三者共同呵护一项尚处萌芽期的新技术茁壮生长。

  (二)“三结合”的早期实践:李川江榨油法的定型

  从合理化建议到厂际交流,李川江榨油法虽初具雏形,但尚不是一项完善的新技术,必须经由技术总结才能转化为可供推广的技术方案。

  李川江榨油法在走向全国之前曾历经三次系统总结。第一次总结发生于1952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1953年1月,更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以下简称“东北地方工业局”)和东北职工总会派专员前往四平,会同辽西省总工会将四平胜利油厂两年间积累的零散“窍门”提炼为“三大三快”榨油法43,并在东北全区推广。然而,因操作细节未被清晰表达,推广时问题频发:不少油厂盲目加长油杠且用力扳杠,导致吉林省约四分之一的榨机损毁,还有工人不管软化条件,只顾排出水分,结果将大豆烤焦,出油率不升反降。一时间质疑之声甚嚣尘上。44

  为应对上述问题,第二次技术总结于1953年4月展开。东北地方工业局从23所油厂中抽调先进工人、干部和技术员共55人组成工作组,进驻旅大油脂总厂,制订榨油法的操作规程和质检标准。工作组耗时三个月,经过103次试验,归纳出一整套严密的“李川江大豆榨油操作法”,对各环节的参数均作出了规定。45同时,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亦派出研究人员,对榨油法的操作规程辅以解释说明。46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再次推广榨油新法。次年6月底,东北全区百斤大豆出油量的均值已稳定在12斤8两。47

  第三次技术总结,即1954年9月召开的榨油技术鉴定座谈会。会上,国内油脂专家、工程师和油厂技术人员依据3月以来华东、中南、华北各地的技术试点详情,48将李川江榨油法最终调整、定型。至此,李川江榨油法在机榨油厂和土榨油坊皆能灵活运转,既可压榨大豆,亦可处理油菜籽、棉籽、花生等多种油料。49

  上述过程中,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在交流中得以汇聚,作为“鞍钢宪法”核心构件的“三结合”浮出水面。在既往研究中,居于不同立场的学者均将“鞍钢宪法”与“三结合”描述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间段建立的一套特殊企业管理模式,或具后福特主义的意味,或是“政治正确”的幻象。50这些研究从一手史料出发,皆成一家之言。然而,围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交锋可能会遮蔽“三结合”的技术创新面向:在追求平等主义与经济民主的同时,“三结合”的首要目标是协调不同岗位之间的技术交流,将生产“窍门”孵化为科学合理的新技术。一言蔽之,“三结合”是一项推动技术传播的制度。51关于“鞍钢宪法”的报告在开篇即言明:  

  从广泛发动群众、人人动手革新发展到有领导地制订规划,围绕突破生产关键,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从一般的改革工具、改进操作方法发展到经验配套成网、成龙;从大力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并积极地向半自动化、自动化迈进;从一般产品的革新并积极地试制高级、精密的产品,攻取尖端技术。52 

  组织化的土法创新与技术协作融贯其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三结合”恰是衔接二者的关键机制,使技术革新虽起步于群众运动,却又溢出传统群众运动的边界,在新的历史场景中不断丰富群众路线的意涵。

  由是观之,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已在工业领域摸索出一套“革新-交流”形态的技术创新机制。事实上,这一机制是基于彼时中国榨油业的整体状况作出的现实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榨油机类型不可胜数,油料的种类同样繁多,分布不均且质量不一。不同榨机和油料的压榨方法均不相同。相较于自上而下的创新扩散,组织技术人员走进车间,帮助工人找出“窍门”,再行试验、归纳和调整,使之科学化和普适化,显然是一条节约成本也更灵活高效的技术发展路径。

  (三)跨越1949:“革新-交流”的技术政治

  将“革新-交流”机制和李川江榨油法置于“从革命到建政”的背景下,便可窥见技术背后的政治。

  讨论这一问题须回到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在接见即将奔赴东北参会的四个代表团负责人时谈道:  

  在城市和工厂,过去我们实行的是破坏政策,因为那是对付敌人;解放后,管理城市和工厂是人民自己的事了,必须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去作。53  

  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强调解放区的工运方向已从“摆脱剥削和压迫”转向发展生产。54大会期间,已调往东北工作的穆青再次撰写了关于赵占魁的长篇通讯,宣传延安工人的优良作风。55足见,以此次大会为分界线,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将工运和工会工作的白区传统与延安传统相统合,并进一步向前探索。

  这一探索自然发生于最早解放的东北地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劳动纪律涣散的问题。承自伪满和国民政府时期的陈俗旧规与行为观念,不会因中国共产党的接管而在一夜间消失;仅诉诸情感动员,或在形式上赋予工人“主人翁”地位,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让普通工人切身感受到新政权的不同以往之处,才能完成“国家想象建设”,56进而将政权的末梢延伸至厂矿基层。又因此时必须平衡劳资关系,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而劳动保障和各项奖励资助必然有限,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在不增加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的条件下提高生产力,从而将工人对新中国“改朝换代”的想象转化为认同——这便是创造新纪录运动的来路之一。

  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之前,东北便已展开立功运动和劳模运动,动员工人将“政治觉悟、劳动热忱和业务技术结合起来”。571949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和东北职工总会均决定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工会的工作思路因此更为清晰了。   

  这个运动不仅要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而特别重要的是树立工人阶级新的劳动态度,它与竞赛运动是有区别的,它是新的劳动态度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一种创造性的群众运动,它是工人阶级新的爱国精神的表现。58  

  可见,群众科学与宣传动员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地共处于工会工作中的,既是推动物质生产的方法,亦是政党组织传播的实践。

  如上背景成为李川江榨油法萌芽的土壤。1950年1月15日,时任辽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的王明德在辽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四平公营油坊改良工具创造12.18的出油率”。59联系他在1957年的回忆,事实清晰可见。  

  李川江那时大豆出12斤(49年—50年),其他各地9斤、8斤、10斤。李川江怎么出来的?这人并不进步,辽西省和四平市工会下了很大力气培养。四平市49年后一直搞。50年在辽西开代表大会,提出“保证大豆出油超过12斤”。50年就发动竞赛,四平每厂每天向市工会报告,工会马上打电话传到各厂,11斤了,11斤2两了,李川江是这样出来的!60  

  以上表明,李川江榨油法及其依托的“革新-交流”机制中深藏着中国共产党除旧布新、再造工会工作传统的政治使命。重要的不仅是增产的结果,更是培育的过程。过程中既充满了工人之间、厂际之间以及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互动与磨合,亦有工会、厂矿行政部门与地方行政部门之间的协作。不同主体在交流中逐渐完成从“旧”到“新”的思想转变。

  在走向全国的前夜,李川江榨油法又被注入了另一种政治性。前文已述,在第二轮技术总结之后,榨油法的名称是“李川江大豆榨油操作法”。然至第三轮技术总结之后,榨油法的名称变更为“李川江榨油法”,且能灵活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油坊和榨机,并可处理多种油料。第三轮技术总结由轻工业部和全总轻工业工会所组织,自然不能只顾东北,而须兼顾其他区域盛产的油料品类及其设备状况。在第三轮总结之前,初步成型的榨油法已被推广至华东、中南和华北的重点油厂,通过试点,为第三轮技术总结收集信息。从试点到总结,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治理逻辑的转换:从区域走向全局。1954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裁撤行政大区的决定,刘少奇谈道:“现在各项社会改革已经完成……有很多建设事业,必须集中全国力量来做,而决不是一个大区或一个省市的力量所能胜任的”。61第三轮技术总结的逻辑恰与此项政治安排相呼应。在此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油脂技术推广运动迅即在全国铺开便不难理解了。

  此外,合理化建议、厂际交流与“三结合”的时间线中还暗含了这样一条线索——中国共产党在逐步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道路。合理化建议制度和以“郭瓦廖夫工作法”为认识论的厂际交流均带有“以苏为师”的色彩,然至“鞍钢宪法”和“三结合”出炉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已显露出鲜明的主体性,与苏联呈对话之势。62由此,“革新-交流”机制或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一个观察视角而存在。

三、走向全国:李川江榨油法的扩散网络

  1954年成为李川江榨油法创新与扩散的时间分界线,其来有自。元旦刚过,全国油脂供应不足的问题全面爆发。此时,油脂的统购统销政策颁布不足两个月,各地收购工作尚未完全展开,而食油销量已然激增,远超预估。截至8日,京、津、沪等地库存只够售卖十余天。为防止脱销蔓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迅速商订油脂供应定额,严控销量。633月末,在“保出口”与“稳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部不得不在原定基础上将第二、三季度的供应定额再度削减。64

  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由于粮油问题牵动生产与市场的中枢神经,在统购统销加速和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势下,华北已出现城乡隔断、农村市场呆滞的现象。陈云判断华东、中南亦将告紧,故知会姚依林,“对粮食油脂需要退一下——宣布统购结束,恢复农民之间的市场调剂”65,以求进一步稳定市场。进退维谷之际,迅速推广先进榨油法,提升出油率,便几乎成了眼下唯一的突围路径。

  不同层级的油脂增产机构是推广先进榨油法的主要力量。1954年4月,全国推广先进榨油法办公室(1956年1月,更名为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在北京成立,负责汇总各地的技术试点情况。6611月3日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闭幕后,各省油脂增产机构相继建立。譬如,1955年2月10日,吉林省委协调工业厅、粮食厅、省供销合作社和省总工会,共同成立油脂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系统推动劳动竞赛和技术交流。679月20日,该机构更名为油脂增产委员会,省土产公司油料科、团省委青工部、四平市总工会亦被增补为成员单位。68在省级机构的带动下,专区/地市和县区一级的油脂增产机构相继成立。例如,江苏省在1955年责成各专区、地市速建油脂增产机构,各县区须至少设立“专管小组”。69昌图县在辽宁省第一次油脂工业会议后也组建了米油推广先进经验委员会,试图将有关油脂生产的所有部门和各类型油厂串联为紧密配合的整体。70

  可见,与技术创新的过程类似,榨油新法的扩散过程亦被整合为政党组织传播的实践。1954年11月后,一张纵横交织的技术扩散网络逐渐覆盖全国,李川江榨油法得以迅速推广。

  (一)央地互动间的技术流动

  “开会”向来是重要的政党组织传播形式,并作为技术扩散网络的“经线”从中央贯穿地方。各级油脂增产机构如何“推”,工人如何“学”,皆在“开会”中逐渐清晰。各个不同层级的油脂专业会议既迥然而异,又协调有序。

  在全国层面,油脂专业会议的重心在于汇总信息,并不断调整技术推广的节奏。全国油脂专业会议自1954年起每年召开一次,通常提前数月通告会议主题,敦促各地准备,保证开会的效率。第一次会议,即前述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于1954年10月25日开幕,主要有三项议题:第一,依据李川江榨油法的原理,制订出使用自动螺旋机压榨棉籽和花生的操作法草案;第二,统一全国油脂化验的项目、方法和各项指标;第三,交流各地总结与推广先进技术的群众工作经验。71 同时,讨论并修订了油脂加工合同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以配合技术推广。72

  第二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召开于1955年8月。会议总结了上半年全国油脂增产情况,并就李川江榨油法的推广方法、新榨油技术与油源开辟展开经验交流。例如,重点介绍了山西省介休县、安徽省六安专区、四川省新都县所实行的“划区定点,分区包干”“重点掌握,以点带面”等技术推广经验。73会后,这些经验在吉林省迅速落地。该省油脂增产委员会以使用榨油机类型的异同为分类标准,将全省78个油厂划分为7个小组,经省委批示,分别由7位地委工业(财经)部部长担任组长,以协调使用同类榨油机的油厂之间展开技术交流。74

  第三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召开于1956年3月。此次会议原计划是在总结1955年增产工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1956年的增产任务与油料问题;交流新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和组织劳动竞赛的经验,并表彰奖励上一年度表现突出的先进油厂和先进单位。然而,会议进行中,议题逐渐转向“不同地域间技术推广的失衡问题”——尽管1955年全国油脂行业整体完成了“增产10万吨”的计划,但江西、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广西六省(自治区)却未能完成增产任务。经过讨论,大会决定将约占有全国六成榨油设备的土榨油坊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推广对象。同时,决定将辽宁、上海、天津等地利用率低的榨油设备调拨至设备不足的区域。大会决议成文后报给贾拓夫,由其转交周恩来,并批转各省执行。75可见,全国油脂专业会议逐渐成为央地之间的对话平台。

  在省级层面,油脂会议的主要功能是依据中央指示布置本省的技术试点和劳动竞赛等工作,并组织本地油厂探索油脂增产的地方经验。譬如,陕西省第一次油脂生产会议决定,于1955年2月至3月间召集本省参加全国油脂训练班的人员,会同重点油厂的技术工人在咸阳裕农油厂和西安油漆厂进行技术试点,并派专员前往土榨油坊密集的地区,组织小型榨油经验交流会。76江西省油脂增产委员会则直接在油脂会议上传授了李川江榨油法,会后立即组织参会者赶赴丰城县三区,共同使用新法试榨芝麻油。77

  技术试点的实质是依据本地设备、油料、气候和生产传统对榨油新法进行调适,亦是开展技术交流的契机。以河南省为例,省工业厅在本省第二次油脂会议后决定,技术试点于1955年2月初在新乡、开封两地同时进行。此次技术试点由省工业厅的相关工作人员、全国推广先进榨油法办公室派驻河南的工作组以及两地油厂的工人共同参与。78在技术试点的两个月中,工作组成员既不厌其烦地讲授新榨油法的操作细节,亦从开封植物油厂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经验随工作组流向东北,79于5月间在地方国营洮南油粮加工厂落地,并扩散至吉林全省。80可以说,省级油脂专业会议推动了源自生产一线的新技术和地方性经验迈出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在工厂内部,油脂会议作为技术扩散的末端,使得李川江榨油法最终落地。其中,技术教育、小组长会议和生产会议共同发挥着作用。首先,工人和技术员通过技术教育了解新榨油法的原理和要点,讨论本厂如何运用。受制于工人的文化水平,经验座谈和技术观摩成为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其次,工会通过小组长会议引导各生产组长提出“保证条件”,即为保证当月增产任务,各小组须具体学习新榨油法的哪些部分。如此,李川江榨油法的推广工作被化整为零。再次,全体职工在生产会议上讨论所遇到的问题,逐一发现薄弱环节并解决。议题聚焦于具体技术措施,总结工人学习新技术的好方法,或根据生产难题征集合理化建议。以上三种会议形式是旅大、苏北、唐山、四平等地的油脂增产机构在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后探索出的技术推广经验。这些经验经由第二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传向各地。81

  从中央至地方,三级油脂会议彼此嵌套,呈现出李川江榨油法纵向流动的图景。这些会议不仅是信息汇聚和交流的平台,还具有以下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把控技术推广的节奏,确保推进有序。三级会议如同承载水流的管道,既规约其流量和形态,亦不断调节流速和流向,使技术推广避免“大水漫灌”,尽快涌向最需要的地方。第二,形成了一套提炼地方性的推广经验、管理制度和新技术的工作方法。新的经验、制度和技术在央地对话间走向全国,各地的推广工作得以不断优化,焕发出持续创新的活力。

  (二)榨油新法的横向延伸

  榨油训练班与技术援助作为横向的技术传播形式与纵向的油脂会议相互交织,构成了扩散网络的“纬线”。

  其一,全国榨油技术训练班成为不同地区、岗位学员交流经验的媒介。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决定,会后立即举办5个训练班。82各训练班悉由当地工业厅(局)筹备,于1954年12月1日开学,以榨油基础知识和李川江榨油法为授课内容,学制一个月。待训练班结束后,全国推广先进榨油法办公室将从各地重点油厂中抽调一批技术员和工人,协助完训学员进行技术试点。83

  榨油训练班并非纵向的知识传授,也不同于延安时期纺织女工轮流当老师的技术互助,84而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的研讨,知识和经验在对话交流中得以传播与累积。以青岛的自动螺旋机花生榨油班为例,因山东省工业厅缺乏相关经验,训练班处于“随编教材、随讨论、随教学”的状态。85训练班的原始教材是油印的活页,每一讲独立装订。第一讲为《榨油的基本知识》,第二讲为《操作法重点的介绍》,另两份为补充教材《压榨工序学习资料教材》《蒸炒工序学习资料教材》。86至训练班接近尾声时,原始教材已结集成书,且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新教材分为四个单元:“榨油的基本知识”“花生榨油操作法和青岛植物油厂实际操作介绍”“榨油的化验基本知识”,以及“附录:讨论题、复习题汇编”。前后比较,新教材不仅调整了框架结构,亦注重操作方法与生产经验的交融。譬如,原始讲义的第二讲仅白描了“筛选、轧��、蒸炒、压榨”的操作流程,而新教材则以“为什么要蒸炒?”“生��在各层炒锅中起了什么变化?”等问题为小标题,通过描述青岛植物油厂的生产经验,详释原理。87

  必须提及的是,在四份原始讲义中粘贴着6页手写笔记,每页二百余字,所述俱是对讲义内容的补充、辩论和解释。如其中一页记录:

  看起来与操作法中有矛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九、十月份总结操作法的时候,      的水份一般在7.5%左右,没有特别低的水份;那时是加工陈(花)生米,因为容易蒸透,所以可以很快提高      的温度而不需补充很多水份……而实际上在这个蒸锅里蒸炒的15分钟过程中生      亦有了吸收水份和排出水份的作用,这样可以缩短蒸炒时间而不影响蒸炒效果。如果遇见生      水份过低时应补充水份甚至调节喷气管的位置来达到这个要求。88  

  据此推断,来自10个省份的87名学员89确乎围绕培训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随着各省技术试点的展开,经过提炼与优化的榨油知识顺势流向全国。

  其二,技术援助,作为榨油训练班和技术试点的后置环节,使推广工作并非浅尝辄止,而是深入每一个油厂的生产肌理。技术援助常伴随劳动竞赛进行,随着经验的累积渐有制度化趋势。仍以河南省为例,1955年5月该省第一期油脂竞赛展开时,技术援助队只有3支。河南省轻工业工会作出部署,由新乡、开封、郑州三地工会各选取一个重点油厂,分赴郑州、信阳、安阳展开援助。90然而,支援与被支援的双方均对这一安排不甚买账。前者怕误生产,不愿派出骨干;后者怕丢面子,不虚心学习。思想稍露苗头即被察觉,工会一面开展集体主义教育,一面制订保障制度。10月,第二期油脂竞赛展开时,技术援助已开始制度化。援助队的数量增至8支,且为保证支援油厂不误生产,工会从中斡旋,使被支援的油厂派遣同等数量的工人前往支援油厂务工和学习。强力推动之下,28个油厂在此轮技术援助中共学到39种技术经验,原本抗拒学习的思想悄然转变。厂际间的互教互学开始成为一项自觉的工作——不少油厂听闻哪个厂出现了新的增产经验,便写信联系或派人前去学习。91

  时至第三期油脂竞赛,保障制度更为完善,新增以下三款规定:第一,邀请单位应负担被邀请人员援助期间的工资和差旅费;第二,组与组、厂与厂之间,互相援助者的一切费用仍由本厂负担;第三,若时间较长,需要评比奖励时,应接受援助厂评比奖励条例,进行统一评比奖励,如两厂制度不统一,使支援人员收入减少时,也可适当照顾,待结束后将先进事迹介绍回厂,以利年终评比。921957年1月18日,吉林省工业厅联合省食品工业工会,共同发布了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经中国食品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批转,成为一项全国统一的制度。93

  同时,因第二轮技术援助后互教互学之风渐起,河南省轻工业工会遂在第三期油脂竞赛中调整了技术援助的组织方式:不再统一组织技术援助队,改由各油厂相互协商、自由结合,但须签订《互助互学协议书》。于是,31个油厂签订了22份《互助互学协议书》,相互派出92名技术工人,进行了41次“互助互学”,解决了诸多生产问题。94从集中组织向自由结合的平滑过渡,呈现出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在政党组织传播实践中的融通:开展技术援助的初期,如不集中组织、强力推行,各油厂势必各自为政,使援助万难推进;待初显成效、引动风潮之后,及时放手让各厂自由交流则利于扩大援助的范围,更为灵活高效。

  此外,技术援助还体现在更直接的人事调动上。1953年11月,中共中央要求厂矿企业“均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抽出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去加强新建厂矿的工作”,同时大量选拔有技术经验的职工,“采取设副职制的办法,使其在老骨干的带领下……逐渐胜任生产管理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95聚焦油脂工业,“一五”期间仅河南省10座重点油厂便调出干部181人、技术工人214人。干部中有正副厂长22人、科股长44人、技术员2人、普通干部113人;技术工人中有榨油工145人、锅炉工12人、机械修理工44人。96可以推测,1954年后,在油脂行业高度强调技术推广的氛围中,李川江榨油法和一系列生产管理经验皆随外调人员一同进入了新建油厂。

  以上表明,榨油训练班和技术援助两种传播形式如纬线一般横贯于前述三级油脂会议之间,既使上一级会议部署的任务得以推进,亦为下一级会议及相关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中央至地方,技术推广工作因而获得节节贯穿之力,纵横交织的扩散网络卓然成型。然而,开会、训练班和技术援助毕竟受制于一定时空,且会议内容、技术经验、增产进度以及各项工作的部署又必须及时通气和公告,故而,第一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后,行业内刊应运而生,成为纵横交织的节点。

  (三)作为“平台”的内刊

  当前,毛泽东时代的内刊尚未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系统关注。这种特殊出版物由国内各机构编纂,设有清晰的流通范围且定期回收,是维持组织沟通及运作的重要工具。97具体到油脂行业,内刊作为技术扩散网络的重要构件,实然成为央地之间以及不同地域间沟通的桥梁。下文以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油脂简报》和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评判委员会主办的《油脂竞赛简报》为样本,展开论述。

  首先,内刊围绕全国油脂专业会议进行组稿,为各地执行会议决议提供工作方法。如《油脂简报》对第三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的呈现,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会议各方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皆从1956年“增产12万吨”的计划出发,折算出每种油料的出油率应提升多少,并提出措施。《油脂简报》将这些发言进行了分层:代表省级油脂增产机构者、省级合作油厂者、地方国营油厂者和土榨油坊者,以便各类油厂参照。98二是土榨油坊的增产途径。第三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后,各地土榨油坊成为技术推广工作的主要对象,故《油脂简报》迅速整理各地相关工作报告,持续刊出。如安徽省六安专区呈报了向土榨油坊传授李川江榨油法的具体过程,99甘肃省油脂增产机构作出保障工人待遇和油料供给的系列制度安排。100三是“代农加工”的实施办法。所谓“代农加工”,即在每年统购结束后,组织油厂下乡,动员农民将留作饲料的油料进行压榨。如此既方便农民吃油,又可生产足量的油饼充作饲料和肥料,还可适当增加油厂的利润。《油脂简报》刊登了山东省101和江苏省102的工作经验。综上可知,内刊的内容生产使开会的议题得以推进,将任务和目标转向具体的行动指南。

  其次,内刊搭建起通讯网络,将自身打造为交流技术的平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并不外在于油脂行业内刊的采编流程。《油脂竞赛简报》在1955年第3期出版时,已有撰稿员43名、通讯员85名,均匀分布在不同级别的工会、工业和粮食部门以及各地油厂,103刊物因此汇聚了不同类型的生产经验。围绕“技术推广”的主题,吉林省各专区油脂竞赛的制度与组织方式、厂际技术援助的心得、油脂化验经验和技术改进意见皆成为交流的议题。及至同年第7期,《油脂竞赛简报》又调整了报道主题:第三季度后吉林省多数油厂将进入设备检修阶段,该刊便动员各地油厂围绕器械维修、工人学习和技术推广过程中的难题进行撰稿。104可见,在内刊的组织下,纸上的交流随生产进程而变奏,对训练班与厂际援助等常规技术推广方式形成了有益补充。

  再次,内刊如实呈现各地的增产情况,发挥了鼓励、监督和引导作用。1956年的油脂增产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上半年全国各省市仅完成增产任务的31.56%。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向国务院第四、第五办公室报告,请求将年度增产计划核减至原计划的70.48%,即85000吨。105在此背景下,《油脂简报》集中刊载各地的增产进度和规划。例如,10月8日山东省油脂增产委员会来函,申请不修改增产任务,以争取完成。《油脂简报》将函件与山东省最近一次油脂会议的总结报告一同刊发,并配发编者按:   

  山东省油脂增产委员会的来函表示是值得我们兴奋的。今年全国各省市地区大多数不能完成增产任务,是有一定客观原因不能否认的。但是强调客观原因而松懈了主观方面的努力,那末,对于任务的完成,就会发生很大的距离。106

  河南省直至当年10月末才完成了增产任务的51.38%。该省油脂增产委员会的检讨、总结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同样被刊载。107在鼓励和监督的同时,《油脂简报》还引导各省扩大油源以攻克增产难题。比如,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推广用豆饼制作豆腐的技术经验,108各地试验、推广的过程和细节被详尽呈现。109

  总之,油脂行业内刊与增产的节奏和鸣,渐成一项常态化的组织技术:依据形势变化,及时组织各地围绕特定主题展开纸上交流,以便迅速解决生产问题。可以说,内刊加固了技术扩散网络中“经线”和“纬线”的连接,成为必不可少的节点,不仅直接推动增产,还有助于各级工会、工业部门、油脂机构削减开会和现场教学的频次,有效节省了组织与行政资源。

  综上所述,这一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扩散网络与“创新扩散”经典理论中主要借由大众传媒运行的扩散模式110有显著差异。易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正是意识到了大众传媒难以承担技术推广的重任,才为其分配了树立典型和群众动员的任务,111并转身探索另一条道路。时至70年代,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成败,“创新扩散”理论遭遇合法性危机。112图谋破壁之际,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趁着“乒乓外交”的东风造访中国。他以大寨为案例,将“现场会议”“典型示范”以及各地为推动新技术落地而进行的技术改造和进一步创新,统归于“去中心化”模式(decentralized diffusion system),113并推向学术界。114这种理论修正虽肯定了中国技术发展经验的价值,但也仅限于观看零散的传播形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杰斯在描述“去中心化”模式的同一章节中还呈现了“中心化”模式,以及融合二者的“混合扩散”模式(hybrid diffusion system)。这两种模式皆凸显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技术扩散中的作用。115可见,他对政党自上而下的筹划与安排并非无意识,那么中国共产党依靠组织之力所构建的“举国体制”消失于字里行间,便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折扣”。116透过李川江榨油法的案例,足见在一个地域广袤、国情复杂且工业基础薄弱的后发国家,须由政党居中调配,借助多种传播形式才能织成扩散之网,推动一项创新性技术融入生产日常。这种技术扩散模式并非“去中心化”,而是融合了组织性与群众性的“再中心化”,传播与物质生产彼此嵌合,须臾不离。

四、余论  

  李川江榨油法的案例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工业技术发展道路的一个历史片段。多种形式的内部交流彼此联动,贯穿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合理化建议、厂际交流与“三结合”构成了一套连贯的创新机制,使榨油新法在零散的生产“窍门”中脱胎换骨;三级油脂会议、榨油训练班、技术援助和油脂行业内刊编织成技术扩散的网络,使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李川江榨油法迅速向各地油厂传播。

  进言之,李川江榨油法的创新与扩散过程亦是中国共产党在油脂行业内持续协调三种关系的过程。

  第一,油厂内部、厂际之间以及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得以建立。工厂内外并非铁板一块,经由前文所述的系列生产运动和制度安排,才被整体集结,共同向“增产”的目标迈进。创造新纪录运动和技术革新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的新劳动观念和“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逐渐落地,工人间的互助协作以及“三结合”成为常态。同时,各地方油脂增产委员会作为统一的领导机构,持续协调各个油厂之间以及油厂、工会和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在统一的增产任务下,将其集体“打包”为紧密配合的整体。至此,一种崭新的合作型劳动关系呼之欲出。117

  第二,不同地域之间的竞合关系得以激活。一方面,面对全国一致的增产目标,各地工会或油脂增产机构动员当地油厂独立探索技术推广和生产管理的经验,并对新经验总结、表彰和上报。而后,这些经验在三级油脂会议上,以及行业内刊中,被进一步推介。一种“创造地方经验的制度激励”悄然形成。118另一方面,借由周密的组织,榨油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各地之间相互流动。正是绵密的组织传播,催生了地域间的竞合关系,从而保持了创新的活力。

  第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对话关系得以理顺。油脂增产的步伐并非稳定不变,而是依据具体情势不断调整,相机而行。透过前述三级油脂会议的经验材料,可见中央在搜集、通晓各地情况后,总体把握着全国油脂增产工作的方向、重心和节奏;各地则根据会议的决议制订规划并探索油脂增产的地方经验。这种对话关系恰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119的缩影,既保证中央集中决策,又赋予地方相当的独立性,使油脂增产工作具有弹性和灵活性。

  综上所述,多种形式的内部交流作为“表”,对三种关系的协调作为“里”,共同构筑了面向增产的政党组织传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实现有机融合,使内在于中国革命的“参与式社会主义”焕发生机,120进而演绎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工业增产的基本思路。申言之,这种特殊的组织传播根植于周雪光曾论及的“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之间,作为调节二者间张力的“变压器”存在。121其居中运作,使1949年后转换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生产困境而不得不发动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时得以兼顾效率与稳定,相对从容地处理棘手难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项目编号:18ZDA3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YBNLTS2022-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得到吕新雨教授的悉心指导,闫姝静、彭志翔、潘慧琪等学友及外审专家的指正;史料搜集承蒙开封市档案馆郭胜、刘卫华、马玉涛的帮助,特致谢忱。

  

【注释】

①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简短交流发生于1959年9月29日,但全国“群英会”当年召开时间实为10月26日至11月8日,年谱中的记录显然有误。其确切时间应是11月5日晚间,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与李川江的合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7年版,257—258页;《周总理欢宴众英雄》,载《人民日报》1959年11月6日,第1版。

②贾拓夫:《大力增产油脂 适当满足需要》,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6日,第3版。

③1954年,全国许多地方曾尝试推广将作为猪饲料的米糠进行榨油,再用糠饼喂猪,但引发了“这对养猪是否不利”的争议。直至1958年年初《人民日报》才发专文,以“和稀泥”的笔调“结案”。1955年后,“发掘野生油料”成为扩大油源的重要方式,但大多不可食用。参见《章乃器的工作经得起检查吗?》,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第2版;张子仪:《关于“米糠榨油”问题的争论》,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3日,第3版;西生:《各地供销社 积极收购野生油料》,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4日,第4版。

④武力:《关于新中国经济史三个问题的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

⑤全国推广先进榨油法办公室(编):《榨油工业先进操作法》,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5年版,第53页。

⑥《推广李川江榨油法,为增产两亿斤植物油而奋斗》,载《大公报》1954年11月4日,第1版。

⑦《再接再厉,超额完成增产十二万吨油脂的任务》,载《大公报》1956年3月27日,第2版。

⑧《新华社吉林分社关于省总主席王明德对记者谈话记录》,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吉林卷》编委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吉林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⑨河南省工会联合会轻工业工会工作委员会:《我省是怎样开展1955年油脂工业厂际竞赛的》,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3、4期,第6页。该刊于1955年7月25日创刊。

⑩彭志翔:《从纸上到街头: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5期。

11卞冬磊:《“降一格”传播:近代中国动员网络的下移(1901—1934)》,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1期。

12李海波:《作为“平台”的党报——延安时期“全党办报”的概念生成与运作机制》,载《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8期。

13吕新雨:《第三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道路”与党报理论》,载《经济导刊》2020年第10期;吕新雨:《村超的大传播是如何炼成的?——以“政党组织传播”为视角的实践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年第1期。

14张慧瑜:《基层传播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15左灿、沙垚:《组织起来:群众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维度》,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1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7—1428页。

17相关研究参见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Tao Chen, “Weathering the Storms: East German Engineers in Zhengzhou, 1954-1964,” The China Review, 19(3), 2019, pp. 39-64。

18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19Tao Chen & Jan Zofka, “The Economy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Trade and Transfers Betwee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Economic History Yearbook, 63(2), 2022, pp. 575-610.

20孔煜也、王洪喆:《土法纺织何以走上革命前线——边区妇女纺织技术传播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3期。

21《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在工业中进行增产节约的总结报告》,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194页。

22同注⑧。

23李川江:《不断地改进操作技术,努力提高产油率》,载《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0日,第2版。

24李志明:《李川江传记》,载政协四平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光辉的足迹——四平市全国劳动模范专辑》,1999年,第16页。

25王洪仙:《中国油脂工业中的一面旗帜——李川江》,载《光明日报》1954年11月5日,第3版。

26同注23。

27《李川江车间的制油经验》,载辽西省总工会(编):《以创造性的劳动建设伟大祖国》,1952年,第14—16页。

28同注23。

29同注25。

30同注⑤,第55页。

31沈阳市总工会办公室:《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载东北总工会生产部(编):《推广马恒昌小组先进生产经验》,1950年,第12—15页。

32刘少奇:《在全总扩大的常委会上的讲话》(1951年2月3日),载《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400页。

33钱江(编):《郭瓦廖夫工作法》,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4—5页。

34《辽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明德作辽西三年来工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1952年10月27日),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编委会(编):《中国工运史料全书·辽宁卷》上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35同注25。

36《马恒昌——先进小组的旗帜》(1950年3月),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编委会(编):《中国工运史料全书·辽宁卷》上册,第343页。

37郭瓦廖夫:《研究和推广先进工作经验的方法》,邹宁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52年版,“译者的话”第1页。

3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29页。

39《群众发明与合理化建议工作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载《合理化建议有关文件》,上海:劳动出版社1951年版,第1—3页。

40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资部(编):《〈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及有关文件、资料汇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4、6、13页。

41《奖励创造性的劳动》,载《人民日报》1954年8月28日,第1版。

42例如,吉林省第三次油脂会议中强调,为动员群众学习技术、推动增产的积极性,应做好物质奖励工作,严格贯彻《有关生产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暂行条例》。《全省第三次油脂专业会议情况》,载吉林省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吉林油脂简报》1955年第9期,第8页。

43“三大”,即“筛大、炕大、杠大”;“三快”,即“铺炕快、翻炕快、下炕快”。其主要作用是除杂、加压和控制温湿度。

44《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会议资料:介绍李川江大豆操作法报告》(1954年11月),开封市档案馆藏,B11-183。

45同注⑤,第54—55页。

46东北行政委员会粮食局:《粮谷加工资料汇编》第1册,1954年,第11页。

47同注44。

48王毅之:《大力推广李川江榨油法,为增产两亿斤植物油脂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0日,第2版。

49《张维桢在油脂会上的讲话(节录),1954年10月》,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50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3期;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4月号。

51学界对“三结合”作“平等主义”解读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的一篇读书笔记:“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52《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展情况的报告》,载《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3册,第375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页。

54《中华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文献》,绥德:群众日报社1948年版,第17—18页。

55穆青:《新劳动态度的模范——记工人的旗帜赵占魁》,载《东北日报》1948年7月14日,第4版。

56王正绪、李立:《国家想象建设》,载《开放时代》2026年第1期。

57《纪念五一迎接新任务》,载《东北日报》1948年5月1日,第1版。

58《东北职工总会关于开展新纪录运动的决定》(1949年10月23日),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编委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辽宁卷》上册,第334页。

59《省工代大会上王明德同志报告工会工作半年总结》,载《辽西日报》1950年1月17日,第1版。

60同注⑧。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62毛泽东在阅读鞍山市委报告后的批示清晰呈现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同注52,第373页。

63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1989年,第784页。

64《中财委(财)转报中央商业部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食油购销情况与安排意见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5册,第528页。

65陈云:《目前市场问题》(1954年3月1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523页。

66《关于总结和推广机器榨油先进操作法的联合通知》,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卷》,第233页。

67《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已正式成立并开会讨论工作》,载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评判委员会(编):《油脂竞赛简报》1955年第1期,第2页。该刊于1955年2月25日创刊,1955年第9期更名为《吉林油脂简报》,第10期之后被纳入《吉林工业简报》。

68《吉林省油脂增产委员会已正式成立》,载吉林省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吉林油脂简报》1955年第9期,第22页。

69《江苏省油脂工业1955年计划完成简况及1956年工作打算》,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1期,第2页。

70昌图县油脂办公室:《我们是怎样组织和领导推广李川江榨油先进经验的》,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3、4期,第20页。

71《轻工业部、全国总工会轻工业工会工委关于召开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会议的联合通知》,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卷》,第234页。

72《关于转发全国油脂会议的通知(附全文)》,郑州市档案馆藏,053-0139。

73《全国第二次油脂专业会议总结(初稿)》,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卷》,第243页。

74小组依据不同地区油厂所用榨油机的主要类型进行划分,1个组为水压机组,其余6个组均为人力榨机组。《吉林省1956年上半年油脂增产情况》,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9期,第4页。

75《轻工业部等8个单位在第三次油脂会议上向国务院的报告》,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卷》,第248—254页。

76《陕西省工业厅王治周副厅长在陕西省油脂生产会议上的报告》,载《陕西政报》1955年第6期,第16—21页。

77《关于我省一九五五年油脂增产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载《江西政报》1955年第17期,第13—15页。

78《油脂工业应全面推广先进经验》(1955年1月15日),郑州市档案馆藏,053-0174。

79张诚义、陈殿发:《吉林省技术协助小组参加开封植物油厂推广先进经验的体会》,载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评判委员会(编):《油脂竞赛简报》1955年第6期,第7—9页。

80洮南县工会联合会:《虚心学习,认真推广先进经验,是提高出油率的重要保证》,载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评判委员会(编):《油脂竞赛简报》1955年第7期,第14页。

81《全国总工会轻工业工会生产工资部部长何光同志在第二次全国油脂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轻工业卷》,第239—240页。

82《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决定在四平市等地成立工人技术训练班》,载《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0日,第2版。

83《改进榨油技术提高产油率》,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5日,第2版。

84同注20。

85《学习教材》(1955年1月6日),青岛:全国自动螺旋榨油机花生榨油训练班。

86以上为全国自动螺旋机榨油机花生榨油训练班(1954年12月)所发的油印材料。

87同注85。

88同注86。

89《全国自动螺旋机花生榨油训练班开学》,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7日,第2版。

90《油脂工业开展劳动竞赛的报告》(1955年5月20日),开封市档案馆藏,2b00015ws00y0016。

91河南省工会联合会轻工业工会工作委员会:《我省是怎样开展1955年油脂工业厂际竞赛的》,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3、4期,第6—7页。

92袁剑秋(编):《河南榨油业史参考资料》,1985年,第156—158页。

93《关于深入开展同行业厂际技术互助的几点意见》,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7年第2期,第8页。

94同注92,第151—152页。

95《中共中央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第272—275页。

96《河南省油脂工业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63》,河南省粮食局,1983年,第91—98页。

97周俊:《中国现代史资料目录集:毛泽东时代的内部杂志》(『中国現代史資料目録集:毛沢東時代の内部雑誌』),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基地2023年版,第4—5页。

98《第三次全国油脂专业会议上各地代表的发言》,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3、4期,第2—4页。

99《安徽省六安专区土榨油厂(坊)推广先进经验的经验总结》,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8期,第11—13页。

100 《甘肃省油脂增产委员会关于加强对农业社土榨油坊领导管理工作的意见》,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11、12期,第16—17页。

101《山东省油脂公司组织农民自留饲料大豆榨油增加油源的经过》,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6、7期,第11—12页。

102杨巩:《江苏省组织食品工业为农民加工的经过和问题》,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8期,第8—11页。

103《给全体特约撰稿员通讯员的一封信》,载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评判委员会(编):《油脂竞赛简报》1955年第3期,第19—22页。

104《三季度本刊报道中心》,载吉林省油脂工业厂际竞赛评判委员会(编):《油脂竞赛简报》1955年第7期,第18—19页。

1051956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油脂增产工作的完成度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油料供应不足,原本预估油料供榨量为730万吨,实际只有640万吨;第二,部分油料的含油率下降,例如浙江、湖南的菜籽受推广“双季稻”影响,被提前收割,含油率下降3.2%—5%;第三,各地的土榨油坊仍多疏于管理。《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关于重点省市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同志汇报会的报告》,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10期,第1页。

106《山东省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为申请不修改1956年油脂增产任务数字的函》,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10期,第3—6页。

1071954年—1956年河南省食用植物油产量分别为22153吨、28526吨、29683吨。尽管油料减产,但河南省在1956年还是实现了油脂增产,可见系列增产工作行之有效。河南省粮食厅(编):《河南省粮食厅粮油工业财务统计资料1949—1977》,1980年,第4页。

108《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致商业部为请继续协助推广上海冷榨大豆复制豆腐的先进经验以利油脂增产工作的函》,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10期,第9页。

109《安徽省淮南市推广低温豆饼制作豆腐总结报告》,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6年第11、12期,第20—23页;《就上海市的情况来谈豆片制豆腐问题》,载全国油脂增产委员会办公室(编):《油脂简报》1957年第1期,第17—18页。

110Everett M. Rogers, “New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verview,”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1976, pp. 99-106.

111朱穆之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对“先进经验”做了区分:新华社和报纸在介绍先进经验时不能“钻到非常专门的技术和工作方法中去”,应被重视的先进经验是“新的生产组织经验”,以及“工作中的创举和优良范例”。胡乔木对此意见表示赞同。《关于先进经验的报道问题——朱穆之同志给胡乔木同志的信》,载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3辑(1953—1956),1981年,第305—307页。

112Srinivas R. Melkote, “Everett M. Rogers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1(1), 2006, pp. 111-121.

113Everett M.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pp. 333-346.

114Everett M. Rogers,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1976, pp. 213-240.

115同注113。

116赵月枝、冯韦隽:《“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载《青年记者》2024年第4期。

117游正林:《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与推广过程及其意义》,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

118王曙光:《中国经济:北京大学课堂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1—332页。

119王绍光:《分权的底限》,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7页。

120黄宗智:《“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1期。

121周雪光认为,在中国政治进程中,运动型治理机制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意义重大。这一机制根植于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基础之上,与常规化治理机制共生并存,相互作用,且又相互矛盾。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23—156页。本文认为,顺畅而绵密的政党组织传播是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张力得以调节的基本保障,使二者保持平衡,当政党组织传播失灵之际,天平倾斜之时,种种问题便会随之出现。


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