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关概念辨析*
——以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为线索
易海涛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青年,从词义本身的角度来讲,即有知识的青年人,这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然而,从20世纪中国史的角度出发,知识青年又是一个特殊群体,主要指经历上山下乡的广大初、高中学生。目前学界多以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为依据,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城镇中小学生毕业后面临升学难和就业难;其二,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①然而,如果仅凭这两点来判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点,其源头显然要更早。对此,定宜庄认为应以1953年为起点,因为当年有大批青年无法升学、就业,因此国家出台相应对策,动员家在农村、未能升学或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②确实,这场运动绵延时间长,涉及人数众多,但确切数据主要来自原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即1962年—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770多万人,其中,1962年—1966年有近130万人,占总人数的7.34%左右;1977年—1979年有244万人,占比约为13.79%。③显然,“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模巨大成为“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显著特征,也是其被称为“知青”的关键。不过,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理解“文革”前后知青群体的异同;其二,如何看待知青中存在“身份”之争。有论者通过对知青集体撰写回忆录发现,在知青这个大群体中有各个“小群体的多样性”。④尽管这主要体现在知青撰写回忆录方面的差异,与知青个人的经历、知识结构等有直接关系,但笔者认为这背后最终还是体现出不同知青群体对“知青”概念认识的不同。也有论者指出:“在大体相同的共性后面,还有多种十分不同的个性差异”。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知青”这个看似已有定论的专有名词。
1963年—1966年,上海先后动员近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他们主要被安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⑥这批青年长年战斗在新疆的各条战线上,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仍有3万余人坚持在新疆工作至退休,其中一些人退休后也选择继续留在新疆,这在整个知青群体中颇具代表性。然而,关于这批青年的称呼,既有“知识青年”也有“社会青年”,既有“知青”也有“支青”。既有他称也有自称,是“知青”概念变化的重要反映。当然,这种变化既因时、因事而变,又有不变之处,即“知青”的核心内涵。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关于“知青”概念的争议一直存在,尤其是对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的身份之争尤为突出。2018年6月,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概念进行讨论,认为除身份认同因素之外,二者的差异主要是政策造成的,后来还受到“文化资本”的持续影响。⑦这在本文研究的上海青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论者指出,运用“概念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需要分析各个词语的形成过程、内涵演变、历史运用及社会影响,揭示其中蕴含的历史变迁之特征。⑧本文在相关档案文献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影响知青概念的三个关键词汇——“上山下乡”“社会知识青年”“支青”——以及相关词汇进行辨析,探讨“知青”概念的变与不变。
二、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
学界在讨论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提法的转变时,往往将1965 年谭震林的讲话作为标志性分界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强调:“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加之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自此全国范围内逐渐通用“上山下乡”这个概念。⑨这样的叙述尽管从文本层面揭示了变化的表征,其背后转变的逻辑却更为复杂。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下乡上山”在会上被提及,并作出具体规定。9月26日,周恩来在此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⑩事实上,该讲话并非专门针对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即知识青年。然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5日,文件正式发布,此前的第三十九条被改为第三十八条,其内容也作出重大修改,具体如下:“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11至此,针对无法升学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的“下乡上山”政策得以正式形成。不过,“大跃进”兴起后,上山下乡运动一度沉寂,直至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全国精简城市人口时这一政策又被重启与推行。
1962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公室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12显然,这一规定所对应的正是当时所提倡的“下乡上山”。此时“下乡上山”是精简、下放城市人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下乡知青的主体为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13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的报告,宣布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14在此之前,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6个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周恩来在接见会议代表时指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十五年安置规划。”15虽然此处并未提“下乡上山”或“上山下乡”,但明确指出城市青年学生下乡要做长远打算。
其实,1957年—1966年的下乡上山,其含义多指城市青年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例如,1963年4月北京市应届中学毕业生在讨论“下乡”“上山”时,甚至将上山、下乡、下水并列,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参加体力劳动。16以此论之,下乡上山与上山下乡并无差异,都是指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之所以强调二者的差异,与“文革”有直接关系。
“文革”爆发后,包括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在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打乱。1966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准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和当前社会青年的安排问题的意见》。17与此同时,正常的教学程序被打断,学生不能升学毕业,人满为患;工厂的招工程序也被破坏。各地自1968年起延续此前“下乡上山”办法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其目的就在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例如,1968年3月1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组织机关干部和城市(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示》,要求“革命干部和有文化知识的广大青年下乡上山,加强农业第一线”。18截至1968年10月27日,黑龙江省已经有14万名知青下乡上山,加上1966年以前下乡上山的7万名知青,共计21万人。19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仍反复提及“下乡上山”,而非“上山下乡”。不过,到1968年12月24日,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在下发《关于下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资计划指标的通知》时用的是“上山下乡”这个概念20。
其间,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即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1其中的“再教育”表述成为“文革”期间开展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支撑。不过,“下乡上山”的表述并未立即变为“上山下乡”。例如,1969年4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1969年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通知》,开宗明义便强调这是在毛泽东“最高指示”下开展的工作,要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22可见,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的转变有一个长期交织的过程。这在《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中有着明显体现。
图1显示,1957年至1981年,“上山下乡”一词持续见诸《人民日报》。除1958年《人民日报》刊发含“下乡上山”的文章共99篇,在数量上超过含“上山下乡”的文章并形成“下乡上山”的使用峰值外,其余年份均是含“上山下乡”的文章数量更多。1973年至1976年,《人民日报》刊发含“上山下乡”文章数量出现高潮,1974年达到峰值,共计372篇。含“下乡上山”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57年—1958年和1964年—1965年两个时段,1973年之后几乎没有相关文章。如前所述,两个提法的内涵并无根本差异,都倡导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名称变化的背后是相关指导理论的进一步强化与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在1968年12月毛泽东“最高指示”下达后至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领导机构、隶属关系、工作内容等尚未统一。23这种情况在1973年中央处理李庆霖上书事件24后开始发生变化。当然,在此之前,各地已不断加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管理,并在机构管理上下了不少工夫。例如,1970年3月16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教育局向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提交报告,提议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临时机构,统筹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工作。25由此不难发现,在各地推进管理机制完善的过程中,话语表述逐步由“下乡上山”向“上山下乡”统一。
三、从“社会青年”到“社会知识青年”
社会青年,从词义上理解即待业青年,指既不上学也未就业的青年;知识青年,则指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人。显然,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因为社会青年中不少本身就是知识青年。这一点在赴疆支援建设的上海青年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上海之所以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地无法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26这批青年即“社会知识青年”。
尽管“社会青年”意指待业青年,但从当时的各类文件来看,其范围在不断变化。1957年6月29日,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主办的内部刊物《团的情况》上,团江宁区委统战部的调查报告中对“社会青年”的定义为:失学、失业、转业军人等男青年,并指出其首要特点即“没有工作,经济依靠别人,给别人看不起,被称为‘浪荡’”。27由此可知,社会青年是没有工作的男青年,被人看不起。1961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三里弄委员会对辖区内37名社会青年开展调查,其中男青年有22人,占比为59.46%;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被归类为“不愿去外地”“本人思想落后”“本人品质恶劣”三类的有27人,占72.97%。28这项调查中的社会青年有男有女,且都至少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他们获得的评价整体偏低。
相对于基层数据,上海市层面的统计对社会青年的统计口径更为宽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女青年也被纳入统计范畴。据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统计,截至1962年8月,上海有15万名社会青年,其中包括8万名家庭女青年和7万名闲散知识青年。其中,闲散知识青年主要包括历年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中途退学的学生、退职的青年工人等。29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社会青年的统计口径不断发生变化,家庭女青年逐渐不再纳入统计,最终缩小为闲散知识青年这一群体。1964年1月7日,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共青团上海市委提交给中共上海市委的《关于加强对社会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市区的社会青年尚有八万余人(不包括已婚的女青年十万人左右)。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百分之八十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今后每年还将有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等待安置劳动就业……因此,社会青年的人数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社会青年闲散在家……沾染各种不良习气,甚至为坏分子所勾引,走上堕落犯罪的道路。”30
综合上述有关“社会青年”的定义和相关评价可以看到,“社会青年”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最初未得到安置的男青年扩展为未就业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后来变为绝大多数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人民子弟,但该群体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一直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时一些社会青年未能得到妥善安置,容易滋生事端,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有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青年群体日益扩大,出现了一些负面形象,对该群体污名化的现象也随之产生。这就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不喜欢社会青年,家长也不愿自己的孩子成为社会青年,青年更不希望自己变成社会青年。例如,1957年8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调查发现,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团员普遍不愿转回团组织关系,首要原因是“不愿作社会青年”。311961年8月,在传达全国中学毕业生代表会议精神期间,上海不少毕业生对自学有“四怕”,其中最后一怕为“怕变成社会青年后将来升学、就业两头落空”。32
如前所述,随着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日益困难,越来越多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沦为社会青年。赴新疆的上海青年,大多是社会青年中的知识青年。例如,1965年2月,上海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文件记载,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5%。33一方面,社会青年群体中的知识青年数量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在参与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社会青年与知识青年两类群体高度重合,二者的边界逐渐模糊。例如,1962年12月,在欢送上海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讲话中,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蒋文焕指出,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上海社会青年以最高的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业战线,其所列举的事例就包括一万名青年报名到崇明国营农场劳动,以及四百名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组成青年农业建设队赴崇明参加农业劳动。34显然,在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业战线这一问题上,社会青年与知识青年的身份界限已然相当模糊。
虽然社会青年中多数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但是应届毕业生与往届毕业生的界限一直泾渭分明。1964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在《关于安排未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方案》中明确表示,为更好地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外地”的就业方针,上海市在劳动力统筹安置过程中应先安置应届毕业生。35事实上,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时是以社会青年为主要对象,社会青年不足部分再从应届毕业生中补充。针对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的动员文件和政策等,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化规定。这使得奔赴新疆的上海青年在“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身份归属上存在着模糊性。
同样,作为上海青年接收安置主体的新疆兵团,对援疆上海青年的定义也在“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之间摇摆。1963年,上海青年到达新疆之前,新疆兵团在筹备接收工作时,称即将到来的上海青年为“上海学生”。36这一称谓显然是对上海青年有文化的赞誉。然而,进疆的上海青年中也有一些问题人员,使得“社会青年”与“知识青年”两个概念之间充斥着张力。例如,同年,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关昶在新疆兵团考察时就发现:“一些新疆居民对上海青年印象不好,有人称上海青年是‘上海鸭子’,只会呱呱讲,只吃不会动”。37因为去新疆的多为社会青年,不少青年认为“社会青年”去新疆是理所当然,倘若自己不属于“社会青年”,则不会被动员去新疆。例如,1966年6月12日,上海市杨浦区劳动局对所属94个半工半读学校(职业学校、工读班)调查发现:学生中仍存在不愿去新疆的思想,他们认为半工半读学生也要去新疆是“想不到、想不通、不搭架的”,“我们是在学青年与社会青年二回事”。38可见,尽管不少社会青年本身属于知识青年,但在校青年与离校青年之间的身份界限十分明显。这表明,支援新疆上海青年的身份认同在一开始就呈现出多歧性。
四、从“知青”到“支青”
如前所述,“知青”即“知识青年”,指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人,但同时更特指“文革”中从城镇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广大初、高中学生。不过,这一定义不仅把非“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排除在外,更把回乡知识青年也排除了。因此,需要对“知识青年”文本层面的含义以及概念演变过程进行简要梳理与溯源。事实上,如同清末民初涌现的诸多新名词,“知识青年”经历了逐步传播、流行的过程,最终成为构建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3920世纪第一批知识青年的出现与新式学堂的兴办直接关联。不同时代的知识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所处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内心都有着彷徨、激情、憧憬等。“五四”知识青年、延安知识青年等莫不如此。有学者指出:“只要进入知青上山下乡这一范围,知青就有它特定的内涵,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而不是泛指青年学生,更不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参加革命、追求光明的知识青年”。40这种对“知青”的定义抓住了要害,即将上山下乡的经历作为知青身份的关键标识。
“知识青年”之所以演变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知青”,既与“文革”期间知识青年群体的规模大有关,更与“文革”结束后知青文学的集中兴起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涌现的大量知青文学,基本都是围绕“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展开创作,而这批文学创作者本身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对知青作家而言,当其在经历上山下乡后再书写知青故事时,个人经历显然会重塑和强化其知青身份。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下乡时间相对较短的知识青年往往后来文化水平更高41,这无疑强化了其话语权。同样,对于不同时段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同时段奔赴不同地区的知识青年,在讲述知青故事时往往会更加以“自我”为叙述中心,强调自身下乡时段、奔赴地域的独特性与特殊性。这在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同样存在。
有论者指出,知青下乡后,农民始终将其视作“在农村劳作的城市人”,而农村对于知青而言相对比较陌生。知青在与农民交往过程中,通过强化知青这一身份完成新身份的建构。农民对知青的固有印象以及农村的贫穷、困苦,使得知青很难也不愿意融入农民群体以获得集体认同,于是,他们转而在知青群体内部寻找集体身份。42下乡、政策调整、回城,这三个节点是形塑知青身份的关键,共同构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完整链条。在这个链条里,知青并非分散的个体,而是凝聚为一个有共同经历的集体,并作为集体存在。因此,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知青的记忆实践与群体活动,往往以集体的知青身份呈现。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亦是如此,他们能自称“支青”,其基础就在于强烈的集体意识。
“支青”即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除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自称“支青”外,同时期进藏的国内其他地区知识青年也自称“支边青年”(简称“支青”)43。由此可见,“支青”的特质在于“支边”。而且,当时相关文件反复强调新疆安置的国内其他地区城市青年的支边性质。例如,1964年2月10日,天津市劳动局等单位向中共天津市委报送《关于去新疆为我市社会青年寻找安置门路和护送支边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文件从标题到内容反复提到青年赴新疆支边的工作性质。44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58年中央出台动员国内其他地区青壮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政策起45,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多被称为“支边青年”,这在其他地区与边疆之间形成共识。可见,“支青”即“知青”无疑,只是其中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受历史、现实等诸多因素影响。
总体来看,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推进,“知青”这一概念逐渐趋于固定,并在支援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身上清晰地体现出来。上海青年到新疆后不久,1964年12月8日《新疆日报》刊发先进事迹报道,就明确记述了“上海知识青年”的成长事迹。46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的“知青”身份和“支边”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例如,1981年5月,国务院在《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有关解决新疆垦区农场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批复》中就明确肯定了这批上海青年的“支边知识青年”的身份。47在此基础上,这一群体被纳入中国知青史的书写范畴,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学术概念。48不过,在新疆的上海青年又有多重称谓,除了前文所述的“上海学生”“社会青年”,还有“军垦战士”“边疆建设者”等。这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有所体现49,既表明统一“知青”概念的流变过程及其多歧性,同时也是知青群体共同记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
五、余论
无论是基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中关于“知青”概念的梳理,还是综合考察其他相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不难发现三个关键词:上山下乡、社会青年、知青,以及“下乡上山”“社会知识青年”“支青”等相关概念。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折射出“知青”概念的演变,也就是对何人才可被称为“知青”这一问题的不断界定。这些概念变化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直接相关,经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群体反过来深刻形塑了“知青”这一概念。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与结束,知青群体不断生成,其身份也日渐形成,既是真实的社会群体,又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因下乡时间、地域以及回城早晚等不同,知青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其中,对知青身份认同最为强烈的应属“老三届”。1968年毛泽东“最高指示”下达后,他们作为最早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群体,有着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50他们身上有许多标签,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知青”。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被称为“支边知青”,即“支青”,关键就在“知青”这一身份。在此基础上,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才要突出其“支边”的身份:他们既有与广大知青同样的上山下乡经历,又承担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特殊使命。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之所以能在“知青”与“支青”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知青”这一概念,有其稳定不变的核心内涵,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农业战线安置未能升学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随着相关政策持续调整,知青群体规模日益扩大。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便属于此类。然而,“知青”这一概念又存在变的部分。这种“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并在不同类型的知青群体身上体现出来,如“支青”“归侨知青”“回乡知青”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知青”概念交织着变与不变,兼具开放性与排他性。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经由集体记忆和不间断的历史书写而得以强化,同时呈现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的异同。所谓“同”,是共同的历史脉络与史实,凝聚为“知青”这一大集体;所谓“异”,既有个体的分化也有“小集体”的汇聚,展现了群体身份记忆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此过程中,国家历史与个人的生命史彼此交织,成为理解上山下乡运动乃至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新疆人口工作与边疆长治久安研究(1949—1965)”(项目编号:21CDJ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③国务院知青办(编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年,第1页。
④定宜庄:《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的特点和发展过程》,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第51页。
⑤郑谦:《知青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第49页。
⑥易海涛:《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载《安徽史学》2021年第1期。
⑦易海涛:《“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2期,第120页。
⑧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0页。
⑨胡献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结构变迁考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第9、12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11《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页。
12《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公室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1962年11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1962年5月21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0册,第110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15《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1963年8月19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3册,第524页。
16《北京应届中学毕业生缺乏下乡、上山的思想准备》,载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63年4月29日,第11—12页。
17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第一室:《市委同意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和当前社会青年的安排问题的意见》(1966年10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A11-2-71。
18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机关干部和城市(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示》(1968年3月13日),哈尔滨市档案馆藏,XD012-012-0132-011。
19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慰问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通知》(1968年10月27日),哈尔滨市档案馆藏,XD012-012-0133-054。
20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关于下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资计划指标的通知》(1968年12月24日),哈尔滨市档案馆藏,XD012-015-0030-032。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4页。
22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1969年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通知》(1969年4月19日),哈尔滨市档案馆藏,档案号:XD012-012-0237-005。
23杨新旗:《云南知青工作机构沿革》,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24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儿子在插队时生活艰难。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加快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 476—477页。
25湖北省计委:《关于增设知识青年“再教育”临时机构和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由湖北省计委担负的报告》(1970年3月16日),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SZ118-04-0001-001。
26易海涛:《社会经济史视野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研究(1962—1966)》,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27团江宁区委统战部:《关于街道青年情况的调查报告》,载《团的情况》(上海)第136期(1957年)。
28《长宁区愚园路第三里弄委员会37名社会青年的情况调查》,载《团的情况》(上海)第770期(1961年)。
29《街道共青团组织的概况》,载《团的情况》(上海)第945期(1962年)。
30中共上海市委:《批转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关于加强对社会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1964年2月21日)。
31学校工作部:《高等学校招生揭晓后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思想情况》,载《团的情况》(上海)第172期(1957年)。
32《必须加强对中学毕业生工作的领导》,载《团的情况》(上海)第810期(1961年)。
33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意见(草案)》(1965年2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C21-1-1095。
34《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青年工作部1962年十二月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宣传提纲和蒋文焕同志在欢送会上的讲话稿》(1962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C21-2-2031。
35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关于安排未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方案》(1964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藏,A62-1-27。
36塔二场政治处:《关于对上海青年学生的政治面貌和来场后当前思想反映初步调查摸底的报告》(1963年10月27日),铁门关: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馆藏,72-6。
37《上海市教育局王关昶关于新疆访问的情况报告》(1963年12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105-8-22-47。
38杨浦区劳动局:《关于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动员学生支援边疆建设的情况汇报(草稿)》(1966年6月16日),上海:杨浦区档案馆藏,47-4-132。
39黄兴涛:《“概念史”视野与五四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16日,第5版。
40张化:《一代人的经历 几代人的话题》,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3日,第5版。
41Xueguang Zhou and Liren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1999, pp. 26-27.
42张方旭:《下乡与返城中知青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基于对西安19名知青的访谈》,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第21页。
43易海涛:《1965—1966年内地知识青年支援西藏研究》,载《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第37、42页。
44天津市劳动局、妇联、团市委、教育局、卫生局:《关于去新疆为我市社会青年寻找安置门路和护送支边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1964年2月10日),天津市档案馆藏,401206800-X0053-C-002005-001。
451958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要求在5年内动员570万名青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58年8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46《农一师万余上海知识青年成为五好农工》,载《新疆日报》1964年12月8日,第3版。
47《国务院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有关解决新疆垦区农场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批复》(1981年5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1-9-329-143。
48姚勇:《上海知青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同注⑥。
50关于“老三届”的讨论,参见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金大陆:《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