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化转型与西方政党政治运行逻辑的变革*

一、引言

  近些年来，数字化浪潮正在改变着政治的运转方式。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政治信息的生成与传播、议题的形成与扩展，都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展开。政治沟通的节奏逐渐加快，公众参与的边界不断拓展。在此背景下，政党政治似乎天然地站在变革的前沿，最先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冲击。近年美国大选中，数字媒体的信息战塑造了复杂而撕裂的舆论场；新冠疫情期间，欧洲诸多政党不得不将集会、动员转向线上平台；在拉美，新兴政党也依靠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打破了传统格局，逐渐凝聚起远超预期的支持力量。凡此种种，不约而同地勾勒出一个共同的图景：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和发展方式，正在被数字化重新定义。数字技术为政党打开了触达社会的新通道，也让他们不得不在信息过载与舆论极化的漩涡中艰难平衡（祁玲玲，2022）。那么，政党如何调整自身的制度逻辑，已成为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

  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枢纽，在数字化浪潮中既被赋能，又受约束。政党的组织形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科层结构，而是逐渐依赖平台算法来维系运转；政党的传播方式也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元互动，却又深受算法和流量逻辑的牵引（张开平，2023）；政党的动员手段因低成本和广覆盖而大为拓展，但新的排斥和分化随之产生；政党的合法性在透明化和沟通机制的强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同时在极化加剧和民粹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不断被侵蚀（Mosca & Quaranta， 2021）。我们可以看出，数字化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似乎并非一条单向延伸的直线，而是以一种交织的轨迹展开：赋权与制约相伴而生，开放与集中此消彼长。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的组织形态、传播方式、动员策略与合法性基础都在被迫重新调适。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问题随之突显：数字化究竟如何在制度层面影响西方政党政治发展？它通过哪些机制改变了政党的运作逻辑，又在何种程度上拓展或限制了政党的制度边界？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尝试从两个层面展开回答：在理论困惑层面，通过对现有研究路径的梳理，呈现学界对数字化与政党政治关系的核心分歧；在经验困惑层面，试图回到政党政治的实际处境，考察数字化如何被吸收和调整，甚至影响政党发展的制度逻辑。本文借助“数字化政党”这一描述性概念来统摄数字化背景下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丁辉，2024）。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着眼点主要是西方政党政治，所呈现的分析更偏向一种基于现实观察的概括性分析，而非对某一政党的个案描摹，其立场主要置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野之中。从比较政治视域出发，本文进一步明晰了数字化政党的概念边界，厘清运行逻辑和结构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解析数字化技术重塑政党政治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在实践发展中，数字化技术主要在组织、传播、动员与合法性四个方面影响政党的运作模式，引发了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迁。在此意义上，本文不仅深化了对西方政党政治转型的认识，更通过确立跨体系比较的分析单元，为理解技术与政治现代化的多样性路径提供新的理论范式。

二、数字化政党：运行逻辑与结构性特征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西方政党政治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变革。这场变革发端于数字工具的使用，逐渐渗透并重构了政党的日常运转、组织逻辑和制度结构，深刻影响着政党的接触模式、政治互动和权力边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化政党”来指称这种新形态（丁辉，2024）。与传统政党相比，他们不再把数字工具当作辅助手段，而是将其融入组织运行、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的全过程中。数字化政党以平台为依托，将网络空间作为核心运作场域，深刻改变了政党与选民、媒体及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数字化政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字化如何塑造西方政党的制度逻辑。概而言之，数字时代的政党政治在运行逻辑与外部关系上主要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是界面化政党政治。数字技术通过构建新型互动载体，改变了政党与外部环境的接触方式。相较于高度依赖结构化组织和实体化场所的传统接触方式，数字技术催生出“界面化”的数字空间，突破了时空和经费的限制，拓宽了政党的外部联系并提升了互动效率（Vaccari & Valeriani， 2016）。这一转向最初表现为门户网站在政治信息传递中的应用，并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而迅速深化，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这种界面化趋势更具智能化特征，使得政治互动更为精准和个性化。在数字界面中，政党不再是单一的信息发布主体，用户也不再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拥有了与政党双向互动，乃至影响政党议程的能力。例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搭建起双向互动的数字平台，将与选民接触的职能转移到数字空间中，允许选民和支持者直接向领导人提出意见和进行反馈（韩荣卿，2023）。然而，政党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持数字界面的高效运转，反而越来越依靠平台公司、技术官僚和民意测验专家的帮助，这种技术依赖性会带来新的制度性风险。

  二是实时化政党政治。以即时性和互动性为特征的数字界面，显著提升了政党与外部环境的接触频率和互动节奏，使周期性接触转向实时性互动，并大幅压缩了组织的反应时间。尤其是在竞选期间，政党的角逐不再是日报式的交锋，而是全天候的实时攻防。实时化的互动策略，不仅来自选民诉求等外部压力，更受到媒体逻辑的深刻影响（Klinger & Svensson， 2015）。数字媒体逻辑要求信息必须迅速抓取用户的注意力，否则便会被淹没在流量的浪潮中。政党发布的内容若未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多的点赞和关注，则易被算法判定为低价值信息并减少推荐的权重，结果情绪化的虚假信息会迅速扩散，而理性审慎的辟谣作品无人问津。为了适应数字媒体逻辑，政党不得不压缩反应时间，持续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以避免舆论危机的累积。然而，碎片化的媒介信息和高强度的互动需求分散了政党组织的资源和精力，让政党陷入追求回应数量的陷阱。同时，过度迎合特殊群体的即时性诉求，又会导致对长期性、常规性议题的回避。

  三是开放化政党政治。传统政党有着清晰的身份边界，加入政党需要经历严格的考核和烦琐的程序，党派成员与社会群众之间有清晰的边界，成员身份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然而，数字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隔离感，降低了加入门槛，模糊了核心成员和外围支持者的界限，甚至有些政党只需要提供简单的身份信息就可以加入（Gerbaudo， 2019）。数字化使虚拟党员、社交媒体订阅者和政策支持者都被纳入联盟体系之中，突破了实体成员的规模限制。对于新兴数字化政党而言，这是实现快速崛起、重组政治格局的重要契机。同时，边界重构还体现在权力分配上。数字技术的去中介化特征缩短了权力传递链条，使政党领袖能够绕过中间层级，直接与成员或支持者互动（Hartleb， 2013）。未来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去中介化并不彻底，反而催生了数据团体、平台管理员等新型中介组织。中间权力主体披上了数字化的外衣，成为新的技术官僚，他们虽然处于组织外围，却掌握着政党的数据和算法，能够直接影响组织的政策议程。

三、政党数字化转型的三种理论视角 

  无论是竞选组织的重组、党内权力的流转，还是与公众互动的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数字化浪潮牵引。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追问：数字技术是沿袭并加固了既有的政党结构，还是正在孕育着全新的政治形态？数字技术究竟在何种制度土壤中得以扎根并塑形政党？它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组织运作与政治动员，其作用的边界又应如何界定？在这些理论追问的交汇之处，逐渐发展出三条主要的解释路径：强调技术赋能的技术驱动论、突出制度惯性的制度约束论，以及试图勾连二者的混合媒介论。

  （一）技术驱动论：数字赋能与政党变革

  技术驱动论认为，技术革新是驱动政党结构变革的源动力。该论说的基本假设是，技术不仅改变了政党运作的外部环境，而且通过重塑信息生产、传播与组织协调的机制，深刻塑造了政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逻辑。从第一次技术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党的兴起，到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大众型政党的孕育，再到第三次技术革命后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型（刘红凛，2021），历时性的变迁轨迹表明，技术变迁是政治变迁的内生变量，技术范式的更迭深刻地改变着西方政党的制度结构、组织边界和政治文化。在数字化浪潮下，这一逻辑被赋予新的内涵。数字技术改变了政治-社会的互动语境，催生出追求开放、透明与即时参与的公共文化氛围，对政党的制度设计与战略布局形成压力（黄杰、程毅恒，2025）。同时，社交媒体等数字工具使政党组织趋向扁平化，也为政治传播、政治动员等政党活动带来效率更高、范围更广的新优势（张开平，2023）。正因如此，技术驱动论在某种意义上承载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在这样的理论光谱之下，数字化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具有以下鲜明面向。

  一是政党组织形态的扁平化和虚拟化。数字技术的即时性与交互性，正将政治活动的核心空间由线下实体转向数字平台。政党领袖可以通过数字平台与成员建立直接联系，绕过了传统科层结构的重重限制，使组织结构趋于平面化。同时，成员招募、政治捐款和组织决策等政党职能也逐步从线下搬到线上，实体机构作用趋弱，组织结构趋向虚拟化（Gerbaudo， 2019）。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形态的时空限制，降低了政党运作的成本和负担，提升了政党的运行效率。

  二是政党权力关系的集中化和民主化。如果说组织扁平化是数字技术塑造的新形态，那么去中介化的权力集中则是这种形态变革的自然延伸。在权力关系上，数字技术使政党领导人能够跨过中间层级，与联盟成员和支持者之间互动，在信息、资源和决策主导权上实现更大程度的集中。同时，这种直接联系让普通成员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所提升，使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更广泛地吸收成员意见，在集权的框架中更多地纳入开放与参与的决策因素（Sánchez Medero， 2025）。

  三是政党动员方式的信息化和协作化。在选民的动员上，社交媒体等在线数字平台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沟通空间，算法模型、选民偏好成为影响政党动员方式的关键变量，政党与选民的联系频率与互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员策略的信息化水平（杨春林、李金凤，2025）。由于数据、算法等信息技术存在较高的专业门槛，一些职业化的技术公司和专家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政党动员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数字化政党为核心形成了稳定的协作网络，在动员过程中提供技术基础设施、专业知识、战略建议和具体的方案或策略，增强了政党动员模式的协作化水平（Dommett， et al.， 2021）。

  虽然技术驱动论强调数字技术对政党结构和动员方式的塑造作用，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一视角可能高估了技术变革的力量，低估了制度安排、组织资源与权力格局等因素对其的深层制约。与数字技术相伴生的“网络政党”“云政党”“平台政党”等新兴概念，大多是源自对意大利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瑞典海盗党（Pirate Party）等典型案例的理论化建构。然而，这些新型政党理论或是超脱于经验现实的理想化范畴，或是在推广过程中接连打补丁，难以对某一政党的具体归属做出互斥性的精准判定。诚然，政党的结构再造和运作模式的调整是一个复杂过程，在技术条件之外，还深受制度条件、组织资源、政党格局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或许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数字技术这一单一变量作用的结果。技术的潜力受限于既定制度的框架，这也深刻地提醒我们，或许任何关于技术的乐观叙事，都必须面对政治结构与权力的根本约束。

  （二）制度约束论：组织惯性与转型边界

  当技术乐观主义者为数字技术的颠覆潜力摇旗呐喊之时，持审慎立场的学者也在提醒着人们，政党变革的方向和深度，终究受限于制度性结构的深层约束。从政治过程来看，报酬递增效应会不断强化政党早期作出的路径选择，使改革成为一种循序渐进，且必须在既定制度框架内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视角中，数字技术更多地只是提升治理绩效的工具性手段，而非从根本上推动组织创新。政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多是一种象征性使用——或是将其当作宣传噱头以提高知名度，或是在自上而下的推广中流于形式，实际效能屡遭质疑。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在政党活动中只发挥了辅助和改进作用，政党运行中的人事任免权、政治决策权等权力尽管在流动方向和集中程度上发生变化，但核心运行逻辑并未动摇（Kefford， et al.， 2023）。在制度约束论的视角下，数字技术对政党政治的塑造作用，往往被以下制度性条件限定。

  一是传统组织架构的历史惯性。皮尔逊（Paul Pierson）的经典理论指出，政党组织极易形成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并通过专业投资、协作网络、认知固化等方式，产生长期的报酬递增效应（Pierson， 2000）。对于传统建制政党而言，科层架构和联盟成员是党派的制度遗产，数字化手段不能以牺牲线下组织优势为代价（Scarrow， 2014）。作为治理工具的数字技术，其功能多局限于对既有路径的修补，难以撼动既定的权力逻辑，反而常被权力结构所“驯化”，沦为维系体制运行的技术手段。在实践中，权力分散的政党在选举动员中，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往往难以在各个选区推行统一的数据驱动策略，致使地方党员往往在缺乏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凭经验自主决策。

  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化约束。这种约束经常表现为以庇护主义为核心的官僚文化，以及以议题建构为导向的策略偏好。在民主选举等政治活动中，政党、政客和选民之间形成微妙的庇护网络。身处其中的政治力量往往倾向于守护既得利益，对可能触动这一格局的制度改革时常保持警惕，从而对数字技术产生天然的排斥（Cruz & Keefer， 2015）。这也意味着，组织结构越严密，庇护主义和官僚文化越浓厚的政党就越排斥数字化变革。即便是那些愿意主动拥抱新技术的政党，在如何建构数字化转型的议题上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围绕政党的研究表明，中右翼政党倾向于将数字技术视为精简开支的工具，而中左翼政党则关注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潜力，但无论哪种议题偏好，都仅仅将数字化工具视为驱动政治发展的引擎之一（Bressanelli， et al.， 2025）。

  三是政党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内部组织资源上，也包括政治议题、竞选结构等外部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于政党而言是一场高消耗的竞争：从招聘技术人员、培养数字人才，到收集选民数据、建设数字平台，都依赖充足的资源投入。这些成本要求将资源匮乏的小党排除在数字化实践的前沿之外，加剧了政党之间的数字化鸿沟（Gibson， 2015）。同时，由于普通公民往往并不将政党的数字化程度视为核心政治诉求，数字化转型的直接政治收益率相对有限，机会成本却相对较高，这使得资源有限的政党难以将数字化转型确立为优先战略目标（Siewert & König， 2019）。

  制度约束论揭示了既有制度对数字技术的强大驯化能力。然而，这一视角的保守预设却难以掩盖数字技术在政治传播与政治动员方面所展现的结构性冲击。在这方面，通信技术的演进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证据链：传统的面对面沟通，线下分发宣传物料的传播方式被无线广播、电视广告取代，并逐步向数据驱动的定向推送和精准动员转型（Gibson， 2024）。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政党信息传播和动员策略的调整，也暗含着数字技术对政党组织架构、资源分配和决策权力的影响效应。

  （三）混合媒介论：技术渗透与权力调适

  任何竞争性的理论论争，往往在尖锐对立与折中调和之间孕育出第三种视角。混合媒介论正是如此，它将政党的数字化转型理解为数字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互动过程，不以技术为唯一驱动力，也不将制度视作唯一约束，而是承认二者在塑造过程中存在互为条件的作用关系。这一观点将政党组织理解为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主体，认为数字技术和政党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政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通过有意识地引进前沿技术、调整组织形态，从而革新组织结构、确立技术边界，最终实现技术与组织的协调与平衡。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借助技术资源重构内部组织的传统建制政党，还是依托信息通信技术联合积极分子所建立的新兴政党，都是混合媒介论关注的对象。同时，混合媒介论强调，政党数字化转型既受数字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驱动，也呈现不同组织在运用技术上的差异化取向。

  在阶段性方面，数字技术的阶段性跃迁引领政党的数字化变革历程。这一转型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网络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彼时部分政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竞选网站，依托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从而得以接触更广泛和分散的受众群体，大大提高了政治沟通的效率（Chadwick， 2007）。二是社交媒体的普遍运用阶段。在这一阶段，移动社交媒体的兴起为政党提供了互动性更强、即时性更高的沟通工具，如何保持与选民的联系成为这一时期政党转型的重要议题（Chadwick， 2017）。三是数据驱动的智能治理阶段。这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政党能通过算法将从社交媒体中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转化为精准动员选民的竞选策略，这一变革是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数字媒介混合的结果（Dommett， 2019）。

  在差异化取向方面，政党的技术运用路径呈现显著分化的态势。新兴政党因缺乏稳定的选民注意力基础，更倾向于以数字化突破传统格局，老牌建制政党则延续渐进策略。在数字议程的设置上，由于建制政党长期垄断着选民的注意力，为了打破这种格局，新兴政党更愿意承担转型风险，力图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打破垄断。在数字基础设施上，英美等西方大国的主流政党基本采用量身定制的数字系统，而其他相对弱小的政党多采用与外部公司合作的策略，使用仿制或现成的系统（Dommett， et al.， 2021）。在信息传播策略上，虽然政党都在适应数字媒介的病毒式传播逻辑，但相较于新兴政党，传统建制政党在传播内容上更倾向于聚焦候选人，这可能是因为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等新兴政党领袖自带流量，无需过多宣传（Figeac， et al.， 2025）。

  混合媒介论以更加包容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数字技术与政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辩证立场。然而，相关研究多是搭建起描述性的概念框架，缺乏明确的理论模型，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来解释政党组织与数字技术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机制及其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从而削弱了其解释力和预测力。在研究范围上，相关成果多集中于单一国家或少数案例，欠缺跨国比较的广度和制度差异的深度，难以在不同制度结构、资源禀赋和文化语境下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认识。由此，混合媒介论虽在概念层面显现出整合的雄心，却在解释实践中面临抽象与具体之间的断裂，如何弥合这一张力，正是该理论未来深化必须跨越的关隘。

四、数字化技术影响政党政治的制度结构   

  数字化究竟如何改变政党政治的制度图景？本节试图从制度逻辑的角度回应这一问题。概括而言，数字技术在组织上推动了科层再造与边界松动，在传播上改变了话语渠道和策略，在动员上拓展了参与方式与范围，并在合法性层面带来新的资源与挑战。

  （一）组织变迁：数字科层的制度演化

  数字化浪潮下，政党的组织运作正经历着一种不易被忽视的转变。有的政党主动引进数字工具，用以应对成员规模萎缩、运作效率低下和组织凝聚力涣散等结构性问题；有的政党在外部环境压力下重塑科层架构，削弱官僚惰性；更有新兴政党在创立之初，便以数字媒介作为制度支撑，构建全新的组织形态。与此同时，政党的边界也在不断延展，数据公司、志愿者网络、科研机构等外部主体被制度化地纳入其运作体系，它们不仅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还在信息传播与选民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Dommett， et al.， 2021）。具体到作用路径，数字技术对政党组织的影响主要经由以下几种机制展开。

  首先是组织运作的平台化机制。数字技术的介入，直观体现为政党组织管理的流程再造，即政党借助各类数字平台，将常规职能由封闭的线下科层网络迁移到开放的数字空间（曾森，2025）。意大利五星运动利用数字平台，实现了候选人任免、法律草案决策等政党职能的数字化；美国共和党也开始利用大语言模型来高效处理选民的回应、演讲总结和政策起草等日常任务。同时，平台化机制对政党组织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限于单一环节：在内部，它贯穿人才招募、政治捐款、意见反馈与协商讨论等核心职能；在外部，它延伸至政治传播、形象塑造、选民动员与选举投票等公共领域（Lisi， 2025）。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信息传输的瓶颈与部门壁垒，也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汲取和监控能力，使党内选举与决策过程更加开放可视。然而，这种高度依赖亦伴随风险，平台也可能催生技术民粹主义并加剧结构的虚化。

  其次是内部结构的虚拟化机制。相较于传统政党稳固、常态化的组织关系，数字化政党与其成员的关系更具即时性与松散性。加入政党组织不再需要烦琐的资格审查和缴费流程，只需要在数字平台注册就能获得成员身份（Chadwick & Stromer-Galley， 2016）。虽然这种开放模式降低了参与门槛、扩大了组织规模，也提升了参与的积极性，但削弱了核心成员与外围支持者的区分，政党的组织边界日益模糊，结构日渐松散。虚拟化也进一步催生了去中介化和空心化。由于缺乏明确的层级与职责分工，使分布式架构难免陷入结构松散的宿命，不仅削弱跨部门的协调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党的凝聚力与领导力。有研究认为，虚拟化和空心化还与魅力型领导人有关，毕竟因领袖而聚集起来的选民，支持的仅仅是领袖个人而非整个政党（马欣茹、李宏，2025）。

  最后是组织决策的民主化机制。数字技术正成为推动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力量。相对早期的研究普遍认为，数字技术为民主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不仅打造了成员之间直接讨论与表决的在线平台，而且实现了决策权的下沉（Deseriis & Vittori， 2019）。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党一度被视为技术赋能决策的先锋，其直接决策实践被寄望于弥补传统委托代理模式的民主缺陷。然而，后续研究又对这一乐观判断提出审慎反思。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在多数情境下并未实现权力的均衡分配，反而加剧了权力的再集中，形成自下而上的受控民主（Gerbaudo， 2019）。意大利五星运动也并未实现“直接民主”的美好愿景，所谓的公民投票与民主决策，不过是为政党内部精英决策增添合法性的“橡皮图章”（Sánchez Medero， 2025）。究其根本，当前所宣扬的数字民主大多流于形式，党内议程与决策权依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民主决策的理想也难免成为泡沫。

  （二）传播重组：媒介环境的话语延展

  数字媒介的蓬勃兴盛，为政党话语内容与沟通策略注入了持续革新的动力。它不仅提升了政党信息传递的速度，扩大了其覆盖面，更在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中调整了政治传播的渠道、内容和受众关系。传播不再是单向度的信息输出，而是围绕多平台的交互实践展开：社交媒体提供了即时互动与舆论反馈机制，娱乐媒介模糊了政治与大众文化的边界，视觉符号则以通俗化的形式渗透到日常交流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的传播逐渐呈现网络化、娱乐化和符号化的特征（荆学民、施惠玲，2009）。更为细致地看，数字媒介对政党传播逻辑的塑造，集中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议题控制的权力式微。数字媒介打破了政党和主流媒体垄断政治议程设置的权力格局，政党对政治议题的掌控能力逐渐削弱。公民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既定议题，而是能够直接介入、表达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党共享甚至竞争议程设置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数字媒介所带来的赋权效应能够使公民反向塑造政治议题，并通过平台算法的“扩音”效应得以放大，绕过政党的舆论筛选机制，直接转化为公共议程（Guo，et al.， 2024），分散了政党对政治议程的控制权（Jungherr， et al.， 2019）。相关研究表明，在议程设置能力上，社交媒体足以和政党掌控的主流媒体分庭抗礼（Gilardi，et al.， 2022）。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赋权效应。大语言模型不仅提高了公民的发帖速度，还进一步拓宽了用户基数，为那些政治素养较低的公民提供发声的可能。当然，政党亦可以借助数字媒介搜集民意，提高议程设置的质量；或是借助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和监督政治议题，提高响应速度（王中原，2025）。然而，伴随而来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算法偏见可能干预信息流向，议题筛选机制趋于碎片化，社会共识基础被削弱，政党公信力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侵蚀。

  二是话语策略的混合化转型。相较于大众传媒时代，当前传播渠道多样化、政治信息碎片化和网络舆论情绪化等因素共同交织成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倒逼政党对传播策略进行结构性调整（Klinger & Svensson， 2015）。在这种语境下，经典的启发式传播策略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政党拓宽传播渠道、调整宣传内容、争夺用户注意力的重要方式。所谓启发式传播，是一种简单高效的传播策略，它通过忽略部分无关内容并聚焦特定线索来降低信息传播的复杂性，并于数字时代发展为一种混合性的话语策略（Shah & Oppenheimer， 2008）。其混合性集中表现为传播渠道的多重运用，即线下媒介维系公信力，线上平台拓展传播范围。由于线上媒介的特殊性，政党如要实现病毒式的传播效果，传播内容必须具备情感吸引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得到更多用户的认同与转发，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效果（Messing & Westwood， 2014）。同时，如何实现不同渠道的“破圈”与协同成为混合性策略的关键。有研究表明，政治信息的娱乐化、与用户个人的关联化，以及政治议题的本地化策略，有助于政党建立不同渠道、不同层级用户之间的联系，实现更广泛和有效的信息传播（Schäfer， 2023）。

  三是算法驱动的靶向传播。数字时代，算法为政党精细化传播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智能算法可以爬取数字媒介中的海量数据，包括用户的人口统计信息、社交网络和行为偏好等内容，并利用机器学习、语义分析等手段将数据信息转化为身份识别的代码，对用户进行属性分类和心理画像（王中原，2021）。在一些选举实践中，政党会利用算法将用户划分为不同的心理与身份类别，以便能够通过算法实施计算宣传和窄播策略，精准输出符合选民利益主张和个性化需求的政治信息，向特定群体传达专门化的政策承诺，以期提高政治信息传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方彪、张鹏，2024）。当然，这种靶向化的传播策略对算法技术提出新的要求，一些政党诉诸外部力量，向平台公司购买技术和服务；另一些政党则致力于搭建自己的平台系统，将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随着西方各国信息数据保护法相继出台，如何在法定框架和有限信息的约束下更精准地传播信息，成为政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Bennett， 2016）。

  （三）动员变革：数字场域的参与实践

  数字工具的迭代发展，让政党的选民吸纳和政治动员朝着更加专业化和技术化的方向转型。为了适应数字平台的运行逻辑，并在更大范围内激发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政党的动员策略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信息呈现上的简约化和符号化，使年轻群体的参与意愿被有效激发；魅力型领袖通过娱乐化转型突破了传统传播的边界，将政治内容带入更为广阔的受众圈层；情感化的叙事策略贴近民众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选民态度和行为。可以说，数字动员不仅成为政党与选民交流互动的核心策略，也在无声地影响和改变着民众政治参与的结构和格局。数字时代的到来，使政党在动员民众的方式上展现一系列独具时代性的特征。

  一是动员空间的扩张。数字空间压缩了动员的边际成本，政党足不出户便可在数字空间中接触志同道合的选民，亦可与支持者建立虚拟的政治联盟，组织和策划民意调查、政治选举和抨击对手等政治活动。同时，数字空间不仅赋予政党前所未有的动员即时性，使信息的生成和扩散实现零时差，还在互动维度上显著拓展了动员的深度与广度，拉近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Kreiss， 2016）。与此相对应，对于选民而言，他们可以随时对政党的动员活动予以反馈，无论是对政党帖子的点赞、评论和转发，还是通过标注政党账号以实现定向意见表达和观点讨论，都构成政治参与在虚拟场域中的重要表现。有研究表明，用户接收到的内容越丰富，与政党互动越频繁，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有时甚至比党派运动更能动员摇摆选民参加选举投票（Kim & Lee， 2021）。同时，党派支持者被纳入政党自上而下的控制网络中，成为向外动员选民的关键节点，进一步提升了政党动员的广泛性和覆盖面。

  二是边缘群体的吸纳。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政党得以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常规政治版图中长期处于沉默或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与靶向传播策略类似，政党可以依托大数据算法将用户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诉求进行细致刻画，发现和识别难以接触的群体，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动员策略，通过个性化的内容定制和广告推送激发其参与意愿（Dommett， et al.， 2024）。从2018年被大规模曝光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中，共和党向摇摆选民精准推送移民安全与合法性的帖子，到2020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向两百万中间选民定向输送丑化特朗普、支持拜登的政治广告（Aggarwal， et al.， 2023），算法驱动的数字动员策略呼吁和吸纳了更多政治冷漠群体参与投票、筹款等政治活动，有效地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规模。更为深刻的是，这种定向吸纳机制还为少数族裔、低收入者等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声和参与的平台，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政党关注和争取的一部分，甚至有能力左右政党决策和选举结果，从而增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意愿。

  三是非目标群体的排斥。尽管数字技术在政党动员中表现出优越的潜力，其运作逻辑却暗含明显的偏向性和排斥性。时间替代理论认为，数字媒介中的娱乐信息可能会挤占公民参与政治的时间，从而降低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在此基础上，部分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不仅难以起到培养政治兴趣的动员效果，反而助长了虚假信息和情绪极化等问题，导致用户出现信息过载和政治倦怠，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冷漠群体的疏离感。进一步分析，政党的精准动员策略往往是一种“向皈依者布道”的实践：为了最大化有限资源的效用，政党倾向于将动员努力集中在那些已有参与意愿或容易被说服的群体（Panagopoulos， 2016）。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和难以被算法画像的低素养群体，则在这一过程中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这种选择性忽视使得边缘群体更难进入政党的动员视野，他们的缺席由此被进一步固化，加剧了政治参与的群际差异，加深了边缘群体的参与裂痕。同时，具有较高数字素养和批判意识的群体，往往更加关注个人隐私，他们对政党的数据监控和侵犯隐私的行为抱有审慎和怀疑的态度，甚至对政治参与生发抵触和厌恶情绪，从而在冷漠之外生成新的疏离。

  （四）合法性重塑：信任、极化与民粹

  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使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支点，政党的合法性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组织动员和制度设计，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数字媒介中的形象建构、话语竞争与情感动员。数字化政党借助新兴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任修复，通过公开透明和互动回应强化了政党的社会基础，积累了全新的合法性资源。然而，数字化传播逻辑也可能导致政治话语的简化和对立化，削弱公共理性的讨论，动摇政党赖以生存的合法性根基。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借助去中介化和情绪化叙事迅速崛起，也在挑战着传统的制度权威。可见，数字化正在深刻地触及政党合法性的生成机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社会信任的有限回归。数字技术不仅为政党提供了建构声誉的渠道，也通过提升效率与治理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公信力。借助门户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政党通过感谢政治捐赠、公开财政数据、展示社会责任案例等方式来改善自身形象（Pressgrove & Kim， 2018）。其中，视觉呈现是构建信任的重要策略。真实的讨论、多元的声音和自由的辩论等图像，将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融入视觉传媒，成为选民判断政党可信度的重要依据。更为瞩目的是，这种数字化实践在民主合法性上产生了积极效应：有的政党利用在线问卷收集成员和选民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更符合选民需求的方针政策；有的政党开辟了更广阔的数字公共空间，拓宽了普通民众进行意见表达和信息反馈的渠道；还有的政党奉行更直接的数字民主，让支持者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民主决策，让公众在决策过程中重新找回信任。然而，这种信任的回归并非无风险的，数字媒介的透明效应亦可能暴露党内博弈和利益分配的具体情况，由此激化公众对精英的不满，进而引发新的信任失焦。

  二是政治极化的持续发酵。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兴起，政治话语的极化危机日益显现。为了适应数字媒介的传播逻辑，数字化政党往往将严肃的政治议题简化为片段式的宣传口号，通过“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来煽动选民情绪，放大意见分歧（Iyengar， et al.， 2019）。这类宣传话语虽然能掀起一时的参与热潮，却削弱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将数字协商平台变成政党极化的战场，无形中营造了情绪化和极端化的信息环境（Berman， 2021）。近些年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极化危机。在数字平台的算法推介模式下，用户被笼罩在“过滤气泡”之中，不仅被切断了与对立观点接触的渠道，而且被同质化的内容所裹挟，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逐渐凌驾于事实真相之上，极化裂痕由此不断加深（Jamieson & Cappella， 2008）。美国的党派分化甚至将疫苗接种从公共卫生议题转化为政治表态，导致共和党人的疫苗接种率明显低于民主党人。

  三是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成为民粹主义政党打破传统格局，实现跃升的关键催化剂。民粹主义政党在社交媒体账号的经营上颇具优势，其粉丝规模和传播声量均遥遥领先（Barbeito Iglesias & Iglesias Alonso， 2021）。其根源在于，民粹主义政党松散的组织结构和去中心化的宣传需求，天然地与数字媒介的传播逻辑相契合（de Nadal， 2023）。在数字媒介中，民粹主义政党反建制的政治主张可以绕开主流媒体，直达用户耳边，不仅降低了政治沟通的成本，而且能通过去中介化的互动方式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强化“民意代言人”的政治形象。魅力型领导人的成功塑造，被普遍视为数字民粹主义崛起的核心动因。同时，流量导向的媒介逻辑与民粹主义的情绪化叙事相互呼应，无论是揭露精英丑闻还是散布恐慌消息，这些非理性的极化内容为数字平台和民粹主义政党制造了双赢的可能。数字媒介的透明效应激化了公众对腐败体制的反感，而其即时性与互动性削弱了政治传播的专业性与理性，进一步助推了民粹主义的浪潮。

五、结论与讨论

  在数字化浪潮下，西方政党政治的结构特征和制度逻辑正在经历系统性变革。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数字化究竟如何影响政党政治的发展，本文首先从数字化政党这一新兴概念出发，厘清了数字化政党的运行逻辑和结构性特征：运作载体的界面化、政治互动的实时化和组织边界的开放化。接着本文围绕数字化与政党政治的理论分歧，梳理出政党数字化转型的三种理论视角。其中，技术驱动论认为，数字技术是重塑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结论往往来自少数个案研究，存在夸大技术效果的嫌疑；制度约束论认为，传统政党的组织惯性和意识形态是制约政党转型的关键因素，转型过程往往受到组织资源禀赋的制约，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政治沟通与基层动员中数字技术的结构性作用；而混合媒介论从更为包容的角度，为理解数字化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为辩证的立场，强调技术影响的选择性和阶段性，但这一视角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暂未搭建起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基于理论层面的新进展，本文重点考察了实践发展中数字化技术究竟如何影响政党的运作模式，尤其是如何改变政党政治的制度逻辑。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传播、动员和合法性四个方面。从组织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突破了政党内部森严的传统科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平台化和去中介化的数字科层。平台化的组织运作机制保障了民主决策的有效实施，但也带来组织结构虚化等新的问题。从传播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作为新型传播工具，直接推动了媒介环境的重组。为了适应话语权式微的混合媒介语境，政党不得不调整自身策略，不仅使用启发式传播手段拓宽政治信息的传播广度，更致力于使用大数据算法提高传播的精度。从动员层面来看，数字技术开辟了更广阔的动员空间，直接改变了政党与公民互动的实践模式。政党的数字动员虽然能够精准触达并吸纳边缘和少数群体，提高其参与意愿，但本质上是一种“向皈依者布道”的动员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偏向性和排斥性。从合法性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不仅是政党弥合信任裂痕、夯实社会基础的重要工具，也是政治极化发酵和民粹主义崛起的催化剂，挑战着传统政党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权威。

  相较于既往的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试图把数字化从一种相对外生的技术条件转化为政党制度内部的分析变量。以往研究多停留在工具使用与传播方式层面，而本文强调数字化会在组织边界、权力流向和参与结构中留下可观察的制度印记，使数字化不再只是政党行为的背景，而成为解释政党运作差异的重要结构性因素。第二，本文在技术驱动与制度惯性之间加入制度过程的视角，指出数字化的作用并非直接呈现的，而是被政党既有的权威结构、资源分布和组织传统逐层过滤。数字化既可能加强权力的集中，也可能加剧结构的松散。由此，为理解数字化效应的差异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解释路径。第三，本文将数字化对政党的影响从行为变化上提升到制度运作层面，强调数字化会在组织边界、权力分布与参与结构中留下可识别的制度后果。这一视角使数字化研究摆脱技术更新的表层叙述，回到西方政党制度分析的核心。

  当然，本文仍存在进一步的探讨空间。在概念界定上，虽然本文尝试从界面化、实时化和开放化等维度来概括数字化政党的结构特征，但对“数字化政党”这一概念的界定仍停留在关系论维度，并未提出清晰的，具有互斥性的学术概念。未来仍需从本体论维度出发，提出更为严格的“数字化政党”研究边界，使这一概念能够和候选人、党派领导者、政府等相近概念区分开来。在理论发展上，政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媒介环境、政党角逐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未来的数字化政党研究应与政党制度理论、媒介传播理论和政治话语研究对话，以期强化数字化政党相关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本文系南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青年交叉研究项目“大数据时代的民主参与机制变迁：基于陪审制度的法政治学分析”、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基金项目“全球数字化转型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开放治理与政府发展”（项目编号：340-63263037）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张小劲、张梓洋、同奕珲等师友以及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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