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转型视域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两建两废”（1927—1931）*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取得骄人成果。但国民党主政后不断右转，南京、武汉国民政府相继发动政变“清共”，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急剧严峻化局面。如毛泽东所言，“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权的斗争现在开始了”。①为适应国共分裂后的局势，中共开始在策略、党务、军事等方面实行全面转向，力图实现组织转型，应对因国民党造成的革命危机。组织方面，中国共产党创设省委制度，以省委一级组织承担、支撑转型任务。②

  中共五大前后，省委组织体系建设迅速推进，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正是最早设立的省级临时组织之一③，是安徽省“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负责“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④不过，伴随国民党右转，中共从大革命时期秉持对国民党的“求合作”态度⑤，到有限度地与国民党合作⑥，再到国共合作破裂后独立领导革命，中央层面的策略与组织形态均经历急剧调整，这导致地方党组织摆脱旧有合作惯性的过程并不顺畅。安徽省临委诞生初期即出现柯庆施、尹宽为首的两届组织先后设立又被撤销的境况。可以说，安徽省临委的“两建两废”既关乎中央路线、组织策略和工作重心的转变，也与安徽革命基础、干部来源及领导人作风密切相关。它并非一般人事更迭，而是省委制度创设初期组织困境的集中显现。既往中共组织史研究多聚焦影响全局工作的中共中央，相对忽视对中下层组织的考察，以省委为代表的中层组织史研究仍有拓展空间。相关研究中，翁有为着重阐发八七会议后中共省委的创设运行及对土地革命的推进意义，但主要关注以毛泽东创建省委为代表的成功案例，忽视了以两届安徽省临委为代表的其他省委的挫折。⑦闾小波以“极端民主化”现象的发展流变为切入口，梳理八七会议后中共顺直省委的三次改组过程。顺直省委的组织变动与安徽省临委的“两建两废”有相通之处，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闾小波提出的“纷争型组织”概念有待进一步辨析。⑧

  总而言之，既有成果揭示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各省委普遍遭遇的组织困境，⑨实为中共组织转型时期经历的阵痛。加之国共合作时期形成的组织依赖、中央策略的急转、地方干部思想与实践惯性的交错，使八七会议后地方党组织的转变更加艰难。两届安徽省临委的建废过程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央方针、地方应对与领导人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共省级组织运作的复杂面向，其中尹宽的个人问题，又放大了省级组织变动造成的矛盾。本文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为基础，辅以档案、回忆、传记和地方文史资料，考察安徽省临委“两建两废”的过程及组织功能困境，进而说明中共早期省委制度在组织转型中如何生成、调整并逐步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复杂历史过程。

一、反“机会主义”与第一届安徽省临委的解散 

  1927年5月，为实现“集体的指导”，中共中央在五大上决定，以“省委”取代“区执委”“地执委”⑩，中共省委制度就此创设。伴随五大《组织问题议决案》与新修订党章的出台，中共迎来“设省”高潮。各省省委设立时间略有不同，少数地区直接成立正式省委，大多数地区在正式省委成立前先成立临时省委，以作过渡。安徽省临委属于后者。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架构转变衍生一系列地方党组织功能调整，也导致不同层级党组织间的联络、合作出现了新变化。

  中共五大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延年，指示安徽党团领导人柯庆施、周范文研究安徽省临委组建事宜。两人提出由柯庆施、王坦甫、王心臬、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七人组成省临委班底。1927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此名单，任命柯庆施为安徽省临委书记，11第一届安徽省临委在武汉正式设立。省临委成立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同安徽省临委成员谈话，提出安徽党组织在国内革命斗争中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建立工人农民的群众组织；组建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屠杀政策。12换言之，在组织层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已意识到国民党的蜕变，要求安徽省临委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建立新的组织架构，相对独立地开展革命工作。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安徽省临委迁至经济相对发达、工人运动基础较好的芜湖，直接指导安徽革命工作。1927年八九月间，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周范文、郭士杰、李宜春相继赴芜，省临委迁至芜湖，成立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其中，柯庆施任书记，王心臬负责宣传工作，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不久，省临委重新部署与分配工作，决定柯庆施任秘书（书记）兼工委书记，王心臬负责宣传工作，周范文负责民运、农运工作，郭士杰负责组织工作，李宜春、王步文为皖北特派员和皖中特派员，省临委开始运转。13

  1927年10月、11月，中共中央两派长江特委书记尹宽赴皖指导工作。14未久，尹宽致信中共中央，批评“安徽的党尚在原始状态”，“尚未打入于工农群众，停滞于浪漫的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在总的政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力量”，“根本上还没有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雏形”。151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决定解散安徽省临委，将柯庆施调回中央，派尹宽“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16第一届安徽省临委仅存在六月余便遭撤销。此时省委制度仍处初创阶段，在大革命失败冲击下，各省党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为何只有安徽省临委被撤销？

  第一届安徽省临委的问题主要在于，在中共全面转型背景下，省临委领导班底存在“机会主义”嫌疑。八七会议前后，“机会主义”指国共合作以来党内对国民党右派表示妥协，对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不注重群众基础工作等一系列错误思想与行动。17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将八七会议以来党内某些错误及失败归因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部分革命知识分子被指责为“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由此，党在中央层面形成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对“旧干部”实行“大换班”18，要求农民、工人出身的党员应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占据一定比例，“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19。安徽省临委成立时便存在“机会主义”嫌疑，这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密切相关。作为安徽党务发展失利的首要责任人，省临委书记柯庆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与陈独秀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20安徽省临委第一次设立时，人事安排便得到陈独秀认可。对此情况，中央必有了解。然而，八七会议后，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主张与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对武装暴动政策表示怀疑。中共中央便将“陈独秀主义”视为“机会主义”的代表。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党内“左”倾情绪高涨，“陈独秀主义”被视为必须纠正的错误思想，安徽省临委因此受到牵连。

  不过，该届安徽省临委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归为柯庆施的个人问题，而应放回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安徽党组织与国民党关系相互纠缠的背景中理解。五四运动之后，安徽地区中共党员多在本省活动，地方性较强；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在组织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多沿用地方干部，安徽党组织也常借助国民党系统弥补自身组织能力之不足，久之形成惯性。更重要的是，省委制度产生于两次反共政变之间，中共中央此时虽反对蒋介石，却仍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存有争取意愿，安徽省临委的人事安排因此与“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合作之方针至今未变”的政策相一致21，也与争取汪精卫回汉建立左派指导之政府的策略相衔接22。只不过“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与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方针迅速转向，安徽党组织未能同步调整。这一相对迟滞的转变，便被中央视为“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23

  应该说，中共中央反“机会主义”策略是此时期“左”倾盲动主义下的产物，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组织建设作用，中央即表示，反“机会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以肃清在思想上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分子”。24然而，反“机会主义”看似是政治路线问题，但在中共中央明确指令安徽要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开展工运农运和武装斗争的前提下，省临委与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证明，在组织路线与组织原则面前，他们未能遵照中央指示，做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首先，第一届安徽省临委负责人及委员，多半有在安徽国民党系统内的任职经历。不仅柯庆施曾任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秘书长，25王坦甫、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亦曾于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内任要职。七人中，仅王步文、王心臬参与安徽国民党事务较浅。26从此角度言之，第一届安徽省临委委员与国民党“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系，是反“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下中共中央撤销省临委的深层原因。其次，省临委在革命工作上继续与国民党“求合作”。以工运为例，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安徽党组织依靠国民党系统开展工作，维持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直至1928年2月，中共安徽党组织与国民党仍存在互相利用的现象。比如，西山会议派把持芜湖市总工会后，利用省临委影响力发展工会，而省临委在应对工贼问题时寻求西山会议派支持。27对国民党“求合作”的态度在中共安徽各级党组织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安庆党组织试图维持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关系，不执行党的指示命令，甚至“私议临委”。28在芜湖、蚌埠地区，少数中共党员希望与国民党和平竞存，“主张与武汉及伪省部合作”，“暗中反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政策。29在皖北大刀会活动地区，当地中共党组织轻视党的游击战争策略，请求当地国民党“左派”军队改编，30基本革命路线与中共中央出现偏差。再次，中共安徽党组织并未按照中央要求积极组织暴动。中共中央认为，安徽具备策动暴动的良好基础，“实在是一个极容易发生暴动的地方”。31然而，第一届安徽省临委指导时期，始终没有发生有影响力的暴动。广阔的革命前景与迟滞的工作态势形成鲜明对比，加剧了中共中央对安徽党组织的“机会主义”问题的怀疑。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表示“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的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32这些批评，针对的应当就是安徽等地“机会主义”错误倾向严重的党组织。

  概言之，第一届安徽省临委的撤销，源于中共安徽党组织与国民党旧有关系交错、地方组织执行不力以及中央路线骤变问题的叠加。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全面组织转型，但这一转型并非同步完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省委制度初设时，中央仍对国民党左派存有合作期待；“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则要求地方党组织彻底划清与国民党的界限，独立开展斗争。第一届省临委因成立时机特殊，成为中共“反右不反左”阶段的产物，它未能迅速适应中央新路线，表现出地方党组织“半独立”的状态。故此，中共中央改组省临委，正是试图以反“机会主义”方式，强力推进地方党组织转型，由此导致了第一届安徽省临委的撤销。

二、转变失利与对第二届省临委的不满

  八七会议后，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走上独立领导革命的道路。不过，政策的剧烈转向造成一系列组织混乱问题。同时，两湖、广东暴动相继失败，革命遇到极大挫折。为“澈底重造我们的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中共中央开始反对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33，促成地方党组织走上独立革命道路，实现“成份之洗出”34，整理党务，肃正党内“对于国民党及其‘左派’还存着种种幻想”35。在清理旧有干部的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增加领导层内工农分子比例，要求下级组织负责同志“工人农民至少应当占五分之三；至于工会负责同志应当做到纯全是工人，农民运动的负责同志至少要工农分子占二分之一”，以“使本党更无产阶级化，布尔塞维克化”。36

  此思路指导下，1928年2月，尹宽巡视安徽党组织后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因为安徽没有基础”，“还是中央派数人去组织临委，并派一些工运农运的熟练人材，从新创造基础”。373月中旬，中共中央恢复安徽省临委，指示尹宽、王步文、王教组成常务委员会，构建组织、分配工作。其中尹宽担任书记并负责宣传工作，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王教负责职工工作。38中共中央希冀通过外派干部方式，实现安徽党组织的“工农化”与“正规化”，解决“机会主义”问题。“机会主义”问题的处理，实质仍是解决组织转型工作问题。然而，在反对“机会主义”的同时，“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弥漫。作为十一月扩大会议后新路线的代表者，尹宽处理第一届省临委问题时产生不同程度失误，造成安徽革命工作损失，引发地方党组织针对省临委的“风潮”，安徽省临委组织困境以省地矛盾形式表现出来。

  整顿组织是尹宽赴皖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改组重点有二：一是提高党组织中工农分子比例，二是完善党支部的基础作用。以芜湖为例，芜湖党组织基础薄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员“精神不佳”39，“都是些游民智识份子乱分配成支部”，“想从国民党方面去找出路”40。尹宽就任后，改组芜湖党组织，重新推选县委委员。7人组成之新县委中，有工人出身干部2名，农民出身干部1名，满足了至少2名干部出身工农成分的中央要求。41随后，尹宽督促各区委召集“支部会讨论”，整顿基层支部。通过党内讨论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改组区委、县委。经调整，芜湖党组织工农出身干部占比达到百分之六十，“有很大觉醒”。42

  不过，从安徽各级党组织日后表现看，尹宽的改组工作成效有限，组织转型遇到挫折。其一，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素质不高，工作能力不足，革命工作仍仰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第二届安徽省临委的5名委员中，除工人、农民各1名外，余下3人均为知识分子。负责职工运动的领导人依旧是知识分子委员而非工人委员。43因采取“挂名”方式，省临委建立后，农民委员“不知去向”。44但在保证工农分子比例政策的庇护下，此严重失职行为长期未受批评。其二，基层支部仍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便是尹宽亲自部署改组的芜湖地区支部，工作亦无多少起色，开会无法到齐，缴纳党费“更是没有的事”。45省临委无奈承认，“安徽没有一个支部是有支部行动，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不但不能领导群众斗争，即群众的自发斗争，党的支部做尾巴也做不上”。46安徽党员也不理解尹宽自下而上的改组方式，反增抱怨，认为“由中央派几人去组织省委就得了，用不着由下而上的实行民主化，因为安徽的同志很幼稚，晓不得很多的所谓民主化”。47

  然而，在党组织未巩固的情况下，为避免上届省临委的失误，体现对中央反“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态度，尹宽只能仓促推展各项革命工作。工运是尹宽赴皖后的重点工作。为执行中央组织与策略新路线，他严禁安徽党组织“利用反动派的声势来公开组织工会”，要求已加入芜湖市总工会的党员“立即退出并登报申明”。48在西山会议派把持下，芜湖工运遭遇重大挫折。尹宽到来后，要求芜湖党组织将工作重点调整至恢复工运与组织秘密工会，遵照中央要求改组工会与党组织，使“工农分子约占半数”。49经过改组，芜湖工运有所进步，“现在又比较能活动一点”。50但恢复未久，安徽工运又陷停顿。尹宽再次派人赴芜湖领导洋车夫、码头工人罢工时，“斗争未能扩大，即妥协的解决了”。芜湖漕运、烟业及益新面粉厂罢工运动以失败告终，“此地工运仍要为反动派所操纵”。51

  农运亦是尹宽赴皖后的“中心问题”。521927年12月，尹宽致中共中央报告表示，安徽具备发展农民运动的广阔前景，安徽党组织主要就是择重几个中心地把农民运动发展起来。53在此思路指导下，万顷湖、白沙圩成为尹宽农运工作的两个中心区域。早在第一届省临委未解散时，尹宽便着手组织万顷湖的农运工作。1927年芜湖等地发生水灾，社会矛盾尖锐。当地农民要求地主减租，但因“应付太迟”，第一届省临委错过时机，未有效组织暴动。尹宽主持工作后，对农运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万顷湖应“马上进行部分的土地革命的暴动夺取武装”。541927年11月初，在长江特委首次会议上，尹宽轻信一位乡下知识分子的乐观报告，盲目派遣郭士杰等三人赴万顷湖组织暴动。然而，抵达万顷湖后，郭士杰发现情况与尹宽计划截然不同，该地不仅未建立农民协会，而且“农民的情绪已经低落”，“谈不到暴动”。55对此，尹宽要求此三人留驻当地，重新组织农民协会，但不久又将郭士杰等农运干部调往白沙圩，导致万顷湖暴动流产。白沙圩虽较万顷湖有基础，但尹宽处理同样失当。他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依据个别激进意见催促“总的暴动”，并大肆传播工作计划，引起豪绅警觉和反动势力搜捕，结果导致参与暴动的党员被迫分散撤离，南陵党组织亦受牵连。56万顷湖及白沙圩两次暴动受挫后，芜湖农运一蹶不振57，工运、农运的连续失败使安徽党员开始怀疑尹宽的路线与工作方法。郭士杰批评尹宽，称其“组织起来就要暴动”的做法具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倾向，而尹宽对此仍拒绝承担责任。58

  安徽革命工作普遍受挫，党组织更加稚弱，最终导致省临委在芜湖党组织“破获事件”中的严重失职。1928年1月26日，安徽省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被捕，住处遭查抄，省济难会人员名册泄露。次日，芜湖军警依照名册搜查中共芜湖县委交通处，逮捕芜湖县委书记郭士杰、交通员李金章、尹宽妻子王辩等党、团员40余名。59“破获事件”后，尹宽的救援工作难称负责，进一步激化了安徽党员的不满。一方面，尹宽一味向中共中央索要经费，未积极救济被捕同志。但据芜湖县委交通处反映，尹宽并非手中无钱，“对尹宽同志经济开支有怀疑处”。60另一方面，在救援失利的情况下，被捕者心灰意冷，称“皖省委也没有救济，我们也无由想法去同他发展关系”。61被解往安庆的31名党员中仅3人被判无罪，王绍虞被判死刑，尹宽费力营救的王辩则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62家新的报告认为，白沙圩暴动失败，虽然是“党对付的不好”，而尹宽在暴动中的过分宣传及省临委自下而上的改组方式，均是“破获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要求尹宽为此负责。63

  应该说，中共中央此时虽然处于“左”倾明显的盲动时期，各项部署有失当之处，但对地方党组织并非没有加以规范。尹宽在安徽工作的初衷是执行十一月扩大会议后的新路线，许多指示却在中央要求基础上不断“加码”，忽略了中央提出之暴动前必要的准备工作。比如，中共中央曾表示，地方党组织发起暴动前，应切实培育区域内组织力量，调动群众情绪，不可“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64安徽增加工农分子比例以改造党组织的思路，从实践效果来看也脱离中央部署，陷入中央批评之“偏于敷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中央表示，此情况“绝非中央提拔工农分子的本意”。65不过，也不能全面否定尹宽的工作。周恩来曾称，这一时期党应当让“许多不好的分子出去，新的工农分子进来”，“党的改组是革命势力重新结合的一个总表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66从此方面看，尹宽还是执行了一部分中央路线，其改组工作促进了安徽党组织的独立性与能动性，在组织转型方面较上届省临委有所进步。

  概言之，在组织急剧转型中，地方暴动的力度和效率被视为是否执行反“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标志。尹宽为避免重蹈上届省临委覆辙，积极推行中共中央新路线，使安徽党组织在摆脱“求合作”、增强独立性方面有所推进。但在党组织尚未稳固、干部能力不足的条件下，他急于表现对中央路线的忠实，造成工农化流于形式、暴动部署仓促、“破获事件”中失职等问题。早期民主集中制尚不健全，领导权威又多取决于工作成效，连续失误遂使尹宽威信下降，省地矛盾不断发酵。这说明，摆脱对国民党的依赖只是中共此时期组织转型的一方面。若要真正独立领导斗争，还必须建立坚固、贯通而有效的组织体系。

三、全省“风潮”与中央干预

  中共安徽党组织针对尹宽的“风潮”，启自尹宽与王步文的论争。纠纷实质是两人因应国内政争挑战形成的差异化革命路线之争。尹宽、王步文的论争是贯穿“风潮”的一条重要线索。两人均为上海大学安徽籍校友，中共五大后一起在中央宣传部工作。67尹宽在王步文担任编辑的《向导》周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68王步文担任第二届省临委委员，即为尹宽提名。69但其后两人在革命方针及路线上的分歧逐渐显露。较尹宽的激进“左”倾，王步文更加务实笃行。第一届省临委被撤销后，王步文长期在家乡潜山及附近地区组织农运。1927年底，安徽暴动相继失败，王步文意识到应该避开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地区，将工作重点放在“多山及险要”的农村，但尹宽不同意王步文的看法，称他坚持的是“深山政策”，70要求潜山党组织将工作中心转移至城镇与农村平原，二人多次就此问题在省临委会上争论。71

  论争使尹宽、王步文难以共事。1928年7月，王步文离开芜湖，赴无为、合肥、六安巡视。巡视途中，尹宽认为六安县委沉溺于“军事投机”，要求王步文免去六安县委周范文、王逸常的职务。但经王步文调查，六安县委“照常工作甚好”，未执行尹宽指示。尹宽据此斥责王步文是“机会主义”，中止其“巡视工作”。72王步文回芜湖后，尹宽称病，“不接收他的巡视报告”。73王步文受到尹宽的“排挤和打击”，74两人矛盾激化影响省临委正常运转。及至9月，安徽地方党员指责省临委“与各县的关系太坏”。75为解决此问题，尹宽派王步文至六安，取代王逸常职务，实际将王步文支出省临委。76王步文赴六安后，立足地方，恢复怀宁、潜山、桐城等地工作。巡视六安期间，王步文态度认真、方式得当，深受六安、霍山两县党员认可。故此，王逸常认为，安徽革命工作停滞，以尹宽为首的省临委需承担首要责任，在二人论争案中明显偏向王步文一边。77

  除王步文外，向尹宽提出意见的还有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他是最早向尹宽提出异议的安徽地方干部。1928年1月，朱世衡向中共中央作一篇“控告式的报告”，78对尹宽赴皖后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在“左”倾情绪影响下，尹宽实行组织“惩办主义”，停止朱世衡的工作，“芜湖市的同志，除掉被捕和自动脱离的外，其余的悉被省委开除了”。791928年9月14日，王步文致信中共中央，指责尹宽违反组织纪律。80反对尹宽的“风潮”愈演愈大。面对质疑，尹宽以退为进，于8月27日致信中央，表示因成绩不佳及个人身体问题，“安徽工作我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81但从后续尹宽与各县关系来看，他名为请辞，实为向中央施压。在安徽党组织内部纷争不断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委派巡视员，检查安徽党务工作。

  1928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任弼时为巡视员，赴安徽整顿组织工作。了解情况后，任弼时以客观公允的方式，处理省临委与地方党组织的矛盾。针对芜湖党组织内部存在的“反省委风潮”，任弼时对尹宽提出批评，称省临委“一班人工作不紧张”，“确有许多弱点而未求补救”，“‘惩办’式的纪律之执行确欠妥当”。之后出于维护党内纪律与团结需要，任弼时维护了尹宽及省临委权威，表示芜湖党组织的行为亦不符合组织纪律，撤销芜湖市委，开除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及朱世衡党籍，将王步文调离芜湖。82为进一步整顿安徽党组织，任弼时延长巡视时间，计划召开省临委会议。但在赴南陵巡视途中他意外被捕，巡视工作被迫中止。83任弼时被捕后，“风潮”复起波澜。12月13日，应多个县委要求，安徽省临委决定于次年2月19日召开全省代表大会。然而，1929年初各县党代表抵芜后，却收到会议取消讯息，本希望在会上反映意见的众多党代表极为不满。寿县、阜阳、六安、霍山四县党代表联名上书，批评省临委失职。84郭士杰、朱世衡、王逸常等地方干部更先后以越级报告的方式向中央控告尹宽与省临委的不当之举。此外，安徽部分党员认为，尹宽及省临委的问题还在于缺乏对下级党组织的实际指导。这表现为省临委未建立通畅交通网络，中央指示下达与地方意见上传受阻。朱世衡报告称，全省与省临委发生通信关系的县级组织“不到十县”，关系密切者更少85；王逸常亦指出，1928年3月至10月，六安县委仅收到9封省临委文件，围绕秋收暴动工作的请示亦迟迟无答复86。寿县、霍邱、宣城、郎溪等县党组织长期与省临委失联87，中央文件和六大精神也未能及时传达88。结果地方党组织仍在旧的“左”倾方针下行动，暴动失败后却又被省临委按六大后的组织标准批评为“军事投机”，省地隔膜因此加深。89

  此外，作为外来干部，尹宽不注重工作方法，与安徽本地党员隔膜严重。90第二届安徽省临委成立后，除王步文、王心臬留任委员外，第一届省临委成员大多被调离、贬职。柯庆施被调至上海，郭士杰、李宜春、周范文被调离安徽省临委。影响力大为下降。但尹宽对此安排仍有微词，称对王步文、郭士杰等干部的任用只是无人可用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并非最佳选择。91致中共中央报告中，尹宽认为“党在过去没有工农群众的基础，没有熟练的干部人才，甚至没有一个可信托的积极负责同志”。92他一面整顿安徽本地党员干部93，一面向中央请派外来干部，希冀在中央支持下“重新创造群众基础”94。不过，由于中共各地党组织普遍缺乏干部，尹宽未能得到中央支持，导致“旧基础之完全弃去”而“新的基础并没有建立”。95寿县县委书记刘启元直言尹宽改造党组织的政策“始终不正确”。96

  面对工作失误与本地党员的质疑，尹宽及省临委始终缺乏反思。尹宽主持安徽革命工作后，曾将工作失误归咎于上届省临委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及过去安徽党组织的“机会主义”问题，表示“省委的指导不会错误”。97白沙圩暴动失败后，尹宽不反思省临委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倾向，仍将暴动失败原因归咎于知识分子干部的“软弱性”98，将安徽地方党员的不满，冠以“闹风潮”帽子，而诿罪于人99。对安徽地方党员的意见，尹宽及省临委也未反思自身问题。1929年3月，省临委先后向六安、寿县、霍山、潜山等县委发出指示信，对各项问题作辩护性回应，认为省临委的指导没有问题，目前的困难局面乃基层党组织执行省临委政策时出现的偏差，100进一步激化了省地矛盾。由王逸常致中共中央的两封报告可见，第一封报告尚能维持在工作层面，省临委批评六安县委后，第二封报告用语明显激烈，汇报内容也更多指向尹宽个人。101

  各种纠纷发生后，中共中央对尹宽及省临委态度发生转变。1928年后，中央逐步意识到“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共六大后，中央明确指出，党在过去的暴动策略不正确，各级党组织应予严肃纠正。102面对中央部署调整，尹宽于上海培训期间，消极应对，未贯彻中央指示，“总想动一下”，103导致中共六大精神未传达至安徽各级党组织，“因此下面仍有盲动的错误发生”104。实际上，尹宽此时期思想开始向托派转向，反对中共八七会议及六大以来的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甚至认为国民党已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并传播来自莫斯科的托派文章。1051929年3月，项英在代表中共中央召开的安徽工作会议上，就安徽社会基础与政治形势分析与尹宽产生分歧。项英等中央同志直言，尹宽“还是没有站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政治”，“有点不愿意认错”，尹宽则认为中央同志对安徽“好像有成见”。106问题亟待解决，而尹宽长期滞留上海，与陈独秀、彭述之等八七会议后对中央新路线抱不满情绪者“聚首闲谈”“吃饭看牌”。107安徽革命工作之艰难不难想象。为解决此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试图绕过尹宽，直接了解安徽党组织的情况。1928年下半年，尹宽与王逸常围绕六安、霍山暴动条件发生冲突，中央遂要求省临委派人赴沪共同研究。王逸常途经芜湖时向康荣生反映省临委在经费、指导、交通等方面的问题108；抵沪后，周恩来又召集临时安徽工作会议，重申六大决议并否定尹宽的暴动计划109。1929年3月，中央组织部两次直接接见安徽干部，指出安徽“工作陷于停顿”，“组织是没有了的，关系是断绝了的”。110为此，中央决定重新启用柯庆施为巡视员。111这说明第二届省临委已失去中央信任。最终，中央撤销第二届省临委，停止尹宽职务，以平息“风潮”。

  概言之，尹宽作为中央新路线代表，确曾在反“机会主义”、增强安徽党组织独立性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他忽视安徽具体情势，犯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错误，又未能凝聚地方干部并有效领导群众斗争。“风潮”之下，过左的反“机会主义”、形式化的工农化与个人作风缺陷叠加，放大了省临委领导的脆弱性。民主集中制尚未健全时，组织与纪律难以有效约束领导人，尹宽既无法集中同级干部，也不能对下级党组织实行必要的民主，最终使省地关系由隔膜走向恶化。这都说明，第二届省临委虽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求合作”态度，但并未形成足以独立领导斗争的坚固组织，仍需进一步转型。

四、省临委的组织困境与中央因应  

  两届安徽省临委的革命重心从反“机会主义”到组织群众革命运动，目的都与强化组织转型有关，都必须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建立独立强韧的组织系统，应对国内严峻的革命斗争的挑战。不过，两届安徽省临委存续时间不长，组织构架、大政方针及工作部署在组织转型中才揭开序幕，即陷入组织内耗乃至组织停滞境地，最终被中央撤销。在组织转型背景下，安徽省临委的“两建两废”体现了中共省委创设之初的矛盾纷争与组织困境，表明省委的组织领导确实存在薄弱环节。此情况所以产生，是在革命环境残酷，党的工作方式还不成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民主集中制政党组织原则在中共早期省委组织运行中未得到全面贯彻所致，遂在省委组织集中统一的不同层面、上下贯通的联动层面、执行有力的效果层面存在失范。

  安徽省临委出现问题并非孤例。在组织转型背景下，顺直省委的民主化问题、山东和江苏省委的派别纠纷、湖北省委的党团纠纷、广东省委的央地纠纷，都说明省级党组织普遍面临组织协调不畅和执行能力不足的压力。1928年后，中共中央开始规范省委活动，纠正盲目暴动、协调不畅和工作不落实等问题。中共六大要求省委切实考察地方工作、充实地方机关，保证各地党部有实际指导能力；同时又要求支部和地方党部指导机关由本地组织选出，省委、县市委或区委则加紧指导，以平衡省委权限过大造成的问题112。对于工农比例，中央也不再将工人身份等同于路线正确，强调“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113，反对极端民主化，并要求省委定期召集重要地方干部会议114。由此看，安徽省临委的困境可从领导人选任、职能发挥和基层组织能力三方面加以概括。

  一是省临委领导人选任层面。组织转型过程中，省级层面组织领导人负责落实中央策略，部署具体暴动工作，尤为重要。省临委全面担负一省工作，负责范围广，承担责任重，对领导人各方面素养提出较高要求。若省临委领导人不服从中央决定、决策而随意独断，牵涉面广、负面影响大、试错成本高昂。柯庆施及第一届省临委未服从贯彻组织转型决议，因“机会主义”嫌疑被中央批评，安徽各项工作受中央质疑。尹宽及第二届省临委错误的工作方式及富有争议的行事风格导致遍及安徽大部分地区的“风潮”。安徽党组织陷入内耗，不仅省临委被撤销，各县委工作几近停滞。可见，将一省革命前途系于一人或数人，而非依靠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则不利于工作稳定持久开展。中共中央意识到，组织全省工作的领导人，应当是完全实现革命化、行事稳重、宽猛兼济的党员干部，不可如尹宽般激进无序。

  二是省临委职能发挥层面。八七会议后，中共以“省委”取代“区执委”“地执委”，厘正、强化中央至地方党部的组织关系。然而，安徽省临委职能发挥不当，与辖区内各县委缺乏有效链接的机制。一方面，省临委领导机制不健全，不明了下级和基层状况，决策机制与信息传递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尹宽先听信少数地方干部报告，盲目策动暴动，后又部分放弃对基层党组织活动的指导。又如第二届省临委未将中共六大决议下传，地方党组织无从贯彻六大会议精神，中央政策与工作部署无法落实。另一方面，省临委内部或与基层党组织之间出现分歧时，领导人“惩办式”纪律执行欠妥，缺乏反思，后期甚至不服从中央调解和指示，地方党组织也存在越级报告等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省地隔膜愈发严重。安徽党组织陷入内耗，不仅省临委被撤销，各县委工作也几近停滞。

  三是各级党组织稚弱层面及省地沟通不畅问题。如上所述，组织转型时，为及时弥补反“机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干部缺失问题，中共提出补充工农分子方式固化组织。然而，受限于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及工农干部自身的局限性，许多党部游离于党的组织系统外，能力稚弱。第一届省临委运作期间，中共中央要求纠正“机会主义”错误，而安徽各基层党组织并未落实。第二届省临委运作时期，尹宽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改组方式强化党支部作用，工作却停留在提高工农干部比例等表面文章上。各县委存在过分依赖省临委指导倾向。比如，在中央暴动策略已然缓和的情况下，六安县委仍等待省临委指导，未及时调整工作路线，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经费问题也是如此，若无省临委经费支撑，不仅地方工作无法展开，秘密机构建设工作也受影响。115又如，任弼时巡视安徽时，“风潮”本可得到抑制，但在他被捕后本该召开却被叫停的全省代表大会说明，省委与地方党组织缺乏明确、可持续的沟通渠道。1929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于上海举行安徽工作会议，参加者除尹宽、王教、郭士杰等省临委成员外，还有安徽各地重要区域负责人宋士英、赵凫、刘克力、李乐天、夏子旭等人。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安徽省临委，要求全省各县委、各特区不断调整工作部署并加强组织建设，以期推动党的组织路线的进一步完善和民主集中制政党组织原则的贯彻、落实。116

  在中共六大组织思路指导下，安徽省级党务工作迎来诸多变化。首先，在省临委领导人选任问题上，中共中央认识到，只有政治立场坚定、熟稔地方情况、讲求工作方法的党员同志充任省委书记或全省巡视员，方能提升组织系统的稳定性，避免省委领导人因个人原因影响组织内部团结与工作开展。安徽地方党组织向中央表达了类似建议。第二届省临委遭撤销时，安徽党组织代表团在致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作为“一省工作主要的关键”，巡视安徽人员“以本省人充当较为适当”，“以曾做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培养出来的干部（或能明了下层情形者亦可）较为合适”。117大方向上，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就省委书记或全省巡视员的任用标准达成一致。193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上海的安徽同志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安徽省委组织。118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成立，王步文任代理省委书记兼宣传委员。119王步文长期在安徽从事一线革命工作，历经政治考验，深受中央与安徽地方党员信任。如此，既可规避第一届省临委时因地方性特征明显而产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即与中央路线之间的错位问题，又能避免第二届省临委时期外派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疏离问题。在王步文领导下，安徽党组织在开展群众斗争、凝聚革命力量及扩大根据地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比如，安徽省委成立后，王步文认为省委今后需尤其重视“苏维埃区域”，着力“整顿红军，改造成分，加紧训练”，“切实由群众选举苏（苏维埃——引者注）政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更提出“苏区应集中起来成为总的指导机关”。120放大研究视野可发现，此时中共中央正着力组建鄂豫皖特委，整合大别山区不同区域党组织，整顿、改造该地红军。121可见，王步文的革命策略贴合中共革命向苏区发展、延伸的总体趋向，省委工作值得肯定。

  其次，在省临委职能发挥问题上，中共中央调整组织框架，设置中心县委，加强中央、省委与基层党部之间的组织联系。122第二届省临委撤销后，中央决定：“健全地方党部尤其中心县分的工作。由中心县分指导和帮助各县工作的开展。健全一切地方党部的组织，尤其是中心区域。划分全省为几个中心区域，作邻县的中心，以指导并帮助一切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另外，中央在安徽建立芜湖、安庆、六安、阜阳四个中心县委后，“由中央分区派遣巡视员，巡视各县区的工作，尤其中心区域的工作。巡视员不仅传（达）中央的政治主张和一切策略于地方党部，尤须很切实地帮助一切工作的建立，使工作得到正确的指导与进展”。123

  中心县委设立后，中央-省委-中心县委-基层党组织的纵向组织架构形成，强化了上级党组织对其下属各县委的领导能力。一方面，中心县委与中共中央联系更加密切，中央策略部署可以直接传达、落实至地方党部。另一方面，中心县委继续接受安徽省委指导，讯息获取渠道更加多元。而且，中共中央以中心县委为单位，派遣中央巡视员的做法，复为地方党组织增添一层保障，组织韧性显著提升。中央还指出：“邻近县分向中心县分党部报告，中心县分须给予答复，并将此答复即报告送交中央审查。如遇有中央巡视员在该地时，则解决问题时须由当地党部与巡视员共同解决之”。124此部署若得贯彻，则能够有效整合县区革命力量，推动基层革命形势发展。各级组织关系隔膜、上级对下级缺乏指导等问题将得到缓解。

  安徽省委还加强其下属各县委间革命工作的协同往来。梳理两届省临委时期省地间来往信件，不难发现，此时各市、县党组织基本上仅与所在地区的上级党组织联络，彼此甚少沟通，遑论合作。在中心县委指导下，负责范围内各县党组织的合作意愿、协同能力得到加强。以六安中心县委为例，1930年上半年，皖西党组织在六安中心县委指导下建立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六安县革命委员会、英山县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广阔的“六霍苏维埃区域”。125日后形成规模化效应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正是诞生于此区域活动的数个中心县委。故此，介于省县之间的中心县委设立意义可谓重大。不仅如此，前一时期，安徽区域内的苏区党组织与白区党组织间存在关系不紧密的问题。中心县委设立后，对协调地方党组织工作发挥了坚实的作用。比如，阜阳中心县委成立后，恢复地方党组织，重新开始组建游击队。1931年方英进入苏区前，在寿县上奠寺召开寿县、阜阳、凤台三县联席会，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后将之划归苏区皖西北特委领导。126又如，沈泽民与舒传贤进入苏区前与当地中心县委负责人召开会议，成立皖西中心县委，接受苏区中央分局与皖西特委领导。127这些举措有效打破了苏区与白区党组织间的隔膜，促成安徽党组织进一步整合。

  再次，针对省委之下各级党组织的稚弱化以及省地组织工作不畅的问题，中共中央亦做出了一系列调整。针对六大前的组织状况，周恩来反思道，中央过去以省委为重点，直接派遣干部至各省委任职的做法，存在忽视基层党组织的倾向，“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反足以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为此，中共中央规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128具体至安徽党组织，中央指示 “经过地方党部去切实的建立工人支部”，“集中人力去健全地方党部的组织”，“深入群众去领导日常斗争，以争取广大群众于党的周围”。129这实际上更改了原先盲目补充工农分子进入领导层的做法，使地方干部经过锻炼，再担负领导职责。在安徽省委指导下，安徽各区域党组织自下而上地得到充实。除联络沟通外，省临委建立中心县委、直接管理皖南的做法，便是强健地方党组织、凝结力量、强化指导的体现。中心县分之下的党组织，省委也予以充分关注。比如，针对芜湖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王步文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亲自指导恢复基层党部，建立12个党支部，发展党员，将有组织关系的地区划分为芜湖区、安庆区、屯溪区与宣城区。130地方党组织的强化与六大后中央要求省委定期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之决议形成双管齐下之效，避免“风潮”中地方党部薄弱及代表大会被随意终止事件的再次发生。可见，中央不再仅仅倚重省委一级“架空的组织”，而更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充实，在基层党组织基础上“造党”，提升其向上反馈基层情况、讨论理解并执行上级决策的能力。这些调整为民主集中制的落实创造了条件。从建党至1927年6月，党章虽未明确出现“民主集中制”，但已开始强调纪律与集中统一。131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正党章，首次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32；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重申各级组织隶属关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133。其核心在于把民主讨论与集中执行结合起来，通过集中统一、上下贯通，实现中央与地方、民主与集中的良性互动。安徽省临委的曲折经历，正说明民主集中制需要在具体组织运行中不断中国化、具体化。

  概言之，第二届安徽省临委成立后，虽然基本落实了中央的政治路线，使省临委完全摆脱了对国民党的“求合作”态度，提升了安徽党组织的独立性，但亦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安徽党组织的组织转型仍在进行。对此，中共中央调整策略，转变省级党组织领导人选用思路，更正盲目补充工农分子的做法，疏通省委与下级党组织联络通道，增强地方党组织韧性，恢复、发展安徽革命形势。不仅如此，在王步文主持下，安徽省委促进了苏区的建设及苏区、白区党组织的融合。安徽省党组织的问题虽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但其重视苏区、广大乡村及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思路与日后“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存在诸多贴合之处。起码在组织层面，安徽党组织初步建立了民主集中体制，较之前更团结，更能妥善执行中央政策，这已然迈出了中共安徽组织建设工作的坚实一步。应当说，安徽省委在存续期间基本完成了组织转型，真正成为由成熟革命者领导的独立型革命政党组织。

五、结语

  组织转型是包含组织建立、调整与实践的综合体，涉及的不仅是组织的框架调整，更包含组织功能与组织间联系的转变，最终指向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健全与完善。中共自成立起便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努力避免有组织之名而无组织之实的倾向，认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党的机关体系建设，即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就在推进党的组织，执行党的政治的与技术的职任”。134

  五大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进行大调整，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布局。135根据五大《组织问题议决案》与新修订党章规定，中共取消“区执委”“地执委”建制，改为按照行政区划，设省委员会、市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基层组织是支部。其中，中共非常重视推进组织体系中的省委创设。一方面，省委创设后，整个组织更加适应地方行政区划设置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可衍生为同级地方行政机关；另一方面，国内革命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共面临组织转型挑战，以省委为主要管理层级和区划制度，能够有效将全国各地置于区域化管理的组织网络中。中国传统的“省”被创造性地纳入中共革命需要的动态变动体系之中。136

  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中共组织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既有大革命时期先天发展之缺陷，如民主集中制久未确立造成的“委派制”“家长制”作风，又存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如反“机会主义”造成的盲动与增加工农比例造成的组织稚弱化问题。“自省委成立指导机关起，都是偏重于架空的机关形式，没有切实地集中力量去指导工作、执行工作”，“党组织机关所表现的只是个人意气的斗争、无所谓的纠纷，一切不正确观念层出不穷”，“党的政治主张、策略，既不能传达到同志中去，更谈不到予群众以影响”。137可见，组织转型中，无法调和内部歧见、消弭意气之争、保证决议贯彻等问题逐渐暴露。138省委组织存在涣散化现象，在领导、决策和执行中未能做到集中统一、上下贯通与执行有力。为解决省委制度早期实践困境，人事调整与组织建废时常作为可选方案，安徽省临委的“两建两废”就是明证。唯有努力在各级党组织中贯彻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将民主集中制政党组织原则落实至中国革命实践中，方可真正解决问题。1391929年5月，第二届安徽省临委被撤销后，中共中央方开展省委制度层面的相关调整。

  总而言之，为应对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中共开始在全国架设省委组织，随之产生一系列矛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创设省委制度，应对国民党右派进攻，组织转型自此开始。然而，中共此时对国民党左派仍存幻想，在人事任用上倾向过去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之干部，造成第一届省临委的“半独立”情况，组织转型十分有限。“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及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通过反“机会主义”与增补工农分子比例，继续推动安徽党组织转型，第二届省临委独立性得到提升。但是，在尹宽领导下，上述措施引发诸多问题，造成全省范围之“风潮”。为促成安徽党组织进一步转型，中共中央完善省委领导人选任，加强省委与下级党部间联系，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王步文领导下的安徽省委，标志着独立、成熟领导能力的形成，安徽省委终于由最初的对国民党“求合作”的合作型革命政党组织，发展为由成熟革命家领导的独立型革命政党组织。这些措施在六大上得到明确，不仅是组织转型的需要，强化民主集中制政党原则的有益探索更具有普遍性方法论意义。

  当时的省地矛盾与组织困境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于领导机关未有正确指导路线，不清楚下级机关情况，决策执行相对随便粗疏。这是中共立足中国革命实际，逐步深入理解、践行民主集中制政党原则过程中的挫折。党对民主集中制政党原则认识的逐步清晰与实践上的具体化，从时间上看，紧随中共组织转型与省委制度的创设运行，显然并非简单巧合。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落实，需要领导人作风改进、组织架构调整与稳固党组织的相应配合。中国化、具体化的民主集中制政党组织原则，在中共各级组织体系与革命政权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建设，进而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共政策转变与大别山区红军的武装整合研究（1927—1939）”（23BDJ080）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