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理论的跨国：宋斐如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1928—1939）

一、引言

  1941年5月，毛泽东为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在延安创办的日本工农学校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①这一论断及其提出方式提醒我们，即便在抗日战争这一中日两国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促进着两国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近代中日两国左翼的跨国联系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但已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多聚焦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②对30年代，特别是1931年以后中日之间的左翼关系着墨较少。少数涉及该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野坂参三、鹿地亘等日本左翼人士在华的反战实践，③鲜见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者。④因此，关于30年代中日左翼思想联系的历史尚待深入考察。⑤当然，考虑到该时期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在上一个世代建立其知识结构，其中又以留日知识分子占多数，中日左翼思想的联系在30年代表现出对上一个世代的延续性，是情理之中的。

  那么，这一思想史的面向为何迄今未获足够关注？本文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研究范式。从政治和社会史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中日跨国左翼运动的确陷入低潮，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更使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国知识界被统摄于民族救亡叙事之下，这也深刻影响了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但正如邱士杰指出的，具体的革命运动或有低潮，而具有丰富“国际性”的左翼思想论述却可超越这一困境，成为考察跨国联系的良好媒介。⑦在30年代民族救亡的上层叙事之下，来自日本的左翼思想资源仍以各种方式渗透中国知识界。

  二是研究视角。目前学界多以宣传视角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日本相关话语，且呈现出“重组织轻个人、重实践轻思想”的倾向。⑧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成功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卓有成效的舆论动员，但也导致一些蕴含知识分子自身学术和思想理路的论述被简单视为出于战时宣传需要的应时之作。这进一步使得宣传话语中所蕴含的日本左翼思想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掘。⑨

  在这一问题意识下，日本问题评论家宋斐如的思想值得深度观照。凭借出身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区而有的语言优势以及后来在北京大学接受的系统学术训练，他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日本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更重要的是，自20年代后期起，他便长期关注日本左翼学界的日本资本主义研究，其战时主张的抗战必胜论，恰恰建立在这一前期学术脉络之上。目前，学界对宋斐如的研究多集中于生平梳理与战时宣传经历，而缺少对他的日本研究思想，尤其是日本左翼思想资源研究的深入发掘。⑩因此，本文将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追溯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认识的演进及塑造“抗战必胜”叙事的路径，以期推动学界重视抗战时期左翼跨国思想流动的历史面向。宋斐如的个案也呈现了战时宣传与学术思想、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彼此嵌合的关系。

二、宋斐如关注日本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  

  宋斐如，本名宋文瑞，1902年8月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殖民统治带来的歧视与不公很早就进入了他的生活体验：

  无情的社会关系在我少年的天真的学习时期就为我刻下一个“民族界限”的烙印。11

  在学期间，他与日本“大国民”学生在方方面面都被区别对待，甚至背负“清国奴”的骂名。12这段被殖民的经历对他影响很深，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推动了宋斐如的祖国意识觉醒。1922年从台湾商工学校毕业后，他前往大陆求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进入该校经济学系。在选择专业时，他最终决定学习“包括政治、社会及法律等部门的广义经济学，即所谓政治经济学”。13正因如此，他与吕振羽、刘思慕、陈豹隐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交集，确立了一生的学术视角。此后二十余年间，宋斐如发表文章数百篇，其中多数与日本相关，并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少年台湾》《新东方》《战时日本》《人民导报》等报刊。14本文虽主要研究其部分理论性文章，但他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提示我们，对其思想的分析不能脱离他作为宣传家与评论家的现实关怀。

  宋斐如大学时代（1926年—1930年）的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他多年以后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北京在张作霖军阀统治下，华北是一片黑暗，报界自也无光明可言”。15但此时的北京，同时也处在左翼文化与社会运动快速发展的时期，置身其中的宋斐如因此亲历了这两股力量的对撞。一方面，他目睹了军阀当局对民众示威运动的镇压：  

  近来北京的警察，可说是专在与民众作对头，凡有民众的示威运动，少有不受警察的干涉和禁止，在前的五四运动，五七运动，驱彭（允彝）运动国会请愿以及最近的五四纪念，五七纪念……每一次的民众，都领略过警察先生们的好意，而且都被打得头破血流！16  

  另一方面，宋斐如详细记录了1925年争取关税自主运动的盛况。当年10月至11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利用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机，领导学生联合会、反帝大同盟等团体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参与其中的宋斐如亲眼看见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学生被打伤，以及群众冲破警察封锁，捣毁警察署派出所，将“京师警察厅”的牌匾带回北京大学的场景。他热情呼喊：

  如果大家这样继续的奋斗下去，不但能够把警察的假面具打掉……就是那“总长”、“总理”甚至什么“执政”、“大总统”等等之类的，也可以根本改造一下！努力！奋斗！铁石相击、闪烁的火花、登时就星迸出来、奔流骤阻、那美丽的虹采、亦随飞沫而辉耀：有冲突、有奋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这才是真有进步，真有意义的人生！17 

  然而，形势并未如其所愿。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后，政治空气未有松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查禁反而愈发严厉。18宋斐如在文章中借讨论研究方法，隐晦地表达不满：

  事实上，政府当局、教育机关以及舆论界对于社会科学的“新假设”，反加以压迫、抑制，甚至连讨论和批评，也非完全扑灭不可，所谓“取缔思想”，所谓“统一民心”，就是这种事实的铁证。19

  他还借日本政府对左翼学术的打压，影射国民党的“统一理论”运动。20由此可见，宋斐如此时就已经开始关注日本左翼知识界了。

  宋斐如的心态在当时并不特殊，因为这也是当时泛左翼革命青年的普遍心态，有研究指出，蒋介石“清党”后，即便是国民党的青年党员中，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迷茫情绪。2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及其导向的革命策略分歧，本就是国共分裂的主因之一。正是大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破裂及失败，促使一批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之后进入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领域，22其中就包括与宋斐如交好，深度参与中国社会史论争的吕振羽。23宋斐如也在此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

  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宋斐如的思考中嵌套着出身台湾的独特经验。据其日后回忆，殖民压迫带来的“不平的苦痛的情绪”，一方面造就了他“景慕祖国”的心态和“回到祖国来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对中国现实的思考。赴大陆前，他曾抱着乌托邦式的向往：“那时候在我脑子里所描想的祖国正是一个天堂，北京、上海等地方必定是极乐世界。”24结果，“我的怀疑和失望从上陆的刹那即已开始”。25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满怀期待而来的宋斐如在心理落差中，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追问：  

  追想我十多年来的生活的变幻，在追想中详加比较、推敲、检讨。比较和检讨的结果，得到一个疑惑：若说中国是个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的社会，一般的人情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要温存亲热些。若说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社会的秩序和治安应当不至于紊乱到这步田地，糟到这步田地。我近年来精神全用在这个疑惑的解答上，各方面探求的结果，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到底是一个殖民地性的国家！”26  

  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背后有着直接的现实关怀，“论战的参与者直率地承认，使革命获得新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27因此，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思考是直接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探索相关联的。那么，宋斐如对此有何理解？1929年，他在《村治月刊》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有“急进和缓进之别”，“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代表急进方案，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所代表的“缓进”方案更适合资本主义“病势”较轻的中国。28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时期，宋斐如很少再正面表达对中国革命路线的态度，特别是深入论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唯一一篇直接论及中国经济的《民国以来中国经济的概况》，也只是重复反帝问题的重要性。29直到1932年，宋斐如在所著之《土地政策研究》中，用大量篇幅介绍日本学者的观点，并借由探讨中国土地政策问题之际，简单谈及了他本人在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改良立场。30与他共同创办《新东方》的吕振羽深度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其论述得到郭沫若等左翼学者的肯定。31宋斐如心怀同样的问题意识，却与中国革命的焦点议题保持距离，逐渐走上了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之路。

  不过，我们仍可从宋斐如对台湾地区革命形势的分析中，窥见其对中国革命的更多看法。宋斐如1930年翻译了山川均《殖民政策下的台湾》一文，32并将译本更名为《台湾民众的悲哀》。在译后记中，宋斐如重点剖析了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张力——大革命时期国共分裂的核心症结。通过对比两岸形势，他指出台湾地区与大陆的社会运动在复杂性上高度相似：  

  甲派揭出民族解放的旗帜，却以劳动组合（或曰工会）的民众为后盾；乙派标榜着阶级斗争，而以农民组合为后援。33  

  这既是在描述台湾地区的民众党与文化协会，也是在影射国共两党。他还将蒋渭水与蒋介石作比，认为台湾地区的民众党“具有中国国民党右派的意识形态”。34可见，宋斐如对中国革命不乏观察与思考。

  此后，宋斐如转向对日本资本主义的研究，这或许是其中国关怀的一种曲折回应。与此同时，五卅运动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日益凸显，尤其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而出兵山东，制造“五三惨案”，日本日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尤为突出的外来威胁。而恰在此时，日本左翼学术界正围绕日本资本主义展开论战。在时局推动下，宋斐如逐渐涉入日本资本主义议题。

三、高桥龟吉与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早期认识（1928—1930） 

  宋斐如最初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的文章，主要发表于《三民半月刊》。该刊取向偏国民党左派，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明确反对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又重视劳资、农业、地权、帝国主义等问题。其发刊词表明，应对国民党“清党”后的意识形态危机正是办刊要旨之一：“北伐虽已成功，建设正待努力……一方需要主义宣传之普及，一方更需要主义内容之充实”，为此必须“一方努力革命的实际工作，一方还能对主义详索深思”。35在这一方针指引下，该刊将介绍各国经济与改革动态作为重点之一，以为探索之参照。这在客观上为宋斐如引介日本左翼论述提供了空间。1928年11月，他首次在该刊发文，翻译介绍了一篇发表在日本期刊《改造》上的文章《日本的满蒙经济政策》。36

  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更具学理性的涉猎，始自译介高桥龟吉的作品。1929年3月，《三民半月刊》刊载他翻译的高桥龟吉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归趋》一文。37同期，他还在《益世报》上长篇连载了同样由高桥龟吉撰写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及其转入衰途的情形》的译文。38

  高桥龟吉正是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引发者。1927年，他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地位》中提出“小帝国主义”理论，否认日本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强国，主张将民族主义纳入左翼运动，最终导向对日本东亚扩张的支持。39这一观点引发日本左翼学界群起批评，进而演变为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即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辨明本国社会性质是规划革命步骤，理解上层建筑变革方向的前提。这一关怀在中国导向了社会性质、社会史、农村社会性质三大论战，在日本则引发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论争中，日本左翼学者依其立场大致可分为两派。40

  一为讲座派，因集体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丛书而得名。该派认为，明治维新开启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日本资本主义内部存在“半封建”的一面——工业与农业的落差、封建佃租的广泛存在、天皇制等“绝对主义”上层建筑，均体现了日本资本主义相较于西方的“特殊性”与“落后性”。因此，他们主张革命应分两步走：先完成未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1这一派别的代表学者包括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服部之总、羽仁五郎、相川春树、小林良正、田中康夫等人。

  一为劳农派，因山川均创办的刊物《劳农》而得名。该派认为，日本已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封建残余”仅是发展过程中的“冗余”，将被逐步吸收、消解。因此，日本资本主义与西方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其所遭遇的困境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表现，而非日本独有的“特殊性”所致。据此，他们主张革命应一步到位，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派别的代表学者有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畑寒村、向坂逸郎、铃木茂三郎、土屋乔雄、堺利彦、大内兵卫、冈田宗司等人。

  这场论争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最终因日本政府对两派的分别镇压而暂告一段落。42由于高桥龟吉正是这场论争的导火索，从译介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关注讲座派与劳农派其他学者的观点，是十分自然的路径，这可能也是宋斐如日后深入日本资本主义论争问题的起点。

  1929年宋斐如开始译介高桥龟吉的作品时，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已经持续了两年。作为日本资本主义论战的始作俑者，高桥虽遭到两派学者的共同反对，其研究本身却似乎兼具两派的思想痕迹。例如，在宋斐如翻译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及其转入衰途的情形》一文中，高桥一方面指出明治维新改革后的租佃制度“在经济上依然是封建制度，毫未达到资本主义化”，并认为明治时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最终只是产生“地主本位”的制度，这显然是倾向于讲座派强调日本经济封建属性浓厚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强调地主的“资本家化”，认为地主通过榨取农民进行资本积累和农业开发，这又类似于劳农派认为日本农业已经资本主义化的观点。43不过，高桥的相关讨论浅尝辄止，并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和衰落更多归因于外部影响，即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44

  高桥龟吉影响了宋斐如这一时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看法。1929年至1930年，宋斐如翻译或编译的高桥文章多达六篇，远超同期对其他日本学者的译介。这些影响也体现在宋斐如的原创论述中。1929年5月，宋斐如首次发表个人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述，认为“精工业化”无助于日本走出危机，其观点明显受高桥影响：侧重于外部因素——欧美技术与市场垄断，中国新兴工业的竞争，殖民空间饱和等，而对内部原因仅以资源匮乏、市场狭小一笔带过。45正如讲座派与劳农派的学者所共同批评的，从高桥的逻辑出发，必然得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唯有对外扩张方能突破困境的结论。46当然，此时的宋斐如对高桥的观点也并非全无保留。虽然，在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他与高桥的“小帝国主义”理论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日本应该转向亚洲，但不同的是，宋斐如认为日本应该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特殊利权，通过开拓中国市场，缓解自身危机。他或许是意识到了高桥观点中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刻意将其改造为基于中日平等关系的乌托邦式构想。

四、宋斐如对劳农派的接受（1930—1934）  

  1930年，宋斐如开始进入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农村与农业问题。明治维新后日本农业的基本性质问题，是这一论争中讲座派与劳农派的主要分歧之一。日本农业究竟仍属于封建经济范畴还是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两派学者借以判断日本整体社会性质及未来革命路线的重要指标之一。用猪俣津南雄的话说：   

  实则因为土地问题之成为农村问题的重心，所以它的解决如何，必定可以支配日本资本主义全般的发展速度、方向、特质、危机，一言以蔽之，“全运命”。47   

  讲座派领军学者野吕荣太郎也认为，“如果不清楚了解我国农业的特殊性质，就无法揭示其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在必然性”。48

  宋斐如最初关注日本农业，更多是怀着中国农村改造的问题意识。农村和农业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好友吕振羽正是从参与村治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逐步深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49宋斐如在吕振羽主编的《村治月刊》上发表高桥龟吉论述的编译版，这说明其有关中国农村的问题意识可能受到吕振羽的影响。501930年2月，他在《资本主义与农村问题》中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可能给农业带来的问题，直言提醒中国的“社会改造家”们加以注意。51同期发表的《日本近世农业经济的发展》则介绍日本农业经济的停滞与衰退，刊于《三民半月刊》农村社会问题专号上，他山之石的意味十分明显。52

  从这两篇文章来看，宋斐如此时对日本农村经济性质的认知已开始呈现出劳农派特征，相较于此前将日本资本主义危机主要归因于外部的做法，此时的宋斐如开始深入分析日本农业这一内部问题。1930年，他据猪俣作品翻译的《日本现代的土地问题》一文，开篇即指出：占日本人口一半的农村人口消费力不足，是造成国内市场狭小的主因，其背后则是日本的土地制度问题。

  此后数年，劳农派的理论成为宋斐如理解日本农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他曾在引介劳农派学者铃木茂三郎作品的译后记中指出，对日本农村的研究，是为了作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借镜”。53按照劳农派的看法，日本农业的停滞与衰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相较于西方并无本质区别。54该派别学者据此进一步认为，高昂的地租应被视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化后对稀缺土地竞争的结果，而非讲座派那样将其理解为封建佃租的延续。55仅是译作还不足以说明宋斐如这一时期的劳农派倾向。1931年1月，宋斐如在个人文章《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中明显吸收了劳农派的观点，将日本农业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阻碍：  

  日本农业经济衰落的真因何在？日本耕地面积的绝对减少，不是由于土地面积的狭小（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实），而是由于土地开垦利润的减低，单位产量的减少，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不进步，而是由于进步的生产技术之不能采用。总而言之，真因完全在于日本现在经济组织的窒碍。56  

  换言之，他更多将日本农业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逻辑，使社会资源难以实现有效开发与配置。在这一语境下，日本资本主义整体也只是世界资本主义并不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   

  日本资本主义是摹仿欧美的经济组织发达起来的，因其摹仿得十足，所以兴衰起落都要随人家的变化而变化。当此世界资本主义末期，其发达的停顿或衰落，自然难以幸免。57 

  有肥沃的土地弃而不耕，有进步的生产技术弃而不用，有数十万失业群众的劳力不能运用而任其自然消耗，瞪着眼睛，注视“天然淘汰法则”之“国际的运行”。“矛盾”，“自暴”，还有甚于此的吗？58 

  按照劳农派理论，日本资本主义既已高度成熟，应直接采取社会主义革命。在论及日本前途时，宋斐如也持类似看法，主张日本应实行“革命的经济制度”，即“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59

  考虑到宋斐如在中国革命路线上主张“缓进”，他对主张日本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劳农派的认同，似乎有些出人意料。那么，为何这一时期他更多服膺劳农派，而非为共产国际所认可的讲座派？

  劳农派理论中对受日本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注，或许是吸引宋斐如的原因之一。由于劳农派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日本是其中的一般组成部分），因此，他对于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些处于日本与其他强权竞争前沿的地区，投入了比讲座派更多的关注。比如，劳农派领导人山川均较为重视中国台湾的前途命运，如前所述，他曾撰写《殖民政策下的台湾》，后被宋斐如译成中文。恰是在这一时期，宋斐如与吕振羽等人一起创立了《新东方》杂志，除了直接讨论日本，宋斐如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重点关注朝鲜、中国台湾等被日本殖民地区的革命前途。60考虑到宋斐如的台湾出身，便不令人意外了，劳农派理论也可能因此吸引了他。

  出于同一思路，猪俣津南雄认为，中国革命对日本革命前途有重大意义。61相较之下，此时的讲座派虽同样反对日本侵华，但其革命策略仍更多聚焦于日本国内。劳农派这种从外部审视革命，强调中日革命关联的思路，显然对关心中国革命命运的宋斐如深具吸引力。他呼吁：

  日本民众如能在其国内，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军阀，官僚及其爪牙），使其不压迫中国的施设，摧残中国民众的活动，则中国革命也可以早些成功；因而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早日成功。62  

  受劳农派革命思路的影响，1930年参与创办《新东方》杂志后的宋斐如进一步将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革命前途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中国大陆革命成功，朝鲜和中国台湾才能得到解放。63到这里，宋斐如在猪俣和山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日本（被压迫大众）、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内的整体性的“东方联合革命”概念，从而在东亚内部建立了类似列宁在全球意义上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革命叙事。64

  宋斐如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可能是他服膺劳农派的原因之一。尽管其“东亚联合革命”的框架是围绕日本帝国主义构建的，但在宋斐如眼中，日本仍只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他参与主办的《新东方》杂志即可印证：在版面编排上，宋斐如虽主笔日本帝国主义部分，但这些内容始终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分析并列呈现，体现了刊物号召弱小民族反抗五大强国（英、法、美、日、意）的方针。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及淞沪抗战（日本称“上海事变”）后，他仍将日本视为世界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先导。65国联调查团偏袒日本的报告书，更坐实了他对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宰割中国的判断。66劳农派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与西方无异，而弱化其特殊性，这一理论进路显然便于宋斐如在日本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除此之外，劳农派理论可能还为宋斐如提供了一种“乐观愿景”。该派强调日本已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这一叙事对饱受侵略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一种乐观预期：一旦处于“资本主义末期”的日本爆发国内革命，其对华及东方弱小民族的侵略将随之停止——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外扩张根植于国内资本主义危机。正因如此，当日本对华侵略在30年代初期逐渐加强时，宋斐如依此思路，对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寄予厚望。

  九一八事变甫一爆发，宋斐如马上就对“日本无产群众及其代表的舆论”做了一次鸟瞰式调研。67此时日本国内的左翼力量发生了一些变异，宋斐如注意到，其部分左翼力量在对华侵略问题上，态度愈发暧昧： 

  日本无产阶级或其代表者对于满蒙问题的舆论，可以归纳成二大派别：其一为国际主义的主张；其二为国民主义的主张。前者主张放弃日本一般之所谓“满蒙特殊权益”；后者主张保护该种权益，为达此目的，甚至主张不惜采用任何手段。68 

  赤松克麿正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也是在对赤松的批判中，宋斐如首次运用自己所吸收的劳农派理念，破解日本的侵略合法化叙事。赤松认为，日本本土资源薄弱，即使社会主义化也无法提升大众生活，故必须确保对满蒙资源的占有。宋斐如则指出，这种资源决定论忽略了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的能动性。他以燃料演进史为例，论证资源是随技术进步而演变的范畴，并非一成不变的物理存在，进而指出，日本当前的资源匮乏实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化恰恰可以解放生产力。此外，即便以现有生产力水平衡量，日本本土资源也远未用尽，只是因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放弃了大量“利益率小”的资源。69这正契合劳农派的逻辑：日本资本主义已发展至尽头，其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

  对赤松克麿的反驳，是宋斐如运用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说构建抗日舆论叙事的起点。此时，他借劳农派思想破解日本的侵略合法化叙事，而此后，他将借讲座派思想建构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叙事。这一“破”一“立”或许并非偶然：劳农派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逻辑，适于破解强调日本“特殊论”的国家主义叙事；讲座派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半封建”的特殊性，战时恰可使中国人看到日本落后的一面，从而寻求抗战胜利的希望。

五、宋斐如的讲座派转向与抗战必胜论（1934—1939）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宋斐如逐渐转向其前一时期理论的反面：不再遵循劳农派强调日本资本主义普遍性的思路，而是借鉴其理论对手——讲座派的思想，越来越多地强调日本资本主义中“半封建”的特殊性。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相对于劳农派，讲座派更加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存在与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特殊性”，他们称之为“半封建”。讲座派认为，经济基础的“半封建”属性，导致了日本上层建筑中长期存在一套“绝对主义”体制，如天皇、元老、枢密院及军队“帷幄上奏权”等，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的政治模式。

  多重原因导致了宋斐如的转变。首先，20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左翼运动遭受残酷镇压，以日共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为代表，众多左翼人士被捕后纷纷“转向”。宋斐如此时虽仍鼓吹日本社会革命，但已逐渐察觉到其左翼政治力量的变质。至抗战全面爆发时，日本大正时期曾带动东亚跨国反帝运动的国际主义左翼浪潮，已基本转向国家主义。宋斐如对日本短期内爆发社会革命的期待也随之落空。

  此外，劳农派代表学者之一的猪俣津南雄，其观点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日本农村社会的深入调研，猪俣发现地主制剥削远比想象中根深蒂固，遂于1930年前后修正了之前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日本资本主义中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70从后见之明来看，猪俣在保留劳农派部分观点的基础上，吸收了讲座派对日本社会性质的若干判断，最终成为两派论争中带有折中色彩的学者。1930年1月，猪俣发表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的文章《日本现代土地问题的发展》，71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思想转变。旋即，宋斐如将之以《日本现代的土地问题》为题，译介至《三民半月刊》。文中，猪俣对日本农村土地所有制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指出其生产关系具有极强的掠夺性与落后性，地主阶级通过高额地租剥削农民。正是通过这一研究，猪俣承认日本资本主义并不纯粹，仍保留大量“封建残余”。72宋斐如翻译的猪俣另一篇文章《现代日本之土地问题与封建遗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73尽管猪俣仍然认为，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要素与“封建遗制”的对垒中，“前者是战胜的，而后者是战败的”，74但猪俣的这种暧昧与折中可能也影响了宋斐如。

  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宋斐如已在讨论“日本帝国勃兴的特质”，针对日本资本主义对政府主导和军事扩张的依赖，指出日本资本主义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的特殊路径。75时局变化和理论观点在宋斐如的思想中体现了同一种趋势：当日本在他眼中从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上升为首要威胁的时刻，日本资本主义在宋斐如的理论叙事中也变得日渐特殊起来。在此基础上，以野吕荣太郎为代表的讲座派自1932年起陆续推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丛书，更为系统地阐释了其理论中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为宋斐如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思想资源。曾在抗战期间与宋斐如共同从事日本研究的李纯青日后回忆，宋斐如和他“都用很大力量去读”这些书。76

  与上一段时期接受劳农派的背后存在现实考量相似，宋斐如转向讲座派同样是现实需求推动的结果。日本全面侵华加剧了民族危机，作为《战时日本》的主编，他急需构建一套能够鼓舞军民抗战信心的叙事逻辑，以论证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谈论日本社会的危机，单单叙述日本人民的厌战和反战，在一般没有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们，是怀着半信半疑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刻画日本社会生活的黑暗实状，至于政治经济上找出根本的原因来。77  

  宋斐如认为，在战时宣传中，相较于对日本人身材和人种的攻击和丑化，更重要的是从日本资本主义的本质洞悉抗战必胜的逻辑。78这也意味着宋斐如的对日心态与世界观有了更深层的转变。

  如前所述，讲座派对日本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的判定，使其在革命策略上主张“分两步走”。宋斐如对此并不陌生，此前他便认为中国适用“渐进”的革命策略，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对中日经济发展地位的重估。此前，在宋斐如的认知中，中国是“资本主义病症较轻”的后发国家，革命需缓进，日本则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可按劳农派思路实行“一步到位”的革命。但此时，这一差异发生了微妙变化：当日本同样因其严重的“半封建”问题而需“分两步走”时，宋斐如实际上已将中日两国置于比以往更相近的发展阶段。这种转变，正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由“榜样”到“对手”的心态变迁。79

  反过来说，正是这一心态转变，使得日本的形象建构也必须随之变化。此前，中国长期将日本视为学习对象，这种沿袭下来的尊崇心态，在抗战背景下不仅无益于鼓舞决心，反而可能催生恐惧与妥协——抗战初期民间的“恐日病”正是其产物。因此，宋斐如一改此前将日本描绘为劳农派理论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转而运用讲座派理论，将其塑造为可被击败的“半封建帝国”。在1939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本质论》中，他暗示了这种关怀：过去为中国所惊异的强国日本，看似“一跃而登世界三强之列”，“俨然是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却是“纸老虎”，“揭破了外皮，内部就是不调和的丑态”。80

  在宋斐如眼中，讲座派对日本“半封建”性质的定性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揭示了日本帝国的落后一面，为抗战注入必胜信心，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与封建共生”这一概念，恰好为中国人对日本形象的剧烈转型提供了逻辑支点。宋斐如因此得以向公众解释，为何一个曾作为学习榜样的“先进国家”，本质上却是外强中干的矛盾体。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明了讲座派理论的现实意义：  

  日本就如同穿上欧式大礼服的乡下绅士，不但形式上有许多不调和的地方，即其行动作为也都充满着“土气”，再加上横冲直撞起来，更活像一个劫掠都市的胡匪，封建的气氛十足，凶残的蛮性更十足。远东的胡匪现在已经侵入我们的堂室，大肆其中世纪的残暴和劫掠了。我们要抵抗这种胡匪，就不能不认清它的真面目，剥去用以吓人的假面具和用以欺骗世界的绅士大礼服，细加以分析，以便决定我们对抗的方策。81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的解读思路开始转变：从先前遵循劳农派，将日本资本主义困境归因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转向越来越多地归因于其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即“半封建”问题。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他开始大量引用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服部之总等讲座派学者的作品。1934年，宋斐如首次在论文中将日本农业经济称为“半封建的”，并将其视为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要素之一。82这篇文章，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危机》，与前述他确立对劳农派的认同时所撰写的文章标题近似，但前后两个时期，宋斐如对日本帝国主义危机的归因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之后，他进一步将日本农业的“半封建”属性与其国内的工业生产危机联系在一起。83他指出，“日本的生产方法虽有现代化的趋向，而工农的剥削样式却依然长期间系留于半封建的阶段上”，84进而又解释了农业的“半封建”属性与农业生产危机之间的传导关系：日本农业的“半封建”属性使得日本工业和农业的消费能力都十分低下，一方面，在农村领域，“明治维新后的细小农仍旧受着高率地租、奇重地税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剥削，其剥削程度高于德川封建末期。所以农民的生活更加低落，农村的购买力没有增大”。85另一方面，工业的劳动力也来自农村，“现代工业的工资劳动者不是由细小农兼当，就是和农家联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为补贴农家家用而出来赚工钱的，所以他们的工钱格外的低贱。所以工业劳动市场的扩大并不能导致商品的购买力增加”。86日本国内市场的狭小导致其工业生产的过剩危机，并促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外侵略，以开拓新市场。

  1937年11月，宋斐如在《抗日必胜的理论根据——〈封建的军事性的日本帝国〉自序》中，系统地将讲座派理论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半封建”属性的分析，与抗日战争的前途联系起来，并创造性地将这一属性进一步阐释为其与生俱来的固有缺陷。换言之，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日本帝国内部矛盾重重，战时注定失败，从而奠定了“抗战必胜”的理论依据：  

  日本资本主义及其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特别倚靠农村的高度剥削（当然也剥削劳工大众）及对外的侵略，所以特别依赖农村及殖民地始得存立；日本资本主义又因为它的后进性，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即与封建势力妥协及结托，所以在经济上形成地主、高利贷资本家及布尔乔亚三位一体的剥削主体，在政治上形成官僚、军阀及财阀共治的混合政制。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政治经济组织如此复杂，所以内部的矛盾也特别繁多而深刻。这些矛盾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必定愈加深刻化，终必演成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87   

  这种转变也并非迎合抗战宣传的应时之作，此后，即便是在纯粹的理论探讨中，宋斐如也展现出对讲座派的赞同。

  1939年6月，他在《日本农业经济的特质》一文中，借用讲座派理论从地租性质、人身依附关系、生产方式等角度，论证日本农业经济仍是“半封建”的。88此时，他对讲座派理论的掌握已趋成熟，开始产出总结性成果：一方面，宋斐如在《战时日本》长篇连载《日本帝国本质论》——他深耕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的集大成之作；89另一方面，他翻译内田穰吉的《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内田站在讲座派立场总结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契合宋斐如当时所需。他在为该书所作的译者序中写道：  

  从以上引证的可以看到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愈发展开、进步，劳农派的理论愈发暴露出脆弱性，愈发失却存在的立场。就今日的情形看来，问题的核心已经不在于劳农派与讲座派的论战，因为劳农派的基本错误已经论定了。问题的核心或将在于怎样修正讲座派局部的错误，怎样补充更充分的论证。90 

  不仅如此，宋斐如还尝试将讲座派思想用于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应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学到怎样分析我国社会阶级性的方法论，重新估定从前‘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各派主张的科学性”。91他心中始终萦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意识，借此语境再次浮现。如前所述，宋斐如最初接触日本资本主义的相关理论，正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的思考紧密相关。但与早年引介高桥龟吉作品和以猪俣津南雄为代表的劳农派理论，有意在两国议题间保持区隔，仅以“他山攻玉”的方式间接参与中国本土议题不同，此时的宋斐如态度更加坚决直接，他首次明言要将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学到的方法论用于讨论中国。

  宋斐如借助讲座派思想资源建构的抗战必胜论，实际上已不完全契合该派原本的理论进路。原初的讲座派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属性，旨在论证革命应“分两步走”，而宋斐如则将“封建残余”解读为日本帝国的内在缺陷，用以论证其战败不可避免。理论使用的语境已然转变。宋斐如基于讲座派理论所建构的抗战必胜论，可视为一种出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二次创作。

六、余论

  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劳农派和讲座派思想资源的挪用，体现了知识跨国流动中的创造性转译。他使这些思想资源脱离其原初的日本学术与革命实践语境，在转译中重构，使其服务于建构中国革命叙事的需要。纵观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认识的演变历程，其阐释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使他对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归因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显著差异，甚至彼此矛盾。全面抗战爆发前，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考量，他服膺劳农派观点，并以此驳斥赤松克麿的侵略合法化叙事；抗战爆发后，为建构抗战必胜论，他又转而借用讲座派的思想资源。

  如何看待宋斐如的这一转变？宋斐如从不是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他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剖析，自始至终都带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强烈现实关怀。他之所以能用日本左翼针对本国资本主义危机发展出的理论回应中国问题，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同步爆发。这固然有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更根本地反映了中日乃至东亚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面临问题的相似性。东亚农村经济普遍凋敝，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将危机转嫁边缘地区不无关系。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加速了作为廉价原材料与农产品附属环节的东亚农业的破产。中日知识分子问题意识的相似性由此而来，加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范式层面增强了知识话语的可通约性，“左翼理论的跨国”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重要现象。宋斐如出身台湾地区的背景与在大陆的求学经历，又使得这一现象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因此，他在中日两国之间基于左翼理论的问题意识迁移，既与其人生脉络有关，也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东亚造就的共性问题相连。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研究方法问题：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抗战宣传的考察，不应脱离其自身的学术脉络，宣传与学术统一于战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诚然，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战时宣传是时代与民族的需要，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其中。但对当代研究者而言，在重视宣传史的同时，需意识到思想史维度同等重要。宋斐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亦热心战时宣传，但其为抗战宣传所建构的话语并非漂浮于真空，而是与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思想脉络和学术积累密切相关。正是得益于这种学术思想的深度积累，建基于其上的宣传话语才得以对战时宣传产生更大助益。

  从更深层次来看，宋斐如从劳农派向讲座派的过渡，其意义尚不止于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脉络而言，两派的分野本质上关乎如何处理普世主义追求与民族国家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这种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张力，借由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语境表现出来，因此，具有超越具体国别范畴的理论价值。92正因如此，这一议题直至当代仍是左翼学界的重要关切。93宋斐如虽是借日本左翼思想回应中国现实，但显然无法回避这一核心问题，他的其他文章也体现了对国际主义与主权国家关系的探索。94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宋斐如从劳农派向讲座派的思想转变，固然可被视为一种工具主义的思想挪用，但同时也勾勒出他在认识日本资本主义问题上，从基于阶级的普遍主义向基于国别的特殊主义的演进。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转变旨在为中国自身的革命建构合理化叙事，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宋斐如对中国革命本身的理解。换言之，其对日本资本主义分析路径的变化，同样折射出他对中国革命路径思考的变迁。正如宋斐如在思想彻底倒向讲座派时所言：他希望借助讲座派强调民族国家“特殊性”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社会史论战重做论断。这一选择可谓意味深长。

  日本左翼革命者的探索表明，即便最初追求普世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却不约而同地诉诸民族国家，以抵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力。讲座派对日本资本主义“半封建”特殊性的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为他们倒向国家主义埋下了伏笔。95而宋斐如借助日本左翼思想资源重构中国革命叙事，其未明言的延伸中似乎也指向了类似的方向，从而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时代问题：如何打破资本主义体系下“屠龙者成龙”——由被压迫者向压迫者，由抵抗民族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循环？这亦是二战以来全球学术界不断思索的议题。96

  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重回世界体系中心的历史时刻，当代学界逐渐升温的对中日两国近代亚洲话语的重访，说明中国学界正试图思考和回应这一时代问题。97在此情境下，有必要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宋斐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作为当代学界的对话对象与理论资源。今日之中国作为新的东亚强国，再次面临来自西方的限制与打压时，近百年前宋斐如的思考，应能为此提供一定启示。而这，也正是透过他的思想，重访民族国家战火中，仍作为潜流发挥作用的中日跨国左翼思潮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