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的张力：一个“预期-过程”的分析框架*

一、照护：一个不稳定的概念

  2024年，一篇名为《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凤凰网”首发后被“刷屏”，带来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①该文的标题虽有夺人眼球之嫌，内容却真切反映了人口老龄化、长寿化给家庭带来的照护难题。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网民的共鸣和关注，说明照护已不仅仅是某个个人和家庭的困境，而是时代的阵痛和公共的议题（米尔斯，2024）。在慢性病占据疾病谱首位，失能半失能人口伴随人口老龄化、长寿化而增加，以及人口流动等成为常态的形势下，照护这一难题愈加突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照护市场化以及女性主义学者将照护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有关照护②的文献呈井喷式增长。这些文献秉持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预设分布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比如，伦理学家倾向于将照护看成一种善的关怀，社会学家则认为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经济学家视其为负担或是新的增长点，心理学家则视为应对，医护人员认为它是一种临床技能或操作指南，人类学家没有想当然地将其单一化，而是试图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动摇有关照护的既有假定（Kleinman， 2008；Glenn， 2000；Barg， 2014；Buch， 2015；McKearney & Amrith， 2021；Mckearney， 2020；肖索未，2014；佟新，2017；朱剑峰，2021；宗庆庆等，2020；吴心越，2023）。

  总体上看，照护并没有随着研究的增加而逐渐清晰，相反，研究得愈深入，它不稳定、易变（unsettled or unsettling）的本性愈显露无疑（Murphy， 2015；Rapp，2020；Cook & Trundle，2020）。一方面，照护是一种美德，散发着人性的光芒，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公共责任和社会团结的纽带，也是经济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石，代表着温暖、爱、亲情、希望等积极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照护又意味着平凡、琐碎、日常和猝不及防，不可避免地带来焦虑、沮丧、失落、挫败、无助，可能令被照护者处境尴尬，甚至令照护者抑郁，它可能被认为是“脏工作”，往往低报酬或者无报酬，且主要由女性承担。照护，或是亲密关系的表现，或是一种商品化的服务，或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Barg， et al.， 2014：180），或是一种控制的方式（Mody， 2020；Mckay， 2020；Ma， 2020；Johnson & Lindquis， 2020；肖索未等，2023），甚至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Buch，2013，2015； Rosenbaum & Talmor，2024； Coe，2023；李洁，2021）。因而，照护常在温暖与冷漠、关怀与控制、无偿与有偿、回报与失落之间摇摆，在理论与实践的分歧中产生回响（Rapp，2020），成为一个学术谜题。

  从词源上也能看出照护的多面性。“care”源于中古高地德语（Middle High German）中的“kar”，更早可追溯到日耳曼通用语（Common Teutonic）中的“caru”，意为麻烦或悲伤，它的首要含义是焦虑、痛苦或精神上的折磨，然后才是对人和事物的基本关切（Reich，2004：359）。进一步说，照护既包括事务性的实践，比如洗衣、做饭、打扫、喂食、清洁身体等工作（care for），但仅此劳作，仍显得冰冷，照护的完整意义还包括情感的表达和心理的慰藉（care about）（Glenn，2000）。中文世界依据照护的对象和照护双方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表达，比如对小孩子的照护称为“抚养”或“养育”，对老年人的照护称为“奉养”或“赡养”，在古汉语中对病人的照护称为“侍疾”。俗语所谓的“管”更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它可以是照顾、负责、掌管、关心之意，也可以表示教管、管理、监控、控制之意（Ma，2020；Zhang，2022；朱剑峰，2021）。不过管与照护并不完全等同，管的背后是居高临下的权力，倾向于将对象客体化，甚至幼稚化，而照护，正如下文展现的，其背后的关系远比单向的权力关系复杂。

  照护概念的不稳定带来的首要困难是，虽有如此丰富的照护文献，却没有一个公认的照护定义，因为任何界定它的尝试都会被日常生活和学术语境中的多义性所超越（Martin， et al.， 2015）。故而，一些学者索性放弃了定义它，而将其看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对象。为避免没有边界的讨论，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尝试将照护界定为：在特定情境中，为响应他人的需求而践行的情感慰藉（如安慰、倾听、陪伴）、身体护理（如喂食、洗澡、处理排泄物）和日常生活照料（如整理衣物、准备餐食、接送）。这个描述性的定义只是一个初步的界定，目的是让下文案例的选取和讨论有一个基本的聚焦。它虽然限定了照护的基本“内容”，但仍有一定的开放性：没有将照护固定为单一的道德面向或积极的社会关系；照护过程和最终结果依情境具体分析；被照护者不一定是弱者或者残疾者，我们每个人既可能成为照护者，也可能是被照护者；最后，它没有限定照护的发生地，也没有限制照护的来源方式。因而，这个半限定半开放的定义兼顾了照护的确定性和变动性，为下文讨论照护的属性提供了可能。

  国内的照护研究者，尤其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已经看到了照护中的张力，他们通过对家政工与雇主及中介机构、护理员与慢性病患者、儿童抚育中的不同照护主体等关系的分析，多角度地呈现了照护过程中的复杂性、悖论和权力关系（吴心越，2023，2025；梁萌等，2022；苏熠慧，2011，2025；肖索未，2014；刘育婷、肖索未，2020；钱霖亮，2024）。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文献敏锐地觉察到了照护中的张力，从张力中提出了学术问题，并基于经验材料来呈现张力的不同表现方式。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继续通过田野调查呈现这一张力，尽管这非常重要，而是致力于从理论上回答一个基础问题：照护中的张力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因而，本文不是要消解照护中的张力，也不是要提供一套良善照护的指南或照护实践的复杂文本，而是视张力为照护关系的某种特性，整体性地分析不同照护关系中张力的内在机理，为照护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下文将首先梳理照护研究的核心议题，试图通过不同学科的对话来呈现有关它的核心论争；在此基础上，探求照护过程中张力的来源，建构一个理解它的框架；最后，展现这一框架对构建文化适宜的、可持续的中国照护体系的启示。

二、照护的三大议题及其论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照护的海量研究，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学术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奠基性贡献。她在1982年出版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像一副多米诺骨牌，激起了有关照护的持续讨论和争论，让照护突然变成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研究主题，在此之前，照护（关怀）从来没有获得如自由、正义、爱等相关概念那么高的关注（Reich， 2004：349）。吉利根强调，与男性相比，妇女的人格更多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中确定的（吉利根，1998：4）。对妇女来说，道德的核心是关怀（吉利根，1998：134）。吉利根的本意是通过提出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使人们正视女性的视角和声音，从而实现对人类的全面理解。但她的研究也显示出女性照护工作的本质化，这让女性主义学者有了立论的基础和批评的靶子，因为将女性与照护者画上等号，不是女性的自然选择，而是社会的选择，它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Martin， et al.， 2015； Thelen， 2021）。有关照护与女性关系的讨论由此成为照护研究的基本线索之一，也是相关文献中最为重要和明显的切入点（肖索未等，2020；苏熠慧，2021）。

  如果暂时悬置女性主义的视角，在基础意义上将照护看成一种社会关系，那么它必然涉及照护的提供者或照护者（care giver）与照护的接受者或被照护者（care recipient），当然，这种关系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结构。正是因为照护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对照护双方或多方角色的预期与界限会随着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以至于在不同的情境中，照护旨在做什么和成为什么（道德面向），谁有责任提供照护以及谁被视为需要和值得照护（关系面向），乃至在哪里照护（地点面向）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Barg， et al.， 2014；Buch， 2015；McKearney & Amrith， 2021）。这就是说，照护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但在不同的情境中人们以不同方式建构它、实践它和想象它（McKearney & Amrith， 2021），照护的复杂性由此产生。

  照护首先是以关怀伦理学的名义被推到讨论的中心，之后引起了不同学科的持续论争。相对于其他学科认同或者默认了有关照护的一般设定，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由于特别重视照护发生的具体情境，往往会对照护的既定规则和规范性发出最大挑战，更新甚至颠覆人们对照护浪漫的、刻板的印象和理解。为此，下文将以照护的道德、关系和地点三个最为显要的议题作为线索，呈现伦理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对话，以更清晰地揭示照护中张力的核心维度。

  （一）何谓良善的照护：规范与实践

  事实上，照护非人类所独有（Silk， 1992）。在灵长类动物或其他动物中，都能观察到照护行为，比如母鸡对小鸡的呵护，哺乳动物喂养幼崽等。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不仅赋予照护以意义，还对照护做出了各种规范性的要求。这使得照护不仅可以被预期和想象，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良善价值的体现。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也认为，照护是一种道德体验，是一个人存在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Kleinman， 2015；Wilkinson & Kleinman， 2016；凯博文，2020）。吉利根提倡的关怀伦理学同样将良善的照护视为一种关系的活动，即通过照护履行道德的责任，从而让人们得以连接，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吉利根，1998：65-77）。在主流的伦理学框架内，照护不仅是众多伦理关切或善的一种方式，甚至被认为是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Mattingly & Mckearney， 2023：561），而尊重个性、自由、自主、不伤害、知情同意等伦理学条款成为照护的先行规则。在此理念指导下，照护转化为可操作的对象和可达成的目标，即可以确定照护的活动、实践、倾向和细节，然后通过理论化或干预的方式，复制或重现那些被认为良善的照护方式，并改进那些被认为不好的照护（Seaman， et al.， 2019）。故而，良善的照护在伦理学看来不仅必要，也可以实现。

  然而，基于实践的照护研究远比良善照护的伦理学框架更为复杂，那些以照护为名的行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定性。这类研究众多，仅举几例。在英国的照护行业，良善照护的理想是避免强制和忽视，照护机构因此制定了许多规则，旨在让照护者照章办事。然而，有研究指出，一种行为是否成为照护，并非取决于良好的意图或遵循规则，而在于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关系的偶然性和应变性（Mckearney， 2020）。在对中国临终关怀的研究中，医学与人文之间似乎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前者强调理性和科学，后者注重情感和伦理（陆杰华等，2025：16），研究者发现，虽然临终关怀领域存在一些显性文化（declarative culture），但临终关怀从业者在长期的照护实践中发展出的隐性文化（nondeclarative culture）更可能影响他们的照护工作（Mei & Tu， 2024）。在对泰国“临时庇护区”生活的克伦族残疾难民的调查也显示出，关爱与友善之举常常会陷入痛苦且具控制性的境地，这些难民在寻求和接受所谓照护的同时也让他们陷入依赖的境地，遭受着一种真切的“权力之伤”（power-hurt）（Cole， 2020）。

  照护中容易出现的各种反转显示出，一个行为是否获得照护的道德地位，不仅取决于人们的意图或是对善的理解，也取决于护照双方关系的变化。这不是对照护伦理重要性的否定，而只是对伦理的单一面向和先验性做出的反思和警醒。因而，照护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并没有讲述一个照护的规范故事，也没有讲述一个关于爱、关怀、亲密与反抗、金钱、控制对立的故事，而是在照护的过程中展现它们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微妙界限（McKearney & Amrith， 2021）。这提醒我们，照护的所谓规范的评估方法可能会限制人们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照护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偶然性、无序性和创造性。超越评估的视角，就是要把照护看成一种生成性（generative）的过程，承认、接受并关注照护的关系性和过程性品质，才能避免那种暗示照护可以完全被规划的讨论（Seaman， et al.， 2019）。只有这样，才能从照护的既定规则中跳脱出来，避免单面向地对它开展道德评价或责难。

  （二）谁照护谁：分工与不平等

  人的一生，总体上会经历母亲的孕育、母亲的生育、父母的养育，再加上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孕育、生育之事，始自交合，而劳在生母；养育之事，一般仍为母亲之责，虽可能有其他女性亲属或家中帮佣相助（熊秉真，2000：133）。如此看来，至少在人的生命早期，母亲相对于父亲必然承担了更多的抚育和照护之责。吉利根进一步分析，女性之所以被更多赋予养育者、关怀者、帮助者的角色，那是因为女性对他人的需要更为敏感，也更有责任感（吉利根，1998：5）。如此，家庭中孩子生理性的抚育归于母亲，社会性的抚育归于父亲（费孝通，1998：192-193），或者更广泛地说，生产性工作交给男性，再生产工作——主要是照护的工作，比如孕育生命，维持生活，照顾病人和残障人士，为老人养老送终等交给女性（上野千鹤子，2023：55-56），只是男女基于不同性情的配合或是所谓的性别分工罢了。

  从人人皆可为照护者到女性实际承担更多照护的责任，社会理应对女性的照护有更多的肯定和褒奖，但现实恰恰相反，照护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平凡、琐碎和日常，也常常处于无薪、低薪，甚至遭遇污名，她们每天好像没做什么事情一样（doing nothing）（Seaman， 2018），只是在完成一些看不见的“影子劳动”（shadow work）（上野千鹤子，2023：36；蓝佩嘉，2009）。费孝通也曾指出，“分工的用处并不只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有一些宗教的意味”（费孝通，1998：122）。 进一步说，照护的性别分工很难用不同性别的品性先验地确定，因为人的品性和气质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米德，1988）。因而，照护的分工表面看似是男女的配合，深层次上却是社会的塑造，反映了社会的偏见、权力和尊卑关系。

  照护是高度性别化的领域，而性别关系只是照护关系中的一个面向，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就会发现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再现了照护领域的错综复杂性。比如，中国蓬勃发展的家政行业，从根本上说是照护资源的阶层转移和城乡转移，显示了阶层、城乡和性别关系的交织（肖索未等，2020）。若将视野拓展至全球照护体系，种族、区域国别等身份政治因素也将纳入进来（Johnson & Lindquist， 2020；Coe， 2016；蓝佩嘉，2011）。在全球范围内因为一系列有偿或无偿的照护工作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霍克希尔德（A. R. Hochschild）称为全球照护链（global care chains），它不仅反映了全球在物质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也让照护资源，特别是情感照护的劳动力在国际间转移，这被认为是一种提取情感剩余价值的机制（Hochschild， 2000）。虽然全球照护链这一概念遭致诸多批评，比如，认为它只是从全球商品链的概念中松散地派生出来而缺乏对二者差异的深究，且忽视了照护资源变动的各个环节，甚至没能看到国家的作用（Yeates， 2004，2012； Coe， 2023），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扩展的视角，将照护从家庭内的关系拓展到移民和全球化的层面，从而将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纳入照护关系研究的框架。

  从性别分工到社会结构的分析显示了照护领域的不平等。然而，如果回到照护实践，也会发现虽然照护再生产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正是照护将明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吸引到亲密的日常接触之中（Buch， 2013，2015）。一项关于菲律宾照护者服务以色列老年病人的研究指出，虽然双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也没法进行语言交流，但每日重复的照护实践，让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产生了某种适应和亲密的互动，并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基于认可、感激和关注的同理心和亲密性，照护者的身体成为被照护者身体的一种延伸，通过持续的身体亲近和接触，双方形成了一种新的人际实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当于家庭二联体（familial dyad）（Mazuz， 2013）。因而，在结构分析上，照护者经常处于弱势地位，但具体到照护实践，被照护者往往又处于依赖和脆弱的境地，双方也可能生发出亲密的关系形态，这种关系的不对称性及变动恰恰显示了照护的社会结构分析与实践过程分析的张力。

  （三）在哪里照护：家庭的内外有别

  民族志的研究成果显示，照护并非必然发生在家庭内部，在一些族群中，对幼儿、老人、残疾人等的照护是由共同体来完成的。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萨摩亚人之所以没有出现青春期叛逆，源头之一就在于这里的婴儿出生不久，就被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交给了另一个女人，这样人们很早就学会了既不对任何人过于关切，也不对任何关系寄予过高的希望（米德，2008：135）。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托育服务（兴办托儿所），使得三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工作由完全依赖母亲和家庭，走向了社会化和集体化（杨菊华，2022；肖索未、王选，2023）。然而，8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国家和企业减少了对社会福利的投资，照护工作复归家庭，同时国家又以性别平等之名鼓励女性进入生产劳动领域，从而形成了照护领域的新的组织形式（李洁，2021）。这不仅影响到上文讨论的“谁照护谁”的问题，另一个并存的问题——“在哪里照护”的问题也突显了出来。

  虽然有民族志的例外，但在当代大部分社会里，照护，尤其对婴幼儿的照护，主要还是发生在私人领域，家庭成为照护的主要场所。正如费孝通所言，家庭的意义，就是为了保证孩子得到保护和供养而创造的文化设备（费孝通，1998：21）。家庭是我们生存的最原初的单位，也是一个最能搅动人们生活情绪的组织，体现为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生存经验和生活现实，实现了基本的“爱”的模式（孙向晨，2024）。需要注意的是，日常中使用的家庭照护，实际上包括由家庭成员（亲属）照护和居家照护两个维度，前者侧重照护的来源，后者侧重照护的地点。父母照护子女与子女赡养父母的反馈模式（费孝通，1983），以及兄弟姐妹相互照应，祖父母照护孙子女等强调的是谁照护谁的问题，照护的地点则作为理所当然、无需多说的背景。而家政工、住家保姆、家庭护工则说明照护的来源不再是亲属，同时更为强调照护的“居家”（“在家”）性质。一项关于美国芝加哥老人执着于在家接受有偿照护的研究显示，“家”对这些老人来说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作为人的延伸，承载着亲密的记忆、长期的惯例和密集的“意义和行动之网”；“家”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物质媒介和资源，以抵抗他们因疾病和衰老而带来的日常生活、主体性和社会人格的深刻变化（Buch， 2015）。

  如果家对被照护者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和心理意义，那么离开家，进入其他地点接受照护，对他们来说，虽非完全拒斥，但总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一旦离开家庭，则意味着照护者由亲属变成陌生人，照护的地点也由熟悉的家变成了陌生的空间。如果这个陌生的空间被想象为孤独、被抛弃、缺乏人情味、冷漠、控制乃至暴力惩罚的代名词，那么所谓的公共照护或机构照护带来的道德焦虑和恐慌就不言而喻了。在中国，无论是历史上广泛存在的孤独园、养济院和各类善堂善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敬老院、福利院，接收对象几乎都是鳏寡孤独者。这些机构当然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弱者的关怀和人道主义帮扶，但在家本位的伦理生活秩序中，这些机构又成为例外空间，突显了无家可归者的命运和归宿（吴心越，2024；钱霖亮，2024）。

  如果单纯将家庭照护温情化，将离开家的其他照护方式妖魔化，反而将“在哪里照护”简单化和刻板化了。民族志的意义正在于没有将家庭照护浪漫化，它既看到了家对照护的意义，也看到了国家、社会、市场等力量进入家的张力和重新连接的可能性，甚至毫不避讳地揭示出，即便由亲属在家照护，也会出现照护者疲劳、脆弱，乃至悲伤、绝望、角色逃避和道德失败的情景（Diodati， 2023； 凯博文，2020）。同样地，机构照护并非与家庭照护对立，或是一种妖魔化的呈现，机构照护的民族志在细致呈现照护的过程中突显了日常伦理的复杂性，以及各种情感的、人格的、身体的、道德关系的生成性（吴心越，2023）。

  上文通过对照护的道德、关系和地点三个维度的考察揭示出，每个社会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关于照护的道德伦常，哪些人应该得到照护，哪些人应该付出照护，在哪里照护，如何照护等也有一套文化的规范，这些规范既作为照护行动的推力，也作为文化的预期，让我们判断什么样的照护是良善的、适当的。然而，文化的预期只是文化的假设，并非照护本身。照护并没有被刻板化为统一的形式：一方面，照护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反映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力量的交织；另一方面，照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发出新的人格形式和关系形态。因而，对照护的差异和变动性的研究迫切地需要将照护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实践过程等纳入同一个范畴，以提供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三、照护的“预期-过程”分析：一个基本框架

  上文梳理了照护在三大议题中的论争，亦呈现出伦理规则与照护实践、分工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家庭内外之间的张力。在物理学上，所谓张力（tension），指的是物体，比如绳子在受到（外力）拉伸时，其内部出现的弹性力（徐龙道等，2004：13）。照护中的张力，可以类比理解为照护的原初面向受到外力“拉伸”后形成的紧张状态，经常表现为温暖-冷漠、熟悉-陌生、无偿-有偿、互惠-交换、关怀-控制、日常-专业、家庭-机构、私人-公共等面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照护一方面被认为是或预期是温暖的、无偿的、互惠的社会关系，体现为熟人（亲属）之间的、特殊化的关心和关怀；另一方面，照护也被想象为或实际上是专业的、冷漠的、有偿的社会交换，表现为陌生人之间的、标准化的服务乃至控制。它们都是照护的构成，却看似针锋相对，共同支撑着人们对照护的理解和想象。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实践过程中，照护的不同面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相互的转化和交织中跨越既有边界，使得人们对照护的原有预期和想象变得模糊，甚至反转。民间俗语“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重要前提不是“病”，而是“久”，即是说，原本遵从孝道的照护行为，也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儿女也可能因长时期的照护而困顿、疲惫，甚至变得冷漠、暴力。另一方面，陌生的照护者并非总是冷漠无情，也可能“日久生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带来温馨体贴的感觉。所谓的“日久见人心”不仅对亲属关系，对所有的社会关系皆是如此，强调的正是时间性（temporalities）和过程对人性的考验。

  为此，在分析照护的张力时，首先需要厘清照护的原初面以作为比较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划分不同的对比类型，这样，基本的张力方能形成。然而，不同类型之间看似对立的固有边界在照护过程中又容易被打破，表现出变动性和偶然性的特征。换言之，照护本身是各种行动往返、持续的开放过程，在实践中照护并不具有明确的边界，其重点是时间，即随着时间，由众多成员携手而成的后果（摩尔，2018：57；泰伦等，2020）。一旦把“过程”变量纳入分析的框架，就会发现原来那些根深蒂固的预期和想象也会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改变。因而，照护中的张力既表现为不同预期之间的紧张和对抗，也表现为过程中的互换和交织，这成为本文理解这一张力的基本思路。

  上文曾提及，虽有民族志的例外，但对绝大部分的个体来说，照护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家庭。家是我们存于世间的“原型”和“母题”，承载着普通人难以割舍的情感依恋、互惠、相互照护等自然诉求（肖瑛，2020；孙向晨，2024）。更明确地说，发生在家庭（地点）、由亲属（关系）完成的照护作为照护的基本原型，导引着我们对理想照护的理解、想象和预期。因而，当我们说照护时，这个理想类型就成了参考的标杆，在此基础上，才有其他“退而求其次”的对比类型。如果依据照护的地点和照护的关系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人们对其也各有“标签”，这个标签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和预期，即普通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某一对象（不同的照护类型）所共享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判断。总体上说，照护的复杂性不仅在于人们对不同的照护类型具有不同的想象和预期，还在于这种预期会随着照护过程的延展而变动。这是本文所谓“预期-过程”的基本含义。

  （一）照护的预期类型

  图1首先是依据照护的地点和照护的关系所作的类型学划分。照护的地点分为家庭之内和家庭之外，这基本是明确的，因为至少在某个时间点上，从被照护者的角度看，照护要不发生在家庭内，要不发生在家庭外，其中的变数是如何理解家庭。假如家庭只是表示由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和财产继承权利的成员所形成的亲属团体与经济单位（王跃生，2016），那么它并没有对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加以限制，家庭也可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上野千鹤子，2004：5）。这样即使在千里之外，通过汇款、邮寄礼品、视频问候等方式，家庭成员之间似乎也能实现所谓的远程照护。然而，在情感慰藉、身体护理和生活照料上，陪伴和在场（at present）才是关键（凯博文，2020：3-5），远程的问候也重要，但鞭长莫及，始终难抵照护的核心。故而，家庭内照护，主要指的是被照护者在家中得到（亲属和其他人员）在场照护的类型；家庭外照护，主要指公共的或机构的照护，是被照护者离家得到（其他人员）在场照护的一种类型。因此，家庭内外的照护不仅包括照护的地点，也包含了照护的实在关系。

  照护的来源决定了照护的关系。在照护的来源上，上野千鹤子曾将其划分为四个领域：官、民、协、私，分别对应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和家庭（上野千鹤子，2023：66-67）。本文强调的是，上述不同来源不仅对照护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且一旦与照护的地点发生交叉后，则会产生不同的照护类型。在照护来源的四大主体中，家庭（亲属）、社会（比如志愿组织）和市场（比如家政公司）可以是照护的直接提供者，国家虽然也可以兴办照护机构（比如养老院、福利院），但它更侧重于从宏观制度、政策法规上做出规定，以总体性的力量影响照护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比如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税收减免、购买服务、资金补贴、护理保险等方式构建照护的供给体系。因而，在照护的关系向度上，暂且将市场（依据交换原则）与亲属（遵从家庭伦理）／社会（依照互助原则）作为两个基本的维度，而将国家作为宏观的力量加以看待。将照护地点与照护关系进行交叉，可分成四种不同的预期类型：伦理-情感型、主体-交换型、依从-交换型、帮扶-互助型。以下逐一分析，以理解照护过程中的基本张力。

  第一种是伦理-情感型照护。这类照护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由亲属提供的、基于自然情感的照护，它常常与伦理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家是成员们一起劳动、共同享受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包括亲属之间的相亲相爱、共同领会和共同生活（滕尼斯，2019：98-110）。尽管从长远来说，家庭内部的相互照护也有互惠的因素，而互惠背后往往包含精明的算计，但家庭内的亲属照护主要扎根于成员之间的自然情感。为了防止自然情感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崩塌，国家、社会、家庭还通过法律、舆论，乃至家规家训等约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家庭是一个缘情制礼的结合体，它既是自然情感的共同体，也是伦理规范的共同体（肖瑛，2020）。伦理-情感型照护作为基本的照护原型，是人们思考照护的起点，也是参照的原型，构成了照护产生张力的原初面。

  第二种是主体-交换型照护。这是发生在被照护者家中，由非亲属提供的照护，也是受市场交换原则约束的照护。当一个非亲属（外人）进入某个家庭成为照护者，此时的家庭不再是由亲属关系组成的共同体，而是由亲缘成员为主，其他人参与其中的生活单位，即家户（household）。比如家中请的短工、佣人、保姆、家政工，以及传统中国的奶妈、奴婢等都属于此类照护形式。因而，从被照护者的角度看，由于照护发生在自己家中，无论本人何等的依赖他人和脆弱，仍是家庭的一份子（乃至主人），继续占据着熟悉的主体位置，并保留着人格的完整性（Buch， 2015）；从照护者的角度看，则需要有一个被动融入陌生家庭的过程。由于照护者和被照护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着被照护者家庭的生活节奏和道德空间，因而被照护者（及其家属）自然期待照护者能像亲人一样给予温暖、贴心、共情的照护。然而，无论双方的关系如何亲密，哪怕亲“如”家人，每月或者约定时间的工资支付仍会显示出照护双方不是亲属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在交换逻辑下，照护者只是在完成一份情感劳动（Hochschild， 1983），时刻保持着一定的边界感和分寸感（刘育婷等，2020）。与第一种照护类型相比，被照护者仍居于家庭之中，享受着主体的地位，但随照护关系的改变而带来的亲属与非亲属、无偿与有偿、日常与专业、自然情感与情感管理之间的张力也会逐渐显现。

  第三种是依从-交换型照护。这是发生在家庭外，由市场提供的照护。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这类照护不仅远离家庭，而且由非亲属基于交换的原则来完成。这种转变对照护双方都意义重大。对被照护者来说，他必须离开熟悉的家，进入一个陌生的场域接受陌生人的照护，由于涉及交换，他甚至担心金钱“腐蚀”价值并将照护的社会联结化约为抽象的数字（泽利泽，2021：39）。而照护者则要在一个制度化的照护空间中按部就班地完成专门工作，这让照护的灵活性降低，标准化增强。因而，与第二种预期类型相比，虽然它发生的基本逻辑仍是“交换”，但对照护双方，尤其处于生命脆弱时期的被照护者来说，不仅自我的主体性、掌控感和亲近感会顿然消失，甚至会感到被抛弃，代之以依赖性和从属性增强——不得不依据时间表的安排，被动地接受照护。与第一种类型相比，它带来的张力不仅在亲属与非亲属、无偿与有偿之间，还延伸到因家庭空间的内外有别而导致的主体性、主动性与依从性、被动性之间的张力。

  第四种是帮扶-互助型照护。这是发生在家庭外，由社会（如志愿组织、互助组织、集体组织等）提供的帮扶型照护。这类照护类型彰显的不是亲情和家庭的团结，也不是市场的交换，而是“社会”本身。在社会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照护都可以纳入此范畴，比如社区对孤寡老人的照护，班级对受伤同学的照护，老年歌唱团内部的互助，社区照护中的时间银行，乃至素不相识的人通过捐赠血液去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都属于社会领域中的照护。与上述照护类型不同，这类照护发生的基本逻辑是互助、利他以及广义上的互惠，而不是自然情感和交换法则。对这类照护的基本预期是：照护是一种集体的、公共的责任，而不纯粹是家庭或私人的事务，那些不能照护自己的人会得到照护，那些能够照护自己的人相信，如果他们需要依赖，也会得到合适的照护（Glenn， 2000）。在此意义上，社会成为照护的主体。对他人的照护，不仅是我们获得社会理解和社会意识的方式，也是人类应对不幸和苦痛的可选途径（Wilkinson & Kleinman， 2016）。帮扶-互助型照护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人参与照护，人人也能被照护的友好、友善、公平的照护型社会（caring society）（Glenn， 2000；唐均，2024）。然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经常打破照护型社会的追求，因为照护的资源并没有按照公平的方式分配，结果是一部分人获得了最好的照护，另一部分人则持续从事着照护的工作。正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导致它不仅影响到帮扶-互助型的照护预期能否实现，也对其他的照护类型产生冲击，使得不同照护类型都内在地表现出关怀与控制、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化之间的张力。

  （二）照护的过程分析

  通过将照护的地点和关系进行交叉分析，总体呈现出四种基本的照护预期类型。这当然能显示和解释照护的部分张力，但也只能说明照护的不同面向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事实上，在照护的过程中，不仅在照护地点上会出现家庭内外的流转往复，照护关系更是复杂多变，市场和亲属／社会之间也并非对立，而是可以互补穿插的。市场和金钱是否会影响照护的道德性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泽利泽，2022：306；蓝佩嘉，2009）。因而，照护地点和照护关系的变动，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上述预期类型（作为一个理想类型）固有的、实体的边界，将照护的关系置于一个可以跨越的、流动的框架中。如此，照护的预期类型学框架转变为由虚线构成的、变动的“预期-过程”框架。从过程上理解照护，其意义在于将照护的预期放入过程中进行检验，在时间流中通过考察照护地点和关系的变动来呈现张力各面向的转化性、竞争性和共存性。

  首先，对照护进行历史考察。从根本上说，照护之所以存在原型与其他类型之间的比较，源于照护的既有传统出现了松动。如果人们自始至终停留在传统的照护模式中，那么一切习以为常，便无需过多的纠结和选择。正如人类学家许烺光很早断言的，虽然人类的角色变化很快，但人类的情感领域始终是简单的，仍然保持或者向往着“现代化”之前的单纯（许烺光，1997：142）。将照护置于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正是充分认识到照护不仅直面当下的困境，而且连接着过去，并通向未来的预期（Thelen，2015）。重视照护的历史，不是将历史作为一个背景，而是实在地将历史作为一个分析和比较的对象，通过对照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接续和转型的研究，关注照护的哪些面向仍然被牢牢坚守着（不变），哪些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出现了转型和变异（变），这就是将照护的张力置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家庭和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恒常与变动中进行分析。

  其次，关注具体照护过程。上文多次强调，照护是一种关系性实践，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先验地确定，而是在照护的过程中逐渐展开和确立。在实践层面，照护永远超过了那些设计它、需要它、为它付费、依赖它或想象它的人的掌控（Rapp， 2020）。总体上看，实践层面的照护是一个互动、开放和包容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充满矛盾、变化和张力的世界中持续修补、变通和权宜的过程。因而，一旦将照护放入长时段内来探索，就会发现照护者和被照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平稳、持续、一贯的定位，它会随着照护的推进而转变，这将导致对照护关系的刻板预期与照护关系的实际流动之间持续竞争，并最终模糊或超越既有张力面向的二元对立状态（Cook & Trundle， 2020）。这与过程社会学的观点也高度契合，因为过程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都处于形成、重制和消解自身或其他事物的过程之中（阿伯特，2022：1），由此强调人性、历史、时间性等在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质言之，从具体过程上理解照护，就是将照护视为一个过程复杂和结果开放的实践，它既可能导致关系的稳定，也可能导致关系的解体，甚至展现生成性的潜力，创造出新的关系形态（Thelen， 2015）。如此，“预期-过程”分析才能真正将照护从过于积极或过于悲观的规范框架中解放出来，回到过程实践中去理解照护的品质。

  再次，从人的生命历程中认识照护角色和照护负担的转变，并由此深切理解照护体验的复杂性。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理解照护，就是将照护的能力、被照护的需要和负担，与特定的生命阶段联系起来，总体地看待个人是如何在照护与被照护之间转换的（Alber & Drotbohm， 2015：10）。照护的经历让一个人期待未来自己也能得到合适的照护，被照护的经历亦会影响人们对照护的判断和预期，这种循环往复不仅使得照护以互惠或者反馈的方式延续下去，更重要的是，它加深了人们对照护的理解，从而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站在不同的角色立场上看待和践行照护。因而，照护不是个人的单方面诉求，而是照护者和被照护者、过往照护和被照护经历，乃至对照护的未来预期共同融入其中的一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照护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实践（Buch， 2015），是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最终双方生命得以升华的一种方式（刘绍华，2024）。为此，照护不仅仅是施与受的关系，而是双方共同经历的一段生命历程，它可能充满了挫败和无奈，但也代表着温暖和希望。

  上文通过构建“预期-过程”的框架来分析照护中张力的形成及其背后逻辑，试图将张力还原到人们对不同照护类型的预期比较上，也通过对照护过程的关注来调整既有预期。对照护的“预期-过程”分析，其目的在于扭转照护中私人和公共的二分法，破除有关照护的浪漫化想象或是金钱与情感对抗的研究框架，在相互竞争的预期与时间性中展现历史、道德、结构、人性等多重力量交织的生成性和开放性，从而回到照护的关系性和过程性上来理解照护中张力的背后机理。

四、对建构中国照护体系的启示

  在构建了有关照护中张力的分析框架后，本文接下来将讨论这一框架对建构中国照护体系的启示。受篇幅所限，关于中国传统照护模式将另文探讨，这里将其简要总结如下：家庭内的亲属照护（伦理-情感型）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意义，它甚至超越了对照护的一般理解，但中国传统社会的照护并没有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是由家逐渐扩展到邻里社区、陌生他者，乃至万物，由个人的仁爱延伸到国家的仁政，从而让照护既广泛地覆盖，又有差别地存在。

  当下的中国，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国家能力也进一步增强，表现为家庭的少子化和人口长寿化，家庭关系中个体主义抬头（阎云翔，2012），传统乡村随着人口流动从熟人社会向“无主体熟人社会”过渡（吴重庆，2014），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资源动员能力日益强大等。然而，就照护而言，某些传统力量延续至今，影响甚至主导着普通人关于照护的认知、选择和实践，乃至国家的战略决策。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居家照护为基础的多层次照护体系，无疑接续了传统照护模式的核心，也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总体上是一个方向明确的构建理念。然而，照护领域中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一方面，目前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难以独自支撑高质量的照护；另一方面，其他可供选择的照护类型难以满足人们对照护的期待，甚至衍生出道德的焦虑和恐慌。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机构照护与家庭照护、照护的专业性与不确定性、照护的重要性与边缘性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致力于理解照护中张力的发生逻辑，可以为妥善处理当下中国照护体系中的紧张关系提供思路。

  首先，在重视家庭照护的同时改善机构照护的体验，实现不同照护类型的互相贯通和共同发力。按照图1的框架，理想的家庭照护（伦理-情感型）的对角线位置是市场推动的依从-交换型照护，后者不仅远离熟悉的家庭，由陌生的他人充当照护者，而且用金钱购买亲密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家庭照护格格不入。然而，“预期-过程”的框架恰恰提醒我们，它们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既要充分肯定家对中国人的意义，又要从资源上保障家庭照护的可持续性。其中，作为宏观力量，国家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方式，调整照护成本的分摊比例，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杨团，2016）；可以通过购买市场照护的服务，为长期照护失能失智老人或残疾人的家庭成员提供阶段性的“喘息”服务；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照护。照护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目的在于突显家的意义，但它并不表示照护的责任重新归属个人和家庭，各个照护层次之间也不是分隔独立、各自为政，而是可以相互成就、共同发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再造熟悉感和安全感来改善机构照护的体验。新近一篇关于广州某照护机构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单位记忆可以成为建构熟悉感和安全感的资源（Yan， 2026），即，被照护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并非仅仅来自家庭，也可以来自既往的工作经历和制度化的生活世界。从空间、时间、社会关系等多维度上再造熟悉的氛围，将历史记忆和社会关系接入机构照护，可以极大地增强被照护者的亲近感，从而实现照护质量的提升。

  其次，重视照护的关系性和过程性品质，在长时段的框架中考察照护关系的变动和照护的质量。照护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确定性、权宜性、日常性和琐碎性，然而，市场提供的照护往往设定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甚至是计时的规范动作，以限定和评估照护的完成。照护一旦成为由管理和工资驱动的可分解、可量化的现代职业形式（吴心越，2025），它与实践逻辑中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必然存在张力。回到照护的关系性和过程性，首先应该承认照护被规划的局限性，同时也要认识到照护在时间的延伸中可能创造出更为亲密的关系，也可能导致关系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应该将照护作为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允许脱离规范的“无序”和“混乱”（Seaman， et al.， 2019），同时将照护者和被照护者共同纳入照护质量的考察范畴，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照护不能称为“好的照护”（上野千鹤子，2023：76）。质言之，被称道的照护可能不是按部就班的照章办事，也不是单向关系，而是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将心比心的互动，实现双方生命的升华。

  最后，将照护作为社会文明的象征和社会团结的纽带，最终迈向普遍照护的社会建设。照护并不限于老人、儿童、患者和其他残疾人群，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曾是被照护者，也将是照护者。照护他人，也被他人照护，正是社会相互依赖和紧密性的体现。从根本上说，照护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人的一项权利。保障每位公民都能获得必要的照护，使其有尊严地生活，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国家责任的彰显。要实现人人都得到照护，也参与照护的目标，就不能将照护局限于家庭之内，也不能只是通过外包的方式，将照护由家庭中的一位女性转嫁给社会地位更低的另一位女性，这样照护仍然是女性的工作。如果照护仍然局限于一部分社会弱势的人群照护另一部分脆弱的人群，那么照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它在社会连接和社会团结上的价值，反而会催生社会不平等的强化和再生产。建立一个普遍照护型的社会，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也需要国家正视照护工作的价值。一旦照护在一个国家得到有效的保护、激励和尊重，逐渐变成一种社会风尚和公共生活的标志，那么对每个人来说，都将对未来抱有希望和肯定的预期。

五、总结与讨论

  人的一生既充当照护者，也充当被照护者。正是照护让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得以建立，社会生活得以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照护因人口和社会文化变迁，也因其内在的张力，成为诸多学术探讨的核心议题。然而，照护本身经常处于似是而非的模糊境地，成为一个难以捉摸、极不稳定的概念。因其不稳定，照护经常被置于不言自明的位置，缺乏深究，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本文致力于从基础层面理解照护中张力的生成逻辑和内在机理，以为更多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也为建构文化适宜的中国照护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张力是照护的内在属性，也是照护研究的重要切口。无论从词源学分析，还是在照护的实践和民族志考察中，照护总是呈现出温暖-冷漠、无偿-有偿、互惠-交换、关怀-控制、专业-日常等不同面向之间的张力。为照护制定标准化、规范化、可操作的细则和流程，在照护的实践中往往遭遇困境，甚至一项设计优良、本意良好的照护最后变成控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因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消除照护中的张力，或是提供一套良善照护的指南，而是要在视张力为照护内在属性的基础上，将照护既作为反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机，以及思考人之为人、人之成长的关键过程，又作为检验和更新个人、家庭、社会、市场、国家之间关系的切口。

  其二，照护的张力一方面来自以家庭内的伦理-情感型照护为原型去比较和想象其他的照护类型，另一方面也来自对不同照护类型的预期与照护过程之间的竞争和协商。照护不可避免地处于家庭、社会、市场、国家的交叉点，不同主体对照护的意义不同。在家庭中，来自亲属的照护构成了人们对照护的原初印象，无论是照护地点上的变化，还是照护来源上的改变，都会变成一种“拉力”，使照护关系表现出紧张。本文根据照护地点和照护来源（关系），将照护预期划分为四种类型，试图构建一个理解照护张力的基本框架。然而，这些预期类型只是人们对某种照护模式的刻板印象或先入之见，并非改变不得，一旦将照护置于历史传统、具体过程和个体生命历程中来综合考察，照护模式和照护关系原有的边界就会松动，甚至被打破，从而表现出照护预期与照护过程之间的竞争和协商。对照护的“预期-过程”分析，目的不在于消除照护的张力，而在于让张力回归到文化心理和实践的层面，在历史、宏观和微观力量的交织中去认识它的发生逻辑，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照护的关系性和过程性品质。

  其三，照护不仅是一种反映性的力量——对传统文化、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环境的再现和表达，还是一种生成性和未完成的力量，它产生了新的人格形式、关系形态和价值判断。因而，有关照护的研究既要将它作为呈现和见证社会结构的棱镜，也要将它作为改变既有文化偏见、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呈现新的社会面貌的方式来实验，在文化（预期）和社会（过程）的交互中注重照护的动态性和创造性，通过照护来重塑家庭、社会、市场和国家的关系。中国目前致力于搭建的多层次照护体系，或可在尊重和接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突破文化的偏见，将照护看成一项主体间性的实践，在过程中考察照护关系的变动和照护的质量，以真正回归照护的本质，迈向照护型社会的建设。

  本文开头将照护界定为在特定情境中为响应他人需求而践行的情感慰藉、身体护理和日常生活照料。上文的分析表明，照护发生张力的母题在于伦理-情感型照护，它为人们想象、看待、期待其他照护类型提供了一种初始的、熟悉的、基础性的人际关系参照系。而这个母题的精髓在于自然情感，即亲情的投入。随着关系和情境的变化，比如从家人照护转为居家的护工照护，到互助照护，乃至家庭之外的机构照护，情感动力轴不再以亲情为续，但人们对照护的情感期待依然保持，这些情感至少包括：共情、同理心、感同身受、体恤之情、悲悯之情等。那么，即使照护变成一种工作和交换的方式，它仍属于情感劳动的范畴。甚至可以说，照护的本体论即为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本文提出的“预期-过程”分析也不能偏离“情感”这个关键维度。先入情、后入理（程序、规则等过程限定），合情合理，乃为照护的理想境界。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抗击新冠疫情口述资料的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JJD840014）的阶段性成果。论文曾得到肖索未、苏春艳、吴心越、涂炯、余光正等同行以及匿名评审人的批评建议，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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