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语汇与谈资：集体记忆的话语表征*

  话语（discourse）是在特定语境中人们依赖语言、非语言和各类文本进行的包括谈话和书写在内的交流实践；但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话语关系并非内在于话语之中”，相反它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因此，话语的形成与非话语领域（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经济实践和社会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密切联系①，在话语隐秘的褶皱里，自然也包含了超越其表层含义的丰富而广阔的社会性意义②。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将话语及其生成置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之中，则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其丰富的社会纹理。

一、话语：集体记忆的编织母带

  长期以来，传统实在论一直将语言、符号乃至整个话语体系视为反映外部现实、传递个体思维或实现人际沟通的工具性媒介，此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话语在社会实践中所蕴含的能动力量及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兴起以及话语理论的蓬勃发展，一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潮逐渐浮现并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对话。③这一理论取向不仅有力地挑战了传统实在论的局限，更着重阐明了在社会成员持续的交往互动中，语言、符号或话语是如何参与到现实与历史的建构乃至重塑之中的。正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与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所阐述的那样，社会现实并非某种先验给定、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个体间日常互动与持续的话语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界定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因为“语言不仅能够建构高度抽离于日常经验的象征，也能够‘带回’这些象征，并将其呈现为日常生活中客观真实的成分”。④

  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话语实践远非中性的信息传递载体，而是一种深刻介入权力结构、塑造主体认知模式并规范社会行为的机制，因此理解话语实践，就“应当分析知识体系的形成与演变过程”。⑤在此理论脉络下，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对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话语建构性的认知，话语蕴含着社会关系分布、意识形态实践以及身份认同再生产的复杂机制。⑥这种机制不仅显现于语言交流的表征结构，更深植于社会成员的日常实践与集体记忆的深层结构之中，使得话语分析成为理解记忆政治、身份建构等社会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⑦

  如果我们沿着上述话语建构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集体记忆的经典著述，就可以发现起码早于伯格和卢克曼40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就已涉足话语及其建构分析。⑧作为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开创性地将社会学主义所提倡的“突生性”（emergence）引入记忆研究，提出在个体记忆之外，还“存在着某种集体记忆或记忆的集体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我们这些个体的思想融入这一框架之中并参与这类记忆，我们才具备了从事回忆的能力”。⑨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哈布瓦赫以家庭、宗教群体及社会阶级为分析对象，证实集体或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s）通过日常的互动交流、仪式展演以及共享的叙事传统，持续塑造并重构着共同体成员关于过去的认知、理解与情感联结。⑩换言之，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实质上是通过符号象征、特定语汇、修辞策略以及仪式化的表达方式共同编织的记忆轨道，这些轨道既浓缩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流传的经验片段，也折射出宏观社会结构在话语生成与记忆塑造中的印记。11然而，哈布瓦赫强调的现在中心观12，即记忆主要服务于当下需求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集体记忆在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可能存在断裂性特征。刘易斯·科瑟（Lewis A. Coser）与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矛盾之处，他们批评哈布瓦赫过于聚焦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功能，以至于社会自身的连续性问题被悬置了，这构成了对涂尔干思想的一种偏离，实际上弱化了社会本体论中至关重要的“存续”维度。13

  因此，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更侧重于探究社会记忆的连续性得以维系的机制。他认为，社会记忆不仅能通过包括记录、印刷、拍摄等“刻写”（inscribing）实践予以保留，而且能通过高度形式化的纪念仪式以及内化于个体的“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在身体中积淀，从而超越个人有限的生命周期，实现代际的有效传递。实际上，身体实践与仪式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往往是隐性的话语系统。在许多情况下，“有关过去的意向和有关过去的回溯性知识，是通过（多少具有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4通过身体姿态、特定动作、节庆仪式等不断重复的具身化行为，记忆信息得以被隐喻性地传递和巩固。这使得记忆不仅仅是停留在个体意识层面的表征活动，也是一种以符号化的、非文本的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再现，具有深刻社会意蕴的实践模式。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概念，深刻回应了现代性冲击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撕裂与鸿沟。诺拉指出，前现代社会主要依靠自发形成的记忆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来维系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连续性，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瓦解了这种传统的记忆生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被精心建构和制度化的记忆之场：档案馆、纪念碑、历史教科书、博物馆等物质或符号载体。15这些由国家主导的记忆之场将流动的、主观的记忆进行客体化、空间化与标准化处理。从话语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高度依赖国家权力对符号能指链的垄断性建构与阐释，正是通过话语的不断建构，才得以将特定的记忆框架“自然化”为普遍接受的共识。由此可见诺拉关于记忆与历史的表述，隐含了话语秩序内部官方叙事与底层表述之间永恒存在的张力。即使是宣称客观中立的历史书写，其档案选择、因果解释及叙事结构仍然受到特定时代主导话语范式的制约。这种对记忆与历史的批判性洞察，为阿斯曼夫妇（Jan Assmann & Aleida Assmann）关于记忆媒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跳板。

  阿斯曼夫妇共同发展的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理论纵深。扬·阿斯曼（Jan Assmann）区分了两种基本的记忆模态：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与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前者依托同时在世的几代人之间的口头交流和日常互动，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相对短暂的时间跨度，也因此成为“‘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它建构出一种“来自底层的历史”；后者则通过文本经典化、仪式程式化、图像象征化等制度化实践得以形成和维系，构建起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结构，但它“关注的（只）是过去的某些焦点”。16在此基础上，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进一步提出了存储记忆（stored memory）与功能记忆（functional memory）之间的辩证关系。她指出，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痕迹（存储记忆），但这些沉睡的资料只有通过特定的策展叙事、学术研究、公共纪念、教育传播等积极的话语实践，才能被重新激活、赋予意义，转化为能够塑造当下社会认同、影响现实行动的功能记忆。17例如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记忆在战后社会的演变，正是历经了数十年在学术、政治、文化及教育等领域多元且广泛的话语实践，包括历史重述、档案展演、幸存者证言、纪念仪式、文艺再现及学术讨论等多种形式——那些曾经相对潜隐的记忆要素，才逐步被激活并重塑为一种具有强大全球影响力和现实指涉性的功能记忆。18阿斯曼夫妇的理论为系统理解社会记忆的媒介基础及其在塑造社会记忆结构中的作用，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框架。

  随后杰弗里·奥利克（Jeffrey K. Olick）的批判性介入，标志着记忆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话语转向。他倡导的记忆实践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将集体记忆视为一系列动态的、具体的记忆产物（mnemonic products）与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前者（产物）包括故事、仪式、书籍、雕像、演讲、图像、照片、记录、历史研究、调查等；后者（实践）包括追忆、回忆、再现、纪念、庆祝、懊悔、放弃、否认、合理化、辩解、承认以及许多其他活动”。19事实上集体记忆被视为通过一系列持续的话语互动与社会实践而不断重构的意义系统与语义网络时，便通过叙事被建构，借由对话被协商，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被“表演”出来。20因此，认识集体记忆“必须依赖对话语和符号的诠释”。21

  上述学者的理论贡献呈现出既有承继又有发展的学术脉络。本文将话语视为集体记忆的编织母带，一方面受益于前述记忆研究的理论谱系；另一方面，其现实依据和经验质感则主要来源于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自2018年10月起开启的两项较大规模的口述史研究。22其中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着意以口述史和集体记忆的方式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宏大叙事获得个体经验的“补白”；23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则通过选取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人物群体，如抗美援朝老兵、劳动模范、“铁姑娘”、知青、赤脚医生、乡村教师乃至“下海”知识分子和知青社会学家等，以群体生命史的方式再现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群体叙事，我们得以发现以他们为代表的无以计数的普通人及其个人生活经历正是我们民族横跨七十年屡仆屡起的底层动力与精神源泉。24通过某种被学界称为结构-表征取向的社会学路径25对集体叙事的深入分析，以及对生命历程的强调26，我们可以揭示个体的生命历程是如何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被主流话语或群体内部的话语模式所吸纳、形塑，最终转化为具有集体表征意义的叙事文本。27换句话说，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个体的生命历程，总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而这埋下了芸芸众生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28，这些附着其中的个体记忆和情感心绪都掩藏了时代的痕迹，交融着群体的特征，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铭刻着国家的意志。

  这些群体的记忆叙事是一套跨越时空的复杂话语系统。其内在结构在持续建构与演变中，既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事件，又带着特定时期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社会氛围与文化背景的烙印。这使得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及由集体记忆所表征的历史事件既呈现出历史连续性，又因时代、地域、阶层等因素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与异质性。29亲历者在不同场合会采用不同的话语框架与策略，这表明集体记忆并非稳固的社会实在，更像是一种随互动语境、听众对象及当下社会氛围变化的、不断调整和重构的话语表演。

  在讨论命运共同体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时，我们曾简略提及，在为某个共同体所共享的话语体系中，直接制约个体叙事的因素主要包括语境、语汇和谈资。它们不仅是人们共同生活、共同挑战命运的产物，也是人们在记忆与复述中表征集体认同和意义感的主要手段。30语境（context）塑造了记忆和个体叙事的情境框架，限定了话语实践的可能性边界；语汇（vocabulary）承载了意义编码、话语风格与符号争夺；谈资（narrative resource and capital）则体现了记忆流通的筛选机制、文化资本的运作密码甚至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与资格。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话语生态系统，既是话语叙事或陈述的框架，也是理解集体记忆如何被建构、维系与转化的关键。

二、语境：集体记忆的情境框架

  在集体记忆复杂而动态的生成与传承图景中，语境绝非仅仅是记忆活动发生的被动背景或外部容器。更准确地说，它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相互关联且持续演变的情境框架。这一框架深刻地塑造着记忆的内容选择、叙事形式、意义阐释及政治意涵与社会功能。它不仅涵盖了记忆建构时所处的具体时空坐标与现实环境设定，更内嵌了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结构、权力关系网络以及微观互动规则。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语言实践的开创性研究中，首次系统强调了理解语言意义不可脱离其使用情境的重要性，并将语境划分为直接相关的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31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为我们理解集体记忆如何被情境化地建构、理解和传递提供了可能框架，那我们就可以结合对权力结构、文化语境与互动场域的关注，深入剖析语境对集体记忆所施以的复杂影响，它如何规定了集体记忆的“可说性”与“不可说性”。

  首先，权力结构与制度语境是塑造集体记忆首要且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维度。权力并非简单的压制性力量或单向度的支配关系，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弥散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如毛细血管般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规训实践得以运作。32因此，在福柯“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的概念中，话语不仅仅是语言的集合，更是一套规定了什么可以被言说、如何被言说、谁有资格言说以及在何种情境下言说的规则与程序。33这些规则并非自然天成，而是特定权力关系建构的产物。它通过定义、分类、命名、规范化等方式，建构起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框架，并生产出所谓的事实与真理。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权力语境决定了哪些集体记忆被视为真实、重要或值得的。

  例如，掌握更多象征资本和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国家、政党、官方机构、精英阶层等——往往能够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国家级纪念堂馆和仪式的设立、主流媒体的宣传等多元方式，来积极推广符合其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导向的官方记忆，并同时对可能构成挑战或颠覆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或底层记忆（subaltern memory）进行系统性边缘化、污名化或选择性收编。34这都体现了权力语境下的话语秩序对集体记忆内容和形式的规训作用，其核心是通过建立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来引导人们理解和诠释过去的历史。按照福柯的话讲，这套“真理体制”受到“政治与经济的持续驱动”，决定了社会接纳什么样的话语作为“真理”来运行，框定了社会使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区分真相与谎言。35

  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中，我们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受访者在追溯与讲述其个人参与国家工业化历程的经验与体验时，其叙事策略与内容选择展现出一种明显的自我审视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一种多重“在场感”——即“国家在场”（宏大叙事的内化）、“单位在场”（组织框架的设定和单位纪律的约束），乃至更为微妙的“他人在场”（社会评价的预期）。36这一复杂的叙事面貌，远非能用简单的个体记忆偏差或表达习惯来解释，而是在个体记忆中宏观权力结构与微观制度语境渗透、互动与影响的生动写照。它揭示了诸如单位体制下的组织纪律、保密原则、历次政治运动所塑造的政治敏感，以及长期以来被内化于心的意识形态规范，是如何细致入微地塑造个体对过往经历的认知、筛选与表达的。

  具体来说，国家在场首先体现为受访者自觉地将个人经历嵌入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谈及具体的工作经历时，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服从组织和单位的安排”等话语模式，例如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普遍使用的叙事基调——“好人好马上三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这种叙事策略反映了亲历者深层的认知框架，它使得个体记忆要在也只能在国家话语体系中才能获得更强的意义感和合法性。

  单位在场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单位体制对个体记忆的深刻塑造。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承载着生产建设、资源分配、社会控制、思想教育乃至文化娱乐的多重功能。尤其是单位体制下形成的组织纪律和保密意识，在亲历者之间尤为明显，构成了集体叙事的一道隐形边界，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被公开讲述，哪些必须保持沉默。更为微妙的是，单位记忆往往呈现出一种“集体化”的特征。亲历者在回忆重大事件时，倾向于使用“我们车间”“我们厂”或更为宽泛的“我们大家”作为叙事主体。“我们感”的凸显，以及个体主体性的相对淡化，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文化，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叙事策略。显然，单位不仅仅只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人们无法逃逸的生活世界和意义系统。

  其次，文化情境构成了影响集体记忆建构的另一个关键维度。它指的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弥漫的，被社会成员广泛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主流社会思潮、集体心智模式（mentalities）、行为规范模式以及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37这些弥散性的文化要素为群体成员理解过去、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表达记忆情感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和解释框架。38例如，在革命激情高涨、集体主义昂扬的年代，奉献、牺牲、忠诚等价值观念可能成为塑造劳模记忆或知青记忆的核心要素与叙事母题；而在市场化改革深入、个体主义与权利意识兴起的背景下，对于个人奋斗历程、权利受损经历、生活境遇改善的强调，则可能在新的集体叙事中占据更为突出的位置，甚至对先前的叙事框架构成挑战或重构。文化情境不仅影响集体记忆的侧重面向和价值取向，也潜移默化塑造着集体记忆的呈现风格、修辞策略和情感表达方式。不同文化背景或处于不同历史文化情境下的群体，其表达哀伤、怀旧、自豪、批判或和解的方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其所能调用的象征资源和叙事模式亦不相同。39

  再次，互动场域（interactional field）则聚焦集体记忆得以具体展演、协商和传递的微观社会互动情境。这包括记忆叙述发生的物理空间（如庄重的公共纪念场所、口述访谈的现场、私密的家庭聚会、活跃的互联网社群）、参与互动的对象（如家人、同事、同代人、研究者、记者、陌生人）、互动的具体目的（如寻求群体认同、进行代际教育、表达历史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以及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显性或隐性规则（如礼貌原则、面子顾虑、群体内部规范、访谈伦理要求等）。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印象整饰”的理论提示我们，个体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前台）会策略性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以塑造特定的自我形象，从而影响他人的认知与行为。40同样，在集体叙事实践中，亲历者也会根据具体的互动场域及其感知到的听众期待，选择性地呈现某些记忆片段，调整叙事的角度、详略和情感色彩，运用特定的话语策略，以期达到预期的互动效果或维护特定的身份认同。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线上空间已成为重要的记忆互动新场域，其匿名性、即时性和跨地域性等特征，为集体记忆的交流、传播和变异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与复杂性。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权力结构、文化情境和互动场域这三个维度的语境框架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紧密交织、彼此渗透，共同作用于集体记忆的话语建构过程。

  第一，权力结构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塑造力量，对文化情境的形成和互动场域的运行具有深刻的先导性与规约性影响。权力，无论是体现为国家机器的强制力、经济资本的支配力，还是知识精英的话语引导力，其运作的一个核心机制便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建构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并非总是赤裸裸的强制灌输，更多时候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教育体系、大众传媒、法律制度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建构起一个看似自然且不言自明的文化情境。同时，权力结构不仅塑造宏观的文化氛围，也直接或间接地设定了微观互动场域的基本规则和议程。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哪些议题可以被公开讨论，哪些声音被允许表达，哪些记忆被鼓励分享，哪些则被视为敏感或禁忌，往往都受到权力意志的无形调控。

  第二，普遍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弥散性的社会力量，亦对权力结构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微观互动的日常逻辑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情境并非权力单向塑造的被动产物，它包含了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伦理观念、民间信仰、社会心态以及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共享意义体系。这些文化要素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常识”或“集体无意识”，对权力行为构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如果权力行使严重背离了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观念（如公平、正义、人伦等基本价值），其正当性就可能受到侵蚀，甚至引发社会抗争。同时，文化情境也为微观互动提供了基本的文化脚本和意义框架。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如何理解彼此的言行，如何表达自己的记忆，如何协商不同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普遍的社会共识和沟通习惯，构成了互动场域中不言而喻的背景知识，塑造着集体记忆的风格与走向。

  第三，微观的互动场域尽管身处宏观权力结构和文化情景的制约之下，却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它本身也蕴含着对既有框架进行调整、适应、抵抗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变的能动潜能。个体在具体的互动情境中亦非复述官方或主流的记忆版本。他们会结合自身的生命历程、情感体验以及所处的具体人际关系，对接收到的叙事进行解读、筛选和再创造。

  以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为例，其形成和演变就同时受到了这三重语境因素的深刻塑造。在权力结构层面，官方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性质定义与评价的历史变迁（从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性到后来的反思乃至重构），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如“大返城”政策的实施），都直接框定了知青记忆的“可说性”范围与不同时期的话语基调。在文化情境层面，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革命理想主义、青春崇拜、城乡观念，以及后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主义思潮等，都为知青群体理解和诠释自身经历提供了不断变化的文化参照系与情感结构。而在互动场域层面，知青群体通过各种活动进行的持续交往和经历分享都在不断地塑造、协商和重塑着“蹉跎岁月”的多元且充满张力的集体记忆版本。从这样的角度看，赢得人们一再关注的“青春无悔”的知青叙事41，其实就不仅是对一种社会政策的事后复述，也是对“后知青时代”可能遗留的社会问题的提前缓冲。

三、语汇：集体记忆的符号工具 

  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语汇（vocabulary）系统不仅是承载和表达集体记忆的基础性符号载体，更是塑造群体认同、维系代际传承、进行意义勾连乃至展开权力博弈的核心场域与象征性工具。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其主要观点在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42能指（声音或书写形式）与所指（概念或对象）之间缺乏自然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43这为我们理解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语汇体系来构建、界定和维系其共享的集体记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石。索绪尔指出，语言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44，揭示了语汇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先验存在，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赋予、被协商、被争夺的动态过程。45

  与索绪尔从语言系统内部揭示符号任意性与意义差异性不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从社会历史的宏观层面敏锐地指出，许多看似古老悠久、代代相传的“传统”，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明”或“建构”出来的，甚至“所有历史学家，无论其目标如何，都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因为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对有关过去的各种意向的创立、破坏和重建做出了贡献”。46霍布斯鲍姆强调，社会群体特别是力图塑造统一身份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常常会通过精心创造、严格筛选、标准化和仪式化地反复使用特定的语汇、术语、口号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性表达，来构建一套看似源远流长，实则可能相当晚近的共同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这种细致入微且具有明确导向性的话语实践，其本身就构成了集体记忆得以形成、固化、传播并最终获得其强大社会效力的核心机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进行剖析。

  首先，语汇系统为群体成员提供了理解和阐释其共享经验的概念工具与认知框架。正如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与玛格丽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所提出的“阐释性语库”（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47概念所揭示的那样，语汇系统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共享的框架来理解世界、解释自身、共情他人。48特定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互动实践中，往往会围绕其关键经历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专有词汇、术语体系、行话、“黑话”、俗语乃至独特的表达风格和叙事模式。这些语汇构成了该群体成员理解和诠释其共同经历、共享情感及集体身份的基础，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看见”和“理解”过去的方式。49例如，在知青群体中，“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老三届”“大串联”“大返城”等一系列特定词汇，不仅仅指称具体的历史事件、国家政策或生命历程，而且深深地嵌入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复杂历史语境，承载着难以言说的集体情感内涵，里面交织着理想与失落、磨难与成长、疏离与归属等复杂情绪，并成为该群体成员辨识彼此身份、追溯共同过往、构建代际叙事的独特语汇密码。然而，这些语汇的意义并非单一或稳定，例如“青春无悔”这一表述，就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被赋予了从肯定牺牲到反思代价等多种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50反映了记忆框架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

  其次，语汇系统是集体情感得以凝结、承载和传递的重要载体。雷蒙·威廉斯（Raymond H. Williams）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虽然并非直接针对语汇，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充满象征意义的关键词汇，去捕捉、承载并传递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微妙而难以言明的集体情绪、感受和体验。在集体记忆的实践中，某些特定语汇的使用往往与强烈的、共享的情感体验紧密相连，这些词语本身就成了情感的容器与触发器。通过在群体内部的反复使用、在叙事中的不断强调以及在仪式性场合的集中展演，这些词汇逐渐超越其字面意义，被高度情感化，成为承载和唤起特定集体情感（如创伤、自豪、怀旧、愤怒、团结、失落等）的重要符号载体。例如，“铁姑娘”的称谓，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官方宣传和社会动员，可能凝聚了对女性劳动者打破传统的鼓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从而激发昂扬的集体情绪。然而，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或者由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使用时，它们可能唤起对性别刻板印象、身体代价、政治动员的工具性乃至时代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触及更为复杂甚至痛苦的情感记忆。这种情感意义的流动性与多价性，正是语汇在记忆的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关键特征。

  再次，语汇系统发挥着标识身份认同和区隔群体边界的重要功能。特定社会群体的语汇使用模式，包括其词汇选择的偏好、特定术语的运用频率、独特的俚语或行话体系，不仅反映了该群体的社会位置、历史经验和文化特征，更在社会互动中构成了确认成员资格，维系内部团结，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的重要身份标识。51

  在考察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实践时，语汇系统呈现出极强的政治性与建构性特征。这一独特的语汇结构，深受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体制、强大的宣传动员体系和政治术语社会化的影响，又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孕育于中国本土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剧烈的现代性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之中。革命胜利后，为保证快速实现工业化，党通过强大的国家话语机器，用以统一思想、动员民众，并为人民的日常交流乃至日后的集体回忆提供了基础性的话语框架和丰富的核心词汇。然而，社会行动者（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特定群体成员）在具体的日常实践和记忆叙事中，并非全然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常常会基于自身的经验、利益和理解，发展出各种复杂微妙的语义协商、语码转换、意义挪用乃至符号抵抗策略。

  “铁姑娘”这一语汇的产生、流行及后续的嬗变，清晰地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性别政治内部所蕴含的复杂张力。国家通过塑造邢燕子、郭凤莲等女性模范人物形象，将其成功塑造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去性别化”或“男性化”的生产力符号，以此服务于动员女性走出家庭、全面参与社会劳动的政治目标，在话语层面实现了对女性身体能量和劳动潜力的社会性征用。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进入日常生活中的语汇系统时，女性劳动者所面临的生理差异、家庭负担、性别歧视等具体困境，在宏大叙事中被抽象、简化乃至消解，转化为服务于“战天斗地”的革命美学和“男女都一样”的积极所指。然而，在民间记忆和后来的口述史访谈中，“铁姑娘”的叙事却常常保留着更为复杂的身体感知与生命体验，这构成了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描述的那种在公开场合被压抑但在私下涌动的“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52而更值得思考的是，改革开放后新兴的女性主义话语在审视“铁姑娘”现象时，既可能批判这种模式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忽视和对性别差异的不顾，也可能重新发掘和肯定这些女劳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展现出的主体性、力量感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大胆突破。

  改革开放前后劳模制度及其相关语汇的变迁，则生动地呈现了计划经济时期所倡导的传统劳动伦理与市场经济时期流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的明显张力与符号龃龉：前者提倡无私奉献、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后者侧重效率优先、科技创新、物质激励。与此相应，劳模典型在改革开放前是拼命苦干的孟泰、王进喜、时传祥，改革开放后则是具备创新知识或企业经营素质的袁隆平、鲁冠球、张瑞敏。尽管在两个时期官方话语体系都会通过发行邮票、教材编写、文艺创作、表彰大会、巡回报告等方式，广泛宣传劳模形象，将其升华为一种“肉身化意识形态”，即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身形象。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深化，传统劳模的语汇内涵被不断重新定义，蕴含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更新与调适，从“劳动英雄”转化为“改革先锋”。与此相应，劳模的社会声望和感召力同样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榜样，“企业家”“科学家”“致富带头人”等与市场、创新、财富相关的语汇开始在公共话语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这无疑对传统劳模的集体记忆及其传承构成了挑战。

  若进行比较观察，我们能够发现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人物群体，其集体记忆的建构在深层结构上都共享着一套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语汇逻辑，即通过语汇的标准化、意识形态化、仪式化与日常生活化，来实现对社会成员主体性的国家引导与意义建构。语汇在此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国家意志、身份建构、情感动员和历史书写的核心场域，同样还是集体记忆的承载符号。对这些关键语汇的产生背景、语义流变、使用情境、情感结构、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的话语分析，是理解这些群体集体记忆乃至理解更广泛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

四、谈资：集体记忆的文化资本

  在文化社会学的分析视阈下，集体记忆作为社会群体赖以建构和维系共同身份的核心机制，其生产与流通的复杂过程，实质上构成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揭示的文化资本积累、转换与再生产的一个关键性维度。当我们将研究的焦点投向新中国历史上若干具有特殊集体经历的群体——例如，从沿海都市投身于艰苦环境的三线建设者、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在特定时期被官方话语塑造为“铁姑娘”的年轻女性，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们围绕自身经历所展开的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不仅印证了哈布瓦赫关于记忆需要社会框架来支撑的基本原理，更展现出一种以谈资（narrative resource and capital）为核心载体的文化资本运作逻辑。这种以叙事形式存在，可在社会互动中被交流、分享和策略性运用的象征性资源，既承载着群体成员间分享经验、价值与情感的功能，又以日用不觉的方式实现了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同时还在无形中形塑着特定群体内部的象征权力等级，影响着群体在更广阔社会场域中的地位、形象与资源获取能力。53我们认为，所谓谈资，就是某些特殊历史群体的成员通过持续的叙事实践，将个体化的生命历程、独特的历史遭遇和复杂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可供群体共享并具有特定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的集体记忆素材库，由此它“始终作为集体框架的必备成分参与了集体记忆的重构”54。

  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这些特殊历史群体或命运共同体所共享的谈资系统，往往呈现出一种结构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维度上，这些谈资通常紧密围绕着与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的事件55展开。例如重大事件的起止时间、关键政策的实施、重要的制度性展演或符号性仪式（如三线建设者的入厂宣誓仪式、知青点上的集体劳动场景、“忆苦思甜”活动、“铁姑娘”突击队的命名与模范事迹）。命运共同体共同遭遇的事件如果不断地在纪念仪式中展演，“这些具有文化特性的姿势操演就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身体的记忆方法”56，同时其所反复提及的细节因具有强大的情感化功能，也最终会转化为集体记忆叙事中不可或缺的“桥段”、核心母题或共享脚本。

  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为例，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专业共同体是如何通过建构和共享特定的文化资本（包括核心学术思想、关键人物轶事、重要学术事件）来塑造其独特的集体记忆和学科认同的。例如，早期参与社会学重建的骨干力量，如著名的“南开班”57成员，他们关于重建初期在资源匮乏条件下的生活经历、师从费孝通等前辈学者的学习过程以及与彼得·布劳、林南、富永健一等国际知名学者交流互动的往事58，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无形中转化为构建学术共同体集体记忆的核心要素与宝贵谈资。59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甚至体现了个人介入社会学重建的经历，以及在学术圈的地位。

  其次，在功能维度上，这类以谈资形式存在的集体记忆发挥着双重文化资本效用：一方面，它作为群体内部流通的“符号硬通货”，在成员之间传递共享的价值观念，规范行为方式，确认彼此身份，从而有效地维持着群体的内部凝聚力与代际认同感。例如，一些曾参与新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生产的老工人能够生动、准确地讲述共同经历的细节、关键人物的故事，或能使用诸如“156项工程”“哈尔科夫”“东方红54”等特定行话。另一方面，它又常常作为群体向外部社会展示自身独特性，争取社会承认，为自身历史进行辩护或获取资源的区隔标记与叙事武器，用以确立或争取该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与象征地位。

  以三线建设群体为例，亲历者通过在群体内部的相互强化以及面向外部社会的反复讲述——诸如“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策略、“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的奉献誓言等口号所浓缩的艰辛创业故事——不仅持续地塑造并再生产着“三线精神”，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历史功绩与道德情感相混合的“三线精神”转化成了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本。60通过积极地将这些叙事推向公共领域，他们有效地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于这一曾被边缘化或模式化理解的群体的重新关注，从而清晰地展现了集体记忆作为文化资本在争取社会认可与资源分配中的能动作用。

  再次，如果将谈资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性资源和社会实践活动来深入考察，其内部的建构机制和具体的运作逻辑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更为细致的社会学分析。确实，如果考量理论谱系，集体记忆中的谈资生产与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和一种富有能动性的文化实践形态。这种实践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对话、回忆、争论、记录、传播等一系列社会行为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原本可能是离散的、模糊的、个体化的历史经验与体验片段，逐渐被筛选、整合、阐释，最终被编织进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情感连贯，为群体成员所大致认同的集体叙事体系之中。61

  在中国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众多“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在日后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回忆和叙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相当高辨识度和内部流通性的共享话语系统和叙事模式。这个系统不仅包含对知青生活的日常细节、“扎根农村”的具体经历、争取返城的曲折过程等具体事件的生动描述，更深刻地涵盖了他们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社会制度、个人命运与群体遭际的复杂价值判断和深层情感投射。这种由无数个体叙事汇聚、交织、相互印证或相互辩驳而成的共享记忆素材库，通过口耳相传、文字记录（回忆录、小说、诗歌）、影像再现（纪录片、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介形式，在知青群体内部及后代中不断流传、发酵和演变，最终在知青群体内部转化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功能的文化资本。拥有、理解并能够熟练、恰当地运用这套谈资，尤其是掌握其核心母题、关键人物、标志性事件、情感基调和特定语汇，成为维系群体认同、参与群体活动、建立社会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对该群体认知和评价的重要方式。

  在前述有关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案例中，我们提及了作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主帅的费孝通先生。作为这场重建的灵魂人物，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人格魅力以及他与学生们的互动故事，通过口述回忆、纪念文集、学术写作、师门传承等多种方式在学界以代际传承的方式绵延不绝，逐渐积淀为中国社会学专业群体所共享的一种独特的、具有高度象征价值的文化资本。这种转化过程本身，就是学科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巩固和传递的重要环节，它有助于确立社会学学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合法性和学术品质，凝聚当时还相对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并塑造后辈学者的专业认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与话语体系的倡导过程中，相较于其他学科，社会学学者们对于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探讨尤为热衷与激烈，其文化自觉不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性、实践性与思教性传统密切相关62，或许也与社会学学科重建者们的集体记忆大有关联。

  最后，这种基于谈资的集体记忆建构过程至少还涉及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历史事实的选择性保存与突出——哪些故事可以被反复讲述并成为经典，哪些则需要被遗忘或边缘化；二是对这些被选择的事实进行意义赋予、阐释与框架化，进而理解这些经历的价值，它们有些象征着学科的精神，有些预示着今后的挑战，有些则是先辈们的成就；三是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如学术会议的纪念环节、学科史课程的讲授、群体内部的口头交流、重要人物传记的写作等，来实现这些被赋予意义的记忆在共同体内部的有效流通、认同强化与代际传承。在这个过程中，谈资不仅仅是记忆的活泼桥段，更是记忆得以存活、流动、发挥社会功能并转化为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本的动力机制。

五、余论：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到话语记忆  

  本文的探索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信念：集体记忆，这一塑造着我们的身份认同、历史意识乃至社会行动轨迹的力量，其本质并非静待发掘的客观遗迹，亦非个体心灵内部的孤立回响，而是一个在社会互动肌理中，由话语实践不断建构、协商、争夺与再生产的动态文化过程。为了系统性地捕捉和解析这一过程的复杂机制，我们审慎地提出了一个分析集体记忆话语基础的三维模型，涵括了语境、语汇与谈资这三个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的核心维度。语境，作为记忆言说的舞台与社会规训力量，划定了话语的可能边界与阐释空间（其实，语境不仅是当下的社会情势，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语汇，作为意义的载体与符号的逐鹿空间，不仅编码经验，更凝聚情感、标识身份、建构认同；谈资，则揭示了记忆作为一种可在社会场域中流通、积累、转换与竞争的文化资本，其运作逻辑深深地嵌入历史、社会、生命与权力之中。

  然而，本文的旨趣不止于提出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对语境、语汇、谈资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阐发，以及对新中国若干人物群体记忆实践的初步检视，我们意在论证并倡导更进一步的理论取向：走向一种话语记忆（discursive memory）的可能。这并非意在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现有记忆研究理论版图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记忆现象本身复杂性的充分体认，提出的一种更聚焦、更具整合力、更能回应时代挑战的研究路径，其出发点和源动力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在现有的记忆研究中，对话语本体地位的强调不足。尽管许多研究都承认话语、叙事在记忆中的重要性，但往往将其视为记忆的载体、工具或表现形式，而未能充分认识到话语本身对于记忆的构成性作用。其实，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话语及其实践不同，说明话语并非仅仅是关于记忆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话语就是记忆，是由特定的历史、社会存在和群体生命史决定的记忆方式。63记忆的内容、形式、意义乃至情感，都是在具体的话语模式中被塑造、赋予、协商的。话语记忆主张将话语从工具性角色提升到本体论地位，将记忆研究的核心聚焦于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及社会文化后果。

  其二，在现有记忆研究中，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践的连接有待深化，我们需要跨越结构-表征之间的“卡夫丁峡谷”。在现有的路径中，人们或侧重于宏观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制度安排对记忆的塑造（如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或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或侧重于微观的个体叙事、表征与互动策略。然而，宏观结构如何具体地渗透微观互动？微观的话语实践又如何可能汇聚起来挑战或重塑宏观结构？这两者之间的动态连接机制，仍需更精细的理论工具来加以阐明。话语记忆论则试图通过“语境-语汇-谈资”组合成的整合框架，在宏观的历史背景、权力结构、文化情境与微观的互动场域以及叙事表征之间建立起更清晰的分析桥梁，考察三者间的相互塑造与转化。

  其三，在现有的记忆研究中，对记忆的实践性与动态性关注不够系统。记忆常常被视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物”（如记忆库、记忆文本、记忆之场），或是某种虽流动但已既成的心理“状态”。话语记忆则强调记忆是一种持续进行的社会互构实践，是一种集体的生成性记忆。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由具有特定目的和策略的行动者，运用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不断进行的意义生产、身份协商和关系建构活动。这种实践性视角要求我们超越对记忆内容的简单描述，而更关注记忆如何被讲述、建构、倾听、争论、传播、利用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本身的社会意涵。

  其四，在现有的记忆研究中，对权力的分析需要更为内在化的视角。权力是记忆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许多研究关注国家权力对民间记忆的塑造，或社会运动对反记忆的构建。但权力并非总是外在于记忆实践的强制性力量。话语记忆论借鉴福柯和布迪厄的洞见，强调权力内在于话语实践本身。权力的运作不仅体现为公开的压制或宣传，更体现为对“可说性”边界的持续设定（语境），对核心语汇意义的反复争夺（语汇），以及对叙事资本价值的重新评估与分配（谈资）。我们需要分析权力如何通过微妙的话语策略、惯习化的实践和符号资本的运作，在日常记忆活动中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反思，话语记忆及相关理论并非要否定或取代现有的研究路径，而是希望提供一个更聚焦于话语实践本身，强调动态过程，注重宏观-微观连接或结构-表征，内化权力分析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议程，以期全面、深入地把握集体记忆这一复杂现象的内在运作逻辑。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与话语体系建设”（批准号：23ASH001）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 项目（批准号：NJU-ZYR-01005）资助。