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觉醒的知识形式：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学术人生

一、 引言 

  全球南方的第二次觉醒呼吁对20世纪全球南方经验进行系统性回顾和总结，其中对全球南方思想者的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又译贡德·弗兰克）作为著名的进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共同开创者。他的一生著作繁多、影响甚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弗兰克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思想者，其参与建构的理论体系，揭露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明晰了全球南方在其中的位置，成为支撑全球南方第二次觉醒的重要思想遗产。鉴于此，对弗兰克思想进行总体性研究意义重大。

  然而，国内学界对弗兰克思想的既有研究是高度碎片化的，没有将其置于全球南方觉醒的历史背景中，并逐渐依赖后世“去政治化”的学术史叙事。早期的研究多为介绍性文本，并聚焦于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例如，张雷声、袁兴昌等介绍了依附理论的形成、发展与主要内容，并未涉及理论转型①。2000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译本出版，国内掀起一波研究其晚年思想的“小高潮”，刘禾、刘北成、陈燕谷等就此撰文评述并讨论其“反欧洲中心主义”转向②。然而，除陈燕谷的研究之外，关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评述大多聚焦于该书提出的新理论正确与否，没有对弗兰克本人的思想脉络进行系统研究，也未将这部著作的产生置于其所处的复杂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此后，国内学界对弗兰克的零星研究，虽也涉及对其与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的比较分析，或对其晚年关于中国道路相关思考的探讨，但这些研究越来越依赖后世“去政治化”的学术史建构，难以还原弗兰克的思想原貌③。

  此外，作为一名典型的“20世纪知识分子”，对弗兰克复杂思想的研究绝对不能仅聚焦于其本人的有限文本，这是国内现有研究所欠缺的。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短20世纪”是“极端的年代”，激烈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纷争贯穿始终，而并非书斋知识分子的弗兰克，其一生都深度参与现实社会的抗争。④因此，必须抛弃“去政治化”的学术史建构，重返历史现场，考察弗兰克本人的著述、其所参与的辩论以及产生这些辩论的政治经济背景，方能理解弗兰克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本文依托人生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沿时间线展开，讨论弗兰克的人生经历、思想演进，及彼时世界体系的动荡变革，力图还原其作为全球南方核心思想者的完整学术形象，并在全球南方第二次觉醒的时代背景下深化对其思想的理解和研究。

二、早年经历

  1929年，弗兰克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和平主义的小说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为了避免纳粹迫害，弗兰克全家离开德国并于1941年定居美国，这成为其一生漂泊、与主流社会保持疏离的人生起点。弗兰克先后在密歇根州完成高中学业，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学士学位，并于1950年进入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彼时的弗兰克已对保守主义经济学无视现实、专断的学风心生反感。基于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弗里德曼曾强迫包括弗兰克在内的所有人接受通货膨胀仅与货币发行过多有关的论断，无视垄断势力的存在，假定经济始终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运行的。当弗兰克发现药品和化妆品行业的利润率超过30%时，其研究结论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正统经济学理论，行业利润率不会超过10%。尽管弗兰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但他收到经济系的一封信，建议其离开。当时，弗里德曼对这位“不合格”的学生说：“你最好去一个文理学院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⑤因此，1951年弗兰克回到密歇根州，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早年打下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助其取得优异成绩。尽管如此，弗兰克还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返回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于1957年完成以苏联时期乌克兰农业增长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⑥。

  博士毕业后，弗兰克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教职，看似即将开启一段典型的美国式经济学者的职业生涯。然而，1958年6月，他因违规停车而被传唤，却拒绝出庭应诉。1959年4月，他在办公室遭到逮捕。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他离开美国的重要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弗兰克对经济学本身的反思。他认为不能单纯从经济理论的复杂数学模型中寻找理解现实经济的钥匙，对于后者，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整个社会。为此，他在1959年的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主张通过社会冲突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论文。他提到，“发展中真正重要的是政治因素，且政治变革很难……通过改革来实现，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政治革命”⑦。彼时，发展经济学已经蓬勃兴起，弗兰克虽然参与相关讨论，却没有获得显著影响力，而发展经济学日后反而成为他主要的论战对象之一。

  弗兰克的早年经历堪称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典型写照，这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密不可分。一方面，受时代氛围影响，他强烈追求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对学术领域的武断专横、脱离现实乃至沦为政治工具深感不满，对整个社会的沉闷乏味与冷漠消极倍感痛苦。不仅如此，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社会的侵蚀和核战争带来的威胁让他躁动不安。弗兰克曾回忆，在从芝加哥大学退学的那段日子，他终日流连街头咖啡馆，伴着音乐节拍消磨时间，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一员⑧。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塑造了他广为人知的性格：暴躁、易怒，却又满怀英雄主义而自命不凡，渴望出人头地。应该说，即便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尚未提出“单向度的人”⑨，类似的批判意识与精神焦虑早已在弗兰克这代生长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年轻人中蔓延，他们期待走出那个“幸福的牢笼”。

三、通往依附理论的道路  

  1960年，弗兰克离开美国，开启了长达两年的环球旅行。他先后到访苏联、奥地利、古巴和非洲。显然，与同龄人一样，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这位充满反叛精神的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弗兰克决定辞去美国的教职，前往拉丁美洲，而这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⑩。

  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此时与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编辑部建立了联系11。作为当时美国唯一有影响力的独立社会主义杂志的创办人，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蜚声学界；其密友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于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更是战后学界率先系统讨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造成并不断固化其他国家的落后状态的经典著作。应该说，斯威齐和巴兰的著作为弗兰克此后一生的学术研究设定了基本框架。1960年，斯威齐和巴兰前往古巴，直接参与了后革命时代古巴发展路线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美国媒体充斥着对古巴革命的非理性攻击，对此《每月评论》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其影响力在美国社会日趋激进的氛围中被进一步放大。弗兰克曾以《每月评论》记者的身份获准进入古巴。

  弗兰克最初在拉丁美洲辗转游历。在古巴，这位尚在成长的社会主义者遇到他的“燕妮”——同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玛尔塔·富恩特斯（Marta Fuentes）。他们于1962年年底在智利结婚并于次年移居到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弗兰克在此获得一个临时的客座教授职位，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同事：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这二人后来均成为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核心代表。一年后，弗兰克暂居智利，并于1965年前往墨西哥。辗转漂泊中，弗兰克在《每月评论》发表文章，对自身尚未成型的理论进行阐述12。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文章，逐渐成为美国当局的“眼中钉”，最终被美国禁止入境。

  从弗兰克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在这一时期已经受到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影响，而普雷维什是结构主义依附理论的创始人。20世纪40年代，普雷维什发现拉美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比价长期下降，并将其归咎于不同类型国家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差异，这一差异进而引发从外汇到外债，再到对外投资等一系列问题。13为此，普雷维什提出改善贸易比价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受到战后推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拉美资产阶级的拥护——后者正急需进口生产设备，以促进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并且没有触动社会的根本结构。

  另一个对弗兰克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是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围绕拉丁美洲社会性质展开的激烈论战，其焦点在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究竟是其自身的产物，还是应该归咎于欧洲殖民扩张？拉丁美洲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二元社会？这场论战不止关涉如何认识社会的理论问题，更关系到争夺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权。1949年，阿根廷学者塞尔吉奥·巴古（Sergio Bagu）出版《殖民地社会经济》（Econom’ı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一书，尖锐地反驳第三国际的正统学说，认为拉丁美洲的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而非僵化的“五阶段论”所规定的资本主义之前的封建社会。14弗兰克在其作品中引用了这本书。1946年，西尔维奥·福隆迪齐（Silvio Frondizi）在《阿根廷的现实》（La Realidad Argentina）一书中提出：“将阿根廷政治危机的根源定位于国内阶级分化，这种分化是由于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从属角色所决定的”15，福隆迪齐关于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理论对弗兰克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在给斯威齐的信中，弗兰克称赞这部书“是唯一认真地利用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我所了解的美洲大陆的现实的尝试”。16

  然而，这一时期对弗兰克影响最大的是斯威齐和巴兰。尽管通过在拉美多国的旅居和敏锐的洞察力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感性认识，但弗兰克仍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将知识碎片编织起来。弗兰克在写作中面临的问题除了源于自身的学术经历外，也源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论是在巴西、智利还是墨西哥，落后的学术基础条件和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环境，使得他难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献。斯威齐曾为弗兰克拟定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书单，但弗兰克的回复是，巴西的图书馆没有这些藏书。不过，斯威齐以及《每月评论》编辑部还是耐心地处理潮水般向纽约涌来的弗兰克的手稿，不断要求其更加专业，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开山之作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智利与巴西的历史研究》（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是弗兰克与《每月评论》编辑部的共同作品，透过这一共同创作历程，不难看到“短20世纪”精神的知识形式。

  弗兰克与《每月评论》的早期联系不仅体现在知识上，也体现在生活往来之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兰克尽管获得临时教职，并躲过巴西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军事政变，但仍然生活窘迫。他不得不“从斯威齐那里预支150美元，以便将关于巴西封建主义的作品改编成一部短篇著作”，并通过斯威齐向美国一家基金会申请资助。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当时是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之后很快成为《每月评论》的副主编17。在获得资助并逐步进入左翼知识分子圈子的同时，弗兰克终于有机会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原典，但他仍然坚持将理论与拉丁美洲特定的历史现实加以对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兰克继续与斯威齐保持书信往来，直言不满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拉美现实的做法，并修改其关于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直至 1967 年《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智利与巴西的历史研究》正式出版并取得巨大反响。

四、“让想象力夺权” 

  回忆这段时光，弗兰克曾用“让想象力夺权”来概括，置身于“长1968年”（the long 1968）的浪漫氛围，仿佛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弗兰克承认，他的“文章从拉丁美洲及古巴革命的经验中获得灵感”，18此外，中国当时正在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对他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这段时间，作为激进依附理论的开创者，弗兰克陆续发表了他的主要代表作：《不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智利与巴西的历史研究》、《拉丁美洲：不发达还是革命》（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流氓资产阶级：流氓发展——拉丁美洲的依附、阶级与政治》（Lumpenbourgeoisie： Lumpendevelopment.： Dependen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它们的主题非常相似19。

  1966年，《不发达的发展》一文发表于《每月评论》，其主要观点为：“当代的不发达状态大部分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20且“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关系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和发展的基本部分”。换句话说，发展本身就在制造欠发展。弗兰克还认为：“现在我们在那里看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是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演进的产物”，“一个欠发达国家所谓落后或封建的国内地区，与所谓更进步地区的资本主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历史进程的产物”。21

  弗兰克将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比作一个“大都市-卫星城”的结构。其中，“大都市”依靠诸种“垄断”，从资本、技术、运输的经济层面到政治、文化的制度层面来剥削“卫星城”，且“卫星城”本身也作为“大都市”来剥削自己的“次级卫星城”，就这样，资本主义通过剥削链条渗入拉丁美洲社会肌体的最深处，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的魔掌。22

  在让他名声大噪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一书中，弗兰克以巴西和智利为例，将其分析框架具体化。这两个国家的遭遇极为相似：欧洲殖民主义摧毁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建立起面向出口的外向型生产方式；殖民主义还培育了一批本地的、在出口产业中有自身利益的“流氓资产阶级”以协助维持这一体系。面向出口的产业不断地将当地的经济剩余输送到欧洲大都市，为其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支撑，代价却是拉丁美洲陷入不断加深的欠发达状态。这里的欠发达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发展，而是畸形、错位的发展，能够“发展”起来的是满足大都市的出口需要的部分。为此，弗兰克得出结论：卫星城想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获得发展，必须与体系脱钩。23

  至于实现脱钩的方法，弗兰克指向武装革命。在《谁是直接的敌人？》（Who is the Immediate Enemy？）一文中，他援引卡斯特罗的话：“为了等待一个自由、进步、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浪费了多少纸张、多少词句、多少空话？许多人被告知这是马克思主义，这和教义有何不同？这和念经有何区别？”24弗兰克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彻底失望源于他对当时的进口替代政策的研究。他发现，进口替代政策，本质上只是 20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期间拉美资产阶级采取的应急措施，由此建立的工业主要是满足当地统治阶级的消费需求，这意味着当地的资本品部门的建立，必须依附来自大都市的进口。换言之，进口替代战略只是从进口消费品转变成进口资本品，拉美国家同样将面临贸易比价下降、外汇短缺和债务危机等困境。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面临两条出路：要么彻底脱钩，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拆解部分已经建立的民族资本主义体系，依靠引进外资解决危机。25历史表明，拉丁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选择重新成为大都市资产阶级的当地分部。因此，本土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直接的敌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社会。26

  随着美国国内左翼学生运动与反战运动日趋激烈，弗兰克声名鹊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所做的别样阐释在学生中产生了“宗教般”的影响。《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出版后，加印高达12次，被翻译成11种语言27。在第三世界，弗兰克的文本被广泛研读，成为分析当地贫困与落后状况的重要理论文本。这一时期，弗兰克不仅在学术上春风得意，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也极大缓解了生活压力。不久后，他带领全家移居智利，开启了新生活。

  当然，弗兰克著作的大获成功也引发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在1972年写作的《反批判》（An Answer to Critics）中，弗兰克将这些反对力量总结为三类：美式发展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受苏联影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依附理论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28

  来自发展经济学阵营的批判应该被视为对弗兰克批判的“反批判”。该学派的主流观点认为，欠发达国家存在二元社会结构：一个静止的传统部门和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部门，发展的关键就是使后者能成功地被渗透，并最终整合、取代前者。弗兰克在著作《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欠发展》（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中梳理了该框架下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流派，依据不同的理论预设，欠发达国家需要在政治制度、产权、文化、传媒、人口等领域进行改革。29弗兰克批评现代化理论“在关于欠发达、发达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方面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既没有考虑欠发达国家的历史，也没有考虑它们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更不考虑整个世界性的社会结构”，并且它们导致保守的政治结论，“在等待他人礼物的同时，双手合十接受现状”。因此，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皇帝的新衣，用来掩盖赤裸裸的帝国主义”30。对弗兰克的理论批判的回应，大多数是纯粹政治性的谩骂，矛头集中指向弗兰克的政治路线31。对此，弗兰克认为与主流学界论战纯粹是浪费时间，之后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论战上。

  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一种另类的形式再现了主流现代化理论的立场。该立场采取第三国际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将拉美社会界定为 “二元结构”，只不过把 “传统” 与 “现代” 的对立置换为 “封建社会” 与 “资本主义社会” 的对立——由此形成的政治路线受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方针的影响，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建立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以渐进方式改造国家中的“封建”部分，进而实现资本主义发展。无需多言，弗兰克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完全逃脱大都市-卫星城体系的，孤立静止的、前现代的封建部分，对欠发达的理解，必须追溯其自 16 世纪遭遇殖民主义以来的历史进程。同时，这些批判带有的强烈宗派色彩，令弗兰克极为反感32。

  来自依附理论学者的内部批判，则力图使弗兰克过于宏大、大而化之的理论更加马克思主义化。例如，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批评弗兰克关于依附的“静态”图示，忽略了依附形式的具体演变33；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又译乔万尼·阿里吉）在给弗兰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后者未能遵循毛泽东《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并主张应更加强调欠发达社会内部矛盾的决定性作用34。有趣的是，面对这些来自依附理论学者内部的批评，一向对质疑敏感，甚至暴躁的弗兰克却表示欢迎，先后做了自我批评并将这些意见吸纳到自己日后的创作中35。然而，对弗兰克理论冲击最大的，则是阿根廷学者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一文36。在肯定弗兰克对二元论的批判的同时，拉克劳抨击了其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认为弗兰克将资本主义仅仅理解为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品交换体系，而“在其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完全没有考虑生产关系”。37因此，拉克劳主张回归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依附理论。然而，弗兰克对此的态度比较模糊，他尽管选择将生产方式作为界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但仍然认为过度聚焦生产方式就是在“逃避现实”。拉克劳曾打趣说，如果像弗兰克一样定义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恐怕就会得出结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世上就只有资本主义”。38讽刺的是，数十年后，晚年的弗兰克恰恰通过“取消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印证“只有资本主义”这句戏言。

五、理论的危机与危机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弗兰克还受到来自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批评。阿明认为弗兰克“用拉丁美洲的眼光看待一切”39，拉丁美洲作为最早被欧洲殖民并纳入其分工体系的地区，其欠发达的历程与1870年后才被大规模侵吞的非洲和遍布“老大帝国”的亚洲并不相同，因此，需要一个更具历史性和全球性的理论来解释亚非拉地区的欠发达状况。为此，弗兰克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两部关于全球资本积累的著作：《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与《世界积累：1492—1789》（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这两部著作被视为弗兰克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家的开山之作。

  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是，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最主要的创立者。同时，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也常被认为与一些外围国家的工业化相关。事实上，当人们不是回溯性地依据学者晚年的影响力编撰学术史，而是置身历史现场，就能看到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1969年成稿）要早于沃勒斯坦（1972年成稿），促使弗兰克转而从世界体系层面进行思考的事件是中心国家的长期经济萧条，以及边缘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走向低潮。因此，从依附理论到世界体系理论的转换，并非理论上的进攻，而是理论层面的防御。世界体系理论既代表着理论的危机，其本身又是危机的理论。用弗兰克自己的话说：“依附理论根本不足以理解和应对资本积累的新危机，这就要求我们回到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上来……这与其说是对理论空白的回应，不如说是对当今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回应”40。

  自1966年起，战后长达二十年的资本积累黄金时代走向终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相继发生断崖式下跌41。与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轻视与掩盖不同42，斯威齐、马格多夫、弗兰克、阿明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很快指出，这次衰退并非短期经济波动，而是标志着长期萧条的到来。与此同时，第三世界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也陆续遭遇危机。进口替代发展遇阻、经济增长率下降，引发了剧烈社会动荡。为借助当地廉价劳动力恢复利润率，跨国资本纷纷将企业转移至这些国家，致使它们拆解国有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超级剥削”盛行，各国政权普遍权威主义化。1974年，弗兰克与阿明共同接受采访，讨论世界体系面临的“混沌”局面，相关报道以《不要等到1984年：关于危机的讨论》（Let’s Not Wait for 1984： Discussion of the Crisis）为题刊发。两位学者断言，即将出现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要求垄断资本在全球从中心到边缘对劳动力发起全面进攻。他们呼吁全社会团结斗争，不要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1984”式的极权图景成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篇采访稿为依附理论反驳了一个重要的批评，即认为依附理论否定了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可能性——弗兰克和阿明认为，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后，第三世界国家将主要扮演“加工商”的角色，而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43这种误解与其说是学术层面的分歧，不如说具有政治意图。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否认的不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可能，而是实现发展的前景，但是工业化本身并不等于发展。这种对依附理论的误解与以弗兰克为代表的《每月评论》集体的衰落、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版本的依附理论占据北美大学的课堂44，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发展主义重新抬头，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差异被模糊有关。

  当然，促成弗兰克理论转型最为关键的外部冲击，是他在智利的经历。1970年，智利各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执政联盟希望通过大型企业国有化、抑制通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等途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正是弗兰克所批判的“和平路线”主导下的政府，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新政府予以应有的支持。然而，弗兰克警告法西斯主义可能即将到来45。这种担忧源于他在智利的观察：新政府与帝国主义脱钩不彻底，对公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增长有限，对民众系统地“去政治化”46。最终，1973年9月，在美国与智利右翼势力的策动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智利的社会主义实验宣告破产。这场政变对弗兰克的打击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被捕甚至惨遭杀害；另一方面，政变后智利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验更是对当地民众生活造成毁灭性打击，全社会充斥着“政治压迫和酷刑、垄断和向外国资本出让利益、失业和饥饿、健康水平下降和犯罪增加”47。为此，弗兰克在弗里德曼访问智利，为其货币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验“验收成果”之际，发表了两封公开信，从理论到实践对军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批判和嘲讽。他认为，智利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经济灭绝”。可以说，这对前师徒的论争正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大转型”的缩影。因此，弗兰克借此重估依附理论的可能性与限度，在1972年召开的拉丁美洲社会学大会（Latin American Congress of Sociology）上，他直言：“依附已死，阶级斗争万岁！”48。“已死，是因为依附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适当的分析框架来回答智利的同仁向我们谈到的问题；万岁，是因为这并非放弃，而是拓展和深化它的问题”，因此“智利案例将在一个不纯粹是智利的而是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分析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情况和前景”49。

  与更受主流学界影响和欢迎的沃勒斯坦版本相比，弗兰克的理论显然带有更鲜明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印记。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阿瑞吉对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周期的研究、马里尼的“次帝国主义”和“超级剥削”理论，以及阿吉里·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理论50在弗兰克的著作中轮番登场。在弗兰克理论中，世界体系的延续和变化由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调节。在长波的A阶段，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往往能经历一段“流金岁月”，高企的利润率带来资本积累的狂潮、“充分就业”和阶级间的妥协；随着利润率逐渐下降，长波进入B阶段，资本积累受阻，企业被迫将投资转移至边缘地区，借助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获得较高的利润。B阶段不仅是劳资矛盾激化和整个体系向新的边缘扩张的阶段，也是体系内国家间发生大规模冲突与争霸的阶段。例如，以19世纪后期瓜分非洲为代表的“古典帝国主义”，其根源可溯源至1873年开启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萧条。

  尽管相关论述十分精彩，弗兰克的理论却绝非无懈可击。弗兰克指出，大航海时代更强大也更富庶的东方始终无法恰当地被纳入其理论，他仅仅处理了“与远东的贸易关系，而没有涉及那里的亚细亚生产关系”51，因此，现有的研究是不充分的。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困扰着弗兰克及其论战对手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定义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在《世界积累：1492—1789》中具体地体现为他对长波理论的应用上。正如阿明所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本质上是一种往复循环”52，它依据相同的机制不断重复，判断长波运行的依据是价格的长期波动，这使资本主义再次被定义为一种基于商品交换的体系53。不知何故，弗兰克尽管注意到长波阶段转换过程中的各类激烈斗争，却主张“长波可以由资本主义经济纯粹的内生机制来解释”54。这很自然地导向他后来的判断：体系可以“自动”走出当下的危机，开启新一轮高速资本积累阶段。在前述与阿明的联合采访中，弗兰克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资本主义历史功能的枯竭和一个退化阶段的开始有许多怀疑”，而“将资本主义拓展到边缘地区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将是该体系的‘自然’战略”55。日后，当弗兰克发现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可以追溯至13、14世纪，甚至五千年前时，其理论体系随之崩溃。

六、痛苦的重估

  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积累模式的转型期，由战后凯恩斯主义模式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70年代也是弗兰克理论和行动路线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此前支持的理论进行了痛苦的重估。当然，对每一位经历过“全球长1968年”的真诚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这一时期的开启都足以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此期间，弗兰克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危机的进程，以及其给政治行动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56。

  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积累危机，弗兰克将批判的重点放在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上。20世纪70年代，各国政府长期奉行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时已然失效，劳资冲突剧烈。资方以供给侧经济学为幌子，鼓吹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由劳动力价格过高引起的利润挤压型危机。弗兰克沿用了源自斯威齐和巴兰的垄断资本理论，认为既有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没有在微观层面纳入垄断资本这一变量，仅仅将企业视为反应性的价格接受者而不是进攻性的价格制定者，从而使既有的政策工具陷入两难：在治理停滞时会加剧通胀，抑制通胀时则会加剧停滞。至于与之相对的供给侧理论，弗兰克则认为其掩盖了资方对劳方的进攻。因此，对于70年代末里根、撒切尔式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攻势，弗兰克并不感到意外——这只是长期矛盾积累后必然发生的质变。

  至于欠发达国家，弗兰克关注的重点是日益蔓延的债务危机。他一方面谴责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提出的结构性调整方案正在系统地摧毁欠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学术发声无济于事57。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曾集体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弗兰克一开始就不抱希望。此外，他还注意到东方国家“正在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58。

  理论重估首先来自行动路线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来以来，弗兰克与斯威齐、马格多夫、阿明以及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一直是欠发达国家与帝国主义脱钩战略的主要倡导者。此时，他却意识到，脱钩战略仅被少数国家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推行，第三世界似乎只获得了国家主权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仍然处在新殖民主义的支配下。至于东方阵营，虽然它们确实实现了脱钩，但往往是在革命胜利后迫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围剿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同时，弗兰克认为，东方阵营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加速技术发展而大力从西方进口先进设备、开展经贸合作将扭曲其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据此，弗兰克认为，战后东方阵营提出的“两个独立的市场体系”的论断将被单一的经济体系所取代。59至此，弗兰克否定了自己曾经热切支持的脱钩战略。

  应该说，弗兰克上述的理论重估在逻辑上并不成立。正如阿明指出的，脱钩的失败恰恰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从未真正脱钩，否则怎么解释它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呢？60本文追随阿明的立场认为，弗兰克的论证并不能得出脱钩战略失效的结论。针对弗兰克提出的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体系的言论，阿明在著作《毛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osim）中予以驳斥，认为利用国际经济危机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国内发展并不违背脱钩战略，前提是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经济发展路线，使发展从属于自身需要61。在某种意义上，弗兰克对脱钩战略的失望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给该战略设定的不切实际的标准，而这种立场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期待与失望的痛苦。70年代，阿明也曾有类似的观点，但随着帝国主义体系的演进，他的观点已经更趋于现实主义。

  弗兰克的第二重理论重估是关于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理论倒转。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Real Marxism Is Marxist Realism）一文中，弗兰克表达了他对人类创造历史能力的新观点。总体上，弗兰克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乐观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他主张“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62，并以此“促进更好地适应这种历史物质现实，帮助人类在历史物质现实和意识的限度内创造自己的历史”63，弗兰克论述的微妙转变，直观折射出其理论立场的深层调整。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太低、经济基础薄弱，其推行的民族、民主发展事业按理说很容易在帝国主义和反对势力的内外夹攻下失去动力，只有正视这一现实，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发展策略。应该说，弗兰克此时的理论转变是积极的。然而，我们将看到，这位学者深刻的悲观特质将把这种理论重估引向何方。

  自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弗兰克与沃勒斯坦、阿明、阿瑞吉一起，组成世界体系理论学界知名的“四人组”。由于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看法趋同，他们共同出席或主持了无数研讨会。弗兰克回忆道：“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乔万尼、伊曼纽尔，加上萨米尔和我是最初的‘密室人员’”，“随着学术会议在全球各地陆续举办，当地主办方也会不断邀请更多当地代表加入讨论”。6480年代初，四位学者决定围绕各自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未来发展乃至资本主义体系走向的观点完成一部集体作品，并于1982年由《每月评论》以《全球危机的动力》（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为标题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剧烈变动的时代格局与在学术圈中的孤立处境使四位学者都非常珍视这段宝贵的友谊。本文认为，这种超越纯粹学术，深刻融入政治承诺的人际关系，在冷暖自知的21世纪更加值得借鉴。

  在面对世界体系的深刻变局及不确定前景时，即使是最优秀的学者“预测”也显得软弱无力。然而，站在事后者的角度回看这部显得充满洞见却又支离破碎的集体作品时，更有趣的是作者之间的分歧及其背后折射出的个人性格与旨趣。与其他三人或多或少持有的乐观预期不同的，弗兰克的论述通篇弥漫着悲观主义色彩。他继续讲述同样的长期经济停滞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他还与阿明就欠发达国家是否仍然是值得寄予希望的政治行动者进行争论。阿明认为只要帝国主义体系仍在制造发达与欠发达的鸿沟，欠发达国家就仍然是体系的“风暴区”，仍可成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相反，弗兰克强调不能低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在他看来，战后新兴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二元一体是一种暂时的联盟，一旦国家获得形式上的主权独立后，民族主义就可能变成解构性的力量，使第三世界陷入自我冲突的陷阱。尽管如弗兰克所言，阿明低估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可能包含的自我限制因素，然而弗兰克过度悲观的情绪影响了他本人的理性判断，使其看不到第三世界仍未熄灭的火种，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火种将以全球南方第二次觉醒的形式，重燃燎原之火。65

  1988年，弗兰克在与夫人合著的《关于社会运动的九个论点》（Nine Theses On Social Movements）一文中指出，他已经找到新的社会行动者，即新兴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这类运动似乎“带给内部参与者和其他人最关键的价值，是能够亲身参与其中、自主试错并灵活调整的实践方式”，因此是“未来的希望”66。与当时大批转向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世界体系陷入“混沌”使弗兰克迷失了方向。他迷失于新兴社会运动经常轻率许下的美好世界愿景的承诺中，相较于之前的脱钩战略，社会运动往往更容易系统性地忽视改造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七、“重新面向东方”

  弗兰克的晚年转向是众所周知且颇具争议的。1988年，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发表了代表作《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她提出早在15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就曾存在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体系。卢格霍德认为，这一世界体系是建立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平等商贸基础上的，与不断制造中心-边缘二分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该世界体系的解体，成为当下我们所处世界体系的起点。67在研读该书后，弗兰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过往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端定在1492年的观点：“如果在13世纪就已存在一个世界体系……那么这个世界体系是如何以及何时出现的？为什么不会更早出现呢？也许世界体系在各个时代都有连续性，看似不同世界体系的兴衰，不过是同一世界体系内部周期性起伏的外在表现”68。与此同时，弗兰克发现，如果以沃勒斯坦的几个标准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体系，那么这种体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就没有特殊性，换言之，“资本主义”将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术语。

  弗兰克开启其“重新面向东方”的转向之际，恰逢学术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古代东方——中国、日本、印度、中东拥有远比欧洲繁华的市场经济，以及更强大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同时，弗兰克指出：“阿明和沃勒斯坦步波兰尼和芬利后尘，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性”69。

  弗兰克最终得出结论，人类已经在一个单一的、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中共同生活了至少五千年。从古代的种植、贮藏等原始形态到现代神秘的金融运作，资本积累一直是这一世界体系运转的动力。尽管仍然承认近代以来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但相较于单一世界体系内部的长波和霸权更迭，以及不同“次级文明”间的经济联系，弗兰克认为以生产方式来界定一场“大转型”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701993年，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Barry K. Gills）合作出版了论文集：《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对其新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而他在1998年出版的名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71则是将其新的理论框架应用于14世纪到18世纪历史分析的一次尝试。他最终得出结论，中国终将重归其在历史中长期占据的世界体系“霸权”地位，西欧对这个单一世界体系霸权的掌控，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72

  弗兰克在“大转型”理论上的大转型，使得他对几乎所有西方知名社会理论家进行了批判，其中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沃勒斯坦，也包括他自己。为此，沃勒斯坦在《评论》（Review）杂志上推出一期专刊，昔日 “四人组” 中的其他三位学者，均撰文反驳这位前合作者。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在批判“欧洲奇迹”的同时，却“真正发现了欧洲奇迹”73。相较于学术圈的内部运动，推动弗兰克晚年转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弗兰克自述，他“看到……越来越少的证据表明存在任何预期的‘系统性’转变”。74事实上，当弗兰克将采集、种植、贮藏，以及简单的商品交换都视为“资本积累”时，他也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具体人性”作为抽象的“一般人性”投射到整部人类历史进程中，由此，他把现实中因新自由主义反攻造成的愤世嫉俗转变为对“一般人性”的满腔悲愤。75阿明认为：“神权的解体、世界的觉醒为人类彰显理性开辟了道路，人类从此被唤醒，意识到历史是由自身创造的。人们能够，而且必须这么做，并为此做出选择”；相反，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辩解说……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摸不着头脑，更遑论采取行动去顺应，或者建设性地改造历史”76。因此，当弗兰克将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溯至五千年，把人类一切行动归结为“资本积累”，并将其视作体系运转的动力，把霸权更迭视作超越历史的现象，甚至自诩为“唯一的唯物主义者”时，实际上否认了人类的能动性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认为人类是历史无序运动的被动接受者。

  尽管如此，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的新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当人们试图寻找一条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时。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及其续作《19世纪大转型》（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中，弗兰克对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模式的独特的“中国模式”展开分析，认为中国在既有技术水平下通过重组生产模式和细化劳动分工，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保持一定的活力，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77读者不难发现，弗兰克对中国的重新认知与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的观点高度契合。在此书的序言中，阿瑞吉提到：“我们有过许多争论，但我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最终我们还发现，我们大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78。阿瑞吉接续了这位已逝友人未竟的研究，用“斯密式动力”来总结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模式。笔者认为，该模式对于普遍面临“人多地少”困境的全球南方国家，乃至长期受困于既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北方而言，都堪称重要的解毒良方；它对于如何探索一条相对平等、社会和谐、生态友好，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重要启示。就此而言，弗兰克的过早离世无疑是思想界的一大损失。

  弗兰克的晚年充满矛盾。他试图在新兴社会运动中寻求新的可能性，却认为当下社会运动并没有与既有秩序决裂。弗兰克将一切归为资本积累，但在分析 20 世纪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状况时，却仍然沿用那套源自《每月评论》的话语。弗兰克未经认真分析便断言中国将回归其历史中长期占据的世界地位，但如果只将这种回归论的基石建立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之上，就没有为其预言的趋势提供正当性的基础，毋宁说，这种关于中国崛起的粗糙分析是对其毕生批判的西方帝国主义精神的报复。此时弗兰克的学术影响力，已远不及 20 世纪 60 年代创建依附理论之时，其历史分析与评论文章也只发表在个人网站上。

  然而，弗兰克的内心仍然炽热而真诚。正如沃勒斯坦在一篇纪念弗兰克的文章中所言，即使他已经不将资本主义视作有意义的分析对象，他仍在与资本家斗争。79在另一篇发表于《每月评论》的文章中，沃勒斯坦提到弗兰克父亲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心在左翼》（Links wo das Herz ist： Roman），80并将其作为这位漂泊一生的知识分子的注脚。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2005年4月23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因癌症在卢森堡逝世，享年76岁。

八、结论：朝向全球南方的第二次觉醒 

  弗兰克参与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可视为20世纪全球南方觉醒的知识形式。彼时全球南方觉醒，是通过“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呼声加以表达81，弗兰克不仅通过知识创作回应了上述时代需求，还深度参与其中，为推动这一进程走向高潮做出贡献。诚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晚年的弗兰克在理论上迷失了方向，但纵观其一生，他无愧于其全球南方觉醒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当下，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西方霸权面临挑战并日趋衰落，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提供的新的经验已经在诸多方面超越了弗兰克等学者参与建构的20世纪理论，也超越了服务于西方世界文化霸权的各类主流叙事，使“历史终结论”走向终结82。

  其一，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20世纪80年代，弗兰克目睹第三世界国家粗放型经济积累模式潜力耗尽时悲观地认为，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最终抵制住了西方国家“结构性转型”的要求，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使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始终服从于内部需要。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大衰退”以来，中国日益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在与世界体系的辩证互动中形成的发展模式，既超越了弗兰克曾坚持的过于激烈的脱钩战略，也不同于其他学者提出的“依附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依附性”从未带来“发展”，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依附性的国家83，这种内外部之间辩证互动的局面应被视为独立自主发展模式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中国模式突破了传统粗放型积累体制，在全球劳动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断提升，日益具备抵制不平等交换这一帝国主义维系机制的能力，并逐步在科技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中国模式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有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北方国家则日益深陷产业“空心化”、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困境，愈发依赖金融投机来“续命”。84全球南方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地承接了来自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时至今日，全球南方已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贡献者。

  其二，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已经证明自身能够走出一条区别于既有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道路。20世纪末，随着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在经济社会模式表面上的“趋同”，弗兰克最终放弃从社会组织模式、制度、文化层面分析问题，转而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仅以劳动力成本解释东西“大分流”。然而，中国模式的实践进程日益显示出与西方模式的差别：中国的发展并未出现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常见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相反，中国模式通过国家主导再分配保障民众切实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长期稳定。近年来，中国愈发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相较于西方国家长期宣扬的，在现有资本主义框架内即可实现生态保护的论调不同，中国模式能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出切实贡献。85与弗兰克晚年的新论断不同，中国道路并非同一制度模式下由特殊人口禀赋造就的特例，而应被视作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崭新形态。与之相反，近年来，西方制度模式存在着巨大不平等，以及对人“实存”的冲击等阴暗面暴露无遗，人们愈发认识到在“晚期帝国主义”背景下，“发展”与资本扩张之间的张力已经到了何等激化的状态86。从这一角度来看，与流行的、来自主流国际组织的、主张全面市场化的方案不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模式愈发被深受帝国主义宰制的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可行的替代方案。

  其三，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依靠和平崛起，没有重蹈西方帝国主义的覆辙，并在此过程中形塑了全球南方的集体主体性。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经济乃至更为直接的经济手段向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攫取资源、耗散成本，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始终贯穿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衰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越来越多的战争使弗兰克质疑它们是否仍然是值得寄予希望的能动主体。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与现有资本主义模式截然相反的，处理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明之间关系的替代方案。不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中国永不称霸”的宣言，还是当下“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87的表态，均遵循着与传统霸权中心、现实主义预设，以及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的国际关系原则截然不同的逻辑。除此之外，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秉持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大量研究驳斥了将中国在南方的经济活动视为“新殖民主义”，将中国视为“新帝国主义”或“次帝国主义”的论调。88这一切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万隆精神的超越，绝非“城头变幻大王旗”89。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得以看见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和作为历史性超越力量的全球南方集体主体性的出现。

  时至今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万尼 · 阿瑞吉中心的X账户封面图，仍包括一张拍摄于2003年的“四人组”照片，饱受癌症折磨，身形消瘦的弗兰克坐在照片的最远处，阿瑞吉低头写着什么，沃勒斯坦轻抿手中的红酒，只有阿明回过头来望向镜头。尽管当时四位学者均已步入晚年，人们仍能通过这张照片遥想数十年前他们在宾汉姆顿、在巴黎，乃至在世界各地进行讨论的盛况。21世纪，全球南方的第二次知识觉醒必须达到并超越这种盛况。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谈及人类未来时曾经断言：“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90。尽管这条路注定无比漫长，充满挑战、斗争乃至流血牺牲，但人类既然已经创造出“短20世纪”，具备责任伦理的思想者便不会否认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