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南方与当代世界体系的危机*

一、引言

  在过去数年，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在各个层面均出现重要的变化。比如，从经济层面上看，在美国对外发动关税战、贸易战的背景下，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受到剧烈冲击。哪怕抛开戏剧化的关税战不提，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规范也已经发生转换。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的贸易限制条款达到大约三千例，相当于2015年的五倍之多。①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世界各地冲突明显加剧，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持续军事冲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残酷镇压，再加上美国公然绑架主权国家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美欧之间关于格陵兰岛归属的矛盾，美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及更广泛的政治议题方面的张力等。

  各种具有百年变局标志性的事件在当下交汇，意味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可能已经难以维持。冷战结束时，以美国和西方为典范的现代化道路和全球化格局曾在世界上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一时间历史似乎“终结”了，可仅仅过去三十年，当今世界已经在各个层面出现“礼崩乐坏”的迹象。

  整体来看，当前世界体系遇到的挑战至少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共识开始发生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框架下，在政治上以“人权武器”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凭借科技、金融的领先地位以及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掌控，在军事上通过对“不听话”的政权发动打击报复的小型局部战争，基本构建起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国际体系的运转规则。

  然而，在过去十年，美国通过恶意制裁和贸易战，以及所谓的“脱钩”等行径，主动破坏其曾经主导构建的全球化格局。在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智囊、关税战的头号理论家米兰（Stephen Miran）看来，美国为了维持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付出包括自身工业衰落的沉重代价，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来维护其霸权。长期被美国鼓吹为圭臬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华盛顿共识”，由此遭到巨大的冲击。②

  对现有世界体系的不满是西方精英阶层普遍的态度。以美国为例，与共和党特朗普政府貌似有诸多不同的民主党拜登政府，不仅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和制裁，而且大力推行跟自由放任理念截然不同的产业政策。拜登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23年提出所谓“新华盛顿共识”。他直言，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共识。③他提出的新共识包括不再追求私有化和小政府，转而强调产业政策和公共投资，以此来实现国家目标。④在这样的路线指引下，西方国家有着清晰的政治意愿，决意对既有的世界体系进行重塑和改造。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体系带来新的动能和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盲目追随“华盛顿共识”，而是灵活地利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依靠自己的奋斗推动实现巨大人口的现代化。基于庞大的人口和资源储量以及广阔的市场，全球南方国家在过去二十年取得相当的经济成就。此外，全球南方国家还积极地探索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引导下，金砖国家组织在过去二十年逐渐成形并壮大。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金融投资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和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都是在金砖国家的支持下建立的。它们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之外的新选择。金砖国家还设立了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在成员国面临短期国际收支压力时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稳定以及全世界的金融安全。

  西方政客常常从地缘政治角度指责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比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其标志性的纪念尼克松的演讲中，提出要检讨尼克松时代以来的路线，认为美国选择接触中国，吸纳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非但没有实现美方预期的和平演变，反而促成更加强大的中国的出现，削弱了美国对世界的统治。⑤上文提到的沙利文鼓吹的“新华盛顿共识”，以及米兰主张的关税战理论，其理论假想敌实际上都是中国。当然，这些政治言论本身也是一种宣传，并不能当成事实来看。不过至少在宣传的层面上可以看出，中国（以及全球南方）的发展似乎成为美国和西方决意重设游戏规则的核心因素。

  然而问题在于，从很多常规视角来看，中国不是直接推动世界体系发生激烈变革的因素。中国在外交上长期秉持和平稳健的立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惠及自身，更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全球创造了巨大经济红利，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西方与中国固然长期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甚至种族主义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些长期存在的差异难以解释最近十年世界体系的动荡。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变动以及中国乃至全球南方崛起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处的世界体系，指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在国际宏观层面表现为美国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者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秩序。正如列宁在一个世纪前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⑥列宁在分析当时帝国主义的动态时，就强调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实际上来源于对于大部分国家剩余劳动的盘剥。

  帝国主义不仅对外的秩序依赖于此，对内的秩序也是一样。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⑦由此可见，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条件的支撑，其根本上则是基于美国等中心国家通过暴力和非暴力手段从世界体系中集聚的剩余价值。如果世界体系发生动荡，很大可能是帝国主义获取全世界剩余价值的渠道出现了问题。

  基于政治经济学对于帝国主义与剩余价值的分析，本文从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入手，对中国、全球南方与当代世界体系危机的关联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有关中国发展与世界体系变迁的相关理论与研究预判进行批判性回顾和梳理；第三、四部分分别从贸易和投资维度展开经验分析，实证考察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第五部分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全球南方与中心国家之间的剩余转移变化，由此探寻世界体系动荡的原因；最后是对本研究进行总结。

二、对部分讨论的批判回顾

  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既有关于中国与世界体系关系的研究大致围绕着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中国与西方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实力可观，保持主权和独立性，跟大量相对落后、综合实力相对弱小的全球南方国家相比，差异明显。部分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有成为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可能，即存在走向帝国主义的趋势；另一些观点则对此持否定态度。如前所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判断这一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分析一国的绝对体量大小，也不在于其政府与西方的关系，而在于分析这个国家是否加入对世界大部分人民进行压迫和盘剥的俱乐部。

  第二个问题同样重要，即中国与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之间的动态关系如何。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的发展是否强化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并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注入动力，实际上对于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具有维护和增强的作用。这种观点貌似有一些直观上的印证，但是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实质上威胁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削弱了美国中心的秩序。辨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帝国主义秩序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等老牌中心国家从世界各国获得的剩余价值在总体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基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既有代表性观点可以进一步地归纳为四种（见表1）。首先，如果认为中国崛起没有削弱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这就意味着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小群体中的低级成员，在理论上这种观点可以被归纳为“次级帝国主义”（表1中的帝国论版本1）。

  “次级帝国主义”的提法首先由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在其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政治经济的分析中提出。他基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资本积累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工业品出口。巴西当时在推进工业化发展，开始大量出口工业品，但是其工业明显不能跟西方发达国家竞争。马里尼由此将巴西的状况称为“次级帝国主义”。⑧这一理论分析实际上并不严密，因为工业品出口早就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利，把工业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划为“次级帝国主义”容易泛化帝国主义的概念，而不能抓住帝国主义从全世界攫取剩余价值这个关键点。⑨当前，南非学者邦德（Patrick Bond）是运用该概念分析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对金砖国家的研究中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构建的各类新型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具有“次级帝国主义”性质，同时他又认为这种“次级帝国主义”金融根本没有对帝国主义金融形成挑战，而是维持甚至加强了西方的金融霸权。⑩

  如果研究者认同上述帝国主义发展趋势，认为中国崛起对现有秩序造成威胁，那么在理论上自然会推论中国崛起是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表1中的帝国论版本2），无论结果怎样，都会重建某种帝国主义秩序。这一理论观点在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上文中的米兰和沙利文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论述就有所体现。此外，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一直主张崛起后的中国必将在各个方面挑战美国，而这种对手关系是结构性的，并非某种政策所能够改变。11他将其称为“不可避免的对手”，而这也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此外，以“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闻名，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针对大国崛起对已有秩序的威胁，以及大国之间的冲突倾向问题，也基本秉持一致的理论立场。12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不属于霸权或者帝国主义，同时又认为中国崛起有助于现有世界体系的稳定，这就构成第三种思路（表1中的仆从论）。例如，在刊发于《新左派评论》的一篇文章中，社会学家孔诰烽（Ho-fung Hung）认为，中国崛起不可能挑战美国霸权，而只是历史上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规模重复。中国廉价的商品和人力成为对美国霸权的支持，美国则扮演了终极消费者的角色来消化中国的巨量产出。13在这种分析框架中，美国与中国形成互相依赖而又结构性不平等的关系，而中国在这样的叙述中被视为美国的“管家”。

  上述三种思路在国际学界颇具影响力，几乎涵盖各种政治倾向。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论述存在的局限非常明显。那些主张将中国归为“次级帝国主义”的学者实际上难以提供理论和经验层面均有说服力的论据，在论述中往往把大国的发展天然地等同于帝国主义，将国家影响力等同于霸权，因此不免经常把“帝国主义”这一结论作为前提来使用，更无法科学地对世界体系的变化进行分析。14而主张中国崛起不会动摇美国及西方国家霸权的学者，一方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在很多领域实现成功赶超的事实，另一方面也难以解释为何西方有大量政治和经济精英对中国存在敌意和恐慌。

  本文的分析支持相对少见的第四种思路（表1中的帝国主义秩序危机），即认为中国不属于帝国主义，同时其崛起挑战了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晚年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中的部分理论可以归入这个阵营。15阿瑞基将斯密设想的市场经济与后世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更接近斯密描述的市场经济，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随着美国的衰退和东亚的复兴，世界可能正在朝着一种更古老的、多中心的全球秩序回归。本文与阿瑞基的分析存在显著差异。阿瑞基的分析不仅并未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展开，没有提供更缜密的经验证据，而且他把“斯密式的市场经济”单独界定为一种模式，这一论断在理论界是否能够形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视角，对上述两个理论问题做出回应。在帝国主义秩序下，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是中心国家，具备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其获取渠道包括投资和贸易两个途径。从投资角度来看，要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至少需要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从贸易角度来看，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是不平等交换，即在与他国的贸易过程中以较少的劳动时间换得更多的劳动时间。本文接下来沿着上述分析框架，结合详细数据，从投资和贸易角度依次展开论证：首先，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并不具有帝国主义地位；其次，中国崛起削弱了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本文将基于对剩余价值——尤其是对不平等交换趋势的分析，揭示中国崛起何以对现有世界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 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与回报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资本输出具有重要地位。列宁认为，资本输出在落后国家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率，为英法德等国带来巨额收益，“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16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帝国主义会不遗余力地输出资本。然而，从当今世界发展经验来看，资本输出并非自动发生。如果说在政治和军事上瓜分世界的时代，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也许乐于在其殖民地进行投资，那么在殖民体系瓦解，全球南方普遍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就会面临各种无法避免的偿付风险和政治风险。尤其在周期长的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如果不能实现快速盈利，其整体投资规模就会大幅削减。事实上，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苦于无法得到国际投资，往往只有接受相当苛刻的条款才能获得西方的金融支持，这本身也构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霸权的一部分。因此，在分析资本流动时要考虑具体的历史情境，尤其要考虑资本流动的相对规模和回报率。

  进入21世纪，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呈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影响十分明显，没有呈现流入或流出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21世纪初，中国资本流出一度增加，这在很大程度是对外出口以及外汇储备（比如美国债券）快速积累等因素造成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出口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金融账户流出减少。在2018年特朗普初次上台，美国开启对华贸易战之后，资本流出又开始增加。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整体对外投资的回报相对较低。2010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与外国对华投资收益率变化幅度较小，前者始终比后者低约三个百分点（见图1）17。从绝对量来看，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投资收益始终低于外国对华的投资收益。其中，在2020年到2024年间，这一差距均超过1000亿美元。

  以下将针对对外资本流动中的直接投资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在各类国际资本流动中，对经济发展最有推动作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直接投资长期处于净流入区间，这意味着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比中国输出的更多；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其对外直接投资关联不紧密。

  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的地位。下面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分析对象，参照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分类标准，围绕中国对各类国家的整体资本输出特征展开讨论。之所以这样分析主要出于以下几点：第一，在剔除外汇储备资产之后，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对外资产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其规模远超其他类别；第二，相比证券投资等短期波动性强、存在外逃现象的资本，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实体经济，具有长期可持续、结构明显、经济贡献高的特点；第三，世界银行基于人均国民收入（GNI）将世界各国分为四个收入层级，与人均GDP相比，人均国民收入更全面地体现了一国居民在全球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18

  图2展示了2016年—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各收入水平国家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份额。可以看出，中国对于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一度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达到其外资流入总量的20%，尽管自2018年以来基本处于下滑状态。截至2024年，中国对各收入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总的外来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约为5%。

  考虑到投资存在长期积累效应，除了流量视角，从资本存量视角展开分析也有重要意义。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数据库的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占输入国的份额，呈现按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依次递减的排列顺序；美国则是完全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顺次排序。这其中的反差耐人寻味。表2对比了2024年中国和美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占后者吸收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份额。在世界各国总体的外来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国在除了低收入国家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的份额都在5%以下，在低收入国家中份额稍高，也不超过6%。美国在除低收入国家之外的各收入组别中所占比重均高于中国，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占据近四分之一的外来资本份额；另外，美国基本不在低收入国家进行生产性投资。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资本流动并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较高收益，其回报率甚至长期低于外资在华投资回报率，因此很难得出中国依靠资本输出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结论。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来看，中国对外生产性投资虽然保持一定规模，但是在全球所占份额仍然相对较低。其中，中国对于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力度明显高于美国，这一方面反映出以利润为导向的国际资本流动长期并不愿意进入这些国家的现实，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对全球南方国家有较强的投资力度。尽管相关投资项目本身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不应该被简单地定性为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输出，而更应该被视为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有力支持，为其提供西方金融体系之外宝贵的替代性融资渠道。

四、 对外贸易与不平等交换

  在世界体系中，由于各国在产业结构、市场定价权与货币金融地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少数发达国家往往能够以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换取其他国家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是美元霸权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不平等交换格局。这意味着，部分国家能够在国际交换中实现对他国剩余劳动的占有，从而形成劳动时间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理解帝国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渠道。既有研究尝试将不平等交换的概念从劳动时间扩展到生态资源，本文则把研究范围限定于劳动时间层面的不平等交换和剩余劳动的转移。19

  对贸易领域中不平等交换的分析，可以从劳动贸易条件这一角度展开。直观来看，假设中国出口1000美元的服装，并换回1000美元的电子产品，这一交易在市场意义上是等价的，但是商品所蕴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等价。中国出口的1000美元服装可能蕴含10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国外的产品可能仅蕴含5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在此情形下，中国对外劳动贸易条件便体现为：需要以10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换取别国的5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交换中向对方转移了5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

  基于各国平均劳动时间与进出口数据，本文测算出世界各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20图 3 依据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标准，展示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四组国家对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其中，平衡点对应的劳动贸易条件为 1，表示该组国家平均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即双方在劳动时间交换上处于平等地位。若某组国家对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大于 1，则表明该组经济体总体上需要在每单位商品上耗费更多劳动时间才能换取中国单位价值的商品，在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反之亦然。

  图3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低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均大于1，且两组国家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在2008年—2022年均明显提高，表明这两组国家在与中国的商品贸易中持续存在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且其不平等程度在近二十年中显著上升。中高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总体呈恶化趋势，并于 2012年—2013年前后稳定超过 1，但其始终低于 2，表明该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在劳动时间交换上仍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此外，尽管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贸易条件持续改善，但整体仍处于劣势。1995年，高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为0.081，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中国需投入约 12 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所生产的商品，才能换取高收入国家 1 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对应的产品；2022年，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已提高至0.292，增幅达到260.5%，然而从绝对水平来看，中国仍需投入近3.5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才能交换高收入国家1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的商品。这表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中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交换。

  当我们将视野放至全球而非仅仅双边关系，则会发现劳动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并不能支撑中国已成为中心国家或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尚未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其在世界体系中更接近介于外围与中心之间的半外围国家。

  图4展示了中国、美国及其之外的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 G7）对世界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其中，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从1995年的0.185增长至2022年的0.900；美国则从1997年的4.677增长至2022年的5.907，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有较大的增幅。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之比从1997年的24.130缩小至2022年的6.557，但差距仍然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剔除美国后，七国集团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反而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5.455下降至2022年的4.373，下降约19.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此期间，除美国以外的中心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优势有所削减，而这种变化与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的改善存在反向对应关系。

五、 剩余转移与秩序危机

  劳动贸易条件的变化，反映了世界体系中剩余价值转移的方向与幅度的变动情况 。虽然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在过去十几年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不足以表明中国已进入中心国家行列。尽管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仍属于量变范畴，但由于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已经对当代世界体系以及帝国主义秩序产生了质变级别的影响。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于从全球南方攫取不断增长的超额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上层建筑和由世界“规则”构成的帝国主义秩序。因此，由中国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于挑战这一秩序具有深远意义。

  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美国和其他中心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从大部分国家所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可以视为一种帝国主义贡赋。从不平等交换的计算角度看，这种贡赋其实就是双方的贸易额度乘以每一单位商品价值里面蕴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别。

  根据本文测算，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等主要全球南方经济体对美国劳动转移的规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阶段也正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以中国为例，1995年其向美国净转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约为260亿小时，至2007年达到样本期的峰值，约为692亿小时。如此规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对应的商品为当时世界体系的运转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开始，中美贸易规模下降，加上产业升级改善了中美贸易中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中国对美国的净劳动转移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中国尽管仍然是由于不平等交换而向美国转移劳动的主要被剥削国家，但每年通过商品贸易向美国净转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2007年的692亿小时降至2022年的约416亿小时，降幅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是最高的。除了中国，巴西与俄罗斯都在21世纪头十年明显减少对美国的净劳动转移。尽管印度和墨西哥对美国净劳动转移仍保持增长态势，但是中国自2008年以来对美国的净劳动转移规模呈下降趋势，事实上抑制了美国获得的净劳动转移总量的上升，而且成为2010年之后美国净劳动转移规模没有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21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除了美国之外的七国集团国家，那么趋势同样明显。图5展示了在过去二十余年间，美国以及其他七国集团国家从全球获得净劳动转移量的变化趋势。事实上，虽然美国尚能在经历波动之后维持一定规模的净劳动转移数量，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则没有如此幸运，其获得的净劳动转移数量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滑。在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里奇（Andrea Ricci）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测算国际不平等交换，其计算结果显示：从1990年到2010年，中心国家获得的净劳动转移数量每年增速超过8%，而从2010年到2019年，这一增速下降到1.5%。22这一变化趋势与本文的分析结论高度一致。

  总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和劳动贸易条件的改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陷入危机的可能原因之一。尽管并不存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明确意图，但是由于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和少见的发展速度，中国崛起实际上极大地限制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从全球攫取剩余价值。如前面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本来就依赖于从世界攫取贡赋来作为其运行基础。当代帝国主义秩序就建立在一度不断增长的贡赋之上，哪怕这种增长速度只是放缓或停滞，也很可能是其难以接受的。

六、 结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当代世界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危机征兆，继而从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出发，运用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贸易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对外资本流动总体上不具有帝国主义特征，反而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西方国家之外的重要的生产性投资；从对外贸易来看，虽然劳动贸易条件实现了长期改善，但尚未达到均衡状态，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整体仍处于半外围位置，不能被归为帝国主义国家。

  那么，中国等国家的崛起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关系如何呢？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后，在不平等交换格局下，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劳动转移，一度明显强化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并由此推动了全球化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历史证明，这一重大变革并未也不可能带来所谓的“终结”。帝国主义秩序本质上是少数人、少数国家统治多数人、多数国家的机制，而这样的机制无法真正将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其中，也难以从整体上支撑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

  本文的分析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只有在现有的体系中谋求霸权，才能对帝国主义秩序形成威胁。这些国家崛起的过程，本身就可能限制帝国主义从全球攫取剩余价值，推动帝国主义秩序走向危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中国，其跨越式发展极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于国际理论界长期关注的两个问题给出明确回答：一方面中国不属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确对既有帝国主义秩序带来挑战。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即便尚未主动触及帝国主义秩序的所有方面，也已然释放前所未有的变革动能，使得当今世界体系难以继续维持。这既是帝国主义自身发展内在矛盾的体现，也正是当今世界“礼崩乐坏”的物质基础。

  *本研究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全球南方视域下的国际电影节网络及中国参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26CYS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