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若流：广东作为流动性的一个积极意象

一、嘉禾望岗的两副面孔

  广州地铁嘉禾望岗站对创作者的持续吸引力，源自一则无从考证的都市传说：一对情侣因命运殊途，在此分别，一人北往白云机场，一人南赴广州南站，自此再未相见。嘉禾望岗也因此被称作“分手圣地”，见证了无数广东流动人口的离别。2022年，由邓澄创作、刘莉旻演唱的粤语版歌曲《嘉禾望岗》，充分调用了这一由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无奈与遗憾：

  方向北你奔向新生／方向反我逗留受困／没料到人海中一转身就已是一生……你飞向了天空／我心跳已失踪 ……我孤坐快车中／眼睛刺破天空①

  2026年，海来阿木与吴欢创作的普通话版《嘉禾望岗》则再度延续这一母题： 

  有你的过去我过不去／下一站我们就各奔东西／分手在嘉禾望岗的夜里／最后一次把你送到这里／前路各珍惜②  

  除上述两首流传较广的《嘉禾望岗》外，至少还有2024年发行的广东本土音乐人布鲁昔创作的《嘉禾望岗》与罗嘉辉演唱的《嘉禾望岗2024》两首作品，同样将嘉禾望岗与“分手之地”绑定在一起。换言之，最迟自2022年起，嘉禾望岗已从最初仅流传于坊间与社区论坛，由匿名者记录的都市传说，经由成熟的公共文艺作品固化为一个与“无奈离别”相关的情感意象。这一情感意象，又由嘉禾望岗地理位置所象征的流动性催生：向北衔接白云机场通往“世界”，向南连通高铁贯通“城际”，向东接驳从化串联“城乡”。而嘉禾望岗所在的白云区嘉禾街道，是流动人口占比超九成的城中村，正是众多“广漂”在广州落脚的第一站。③

  然而，倘若我们从这一已然定型的意象中暂时抽离，便会发现它尚有可商之处。按常理，一对从广州市内出发、分赴机场与高铁站的情侣，告别的最后一站大概率不会是嘉禾望岗——若依依惜别，理应直接送至目的地；若讲求效率，则更可能在地铁二号线中段某处分别。更合理的猜想是：他们本就住在嘉禾街道，自嘉禾望岗上车后便各奔前程。换言之，嘉禾望岗不是告别之地，而是共同的起点。如此一来，嘉禾望岗的两副面孔便显现出来：它远非空荡荡的“分手圣地”，而是终日人潮涌动的生活现场。流动性不再是命运颠簸之下的被动遭遇，而可能是个体主动选择的常态化生存方式。

二、流动性作为现代问题

  从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到韩炳哲的“倦怠社会”（the burnout society），再到项飙的“悬浮”（suspension），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引起大众广泛共鸣的“出圈”社会理论。究其流行之原因，或许在于它们适逢其时地叙述并命名了当代中国人正在切身经历的弥散性焦虑。而这些理论的共通之处，正是将流动性诊断为现代生活的核心病症。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以物理学中的“流体”为意象，为全书奠基。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诸种形态虽然彼此迥异，但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共同的脆弱性、暂时性与易变性。现代人永远处于“成为”（becoming）之中，回避完成，始终停留在未界定（underdefined）的状态。鲍曼将此概括为：“变化是唯一的恒常，不确定性是唯一的确定性……没有任何‘终极状态’在望，也没有人企望它的到来”。④这种流动形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鲍曼曾以洛克菲勒与盖茨作对比：前者执着于永久占有工人、工厂与油井，代表建立在恒久存续与绝对控制之上的“固体现代性”；后者则摆脱了对固定劳动力与生产场所的依附，将自身投入无限延展的可能性网络之中，正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典型缩影。⑤

  近年来被国内学界广泛译介的韩炳哲，同样将流动性视作现代社会的核心批判对象。⑥在韩炳哲的理论体系中，现代人之所以始终深陷“倦怠”状态，正是由于社会形态从工业时代的“规训社会”，转向了资本主义晚期的“功绩社会”。相较于规训社会依赖稳定身份、固定岗位的劳动力模式，功绩社会更需要能够自由流动的个体，以此提升生产效率，强化整个生产流程的运转。⑦这种社会形态要求人们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坚信自身能够突破现状、实现自我，最终也让个体沦为不断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⑧

  如果说鲍曼与韩炳哲的批判植根于其对欧洲社会的观察，那么项飙则从当代中国的本土社会经验出发，提出了“悬浮”这一核心概念。在他的研究视野里，从广州“两班倒”的出租车司机、东莞频繁换工作的年轻厂工，到不断延长工时的助理教授，这些看似身份迥异的群体实则共享同一种生存状态：频繁流动，高强度劳作，主动暂停常规的生活节奏，只为短期内快速积累收益，尽快脱离当下处境。⑨项飙指出，人们被这一本该属于生活的“例外状态”的“悬浮”过度消耗，既无心经营身边的“附近”（nearby），也无暇筹划不远的“将来”（near future），所有的气力都仅用来维系一段不稳定的当下，却又因对流动的预期与想象，始终无法扎根于此时此地。⑩

  相应地，诸多针对现代流动性困境的“药方”，都指向重建某种生活稳定性。鲍曼以自己与妻子长达61年的婚姻作为健康亲密关系的范本，批评约会网站将择偶变成无限选择的商品市场11；韩炳哲提倡“深度无聊”“专注观看”“禅修”等生活技术，旨在帮助人们从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节奏中抽离，获得心安静止12；项飙与严飞等人提出“重建附近”，希望个体跳出对远方世界的空泛执念，与当下周遭的真实生活建立深度联结13。

三、“下海”：广东的历史意象

  当然，上述三种理论本身有其更为复杂的脉络。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够引发当代青年的强烈共鸣，无疑是因其暗合了当下普遍存在的渴望“上岸”的时代心绪。已有学者留意到，2020年前后，“上岸”一词开始在网络平台广泛流行。最初，“上岸”指通过“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获得稳定工作，后续语义逐步拓展，涵盖考研升学、求职就业乃至婚育抉择等诸多层面，泛指一切“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变动中寻求稳定”的活动。14有趣的是，“上岸”一词的此类用法，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下海”热潮相对的逆潮流行为。有学者统计，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人民日报》对“下海”的讨论显著增加。1992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曾刊发《不下海学不会游泳》一文，作者写道：“不下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是学不会游泳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民观念的进步，而观念的进步又是我们继续改革开放的本钱和动力。”15“下海”更在1993年登顶《大学生》杂志评选的十大流行语榜首。

  四十年过去，“下海”所蕴含的那种对安稳现状的不满、对既有社会结构的反叛、对改变的渴望、对不确定性的主动拥抱，似乎已成为一个只属于经济上行期的过时意象。不过，随着“抢滩”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发觉，所谓“上岸”不过是又一次“下海”，从而陷入更进一步的虚无。这一悖论迫使我们反思：倘若始终将“上岸”设定为生活的终极目标，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在两种同样无效的姿态之间反复摇摆——要么陷入上岸赛道中“内卷”“内耗”式的过度积极，要么滑向“躺平”“佛系”式的彻底消极。

  或许，与其反复从批判流动性的理论中获取短暂的命名安慰，不如重新开掘“下海”这一看似过时的意象中的精神能量，乃至发掘更多拥抱流动性的文化资源。而要寻找这样的资源，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回“下海”隐喻之意的源头：广东。

  事实上，对于中国南端这片土地而言，流动性从来不是一个“现代问题”，而是千百年来与之共生的日常。2018年前后，杨庆祥提出用“新南方”的概念来观察诞生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港澳以至南洋的现代文学作品的气质。虽然“新南方”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其要义是“不服从于任何一种来自外在力量的规划，并在这种规划中向一个‘中心’臣服”的异质性的精神内核。16

  王德威进一步将这种精神属性锚定于地理本身。在他看来，“海洋”是“新南方”文学脱离现实主义传统的根本动力：“闽粤桂琼面向大海，自然激发出波澜壮阔的想象；海洋的深邃与广袤，还有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在在萦绕写作者心中”。他借用加勒比诗人巴斯威特的潮汐论，将“新南方”的文化律动与源自大陆的线性逻辑对举：潮汐是非线性的、反轴心的、跨国境的开放节奏，它不追求终点，不寻求综合，而是在涨落之间自成韵律。17“新南方”所涵盖的这片土地不仅面朝大海，更从亚热带一路延伸至热带——从珠三角的南亚热带季风到海南岛与南洋的热带雨林，长夏无冬，没有北方苦寒之地人与土地的生死纠缠，也没有四季更迭所赋予的那种线性时间感。18

  换言之，在“新南方”，不安定似乎并非例外状态，而是历史性常态；流动不是对稳定生活的偏离，而是生活展开的方式。从下南洋的侨民到跑码头的商贩，从珠江口的疍家人到改革开放后涌入深圳的第一代打工者，广东这片土地对迁徙、离散与流动的那种习以为常，既是历史的反复塑就，也是自然的造化使然。

四、从工厂到流浪：珠三角音乐中的意象

  民族音乐学者亚当·基尔曼在《声音流动性：在中国南方制造世界》中，记录了广州乐队“马帮”的成员生活史。

  管乐手阿飞1981年生于广东北部的南雄农村，家境贫困，中学辍学，18岁来广州打工，辗转多处。2002年他再次来广州，进了工厂，却很快到达了一个临界点：“2003年，我决定了，彻底不做工厂了。我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此后，他走进广州地铁站，成为街头卖唱者。19阿飞用“流浪”来描述自己的生活方式，基尔曼则选择用“vagrant”来翻译。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的语境中，这一概念都既指向一种被迫离开其应有位置的运动（“流离失所”），也指向对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受束缚的主动选择（“放浪形骸”）。贝斯手梵枫1982年生于广西藤县农村，15岁辍学去广东江门打工，通过“打口碟”接触到外国音乐，用攒下的工资买了第一把吉他。谈起当年一心想离开工厂的念头，他说：“在工厂打工、干体力活，不是个事儿，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不过，在小县城组乐队没有环境，去广州又没有收入，只能选择一种“钱花光了就回江门工厂攒钱，攒够了再去广州”的颠沛日子。直到2004年，他下定决心不再回工厂，靠街头卖唱和倒卖“打口碟”维生。当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梵枫笑着称其为“来回折腾”。20

  从鲍曼和韩炳哲的理论视角看，这些生命叙事所呈现的，或许正是从固体现代性向流动现代性的转变：个体脱离固定岗位，进入不确定的自由状态。在鲍曼笔下这是令人焦虑的漂泊，在韩炳哲笔下这是导向倦怠的自我剥削，而在阿飞和梵枫的讲述中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主动性——流动性在这里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选择。

  阿飞和梵枫身上这种对流水线的厌弃，并非珠三角流动人口中的孤例。田丰与林凯玄在《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中记录了深圳龙华三和人力市场聚集的大量年轻务工者。他们与“马帮”成员共享着几乎相同的经历：农村出身，早年辍学，在工厂体验过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消磨。“三和青年”普遍反映，工厂的工作“太机械、太无聊”，“在流水线上做真是生不如死”。21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彻底的流动生活：日结。

  所谓“日结”，即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作，主要集中在快递、工地与保安等行业。在主流社会讨论中，“三和青年”往往被贴上“自我麻痹”“混吃等死”的标签，但是田丰与林凯玄借用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的“反学校文化”概念，将这一姿态命名为“反工厂文化”：他们“不愿做生产线上一颗可被随意替换的零件，而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人”。22与此同时，田丰与林凯玄还注意到，三和式的流动生活之所以能够以一种常态化的方式存在，也离不开广东自身的条件：深圳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临时劳动力的持续需求、物流业的发达、长期人口“倒挂”所形成的移民城市底色，乃至南亚热带气候所允许的低成本户外生存。23

  与“三和青年”选择不同的是，“马帮”将对固定生活的抗拒转化为一种以音乐为媒介的流动性实践。其乐队名就是一个流动性的隐喻：茶马古道上的马队商帮，指向一种延续了上千年的跨越山川的商贸流动。基尔曼研究的另一支广州乐队“玩具船长”则指向海上路线，主唱李奕瀚来自广东汕头的南澳岛，一个千百年来汇聚着海上航线的地方。正如基尔曼所言，这些乐队的名字显示了一种在当代复兴古老的运输和迁徙的生活方式的渴望。24

  如果说项飙的“悬浮”强调的是无法落地的焦虑与对“附近”的丧失，那么基尔曼的“流动”则指向一种对浮游远方世界的兴奋：这些音乐家并不急于“上岸”，而是在流动中主动想象与世界的联结。李奕瀚离开南澳岛来到广州后，发现加勒比、安达卢西亚与南澳岛之间存在一种共通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来自具体的音乐谱系传承，而是来自地方与海洋的关系”。25于是他将南澳方言、闽南语叙事与巴西和牙买加等沿海音乐的元素融为一体，自称其风格为“海洋民谣”。基尔曼总结道：“在李奕瀚的逻辑中，他想象中的加勒比海岛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与他自己在南澳岛的童年是相似的”。26这似乎代表了一种有趣的实验：脱离家乡的流动生活并不是一种需要靠“重建附近”来修正的“悬浮”状态；相反，当人们想象自己漂游至更遥远的热带世界时，“在家”的感觉反而会重新降临。

  林峥在研究“五条人”乐队的论文中提出了“未完成的现代性”（unfinished modernity）这一概念。在通常的现代化叙事中，城中村是一种过渡性空间，终究需要被规范化的城市形态所取代。林峥指出，“五条人”所代表的城中村美学拒绝了这一目的论：“‘未完成’不是过渡阶段，而是不指向完成，因而充满生长性和可能性”。27对流动现代性的批判，归根结底仍然预设了一种担忧：流动性所内含的那种未定的潜能，本质上是一种持续未释放的焦虑，流动终究只是通向更安定生活的过渡状态。但林峥笔下的“五条人”所选择的，恰恰是将这种持续的潜能本身作为反抗僵化生活的方式。“五条人”的一个标志性的美学概念是红色塑料袋，其设计师的说法是：“塑料袋就是一个不守规则的东西，它是随意飘动的”。28这与“新南方”研究者在潮汐、海洋等意象中所提取的非线性、反轴心的文化特征，以及“三和青年”的“反工厂文化”相互呼应。

  与李奕瀚的“海洋民谣”概念相似，“五条人”也用想象远方世界的方式维系城中村的生活。仁科的小说集《通俗小说》中有一篇《地球仪》，开头是对城中村日常的细致白描：垃圾、快餐、“握手楼”、环卫工人、快餐店老板。叙述者对这些“附近”的人并无特别的关心，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存在。随后仁科笔锋一转，写到烧烤档突遭停电，黑暗中只剩下一个快餐店老板买给傻儿子的手摇发光地球仪越转越亮。29这就形成了一种隐喻：维持城中村生活的光，实则来自对环游世界的想象。

  在“五条人”的同名歌曲《地球仪》里，喝醉的歌唱者随着一个破旧地球仪转动，幻想自己在马里共和国钓鱼，从西伯利亚穿行到蒙古国，再从东南亚到俄罗斯；但在现实中，歌唱者所面对的，只是一个脏兮兮的地球仪，上面还落着一只城中村的苍蝇。跨越空间的想象带来了穿越时间的想象，“五条人”最后唱道：  

  我真希望时间都错乱／这样就可以在旧上海碰到周璇／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商／这样就可以／为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做最后的表演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浮华世界，还是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指向的都是更强烈的流动性，而非对安稳的渴望。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北方流行音乐中对流动性的态度。经旭日阳刚翻唱后，汪峰的《春天里》成为某种代表“北漂”农民工心境的经典民谣。和“五条人”对城中村的诙谐态度相比，《春天里》的基调是沉重、悲戚的，漂泊者所梦想的是“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同样，汪峰的另一首《北京北京》里反复吟唱的是“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表达的也是对留下来、扎根、不再流动的渴望。这种差异或许并不仅仅是个人气质的不同。“五条人”所描绘的广州是一个各色人口热闹交汇又不断流转的世界，流动性本身成了一种浪漫的可能；而汪峰塑造的北京，流动始终是一种以稳定为目标的持久匮乏，漂泊者最深切的愿望是不再漂泊。

五、结语

  我以鲍曼、韩炳哲与项飙等流动性的批判者作为对话对象，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所言的流动性有很多不同。比如，鲍曼与韩炳哲的流动性是对现代生活的整体隐喻，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内容；项飙的“悬浮”也并非反对人口的物理流动本身，而是批判逃避改变现状的心态。而本文所讨论的流动性则更接近于一种文化意象或感觉意象，它指向城中村人口的流动生活、音乐中对漫游世界的想象，也指向广东千百年来面朝大海的历史地理气质。

  那么，概念如此不同，对话何以有效？我仍认为，无论三位当红理论家提出各自学说时的原始语境有何差异，他们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中——引发广泛共鸣的根源是相通的：他们精准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焦虑与不稳定生活之间的关联，以不同的方式叙述并命名了这种不稳定性，并提供重建稳定性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关切是一致的。我所关怀的仍是：如果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形态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常态，我们能否找到一种精神资源来提振心气儿？只不过，我在本文的思考，并非着眼于社会经济结构层面，而是着眼于文学与想象层面。也就是说，通过重新采撷广东地区诸多流动性的积极意象——无论是“新南方”研究中的“潮汐”和“海洋”，改革开放时期的“下海”，还是当下涌现的“嘉禾望岗”“三和青年”“海洋民谣”与“城中村美学”——来重获一种与流动性长期共处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