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技术与小农社会的互动*

一、引言

  1994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指出，“农民之死”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变化，标志着我们与过去的世界就此永隔。①霍布斯鲍姆的论断代表了以现代主义为标志的转型性社会变迁走向普世化的历史观。这一巨变始于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有高达75%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但到了19 世纪末这一比例降到 10% 以下。②20世纪后半叶这一变化进程加速。在欧洲“农民化”程度最高的法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从1946年的740万人骤降至1975年的200万人。③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代表的日本，其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53年的 39.84% 下降到2024年的2.8%。④紧随其后的韩国，该比例则从1963年的62.98%降至2024年的5.2%。⑤

  中国的发展呈现了相同的趋势。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24年的22.2%。⑥不论是原发性工业化的欧洲还是后发性工业化的东亚，全世界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民终结”趋势。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言，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正是在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面临的主要问题。⑦“农民的终结”似乎成为现代化难以逃脱的宿命⑧。

  与农民的终结相联系的是村落的衰败。乡土社会的核心是“过密化”的小农经济与乡土性的村庄社区的相互嵌入和塑造。⑨村落的地理空间与农民的生产实践同社会再生产共同构成乡村社会，孕育出传统农耕文化。如果说费孝通所言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⑩概括了乡土农耕文化的主要特征，那么也正是村落这个物理空间把人聚集在彼此关联的小社会中，形成相对稳定的乡村共同体。因此，农民的终结似乎也必然伴随着村落的解体。事实上，中国村落的数量已经从1985年的94.1万个减少到2022年的48.9万个。11在农民数量和村落数量同时减少这个不争的事实面前，乡村衰落的悲情叙事几乎主导了中国乡村社会学的学术书写，继而催生出一种浪漫化的乡愁想象。

  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指出，一般认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比农民的职业身份转变更为延迟和艰难。12李培林的研究展示了村落形态续存但农民身份转变的转型新景观，暗示了村落及村落文化变迁与农民身份转变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化转型路径的多样性特征。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出版近二十年之后的再版跋中重申了农民终结论断的合理性，但也论述了法国乡村在经历衰落之后出现的惊人复兴：从1975年到1982年，法国乡村人口的增速为7%，远超总人口3.3%的增速和城市人口1.5%的增速。13在农村人口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大致保持稳定的英国，近年来也出现新的变化。《经济学家》杂志以“英国乡村正在发生比城市更为快速的变化”为题，报道了近年来非都市行政区米德萨福克人口增长迅速、英国东南部乡村住房建设火热等新趋势。14这表明乡村转型具有复杂性，即使在原发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董磊明和谢梅婕所著的《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沽源村》一书所呈现的，恰恰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并未从乡土社会彻底拔根，其乡土性出现延续与拓展的新景观。15

  事实上，当人们已经熟悉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剧变的叙事之后，可能会忽视上述乡村发展变迁的新现象。虽然城乡变迁往往被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人类具有的能动性却是不能忽视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颁布了《旅游发展法》，对旅游住宿设施的建设进行补贴，让乡村地区直接受益；同时在乡村发展“农工综合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6法默（Sarah Farmer）在《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一书中强调法国自1945年以来发生了城乡错位和断裂，她同时指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事件和文化表征为乡村生活赋予象征意义和物质价值，推动乡村实现更新和改变；乡村社会并未因为农民的消亡而消失，与此相反，留守的农村人口和外来群体不断对乡村进行重塑。17很显然，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在长期将物质追求与精神寄托不断投向陌生的城市之后，乡村的稀缺性开始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乡村再度成为人们精神与物质追求的安放之地。从离乡入城到离城返乡的变迁，正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物质和精神追求交替演进的辩证过程。如果说欧洲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出现的回归乡村的思潮虽然包含国家干预的因素，但更多是在现代市场驱动下的自发结果，那么当下中国正在推行的乡村振兴实践则更多源自一种新的现代化进程的自觉。这一自觉以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农民的精神为理念，以其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为手段，并将二者有机地转化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实践。18

  本文所展示的河边村的变迁故事正是这一实践的缩影。河边村既不是李培林笔下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消失的羊城村，也不是董磊明等展现的城市化洪流中城乡之间人口和社会文化发生动态变迁的沽源村，而是一个小农和乡村续存发展的新乡村。一方面，笔者所在团队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观察者目睹了这个村庄十余年的变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及所在团队作为协助乡村对接现代社会的能动者19，直接参与并影响了河边村的变迁。与十余年前相比，河边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与外界的路通了，手机信号有了，城里人进来了，甚至外国人都来了，家家户户都建起令人眼前一亮的干栏式木楼，不少村民开上汽车，吃的穿的大不一样了。然而，与此同时，村庄好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十年前常见的老人们陆续离世，村干部换人了，中年人老了，小孩子长大了，但村里的人基本还在村里，并未出现大规模外流的情况。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的确催生了乡村和小农的裂变，由此不断生产出以“城中村”“空心村”“留守人口”“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等学术话语为特征的乡村转型主流叙事。现代化进程导致乡村和小农消亡的悲歌成为乡村社会学书写中不可缺少的主题。然而，河边村是一个例外。河边村的续存有其自身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条件，但其变化与续存的过程发生在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明晰的进程之中。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类似河边村的案例日益涌现，面对这一新的实践，社会科学家需要超越发展的悲情叙事，书写小农和乡村可能的另类命运。作为揭示人类社会生活世界规律的社会学，其核心学理在于赋予人及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以意义。“小农”与“乡村”正是社会学分析传统乡土社会的两个核心理论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常常成为乡村社会学不同的研究单元。本文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因为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是很难将小农与乡村的消失和续存分割的。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既无现代化必然导致小农和乡村消失的预设，也非寻找案例证明小农和乡村存在的合理性，而是秉承黄宗智提倡的“实践社会科学”的理念20，通过展示河边村乡村社会续存的社会经济现象，剖析生计空间与生活空间，生计模式和劳动结构与形态，以及国家、市场和技术与乡村社会互动等关系，进而探讨在新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小农和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并以此尝试回应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和乡村的命运问题。

二、河边村：小农和乡村续存的社会学景象  

  河边村是一个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伴镇，地处热带雨林边缘的瑶族村寨。2025年，全村有57户，203人（见表1）。到过河边村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河边村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处于转型变迁中的村庄截然不同。人口稀疏、结构失衡、社会经济功能衰退，是处于转型变迁中村庄的共同特征，同样置身于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河边村却依然保持着乡村社会的诸多特点：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乡村性，家庭结构完整，乡村社会关系依然得以有效维系，村民俨然仍是“小农”。因此，河边村堪称“小农的活化石”。

  需要指出的是，借用“小农”的概念，并非试图严格论证河边村属于“小农社会”，而是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回应学界普遍关注的乡村未来命运这一问题。事实上，如果按照内汀（Robert McC. Netting）对小农的定义——“在人口密集地区从事固定、集约化和多样化农业生产的农户，不包括山地刀耕火种和在热带地区土地上实行休耕轮作的群体”21，河边村的村民似乎并不算小农。毕竟，其前辈曾在热带雨林里过着迁徙生活，至今仍保留着游耕群体的很多特点。然而，他们一直依托家庭劳动力从事多样化的农业生产，呈现鲜明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已经具备小农的特征。而且，自从20世纪70年代他们从山林里走出来固耕定居后，河边村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以定居农业和共同体关系为基础的小农社会形态。

  本文所理解的小农，并非局限于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单元，而是以此为核心所展开的社会结构形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小农是一个基于乡土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含以生计为特征的经济生产与再生产，也涵盖以乡土社会互助性规范为核心的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在审视河边村时发现，其小农形态已然呈现更为复杂的面向：既有恰亚诺夫（A. V. Chayanov）提出的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家庭经营22印记，也有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界定的“理性小农”23特征，其亲属网络则蕴含着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说的生存伦理24。在此，本文无意将河边村强行套入某一既有理论框架，而是希望借助“小农”概念包含的多重分析视角，来捕捉其呈现的动态的社会经济状态，以及这一状态与乡村未来命运之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农不再是僵化的类型学标签，而是帮助理解乡村续存内在机理的分析工具。

  不同于平原地区定居耕种的农民，河边村的先辈们在热带雨林里过着迁徙生活。他们每迁徙至一处，就通过砍树、烧山开垦山地，种植适合山地的当地旱稻品种——旱谷。河边村的村民说他们之前在山林中按照“荒七不荒八”的原则进行耕种，即第八年再回到至少休耕了七年的土地上耕种，形成砍伐-种植-休耕-砍伐不断循环的游耕农业生产模式25。村民在山上除了种旱稻以外，也种玉米、黄豆、芋头、薯类、油菜、花生、芝麻、棉花，以及各种蔬菜。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吃猪肉。因棉花产量有限，村民常常用猪油或者鲜猪肉与山下的傣族人交换棉花。瑶族妇女在家织布，在山里采集靛蓝染布，村里的男女都穿这种蓝色布料制成的衣服，所以被称为“蓝靛瑶”。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热带雨林和山地保护政策，严禁砍树、烧山，并在山区划定各类土地权属，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勐腊地区的山地民族结束了传统游耕生活，开始定居耕作。1987年，由于原居住地——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高桥村缺乏水源，7户农民迁移到河边村现址，在河的南岸定居；随后有15户农民迁移过来，定居地扩展到河的北岸，这22户人家构成独立的村寨。1992年，河边村被正式纳入勐腊县勐伴镇勐伴村下属自然村，标志着村庄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村寨早期沿用的瑶族传统治理制度——寨会也日渐式微。自此之后，随着村民子女结婚成家、分家建房，河边村的户数逐渐增加，2015年达到59户（见表1）。村民迁移至河边村现址后，开始在小河的南北两侧建起大小不一的简易木房，形成远离其他村庄的村落空间。村民的水稻田集中在村落的西边，山地则分布在村落的其他方向。村民在田地里种植水稻，在山地上种植甘蔗、橡胶、香蕉、蔬菜等作物。部分农户将山地出租给外来的老板。村民居住的生活空间和田地等生产空间共同构成河边村的乡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力量的介入将河边村改造成乡村社会，也将河边村村民改造为小农。

  今天来到河边村的客人，往往会赞叹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山坡上的几十栋干栏式木楼在落日余晖中形成的美丽村景，但很少有人能想象十年前村庄的另一番景观。当时，村民的房子分布在小河两侧不同的地方。这些房子大多是用木板拼搭起来的简易棚屋，夏天漏雨，冬天进风。全村没有一栋砖混房。村民做饭就是在屋外搁几块石头放上木材烧。村里都是土路，到了雨季，路面坑洼泥泞很难行走。学校在八公里外的山下，大多数孩子上学、放学都光着脚步行，即便是冬天也一样。村里人畜混住，卫生条件极差。村民们主要靠种甘蔗、采集砂仁获得间歇性的现金收入，正常的学杂费、医疗费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负担。村里大多数农户收不抵支，依靠借债周转。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河边村都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战给这个贫困的瑶族山寨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路硬化了，房子变好了，村子变得整洁美丽了，有了“瑶族妈妈的客房”等新收入来源。村民户均收入从2015年的21482元增长至2024年的79745元（见图2）。

  不仅村庄面貌发生巨变，河边村的人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山下更为富裕的傣族村民因为贫困看不起河边村，现在却认为河边村比自己村子好。河边村的村民变了，能说流利的普通话，那个几年前跟在访客后面跑的小男孩，现在见到客人就用标准的普通话问好。村里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到镇里买酱油、醋也是开车去，进出村里的山路上频繁来往着村民的汽车。村民开车到县里高铁站接送进村的客人，赚取收入。更有村民自己驾车前往老挝旅游，拍下视频发朋友圈。不仅如此，村里的事也发生变化，前年去世的老村干部生前就感慨自己“对村里的人和事不熟悉了”。村干部直言现在村里的事不好管了，“农民不听话了”。政府给村里安排了一个改善人居环境的项目，需要占用一位村民的土地修凉亭，这位村民坚持要求村集体补偿他2万元，导致凉亭建设搁浅。这与2015年村里建集体猪舍时，几户村民无偿捐出自家土地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村民说以前村里像一家人，现在却是各管各的事，大家变得“自私”了。村里有好几家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各有各的说法，但都是女方主动提出的。邀请笔者及所在团队到家里吃饭的人也少了，不像以前，老师和学生一进村，村民都争相喊着到家里吃饭。前几年，村民被强制把鸡圈养到山里，现在大家又开始在村里养鸡了，村里种的花卉绿植很多被破坏了。有的农户嫌每天骑摩托车去集体猪圈喂猪太麻烦，就把猪迁回来，直接养在自家屋旁。村民自己也说河边村变了。

  吴重庆用“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当前乡村社会的特点，即乡村还是熟人社会，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年轻人多数已离开村庄。26河边村则不同，除了近年来有两三位大学毕业的年轻女性外嫁，以及新出生几个孩子外，村里能见到的大多是十年前那些熟悉的面孔（见表1、图1）。在这里，年轻一代并未离乡远去，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自然接续起父辈的生活与劳作——插秧、割胶、采砂仁、种菜、养猪。有田的农户依然种水稻，当插秧和收获人手不够时，村民还是相互帮工。杀猪饭依然是家家户户一年的大事。虽然年轻人都不太相信“迷信”了，但他们还是觉得“不度戒，难成人”。只要在河边村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总有村民请“师傅”上门做“迷信”，因为遇到不顺心的事，还是要请老人给“摆一下”。冬天晚上天气冷，村民依旧会在干栏式木楼一层的空地上围着烤火、聊天。然而，村民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似乎并非完全依赖正式的语言，他们经常仅凭一两句话或者擦肩而过就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该说什么。笔者经常问村民：“也没见你们聊啊，咋知道这些？”村民答道：“不用说啊，一看就知道”。河边村并非吴重庆所说的“无主体熟人社会”，而是费孝通笔下的连语言都显得多余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27。从这个意义上讲，河边村没有变。

  “变”与“不变”成了河边村经济社会变奏曲中两个最为重要的音符，谱写出乡村和小农变迁的复杂和多样的乐章。河边村所呈现的，既不同于长期处于传统状态，相对静止的“不变”，也不同于人散村衰，乡村彻底消失的“变化”，而是变与不变、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景观。村民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仍然恪守着他们的道德观念、守土观念和家庭观念；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接受现代卫生观念、市场观念，以及相对个体化的行为观念。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观念，在河边村村民身上不仅不矛盾，反而显得相当自然，显示出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虽然河边村在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大多数乡村迥然不同，其呈现的新的社会景观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值得深入思考。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与社会特征差异显著，乡村发展不可能遵循同一个模式，存在一些如同2015年之前的河边村那样未能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村庄；另一方面，河边村乡村共同体的续存，是在国家推动城乡融合、开展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支持乡村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政策正推动着全国范围内乡村的变化——很多发达地区出现了类似法国“逆城市化”的乡村复兴现象，欠发达地区则呈现乡村续存的趋势。从这个角度讲，河边村这个似乎还是“熟人社会”的案例，便具有了明显的学术意义。它所呈现的村落与小农的续存，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例，而是城乡融合发展新叙事的呈现，也为发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

三、空间叠合、多元生计与劳动重塑：小农和乡村续存与发展的基础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乡村的衰落和去小农化在空间上表现为乡村及其人口的减少，以及人口向城市的集中28；在功能上表现为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家庭劳动形态，以及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消失29，其核心是维系小农生产与生活的乡村生计系统的结构性变化。“生计系统”作为一个涵盖生计环境、资产、策略与结果等复合要素的分析框架30，比传统的“生产”概念更能全面而动态地呈现农民生活与劳动的实际情况。例如，李培林所研究的羊城村，虽然农民居住，宗族观念依然盛行，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然消失。究其原因，村民已脱离原有依附于土地的生计系统。一旦农民不再从事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农业劳动，其农民身份便随之消解。羊城村虽保留村落形态，却仅存物理空间，乡土文化实践所依托的社会土壤已不复存在，现存的传统至多是文化记忆的延续。与此对照，在法默笔下的法国乡村中，部分农民借助机械化与规模经营得以续存。经历现代化，这些乡村虽然农民数量减少、劳动形态改变，但留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未变，其生计仍源自土地，因而其农民的身份没有改变。羊城村与法国乡村的案例，似乎暗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小农某种既定的命运轨迹。然而，河边村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叙事，如果能够从空间、生计与劳动等方面维持“小农生计”31的稳定，即使发生一些变化，小农与乡村仍然可以续存。这一路径，为理解乡村转型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叠合是小农和乡村续存的功能基础。村落不仅是村民的生活场所，更是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河边村近年来的多样化生计实践正日益将村庄塑造为一个功能复合体。从传统的田地与山林等农作空间，到以“瑶族妈妈的客房”为核心的特色服务空间；从广场与球场等文化活动空间，到村活动室与会议室等乡村治理空间，再到近年来出现的餐厅、酒吧、便利店等新型消费空间，这些生计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实现生活、生产与社会关系空间的有机融合。

  河边村村民的居住空间与生产空间在物理形态和功能上历来高度统一。村民的劳动主要在村庄边界之内进行，形成低流动性的在地化空间结构：木楼依山而建，屋后便是自家山地，种着橡胶、甘蔗、芭蕉、玉米等作物，村东洼地是连片稻田，居住区与生产区紧密相连。在传统干栏式建筑内，农户的生活起居、谷物晾晒、农具存放，乃至禽畜活动交杂共存，至今木楼一层的空地上仍常见吊床、茶桌与玉米、谷子并存，鸡犬穿行其间的景象。即便是外来公益组织引入的养蜂、酿酒等新业态，也都在村内，甚至户内开展，延续着“在村生产、在村生活”的空间模式。

  现代化进程中，往往通过在城市构建脱离土地的生计体系，吸引农民离乡进城，导致乡村社会与小农经济的解体。然而，河边村的实践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村民没有想到的是，当初利用脱贫攻坚建房资金与社会筹资，在新建住房中打造的“瑶族妈妈的客房”，意外地成为村庄的主导新业态。它不仅带动了假日经济与会议经济，催生出“不出村、不下地，打扫卫生、铺床也能赚钱”的新劳动形态，还衍生出配套的会议室、餐厅、酒吧与便利店等新服务业态。与很多居住、工作相分离的转型村庄不同，河边村的新业态并未割裂居住与生产，反而将现代服务经济更深地嵌入村民的生活空间之中。笔者问村里妇女为何不想外出务工，她们笑着说：“想出去啊，但在村里也能赚钱，又不用离开老人和孩子。”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将村民的生活空间和原本依赖土地的生产空间转化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资料，由此孕育出颇具现代性的服务型业态。来到河边村的客人，最为称赞的就是雨林间的瑶族农耕、小河流水人家的自然与经济社会景象。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一直存在的农业类生计还是新近出现的服务类生计，都集中在同一个村落空间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村民生产和生活的连续性。他们需要协调的，更多是新生计、旧生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时间配置与劳动力分配。在割胶季节，河边村最常见的景象是：傍晚时分村民迎接客人入住，准备餐食，之后直到第二天午餐时间一般看不到作为房东的村民，他们在夜间上山割胶，清晨回来休息至午后。如果夫妻二人都要上山割胶，家中年幼的孩子则托付给老人或住在附近的亲戚照看。

  乡村生产与生活在空间上的高度同构，在时间上的自然衔接，滋养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形态——强调互助，生产、生活围绕农时展开的乡土性正根植于此。河边村的经验表明，当生计系统始终扎根于村落，生产、生活与社会关系在物理和功能上保持统一，小农生计与乡村共同体便具备续存的基础。在这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乡村图景依然可见，而其内涵，已在叠合的空间实践中悄然变化。

  第二，面向市场的多元生计构成了小农和乡村续存的经济基础。过去，乡村社会的延续主要依赖封闭的内循环，今天的河边村则日益嵌入市场，并构建起多元化的生计系统，为乡村与小农在变化的环境中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

  2015年之前，河边村村民的生计结构相对单一。村民主要依赖种植水稻保障口粮，并通过种植甘蔗、采集林下砂仁等获得有限的现金收入，整体收入水平低，贫困程度深。随着对于现金需求的不断增长，部分村民开始远赴广东、浙江务工，河边村初现人口外流与乡村社会裂解的迹象。然而，由于河边村地处热带农业区，山下村庄土地多出租给外来资本规模化种植蔬菜、水果，为村民提供了大量本地务工机会，村民多在山下就近打农业零工，这客观上延缓了村民外流的趋势，为河边村后续的在地转型保留了人力资源与社会基础。

  2015年之后，在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作为贫困村，河边村开始尝试面向市场拓展生计，先后尝试雨林鸡蛋、冬瓜猪养殖以及养牛等项目。其中，雨林鸡蛋单个售价一度高达10元，虽然由于规模所限整体增收有限，却让村民看到发展的希望。2017年，“瑶族妈妈的客房”这一新业态的兴起彻底改变了村庄的生计格局，会议、度假、休闲等客源持续涌入，户均收入大幅提升，2018年即突破3万元（见图2），推动村庄当年实现整村脱贫。在外向型新业态的带动下，2017年至2020年间，村庄出现了明显的“去农化”生计转向32，很多农户甚至停止种植水稻，专注于客房经营，许多农户服务业收入占比一度超过70%。嵌入市场的新生计将村民留在村里，有效遏制了人口外流。

  然而，市场的考验随之而至。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旅游经济受阻，但市场对冬季蔬菜的需求增加，村民转而利用其土地和当地气候优势开展蔬菜种植，生计模式出现“再农化”转向33。这一转向不仅稳定了新冠疫情期间村民的收入，而且推动了村庄原本基础薄弱的冬季蔬菜产业发展。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客房经济逐步回暖，与农业收入共同构成多元生计保障。至2024年，河边村户均年收入已接近8万元（见图2），“去农化”与“再农化”交织的弹性生计逐渐增强了村庄的经济韧性。

  目前，多元化已成为河边村生计结构的突出特征。除了补贴类的转移性收入和村干部的工资补助，每家农户至少有三四项收入来源，如客房经营、橡胶种植、芭蕉种植、蔬菜生产、农业零工、土地出租等，此外还有养蜂、养鱼、养猪、酿酒、瑶族服饰制作等副业收入。这些生计形态之所以能将村民紧紧吸纳在乡村里，正是由于乡村的功能与价值已经在与市场连接过程中被深刻重塑：乡村从过去单一的农产品提供者，转变为如今集粮食安全、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多元功能复合体34，其经济价值也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稀缺性的上升而不断凸显，并在融入区域乃至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全球乡村”35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续存不再依赖于隔绝市场，而恰恰需要通过嵌入市场、构建多元生计模式来实现。新的生计体系需要将乡村的空间、土地和人力资源结合起来，转化为市场价值。

  第三，农民劳动的新乡土性重塑，为小农和乡村续存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河边村村民的劳动始终扎根于乡土场域，主要包括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性劳动和以村庄为空间的服务性劳动，长期外出务工占比很低。这形成了生计、劳动与空间高度融合的新乡土实践模式，这与内地许多转型村庄三者日趋分离的状态明显不同。

  2015年至2016年，河边村户均年收入只有1万元到2万元（见图2），其中务农收入约占一半，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在村落周边从事的农业零工，约占户均年收入五分之一，直到今天，务农收入的占比依然居高不下。整体来看，村民的生计依然紧密地依附于土地，农业生产是其主要形态。正是这种需要“上山下地”的劳动方式，使互助帮工、知识共享等共同体的社会实践得以延续，小农的文化形态得以保留。正如外来的客人所感叹的：河边村是真的乡村，河边村村民是真的农民。

  劳动的实践重塑首先体现在对黏土性的继承与深化上。这一黏土性不仅表现为劳动与土地的空间绑定，还体现在小农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乡土属性上。劳动是知识的生产过程，黏土性的劳动自然产生乡土性的知识。村民常说：“我们只会种地，其他的干不好”；不少曾外出进厂务工的村民，往往没过多久就返回村庄，原因是“不习惯，觉得自己在外面没用处”。这表明，农民的知识技能体系与乡土场域呈现高度绑定状态，导致其在外部标准化劳动市场中面临着功能性的适应挑战。然而，在新的语境下，当黏土性的劳动价值被重新发现，其劳动形态就有保留和强化的动力，农民的乡土性知识和技能也就转化成新的发展资本。例如，掌握菌菇识别和采集技能的村民，能在特定季节采到珍贵的野生红菇36，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家庭增收一两万元。近两年橡胶价格上升，村民忙着割胶，接待外来访客时，也会自豪地展示割胶手艺。此外，水稻、玉米、冬季蔬菜种植及山地养殖等复合生产体系，无不依赖村民对于当地水土与气候节律的把握。

  更具突破性的重塑，是对在地性劳动的价值发现与转化。令河边村村民最为欣喜的是，原本习以为常的家务劳动也能带来收入37。“瑶族妈妈的客房”这一新业态的引入，将服务业嵌入村庄日常生活，以妇女为主体的非货币化的家务与照料劳动——从客房整理、餐食准备到会务安排和访客接待——得以直接转化为可计价的市场化生计。从这个意义上讲，客房不仅是一项新兴的乡村产业，更是一个劳动价值化的界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服务业的城乡区隔，为村民就地就业、增加收入开辟了新路径。在地性劳动价值的充分转化，并非简单将城市服务模式照搬至乡村，而是要在现代知识体系与乡土知识体系之间建立有机衔接。为此，河边村持续开展了系统化的能力建设：通过客房服务、民宿运营，以及合作社管理等专项培训，村民逐步掌握了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技能，如入住登记、布草管理、标准化清洁流程等；为对接国际化客源，村民甚至学会了简单的英文问候语；而村庄合作社的“乡村CEO”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数字平台进行房源管理、财务结算，以及网络营销。尤为关键的是，与现代市场伦理相契合的服务意识与经营观念正在村民中内生性形成。他们开始意识到客房作为服务产品的专属属性，环境卫生与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品牌价值，并依据客户偏好，将本土生态食材与瑶族饮食传统融合、创新，开发出兼具地方特色与消费吸引力的“雨林套餐”。这实质上是乡土性知识体系在与现代性知识体系持续对话中，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功能性拓展，使在村的劳动主体与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节奏保持同步。

  “不离土的生产性劳动”与“离土不离村的服务性劳动”，共同构成河边村新型生计结构的一体两面。黏土性劳动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与社会伦理，如生态智慧、互助传统与在地性劳动所吸纳的现代组织方式与服务理念，如协作规范、客户意识等，在持续的在地实践中实现了有机互构。这一互构不仅维系了劳动与土地的功能性黏着，更通过将村庄整体转化为服务经济的有机载体，在延续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认同的同时，催生出一种深植于在地性实践的新乡土性。这既是小农与乡村续存的社会基础，也是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现实载体。

四、国家、市场与技术：小农和乡村续存与发展的新动力 

  从生计系统的视角来看，空间、生计与劳动形态从乡村社会内部共同构成河边村乡村与小农续存的基础性条件。这些要素的完整续存与互动，维系着乡土系统的续存；一旦这些要素发生消解就可能导致乡土系统的衰落。相较于沽源村出现的空间、生计与劳动形态的全方位转型，或羊城村发生的空间尚在但生计与劳动已经转向的多维度转型，河边村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走上一条保持乡村整体性续存的独特路径。

  然而，乡村与小农的续存并非静态的结构性存在，而是处于内外要素持续互动中的动态过程。内部要素固然构成系统稳定的基石，但在转型语境下，其存续形态与发展轨迹必然与外部宏观力量发生深刻关联。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常被视为使得小农消亡与乡村衰落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特别是农业领域的资本化进程，常被置于“国家与市场同向而行”的分析框架中理解。严海蓉等学者直接指出，这一过程呈现明显的“去小农化”趋势。38市场经济驱动的土地规模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导致乡村衰落和小农消失的重要变量，机械化技术等劳动力替代技术也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9然而，河边村的实践经验对这一线性叙事提出挑战，国家、市场与技术这些通常被视为外部冲击甚至消解性力量的因素，在与乡村既有的空间形态、生计传统与劳动知识体系互动过程中，能够转化为支撑乡村续存和发展的关键动力。其作用机制并非简单的单向冲击与反应，而更接近于“新外生发展”理论所指出的外部赋能和激活内生发展的过程40。

  首先，国家推动的面向市场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小农和村庄的影响是复杂的。虽然市场化改革早期在很大程度上迅速拉大了河边村村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国家深度介入村庄空间、生计与劳动形态的重塑，通过赋能、改造，造就出新农民和新乡村，并在此过程中深度介入了河边村的空间形态与功能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生态保护与定居政策，使河边村的瑶族长辈们结束山间游耕，出山定居，并最终造就河边村这一地理与社会实体。这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威强制完成了一次空间的社会化生产。随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通过土地分配进一步实现了人、地、村在空间与制度层面的绑定。这一阶段的国家干预，为乡村续存奠定了物理与制度基础，推动了乡村空间的社会化、经济化与政治化进程。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国家进一步推动了河边村的空间再造。河边村被列为贫困村并不断获得政府的扶贫项目支持。早在2013年，村庄就获得精准扶贫项目的30万元资金用于改善村内基础设施；2015年，又获得“易地搬迁”政策项目支持，每户新建干栏式木楼，并嵌入“瑶族妈妈的客房”41。住房改善的背后，是国家对农户居住的物理空间的功能再造，将现代服务经济的消费空间，置入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之内。此外，政府还投入600万元修建了通村公路，投资300万元用于村内硬化路、道路排水、人畜饮水、集体猪舍等基础设施，让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村庄的生产性、连通性与宜居性被彻底重塑，一个濒临衰败的边缘村落被升级改造为可承载现代服务业的复合功能空间。虽然干预在初期较难获得村民的理解，但由于其既未改变村民的聚居形态，也未从根本上影响村民既有的生产、生活空间安排，同时具有显著的增收效果，很快受到村民的欢迎。

  同时，国家是河边村从农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生计转型的引导者。集体化时期结束后，政府通过推广水稻种植、引入甘蔗并签订统购协议，将村民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地引导至与国家规划和地方市场相衔接的商品生产轨道，塑造了该村早期小农生计的基本形态。村里老人至今还能回忆起，刚迁居河边村现址时，政府派技术员进村提供水稻种子、传授育秧和插秧技术的情景。村民也会讲，要不是县糖厂提供甘蔗种苗和肥料，为村里修建生产道路，并定价收购，村里也不会种甘蔗。21世纪初，在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下，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初显，国家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随即发生重要转变。以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建设新农村为标志的聚焦乡村和农民发展的政策开始不断推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进一步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强力推进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源于中国历史文化中悠久的农本主义传统42。在精准扶贫的框架下，国家不仅是资源的输入者，更是新产业的孵化者。“瑶族妈妈的客房”这一项目，源于政府建房资金与社会捐赠的结合，是国家政策与社会创新共同孕育的成果。它直接将城市消费力导入村庄，引导村民的生计从依赖初级农产品，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与体验经济。在此过程中，国家是推动生计路径跃迁的第一动力，成功的关键在于新业态能够与村民既有的生产、生活节奏和社会关系网络较好地实现衔接。

  国家的作用同样体现在对劳动进行重塑和对劳动者赋能上。河边村在发展早期，通过派遣农业技术员传授水稻育秧、插秧技术，国家对“山民”进行了系统的劳动技能与身份现代化改造，使其转变为掌握精耕细作技能的“小农”。这一过程奠定了其黏土性劳动的知识基础。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阶段，政府组织农民参与客房服务、餐饮准备、会议接待、民宿管理、冬季蔬菜种植等技术培训。这些培训并非为了取代其传统技能，而是立足乡土知识对在地服务能力进行拓展，帮助劳动者构建起既能适应在地生产，又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复合型技能体系，构建起应对市场风险的技能韧性。国家在事实上“生产”了新农民。

  第二，在河边村的实践中，市场对乡村的影响，并非简单地抽取资源或以其自身规则取代乡村社会的运行规则。相反，它表现为一种有选择性的吸纳，对乡土系统中的空间、生计与劳动等基础性要素进行价值识别、重估与转化。裹挟着现代性的市场力量以新消费主义的形式重塑了河边村空间的属性与意义，推动其从传统生产空间转向新型生产空间。村庄空间在传统上主要是农业生产的场域和农民生活的场所。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像河边村这样的乡村越来越稀缺，乡村便被“重新发现”为一种稀缺的消费景观。对外来人员而言，乡村代表着乡愁，农户代表了“纯真的农民”，这是乡村社会的又一次转型43。游客追求乡愁体验，使得村落的物理空间及具体元素，如雨林环境、瑶族木楼、小农经济、慢节奏生活等，被“再资源化”44为可供购买和体验的商品。物品以符号形式成为文化载体。45从“乡村性的商品化”与“空间消费”46的角度看，河边村乡村和小农的续存并非主要因为地处边远，民族语言障碍使得外流困难所致，而恰恰是在新的条件下，城市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逆向推动，生产出新的商品。这样的商品不再是原来简单的初级农产品，而是城市稀缺却无法生产的精神产品。“瑶族妈妈的客房”、蜂蜜、冬季蔬菜、红菇等不过是这一精神产品的载体而已。市场在此推动了空间的再资源化和价值实现，但这一过程也有严格条件：很多同质化、商品化严重的旅游村往往在经历最初的喧嚣后很快就失去市场的青睐；只有当村庄保有完整的生态环境、真实的居住形态和独特的文化表征，即足够“稀缺”时，其空间才具备真实的市场溢价能力。打开携程旅行平台，搜索勐腊县的酒店民宿，村民们吃惊地看到自家“瑶族妈妈的客房”竟然是当地价格最高的房源。河边村生活、生产、生态高度融合的空间特质，实际上契合了都市消费群体对原真47乡村性的追求。

  市场是河边村多元生计体系形成与演化的核心驱动力。它通过价格信号和消费偏好，持续向村庄发送需求清单。早期的砂仁采集、甘蔗收购，近年来客房预订爆满、冬季蔬菜走俏、橡胶价格走高，每一次市场波动，都直接驱动着村民对其生计组合进行调整。这种驱动具有鲜明的 “选择性”：市场并非对所有的乡土产品予以支持，而是青睐符合“生态”“有机”“文化体验”等新消费主义话语的产品与服务，这与农业转型研究中观察到的，小农通过差异化的高品质生产来应对标准化大宗商品市场挤压的策略相吻合48。因此，村民的生计转型，实质上是一个“市场筛选”与“乡土响应”互动的过程。在市场景气时期，村民会强化有价格优势的活动，如进行去农化转向，专注于客房经营，并减少水稻种植等收益较低的生产活动；在市场疲软时期，如新冠疫情冲击时期，他们及时采取“再农化”策略，增加水稻、橡胶等农业生产活动，在保障生计安全的基础上尽量增加收益。正是市场机制为农民带来的激励与约束，使得多元生计从可能转变为必然选择。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村民能否灵活地将在地资源转化为适销商品，并通过生计组合的调整使得收益最大化。这体现了小农所具有的韧性与能动性49。

  市场最具革命性的影响，在于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消解，始于对劳动价值的定义。当城市中的劳动价值、经济回报和社会效用全面超越乡村时，乡村人口的流失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反之，当乡村中的劳动价值和收益发生逆转时，人们便会选择留在乡村。现代市场借助货币支付，使许多传统上被忽视，没有明确价格的乡土劳动具有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妇女提供的客房服务、村民拥有的菌菇识别知识和作物种植经验，这些内嵌于日常生活与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和隐性技能，因市场需求而被显性化为小农发展的新资本。当然，市场对价值认可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正如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指出的，劳动必须按照符合市场标准的方式进行组织，才能在交换体系中实现其价值。50因此，村民需要不断调整劳动方式，在保持乡土内核（如热情好客、地方知识、乡土特产）的同时，通过融入具有市场导向的专业化规范（如标准化服务流程、体验式解说、品牌化）实现劳动价值的现代性重塑。

  第三，技术作为重要的外生变量，对河边村的作用并非局限于联通乡村与外部空间，更在于延伸了村庄的生计链条和市场半径，为小农的劳动赋予了增效、增值的新维度。工程技术实践对空间的连通性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河边村的区位属性。政府投资修建的8公里硬化通村公路，作为一项基础性交通工程，打破了地理隔绝的刚性约束，将村庄从一个雨季难行的孤岛，转变为嵌入区域交通网络的节点，使村庄得以融入更为广阔的经贸、旅游市场。移动通信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如4G信号进村，使得村民通过智能手机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与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即时联通。这印证了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关于 “流动空间”重塑地方意义的论断：乡村不再因其偏远而必然被边缘化，技术使其能够嵌入更广阔的数字化网络中51。

  技术深刻重构了河边村的生计链条与市场半径。互联网平台，如旅游预订应用程序、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充当了数字市场中介，使“瑶族妈妈的客房”、野生红菇、雨林蜂蜜等产品，得以绕过传统的多层分销体系，直接精准地对接城市消费者，甚至国际消费者。这一过程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生计活动的市场边界，诠释了所谓 “数字赋能小农” 的现实路径52。同时，微信群等即时通信工具，优化了村庄内部的产销协作与对外客源维护机制，提升了生计系统的组织效率。

  此外，一方面技术打破了传统劳动对体能的绝对依赖，无人机在山区运输胶乳等新型农业机械的使用便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技术也为劳动赋予了展示、增值的新维度。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媒介的引入，让种稻、割胶、养鸡、雨林采集、织布等劳动过程变得可视化，劳动场景本身成为塑造产品故事，吸引市场关注的重要内容53。村民借助手机学习服务技能、处理客房订单、设计宣传物料，实质上是将数字技能融入传统劳动，实现劳动力的数字增能。这并非取代乡土知识，而是与之结合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复合型技能。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效能依赖于它与乡土既有的社会网络、生计节奏与知识技能形态的耦合。

五、结语

  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经验抽象为具有普遍规律的现代化理论，早已受到全球发展多样性的现实与批判性发展理论的双重挑战54。河边村和小农发展的实践看似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个例，实则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当代经验55：在新的经济社会与技术的语境下，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道路。乡村与小农的变迁，并非必然走向衰落与消亡，而是可能出现逆转衰退的转变。乡村不是回归过去的“复兴”而是走向新形态的续存与发展，成为新乡村；小农不是固守传统，而是转型发展，成为新农民。

  沙宁（Teodor Shanin）提出：小农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由社会中非小农的部分决定56。这一观点为理解乡村与小农转型进程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框架。从河边村这个案例来看，乡村的续存与小农的发展，并非传统小农经济的简单延续，而是国家、市场、技术等外生力量与小农社会内部要素深刻互动的结果。

  小农社会的续存，首先植根于其内部要素的系统性稳定。这些要素，包括村落空间、在地产业、劳动形态、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围绕生计系统展开具体运作。生活与生产高度叠合的空间，为小农生计提供了物理载体与功能基础；兼具市场嵌入性与多元性的生计，创造了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将村民留在土地上和乡村里，塑造了小农社会的经济根基和发展韧性；融合了乡土性和在地性，结合了传统知识与现代技能的新劳动，则成为小农文化传承与价值创造的社会基础。这三者的稳定与协同，不仅维系了小农的基本经济生活，还能再生产互助、协商、共享的乡村社会关系，使得共同体实践得以存续。

  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对于乡村和小农的发展发挥着引领作用。虽然对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乡村资源与人口外流，加速了乡村和小农的解体，但是，出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考量，国家必须确保乡村的存在与农民继续从事农业，因而不断加大对乡村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促进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形态的再生产。河边村村民从大山里搬迁出来成为农民，再到成为经营客房的新农民，正是国家不断对乡村进行空间改造，对小农进行生计引导和劳动重塑的过程。十多年前河边村已经出现了村庄解体和小农消亡的迹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极大地稳定了河边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不仅“生产”了河边村的小农，也造就了河边村不衰反盛的格局。

  市场与技术的力量同样经历了深刻的角色转变。在城市化初期，它们曾是加速乡村资源外流的力量。然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市社会对田园诗般乡村的向往与对环境保护的追求，催生了新消费主义思潮。原本被抛弃的“乡土”，在新的市场语境下被赋予新的经济价值，使得乡村空间所内含的生态、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资源。乡村旅游、有机农业、生态体验等新业态应运而生，劳动被赋予新的价值，小农生计从根本上得以再造。同时，交通物流、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消弭城乡互动的时空壁垒，使得乡村能够以在地的方式融入现代市场体系，并催生新业态与新劳动。现代性的后果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弃农”，而出现了“亲农”。市场与技术正在重构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与功能互补。这正是乡村在新时代得以续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因此，国家战略、市场力量与技术发展作为外部新动力，对乡村的作用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或单向的，而是取决于具体条件并呈现互动特征。它们并非注定消解乡土，其最终效应如何取决于是否以及如何与乡村内在的社会结构、资源禀赋和主体能动性形成建设性对接。当国家的政策投资能够有效赋能劳动与生计（如“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建设），市场的需求能够有效识别并兑现乡土空间和劳动资源的价值（如旅游经济、生态体验的兴起），技术的应用能够深度融入乡村生活、生产空间并提升劳动与生计效能（如旅游平台应用程序的嵌入），这些外部力量便从乡村性的潜在消解者，转化为支撑乡村在变迁中实现韧性续存的建设力量。

  河边村的存续与发展，并非任何单一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生动缩影。与欧洲因循的农业革命到工业化、城市化再到逆城市化的“次序性”“串联式”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正经历一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在持续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同步实现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一进程催生了看似矛盾和充满张力的现实：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促使乡村性变得稀缺的同时，也反向激发了社会对田园诗般乡村的怀旧与想象。市场和技术发展的新力量敏锐地将这种情结转化为消费需求与商品，从而重新发现并提升乡村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国家、市场、技术与小农社会在新语境下的互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乡村的衰落，更深刻重塑了乡村的经济社会景观与城乡关系。因此，对当今有关乡村和小农的研究，需要超越基于土地、劳动力、收入等要素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框架，及其所预设的城市／乡村、农业／非农业、传统小农／现代农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视角，从而在学理层面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理论创新提出的内在要求。

  *本文受到云南省科技厅人才与平台计划项目“云南省李小云专家工作站”（项目编号：202305AF15013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